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故事计划｜
我29岁，男，事发时就在那个烧烤店
6月10日凌晨，在唐山市路北区机场路的烧烤店发生了一起恶性伤人事件，经网络发酵后引发全民声讨。
海森（化名）今年29岁，案发当时，他和朋友们在烧烤店外用餐。根据通话记录，他在当晚2点42分报警。恶行对几位女性造成严重人身伤害，作为目击者的海森也陷入了漩涡，外界提问他“为何不见义勇为”的同时，他也反复追问自己：是否有更好的方法去阻止暴行。
以下是他的自述：
凌晨2点40分，我在施暴现场
6月10号凌晨，我和几个朋友从KTV聚会结束，去了机场路“老汉城”烧烤店吃夜宵。到餐馆时是凌晨12点多。
当晚我们一行有5、6个女生，3个男生。因为我们其中的一个来唐山发展的女孩要离开唐山了，朋友们因此决定聚一聚。参加的朋友里，还有一个是特地从外地赶来送她。
我是唐山本地人。在唐山，机场路一带是小有名气的烧烤一条街，之前我也来过几次，没遇到过这样的事情。那家餐馆我是第二次去。到了烧烤店，我们选了店门口露天座位。唐山那几天刚下过雨，室外的自然风吹过来很凉爽，有点潮。
过了凌晨两点半，我们桌一个女孩走进去店里上洗手间，其他人留在饭桌上聊天。我正低头玩着手机，就听见一声像酒瓶破碎一样的声音。当时大概是2点40分左右。
我一开始没有在意，还以为是店里面服务员把啤酒瓶摔了。不过不到几秒钟的时间，店里的声响开始不对劲。我听见身后有人快速往里走，店里继续传来玻璃酒瓶碎落的声音，还有桌子持续不断地摩擦地面的声音、重物砸碰的声音。
图 | 事发烧烤店，目前已暂停营业。地图截图
事后我们都知道，是那个男人骚扰女孩不成，开始殴打她们。但当下我不清楚内情。根据一个普通人的生活经验，我意识到可能发生了某种冲突，而且不是普通口角，感觉应该是有人在店里打架。
我第一时间想起来，我们有一个同伴当时在店里借洗手间。她还没出来，因为担心她卷入纠纷，所以我站起来往店里看，想知道在里面打架的人是谁。
我很快确认了混乱的人群里没有我的同伴。
一开始我没有留意店里其他的客人。事情发生的时候，我知道同样在外面的那桌客人有几个大汉冲进去了，还以为是去劝架的。
后来才知道一开始对女孩施暴的，就是外面那桌人的同伴。甚至当晚直到暴行结束、救护车和警察都到了，我们看着救护车把伤者接走的时候，我还以为那群从外面进去的人去劝架了，只是打不过对女孩施暴的人。
最震撼的是，我看到一个男人拽着女人的头发，把她整个人拽了出来。他的一个同伙拿着空啤酒瓶往女人身上砸，砸完了之后回头再取一个接着打，他好像打了两个。这一幕极其夸张，我在现实生活中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架势。被拽出来的女人在地上不停求饶。我听不清她具体在说什么，大概是“干啥呀”、“受伤咧”之类的话，边说边哭。
店里的人想出来帮忙，还没等走下台阶，室外的男人用瓶子指了他们一圈，呵斥、大声威胁说：闪开，别管闲事。那种气焰让人感觉，谁靠近阻止他们，他就会直接实施暴力行为。
图 | 事发时店内监控。图源网络
他们在店面里冲突的时候，我想过上去劝架，让他们冷静下来，避免其他人受伤。我脑子里过了一遍，上前走了两步，就看到了他们下手很黑，无差别攻击，还拿着酒瓶威胁其他人不要靠近。但当时很担心如果我上去了，他们还会对付我同行的女生，真出事了我肯定很愧对她们。所以当时我的判断是，能求助的只有警察。
在这座城市生活了二十多年，我和同伴没遇到过这样暴力的事件。可能在唐山，大部分民众正如我一样，生活比较安逸。这件事之后，我开始觉得不论在哪里，或许都存在光照不到的地方，这次我们偶然撞见了社会上很残忍的一面。
暴行持续了4分钟
因为担心这家烧烤老店没有监控摄像，我用手机拍了段大概17秒的视频取证。过程中我生怕他们转头看到我在摄像，冲着我来，十分恐惧。因为一旦他们冲着我来，我的朋友也可能受我牵连。尤其我们桌有五六个女孩，其他两个男生也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又有男人一把推倒了第二个女人，她的头“咚”的一声撞在水泥台阶边缘的棱角处，很大声。那个声音之所以大，是因为对我们来说很震撼。头部是人体的要害部位，那个女生后脑勺直接撞在了实心的水泥上，分贝不是特别大，但听得出来十分结实。那种声音，我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听到过。
拍完视频，我示意朋友们离打人者远一点。怕耽误下去出人命，于是快步往东走，边走边报警。我担心他们发现我在打电话，就没有将手机举在耳边，而是按成免提放在胸前挡着，边走边回头看有没有人追上来。
凌晨2点42分左右，电话接通了，我快速躲进当时途经的一家店铺，和警务人员说明情况，陈述大概是：“老汉城烧烤，有人在围殴两个女生，快点来，不然可能会有人死亡。”通话持续了59秒。
图 | 海森于6月10日凌晨2:42分报警。受访者供图
报警后回到朋友身边时，他们已经退到了烧烤店的远处。几个女孩子里，有的一直哭，也有人蹲在地上吐，看起来是应激了。我只能尽力安慰她们。
当晚，我们听到店里有人说：发生殴打事件是因为其中一个女性拿酒瓶子砸了施暴者，认为是她挑起事端。当时店里的人，连事件信息都没采集全，下这个判断也缺乏依据。后来我们看了监控视频，才发现她们先遇到了性骚扰，出于自保才动了手。
不久后，我就远远听到那伙人逃离的声音。有一个人说：“快走，快走。”紧接着，这群人就像训练有素般，很快消失在我的视野里。
我是凌晨2点42分打的报警电话，根据事后警方透露的出警时间，他们应该是接到我的报警电话后出警的，并在10分钟后抵达了现场。整场暴行持续了大概4分多钟，打人者们赶在警察到来前，逃跑了。
施暴者离开后，我和同伴想过上前关心女孩们的状况。但出于愧疚心理，我们还是选择远远观望，看到她们自己人在那边照料，就没过去。说实话，打人的男人们在施暴，但周围的人却没有办法施以援手，这件事本身是让她们觉得很委屈的。我们为什么没能上去帮助她们呢？
在远方观察了一下受伤最严重的女孩，当时她还有意识，还在哭。
大约十多分钟后，救护车和警车先后到达了现场。被揪头发拽出来的女孩停止了哭泣，沉默地接受着医生的救助；而那个后脑撞到台阶的女孩竟然还能自己站起来走路。看到她们跟着救护车离开之前的状态似乎没有生命危险，我们稍稍放心了些，在她们被救走后也离开了。
没有见义勇为，让我痛苦
6月10号下午4点多，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在各个平台都引起了关注。
在一些社交平台，一些不符合事实的传闻也跟着事件关注度升温而流传出来。有人说这场施暴持续了将近4个多小时；有人说警方在接到报警电话后，6个小时才出警，等等。我看到事件发酵得这么严重，心情复杂。
那天下午我去外面办事，刚回到店里，就有员工跟我说：“烧烤店打人的事儿有一个人死了。”这对我来说是一记暴击。我觉得我对这件事有责任。
我一直觉得自己有一定能力，是个理智的人。当时我有很多女性朋友在旁边，我有理由判断要先保证她们的安全，再行义举。但凌晨那些女孩被施暴的画面浮现眼前，我感到痛苦。我是不是当时真的应该上去，试图阻拦一下，去挽救生命？我觉得我被困住了，一直觉得自己能解决事情的我，想不出特别好的办法，这种无力感让我很痛苦。
我不知道你是否理解比较自信的这种男生，当他只有真正意识到对一些事他根本无法解决了，才深刻地感受到自己的无能。不得不承认，当时我能做到的很有限。在极端的暴力面前，人人会恐惧，都可能成为弱者。
图 | 女子被推倒头部撞到台阶。图源网络
事发之后，我沉默了两天，在反思自己、复盘整件事。
后来看到了市妇联的消息，说受伤的两个女生没有生命危险，我心里才稍微好了点。之后，我决定在短视频平台，以事件目击者的身份发布视频，希望还原案发现场的真实情况。但我没想到视频的曝光度会这么高，11号我睡醒起来，已经上千万人次点击观看。
在10号傍晚出通报之前，我无数次在脑海中回忆当晚的事件，如果那时候，我站出来摇旗呐喊，让周围所有的男生一起上去帮助，先拦住他们呢？这是唯一一个50%以上可能性制止住他们的做法。但是后来当我得知有9个人落网，联想起这伙人熟练地给彼此递酒瓶、递凳子，我觉得他们是有打架经验的。
虽然我是个29岁的壮年男人，但面对这样的团伙，即使能叫上现场的年轻人，大家都没有格斗经验，也一定打不过。事后，我也有看到许多网友指责的话语，为什么不去帮助？为什么不去制止？
我能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说，大家期待那时候应该有人行义举，挺身而出制止暴行。但在那个晚上，大家期待看到的“对”的事情没有发生，于是就愤怒了。很正常，我不生气，但我也知道，有些人在现场会上去，但大多数人在现场可能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这几天，我也在不停反思、在脑子里重复演练当晚的情形。我想知道，我当时还能怎么做，这些不同的处置方法，有没有可能推导出更好的结果。
在我和许多普通人的常识里，力量弱势的一方，面对暴力威胁时，选择不去激怒是更好的选项。但我们现在也知道了，当晚几个女生是先受到了性骚扰，绿衣男子一言不合直接猛地扇了白衣女孩一个巴掌，并且试图再次靠近、伤害她。当时她们感到生命安全被威胁了，做出那样的反应，我同样非常理解。
到现在，我仍然觉得这是一道无解的题。从现实层面考虑，如果遇到的坏人更强壮，选择不去硬碰硬，而是折中的方式保护自己或许更妥帖。可如果是一个充满阳光的社会，大部分人是不会有这种想法的，因为在一个对恶势力人人喊打的社会里，“折中”本身也是一种错误，它违背着公共意识道德，意味着我们在向“恶”妥协。
- END –
口述 | 海森
撰文 | 宋春光
编辑 | 温丽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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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知青邹梅
1974年3月，我从重庆第一中学高中毕业，那时我17岁。一个月后，我和几万同龄人一道，唱着《共青团员之歌》，坐着大卡车下了乡。我们在卡车上一路唱着：“……再见吧亲爱的故乡，胜利的星会照耀着我们。再见吧妈妈，别伤心，别难过，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我插队落户的地方是四川省开县铁桥区立新公社永合大队第三生产队，从此便在那里度过了5个年头的知青生活。在我下乡之前，开县已接受了3批数千名重庆市的知识青年，他们分别是1966年、1968年和1972年下乡的，我们称他们为老知青。
老知青中，邹眉是1968年下乡的高中毕业生。
邹眉长得眉清目秀，胖胖的，皮肤白细，剪短发，说话轻声细气，言行举止中透露着高雅的教养和书卷气。
邹眉不是我们大队的知青，我们只是一个公社，相隔有20里路，她同我们队一个名叫杜晓玲的女知青要好，常来，我们就熟悉了。记得我们第一次正式认识时，几个一同下乡的男知青正在打一个农村青年，邹眉坐在门口和杜晓玲说话，她当时就轻声细语地指责我们，我们几个男知青都是部队的孩子，从小在军营里长大，又见识过重庆武斗的枪林弹雨，崇尚武力，一群十六七岁想做英雄的小青年，被一个比自己大不了多少的女孩子指责，虽说指责是轻声细语的，总归是不高兴。
但不知为什么，当时发誓要打遍天下的我们却没有发作。大家都坐在我的茅草屋前，一边弹六弦琴一边唱歌，先是我们唱，后来邹眉也唱。她会唱的歌很多，不仅仅限于知青歌和当时流行的歌。唱着唱着，大家都不唱了，听邹眉一个人唱，到后来连六弦琴和口琴都停了下来，因为无法为她伴奏，就听她一首接一首在那里唱美国的、法国的、德国的歌曲。那天晚上星星很多，月儿很亮，山脊上刮过一阵阵清风，我们谁也不说话，在地上坐了很久很久。
邹眉出身于书香门第。她的父亲是重庆钢铁公司的总轧钢工程师，一位留学德国的冶金专家，在中国冶金行业颇有名气，前后被毛主席、周总理接见过5次。本来是一个前程似锦的高级知识分子，不知为什么却去说江青的坏话，被抓了起来，关进了监狱，于是邹眉和她的3个哥哥便先后下乡当了知青。后来我们见过这位不会说话的冶金专家一次，那是我们都回城之后。
有一次邹眉和她父亲一起到我家来玩，我的父亲请他们父女俩吃饭，饭是在馆子里吃的，其中有一道菜是炒嫩蚕豆，等大家都吃完饭准备起来离去的时候，冶金专家发现盘子里还剩着十几枚豆子，便又坐下，毫不拘泥地拿起筷子把豆子一颗一颗全吃完，这才起身离去。
邹眉是一位非常可爱也非常令人尊敬的大姐，在我们相识的几年中，她一直关心我、帮助我，给了我很多指点。她懂的很多，是那种少有的知识渊博的女知青。每当她到我们知青点来的时候，晚上我们总要坐着说很长时间的话。话题多是不限定的，她给我讲中外历史、讲天文地理、讲古代文学、讲中外名著讲生命的奥秘、讲生活小常识……她总是慢声慢气地娓娓道来，一点也不急，语气中没有大跌大宕，如梦一般让人觉得美妙无穷。
我们队离区里很近，每个星期邹眉都要到区里来赶场，她总是头一天收了工以后赶到我们队里来，于是每个星期我都能从她那里听到美丽的故事，这几乎成了我迷恋不已的必修课。我真是佩服她极了！我那时就想，她怎么会懂得这么多？她那个又黄又细的短发下的脑袋里，还会装着一些什么呢？
邹眉的与众不同，除了她的教养和渊博的学识外，还有她心态的平衡。上山下乡的知青中没有几个是自己选择的这条路，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抱怨命运，在我认识的知青中，不抱怨命运的只有邹眉一人。从来没有听她说过命运的坏话，也从来没见过她多愁善感，她总是给人一种博大和安宁的印象，和她在一起，你会老想着这个世界的好，你会觉得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不公平之处。
打倒“四人帮”以后，邹眉的父亲从牢里放了出来，冶金专家出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1977年春季招生时为女儿搞到一个重庆大学电子计算机专业的招生指标。那一年的老知青中通过招生招工回城的有不少，其中有一名男知青叫陈泽诚。陈泽诚和邹眉是一个知青点的，下乡前他们分属于不同的红卫兵组织，有很深的派性芥蒂。下乡8年当中，他们出入一个大门，在一个灶房里做饭，却从没说过话。陈泽诚的父亲是特殊钢厂的一名老技工，他给儿子弄到的是本厂技校的招生指标。本来政审体检过后就准备回城了，家当都送人了，谁知后来出了问题。
按照招生规定，技校生年龄不得超过25岁，而陈泽诚刚好超过了，也就是说，他不符合招生规定，不能被招生回城。陈泽诚是条铁打的汉子，当年武斗时他冲锋陷阵，枪林弹雨中都没眨过眼睛，但知道因为超过了年龄不能回城时，他当场就哭了。在农村熬了8年，眼看有了一个回城的希望，却又破灭了，这个打击对谁都是致命的。邹眉知道了这件事，是她同派别红卫兵组织的一个战友告诉她的，那人说，活该他陈泽诚倒霉！
邹眉听了这话，什么也没说，第二天跑了几十里路到公社，找到公社知青办民主任说，她愿意用她那个重庆大学的招生指标换陈泽诚的技校招生指标，她年龄不满25岁，而大学则不限定25岁，这样两个人都可以回城，但她不愿意和陈泽诚说话，所以请民主任做个中间人，帮助两个人互换招生表格。听到这件事，所有人都震惊了，不要说两个人因为观点不同整整8年没说过话，就算是再好的朋友，那个年头，谁又肯用一个大学指标去换一个技校指标呢？当然，最震惊的还是陈泽诚本人，我没有看到他当时的表情，但我能够想象，那份重庆大学的招生表，不仅改变了陈泽诚的命运，也改变了他的人生观。
事后邹眉非常平静地对我说：一张表就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这种事谁都会做的。
邹眉回城后到技校读书，我们常有来往。第二年高考制度改革，邹眉报了名，她报的是一所重点大学，名字我记不得了，反正是名牌大学，在四川省也就招两三名。我们都知道，像邹眉这样底子厚实的人，考上大学几乎用不着费多大力气。
高考一共两天，第二天，我正在家里看书，我那时白血球骤然减少，正在家里养病，邹眉来了。我很吃惊，问她怎么没有去参加考试。她说她耽搁了，早上去考场的路上遇上一场车祸，一位老太太被车撞了，躺在路上没人管，她看不下去，就把老太太送去了医院，从医院出来时，再赶到考场已来不及了，她还说，昨天考的那两门没考好，所以也不遗憾，等来年再考吧。我听了，也无话，总是有些替她抱屈。
我们大院有一个老红军的家属是重庆市招生领导小组的，她也认识邹眉，这事过去一段时间后，有一次她告诉我母亲，说后来邹眉考过的那两门卷子找出来了，单科成绩是重庆考生的第一名，谁都不明白这个考生为什么不接着考下去，若考下去，只录取一名也会是她。我听了这话，良久说不出话来。后来把这事告诉邹眉，她却很平静，没有丝毫的失落感。
一年多以后我离开了重庆，从此与邹眉断了联系，只知道那个时候她已经放弃了考大学的念头，因为有规定，中专和技校生毕业后工作不满3年不得考大学，她打算直接考研究生。我离开重庆后，经常想起她，想她给我的那许许多多的教益，想她怎样从容平静地把握自己的命运。在我的想象中，如今她恐怕早已在国外读完了博士后，但不管如今她在哪里，在做什么，这个世界在她眼中，永远都是美好平静的。
选自《我们曾经年轻》，董宏猷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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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将一个秘密隐瞒了几十年
英若诚
这个人，将一个惊天大秘密，隐藏了几十年，直到临终，他才用英文吐露了真情。6年后，这一秘密终于被世人所知。
原来，在他翻译家、演员的外衣下，他还是一名间谍。早在1952年，他就接受了一项任务，为组织做搜集情报的工作，他后来用了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瞒着家人和亲朋好友，上演了一部真实版的“潜伏”。
70年前，一桩富布莱特学者间谍案，轰动了大洋两岸，导致一对美国夫妻被捕入狱。这个案件的关键证据，就是他私下向警方提供的。
01
1949年深秋的一天，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钱钟书，把大四年级的测试考卷带回家中批改，12岁的女儿钱瑷在旁边给爸爸登分。
突然，钱瑷指着两份卷子说：“这个英若诚跟这个吴世良要好，他们是朋友！”钱钟书问女儿：“你怎么知道的？”钱瑷说：“全班人都是用蓝黑墨水答题，只有他俩用的是紫墨水！”
钱瑗的推断没有说错，英若诚和吴世良确实是一对恋人。1950年7月17日，两人在北京登记结婚。
1952年，北京市长彭真找到英若诚，交给他一项任务，利用自己的身份，了解西方动向，为组织搜集情报，同时他被获准可以阅读大量英文读物。16年后，文革降临，他于1968年因“美苏双重特务”的罪名被捕入狱，经过多次审讯，他才发现自己被捕的真实原因，不是别的，而是因为被打倒的彭真。彭真倒了，他当然就有问题了。
他在北京、河北等地的几座监狱熬过了3年的牢狱生活。他的妻子吴世良在他被捕的第二天也被抓了。他们16岁的女儿英小乐被送到内蒙插队，7岁的儿子英达先是跟奶奶生活，后来被迫流浪街头，夜晚睡在下水道里，白天在街头要饭吃。
当年关进监狱后，英若诚亲眼看见有的犯人疯了，有的自杀了。他便暗暗告诉自己：身处同样窒息的环境，我不能重蹈他们的覆辙，我要把监狱当作学校，在这儿学习有用的东西，靠自己的智慧和技能生存下去。
他先是学习制作勺子。他做成了。之后，又开始制作毛笔……
监狱中不乏能人，他虚心向他们请教，学习他们各自擅长的技能。
有位从香港来的工程师懂电，他就从他那里学习怎样发电，怎么储存所发的电能，怎样在没有现代设备的情况下建造浴室。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之后，他变得几乎无所不能。
监狱长会经常把犯人集合在院子里，这是因为，监狱也会遇到解决不了的麻烦事，需要求助于会某样手艺的犯人。
有次，犯人被集合在院子里，监狱长问：“你们当中谁会干水泥活？”
英若诚第一个举手：“报告监狱长，我。”
不久，犯人们又被集合在院子里，监狱长问：“你们当中谁会做腌青椒？”
又是英若诚第一个举手：“报告监狱长，我。”
监狱长很是惊讶，问他：“这你也会？”
英若诚说：“我会！”
最终，他做的腌青椒很不错，不但供管理人员吃用，还改善了监狱食堂的伙食。
通常，监狱需要什么样的手艺人，他总是第一个举手。
02
说起来也是轮回，他的祖父英敛之，生活于清朝光绪年间，最初也只是一个摇煤球的旗人。因为长得机灵，被一个道士诱拐为徒。那天，恰好遇着一位教书先生，觉得道士不靠谱，就把英敛之拦下。英敛之后来做了教书先生的书童，陪同先生给皇亲家的千金上课。时间长了，书童和皇亲家的千金就好上了，最终居然成了爱新觉罗家族的乘龙快婿。
英敛之只活了59岁，却干了三件大事：一是创办《大公报》；二是创办北京辅仁大学；三是创办香山孤儿院。
1902年，35岁的英敛之创办《大公报》时，他给报名赋予的寓意是：“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以“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为宗旨，“提倡变法维新，反对顽固守旧；要求民族独立，反对外来侵略；敢骂酷吏、不避权贵”的理念，成为中国报人的一面旗帜。
晚年的英敛之，意识到办报固然可以开启明智，而教育更是不可或缺。他于是上书罗马教廷，获得许可，创办了亚洲第一所天主教学校辅仁大学。校名是英敛之根据《论语》中的“会友辅仁”取的。
1900年，英敛之33岁时，儿子英千里出生。英千里11岁时，辛亥革命发生。
第二年，12岁的英千里被父亲托付给天主教传教士雷鸣远带到英国。12年后，英千里从欧洲回国成亲。英敛之为儿子挑选的妻子，是北洋大学的创始人、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蔡儒楷的女儿蔡葆真。两家看人的标准是：门当户对，文化联姻。
婚后6年，英千里仍然生活在欧洲，只偶尔回国探亲。英敛之这时才意识到，儿子虽然精通西学，在全英注册考试中名列第一，拿下了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学位，却写不好中国字，说不好中国话，更不能指望他参与时政，推进社会变革。这种反省意识，使他重新审视了当年“全盘西化”的主张，决定创立以中西兼收为宗旨的辅仁大学。
英千里回国后，有段时间，同时担任辅仁、北大、北师大三校的教授，薪水最多时每月一千块大洋。当时北京城里的福特汽车，不超过20辆，其中一辆就是英千里的。每到暑假，英千里会带着全家去京郊别墅度假，平时一家人则住在晚清重臣庆亲王奕劻的府邸里，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
女主人蔡葆真相夫教子，奉行的是“树大自直”的教育理念，给予子女最大的自由空间。英千里即便给孩子立规矩，也“总是很绅士”。英千里有三间书房，里面堆满了各种书籍，任随孩子挑选阅读。晚上空闲时，英千里有时会把孩子召集起来，给他们讲述希腊神话。孩子们如果迫不及待想要早点知道后面的故事，就自己去读。
后来，抗日战争爆发，让英家失去了昔日的平静和快乐。
沦陷后的北平，抵抗运动仍在继续进行。英千里和辅仁大学的一些爱国人士，秘密成立了地下抗日组织“炎武学社”，由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沈兼士任主席，英千里任书记长，直接接受国民政府的指示，在学生中宣传抗日思想，鼓励学生投身抗战。
1941年12月30日，日伪特务翻墙进入英家，带走了英千里。母亲蔡葆真对12岁的儿子英若诚说，我只担心一件事，抗日积极分子的名单被你父亲夹在一本书里，得在日本人发现之前找到它。
在英千里被囚禁的三个月中，英若诚不断往返给父亲送吃的送穿的，他记住了父亲在日伪监狱里的囚号770，并终生不忘。日本人用尽了各种招数，包括酷刑，想知道抵抗运动的秘密，最终却一无所获。
1944年，英千里再次被捕，生死不明。国民政府以为他已经英勇就义，在重庆为他举行了追悼会。直到日本投降前两周，英千里才在社会各界的营救下释放出狱，一夜之间成为大家奔走相告的英雄。
1948年12月，北平被解放军围城，英千里作为国民政府“人才抢救计划”中的重要人物，和胡适等人从北京东单机场匆匆飞往南京。动身前，正在清华读书的儿子英若诚，特地从清华大学跑回城里，劝说父亲留下来，不去台湾。英千里问儿子说：“我的宗教信仰怎么办？”
来到台湾后，英千里除担任台大外文系主任外，还在多所院校任教，并与辅大校友一道，共同促成了辅仁大学在台北复校。有人说，当年台湾地区所有初中一年级到大学四年级的英文教材，均出自英千里之手。晚年的钱锺书说过，全中国真懂英文的，加起来只有两个半，一个是他，一个是英千里，还有半个在复旦。担任过蒋经国英文秘书的马英九，英文就是英千里教出来的。
也是无巧不成书，英千里儿子英若诚的英文，是另一个真懂英文的钱锺书教的。
03
英若诚没随父亲出走，选择了留在大陆。但他的婚姻，依然延续了父亲的模式，他选择的女友吴世良，同样出身名门。吴世良的父亲吴保丰，是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电机硕士，属于民国初年第一代留美归国的知识分子，是中国无线电领域的奠基人，长期担任交通大学的校长。
1950年，英若诚和吴世良在北京结婚，双方家庭都有深厚的文化背景，所谓门当户对，堪称佳偶天成。两人因为同样酷爱戏剧，从清华毕业后，便一起进入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为曹禺院长看重的演员和助手。
在台湾，英千里恪守着天主教徒的生活准则，洁身自好，一生没有另娶。而大陆这边，他的七个子女只能与他划清界限，放弃了原有的宗教信仰，积极向组织靠拢，但因海外关系复杂，大多被组织拒之门外。惟英若诚比较例外，他的家庭身份因彭真市长的原因被淡化，他的多才多艺在北京人艺得到了充分发挥。
1958年，因为出演话剧《茶馆》里的刘麻子，英若诚一举成名。此后由话剧而电影，他出演过《白求恩大夫》、《小活佛》、《末代皇帝》等影片，其中参演的《末代皇帝》还拿下了奥斯卡奖。
他演出的电视剧有《马可·波罗》、《围城》和《我爱我家》，在其中塑造了一批脍炙人口的艺术形象。
他还是一位优秀的话剧导演，先后导演了《上帝的宠儿》、《家》、《芭芭拉少校》、《十五贯》等中外名剧，并与美国当代戏剧大师阿瑟·米勒共同执导了《推销员之死》。
同时，他又是兼职的剧作家和戏剧教授，在美国密苏里大学开设了一门中国戏剧课，由他担任终身教授。
比起上面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经历，他最令人看重的，是他的翻译家身份。他是当代中国最著名的翻译家之一，他的英语地道、流利，甚至对英语中的美国音、黑人音，以及许多方言俚语都了如指掌。
他运用自己娴熟的英语，先后将莎士比亚、费尔汀等人的著名剧作译成中文，像《推销员之死》、《哗变》、《请君入瓮》等西方大师的话剧都是由他翻译，然后引进中国的。同时，他也将我国著名作家老舍和曹禺等人的剧作译成英文，推向世界。
04
如果不是文革，他的演艺生涯将是一帆风顺。事情发生在1968年，他突然失踪了。妻子吴世良第二天也被抓了，16岁的女儿被送到内蒙插队，8岁的儿子英达先是跟奶奶生活，后来被迫流浪街头，晚上住下水道，白天在街头要饭。
那段时间，英若诚的母亲蔡葆真因为有个跑到台湾的丈夫英千里，自己又懂法文，被安上了“法国间谍”的罪名。造反派把她隔离到一间只有7平米的矮房子里，不许她跟子女同住。原本她在照管的孙子英达，也被赶出家门到处流浪。
英若诚被关在监狱中，对家里的事一无所知，其实就是知道也没办法。这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光。三年后，因认罪态度好，积极服从改造，他被释放出狱。出来时，整个人都变形了，瘦得连亲朋好友都不认识。
好在他很乐观，对生活仍然充满信心。等到文革结束，他又能重新登台演出。
但他不知道的是，当他在狱中关押的第二年，也就是1969年10月8日，父亲英千里因为肺癌在台北耕莘医院病逝，享年69岁。临终前留下遗嘱，将公教保险费新台币13.8万元全部捐给英氏奖学金基金会。这是他的最后一笔款项，连同以前的捐款，一同用于嘉奖优秀青年。
最初，英千里离开大陆后，和妻子蔡葆真还有书信往来，也常汇款回家。到1950年后，通信受阻，发出的信件都下落不明，家人与英千里从此失去联络。
英千里逝世十年后，英若诚访美，才从白先勇处得知了父亲去世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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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英若诚从一名股级干部，一跃而为中国文化部副部长，主管艺术院团和艺术院校。老领导曹禺送给他一幅字：“大丈夫演好戏当好官，奇君子办实事做真人。”没有人知道英若诚为何一下子像坐飞机，会升得这么高。
1993年，在英千里的学生马英九的帮助下，64岁的英若诚来到台湾，替父亲扫墓。他在墓碑上看到了父亲的照片，想到1948年底父亲与他分手时的情景，英若诚说：“样子比我记忆中要衰老。”
这是英若诚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给父亲扫墓。
晚年的英若诚，因为肝病受到病痛折磨，医院曾多次下达病危通知。
躺在病床上的他，利用生命的最后时间，口述了一本自传，英文版叫《Voices Carry》，是“人已去，声宛在”的意思，中文版的书名是《水流云在》。这本自传由美国人康开丽根据英若诚的英文自述整理而成。
在英文版的《Voices Carry》“前言”中，英若诚向康开丽坦陈，不愿在传记中讲述自己曾经做过的情报搜集工作。
这是他心中难以面对的一个结。
康开丽在“后记”中曾经记叙说：“他有时会把医生们当作外国间谍，当英达进病房时，他会说：‘唉，你来救我了，他们都是间谍。我跑不了，他们把我的裤子拿走了！’”
英达对此也曾表示过，父亲在他的自传里，“还在为他认为值得维护的东西说假话，比如他说监狱里不打人，顶多就是罚跪。但是他的难友们跟我提到过，我父亲挨过很重的打，多数还是为别人，有些刑罚可以说是惨绝人寰。”
也许，英若诚不愿坦诚面对，有他难言的苦衷，他不想因此而毁灭自己所有的记忆。所以，他留下了真实，也带走了一些真实。
资料来源：
知乎《英达的父亲——传奇英若诚，集间谍演员为一身》
群学君《斯文与侮辱：一个中国文化世家的传奇》
百度百科《蔡葆真》《英敛之》《英千里》等
2022-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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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卡”与“黑子”
刚下乡插队时，山里狼多，知识青年也养了条狗，起名“契卡”。青年们一开始不会计划用粮，总有剩饭，狗也喂得肥肥大大的，且毛色光亮。“契卡”虽是土狗，起了个洋名字，有洋学生做主人，便有怪毛病，见插队学生来串门，从不咬；老乡担水从门前过，总咬个不停。于是招来了闲话，有好事者说：“不要养狗了，影响和贫下中农的团结。”有人反驳说：“它不是也咬地富分子么？”于是“契卡”得以留住。
一日两个女生下山去打煤油，路上无伴，便带上“契卡”下山。春日融融，桃红柳绿油菜花黄，她们便在山下多逗留了些功夫。返回时，却不见了“契卡”。她二人返回沟口去找，待问到那里的知识青年们，只见他们的脸一下子变了颜色，灶房里的风箱声也停下来了。
“契卡”安静地躺在苞谷杆上，它怎么也没想到会死在洋学生手里。
她二人勃然大怒，一阵好骂，他们连吭都没敢吭。山里的知青总比川里的知青厉害，女的且如此，若那些男的下山来，还不知怎样呢？
二女生挖了个坑埋了“契卡”。
“契卡”死后，男生有几个月不理那两个女生。两个女生无奈又从山里抱来一只黑狗，取名“黑子”。
“黑子”没赶上好日子，青年们粮不多了，开始喝稀的了，“黑子”只有面汤喝。“黑子”怎么也长不大，瘦骨粼粼，常用哀愁的目光看着自顾不暇的主人们。村民们过往担水时，再听不到狗咬声，反而能听到“黑子”挨踢的哀号。
但饿狗不离主，每到晚上，“黑子”总是钻进灶房，卧在灶火口，沾满柴灰，黑狗变灰狗了。
这年冬天特别冷，雪下得很大，插队青年大都回家过年去了。一个“憨憨”响应“过革命化春节”的号召，留下和贫下中农一起过年。除夕夜，他吃完“百家饭”后，早早钻进被窝里。雪落荒原寂无声，更无过年的爆竹。
大年初一，是个晴天。他去灶房打水洗脸，开门听见压得低低的狗的呜咽。只见“黑子”蜷在柴堆上，眼里露出哀求的目光。他俯身看去，“黑子”身前淌满了血，再一看，狗的下巴半吊着，伤口血肉模糊。来了个村里的小伙子说：“这是吃了队长儿子下的炸狼弹了，去年黑豆家的猪就是这样死的。”队长儿子是个人精，炸药掺上玻璃渣，用肉裹上，放在路边炸狼或狐狸。没听到其有过猎物，还险些炸伤行人。
看着“黑子”难受的样子，知道它活不成了。“憨憨”于是抡圆了镢头照狗头上打去。一下，没死。狗尽管哀号，却不离去，似是在等第二下……这种残酷的杀法，持续了五下。
他未料到得是，那狗挨了第一下，竟不会跑去。自此，他认识了狗。
2002-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