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小时，上海这家咖啡馆起死回生
深夜发文自救后
他们活下来了
上海虽然已经复工两周，但LiLi Time面临的问题远比普通咖啡馆复杂。当城市的烟火气慢慢回归，他们却连续数日没有做成过一笔生意，濒临崩溃的边缘。
为了生存下去，老板莉莉不得不发文向大家寻求帮助。
她做梦也不会想到，一夜过后，原本无人问津的公众号，点击量迅速突破了10万+。她的手机上收到了很多人的关心，微信几乎要爆炸。
我们联系到她时，店里的挂耳包已经卖出了8000多份，还有很多顾客特意到店支持，她和店员忙着打包、做咖啡，根本没空看手机。
电话那头传来她带着哭腔的哽咽：“我不能说话，因为一说话我就会掉眼泪。我完全没想到会受到这么多关注，不知道用什么来形容现在的心情。”
“我们勇敢地活了下来。”
以下是她的自述。
6月1日，LiLi Time迎来了疫情后的首次复工。
我请来了消杀公司，扔掉了店里枯萎的盆栽，处理了一大批放了两个多月口感已经不好的咖啡豆，满心期待着新的开始。
被封了两个多月的员工也很激动，大家都觉得曙光就在前方。
然而，复工之路却远比我们想象中坎坷得多。
因为还没有开放堂食，客人只能线上下单，选择快递或到店自提。
其实对于其它咖啡店来说，这样做已经能恢复一部分生意了。但对于LiLi Time，我们赖以生存的灵魂直接没了。
从开店之初，我就希望听障员工可以通过这份工作更好地与人沟通、融入社会，因此门店一直维持着最传统的点单方式，从来没有设立过线上平台。
LiLi Time有两家店，一家在黄浦区蒙自东路，一家在前滩太古里。前滩店属于商场，情况倒还好一些。而蒙自东路店则完全是一家沿街的社区店，疫情前，店内经常举办各种活动和课程。堂食暂停，意味着这些特色不复存在。哪怕每天坚持营业，收入还是没有起色。
LiLi Time蒙自东路店疫情前经常举办线下活动
更大的难题是，无论外卖还是自提，没有了面对面的交流，听障咖啡师们的工作举步维艰。
外卖进来新订单，他们听不到软件的提示音，更无法接听骑手的电话。
这段时间，蒙自东路店在外卖平台上总共只卖出了3单。
至于客人到店自提，对我们的店员来说也是巨大的挑战。
前几天，我在工作群里看到一张照片：有顾客站在店门口的警戒线外等咖啡，店员在里面做咖啡。隔着屏幕，我也能感觉到她的局促不安，看得我眼泪不受控制地就掉了下来。
这些员工平时都是靠助听器和读唇语揣摩顾客的话语，一旦大家戴上口罩，他们看不到对方的口型，再加上距离隔得远了，音量也会减弱，根本听不清客人在说什么，一定很受挫。
总之，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复工之后，LiLi Time依然没什么客流。尤其是蒙自东路店，营业额接连好几天颗粒无收。
后来我干脆不去店里了，谎称要在家陪孩子。我是真的没有勇气面对那种冷清的状况，怕自己绷不住，把负面情绪传染给员工。
但我还是告诉自己，一定要拼尽全力带大家活下去，毕竟这份工作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
前天晚上，为了自救，我把咖啡店的困境写在了公众号上，并推出了周边产品，是一套以疫情期间的温暖瞬间为主题的挂耳包。
文章发完我根本没抱什么期望，我们公众号平时很少有人关注，阅读量最多也就1000出头。没想到第二天早上醒来，它火遍了全网。
很多不认识的人都在替我们转发，来购买我们的产品。还有不少企业联系了我，要定制复工礼盒发给员工。
店里的情况也好了很多，虽然还是不能堂食，但来自提的顾客一下子多出了5、60人。
这一切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其实我发求救文章的时候，心里是非常悲伤的，当时我已经做好了谢幕的准备，只想最后再做点什么。
但今天，我们幸运地被看见了。
如果不是走投无路，我是不会发出求助的。但疫情以来，我们真的太难了。
3月中旬，店里的顾客明显减少，员工也接二连三被封在了家中。最严重的时候，两家店14个员工有12人被封了，只有2个可以正常上班。
再后来，上海就进入了漫长的静默。这两个多月，没有收入进账也就罢了，我最担心的其实是员工的心理健康。
居家期间，我们可以通过看电视、听音乐、和家人聊天舒缓压抑，但他们什么都没有。对他们来说，封在家中就意味着整个世界的门都关上了。
所以我几乎每天都会在群里和员工互动，跟他们聊聊天。偶尔还会组织一些群接龙，让大家写下解封后最想吃什么。算是一种简单的游戏吧，希望能唤起一点他们对生活的热情。
那段时间我做梦都想复工，但机会真的来了，我还是放弃了。
你们看到的那些最早能开门的店，都是商务委认证的保供企业。当时我也想申请，连复工后的牛奶供应商都联系好了。但听了复工的条件，有一条是必须闭环管理，员工都得住在店里，我想想还是算了吧。
老实说，LiLi Time空间不大，设施和环境也并不具备可以让员工留店的条件。如果有人住进来，洗漱、住宿都将是难题。
思来想去，我实在不愿让员工受苦，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因此，疫情封控的两个多月，我们只能靠烧以前的资金流水存活。
看到咖啡店运营困难，很多员工居然主动向我提出了“不拿工资”。当时我惊讶极了，感动又羞愧，有这样的员工真是我的福气，但我却没把大家的店经营好。
不过，我当然不会同意不发工资，还是给每位员工按时缴纳了社保、发了底薪，也包了520和复工的红包。
整个疫情期间，即便再艰难的时候，我没有裁掉过一名员工。
我早就想好了，我是不会裁员的，因为我和大家在同一条船上。如果有一天，这条船的油耗光了，那我们就一起下船。
3年来，LiLi Time凝结了我和员工的心血，我们都不希望它消失。
2019年4月，我开了这家咖啡店，接待的第一位客人就是聋人。
他来到我的店里，点了杯咖啡默默喝完。等他买单离开后，我去收杯子的时候，发现桌上留着一张纸条：“我是一位聋人，很喜欢这里的氛围，请问能来这里学咖啡吗？”
为什么不能给他一个机会呢？我很快联系他入职了。他学东西很快，没多久就成了店里的首席咖啡师。
这件事成为了我招收更多听障店员的契机，他们成为了服务员、咖啡师、调酒师……店里的插花、手工香薰蜡烛、墙上的画作，许多都出自他们之手。
如今，Lili Time·巷子（蒙自东路店）是上海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被认证为中国社会企业的咖啡店。
对于这个称号，我一直很自豪。社会企业的初衷是解决社会问题，但归根结底还是企业，如果做得好是可以盈利的。我不希望大家觉得LiLi Time是一家慈善咖啡馆，来消费就是献爱心。
这也是为什么，在两波疫情的冲击下，我们一直在努力自救。我想让大家看到，我们可以自己造血，听障人群也可以很优秀。
虽然这次复工遇到了很多波折，但我真的很幸运，在差一点就要倒下的时候，受到了这么多人的关注，让我们起死回生。
疫情期间有太多冰冷的事，而这两天发生的一切，让我看到这座城市依然是那么炽热。
未来如何，我还不能确定，但我知道明天一定会有更多客人到我们店里买咖啡。我已经招募了4位新的听障员工，明天来和我们一起工作。
大家给了我们这么多祝福，我要把这波祝福带给更多聋人，尽可能为他们创造更多就业的机会。
这段时间发生的一切，让我再一次感受到，人类的苦难就是一个奥秘。有人在苦难中被建造；有人在苦难中被摧毁。
愿你我都能突破困境，找到走出去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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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校68天，我拍下和室友逐渐发疯的日常
年轻的活力，遇上大学封校
5月中旬开始，上海部分高校开始提前放暑假，经历了两三个月在校隔离的年轻人陆续返乡。
Po也是其中的一员。告别四菜一汤的盒饭，告别每周只能领一次的超市出入证，告别拥挤、狭小的寝室和澡堂，Po只想快点回到浙江老家，去田里，去乡间——取掉口罩，到处走走。
在激烈的火车票抢夺战之后，5月21日，他拉着行李，终于见到了陌生而又熟悉的校外世界。拥挤的虹桥站，到处都是返乡的大学生。
伴着匆忙的步伐，和随时高昂的喇叭声，这场长达68天的隔离之旅终于要短暂地画上句号。
68天，1632个小时，97920分钟，差不多占据了Po的整个大二上学期。他和四个室友，生活在不到20平米的寝室里，从黑夜到白天，从春天到初夏。电脑椅被磨损得掉了一个轮子，头发漫过眉毛、耳尖。
回望这些被关在楼里的日子，Po的照片记录下他身边所发生的一切。
核酸途中，po拍下防盗网后的两个室友
一
一间屋子的生存密码
2020年，我从浙江来到上海念大学，可以说是与疫情相伴相生的一代大学生。
但在2022年3月之前，我的日常生活几乎保持着原有的秩序：上课，出门，去学校门口的coco和肯德基度过一些无聊时光。
尽管当时疫情反复，毒株从德尔塔进化到奥密克戎，我也从没想过自己会被困在校园里，甚至是被困在这个不到20平米的空间。
直到2022年3月14日那天，学校突然通知所有人未经批准不能出校。
一切都静止了。
于是，我开始了一段和四个室友朝夕相处的日子。和许多中国大学生一样，我们所要面对的是：狭小的寝室，没有通热水的寝室，想要洗澡还得步行到寝室楼外的澡堂。
食堂拉起警戒线，禁止堂食
刚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五个人并没有感到恐慌，反而得到一种秩序被偶然打破的惊颤感，大概与中学遇到停电的心情相似——原本恐怖的早八，也变得让人接受，至少不需要拖着一具困倦的身体，在教学楼里徘徊。
但无论封校的到来有多么令人猝不及防，我们的心里都有一个准确的尺度，那就是清明节。十几天后的假期，也许就是结束。如果说真有什么担心的，可能仅仅是一日三餐。
和封在家中的上海市民不同，学校里的我们更像是生活在一个统一化的大本营。没有团购，没有抢菜，所以自然也没有五花八门的选择。
学校每天都用塑料盒分装好一日三餐，薄薄的的塑料盒，装着四个菜。假若是放在平日，我可能也舍不得点上这么多。如果做上一天的志愿者，还能在三餐免费的基础上，再得到额外的饭票。
菜品总是重复，我几乎能背下来：红烧鸭腿、糖醋排骨、西兰花炒蛋、手撕包菜，还有土豆丝，永远的土豆丝。我一直在期待山药炒木耳，但在封控时刻，这道菜变得遥不可及。
封校初期，我们还对食物有些创作的热情：搜罗出寝室里为数不多的零食，把饼干当作木鱼花洒在米饭上，像做实验一般，享受着特殊时期的特殊快乐。
但很快，我们就陷入了方便食品的宇宙里。日复一日的盒饭，以及随时可能降临的饥饿感，我们别无选择。
学校为每个寝室颁发了“出入证”，也就是说每六个人选出一个代表，一周内可以去一次“物产丰富”的超市采购，而我们只有一个目标——方便面。
进购的方便面垒成一座山
方便面是超市里最抢手的资源。
没有人再一盒一盒地挑选自己心仪的口味，每个人都盯准了装满12盒的大纸箱。仿佛谁得到它们，就能在这场生存游戏里走到最后。
随着封控升级，外面的世界渐渐走向静默，学校再次宣布封楼。如此确切的命令，让许多原本的期待落空了，迎接我们的，是一个更加模糊的节点。
因为一个塑料袋，我们也能玩上一会儿
也许是因为等待没有限期，而所出其中的人必须得找到自己的生存模式，在二十平米的空间里，我们五个人都渐渐失去了对彼此生活的兴趣。
有时候我睡着的时候，室友才刚刚醒来。我醒来的时候，又看见他沉睡的样子。
室友A翻出了他尘封已久的相机，架上三脚架开始摆弄。他以为这能转移一些注意力，但想到无法吃到新鲜的汤面，一切被压抑的欲望都变得清晰。他试图在校园里的以物换物群里寻找面粉，而自己却没有能交换的东西。甘肃人的心愿就此搁置，只能在寝室暴躁地叫喊：“我想吃面！”
室友B的手机电池不幸鼓包，从前只是拿去维修店就能解决的小问题，如今显得格外棘手。想联系外界的时候就打开电脑，而更多的时间，他都只能与他的素描本、水彩颜料相伴，也许这也是一种联系外界的方式？
而我只能拍照，拍下20平方里的所有，有意义的和无意义的。
一天大概拍200张，然后导进电脑，打开lightroom，进入我的调色时间。这一调，一两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
这是一种类似禅修的体验，我不用去想太多，只是沉浸其中。
二
核酸与放风
68天里，唯一放风的机会是做核酸。
寝室每一层楼都有一位层长，负责在微信群里收集核酸信息，每逢2点或是6点，他就会在每层楼召集大家排队，这个场景大概和小学去做课间操类似，一样的等待，一样的躁动。
一开始聚集的时候，人群还是稀稀拉拉，如果有人忘记核酸，清点人数就会变得格外麻烦。不过，这种日复一日的管理模式很快把人打磨出来。
午睡醒来，起身排队，下楼捅一下喉咙，前后保持距离。身体比大脑更快适应了这样的程序。
做核酸的队伍，先从楼层开始聚集
核酸排队中
10人混检，我总期待轮到10人中的第一根
5月的上海缓步进入初夏，人们从长衣褪成短袖，带着口罩，竟觉得有些闷热。
排队间隙，总能遇上一些许久不见的同学，我看见他们的头发漫过耳朵，刘海像帘子一样快要遮住眼睛。这是未经修饰的标记，也是时间的刻度，距离封校，原来已经过去这么久了？
排队的时候遇上同学，他们的头发快要遮住眼睛
核酸队伍里的皮卡丘
除去咽拭子，我们又开始做抗原测试。只不过，这次轮到我们自己捅自己了。
学校给寝室发了25份试剂。抗原检测试剂盒约两根手指长宽，就像一个U盘大小。
先把棉签放入鼻孔，慢慢推进1.5cm深左右，贴着鼻腔黏膜轻轻转动，再将它放进提取管中挤压、旋转，随后盖紧，往检测卡上滴上样本，等待结果。
这些操作，都是我们从学校发来的视频里学来的。
从寝室到核酸检测点的路上，我也会拍一些植物。
第一天拍过的植物，第二天、第三天还想按下快门，室友打趣说：查重率100%。
它们在许多水泥建筑、钢筋铁网的中央，若无其事地向上生长。有些花，直到快要落败时，我才发现它奄奄一息的样子，不过比起娇艳绽放的盛况，这样的美好像也能感染人的。
有一天，学校突然宣布要对寝室消杀。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只知道又能出门了。
早上9点，我们的身体终于在这个时间段挪出了20平米的小空间。上海的天气很好，蓝天白云，我们依旧带上口罩。
“打牛牛吧。”
最后我输掉了35块钱，给他们拍下了这张照片。
三
阳台上
封控的68天里，我最常呆的地方是寝室阳台，它连接了学校和外面的世界，是一个可以有限眺望的地方。
在封校之前，我们常常在这儿吊外卖上楼，只需向下轻轻抛一根绳子，就会吊起各式各样的“饕餮”。而如今，阳台变成一处呼吸的窗口，休憩的咖啡角，和无所事事的小花园。
阳台外有几颗随着春天生长的绿树，如遇上晴天，阳光会在下午到来，顺势把树影倒映在围栏上，我们就趁着这样的温度，垫着毯子午睡。
我也会坐在这儿念书，念一些我看不懂的文字，然后录下来，60分钟到100分钟不等。等到晚上再拿出来当作助眠。我把这个栏目叫做《催眠》。
2022年的春天，我是在这里触碰到的。
但更多的时候，眼前的景象无法满足我对春天的期待，我只能在这儿消遣，比如打开音响听播客，听音乐，一听就是一个下午。
我依然很向往出去野餐，外面的任何一块地方都可以，只要能坐下来吃东西，或者去动物园，给长颈鹿喂草。
我想看见阳台看不见的景象，尽管这个阳台已经给我的生活带来许多慰藉。
与我同样依赖阳台的，还有隔壁寝室的同学。每当我们在这儿放空时，他会探出半个身子，试图跟人类产生连接。
他的寝室只剩下他，其他五个都是本地人，也被困在某处地方。不知道是不是无聊的时间太多了，听说他总是在寝室走来走去。
一位穿着防护服的中年妇女，提着大包小包路过我们的阳台
熟悉了学校的管理，偶尔望见阳台外的人，才意识到另一种生活也在发生。
我们所处的杨浦区，居住了非常多的老年人，如果是平日早晨，街道上一定会有许多大爷大妈，提着蔬菜水果路过，而如今这些景象一夜之间消失了。
街道上只剩下衣着黄色或蓝色的骑手，他们的后座挂满了比以往更多的货物，形色匆匆，一闪而过——这是阳台外难得的生气。
对面居民楼的后门架起了红蓝色的帐篷，薄薄的挡风面罩凹陷其中，好像风一吹就会散落。那是小区保安临时的“家”，伫立在一块指路牌下，守着铁门。
四月底的某天，上海狂风大作，倾盆而下的大雨把街道浇得湿漉漉的，铁门外的“家”也不堪重负，歪歪扭扭地倒在地上，钢架如同它的骨骼暴露在外。
作者 小波 | 内容编辑 野荼
摄影 Po | 微信编辑 Jessi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