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东北人，年幼时因战争逃难，亲眼看着家人一个个离世，如今85岁儿孙满堂
这是《自拍》第304个真实口述故事
周末，小女儿扶着我散步回到家里，大女儿已经把晚饭在桌上摆好，电视上正播放新闻联播，孩子们在嬉闹，屋子里热气腾腾的。
我今年85岁了，生活安康，儿女绕膝，这样幸福的生活是我十几岁时做梦都梦不到的，那些年的梦里都是饥饿，到处讨吃的。
2022年除夕，整个大家庭在大女儿家聚餐。
我是个普通的东北老太太，这辈子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如今苦尽甘来，回忆起往事，百感交集。1937年，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这一年我出生在距离沈阳仅54公里的辽阳市。
我家有七口人，爷爷奶奶，父母和我们兄妹三人，住在辽阳金银库，城西边巷子里的一个大院子，正屋三间海青房，自己住，两间门房出租。
小院里种着青菜和苞米，还有一棵大大的葡萄树，每到秋天就挂满粉紫色的葡萄串，皮薄、粒大，又脆又甜，父亲把好果子拿来卖钱，没人要的才给我们兄妹吃。葡萄架很高，有时候，哥哥偷一串，分给我和弟弟，那种清甜的味道和偷得的欢乐，让我在饥饿的时候总是忍不住怀念。
那时候全家人的生计都靠爷爷和父亲，夏天他们挑着折扇扇面到城里最热闹的药房门口，等待客人拿着扇骨来糊扇面。我们家有很多漂亮的扇面，有风景、人物，也有花鸟虫鱼，梅兰竹菊。
夏天的晚上，我总是缠着父亲在月光下给我讲扇面上的故事，从三英战吕布到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哪怕父亲已经讲了许多遍，我还是听不够。其他季节，爷爷和父亲卖豆腐，母亲和奶奶在家继缝缝补补，照料一家人的生活。
我小时候住金银库附近，那里有一座寺庙，如今还在，这是今年拍的。
随着战争越来越激烈，辽阳城的一半被日军占领，小规模战事不断。日军占领区五十米一个岗哨，看到有老百姓路过，日本鬼子就找茬一顿暴打。甚至是日本的小孩看到中国人，都会无缘无故的骂“八格牙路”，我们知道那是“混蛋”的意思，但是也都敢怒不敢言。
经常会遇到抓壮丁的人，父亲冒着被抓壮丁的风险出摊儿，一天也只能接到一两个糊扇面的活，小生意干不下去，漂亮的扇面剩下厚厚的一摞，后来不知都丢到哪里了。城里人都逃到别处，门房也租不出去，我们一家人的日子糊口都很艰难。
7岁那年，父母带着我们兄妹三人，坐着大板车往吉林方向逃难。爷爷奶奶年龄大了，怕路途遥远出意外，只好让他们留下看护老宅。
一路北上，走了四天后，我们到了现在的吉林三源浦。祖奶奶的娘家侄子在这里生活，我们借住在他们的下屋。他们家支了一台磨，用来给自己家磨粮食，有时候我也会跟着大人学推磨。这段时间，父亲上山砍柴挑到集市上卖，但是收入很少，家里入不敷出。大姨在三源浦北边三十公里左右的辉南县开诊所，我们一家人再次向北，去投靠大姨。但是在我们到辉南不久，大姨一家搬去了鞍山。
我们就住在大姨家，父亲买烟叶回家自己做卷烟，母亲在家切烟丝，喷上蜂蜜晾干了之后，父亲用手工卷烟，哥哥帮他粘浆糊，我把卷好的烟头两端用剪刀剪齐。记得白色的烟卷有拇指那么粗，一盒12颗。父亲背着烟走街串巷吆喝着卖。后来战事越闹越紧，人们只顾逃命，卷烟也没人买了。我们的生活不仅没有变好，反而更加艰难。
原来在辽阳吃高粱米，到了吉林后吃大馇粥小馇粥，全家人都不服水土。我的脚踝处肿大，母亲的身体越来越差，总是咳嗽，脸色潮红，没钱治疗，只能在屋里躺着。人们都在逃亡，父亲小生意也做不下去，而且也病了，没法干活。我们一家五口无以为生，只能靠讨饭生活。
那时候我十来岁，每天和弟弟用木棍抬着一个小桶出城到村上讨饭。有时候能要来一些玉米饼子，有时候是一些稀粥，最好吃的是一次从部队炊事班讨到了一个锅巴，还有一次讨到两个饺子，我和小弟都不舍得吃，拿回家给病中的妈妈。
此时的辉南八路军和国民党对着开枪，每次一听到枪响，父亲就学着别人家把我们卷进被窝里，说是可以挡子弹。
几个月后，贫病交加的母亲在一场剧烈的呕吐后去世，我和哥哥一边哭一边给妈妈擦洗。那时，人们为逃避战乱纷纷四散逃命，看起来很好的房子一排排都空着，父亲在一间空屋里看到一副没有盖板的棺材，拿来装了母亲的遗体，拉到城外葬下。贫病交加又丧妻，父亲的病情越来越严重。
至今我都忘不了，那天中午，父亲让我到药铺为他讨要冰片，我不好意思去，一步步捱到药铺门前，弟弟跑来告诉我，父亲去世了。这件事让我后悔了一辈子，如果我去把冰片讨回来，也许父亲就不会那么快离开我们。父亲去世后，哥哥和我无力为父亲置办棺木，就把他与母亲草草葬在一起。
大概过了一个月，小弟也发起了高烧，好几天不退，后来喊他都不会答应，我们才慌了神。哥哥守着弟弟，我去请大夫，但是回来时小弟已经没了呼吸。小弟才9岁，他那么漂亮，谁见了都说不像穷人家的孩子。我抱着小弟不肯松手，回忆起和他抬着桶去要饭的日子，虽然苦，但是有家人作伴心里总有个依靠。眼睁睁看着亲人一个个离世，就剩12岁的我和16岁的哥哥。我害怕又无助，每晚在噩梦中惊醒，天天哭，盼着能回辽阳。
1949年秋天，城里没有了枪声，军人多了起来，街上有好多和我差不多大小的孩子在欢天喜地的扭秧歌，二姑也从辽宁海城到辉南来找我们。当时我蓬头垢面，衣不蔽体，鞋子露着四个脚趾。姑姑连夜给我做了一双鞋，新鞋的的温暖和舒适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姑姑告诉我们解放了，我并不知道什么叫解放，只是跟姑姑说想回家。
大约一周后，爷爷来到辉南接我们回辽阳。一见面，我和哥哥就哭了，爷爷把我俩抱在怀里好久说不出话来。我们一起到父母坟前，哥哥特意放了一个石块，说这里就是埋父母的地方。我们流着泪在坟前磕了三个头，“爸、妈，我们回辽阳了，等我有钱了，再把你们接回家。”我和哥哥跟着爷爷坐火车离开这片伤心之地。
离开辽阳短短五年，感觉却是沧海桑田。爷爷奶奶还住在那个院子里，月季花还在开，门房已经倒塌，小伙伴们也都不见了，只有卖糖的还在挑着担子吆喝。回到家的第一顿饭奶奶焖了一锅大碴粥，还炖了大骨头，那就是家的味道，吃着吃着我想起父母和可爱的小弟，眼泪忍不住啪嗒啪嗒掉到碗里。
离开辽阳前，我只看到男孩上学，他们在学校里还要学日语。回来后，我看邻居家的女孩也背着书包上学，很羡慕，也想读书。不过，上学要穿白上衣，蓝裙子，爷爷说咱家没钱买校服。我哭着说穿什么都可以，只要能上学。爷爷禁不住我的软磨硬泡，把我送进了学校。
1957年，工作后第一次发工资，给自己拍了一张照片留念。
因为之前父亲和哥哥教我认过许多字，我直接从二年级开始念。我爱读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我的班主任叫张宝珠，她特别喜欢我，选我当学习委员。每次老师判作业，都拿我的作业当样板，我还帮老师收发作业。战争耽误，同学们的年龄都比较大，也有人跟我一样是从外面逃荒回来的，但大家谁也不轻易说起那些伤心往事。
生活逐渐恢复秩序，爷爷卖豆腐，奶奶在家缝缝补补，有时候我也会帮奶奶给衣服剪边，烧火做饭。
那时生活仅能解决温饱，冬天，奶奶用旧衣服的布块给我缝了一副棉手套，大酱色，还有一道一道金色的花纹，班长借去戴，不小心碰到了抽烟的火筒，被烫出了一个大窟窿，棉花露出来，我难过了好一阵儿。五一搞活动，同学都穿白上衣蓝裙子，我穿别人掉色打补丁打旧衣服，只好站在队尾。
哥哥已经16岁，回到辽阳后没再去读书，他挑着扁担走街串巷卖糖、卖花生。哥哥处了一个女朋友，两人感情很好，打算结婚。娶媳妇要最起码要给女方做套衣服，奶奶说哥哥心脏不好，看病的钱都没有，还娶什么媳妇，就不要拖累人家女孩了。
1956年，初中时与同学留念，我是第三排左三。
我念初二时，哥哥病情加重住院，半个月后，我在这世界上最亲的亲人哥哥也去世了。我伤心欲绝，好几天都没去学校，把自己关在屋里。我心里怪爷爷奶奶，总觉得哥哥应该结婚，如果结婚了他就不会死。但是那时我还小，从来也没敢为哥哥说过一句话。如果是现在，我一定会支持哥哥争取自己想要的生活。
至亲一个个离我而去，孤独总是如影随形，父母小弟的坟莹在千里之外，唯有哥哥的坟墓还能看到。每年哥哥的忌日、清明，我都会去祭扫，遇到困难，我也会去哥哥的坟边坐坐，跟他唠唠，常常说着说着就泪流满面。
身世飘零，我更得自立自强。读书期间我一直名列前茅，1953年我顺利升入初中。这时候爷爷奶奶已经把小院卖掉，去鞍山跟叔叔住在一起。每到节假日，我坐火车去鞍山看他们，车票5毛钱。
中学搞勤工俭学，上半天课，干半天活，初中三年级的上半学期，我的肺出现了毛病，总咳血，校医检查后就让我退学回家休养。退学后，我在辽阳没有落脚的地方。好在五十年代末，国家正在进行战后重建，厂矿企业百废待兴，需要大量人才。
我刚退学就被劳动局安排到了辽阳有机化工厂，有五百多人，五个大仓库，算是一个大厂。刚进厂，我被安排拧瓶盖，我每天一早去，把瓶子摆齐，工人们来之后直接就能干活了，经常被领导表扬。
后来，化工厂成立“扫盲班”招收了一批名十七八岁的农村孩子作为定向培养的工人，我被调去教化学和语文。委培班办了一年多就解散了，那些学生也没能进厂，好多学生哭着不肯走。
1962年，全厂共青团员合影，我在第二排左二。
紧接着，为了提高职工的文化水平，培养单位的干部后备力量，工厂办了夜校，我又成了夜校老师。下班后就到夜校上课。没有正规教材，老师就教他们从自己的名字开始认字。扫盲班持续了两年，工人差不多都会简单读写之后，夜校就停了，我又回到了榨油的生产线上。
1959年，所有人的口粮都不够，一开始还能有点苞米面，摘榆钱充饥。有段时间几乎没吃的，每天在职工食堂喝点粥，吃点咸菜。即使是这样，我也很知足了。
在车间榨花生油时，看着饱满的花生粒我馋得直咽口水，却不敢拿一粒公家的花生吃。那时我住在职工宿舍，每个月工资28块钱，我自己留几块钱，其余的都买槽子糕和其他吃的送给鞍山的爷爷奶奶，总算撑过了那段时间。
1960年秋天，爷爷想我了，一个人从鞍山来辽阳找我，路上走丢了，被找回家后就一病不起，不久爷爷也去世了。这些年来，爷爷奶奶一直是我最大的依靠，我多希望他能等着我有能力孝敬他，让他过更好的日子。
1959年，爱人在沈阳故宫，那时候我们还不认识。
25岁那年，朋友给我介绍了在辽阳驻扎的一个铁道兵。他老家贵州，也是孤儿，人实在，工作好，又勤劳，我挺满意。他也觉得我漂亮又能干，性格开朗，觉得合适。
1963年秋天的一早，我穿上新做的宝蓝色上衣，从职工宿舍步行半小时到对象的连部南大营。对象在他们连队食堂摆两桌菜，战友送了我们四个带大红喜字的搪瓷缸子，一个脸盆，四块大镜子，领导讲了一些祝福的话语就算结婚了。
1963年，我们的结婚照。
双方的亲人只有我三叔三婶到场，送了我一床红花洋布背面，大姑送我一件过时的白色外套。别人结婚有父母亲人在场，都是热热闹闹，而我的至亲已经阴阳两隔，我有再多的幸福也无法与他们分享。
本来不会喝酒的我，婚礼结束后一个人倒了杯酒，爱人也陪着我端起了酒杯，他说，“以后这世上，我们就是对方最亲的人了，我一定不让你再吃苦。”听到这句话我百感交集，是啊，无论过去经历多少磨难，以后有人陪我共同面对，这世界变得结实起来。
我在爱人连队住了9天，算是度蜜月了。婚后不久，爱人就随部队去了黑龙江省嫩江市。厂里把看煤的小屋给我做了新房，除了床和炉灶，我没什么家当，10平的小屋也显得空荡荡的，大儿子和大女儿的童年都是在这间小屋里度过的。
结婚一年后，大儿子出生，爱人已经从辽阳转移到湖北驻地，没有探亲假，没有娘家人也没有婆家人我才真正感觉到了做军人家属的不易。好在单位派了几个青年轮流来照看，帮我洗衣做饭。
那时厂里办了个托儿所，我也从生产线调到了托儿所。在工厂的外面，一个小院，没有秋千也没有滑梯，孩子们上课在室内唱歌跳舞，认几个字，下课就在院子里自己跑着玩儿。大儿子一周岁时，我带着他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到湖北，他才第一次见到爸爸，躲在我背后说啥也不要他爸爸抱。
1970年，爱人回来探亲，当时一家四口留念。
上班忙忙碌碌，时间过的很快，下班后才最难捱。每天推开门，冷炕凉灶，做饭取暖都要现生炉子，烟熏火燎。1968年，大女儿出生，我一个人要上班还要带两个孩子更忙了，常常感到无助。我还记得我在屋里生炉子，被烟熏得两眼泪花，大儿子站在门口唱“东方红，太阳升……”，他稚嫩的声音给了我最大的安慰。
有一次，大女儿在炉子上烧干粉条吃，不小心把身上穿的花裙子烧着了，人也被烧伤。烧伤疼痛难忍，女儿年龄小，整天整宿的哭，我24小时守着她，后来累到上厕所都能睡着撞墙。这时候我欲哭无泪，但是从没后悔嫁给军人，后悔也没用，只能咬咬牙硬撑。
爱人不在家的这些年，我不但要工作还要操心孩子，一刻也不敢放松，很难睡个囫囵觉。1972年，爱人终于转业到辽阳市邮电局，我可算松了口气。
我和爱人一个是贵州苗族，一个是东北汉族，生活习惯差别巨大，但是爱人非常包容。转业后，他说要把之前亏欠家里的都补上。他把工资都交给我打理，还包揽了大部分的家务活，把家里家外收拾得干净利落。
我喜欢吃土豆，他一次买一面袋子囤着。小女儿出生，坐月子期间，鸡鸭鱼肉，他变着法地给我做好吃的，孩子的尿布也都是他洗，这时我才真正感受到了家庭的幸福。
1962年，辽阳白塔公园，全家人合影。
儿子和大女儿按部就班上学，没课外班，也没太多压力。我对他们最大的期望就是不要像我儿时一样遭罪，能健康平安长大。
小女儿略微有点不同，那时家里条件好了许多，她聪明也喜欢读书，我们投入的就多一些。学校要定杂志报纸，别人没订，她一人订了好几份。她唱歌好，想学乐器，我们就拿出六百多块钱给她买了一架手风琴。
有时候看到三个孩子在一起玩耍，我会不由自主想起我的哥哥和弟弟，如果他们在世，应该也能享受到这样的幸福生活，被藏在心底最深处的悲伤又慢慢泛上来。
1989年，小女儿在家属院里拉手风琴。
三个孩子齐齐整整地长大，大儿子电校毕业后分到在电力局工作，大女儿念了职高也进了企业，小女儿中师又自修本科，做了教师。他们各自又结婚成家，我觉得自己算是完成了任务。
九十年代初，我退休后两个月，有机化工厂宣布解散，每个工人发个盆儿，一块肥皂，一条毛巾，就各自回家了。一年后大孙子出生，我就去看孙子。
退休的前十几年，我轮流把孙子和外孙带大。带孙子和带儿女很不一样，带孙子辈更稀罕。她们怎么闹我都喜欢。外孙特别贪玩，都晚上九点了也不回家，去接他，走几步还往回跑，都上学了还不爱去，都是买零食哄着去，没敢大声嚷过一句。儿女小时候，我对他们可没那么多耐心，大儿子在托儿所老往外跑，忙得管不上，训上句，再跑就不管了，更别说零食了。
我和曾孙子一起弹琴。
孙辈儿与儿子那一代相比简直在蜜罐里长大的，吃的穿的不受一点委屈，学钢琴、看电影，还能出去旅游……全家人把他们捧在手心里疼爱，培养。看着他们的生活，我都后悔早出生了几十年。我从来没给孙辈儿讲过从前的事，他们小时候，我忙，没时间讲，等他们长大了，又没时间听我讲了。
这些年我们的居住条件也在慢慢改善，从十来平的看煤小屋搬到了二十平的单身宿舍，爱人转业后，邮电局又给他分了房子九十平的单元楼，一直住到前几年，外孙结婚没房子，借给他做婚房，我搬到大女儿家。
儿女们不再需要我照顾，十多年前爱人也先我一步撒手。忙了大半辈子，突然闲下来，屋子里转来转去都是一个人，说话都带回声，虽然有吃有喝，没病没灾，总觉得这一天怎么变得那么长。坐在沙发上恍恍惚惚就陷到回忆里，净是些让人难过的事儿。
为了给自己找点事儿做，我跟着邻居学习织毛鞋，越织越上瘾，攒了一百多双，拿到公园去拍照，总有人问卖不卖，我不舍得，想着给孩子们留个念想。
我织的毛鞋。
我住在一楼，阳台外面有块空地，我把地翻起来，种点儿小葱，韭菜，有时候心情好，还种点儿茄子、西红柿什么的，老伴在世时种的月季一到夏天就在窗前开出一片红彤彤的花，看到这些花我都会想起他。
爱人生前种的五味子，他过世之后，我精心侍弄。
一转眼黄土已经埋到了脖子，我送走了父母兄弟和爱人，死亡是我生命里的常客，孤独和恐惧也曾在无数的长夜里抓住我，但是害怕有什么用呢，人孤孤单单的来，也是孤孤单单的走，这世界有我牵挂的儿女，另一个世界也有疼爱我的家人，一切也就释然了。
我这一辈子先苦后甜，解放前和弟弟一起拉棍儿要饭，被狗追的日子不堪回首，曾经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吃饱饭。上学阶段是最快乐的，那时候也想着要考上大学，被退学后虽然挺失落，但是能进工厂也算幸运。
我和大多数普通人一样，努力工作，养儿育女，日子越过越好，如今儿孙满堂，也没有什么遗憾了。
*本文由贾志荣口述整理而成，文中照片除特殊注明外均由贾志荣本人提供。
*本文在今日头条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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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诊新冠后，我滞留在中缅边境的30天
编辑：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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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搞工程的80后，厌倦了在国内陪酒揽活，跑去叙利亚谋生
这是《自拍》第303个真实口述故事
我叫曹涛，宁夏银川人，祖辈三代都是农民。我10岁开拖拉机，12岁下地割麦，17岁就敢开着收割机去外省收庄稼。成年之后我跑过出租，没几年又搞起了工程运输生意。三十岁的时候，我每年已经能稳挣几十万。但因为包揽工程经常要陪酒，我身体明显在变差，对这行也越来越提不起兴趣。
2017年，36岁的我做了个决定：把手里的工程设备都卖掉，出国看看别的赚钱机会。我先是在非洲撞了南墙，之后又跑去叙利亚，结果在这个战乱国家找到了商机。通过进口国产农机，我的收入比以前多了好几倍。最主要是有了一门自己真正喜欢的事业，对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说，这比赚多少钱都有意义。
身边是我卖的收割机，身后是我在叙利亚开的农机公司。
除了收割机，我还卖拖拉机一类的机械设备，这些都属于农业经济的一部分，算是回到了我的老本行。我生在银川农村，大西北嘛，地广人稀，好玩的少，我童年记忆最深的就是种地、收粮食。我家有我和姐姐两个孩子，一家四口人种60多亩地，其中40多亩是水稻，10多亩是玉米，还零散种了些小麦，留了几片菜地。经常是一放学，我和姐姐就得去地头帮忙翻地、插秧、除草、浇地、收粮……
光景好的年份，我们家一年能收入一万元出头。这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叫作跨入“万元户”的行列，是很了不得的一件事。但是呢，不当农民根本就不知道靠天吃饭受的是什么罪。每年五一春种，十一秋收，我们一家四口人远远忙不过来，加上各路亲朋帮衬，也得连着忙活一个多月才能收完粮。
收完还要去打谷场晒打。银川的夏天能有40度，路面晒得能看见热浪，爸妈的脸都被晒得只能看出眼白和牙。他们的肩背每年都被晒烂，脱皮之后，皮肤会变成一层一层的，像揭塑料纸一样能揭下来，底下还能看见新长的嫩皮。每次褪皮的时候，都疼得他们龇牙咧嘴。
小时候和爸妈在家里的合影，九十年代我家已经住进了砖房。
农民的孩子早当家，我10岁那年就开着拖拉机在地里横冲直撞，12岁已经被当成壮劳力，像大人一样背着镰刀去收秋。当时家家户户都这样，孩子才几岁便巴不得赶紧给家里出力。毕竟年纪小，农忙的时候每天下地我都很不情愿，为此总少不了挨父母的骂。
我爸年轻时是文化人，考上过中专，因为名额被人顶替又做回了农民。这件事让他心里一直憋着股劲儿，想让我和我姐靠读书出人头地。我姐听进去了，成绩在全乡数一数二。我贪玩，下地干活累得半死，白天上课的时间都用来补觉了。初中我是混着读完的，也知道自己这样的考不上高中。我爸不甘心，四处托人给我在附近职高报了名，劝我好歹再念几年，不然这学历还不如他。
我也这么想的。可我这个乡下来的土娃进城没几天，就接连被校门口的混混欺负。他们见我穿得衣裳板正，锁着我脖子硬要借去；见我吃得好，就说大家换一换。有一回，我穿着我妈花150块钱买的军用皮靴去学校，第二天便“有借无还”了。这下我彻底恼了，和他们大干一场，结果是被学校劝退。
初中毕业照，电线杆子旁边穿黄衣服的是我。
1998年，17岁的我辍学走入社会。读书成才的梦破灭以后，我爸想让我学个一技之长将来好养家糊口。我说我喜欢开车，要不你给我置办个出租车吧。家里一听觉得靠谱，就去打听价格。那时候银川市区流行红色的两厢小夏利，加上营业户下来要七八万，我家没那么多钱，只能东家凑一点，西家凑一点。
正准备买车的档口，我的噩梦又来了。秋收季节到了，不出意外的话，我们全家又要忙活半拉月。不过，这一年意外出现了，我家不到三天就把粮食全部收完。原因是我们村来了个陕西的职业麦客，人家开着收割机，一亩地收40块钱，干活儿效率可比人高太多了。麦客在我们家借住的时候，给讲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他说自己每年收秋的时候在河南、陕西、宁夏跑一跑，就能有好几万的收入！
我们听了都很眼红，全家人一合计，反正都是为了挣钱，收割机生意这么好，还买什么出租车。整个家族大大小小的地加起来有二百来亩，不说别的，光给自己家收粮食都方便太多了！亲戚们一听都同意，又加了一点让我直接买收割机。
那是我们全乡第一台收割机，花9万块在银川新城农业公司买来的，名字叫新疆二号，看上去高大闪亮。我开回来的路上，看到的全是乡亲们羡慕的眼光，虚荣心得到了极大满足。整个秋天，我都兴奋地不行，每天在打谷场练习怎么开收割机，想着明年一定要把村里的麦子漂漂亮亮地收完。
我的那台没留下照片，这是从厂家找的同款车的照片。
第二年夏天，那位住过我家的麦客给递来消息，说农历五月是河南小麦成熟的季节，二十多天后是陕西收庄稼，等收完赶回宁夏，正好是我们本地粮食成熟，跑一圈下来啥都不耽误。他建议我们先去河南看看情况，应该有不少需求，想去的话他可以帮忙联系当地村长。
我之前从来没离开过宁夏，连河南在哪个方向都不知道。我爸很担心外地人会不会欺负我们，为此，全家就要不要出省挣钱开了次会议，最后是我三叔拍的板：好男儿志在四方，哪里都有好人和坏人，去吧！就这样，我、老爸、堂弟，我们三个男人开着收割机踏上了出省收麦的路。
农机时速最高25迈，开到河南不现实，我们只能出2000元高价雇来货车运输。本以为到河南找到介绍人的村子很难，哪知道一进河南境内，我们的收割机就到处被“劫”。老乡们拦在路上，非要让你去他家收。我一看这架势，心里大概有了谱：这趟应该不会亏。
一来农时不等人，大家都想尽快把这一茬收了立马翻地种下一茬。二来，农民靠天吃饭，早收早安心，万一遇上刮风下雨，粮食肯定出得少。经常有一些老乡为了能让我们先给他家收地，和隔壁吵得不可开交。有一些人还能吵得打起来，每天都是鸡飞狗跳的。我也是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竟然这么受欢迎。
我们爷仨里，只有我会熟练操作收割机，所有活儿自然都落在我身上。我刚学会开，加上年轻干劲儿十足，白天晚上都在忙，累了就倒在田埂上大睡一觉。满脸、满嘴、满鼻腔的土和灰也顾不上洗。有老乡见我辛苦，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一个防毒面具，但天气热得人发慌，戴上没一会儿整个人就快成了猪头焖子，根本受不了。
我们收一亩地收费50元，生意好的时候，我一天能收大几十亩。每天连轴转，作业强度还是相当大的，机器也经常坏。还好我爸懂点技术，能进行简单的维修。就这么没日没夜地干了三个月，回到家我们一清点，发现赚了五万多！这是1998年，不到二十岁的我就尝到了第一桶金的甜头。
同村的乡亲们见我们挣了钱，之后几年也都开始投资收割机，加入到麦客大军。
我和亲戚们连着两年出省收麦，队伍也越来越壮大，整个家族都出现了由贫转富的迹象。要不是因为后来出了那件事儿，我想我肯定还会继续做麦客生意，最起码干到四十来岁。
那是2001年夏天，我和我爸、我叔拉着农机经陕西去河南。路上被一道地痞劫住，他们很欺生地“请”我们去他们村收割。说是“请”，简直是拿刀架你脖子上。我们没办法，只能跟着人家走。结果到地里一看，麦穗没低头，日子还差二十来天，我解释说等河南收完了回来给你收，对方硬是不放人，非要我们住在他家，无奈之下我们报了警。
警察了解完情况就放我们离开，哪知道前脚一走，后脚那几个混混就开着小轿车追上来。其中一个小子胆子很大，车速那么快，竟然还想从小轿车跳到我们货车上。我们大喊不要跳，很危险，他不听，结果跳过来没抓稳，直接摔在货车前面，下一秒就被车轮碾过去，人当场就没了。
我第一次目睹血肉模糊的场景，被吓得不轻。虽说我们没责任，但那段时间还是得待在西安等待调查，我情绪非常不好，做什么事都不上心，每天就在马路边上看着来往的车发呆。
有时候想说话了，我会跟路边等活儿的出租车司机聊几句。我问一位师傅西安的出租车得多少钱，他回我要二十万多一点。我说那不胡扯吗？我也考虑买过出租车，哪有那么贵？大哥和我解释，说车是六七万不错，还得花十几万买营业户的指标呢。他还说西安是大城市，什么东西都是领先的，以后我们那儿也会有这项费用，劝我趁现在没有赶紧搞辆出租。
银川的出租车，现在车和户一起转让据说要50多万了。
我把这话记在心里，案子调查完回到老家就决定干出租。我爸也不想再往外跑了，掏钱给我买了辆出租车。开出租那四五年是我比较放荡的时光，经历过生死，人也学会享受了，每天在城里几个固定点接人，其实不太忙。
一有时间，我就和狐朋狗友出去烧烤喝酒，家都不怎么回。我妈一开始给我订的目标是每天给家里拿100块钱，因为我爱玩儿不够花，慢慢变成了80，后来又变成了50。
到二十四五岁的时候，我身边的同龄人都结婚生子了，我也在爸妈的催促下成婚。生活中的一些好事，我都过早地得到了。导致我婚后依然不改本性，没什么家庭责任感，成天只想着玩。
给自己放假，去西安旅游时候拍的。
2006年，亲戚告诉我一个消息，说渣土车、半挂车生意很好做。他在煤矿上揽了好几年的活儿，如果我愿意可以介绍给我。我正好过腻了跑出租的生活，没多想就把车转了出去。结果真如西安那位司机所言，当时银川的一个出租车营业指标已经涨到20万，我跑车没挣到的钱靠转户一下子都收了回来。
我拿着手头的二十多万，买了辆二手重卡跑运输。一个月挣四五千，活儿很长久，算是不错的营生。这行确实利大，只要你有车，车不怎么坏，都能挣到钱。干了没多久，我就开始雇人替我干活儿。几年时间，我陆续贷款购置了翻斗车、压路机，还有抵账来的挖土车，重型设备差不多都全乎了。因为四处揽工程，我比以前更加不着家。一个礼拜七天，我能出去喝五天酒，三天两头就叫朋友来打牌。
这是我的一台挖掘机，正在工地上准备作业。
干工程最头疼的是要账，一般都要等项目完工后才结款。要钱的时候，我到处求爷爷告奶奶，还不一定能拿到手。要钱的手段主要靠喝酒，那五六年时间，我和老婆一直要不上小孩，这和我身体有很大关系，对此我也非常愧疚。一直到2013年初，我老婆才怀上孩子。
之后的几年，银川市工程运输的行情不是很好。尤其是2016年冬天，一个在我们当地响当当的大户倒台了，我几台家伙给他干了三四年，一毛钱工程款都没拿到，还遭人暗下黑手，被阴阳合同坑了我一台挖掘机。想打官司，对方资不抵债，啥财产都要不上，这一单活儿让我损失惨重。
那阵子，我做事儿的心劲儿一下子全没了。脑子里反复闪现自己为了点工程喝得昏天黑地的场景，再看如今这个下场，想起过去那些经历真是觉得狼狈不堪。突然间，我从心底里厌倦了这样的生活，很想换个赛道，做点其他的小买卖。
2016年初我刚给自己换了一台车，年底就在生意上折钱了。
苦于文化程度不高，我能想到的买卖仅限于开饭店或者KTV之类的。当时我还找了两个合伙人准备一起干，合同都签了，商量好要做火锅店，结果其中一个合伙人有点问题中途退出，这事便不了了之。
之后的半年，我长时间无所事事，转眼三十大几岁了，和同村的后生们相比，我过去是多挣了点。但每天累死累活，除了银川和西安哪也没去过，自己这辈子想做什么依然不清不楚，可以说是稀里糊涂地过了这么些年。这种感觉让我更加迷茫，总是在思考未来该做点什么。
那阵子，我每天打发时间的唯一方式就是看电视，看中央十三台、新闻联播，看着看着，我注意到“一带一路”是个高频词。以前干工程的时候，大老板们总说跟着国家政策走准没错。我就在网上查了查“一带一路”是什么意思，还专门买来地图和地球仪，研究能在哪里做点什么。抱着地球仪，我脑子里想出来了一个方向：振兴非洲。
2016年的新闻频道，我当时看了好多这种专题片。
作为生意人，我特别喜欢一句话——船停在码头是最安全的，但那不是造船的目的；人待在家里是最舒服的，但那不是人生的追求。那不行我也去非洲看看？这个想法冒出头后就再也止不住了。
我一句英语都不会，一人出门肯定两眼一抹黑，于是开始在网上关注非洲的各种信息，还到处加人微信，看谁最近要去非洲，问能不能捎带上我。找啊找，别说，还真被我找到了。
2017年春节前后，我联系上一个中国同胞，他是山东一家农机公司的市场负责人，打算近期去非洲加纳和尼日利亚考察推广机器，启程时间大概在两个月以后。我向他说明来意，问能不能结个伴，我也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他没多问就同意了。
为了解决语言问题，我花3000多块钱买了一支翻译笔。
马上要出国了，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居然要实现，可把我激动坏了！我在家里马不停蹄地开始准备，由于是第一次出国，还是去偏远的非洲，妻儿老小都很不放心。我嘴上安慰他们说我这么大个人怎么丢得了，有了翻译笔，身上还有换来的8000多美金，去哪里应该都不成问题了吧？但其实我心里也有点担心，毕竟是要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2017月4月，我坐上了从北京中转埃塞俄比亚到加纳的航班，在飞机上我满怀期待，期待着非洲大陆上有什么发财机会在等我。然而飞机落地到加纳首都后，我失望了好一阵子。这里位于非洲西部，即便是首都机场，看起来都那么寒酸，相较之下，我们银川都可以称得上是国际化大都市了。
跟着同行的那位山东朋友去见客户。
到了城区，人气依然一点都不旺，像个大农村，到处都是黑皮肤的本地人，我从来没见过皮肤那么黑的人，真是长了见识。和同伴安顿下来后，我彻底成了他的跟屁虫，他去拜访各地农场主时我就跟着；看当地的环境，学怎么待人接物。
后来同伴回国了，我一个人继续在中国人开的旅馆里住着。遇到外国人想和人家聊两句，这时候翻译笔就派上了用场。当然，也不是100%准确，能有个六七成的准确度，我再配合上当时的环境，靠肢体语言去比划，大概还是能猜个七七八八的，基本沟通不成问题。
但前后待了几个月，我对当地的好感一直不是很高。因为能感觉到这里有些地方诚信意识不强，小偷小骗的事情我遇上过好几回；治安也不是很好，我待了没多久就听说过四五回抢盗案件。最主要的是，我也没找到什么合适的市场和机会，来得早的中国同胞已经把市场占有得差不多了，我只能败兴而归。
在非洲考察时拍的，因为治安不太好，好多商家都雇有持枪保安。
2017年回国后，我在家里待了一年多，整天啥也不干，就琢磨着自己的未来。后来老二也出生了，家里挣钱的进水口关闭了，出水口是越来越多。老婆做家庭主妇没收入，眼看着就要坐吃山空，我有一种节节败退的屈辱感，压力越来越大。
2018年的一天，我突然在网上看到新闻说叙利亚这个国家正在进行战后重建，那里60%的东西都是中国进口。我一想，这地方应该有很多机会，又开始蠢蠢欲动。我的想法是，自己赶着第一批过去，即便有风险，也应该能吃到一点红利。
2018年初，我出国前和老婆孩子的合影。
说干就干。我在穷游网上找到了一个华人女性，她嫁到了离叙利亚很近的黎巴嫩，在她的帮助下，我办到了一张叙利亚方面开具的邀请函。由于叙利亚国际航班在战后已经很少，大概一个月以后，我先是飞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然后打车走陆路进入叙利亚。
在我的想象中，叙利亚应该是被打仗毁得一片废墟，四处流民、百废待兴。来了之后我还挺意外的，首都大马士革街上车水马龙，很多建筑也都是完好的，只是偶尔有些地方夹杂着一些战争的痕迹。
首都大马士革的街景，其实这里的人平时跟我们也差不多，生活都还在继续。
叙利亚街头的建筑废墟，大马士革算少的，北边霍姆斯等几个城市更多。
那位华人女性帮我租了间小单间，我每天睡醒了就在大街上晃荡，看有什么合适的机会。刚刚结束战争的叙利亚几乎没有外国人，当地华人加起来也超不过20个。我原本想着为了安全起见，可以在紧靠中国大使馆的地方开间小超市，如果打仗了就跑进大使馆寻求庇护，后来感觉这里没外界想的那么危险，看来这个想法还是过于谨慎了。
在一次闲逛中，我认识了一位来中国留学过8年的叙利亚教授，一问他工资，说是每个月才60美元，相当于400多人民币。我赶紧说我每个月也给你60美元，你能不能每天抽空来和我聊聊天，给我介绍介绍叙利亚的情况？教授答应了，他每天上完班就来我的出租屋喝喝茶，给我讲这里的风土人情、历史背景和营商环境。
在叙利亚认识的朋友 ，那阵子我每天的工作就是找人聊天取经。
通过和叙利亚本地人的交流，我得知整个叙利亚如今只剩下一小部分库尔德武装还在跟政府军抵抗，绝大部分地区已经恢复了往日的安宁。但北部工业重镇阿勒颇遭到重创，国家工业体系基本处于瘫痪状态，重振经济需要时间，所以工资水平比以前低了太多。打仗前，公务员平均月薪1500美金，现在才不到50美金。一些做国际贸易的人很有钱，普通平民也有流落街头的，贫富差距很大。
聊天的时候，那位教授跟我说叙利亚是农业大国，当地人种了很多橄榄、小麦、洋葱，粮食是可以自给自足的，底层老百姓想活下去倒也不难。一听到种地，我立马来了兴趣，问这里的农民是怎么个当法。
这时候我才知道，叙利亚国家虽然不大，但地广人稀，1800万人生活在1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一家人能分200亩地，产权还是永久的。本国产的粮食吃不了，会出口到周边的约旦和伊拉克。
在叙利亚考察时和当地小孩合影，当地人对外国面孔普遍很友好。
我心里盘算着，自己开过农机，也跟亲戚去买过几台农机，做农机生意应该不错。老本行重新摆在我面前，这回我说干就干，很认真地去考察了当地的农机市场，发现这里的机械化程度比咱们中国还高，只不过用的都是战前从欧洲买过来的二手货，基本都用了二十年以上，而且全国只有一两个农机品牌。我见是个好机会，赶紧飞回国，去山东考察了一家农机厂，商量好做他们的代理，贩农机到叙利亚。
前期我手里资金量小，只能一台一台地卖。2020年新年前，我从山东青岛港往叙利亚拉塔基亚港发了两台小麦收割机。本想着回国在家过个年待一段时间。没想到等海运快到港的时候疫情来了，我被困在家里，没过多久国门也关了，眼看着农机快到目的地了，我人还在炕上，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我两台机器在青岛装箱前的照片。
我在网上四处求救，最后找到了一个在宁波读大学的叙利亚小伙子盖斯。他爸爸也是做贸易的，离港口不远，愿意先帮我接货。一面之缘都没有，就要把这两台对叙利亚人来说价值昂贵的机器交出去，我心里很是忐忑，但也着实没其他办法了，只能选择相信他。
其实来叙利亚之后不久，我就在钱的问题上吃过一次亏。比如前面我提到的那个位教授，在交往中我是充分信任他的，后来在我回国期间，我为了注册公司给他留了几万块钱，结果他突然就拿着钱失联了，把我的心好一顿伤。这还是位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都如此短视，更不用说一些小商小贩了，所以我的担心不无道理。
好在盖斯老爸为人靠谱，不但帮我去港口接了货，还主动张罗帮我卖出去一台。前后十来天时间，货款就直接打到我账上，可把我激动坏了。这次试验，让我找到了靠谱的合作伙伴，随后便开始以这种模式发货卖车。
我们出口到叙利亚的农机，这是当地小孩在新车上参观。
别说，这行利润还挺多的。国内一台售价十几万人民币的收割机，到这边可以卖到六七万美元，除去海运、清关这些费用，基本能赚一倍的利润。只不过，这波红利没吃上多久，疫情之后国际货运价格飙涨，我的利润还没做起来，就被打到了最薄。
2020年后半年，我终于想办法拿到邀请函，又一次飞往叙利亚准备大展拳脚。一落地我才发现，当地人一个也不戴口罩！我安全意识还是很高的，出入哪里都怕感染，把自己捂裹得严严实实的，当地人见了我反而担心我有病，都躲得我远远的，真是弄得人哭笑不得。
在盖斯爸爸的帮助下，我注册了公司，招募了几个合伙人，开始带着他们每天跑市场，拜访大客户和二级经销商，同时也利用Facebook等网络平台来推销。由于没太多竞争对手，大型农场主瞧着我们的东西便宜好用，基本上来一台就订走一台，回款很快。最多的时候我一口气从国内订了十六台，几个月时间就全部消化掉。
我不满足，想继续做大单，当地政府也给提供了很多便利。这里中国人很少，社会地位相对较高。比方说有时候我想见国家农业部的部长商量做个集中采购什么的，能快就能约见，都不用像其他人那样去排队。有时候去街上买个吃的，正在排队的本地人都说请我先买，表现得非常友好。
我和叙利亚当地一位将军的合影。
截止到目前，我的小公司一共有6个人，除了我和一个收留的中国老大哥，还有4个本地翻译。本地劳动力价格便宜，而且更容易获得客户的信任，这是我选他们的主要原因。
听起来挺容易的，但在叙利亚，这种之前战火纷飞多年的国度，学过中文、来过中国的加起来也超不过10个，我直接用了快一半。所以最近还有一些汉语机构找到我，想要在当地培训出一些汉语老师，方便以后咱们华人来叙利亚经商创业。
为了推销产品，我现在经常要东奔西跑，不仅磨烂了嘴皮子。有时候遇到农场主忙不过来，为了给人家展示机器好用，我还得亲自上阵给人家收秋。
去年，有一户农场主种了1500亩小麦，大片大片的麦田一眼望不到头，我愣是开着收割机帮他们收了一天。那一天，我感觉时间被拉得很长，一下子让我想起了自己以前收麦的场景。一眨眼的功夫，人生二十年就这么过去了。
我是个苦过来的孩子，文化程度低，只能做一些最粗浅的活挣点糊口钱。如果国内有更适合我的生意，其实我更愿意家人团聚在一起。只是现在这个阶段，事业同样让我放心不下。我也想过带着老婆孩子一起过来，考虑到娃念书什么的很不方便，最后还是放弃了。而且现在回国机票也很贵，家里没要紧的事我都轻易不敢回国。
这是在教叙利亚司机开收割机，平常我在这边还是挺忙的。
出国以前，我是个小富即安的人，老婆孩子热炕头，一年挣上够花的钱就觉得不错了，也没什么太大的追求。以前我总听人说“梦想”、“人生目标”，感觉这像是成功人士才配说的词儿，我根本不配提。来叙利亚这几年，我眼看着自己和这个国家一起成长，生意越做越好，日子也越来越有盼头。
好多人喜欢说“躺平”，我感觉自己就不属于那种能“躺平”的性格。即便事实上我也曾在家“躺”过一年多，但那段时间，我脑子里想的还都是拼命找一个创业方向，给家人更好的生活。每每回想起这些，我还是非常感谢自己勇敢踏出了国门。就像三叔以前说的那句“好男儿志在四方”，我相信这都是命运最好的安排。
最近，我刚把一货柜生姜从中国运到叙利亚，打算在农业领域再开辟点方向。
最后，我还是得跟大家特别强调下这里的安全情况，叙利亚虽然战事没有以前那么激烈，但个别地区还是有小规模的武装冲突。比如我之前提货的拉塔基亚港，就在2021年12月的时候被以色列空袭了，看新闻说好多集装箱都着了火，幸好我的货当时不在港口。
从去年到今年，中国驻叙利亚大使馆多次发布过安全提醒，警告大家叙利亚战事仍在进行，首都大马士革和其它政府控制区也好几次遭到空袭，发生过各种小规模的爆炸事件。所以在这里做生意并不是那么简单，风险依然是很大的，可能我还算是比较幸运的吧。
*本文由曹涛口述整理而成，文中照片除特殊注明外均由曹涛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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