我靠捡破烂，还原了90年代的女孩卧室
2019年底，摄影师雷宝珠拥有了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房间。
之后这两年，她去拆迁的废楼捡破烂，和收废品的大姐讨价还价，自己上手装修、给家具涂漆……总之一切能省则省，还原了一间“时光旅屋”。
走进她的房间，很容易就能体会到“宾至如归”的感觉。因为对很多80、90后而言，童年记忆中的“家”就是这个样子。
如果在这个房间醒来，肯定会觉得爷爷奶奶还在、父母还很年轻、同学借的水浒卡还没还，暑假悠闲而快乐，仿佛永远不会结束。
这些与记忆有关的感情，正是雷宝珠想要留住的。
以下是她2019年的讲述：
一
我的房间里，全是破烂
从学校毕业后，我一直没有上班。
因为穷，我的爱好都是廉价或免费的：听免费的歌、看免费的电影、买打折食物、逛旧货市场、捡破烂、拍照……
好像生存下去也不需要太多钱。
我的房间大概7平米，除了床、置物架、吉他和录放机，其他物件都是捡回来的。
我捡破烂有大半年了，原本它们只能堆放在家里的各个角落。
三个月前，一个暂住我家的亲戚搬走了，我才拥有一个完整的空间，散乱的旧物终于可以汇聚一室。
因为空间小，我喜欢在墙上钉一字隔板。捡来的玩偶都是有灵魂的，聚在一起就不孤单。
我收藏的磁带、VCD等影音制品。
台灯是坏的，我做了一个红色灯罩，我真棒。
房间里有一个老式录放机，音质沙沙的，播放时恍惚回到了十几年前。
我捡的旧物大多生产至八九十年代为主，有器皿、旧衣、木柜、玩具、影音制品……
它们来自不同地方，材质不同、属性不同、形状不同，因为各种原因辗转到了我手里。
这些原本要被遗弃的物件，在我这里都是宝贝，翻新过后，又再度散发出时间的光华。
绿色的塑料串珠门帘。
铁皮暖壶生锈了，内胆也破了，可以用来做花瓶。
床头摆件，枕套是花边刺绣小鹿，低调中透着可爱，凸显我怀旧和少女心和优雅品位。
地面铺的是从废楼捡的地砖垫片，我喜欢绿色配红色，于是给小床买了粉红色的格子床单。
二
废楼寻宝记
今年年初，我开始探寻城市里的废弃拆迁楼。
起初只是为了捡老照片，后来发现这里有许多好看的物件。
即将拆迁的居民楼是一座宝库。
我当然知道，国内废墟探险有一个默认的原则是不带走任何东西。
为避免争议，我需要声明一下：我去的废楼都是即将拆迁的居民楼，拆迁人员即将动工，拾荒汉也早就把值钱的东西捡走了。
所以，这些物件最终要被填埋在泥沙之下。我感到非常可惜，慢慢地，便会把一些好看的旧物捡回家。
废楼里还有很多我特别喜欢却带不走的大件家具。
捡东西是会上瘾的，我开始频繁出入废楼，越捡越得心应手，已经可以快速从满地狼藉中挑出自己喜欢的物件了。
在这里，常常能碰到一个不再生产的款式，或者勾起童年回忆的玩意。
但我捡破烂从不去衡量它的价值，也不局限于年代和种类，只以“好看”和“喜欢”为原则。
从不同废楼捡来的陶瓷摆件。
墙上不能少了镜子。
玻璃杯具是人们搬家最不屑带走的东西，我捡到了很多各式各样的玻璃杯、搪瓷盘、铁皮暖壶。
柜子里面放着一些我捡回来的杯具。
抽屉里是老式的铅笔盒。
这些物件都来自杂乱不堪的房间，表面覆盖了灰尘或污渍，有的还有虫卵和臭味，所以清洗和晾晒是必不可少的步骤。
这是件耗时耗力的工作 —— 有些物品要用皂液洗刷表面，有些只能用湿布擦，布料和针织物则要用消毒液浸泡20分钟再洗涤。
但只要洗干净了，破烂就会变得跟新的一样。
我一般在卫生间进行清洗。
洗干净后放在阳台晾晒。
楼道里还放着一把没来得及清洗的藤椅。
也许有人会问，老去废楼捡东西回家会不会晦气。
我想说，我还会捡一些被遗弃的佛像、观音吊坠等，用来跟晦气对冲一下。
一些捡回来的观音吊坠和护身符。
三
人们总将还能用的东西扔掉
我家的装修，都是由父母一手操办的。
跟很多长辈一样，他们喜欢原木色的家具和纯色光滑的瓷砖，为了增加一点活泼的色彩，还喜欢墙贴。
时代在变，父母的装修风格越来越现代化，而我却越来越怀旧。
我家的另一个房间。
妈爸总是责备我收藏这些“破烂”，我却想让他们看到“破烂”焕然一新的模样。
我希望每个人走进这个房间后，都惊叹地“哇”一声，像打开了时光宝盒，勾起他们小时候的回忆。
90年代常见的玻璃装饰挂件。
我总觉得，以前的物品比现在的更加耐看、耐用。
或许，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一件物品要用很久，所以人们对于物件的设计更加用心。
排列整齐的椅子。
我现在的消费观是：能捡来的绝不花钱买，能买二手的绝不买新的。
所以，我的手表、背包、衣服，大多都是九十年代的产物。
我日常的衣物都是二手的，没有一件超过50块。手机也是二手的，400块。
我布置房间的一部分灵感，来源于童年住过的奶奶家。
奶奶那一辈人，从不轻易扔东西，家具总是盖着一层防尘布，衣服缝缝补补又三年，用过的塑料袋、瓶瓶罐罐都要攒起来。
而现在这个消费社会，人们大量地买进东西，又大量地遗弃。
别人丢弃的，在我这里都是宝贝。每个宝贝都有一段故事，一份不易割舍的情感。
就像三毛曾经说过的：
“人们常常不知不觉地将许多还可以利用的好东西当做垃圾丢掉，拾破烂的人愉快的时刻就是将这些蒙尘的好东西再度发掘出来。”
作者 雷宝珠 | 微信编辑 Jess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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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二厚的故事
东北的七八月份，尽管白天也热得很，入夜却是十分的凉爽。这天下半夜，月光朦胧，知青户的土屋里，劳累了一天的知青，一个个睡得死死的，没有一点声息。一个黑影悄悄地朝知青户摸去，在女生寝室的窗子外停了下来，黑影先用耳朵贴在窗子上听了听，然后轻轻将窗扇拨开，一纵身，跃上窗台，钻入了女生寝室。
大约过了一刻钟，原本寂静的女生寝室突然嘈杂起来，继而有人在尖叫，随即一个黑影闪出窗外，“咣铛”一声，同窗玻璃一起摔在地上。黑影迅速从地上爬起，朝屋后飞跑，翻过低矮的土墙，直奔青纱帐而去。
寝室里的煤油灯亮了。这时，有人在哭，有人在骂，乱成一团。响声惊动了隔壁的男生，他们便跑来询问原由，才知道有一个“大马猴”上了女生的炕。
女生睡的是一铺通长的大土炕，可容十来个人。大概在半夜三点钟左右，在炕中间熟睡的章芳梅被“呼呼”的喘息声弄醒。她觉得奇怪，转过身，在微弱的月光下看到身旁竟躺着一个男人。她惊恐万状，简直连话都说不出来：
“你…是…是谁！”
“轻点，不要怕！我…我…是周建平。”
“快…走…快走，我要喊了…”章芳梅用手推了推另一旁的小徐，说：
“小徐，小徐，我边上有个人，有个男…男的…”
小徐是有名的胆小鬼，被章芳梅推醒后说：
“别闹，别闹，半夜三更你不要吓人。”
章芳梅使劲推着小徐说：
“真的，真的，你看呀！”
听说是真的，小徐哪敢看，“吗呀”一声，用毯子蒙上脸，一边尖叫：
“你不要推我，你不要推我呀！我不管…你喊人呀…”
小徐的叫声唤醒了全屋的女知青，有人大声问发生了什么事，有人找火柴要点灯。那男人见状只好跳窗落荒而逃。
屋里亮起来，大家七嘴八舌地问章芳梅那人是谁，她只顾捂脸哭，一句话也说不出。生产队杨队长来了，问明了事情经过，说保证明天一定查出那个混蛋。
第二天，那个“混蛋”果真被杨队长查出，公社“群专”来人，将他五花大绑押走了。出乎人们的意料，“混蛋”不是周建平，而是全队出名的老实人－－李二厚。
李二厚老家山东，当年闯关东时，其父母一根扁担两只筐，将他和姐姐挑到了东北，在偏远的草原上安了家。父亲早逝，姐弟俩全由母亲拉扯长大。姐姐二十岁那年，嫁给了生产队副队长兼民兵排长白老大，白老大在大连当过兵，还是个班长，见多识广，是本屯的金凤凰，权威大着呢。从此，势单力薄的老李家有了依靠。
按说李二厚有了姐夫这个靠山，在屯子里也该算是个人物了，可他是天生的老实胚子，憨厚的要命，只会拼命干活，一跟人说话脸就红，见到大姑娘小媳妇远远地绕着走，不敢照面。二厚人虽老实，但却聪明能干，赶车犁田、织席编筐都是好把式。他还吹得一手好唢呐和竹笛，平日里，只要有空，他便“呜哇呜哇”地吹上一大气，声音从屯子西头一直传到东头。
半夜三更闯入女知青屋里的“大马猴”竟会是李二厚，大家怎么也难以相信。要说周建平还差不多，平常这小子爱沾花惹草，是他干的还能贴点儿边。会不会杨队长弄错了？连知青们都这么怀疑。
大家都认为事情搞拧了，这时，只有章芳梅肯定地说：是李二厚。其实，事情很快真相大白，二厚没等“群专”的人“帮忙”，就竹筒倒豆子交代个明明白白。
出事那天后晌，副队长白老大从大队开会回来，不知从哪儿弄来一付猪下水，交与二厚的娘说：
“妈，你给拾掇了，晚上我跟二厚喝酒。”
二厚娘本来就器重这个女婿，见女婿要与儿子一起喝酒，就格外卖力地将猪下水煮了，炒了几个鸡蛋，又到代销店赊了两斤地瓜闷（一种劣质的烧酒）。
晚上收工回来，二厚娘已收拾停当，郎舅两个就喝上了。乡下人一年能沾几回荤，二厚一口菜一口酒直觉得好吃，一来二去，就有点晕乎乎的，脸也红了，话也粗了。白老大在外闯荡多年，有着好酒量，半斤烧酒下肚没怎么样，望着小舅子直乐。二厚娘劝道：
“他姐夫，二厚过年二十四了，你老是在外面走，见得多，帮他说一个媳妇吧。”
“人有，可彩礼要得厚着呢。”白老大说。
“娘，我没…彩…彩礼，我也…不…不要，我打…打…一辈子光棍。”二厚酒多了，粗声粗气地嚷道。
白老大说：“你可别打光棍，有不要彩礼的，就怕你不敢要。”
“你说…谁…谁不敢要，你是瞧…瞧不起人…”
“那好，知青户里有那么些上海姑娘，你敢要吗？”白老大激道。
“你胡说，人家…人家…”老实的二厚不知说什么好，脖子上的筋都鼓了起来。
“怎么样？不敢要吧，你还是没胆量，有本事今晚就去。”做姐夫的还在激他。
其实，白老大故意激二厚，有他自私的动机。二厚若要成家，一笔彩礼必不可少，到时他这个做姐夫的能不帮一把？可他哪儿有钱。就算他当队长，一年下来才挣个一百来块现钱，而说个媳妇的彩礼至少八百，多的要两千。屯子里那么多光棍，不就是没钱么。如果二厚能找一个上海知青，那非但一分钱彩礼都不用出，还可能沾光呢。这在其它屯子已有先例。
两斤地瓜闷全部下肚时，已经下半夜。白老大晃晃悠悠地哼着“二人转”回去了。二厚被酒，也被姐夫的话撩得火辣辣的，萌动的青春欲火犹如干柴般点燃，他浑身燥热。恍乎中，他觉得姐夫说的也对，这帮女知青一个比一个干净漂亮，天天唱呀跳的，就是比乡下女孩招惹人，还老是“二厚”“二厚”地叫他吹笛儿，特别是那个……
“酒壮英雄胆”，二厚借着酒精的冲动，走出家门，迈出了他不该迈的一步！
其实，当他进入女知青屋里的时候，酒已吓醒了大半，他想退回去，却瞥见了在月光中熟睡的，身子半遮半露的女知青们。从未与异性接触过的他一下子怔住了，那时他灵魂已经出窍，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躺下的，只知道当时浑身发热，血往上涌。至于为什么说自己是周建平，他也不知道，兴许潜意识中认为只有周建平才会干这种事吧。李二厚躺下后，自己害怕的不行，不敢动弹，只是喘粗气，哪敢碰两旁的知青，刚想开溜，章芳梅就醒了。他从窗子逃走的时候，慌张中被玻璃茬子划破腿肚，所以，尽管他在屯子外转了一大圈才敢回家，第二天还是被杨队长很容易地查出来了。
李二厚关进了“群专”，他完了，一个“优秀共青团员”、“先进基干民兵”从此背上了永远甩不掉的黑锅。屯子里，再也不闻他的唢呐声和笛声。
李二厚是老实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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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溅队部
我插队的龙兴二队有阶级没斗争，在那个乱砍滥伐打倒一切的年代俺屯的专政对象地主富农舒服得很，跟普通人一样干活吃饭，不受一点精神皮肉苦。
那年刚来屯子，有一次队里开批斗会，斗地主成分的李秀。主持人喊口号“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并让李秀喊一遍。李秀闹不清我一个种地的老实人让我坦白个啥事儿，就紧张起来，加上这新名词咬别嘴，就哆哆嗦嗦结结巴巴喊成了“坦白从严，抗拒从宽”，主持让他再喊，再喊还是这么个喊法儿，管记录的女知青趴在桌子笑得岔气儿，大家伙也跟着有笑有骂乱哄哄的不了了之散场了。这场面要搁皇城李秀还不死的过。
富农老杨有四个儿子，加上他爹五个人，小半打劳动力，占了队里男劳力三分之一强。老大杨坤是木匠，浑身是劲儿，一身好手艺，队里杂七八糟的木匠活全靠他一人耍，因此这家伙嘚瑟长脸烧包得不行。别看老杨家成份高，但是哥四个不是有手艺就是壮劳力，队里不分亲疏拿他们当宝，捧惯得他们在队里趾高气扬横行霸道欺软怕硬。
1970年春天，队里盖房，杨坤打房架子，他两个弟弟打下手。当地习俗盖房是大事，有如娶媳妇那么隆重，尤其到了上房架子那天要摆席大吃二喝，盖房的整个过程也不能怠慢了干活人。一到这时候，队长甘任当老二，木匠成了中心人物，好话填活着，好饭伺候着，敬烟敬酒敬菩萨的。
那几天又正逢夏锄大战农活忙，队里开大锅饭，凡是在地里干活的人，中午都可以造顿饭吃。于是队长派知青男生国忠给大家做饭。国忠干活是好手，做饭手艺也杠杠的。
把国忠放在这片黑土地上，有人怀疑他不是北京知青，因为他干起活来超越所有知青也不弱于社员。尤其秋天割地，速度快得让社员瞠目咂舌并送他绰号“张飞刀”。
队里农忙起大伙就派国忠当火头军。他要做二三十个人的饭并不比在地里干活轻省。他撒年糕、蒸豆包、贴饼子、擀面条、烙大饼，色香味俱全的大炒小炒全拿。社员家办个红白喜事，欲摆个七大碟八大碗的也请他去掌勺。不论是城里饭还是庄户饭，他是饭饭拿手。国忠还心灵手巧，裁衣缝纫飞针走线，社员赞他是“炕上的媳妇，炕下的爷们儿”。逢年过节社员家门框上的对联国忠那潇洒遒劲的书法跃然在上，让千房一面毫无生气的陋屋蓬荜生辉。
1968年8月21日下午两点，国忠坐在北京开往内蒙古莫旗的火车上。五点钟的时候，国忠的父亲没有留下一句话，把沉重的父亲责任留给他挚爱的妻儿后就被残暴的文革带到另一个世界去了。自此，在家行大的国忠接过父亲的担子，稚嫩的肩膀挑起养家的重任，所以他必须出类拔萃，必须拼命干活，为了母亲和未成年的弟妹。
下乡第一年的冬天去北山打柴，国忠在家做饭。晚上收工回来，饥肠辘辘的我们围在灶边，两眼直勾勾看着大锅里沸腾着诱人的面条。突然黑暗中不知那个冒失鬼把煤油灯碰翻，灯瓶里剩下的一半煤油流进锅里，一锅好好的面条浮着一层煤油花儿，飘出刺鼻的呛味。大家手忙脚乱地把面条捞出来用清水涮，而煤油的附着力很强，挂在根根面条上无论如何也涮不清爽，只听尖叫埋怨惋惜叹气声乱成一团。这时国忠一声断喝“别吵啦，我重新做！”国忠又撸胳膊卷袖子和面，大家顿时肃然起敬鸦雀无声，默默地看着国忠熟练地操作，场面有些悲壮。没多大功夫麻利快的国忠就把刀功匀溜的面条下到锅里，大家欢呼觉得他简直就是能变饭的魔术师。
再说这天，还没到吃饭点国忠就回到宿舍，大家看他拉长了脸气哼哼的不高兴忙问怎么了。原来，国忠做好饭想等着干活人都回来了再开饭。谁料杨家三个兄弟扒着锅沿先吃开了，还用勺子乱巴拉见肉就往自己碗里盛，国忠就上前制止他们。杨坤竟骂开了：“咋啦不能吃啊，你家的饭呀，王八犊子，我吃了怎地。你做的啥饭呀，吃这饭给你脸了，小样儿呗，嘚瑟啥嘚瑟，快滚犊子……”边骂边给了国忠当胸一拳。
好家伙反了天了，富农子弟这么猖狂恶毒敢跟我们叫板！众男生一听国忠挨了欺负气血直冲脑门。*****操的，堂堂毛主席派来的北京知青让你富农狗崽子欺负，轮谁也轮不到你们啊，我们就不信这个邪了。没二话，顾钢、付同生、王葆玄、国忠还有一个从北山来串门的知青小伍直奔队部。此时的队部是木工屋也是做粉条、豆腐的作坊，啥工具都有。
杨坤没成想这几个人是冲自己来的，还在那儿大嚼大咽呢，待回过神儿来已在众人的包围中。他吓坏了，飞快地把能致人死命的大斧子抓在手里。众人拽着他要带他去公社说理，杨坤不去并使劲儿挤蹭着想冲出包围圈。
这时顾钢心想如果让他跑了，老杨家包括社员可高兴了，我们没面子不说更加没地位。本来队里就挤兑知青觉得我们是白吃饭什么本事也没有的大草包，如果这仗打不成，大涨了富农的气焰灭了我们的志气，更让社员看不起。想到这儿，顾钢抄起铲粉渣子的广锹照着杨坤的头上拍下去，像吹起冲锋号，众人都抄起工具拍在了杨的身上头上。
杨一屁股坐在地上，怀抱着自卫的大斧子。斧子又长又沉有个小十斤重，是那种劈大粗木头的，如果砍到人身上必死无疑。杨手撑着斧子把儿想站起来对拼，不料，这帮细皮嫩肉的小子开了弓就没有回头箭，一点不给他反扑的机会。
顾钢，祖籍浙江。他长着南方人的清秀面庞和单薄精瘦的身架，据说这种外形的人，体能爆发力很大。你看他大手大脚和没有赘肉的身板加上拍向杨木匠的第一锹，好似在印证这个据说。
付同生，独生子，家里的宝贝，营养了一身好肉，有的是劲儿，走起路来昂首挺胸，就是懒得干活。虽说跟老乡处得不熨帖，换常说个讽刺挖苦俏皮话，但他对他们没有任何伤害。他一到农村就精准总结——接受再教育？谁教育谁还不知道呢。
王葆玄高度近视，个头儿不矮学问更高，不苟言笑满腹经纶，不与老乡过往，只是勤奋读书，为十几年后成为哲学界的学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以上三个人加上国忠，平常绝对是四杯“温吞水”，老乡并没把他们放在眼里，谁知这趟……
这回要让队里看看你们宠爱的富农子弟是如何折戟知青手里，让你们知道你们平日里挤兑的人是熊是牛。
杨没有一点招架之力和还手机会，他本能地要保护自己身体的任何部位，但已感到有点晕眩，他抵挡乱锹压顶的手几乎抬不起来；他想借助斧子把柄的支撑站起来，但是摇摇晃晃的身子又无力地坐回去，他的脸色难看得像一块土布。突然“变脸”似的，他的脸呈鲜红色，这是头上的血挤出帽沿流在脸上。整个过程杨坤一声不吭，任着这帮有绿林秉性的“细皮旋风”的酷刑。鲜红的血从帽沿下缓慢地顺着脸颊流下来滴在衣服上，这时仍不见他嘴里哪怕是呻吟一下。北山知青小伍喊了一声“不好了，快走吧”。
杨坤弄不明白平时和乡亲们家常便饭的骂人打人，为什么放在知青身上就犯了众怒招来如此暴力，他更没想到平常看着性子挺安稳的知青，咋就突然像猛虎下山差点要了他的命。
杨坤彻底倒下被送到莫旗医院。有人把打人凶手告到公社，公社又告到旗里。旗公安局一听“来接受再教育”的知青打人了，怒不可遏，决定介入调查严惩不贷。吉普车，挎斗摩托全部发动起来准备下到龙兴二队抓人了。走前，公安局先给博荣公社党委打电话询问此事并告知准备抓人。末了，问了一句被打的人是什么成分，那边说是富农，这边立即全车熄火收兵回朝。
打完杨坤
在富农身上解了气的男生膨胀的热血冷静后却被女生担心着——是不是太冲动太过分了，会不会报复我们。不过大多数人觉得反正是富农子弟，又是杨坤先动手的，打就打了，文革中打死那么多好人都不追究法律责任，阶级敌人挨打更无法可依。
打完杨坤后，男生也在想，来龙兴一年多了和社员关系一直不滑趟，也常想用什么方法和他们改善关系，扭转这种尴尬局面，不料刚萌出的想法就故态复萌，年轻人的气盛冲动莽撞总是急慌慌地战胜冷静理智，这回又用了一种让社员猝不及防的方式更加剧了他们对我们的恶劣印象。
社员坐在自家炕上透过玻璃、在田里干活迎面看见的男生，就好像看到的是一个一个会走动的广锹，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劈头盖脸地拍过来。“恐怖暴力”横冲直撞地定格在社员心里——这帮学生太ne（恶，平声）了。
公社知青办主任费文华，我们叫他老费，老费人挺和善的，见到知青总是乐呵儿的。一天，老费碰见俺们队那几个ne男生，一反慈眉善目，口气有点不满，意思是长本事了，是富农也不能把人打成那样呀，缝了十来针呢，要打死了你们不怕蹲巴蓠子（牢房）吗？他劝男生最好去医院看看被打者，男生不拒绝老费的好意去看杨坤了。
旗医院的病房简陋昏暗有四个木头床，杨坤怕头受风躺在最里边的床上，他爹妈陪床。可怜老实的他爹耽误一天工就是扔了一天的工分加上住院治疗费，这钱等于是让ne男生抢走了。老杨家没处申诉，得不到赔偿，这是那个无法无天时代的普遍现象，更是成分高人的悲哀。
老杨婆正给儿子喂饭，见男生进来以为灾难又来了，身子下意识地挪动了一下，嘴里小声嘟囔，意思是别打俺们了之类的话，男生说别害怕我们是来看杨坤的。杨坤缠着满头绕脸绷带，脸色儿刷白。他不敢看男生，一声不吭，心想恶梦还没做完，咋又见面了。男生这趟判若二人，问了两句话，静静地站在床边看了一会儿就走了。
龙兴二队的社员并没有对打人者看望受害者的“壮举”心存感动而改变对我们的不满情绪，浓密的阴云笼罩着我们，猛烈的暴风雨即将来临。
学究与工分
来农村前我们局限在不谙世事，头脑四肢都不发达的学生这么个范畴里，而逼迫我们下农村干活，超越了这个局限，对于我们就不是读书打球看电影听音乐那么好玩了。农民不明辨这个道理，因为没有让他们去做与耪大地相反的事儿。
土地是课堂，干活是上课，社员是老师，我们是学生。干庄稼活的知识我们是一门儿不门儿俩眼一抹黑儿，在这个土地课堂上，社员没有教授我们种地的知识而是不教而诛，经常受制于队长的权势，愣告我们干活质量不好而用不合理的扣工分惩罚我们。
自打有了学生干活，队里兴起了评“工”摆好——当天工分当天坐在地头评。队长等人也变得格外敬业认真起来，比如铲地，我们对待每株苗每根草他们都看着不顺眼，呲鼻子歪嘴地数落，恨不得我们马上变成标准的老农。如果让你们去城里的工厂开车床，要求你们马上车出规格质量都要符合标准的零件，可能吗。尤其偷鸡摸狗又打了富农子弟后，对我们不留情面的找茬儿更是变本加厉。社员铲不干净草队长不管，专门在知青身上开刀，尤其最喜欢检查有时容易留下杂草铲掉禾苗的“王大瞎”铲过的地。
王大瞎——是社员给王葆玄起的恶毒的外号，因为他是大近视眼，又从来不跟老乡过话，不送给老乡一丝笑容。别说他和他们感情上不融合，就是和社员共种一块地，共饮一井水，共呼吸一立方空气，俺们队满腹经纶的学究，当今哲学界的学者王葆玄都会愤愤然诅咒老天缘何开如此荒谬绝伦的玩笑让我流放此地。
社员老是看着葆玄不顺眼——镜片后面的目光那么冷漠，脸部表情那么僵滞，从不跟他们说句贴己话，唠个热乎嗑，还时不时地甩出几句奚落挖苦话。社员经常捧着葆玄送过来的不屑，觉得他眼瞎心也瞎，因此恶狠狠地管他叫王大瞎。
社员问葆玄的名字是哪两个字。葆玄说：“永葆青春的葆，玄妙的玄。”
啥玩儿，“悬庙？”那庙能悬起来吗？社员闹不懂就不打算闹懂了，再问也白搭，反正社员觉得葆玄的名字跟人一样怪怪的。
一次在谷子地里干活，葆玄问社员，今年的小米长得怎样？社员笑他说“你干脆问今年的小米饭长得怎样吧”。善良点的社员觉得大瞎不是眼瞎心瞎而是人才瞎了——瞎在这“小米地里”。
葆玄每天肩负着深重的哲学界后继乏人的忧患，扛着与自己形象极不相称的锄头或广锹，迎着晨光拖着夕阳一脸书卷气悠然神往，迈着四平八稳的方步去上工下工。“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他才不理会乡巴佬的心里是如何搭建对自己行为道义的评价呢。
狭隘阴毒点的社员觉得葆玄干活不利亮还挣整工（十分），就私下里跟队长捅咕。队长也觉得他干活为人都不顺他们的心意，他们也就不想让他舒服，于是动不动就找碴儿败坏他。铲地时总以他土铲得不透，只会用锄头出溜地皮，草锄得不干净，还苗莠不分牺牲无辜等等为理由狠扣他的工分。别的知青也挨扣，但都不如葆玄惨。有一次干了一天活居然才扔给葆玄两个工分，而那些个十一二岁的小嘎子（小孩），大脑袋、二驴子他们糊弄糊弄干一天还挣个整工或半拉工呢。
葆玄虽是斯文书生但偶尔也会有在恶劣环境下被逼出窍的坏脾气。此时受此两个工分的侮辱他当然不干了，在地头评完工分就和队长吵起来了，吵急眼了就逼近队长跟前推搡起来。这关口要不是会计李福常拉偏架抱住了葆玄，那么血溅地头的恶战很可能会打起来。双方打架有人拉偏手这是让被拉方和他的支持者最忌恨的事了。李福常这偏手一拉就拉出知青对他的反感和不理解。队里在工分问题上这么拿捏知青，大家心里都窝着一股怒火，恨不得跟队里打一仗发泄一下心中块垒。
队里把不公平和某些错误的东西强加在葆玄身上，自己干了瞎心事儿可能也怕报复，怕葆玄索性光砍苗不锄草了，于是凡有修路出水利的活就派葆玄去干，那些活儿都是靠力气不用技巧，还能挣个实在工分。
葆玄修水利时也被人调理——把他挑的土筐装得满满的还要拍瓷实了再装一层。又湿又沉的土足有六十斤左右，葆玄挑起来没走三步，咔嚓一声扁担断了。葆玄理智地绽放出不常见的笑脸，笑那帮蠢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笑你们捉弄我不成，反倒因断了扁担我得福歇着了。
一天晚上，葆玄闲来无事信步在修水利住的屯子附近的旷野上，脑袋里晃悠着老庄的《逍遥游》“……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老庄啊，我现在正过着您老主张的人畜不分混沌的，但精神上相对还算自由的原始生活呢。几千年过去了，您老的思想精髓就像人身上大小粗细的血管无处不在啊……啊呀，随着一声惊叫，这句“恶乎待哉”刚滑过脑子，葆玄就抱着老庄重重地栽进两米多深的大坑里，此坑是农户废弃的菜窖。老庄“先声夺脑”蹿出大坑跑没影儿了，剩下漆黑的大坑里没了招儿的葆玄。
葆玄摸了摸坑壁，直上直下光溜溜，没有一点攀爬物能帮助他爬出大坑。这下可糟糕了，万一狼也掉进来……葆玄不敢想了。“救命啊——来人呀——”葆玄因急因惧因冷喊声凄厉悠长颤抖。喊了一会儿侧耳听听四周仍是死一般的静寂。事后得知，有的老乡听见了，但他们干了一天活累得贼拉死见黑就睡，怎么也不会想到俺们这破烂地场儿咋会有如此闲情逸致的人在大晚不晌儿出来溜达而且还掉进大坑里。他们听着那由远而近，又随风飘向远处不像本地口音的凄切呼号求救声儿，闹不清是人是鬼是游魂，吓得不敢出来相救。
葆玄觉得没戏了，不能坐以待毙，决定展开自救用手挖台阶攀援。庄大爷啊，我真的当一回原始人啦。您瞧瞧连石器时代都不如嘞，大坑里找不到一块哪怕是半个手掌大的石头赐助我也，我只好用双手刨啦。
葆玄凭着啃读枯燥晦涩的大部头哲学著作的毅力挖台阶不止，终于在东方未白时爬出坑外，好几个指头都磨掉了皮，指甲盖惨遭劈裂。
学究怨恨，怨谁？派工队长？为了能挣满工？乃书生气闲逸的情致太多？当晚吃多了撑得遛食？不对，破苞米碴子土豆片撑个啥劲儿。眼瞎？黢黑黢黑的不瞎的人也看不见。
学究愤懑，天底下纵有哲理万千，我独不得一丝公允惠及。说了大天去，归根就是跳进了龙兴二队设计好了整我的黑坑里。
血腥战场大家一块建造
龙兴二队的“向阳花”无声无息地用了一个让我们感觉不到的阴险隐蔽的手法搭了个戏台子，然后社员和知青一块蹦上台子上演“闹工分”大戏。我们以为是规章制度合情合理，不知里面竟然暗藏杀机。
我们来以前队里工分一刀切，只要干活就挣满分。虽然龙兴二队有宗族派别——刘王李三个家族，但是土地粮食工分，这三个共同的利益被大家维护得铜墙铁壁般牢固，如一大家子人共同劳作，共同吃一锅饭，看上去相亲相爱无虞无诈。自打知青这个时代怪物降落黑土地，他们安宁美好的生活就像是被一群强盗破坏了。社员曾经直白地告诉我们“你们来此地和我们抢工分是我们最不能接受不能容忍的”。农村集体经济所有制，农民劳苦一年，利益所得微贱，又来一帮学生瓜分这点微利，分红摊到每人身上就几乎少了一小半，利益丧失，这才是社员积恨的原因，谁人活着不是趋利避害。
后来我们才醒悟队里苦心积虑地拿工分说事儿制裁我们，三天两头克扣我们的工分，源于我们和他们抢工分。可是话说回来，即使我们早就醒悟，我们又有什么办法解决和实现不抢工分就能有饭吃，就不会威胁到社员的利益这样一个重大的课题呢？谁之罪？还有，前文说过的偷鸡摸狗，这也是和抢工分一样威胁社员的利益。上山下乡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而偷鸡摸狗是“革命青年”能够在行为准则内检点约束自己避免发生的，我们没有做到。
问起别的队知青偷鸡不？答：不偷。咋龙兴二队知青的肚肠肠就那么想吃花花食儿？现在回头想想，二队知青多数是属于那种没心数，简单，不懂世故为何物的一群昏傻的孩子，加上起根跟社员的感情不是太融洽，偷鸡摸狗从心理上不会感到很内疚。再就是身体上的理由，肚里没油水，各种营养大量缺失，谁人活着不钦羡鲜衣美食？罪过是“馋”？馋不是罪，有罪的是解馋的渠道被封杀，吃好东西的欲望被剥夺。于是社员的小银行——鸡鸭鹅被我们杀吃，我们就是抢“银行”的强盗，人类的行为是多种因素形成存在并发生的。
这帮有点文化的“强盗”来到龙兴二队自成一体，不渗透社员的思想体系，对他们的蒙昧愚顽不迎合不尊重。这就好比不懂规则的驯兽员在戏弄猛兽，危险和灾难就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我们开始身陷危地，对天将降大难于我们浑然不觉，仍然兢兢业业一步一个脚印地为社员正在精心建造的“屠宰场”添砖加瓦。
队部又被血溅
终于，在1970年6月4日一个跟每天一样普通的晚上，吃过饭大家正坐在炕上闲聊八扯，八九点了，突然那片大厚铁做的“钟”不合时宜地铛铛响起，同时队长扯着嗓门叫喊：“开会啦——”。大家纳闷这么晚了还开什么会？白天怎么没通知？疑惑归疑惑，大家还是三三两两往队部蹭去，女生宿舍留下周用同看家。
龙兴二队的队部啥活都干——开会的会场，做饭吃饭的饭场，做豆腐做粉条抡粉皮的作坊，做木工活的木工屋，也是堆料堆物的仓库，还是跑腿的（单身汉）、过路的、打更的、看场院睡觉的卧室，更是宰杀牛羊猪马的屠宰场……屋里屋外什么家活事儿都有，是一个充满异味脏兮杂乱的场子。
一走进队部院子，大家就有种异样感觉——院子里、队部门前、屋里突然变得那么干净整齐。原先堆放的各种杂物变戏法似的全没了。嚯，今天是什么日子这么正儿八经儿的？
屋里的坑上齐刷刷地坐满了清一色的男爷们壮劳力，好像还有几个陌生人坐在阴暗的角落里。今儿个怎么这么心齐，个个准时到会？咦，那些叽叽喳喳妇女队的小丫头小媳妇咋没见来？这是闹的啥症候？
见我们进来，老少爷们一反常态非常热情地招呼：“来，葆玄坐这儿，付同生上我这旮坐，顾钢，这儿还有地儿……”在反常的招呼声中，众男生纷纷坐在社员们的前后左右中，女生自然不会往男人堆里扎，按习惯都坐在炕的东头。
队长张魁武的开场白直接切入主题，说是要讨论知青干活表现和评定工分问题。又是工分！像鬼魂附体，毒蛇缠身，甩不掉绕不开。前几天也开过一次会，主题也是扯拉工分问题。让知青憋屈的是，屯官们愣说知青干得再好也抵不上社员，恨不得把话说成这样“知青干得再好也不如干得坏的社员”。独裁者要把工分给我们一擦（降）再擦，说给我们基本工分定八分，视干得好坏再上下浮动，这明摆着只有往下擦不会往上浮。
其实上次开会他们就已经预谋好想激起我们的火儿然后打起来，但是我们虽然不服气也只是呛呛了几句集体拂袖而去，因此他们总结没成功的经验，躲在阴暗角落策划了第二次罪恶篇章。
这回队长又拿工分说事儿当引子，我们不知设计了，嚷嚷说不公平，凭什么跟社员一样干一天活不给我们满分？还没说上两个来回呢，突然李孝堂站起来把话题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指着葆玄说让葆玄赔他衣服，全体知青愕然。
原来前几天葆玄突发奇想——骑马玩儿，葆玄来这旮一年多了，天天和马见面连马屁股都没摸过更别说骑了，于是擅自从马厩牵出一匹跟人说去遛马。人家觉得他老夫子似的，迈着方步慢悠悠地遛个马挺合适的也就没在意。到了大草甸子葆玄就翻身上了马背，谁也想不到他举止动作那么斯文滞缓的人竟能爬上马背。
啊——这世界好奇妙，我这儒雅书生跃上马背怎么就恍若是堂吉诃德一样的骑士了，头顶蓝天白云蹄踏青青草地……他被身边这多彩如诗如画的美景深深陶醉，慢慢骑啊晃啊吟啊，久久不忍离去。
这边车老板李孝堂要套车干活却找不到马了，过了老半天见葆玄牵着马施施然晃回来了，李孝堂气得暴跳如雷，瞪大的两只眼珠鼓涨得要挣破，唾沫喷溅破口大骂，抡着鞭子逼近葆玄就想撸。
葆玄刚从仙境中飘出来，还意犹未尽就招此污秽，油然升腾对眼前这个酒糟鼻子的憎恶，两人急急歪歪连骂带吵就升级到扯巴起来。这一扯巴不要紧，哧啦一声，车老板那件久经风吹日晒的褂子就被拽破了，他更加恼羞成怒吼叫着想为破褂子报仇摆开了打人的架势。葆玄虽一介书生也不示弱，但哪里是他的对手，我们怕他吃亏赶快把他拉开了。
会上李孝堂旧事重提，这一嚷嚷让葆玄赔衣服的事儿，社员们也跟着鸡一嘴鸭一嘴的指责葆玄，四下里响着给李孝堂撑腰的叫喊声。葆玄被激出火气，不知是计也腾地站起来争辩。突然，李孝堂站在炕上抡起木棒，叭的一声脆响，灯泡被打碎屋里一片漆黑。刹那间就像滚开的油锅倒进了水，震耳欲聋的喊打喊杀声从四处爆炸开来。棍棒绳子广锹和几束手电筒的光亮在黑暗中飞舞，愤怒的频率冲破夜空向四处蔓延。
“愤怒可能是疯狂和妄诞的，发怒有时也会发错的。但是人如果不是在某一方面的确有理由是不会愤慨的。”——雨果
我们被突然疯狂发怒的社员包围了，大家莫名其妙，不知什么原因，本能地想摆脱即将面临的灾难，拼命冲挤着想逃出去。有人跳上炕想破窗而逃，但窗户已被钉死，想冲出门去，然平日直出直入的门早已被他们把持。
前面说了男生在一进会场就被社员招呼夹在他们中间，这会儿很轻易地被俘虏了，两个人挟持一个学生并用绳子捆起来，致使男生无法腾出手招架乱飞的棍棒。
在农村呆过的人都知道，庄稼人都有一手煞车捆物的本领，即使粮食作物装满近两人高的马车也能用绳子捆的结结实实走个百十里地不带散架的，可以想见众男生被暴徒用绳子捆绑的结实程度。
武器是没有知觉的，但被灵动的有感知的脑子里闪动着各种信息的人类操纵了，就有如天崩地裂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十几个暴徒抡起木棒广锹雨点般地打在被绑得无法挣脱的男生身上头上。
付同生趁黑趁乱往外跑，被人追上用广锹打得头破血流；顾钢被人拽着绑在身上的绳子围着柱子转圈，脸上也已是血迹斑斑；国忠平日里跟社员关系处的挺好，这会儿社员也“不记前善”了，因为，他让社员佩服又暗中眼气——除了冬闲，他每天一身劲儿一身汗地扑在地里和社员“抢工分”，社员打的就是抢工分，一个也不能少。国忠被捆了个结实，也挨了一视同仁的棍棒。
此时的杨坤是一只在东山隐居多日养好伤下山的狼，他两眼喷射着复仇的火焰再起猖獗，手舞足蹈边打边骂：“让明年的今天就是你们的周年。你们这些王八犊子小兔崽子也有今天，看我们怎么收拾你们，不治死你们，我们就是**********的，*****养的玩意儿……”失控的他把他的同伙也捎带骂上了。
男生大声地质问为什么打人，有事不能好好说吗？但声音很快就被淹没。在滑动的手电光中，男生隐约看见打人者中有几个陌生的身影，就是一进屋上炕看见的那几个躲在阴暗角落里的陌生面孔，直纳闷这是谁加盟进来了？更让他们震惊的是王国兴、王国林、姜永田、李福常居然也在这场械斗中出现。
平时我们认为“德高望重”的王国兴，还有那不显山露水的李福常，他俩上蹿下跳地指挥吼叫：“*****操的，让你们嘚瑟，不好好劳动改造，上这旮来祸害俺们……”呜呼，“好人，正派人，屯领袖似的人物”王国兴，他在知青心中的“丰碑”轰然倒塌。
王国兴的老婆在我们来的前一年被疯狗咬了，怕听水声怕见水，疯癫了一年半载死了，扔下七个小孩，最小的才两三岁。王国兴是大队副书记，在小队也干点农活，平日里话不多，走道老爱低着头。他每每见了我们咧开大嘴笑笑，挺和蔼可亲。我们经常去他家聊个家常，了解点当地四方八面的问题。他对我们也还算关心，常到我们寒舍看看，教授一些生活常识干活经验等等。因为是在组织的人，说话办事儿板眼挺正，不像屯里其他人，甭管男女老少党员非党的都屁不溜腥的没个正经话，不带脏字就能把你调理个结实。只有他，在知青心目中还算是有点德高望重的味道。王国兴不容易被人疑惑，老党员，老书记，老贫农，儿子又是部队上的人，这么个里外三红的人，我们绝对想不到他居然会跳出来伤害我们。
姜永田对我们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也算关照，总是屯里的老人了，说话办事儿不失长者风范。他家我们常去，坐炕上和老姜婆唠嗑，卷个纸烟抽，偶尔蹭个吃喝，关系处得挺好，怎么也被策反翻脸了呢。后来姜永田参与打知青这扣解开了——姜永田的老婆是王国兴的妹妹，大舅子哥要谋反，妹夫我没二话义不容辞紧跟。
王国林是王国兴的弟弟。他脸色灰白，平常闷闷的，走道那头低得比他哥还深几度，更显虔诚。我们跟他住一趟街上，他曾经教会我们给菜园子扎篱笆，帮我们和泥抹西山墙，苫房草……平常跟他家相处平和，没有芥蒂，从来井河二水不犯。谁知在这场激战中他咋就像个睡醒的猛狮呲牙咧嘴挥舞棍棒，神速转变以往的形象了呢？真是让人大惑不解。
我们像被叛徒出卖，人格心灵受到极度侮辱损伤，情绪骤然跌到谷底——平时貌似贤良公正的，让我们信任觉得还能得到一点精神寄托的人也加害我们了。残酷的事实告诉我们，我们确实处在极其被动孤立无援的境地了，大家突然明白，这是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迫害。
王葆玄最危险，他干脆被几个人摁在炕上。李孝堂终于抓到疯狂报复葆玄的机会了，他和杨坤用绳子套住葆玄的脖子，两人分别拽紧绳子两头用力拉，想活生生把葆玄勒死。“*****操的，让你跟我打仗，我今天让你活着进来死着出去……”李孝堂和杨坤激愤得满脸通红，喘着拉风箱的粗气，葆玄却被勒得喘不上一口气，心想这次是实实在在掉进“狼坑”里了，不自救必勒死无疑。他拼了命地挣扎，使足了浑身力气挣脱出两只手，用十个手指紧紧抓住勒在气管上的绳索用力往外拽着，竭力让它离开气管哪怕是一丝一毫，否则就会窒息，就会被勒死。他脑子里这时只有一个坚定的念头必须保护住致命的器官，千万不能死在他们手里。
张庆有、刘树山——龙兴二队的年轻小伙儿，平时跟男生搭肩勾背上头扑拉脸亲密有加，这当口也似翻脸猴子对李文琪下了黑手。
李文琪身材瘦削，是个极其老实安静的人，他一年的话赶不上爱说话人一天的话。别的男生让社员有不满情绪，怎么挨打也有个说法，而李文琪从不招谁惹谁，蔫蔫地出现，无声地隐没，跟社员一点过节也没有，居然被捆绑后吊在大柁上。文琪轻飘的身子在大柁上飘过来荡过去。文琪也按捺不住怒火了，从不爱发声的嘴里大声喊道：“放开我！你们想干什么？我怎么惹你们了……”始终我们都不明白社员为何要用如此损招对待李文琪。人一旦有了兽性，你无法用正常人的思维去解析他的行为。
董建国居然趁乱挣脱了，但很快被人打着手电从屯子南头的大坑里抓上来捆绑后押到队部。暴徒对他还算客气没打他，因为小董平日跟社员打成一片，关系融洽，不像别的男生嬉笑怒骂淋漓脸上。
女生被暴徒五花大绑，像待杀的羊扔在队部的角落里。老吴家大儿子吴才木平日见了我们咧着大嘴冲我们谄媚地笑，但我们不尿他，说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他娶不上媳妇又没机会占北京妹妹的便宜，这会儿来机会了想趁乱讨个甜头，不想被女生扼杀在连骂带踹中。该踹的人被踢走了，该骂的人被骂跑了，侯晏被暴徒从屋里提溜出来绑在院子栓牛马的木桩上；秀环想跑回宿舍告诉周用同让她千万别出来，不料被人抓住带回队部。秀环个子不高，短头发，椭圆脸，圆眼睛，高鼻梁，这么个精致的造型被歹徒五花大绑推搡着带进队部。后来大家回忆说当时脑子里呈现刘胡兰英勇不屈的形象。
周用同在宿舍听见打骂声心急如焚，但她不能离开屋子，怕坏人趁火打劫把知青的老窝端空了。她用尽全身力气挪动沉重的水缸死死顶住门，抄起菜刀，狠狠地在缸沿儿上杠了几下，准备对付闯进来的暴徒。
当时我们队男生转走一人，外出打工一人，还剩6人，女生转走两人，在现场的有4人，几乎一窝端。
一个纯粹的人
女生里只有爱国没有被绑，暴徒尚存一丝人性。
爱国太让人敬佩怜惜了，她瘦小的身材，每天跛着腿脚跟壮劳力一块拼杀在田地里，干着抽筋吸髓的重体力活儿。她对龙兴二队所有的社员一视同仁，友好和善，正义的形象纯洁的人格被人称赞。爱国对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毛孩子充满爱心，对我们冲动时作出的不理智不光明磊落的事儿总是耐心劝告坚决制止。
此时的爱国悲愤似天公泻雨，怒火似烈焰燃烧。她奋力舞动着双臂用她瘦弱矮小的身躯抵挡着暴徒的袭击，任凭棍棒砸在自己的肩膀上胳膊上全然不顾。她大声喊着“不要打人，打人犯法！”暴徒推她“爱国你躲开，这没你事儿，我们不整你，你别管这些王八犊子。”
爱国哪会听这些，就是你们自相残杀，凭爱国的人性也会路见不平的，更何况你们是在打我的知青弟妹。爱国带着哭腔声嘶力竭地高喊：不许打人，要文斗不要武斗！文革中，爱国也是以这种姿态在乱石飞舞长矛剑戟的武斗风暴中高喊着“要文斗不要武斗”……
爱国是博荣公社，乃至莫旗，甚至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不能说是唯一也是为数不多的不带工资的大学生之一，缘何？
爱国文革前是北京航空学院的大学生，上了不到一年的大学，莘莘学子们无一例外地面对这个拿头颅当酒壶，生灵涂炭，腥风血雨的“大革命”。
爱国出生在革命干部家庭，父母是农家出身的老干部。两位老人忠诚敦厚正直善良的品德被爱国全盘继承。然而面对文革中人们的残忍狂热盲目糊涂，爱国深深陷入不解迷茫痛苦中。善良正义早已被人们弃之如敝屣，但是爱国不随波逐流，她是党员，她嫉恶如仇，做人善良正直的信条在她身上丝毫不曾泯灭。
看到批斗会上揪着被斗者的头发“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爱国不忍卒看悄悄离去。精英人才，出生入死的老干部，无辜的百姓或受虐或自杀或关押，爱国心里阵阵发凉。她更不能容忍文革中残暴的虐人死亡和刀枪剑戟长矛石头血肉横飞的武斗场面。如果人世间没有残暴，就不会对和平安定正义善良有着透彻的理解。
1967年在某地，爱国冒死冲到汹涌的武斗大军前面振臂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抓革命促生产、坚决反对文攻武卫……但是回应她的是相反的口号和砸在爱国弱小单薄身上的石头砖块。
“文攻武卫”是江某在文革派系斗争白热化，以至到了非动武力解决不可的混乱局面下提出的口号。它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助桀为虐的作用，因此很多地方动用各种军事武器出现了惨绝人寰的一幕幕。
爱国在会上坚决反对这个口号，但是被他人攻击并批判，因为口号是某夫人提出来的，与最高指示有着同等的分量，谁敢反对谁就是反革命。
爱国坚信在真正的对敌战场上，她会是一名坚强勇敢的战士。然而在这原本和平的土地上，面对的都是自己的血肉同胞，她迷茫困惑不解伤痛。爱国的心被深深刺痛，明天的武斗她不敢想象如何面对。她不愿再看到朝夕相处的同学无辜流淌的鲜血，她不想再听到刺耳的侮辱人格的咒骂和凶蛮无理的批斗，她不能再忍受灭绝人性的刀枪剑戟砖头瓦块……她要以死抗争。
然而大地不忍摧残这朵圣洁的花，爱怜地托住了她柔弱的身躯，死神也眷恋顾惜这个不该逝去的纯真善良美丽的生命。
她身体恢复后回到批判她的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中。大字报都是硬邦邦空洞无物的口号——“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毛、反江……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是叛党行为……”爱国对这些狂轰滥炸嗤之以鼻，她坚信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维护人民的利益没有错，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文攻武卫就是错误的！是江某说的也不行。
学校给她戴上“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叛党行为”的帽子劝其退学。那时当局裁决一个人的生命包括政治生命，像弹掉身上的灰尘一样轻易。“非其义也，饿不苟食，死不苟生”爱国坚守着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捍卫的真理，不屈不挠，始终向恶势力高昂着不屈的头。社会没有给予爱国去作为的可能，她空有理想和抱负，她不愿浪费生命，尽管那个时代人的生命很轻贱。
适逢汹涌的上山下乡洪流，爱国不愿闲置生命中的每一个细胞，她振奋起精神，重新抖动受过伤的羽翼和中学生一起来到农村。
这时，知青中有人高喊“爱国你快走吧，他们真能把你打死！”确实从丧失理智的暴徒中随便揪出一个人都不弱于座山雕手下的人，他们完全能把爱国像羊羔一样提溜起来扔得老远。
爱国已经听不见周围任何声音了，她不顾自己已经筋疲力尽，不顾竭尽的努力似杯水车薪，只是抵挡着，像母鸡保护欲被老鹰袭击的小鸡，伸出双臂用自己瘦弱的身躯和暴徒周旋，拼命地阻挡着罪恶，尽管这一切都无济于事。
公安局来人了
暴徒打累了，坐在那儿喜不自禁——这家造的，太带劲儿了。城里破四旧、把人往死里打还有武斗，俺们都没捞着。平常打老婆不敢过于凶猛，还得寻思炕上的云雨，锅里的饭食儿，这回可饱尝痛打的滋味了。他们像过大年吃大肉喝烧酒一样过瘾刺激痛快。
农村生活平静枯燥乏味，永远被平行四边形的“田”框着，这趟整的比“霹雳一声震天响，打倒土豪和劣绅”那光景还痛快，一下子从田里窜上天啦，这嗑可唠蝎虎了，活了这老鼻子年月了，想不到他老给俺们送来这么一大堆练手的“沙袋”，他老的伟大英明那是随便嚎的吗。
喘气儿歇息的功夫，突然冒出一个人，这人叫李德，是旗公安局一个科长，他家住在龙兴三队。他怎么来了，难道他听见动静了。我们心中暗喜以为来了救星，没成想他的来不是调查事情原委，不是制止暴徒而是继续加害知青。
李德满脸横肉，没人味的表情呈露在手电筒尿色儿的光里。他挺着肚子背着手挨排提溜男生审问，逼迫他们承认这次事件是知青先动手打人挑起来的。男生挨如此暴力屈辱，怎么可能承认自己是凶手？纵使许给我们金钱百万，就是再把我们打得皮开肉绽也不会黑白颠倒！男生纳闷公安局来的人不调查研究就直接往知青头上扣屎盆子，这是啥意思？这叫什么干部？看那模样儿，听那言行，这是从土匪窝又冒出一个暴徒。
李德还问男生都是什么家庭出身，男生不理他，他就训斥：“哼，你们出身好不了，要不然能上农村来改造？不好好劳动改造，还打人。毛主席让你们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你们打贫下中农，这是反革命行为，知道不。给你们定个现行反革命罪，判个十年八年的都不多，知道不……”
男生没有一个承认是自己先动手打人的，李德气得蹦高说：“不承认是吧，你们等着，天一亮我就派车把你们抓走，到了公安局就有你们好果子吃了，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你们搁这旮好好想想吧，一群损犊子玩意儿……”
哼，是毛主席让我们来农村的，你们打我们，你们也是不听毛主席的话，你们就不是反革命啦？男生看出他是跟这帮暴徒穿一条裤子的人，是帮凶，没安好心眼子，就不再理他，任他自己在那儿跳脚骂。
好人刘泽
天亮了，公社闻风来了几个人。他们咋知道的？龙兴二队离公社七八里地，深更半夜的，难道有人去报案了？
事后得知，当晚“屠宰场”的嘈杂声，暴徒野狼般的嚎叫，受惊狗的狂吠划破万籁俱寂的夜空向四处冲撞，撞到了龙兴一队。
龙兴一队知青屋在屯子的后趟街，离我们队只有三四百米远。平时两队知青来往密切，难兄难弟心心相印，心有灵犀，不点也通。二队爆发不正常的声音撞到一队知青屋的北墙，从透气的墙缝钻进屋里，穿透正在熟睡的知青耳膜。知青惊醒了，纷纷从炕上爬起来跑到二队看究竟。一队知青被二队社员的暴行震怒了想解救我们。但是处处替别人着想的好大姐爱国考虑，在这裉节儿上帮助我们说不定会引起更剧烈的矛盾冲突，闹不好一队男生也会在恶战中吃苦头。
为保全两队知青的安全，爱国把一队知青劝住了，劝他们无论如何先回去，不要再中暴徒的奸计作无谓的牺牲，他们无奈回去了。但是一队男生刘泽没有回去，他踩着漆黑的夜路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公社跑，他去报案，要把这惊心动魄的事件告诉公社，让公社快来人解救就要被暴徒打死了的他的兄弟们。事后得知刘泽是一路哭着跑到公社的，我们都非常感动。
刘泽给我的印象老实木讷，一张黝黑的脸，见人露出一口雪白的牙，常常是以笑代替说话，他的脾性跟我们队的李文琪是一个版本的。刘泽还有一件凡人小事让我永远不能忘怀。
插队时在北京歇冬，有天刘泽突然光临我家，说跟我借二分钱到人民市场交存车费。我笑他，不是笑他身上没有二分钱，而是笑他办事太拘泥，车子放哪儿不行，放我家也未尝不可，我家离市场只需两分钟的路，他却循规蹈矩存车，真感慨他的实在劲儿。
三十年后刘泽去世了，死于癌症。听到这个噩耗，我感伤叹惋，脑子里马上排列出他的为人性格和处事方法如何与现代社会的不合拍。他很有可能不敌社会、工作、人际中的奸邪虞诈卑劣，常常处在压抑郁闷不畅之中而积郁成疾，这是生成癌症的典型因素之一。那年，我正在为我有一个插友跟我同在一个省份山东而高兴呢，正想有机会去烟台大学看望他呢，结果人没了。在他身上可能有个悲情故事，可能没有，我无从考证也不愿去调查成文了，只是觉得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本苦难史，患癌症的人更是苦难得不一般。刘泽的善良实在质朴永恒我心里。
因此公社来人了，是在天光大亮姗姗到来，来了就宣布坚决支持广大贫下中农，站在贫下中农一边，先把知青松绑回宿舍，再调查打人事件。日他狗的，和那烂李德一个鼻孔出气。
我的遗憾
写了半天，我感到这个事件没写透不精彩，一来写作水平有限，二来非常遗憾的是恶战的当晚我不是当事人。三十五年后，当我想记录插队这段史实时才感到人的记忆是那么不堪一击，它就像故纸堆里一张泛黄酥脆的纸，一经触摸就七零八碎了。
为了写得更翔实，我给北京的插友发邮件、无数次地打电话，努力唤醒他们沉睡了三十多年的记忆。但是他们只记得大概，忘了许多细节，我真后悔那时瞎混光阴，没有写日记。更让我捶胸遗憾的是——顾钢在我提笔前的一个月，把当时工作组调查“殴打知青事件”的一份厚厚的完整的记录——觉得没用了，看见它就堵心，扔了。
1970年6月4日，我去公社开知青会并领灯泡去了。回忆中，好像开会这种荣耀事儿不是我等散漫之人的专责，因为没人愿意去，所以我这个“不务正农”又喜欢溜达串门的人就欣然前往了。当晚因出游未尽兴没回本府，借住在其他知青点而躲过一劫。
当我回到屯里进到宿舍那一刹那，我以为进了俘虏营。我被眼前的状态震惊得差点倚着门框出溜到地上，小说中的一夜之间如何如何的描写，让我在1970年6月5日的上午深切地体会到了。
男生伤员倚里歪斜在炕上躺着或靠着。葆玄脖子缠着纱布，脖子后边被绳子勒过后留下一条深紫淤血脱皮的伤痕；顾钢、付同生头缠绷带，绷带上渗着血；他们身上，因为是夏天穿着单薄，被木棒重锤过的、被绳子捆绑过的皮肉呈现出不同程度青一块紫一块红一片。大家都没去上工，和一队的知青在我们女生屋一起愤然议论着因此而震惊全旗著名的“殴打知青事件”。
大家庆幸我昨晚没在场，我却因没和大家一起受难而不安。
付同生见了我说：“我亏得没和你一块去公社（本来他也准备去公社的），社员最恨我，我要不在场，别人就得替我挨更多的打了。”我想象着，如果我在现场暴徒如何对待我，我又会怎样。有人说，你要在场说不定别的女生挨绑，你得挨打。这太有可能了。我嘴里有“刀子”，经常扎向那些欺负人的男女社员，所以，有相当一些社员对我不感冒。我和他们相处凭感觉，其实人与人的交往都是凭感觉是停留在感性认识上，一旦有了知觉上升到理性，有可能交往得更深，也有可能就交往不下去了。我就是这样，得我劲儿就处的好，不得我劲儿的，你再有势利，别人都巴着你舔着你，搁我这儿就别想了。
妇女队长小刘是党员又是妇女队长俨然觉得自己是屯里公主似的人物。小样儿呗，以为当个小破官，又有张党票就能上天了。一天到晚劲儿劲儿的，那两片薄嘴唇上下翻飞唧唧喳喳管天说地的没个完，跟个女乌鸦似的，她一晌午头的话能把富农老杨头几年的话说完。
刚来不久，一次在地里干活，她说我是刘少奇的女儿，“刘少奇”三个字在1968年有如“国耻”。我不能承受辱没，骂过去“混蛋！你才是刘少奇的女儿呢。”
“咋张嘴就骂人呢，啥玩意儿啊，还是北京来的呢。”
“谁让你说我是刘少奇的女儿呢。你也姓刘，你怎么不说你也是刘少奇的女儿呢。”
“俺不是你们那个刘，你是从北京来的，你跟刘少奇是一家子刘。”听没，就这混蛋逻辑。
“少废话，你还党员那，满嘴胡说八道的，真讨厌。”
刚来就送给社员好骂人的印象。之后骂人继续连篇累牍。
因为我名字的谐音是溜圆，那些不懂得相尊相敬的社员就调理污戏我“老马屁股溜圆溜圆的，王八蛋溜圆溜圆的。”把我骂得那么难听，我岂能吞忍？脏字就换常地冲他们甩过去。
其实我也是瞎叫真，我不是老马屁股，也不是王八蛋，庄户人没文化少教养的，玩笑话愿意咋说就咋说呗，别人能忍的事儿我不忍，这不是得罪人吗？
整天面对用当地话叫“屁不溜腥”的污言秽语，你能不起急骂人吗。文化大革命别的没学会，把个骂人修成正果，再把这果儿带到野蛮落后的农村，浊土肥沃，这果儿更硕。
别谈书香门第，别嫌女孩子家家没样儿，更别问别人咋不骂。只说我性情使然，没涵养；只说入乡不随俗，不会迎合；再说，没有“屯理儿”，自我保护只有骂人较相宜。
扯远了。如果那晚我是当事人，我没挨绑，一定会玩儿命去阻挡暴徒的乱棍，保护我的兄弟们；我很有可能被平时我骂过的人泄私恨的乱棒抡在我身上；若被绑我一定还会张开“母老虎口”痛骂乾坤。
平日，在屯里听不到友好的语言，看不见和善的嘴脸，现在屠宰场人的嘴脸更加狰狞岂能容忍；平日，我就素以北京人常说的“鲁”、“大不吝”著称，现在我可以更加毫无顾忌地放开喉咙骂将过去。一副刚正不阿的铮铮铁骨，一副英勇不屈女英烈的形象……不再设想了。人家会说，哼，马后炮，事后逞英雄。确实，想象的力量是无穷的。谁知我在现场是啥样呢。有人会说，说不定你吓得一声不敢吭，说不定你会屈膝求饶，说不定……但我说的定，依我的性格，就像博荣山被夷为平地，诺敏河被竭泽汲干，把卑躬屈节安在我身上，就仨字——不可能！
调查陷入困境
调查组开始了“倒粪”似的调查，车轱辘话来回问——叙述过程，谁先动手的……我们当然一丝一毫实事求是，而作恶者都统一口径——学生先动手打的人。
王国兴、姜永田这两位让知青瞠目的倒戈者，这会儿头上缠裹着绷带，绷带上涂了红药水，以示被打后渗出血了，可那“血”鲜红鲜红的，不像男生头上的血是黑红黑红的，这不是明摆着把自己的愚蠢昭示给天下。庄户人就是庄户人，心计不够，不合逻辑地为自己设计了一个无法下的台阶，连干坏事儿也透着“实在”。
李孝堂又穿上好几天前被葆玄拽破了的褂子，以示葆玄在武斗中大打出手把我的褂子都扯破了，要不是怕疼，他一准会在身上拉上两刀表明学生是凶手。
调查陷入僵局，双方各执一词。作茧方为了甩清自己的罪恶，攻守同盟，不管是在现场还是没在现场的人，一律咬定青山不放松，或恶人先告状或作伪证，向调查人诬告是知青先动手打人的并历数知青怎么个作恶法儿，偷鸡鸭鹅、偷柴火、和社员打架、打杨坤……那帮淆（学）生可ne（恶）啦，谁谁谁最坏，谁谁谁狠着那，差点出人命……凡此种种，不是学生先动手打人的咋地？
“堂堂七尺躯，提防三寸舌，舌上有龙泉，杀人不见血”，人言可畏啊，用舌头杀人，比那龙泉剑还厉害。历朝历代舌头底下压死人的事儿还少吗？
我们平时的罪行被社员理直气壮地当成了掩盖他们这次罪行的强有力的武器。疯狗乱咬人，往我们伤口上洒盐，我们仿佛是在承受第二次被打。
调查组不去寻找是否社员先动手打人的证据，也不去分析知青平时作恶和先动手打人之间的有机联系，偏听偏信，态度明显倾向当地人。我们是人微言轻，他们对我们是一百个不信任，派饭全吃在社员家，怕吃了我们嘴短。
他们一提审我们先念语录——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然后就用教训的口吻说“不好好接受再教育，不好好干活，调皮捣蛋打架斗殴，对不起毛主席他老人家，问题很严重”……
我们是一群没背景没靠山远离亲人，当地父母官又不关照的弱势群体，而社员祖辈生于斯长于斯，千门万户，宗族根基坚固，根系茂盛，一些人更是与当地各种权利人士沾亲带故，社会关系万缕千丝。基于这这种状况再加上调查组听信谗言谀语，让我们陷入混身是嘴说不清的被动境地。搅屎棍子们搅得让调查组处在莫衷一是的尴尬境地，正在这时，转机来了——
家乡下文件并来人
常说两人吵架，吵急了眼甚至动手，就是因为“话赶话”。事情也是这样，做着做着就大发了，严重了，这叫“事儿赶事儿”。我们这回就遇上“事儿赶事儿了”。
听说黑龙江、内蒙兵团的干部作下了，都是些素了多年的老兵杆子，久旱逢甘雨，鸡鸣狗盗地荤了一大堆知识青年女孩子；还听说好多地方的插队知青与当地农民发生了激烈的矛盾冲突，双方械斗死伤人了……因此中央向各地下达了关于对待知识青年的红头文件。
内容说要爱护保护知青这个新生力量，要打击严惩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不法分子等等，并往全国各地派了调查工作组，进行调查解决安抚落实等等一系列工作。几千万知识青年呢，赶上好几个小国家的人口了，政策不落实好了，大革命中又套小革命不好收拾。
上司作孽有瘾，一而再，再而三，作完孽被推到风口浪尖上的是老百姓。“一日之苟安，数百年之大患也”。作下的孽子孙万代享用不完。于是莫力达瓦旗也来了京官，刚来不久就和龙兴二队的“殴打知青事件”撞了个满怀。新工作组下到龙兴二队时，公社调查组还没有撤走，还在俺们队里云里雾里地搅和，偏听偏信地护犊子，执行着地方保护主义，扬言要立即把知青抓走。旗里下来的工作组由三方面组合，有地区的、旗公安局的、还有北京国家林业部的干部。新工作组他们没有地域宗族派别这些关系网的束缚，身份地位政策水平明显比公社调查组高出不止一个档次。
暴雨过后见彩虹，这样一个阵容的出现把公社调查组镇了个山响，也让我们看到了希望。而这时的社员依旧像祥林嫂一样又跟新工作组反复叙述经过。虽然我们从精神到体力已经很累了，但为了还我们清白，仍然不厌其烦地跟新组（以下简称“新组”）同志叙述每一个细节。
俗话说“流言止于智者”。意思是流言到了明白人跟前就传不下去了，因为它禁不住分析。新组冷静不偏颇，不听信流言蜚语，全面看待，按图索骥，顺藤摸瓜，深入分析。新组派饭也吃到我们知青屋了。社员这回闻出味了，觉得来者不善，饭做得也没了心思，所以我们的饭新组说真好吃。
旗公安局的人因职业性质，破案比较专业。他们仔细地勘察了现场——为什么大热天的，队部窗户被牢牢钉死？为什么那天队部里里外外的杂物全不见踪影？打碎的灯泡清扫了，打人的木棒也全部不见……现场已被人为破坏。各种迹象表明与社员说法不一。新组抓住“说知青先动手打人”的疑点不放，继续层层剖析。
说学生先动手打人，学生手里哪来的棍棒，难道学生策划了这场恶战，去开会带着家伙事儿？社员不能说清每人手中的木棍从何而来。据证实，那天队里没有做豆腐粉条，所以也没有预备烧大柴锅的木头柈子，这些木柈子无疑是事先准备好了的。
如果学生如此“恶贯满盈”又先动手打人，为什么社员没有一个受伤，而学生却百分之百的被绑受伤？而且经过验伤证明男生的伤都是棍棒绳索所至。
为什么每次开会都到场的妇女、小丫头没来？为什么平时开会从不到场的人也来了？比如姜永田；为什么龙兴二队开会却有龙兴三队的社员参加并且也参与打人？
为什么队长宣称开会的主题是讨论知青的工分问题，而李孝堂却突然站起来把话题转到让王葆玄赔偿衣服？一个赔偿衣服的简单问题值得让李孝堂如此冲动挥棒打碎灯泡吗？带着所有疑问，新组果断制止了公社调查组要抓知青的做法，说没有结论先不能抓人。
新组首先把目标集中到一个人身上“殴打知青事件”的开打先锋李孝堂，准备拿他作为突破口。
事出此因
这天过了晌午，李孝堂正准备套车去江套子拉条子，不想被工作组叫到队部。李孝堂心里犯嘀咕，叫我干啥，学生说我啥了？是不是有人出卖我了。
调查者正言厉色给李孝堂讲政策，把中央文件的精神说给他听，让他要明事理，不要做触犯法律的事，如实交待打人事件。
李孝堂种地赶车撸大鞭，哪儿听说过什么文件、政策、法律这些新鲜玩意，还一口一个中央，中央不就是毛主席吗？这嗑唠得咋这邪乎呢。
他开始筛糠（发抖），脸吓得尿黄，目光恐慌不安游离躲闪。他心想，他得说，老婆孩子老太爷一大家子人就靠他一人耍工分挣口粮呢，我要是不坦白交待，蹲了笆篱子这个家就毁了。
所有的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存在着人性的弱点，人高马大的李孝堂也不例外。别看他平时撸鞭子吓唬人，骂人打人、逞凶拔横的，这会儿却像个受惊的地老鼠瑟瑟缩缩，在政策攻心下，他的心理防线不堪一击，沿着新组的指引把事件的目的、策划、涉及的人……竹筒倒豆子原原本本全道出来了。
新组又分别找了王国林、刘春江，事已至此不能死扛，他们也都像开水烫鸡毛——秃撸（吐露）得干干净净。
龙兴二队夏天的故事很简单，一群目不识丁的庄稼人策划了一场闹剧。龙兴二队的庄稼人不知道从哪儿听说有的屯子把知青打跑了，这消息对于他们绝对是个极佳“卖点”，因此他们也效仿人家要把我们打跑。
社员觉得打知青，就如同别的队的猪羊牛马吃了俺们队的庄稼，俺们就得追撵痛打把它们赶走。在他们的意识里，你侵占夺取了我的利益，我就要抗争甚至用暴力夺回自己失去的利益，他们觉得这很正常，不知道这暴力行为会有法律问题。
龙兴二队夏天的故事不简单——王李刘这三个历存仇隙的家族在打学生的举措上竟然精诚团结一致对外。“不简单”还有一个含义——让人佩服。那会儿，二队社员每天把个日头从东高地顶到西江套子，把个黑土地亲吻得比老婆孩子还甜蜜蜜，祖祖辈辈统共就这点儿背朝天脸朝地的营生，所以说二队社员能把北京毛主席身边来的学生打了，实属不简单让人佩服。
李福常三十多岁，是小队会计，一天价道貌岸然的，见了知青低眉顺眼客客气气不苟言笑，从来不跟我们打趣说屁话。谁知他竟然和王国兴是策划打人事件的主谋。这是两个外园内奸让我们吃惊不小的人物，他们悄没声地串通了所有能动弹的人。军令颁布后，一听说是抵御“外侮”保卫家园，都乐意着呢，加上屯子小，一跺脚一声咳嗽，响应者纷至，一蹴而就。
王国兴和李福常负责串通联络向四面八方下达指令布置任务；杨坤家哥几个负责劈打人用的木棒；李孝堂和仓库保管员王贞负责准备捆人用的绳子；刘春江、王国林管着清除战场障碍物，以防打人时磕着绊着，还防这些杂七杂八的家伙事儿万一被学生抄起来反击，怪不得队部内外拾掇得干净利落原因在此。最后设计了会场状态、开会内容、程序、谁先发难等一系列程序。另外打手中还注入了新鲜血液——龙兴三队社员，这是缘何？
龙兴三队是权势最庞大的屯落，那里住着龙兴大队的书记大队长大队副等，还有前文提到的在打人现场跳出来的旗公安局干部李德，他家也在龙兴三队，三队真是个“高干窝”呢。几十年后脑子里排序了一下大队高官——大队长刘、书记李……因为不和他们交往，从没领教过他们的德行，所以其他正副长官全忘了还有谁。只记得书记李眼睛是斜视，曾经在什么会上慷慨激昂地喊“中国人口七八万十拉多万，海了浩了”。笑喷，泱泱大国的人口还不如龙兴三个屯子的蚂蚁多。看没，就这水平。
得天独厚的势力网让三队这份儿拔大了。正好二队李王刘姓也和这网络里的人沾亲带故，加上干坏事难免心虚气短，怕临时哗变造成势单力薄。为了扩大阵势，他们事先和三队串通好了请来两三个帮凶。他们认为衙门有人即使犯了事也有撑腰的不用害怕。怪不得李德那天晚上出现在打人现场，原来他也是策划这场罪恶的人员之一，是个幕后的草头首领，他给打人者吃了一颗大定心丸，为虎添翼。
1970年，尽管是黑暗的文革年代，除了党政军的权势之争，社会上烧杀掠抢盗窃淫乱比现在不知道少多少倍。“身无三分银，家无隔夜粮”，人穷得掉渣儿，找不出几个可以偷盗金钱细软的人家，案件奇少，想是公安系统的人都比较悠闲。那位科长李德脑子没长法制这根弦，居然就敢执法犯法掺和打人案件。
三队愿意当帮凶，还有着他们的一枕黄粱梦——把二队知青打跑了，杀鸡给猴看，三队也有和他们抢工分的知青，他们的阵营也会松动，不攻自瓦解。三队知青是从林区来的，没有女生，是一帮干捞碗儿的能吃饭的大小伙子，在社员眼里也是抢他们饭碗的强盗。
于是，在策划会上，“嗞，一口酒。叭，一口菜。”小酒喝着，土豆片子黄豆芽子造着——为了二队老少爷们的利益，又都是亲戚里道的能不掏心窝子披肝沥血吗？一抹嘴“这事儿就这么地，干他个丈人的！”
悲剧大结局
1970年的深秋，爱国大姐代表莫旗的知识青年前往大兴安岭地区首府加格达奇参加公判大会。黑龙江和内蒙古兵团那几个吃饱了荤食儿的干部被判死刑或无期徒刑。
龙兴二队策划殴打知青的主犯王国兴、李福常分别被判11年、8年。因顾及王国兴岁数大身体不好，李福常的孩子小家中没劳力，故而二人监外执行，在家劳动改造以观后效；富农子弟杨坤被判三年徒刑入狱改造。
行政处理上，王国兴被开除党籍，免除大队副书记，当兵的大儿子解甲归田务农；李福常被撤销小队会计职务；撤销旗公安局李德的科长职务留党察看。其他无官无权充当了傀儡喽啰的平头社员不定罪责。
殴打知青事件诞生在《中央关于落实知识青年政策》文件的怀抱里，老百姓的话——踩点儿上了。
各就各位后，王国兴走路时头埋得更深了，下巴颏紧贴着锁骨。他这个老党员老书记可能到死也没弄明白造成这场悲剧的根源在哪儿，真凶是谁。王丫蛋子真可怜，像个羽毛未干又遭受外伤的小鸟，听不见她的欢声笑语也不敢到我们屋玩了。
有一次，在地里干活歇气儿的时候，她抖着胆愁眉苦脸地对我们说：“你看咱们平常关系挺好的，真没成想俺爹这么埋汰人干这事儿，真把俺们都气死了，太对不起你们了，俺爹身体不好还得干活改造，啥时是个头啊，真愁死我了。”
还没等我们开口劝她呢，那女乌鸦阴阳怪气幸灾乐祸地张嘴了：“那愁的啥呀，让你爹再组织一次打淆生（学生），然后你爹再把淆生救出来，你爹不就立功了？就能少判几年了呗。”她脑子倒快，编排完了却把个丫蛋子恼得不行，又不敢咋着她，小声嘟囔：“你爹没打淆（学）生，你爹也好不到哪儿去。你二哥也绑人嘞，你咋不说，损架儿呗。”我们随后说了几句不疼不痒丝毫作用也不起的安慰话，倒把丫蛋子听的胸脯一起一伏委屈又感动的不行。
丫蛋她大哥从部队回来了。他经常俩眼儿把我们追踪得可紧，特想套近乎说个话那种。他不怕人家说闲话，常跑到男生或女生宿舍唠个闲嗑啥的，给人的感觉是跟我们拉近乎就能减少他爹的刑期似的。我们倒不外他，他是他，爹是爹。他关注我们的眼神，对我们让人不舒服的殷勤，在我写这段历史时脑子里时隐时现。
李福常内怀殷忧，几乎不说话了，磅秤跟前再也见不到他的身影，账本也易主人。每天独来独往下地干活，默默地与土壤阳光空气交流。他媳妇经常哭丧着脸见人就诉苦“你说这可咋整啊，孩子这么小，这日子可咋着熬啊，这些个该杀的玩意儿啊……”，也不知骂的是包括她男人在内的打人者还是我们。
三十年后我在梦中回到龙兴二队，独独去了李福常家。
改革开放后他家盖起了两层小楼。进到屋里看到的是四面没有抹白灰的砖墙，红色的砖头里出外进，偌大的房间里除了几袋粮食什么家私也没有，好似一具没有血肉的骨头架子。
算起来李福常也该是六十多岁的人了，不知他八年刑期满后是否又操起算盘，他这个有点文化水儿的人，在不合理的农村经济体制的重压中，是否在常爱想点问题的脑子里逮住了三十年前那场事件的始作俑者。
李孝堂、王国林、刘春江因为给人当了枪，可能怕我们策划鼓动外乡知青对他们进行反击，他们向新组全盘交代打人事件天机，也怕遭家族报复，不久携家带口迁徙他乡。富农老杨家被政府以阶级斗争一刻也不能放松为由勒令遣返老家。
老杨家就要离开富庶的北大仓又要回到自己历经千辛挣脱出来的苦窝窝去了。走的那天，车老板老王挑了五匹好马，赶着装满老杨家全部家当的马车，把他家除去杨坤共五口人送到拉哈火车站。
后来听说老杨家没回他们那个穷得一年四季地里长白霜（盐碱地）的辽宁宁城老家，而是去了加格达奇和莫旗之间的一个叫“大杨树”的地方。那地方姓杨，树很大，可能是老杨家遮风避雨的好地场。
龙兴二队的劳动力因此大量流失，呼家伙塌了田地。掐指算算战事过后“牺牲了八位将士”，一下子陷入劳力紧缺的状态。
最得意的是老吴家大小子吴才木，李福常的会计活儿让他干了。他腋窝夹着账本子见到我们嘴咧得更大，笑得更有内容了。他不笑，我们也知道他心中狂喜的是啥——他的荣升是因了我们。
恶战后，屯里的鸡鸭鹅是“受益人”，它们不再担心会成为什么人肚里的美食，每天快活得像天使。
硝烟后，我们天天被温柔笑脸迎送，“草没铲干净、评工分、扣工分……”再也没人嚼舌头，拍拍脑袋都是好样的，都给满分。
案件后，我队知青纷纷找出路离开那里。过了几年，没有门路的几个老高三男女生有幸被召回北京当了教师。我也转插到安徽老家。
龙兴小屯恢复平静。
（写于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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