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假扮残疾人的社会实验
黑色眼罩和口罩覆盖住陈辰的整张脸。拄着盲杖，他困在红绿灯路口。
这是2021年9月的一个上午，无锡街头的酷暑已经消退。来往车流令人心生畏惧，陈辰转动身体，用盲杖在地面试探着敲击。方向感彻底丧失。匆忙的脚步声、咳嗽声，汽车像是擦着他的耳朵驶过。路口如同深渊，只能站在原地。
终于有人发现了陈辰。一位女士搀扶住他的胳膊，引导着他走上斑马线，他心里稍稍安定。第二次，是一位外卖小哥发现了他，小哥停下来挎着他的胳膊缓慢前行。这次，陈辰听到了两边的汽车鸣笛催促，和旁边建筑工地刺耳的电锯切割声。
图 | 陈辰被搀扶着过马路
两位好心人，都没有察觉陈辰并非真正的盲人：摘下眼罩，陈辰有一双明亮的眼睛。这是一场精心准备的街头实验。在过去一年里，19岁的陈辰做一系列的假扮残疾人士的尝试，从盲人、听障到失去双腿，并以此观察人群的反应，以及现实社会对残疾人士的友好程度与便宜度。他试图以这种方式，探测我们生活环境的温度。
假扮盲人是陈辰系列实验的第一次尝试。这源于此前陈辰从未在盲道、街头见过一个盲人。走盲道，是陈辰给自己首次尝试定下的主要任务。装扮后的陈辰出现在盲道上时，原本走在道路上的行人很快就分流成两行，并用一种陌生的眼光打量着。
试探、打转、躲避、偏离，陈辰很不熟练地把盲杖往地上戳来戳去，走了一公里左右，碰到一位同样拄着拐杖的大爷。大爷体型稍胖，戴着白色鸭舌帽，胸前挂着一个黑包。大爷虽非盲人，却有着丰富的经验，将拐杖在盲道上反复横扫，发出咯噔咯噔的声音。
他热心地告诉陈辰，盲杖不仅仅是用来戳的，通过扫盲道可以准确地判定自己是否偏离。一位爸爸骑着电动车带着女儿路过，停在路边，盯着眼前的陈辰，告诉女儿盲人和盲道的知识。
陈辰最终在盲道上走了1.5公里，用时35分钟。
中国残疾人共有8500万，涉及2.4亿多家庭人口，有关残疾人的公共设施建设、就业、出行、心理健康、医疗保障等问题，都有较大的提升和校准空间。在这些残疾人中光盲人就有800多万，占总数的10%。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陈辰继续扩大自己的实验，并以视频的方式将残疾人士在现实遭遇的困难记录下来。
冬天，无锡鼋头渚风景区，陈辰身穿灰色长袖衫，背着黑色书包，双臂被缠在后背，两条空空如也的袖筒在腰部摆动。他扮演一位断臂残疾人，脖子上挂着蓝色绳带，下面坠着一部手机。刚下完雨，路面有些湿滑，下桥时他不慎滑倒，由于失去双臂无法支撑地面，身体只能像蚕一般蛄蛹着坐起来。
图 | 陈辰下桥无意中摔倒
这次实验他的目的是请路人帮忙拍照。“您好，请问能帮我拍张照片吗？”他弓着腰，不断向路人提出这个请求。一些人故意绕开他走，一些人自称不会拍照，也有人建议他找景区保安帮忙。在诸多眼神中，小孩子多是好奇，中年人只顾上下打量，老年人瞟一眼后避之不及。
断臂之后是断腿。陈辰在天津读大学，一个周末，他花了50元钱去医院租借了一台轮椅。接下来是精心装扮，他将膝盖以下的部位蜷缩大腿下侧，跪在轮椅上，用黄色和白色胶带把膝头紧紧裹住，塑造出断腿的既视感。
图 | 陈辰用胶带裹住膝盖
轮椅行驶在天津市区的街头，他观察到，路上没有能让轮椅下坡的通道。另外，人行道入口被一些汽车挡着，路面不仅坑洼不平，本身也有很多障碍物。迫不得已，他只能沿着马路边上的非机动车道行驶。
跪在轮椅上行驶了近一个小时，走了大概两公里，腿部已经疼痛难忍。他想去小卖店买瓶水喝，辗转几家，每家小卖店门前都有台阶，轮椅根本无法上去。静静等了五分钟，无人伸出援助之手。他有些心酸，走到桥洞下的一个售货亭旁，脑袋刚好与台面平齐，买了瓶水咕咚咕咚大口吞咽。
半瓶水下肚，他突然意识到不能这么喝下去。因为上洗手间的路途更加艰难。
过早关注社会现实的陈辰出生于2002年，成长于无锡市。六七岁时，他常在无锡北塘区街头看到一些残疾人，有盲人、瘸子、哑巴，多跪在地上以乞讨为生。被触动的他，会背着父母偷偷向他们扔几枚硬币。
高二期间他就拍了四部微电影。为了更多了解现实中的小人物，他去医院拍摄那些付不起医药费的人，去电子厂附近拍摄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他说，“了解他们，才能了解我们社会真实的一面。”
《我不是药神》是陈辰最喜欢的国产电影，电影里的小人物平凡、卑微、生活无甚波澜，却始终与患癌的身体做对抗。去年7月，一位盲人在盲道上险些绊倒的新闻登上各大新闻头条，陈辰既愤怒又同情，萌生为残疾人发声的念头。
目前，我国残疾人面临的有五大难题，婚姻困难、就业困难、供养困难、养老困难、出行困难。就出行来说，国内的无障碍建设大多局限于一二线城市，在三四线城市和广大的农村地区，残疾人出行大大受阻，经常连超市、公园都进不去，出门办事异常难。而身体上受到歧视也会减少他们出行的频次。
真故曾发布过一篇《盲人女孩上大学有多难》的文章，作者是一位盲人女孩。她在吉林省会长春市读大学，因为出行困难，一个月只出门两三次。市区盲道普遍很短，断断续续，她遇到过砖块被撬起的盲道，还在盲道上撞到过汽车和竖立的电线杆。
经历了从正常人到视障，她说：“残疾人不是一个符号，他们是一群撑伞的人，看不见他们，是因为他们不愿从伞下走出来。因为雨还没停。”
陈辰的实验有摄像机跟拍，目的是放在网上，吸引大家关注残疾人群体。数月的实验中，不同体征的残疾人的状态被陈辰呈现出来。视频中，陈辰或跪在轮椅上，或面部红肿，或将两臂捆于后背，或用牙套压住舌头。摔倒、爬起、冲刺，他在公共场所人们投来的目光中感受到胆怯，在行进的人潮中体验到卑微，又在面试过程遭遇到拒绝。
在街头表演一天，回校后陈辰要切换成表演系学生的身份，学习并编排话剧。他最喜欢的一部话剧叫《深渊》，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偏执的母亲，想要用尽全力保护自己的女儿，她以为爱是救赎，最后却把女儿越推越远。陈辰有时会怀疑自己是以爱的名义做的街头实验，不知是否会伤害到残疾人群体，进而招惹一些言语是非。
这种担忧一直没有发生。视频在网站播放后，浏览量最高的一期达到近三千万，评论和私信里汇聚万千网友的眼泪、感触。陈辰一直以开放的心态接受媒体访问，并再三强调，希望公众多关注残疾人群体，而非自己。
引发一些关注后，许多残疾人围过来，把陈辰当成树洞。
网友大治今年20岁，每天需要拄拐杖才能行走，这让他很自卑，跟健全人坐在一起，能明确觉察到鄙视和嫌弃的眼神，更不敢追喜欢的女孩。另一位网友泠安，常开心地坐轮椅出门，接受一天异样的眼神，晚上回家默默流泪。她不敢告诉任何人，担心被人说矫情，于是逐渐减少了出门次数。
今年1月，一位叫小潘的“蝴蝶宝贝”给陈辰发来私信，让他备受震撼。“蝴蝶宝贝”群体所患的是大疱性表皮松解症，简称“EB”，这是一种罕见的遗传性皮肤病，症状为体表皮肤长出水泡和血泡，乃至牵连到其他上皮组织，最终会导致全身皮肤反复溃烂。这些患者的皮肤如蝴蝶翅膀般脆弱，因此称他们为“蝴蝶宝贝”。
小潘今年刚刚21岁，因为皮肤异于常人一直被当成怪物，他上学时被欺负，长大后也找不到工作。现在每隔一段时间他就要去医院输血，并处理伤口，防止继续感染。这种病没有特效药，国外有一些药品能缓解症状，但无法根治，每年费用高达百万。他根本治不起。
并发症已经出现，目前他的食道开始变得狭窄，为了防止喉咙也摩擦出水泡，平时只能吃软乎的饭食。腿部的十几处伤口，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都没能愈合。去年他的数位病友相继死去，有的才十五六岁。小潘希望在疾病侵蚀肾脏、心脏或演变成皮肤癌之前，能等到便宜的特效药。
与小潘聊天的过程中，陈辰逐渐被深深的无力感包围，如同深渊。扮演残疾人士，就必须充分估计并重现残疾人士所遭遇的一切，可小潘所经历的，还是远远超过了陈辰的心理承受力。
残疾，本质上是身体被剥夺了一部分自由。
陈辰大学的专业是戏剧表演，有时因为过分沉浸于角色当中，他会模糊戏里戏外的身份。假扮残疾人士，需要模仿出袖筒空空的姿态，体会眼前尽是漆黑的恐惧，还有轮椅上的断腿、面部的烧伤、舌头被牙套死死压住。这些都是陈辰没有经历过的生活。
陈辰想，如果自己真是这样，该如何面对往后的人生？在实验制造的残缺身体里，陈辰体会到残疾人群体的不易。
为了感受到彻底的黑暗，走上街之前，他用尺子测量两眼的间距，拿着一块布料去到裁缝店，让老板为他做一个眼罩。第一次做的不太合格，蒙在眼睛上世界的轮廓依稀朦胧可见，他执意让老板再加厚一层。处于黑暗中的陈辰，面对公共场合复杂的情况，不仅身体失去方向，思维也被彻底扰乱。
这一刻，他才感受到盲人世界的恐惧和无助。
在断腿的那期街头实验里，轮椅带给陈辰观察世界的新视角。多少年来他很少发现街头有残疾人，从学校到天津海河长达九公里的路程，人群中坐在轮椅上的残疾人一个个浮现在他的视野，从未如此清晰，连跪地乞讨的老太太也能被精准地捕捉到。残疾人并非都躲在家里，很多时候他们分明就在身边，只需降低一些视线就能发现。
“在众多残疾人当中聋哑人的特征最为隐秘，很难分辨，也最容易被误解。”陈辰扮演聋哑人那天，设定的目标是到天津市983医院，路上问了很多人，有一半以上的人拒绝他。
为了不让自己发出任何声音，他提前戴了牙套，将舌头压在牙套下面，只能发出嗡嗡嗡声。他手舞足蹈地拦下路人，沉闷的声音在嗓子眼里打转。有人当他是疯子，吓得慌忙逃离，有人当他是傻子，干脆不理。
在天津之眼下面，他偶然遇见一位真正的聋哑人，30岁出头，热情地向他比划着手语。与此前所有的路人都不同，他没对陈辰做出任何躲避的动作，而是迎上前，表达关切。当他知道陈辰也是聋哑人时，长舒了一口气，彻底放松下来，接连向陈辰竖了几次大拇指。
图 | 陈辰遇到一位真正的聋哑人
没有一句言语，他们在手势和眼神中相互鼓励，相互理解。
为了扮演烧伤者，陈辰几乎耗尽了所有力气。首先是要化烧伤妆，他花八十块钱在网上买了一套专业化妆霜，第一次化出的样子就吓到了室友。由于过于真实，他不敢正视镜子里的自己，更害怕别人看见。进入一家餐馆，他紧张到一直用脚趾头扣地板，鲜有人敢用眼睛直视他的面部。他拎着饭匆匆逃离，不敢当着众多人的面露出伤口吃饭。
最大的一项挑战是求职，餐馆服务员、球鞋店售货员、婚纱摄影店摄影师，他一一去面试。因为面部烧伤清晰可见，服务行业难以接受这样的形象，接二连三地被拒绝。除了形象问题，有位老板给出更加客观的解释——烧伤的皮肤很敏感，在有粉尘的环境下工作容易发炎。
陈辰感受到深深的挫败。他决定摘下口罩，在人群聚集的商场里走五分钟。一路上他脚步匆忙，众多目光像一把把匕首投射过来，面部变得滚烫炽热。如同真的被烧伤一般。陈辰迅速钻进卫生间，站在洗手池旁不敢看镜子里的自己，沉重的身体缓缓俯趴下去。
图 | 烧伤妆的陈辰在商场行走
扮演这些形象后，陈辰很久都缓不过来。挫败、羞愧、震颤、悲悯、同情，一系列情感交织在一起，在心底留下深刻的烙印。“像是被开水烫过，热油炸过，心有余悸。”
难以承受。可这不过是残疾人士日常生活的一瞬而已。
撰文 | 吴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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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业三个月，我的卡里只剩900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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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职奶奶不下班
凌晨4点半，史丽丽从右腿的肿胀感中醒来。
天还没亮，但疼痛让她清醒。翻了几次身后，她决定起床给两个孩子做早饭。她拄着拐杖走到厨房，拿出桌上的4个鸡蛋、米和锅，缓慢坐在煤炉边的凳子上。煤气灶台就在边上，但灶台太高了，受伤之后，她只能坐在煤炉边上炒菜做饭。因为长时间躺卧，她臀部长了褥疮，做饭时，她需要把半边屁股搁在长板凳上，另外半边屁股腾空。
去年，史丽丽意外右腿骨折，至今需要倚靠拐杖行走。但儿子儿媳在外打工，丈夫在村子里照看杂货店。正在读小学的孙子孙女，只能继续由史丽丽独自照顾。
史丽丽是村里第一个带孙辈上县城读书的陪读奶奶。她性格要强，两个儿媳不愿在家中面对婆媳关系，同时，90后儿媳也渴望去大城市工作赚钱，见识更大的世界。孙辈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后，史丽丽带着他们来到县城，在学校附近租下一间简陋的两居室。
受伤前，史丽丽还能趁孩子白天上学的时间段，在县城做些小生意，收入够三人的开销。但骨折之后，史丽丽觉得自己像个“废人”：行动被限制在出租房之内，失去了赚钱的能力；两个孩子学习成绩下降，也更难管教了。
早上7点多，史丽丽监督两个孩子吃完早饭，拄着拐杖站在出租屋院子门口，目送他们去上学。虽然出租屋离学校只有500米远，但史丽丽还是看着他们走远，才返回屋中。
当史丽丽将孩子吃剩下的粥和馍馍作为早饭，差不多同时，全职外婆张梅正在给外孙女乐乐扎辫子。这是她早上主要的任务。乐乐上幼儿园后，张梅的工作减轻了许多，至少，乐乐的妈妈可以负责哄乐乐起床、做早饭、开车送乐乐上幼儿园。
张梅今年57岁，外孙女乐乐5岁。乐乐有一对小酒窝，话多嘴甜，在外人面前是“小甜甜”，但在家是个“大魔王”：嗓门大、脾气倔、爱哭、粘人。全家能威慑乐乐的只有妈妈，脾气上来了，爸爸、外婆、爷爷奶奶都是“空气”。
乐乐上托班时，张梅负责接送，那曾经是一场体力与脑力的双重挑战。一个月总有一两天，乐乐赖床、哭闹、不想去学校。托班离小区只隔着一条街，但张梅无能为力，只能向女儿求助。女儿一边上班，一边视频威逼利诱乐乐。最离谱的一次，张梅花了3个小时，上午10点才将乐乐送到学校。从托班出来，张梅脑袋嗡嗡响，精疲力尽。
几次类似的突发情况之后，女儿提出上班时间尽量不要再给她打电话了，太影响工作，有问题尽量自己解决。
张梅感到焦虑沮丧，但她接受了女儿的意见，她需要让自己变得更独立，磨练自己具有“随时随地解决问题的能力”。
作者图 | 张梅在做饭
出于家庭经济压力、渴望实现自我价值等原因，生育后重返职场的女性增多，但家庭中的家务和育儿责任依旧存在，美国作家特里·阿普特在出版的《职业女性没有妻子》提出：
有这样一个伴侣——能优先满足家庭需要、能照顾孩子、顺应另一半不断变化的职业需要，把家庭责任放在最优先和最重要的位置——这几乎是每一个已婚职业男性都拥有的。而职业女性却不然。
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职业女性面临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在追求事业成功的同时，她们也需要有一个在背后无条件地付出的“妻子”。
中国一直有隔代养育的传统，在中国，祖辈老人多数又是老年女性，承担起年轻家庭中“妻子”的责任。复旦大学教授沈奕斐曾在《谁在你家：中国“个体家庭”的选择》一书中指出：
在城市双职工家庭，祖父母几乎承担了所有家务，一切配合儿子、儿媳及孙辈的生活工作安排，饭菜以儿子儿媳口味和喜好为标准，隐藏自己的喜好，压抑自己的需要，扮演着完美“妻子”的角色。
博主游识猷则更贴切地形容这些老年女性为中国家庭里的“隐形妻子”“隐形母亲”。今年59岁的李珍，是一位流动的全职奶奶。她来自湖南农村，两个儿子分别定居江苏苏州和浙江嘉兴。李珍的四个孙辈分别生于14年、15年、19年和22年。两个儿媳在生育后，都渴望能够去上班，避免与社会脱节，增加经济收入。于是过去7年里，李珍在苏州和嘉兴两个城市来回奔波，照料四个孙辈，哪里需要她，她就会出现在那里。
代际互惠还是对老年女性的剥削？
2017年，最初女儿请求张梅帮助照顾外孙女时，张梅拒绝了。
张梅曾是位单亲妈妈，丈夫意外去世后，她靠经营一个海鲜摊位独自抚养女儿长大。女儿组建自己的家庭后，张梅结束了作为母亲的任务。
她 “退休”了，享受了一段单身自在的生活：独居在渔村，继续做海鲜买卖。她热爱运动，是村里的乒乓球队和舞蹈队队员，还是门球队的领军人物，作为教练，她带着队友们拿过区里团体和个人赛的奖牌。
并且张梅觉得，在农村，奶奶有约定俗成的照顾孙辈的“义务”，但外婆没有。
张梅不愿放弃自己的生意、社交圈、延续了十多年的兴趣爱好。她最后让步，是考虑到亲家母身体不好。她支持女儿回归职场，也理解家中背着房贷、车贷，女婿需要全力投入工作。于是张梅离开渔村的家，住进女儿位于宁波市区的三居室，接过照顾小外孙女和操持家中大小家务的重任。
传统中国式家庭习惯几代同堂，祖辈参与隔代养育也被视为代际间的互惠。但在传统家族里，祖辈掌握着财富、权力与威严。而现在， “轻老重幼”的现象逐渐明显。老年人无法再扮演掷地有声的一家之主，只需要能干隐忍 。
在女儿家的这五年，张梅一直将自我需求排在全家人后面。小到饭菜的做法、口味：张梅对食物的要求通常是“蔬菜、易消化、不油腻”。但女儿女婿还年轻，爱吃荤腥，重油重盐，周末时常出去“加餐”，女儿有时面对一桌子不喜欢的菜，还会和她开玩笑：“买菜钱不是都按时给你的嘛”。虽然是母女俩的玩笑话，但张梅略感失落，“孩子们在外面忙了一天，晚饭总想让他们吃得舒坦些”。
离开了熟悉的朋友圈和爱好，张梅在城市的生活有些寂寞。2020年，张梅终于加入了小区的广场舞舞蹈队，建立新的社交圈。广场舞每晚7点钟开练，但一边照顾孩子，一边做饭，常常她做好饭已经临近7点，狼吞虎咽巴拉几口就冲下楼。
在城市双职工家庭，有女儿女婿分担，张梅得以拥有短暂的闲暇时光和“自我”。但儿子儿媳都在外地务工，县城的史丽丽背负着城乡和性别问题的双重负累。
每天傍晚，陪孙子孙女吃完晚饭，坐在一张支开的折叠桌旁，史丽丽需要监督孙子孙女写作业。孙子孙女读小学后，老师要求家长检查批改家庭作业。史丽丽是70后，小学学历，对于小学数学的应用题、几何题，她连题目都看不懂。
她给孩子们纠正完错题，要么是写对的题批改错误，要么是讲题思路错误。孩子们放学回家，告诉奶奶“老师说你讲题讲错啦”。为了孩子的功课，史丽丽求助过邻居老师、送孩子去辅导班，收效甚微。来县城读书的目的，就是希望孙子孙女能获得更好的教育，孩子的成绩急转直下，这让她倍感挫败。
去年夏天，史丽丽右脚踝意外粉碎性骨折，或许是因为休养不够，至今未痊愈。受伤后，走路需要依靠拐杖，做饭、洗衣等家务，她只能坐着进行……在衰老和疾病的双重冲击下，她勉强完成家务。孩子父母不在身边，她最焦虑的是孩子的教育问题。
史丽丽对孩子的管教被受伤的双腿束缚。趁史丽丽不注意，两个孩子溜出家玩，用手机刷短视频……老师们常在班级微信群通知作业等重要事宜，史丽丽用的是一部老旧的智能手机——运行时总卡，电量下降飞快，充电速度却很慢。她操作不熟练，有时候会错过群消息，孩子不记得作业，就“忘了写”，为此被老师批评过好几次 ……
最初，史丽丽来到县城陪读，源于全家齐心协力、努力在县城落脚的家庭内部分工，但这分工有着复杂交叠之处。儿子儿媳双双在南方工厂工作，赚钱还县城买房的贷款。史丽丽所在的县城，全职带孩子的女性不多，老人们舍不得闲着。家中买房累积了债务，还贷压力大，史丽丽和儿子约定好，她和丈夫不从儿子那儿拿钱，靠村里的店铺，负担两个孩子的读书和生活开销。
但带两个孩子搬去县城后，生活开销和日常工作都加重了。在史丽丽所在的县城，“带孩子、做家务是女人的事”，年节团聚时，史丽丽的丈夫和儿子参与得也不多。孩子读幼儿园期间，史丽丽早上将孩子送去学校后，要搭公交车、花近1个小时车程回村，帮丈夫照看生意。下午4点，孙子孙女放学前，她要从村里搭乘公交车，匆匆赶回学校去接孩子。
图 | 县城
两个孩子读小学后，回村不方便，史丽丽转而在家附近摆摊做小生意。但骨折之后，史丽丽失去了赚钱的能力，她不好意思开口向儿子们要钱，生活压力更大了。
亲友们虽体谅史丽丽的不易，但作为陪读奶奶，两个孩子成绩下滑、成长过程中暴露的性格问题，会被归结到奶奶照顾不力上。
史丽丽心中苦楚无处诉说，2020年，她得到了人生中第一部智能手机，一台被亲戚淘汰的杂牌机。她借由这台杂牌机学会了使用短视频，她将积攒的不如意在短视频中倾诉出来。每次都能得到几百条情真意切的回复，有人夸她“漂亮”，有人亲切地喊她“老妹儿”。这是她生活中得到的为数不多的赞美和理解，也是她沉闷生活里的唯一娱乐。有段时间，除了日常生活和做家务之外，她迷上了直播、拍视频，但在亲友眼里，这成了 “奶奶”不称职的证据。
谁来对育儿负责？
像张梅、史丽丽这样的老年女性，帮助下一代更好地平衡工作和家庭，参与贡献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育率的提升。但老年女性鲜少表露自己的劳累或倦怠，她们的牺牲和困境也鲜少被提及和重视。
刚搬到城里时，张梅很不适应。每到周末，只要有空，她换乘4班公交、单程花上3个小时回到农村的家，给家里开窗通风，除湿晾晒，沿着海塘堤坝、挽着老姐妹的手散步聊天。
张梅还说起自己的婆婆离家出走的一段往事。上世纪90年代初，婆婆4个儿子相继生了6个小孩。那几年，婆婆每周轮流给一户人家带孩子，苦不堪言，却从未流露。
有天，婆婆谎称出门办事，再也没回来。家人找了半个月，发现老人偷偷在县城找了一份做全职保姆的工作，吃住都在主人家。二儿子找上门去，母子两人一见面，都哭了。婆婆最终被劝服，辞职回家继续带孩子。
张梅记得婆婆回来那天，来市场那一幕。当时，张梅一手抱着女儿，另一只手在整理摊位上的海鲜，突然看见婆婆迎面走来。婆婆伸出手，她递过孩子，孩子很自然地扑到了奶奶怀里。她们彼此都没有言语，但仿佛从彼此的眼神里读懂了对方。
后来，县城的雇主还特地坐车来家里找过婆婆，希望她能再回去工作。那天6个孙辈都在婆婆家，哭、打闹、嬉戏，婆婆一边干着家务，一边看着这些孩子，对雇主说：我怎么走得了呢？
自那之后，婆婆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在村子里呆了一辈子，是一位称职、受儿孙辈尊重的奶奶。
与婆婆不同的是，张梅并不是完全忍耐。遇到不合理的情况，她会提出异议。
有次女儿在公司受气，回家骂孩子，对张梅也说话也含沙射影，态度跋扈。张梅给女儿发微信，明确告诉她：我只有义务养你，养下一代不是我的义务，你对我态度不能这么差，女儿及时道歉。
关于生育意愿的讨论中，2021年，南京大学社会学学者许琪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在中国，与65岁以下祖辈同住的情况下，女性生育的优势提升38%，但丈夫对家务的贡献多寡，并不会对妻子的生育意愿产生很大影响。因为不到65岁的祖辈一般健康情况较好，能帮助做家务和照看孩子。
而如果不和祖辈同住，男方的家务时间就会显著影响妻子的生育意愿。当夫妇不与父母同住时，丈夫每多做一个小时家务，妻子生育的优势提高14.5%。
李珍的两个儿子都忙于工作，无法匀出更多时间分配给家务和育儿。儿媳们决定生二胎，离不开婆婆对家务和育儿的分担。李珍的大儿媳很爱小孩，主动生下二胎。但去年底，弟媳二胎即将出生，婆婆去嘉兴照顾。离开婆婆后，大儿媳一边做一份兼职，一边独自带大宝二宝几个月后，几近崩溃，她说自己暂时没有再生三胎的念头了。
不久前，面对生育率的快速下降，有专家表示，“要把老年人口、女性人口的红利充分发掘、开发出来”。但“中国式育儿”已经让家庭内部的女性成员承担了太多。
那育儿成本应该由谁来承担呢？
“生育友好型”社会，需要全社会成员的共同参与和支持。许琪进一步指出，国家与社会需要分担一部分生育压力，如提供能保障3岁之前基本安全的育儿托儿服务，出台措施分担由于女性职工生育造成的企业成本等，将有利于缓解家庭领域中的性别不平等，也有利于生育意愿的提升。
奔波于两座城市带娃，但李珍说自己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她和丈夫没有能力给儿子买房，两个儿子能在新的城市扎根，全靠自己努力。她“不怕辛苦也不怕累，儿子们有需要，能帮一定尽量帮”。
史丽丽享受这几年和孙子孙女的陪伴，但“孩子大了，更需要父母的爱和好的教育方法，老人家要学会放手”，加上史丽丽年老体弱，一家人正在商量，儿子和儿媳是否要回乡工作，不过目前，史丽丽还要再陪读一段时间。
去年9月，乐乐上幼儿园后，张梅带娃生涯最艰苦的阶段也就过去了。“孩子上了幼儿园就好了”是老姐妹们彼此鼓励时、使用频率最高的一句话。
任务减轻后，张梅又开始打门球了。碰上球队在工作日比赛，张梅需要坐车回村子里，她会和女儿商量，女儿会向公司请假提前下班去接乐乐。今年，门球队在区老年人运动会上又获得了新奖项。
张梅打算，照顾乐乐读到小学毕业——还需要8年。彻底自由之后，她想去上老年大学、去旅游、全心投入到她最热爱的门球中去。
参考资料：
沈奕斐《谁在你家：中国“个体家庭”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