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留守儿童，15岁被带去国外当童工，靠自学英语，30岁成为白领
这是《自拍》第302个真实口述故事
我叫豆豆，1991年出生在浙江的一座小城。我们那里是全国有名的侨乡，而我是侨乡典型的留守儿童，也是以前重男轻女恶习的受害者。
从我出生后，父母就一直在外打工，他们把我寄养在各种亲戚、邻居家，直到我15岁上初三时才把我接到身边。到国外之后，我才发现自己出国的任务成了打黑工，迟迟不能去上学，最后连一张初中毕业证都没拿到。
19岁，我一个人回了国，由于没有学历只能做各种临时工，那几年整个人非常自卑。2014年结婚后，女儿的到来让我振作起来。我创业开了家小吃店，为了提升学历，一边开店一边坚持自学英语、自考专科。去年，30岁的我终于拿到了浙江师范大学的专科毕业证，并凭借流利的英语口语进入一家外贸公司工作。
我的自拍照，身后是这些年自学英语用的各种工具书。
我这么努力地改变自己，不仅仅是因为学历问题在我心里留下阴影，更是为了给女儿的将来创造幸福。我所经历的那样不堪回首的童年，实在不想让孩子再经历一次。
我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思想极其严重的家庭。父母那辈人有很多兄弟姊妹，他们每家都生好几个孩子，甚至为了生儿子把女儿偷偷送人。到了我这一代，我却成了父母唯一的孩子，而且还是个女孩。妈妈生完我之后身体不好，不能再生了，没儿子这件事成了她心中的一大遗憾。我爸是个赌瘾很重的人，他心情不好就天天出去赌钱，赌输了回来会乱发脾气。
在我出生后不久，爸妈去了外地打工，把我送到三姨家寄养。一九九几年的时候，我们老家很流行出国打工。没多久，我爸妈也跟着出国潮去了意大利。由于身份问题和回国机票太贵，他们曾连续7年没回过家，一年只给家里打两个电话。
小学四年级之前，我先是在爷爷家住了一年，爷爷对我很好，但他们父子之间关系不好，一有矛盾我就得换地方住。之后我去伯伯家住了两年，甚至还在村里邻居家住过一年。小学四年级转学到城里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后，我在舅舅家又借住了六年。
这是我老公的爷爷家，我小学四年级之前都是寄住在这种老房子里。
小时候，人家会问我一直住在别人家，想不想自己的爸爸妈妈？其实我不怎么想，因为他们在家里经常打我。记得小学一年级开学前，我妈告诉我他们要出国打工，我刚开始难过了一会儿，后来很快就好了，甚至偷偷开心起来，因为打我的人终于走了！
二年级的时候，班上有个同学的妈妈也去外面打工，她哭得可厉害了，送她妈妈坐船走后一直哭，上学也哭，哭了好几天。我这才意识到，原来别人家的孩子那么依赖爸爸妈妈呀？
在我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爸妈终于回了一次国，给我带了飞机上吃剩的榨菜，我以为是国外的榨菜呢，很宝贝。他们还带了当时很贵的费列罗巧克力，可我没有吃到多少，因为我妈说要留着做人情送礼给别人，不让我多吃。我们的关系就是这样，所以我对他们回来也没什么太期待的。
这是六年级的我，我小时候照片很少，住在别人家里很少有机会拍照。
我爸妈在国外其实是赚了一些钱的，很多年后我妈说漏嘴了我才知道，他们当时一分钱都没给我舅舅，后来才一次性给了6万。我住在舅舅家里的时候，相当于还是白吃白住的状态。舅舅家住六楼，没电梯，家里缺什么要下楼买，每次都是我下去。和他们的小孩有矛盾了，错的也总是我，我得处处让着他们。在饭桌上吃饭，我都得看人眼色夹菜。
那几年我没买过什么衣服，穿衣只穿校服，哪怕校服小了也得继续穿。后来到了青春期，我没有钱买文胸，就被同学嘲笑；没有钱买卫生巾，只能用卫生纸。当时整个社会的生活条件已经不算差，可我感觉自己每天都还是吃不饱、穿不暖。
六年级的我，那身校服已经有点小了，我没有别的衣服穿。
升初中之后开始住校，去宿舍报到的时候我什么都没带，就一个人去的。其他同学都是跟爸爸妈妈一起，扛着一大堆东西，有洗发水、沐浴露，还有很多换洗衣服，我看到别人带这么多东西都惊呆了。第一天晚上，同宿舍的女孩们都想家想得直哭，就我一个人没哭。
到了冬天，别的同学都有加厚的被子，我只有一套学校发的夏被。宿管阿姨查寝的时候一摸我的脚，发现是冷冰冰的，她看不下去，找来打点滴的玻璃瓶装上热水给我暖身子。我一周生活费有10块钱，洗一次澡要花5块，我舍不得用，夏天自己冲冷水，冬天就等着周末放假回家再洗，想想其实挺不卫生的。
我到了初中身体发育很快，刚开始一直没有文胸穿，后来到了实在不能不穿的时候，我妈趁回国给我带了两个很廉价的文胸。记不清是5块钱一个还是15块钱两个，因为质量太差，尺码也不太合适，穿着穿着钢圈就顶出来，把我的皮肤都擦出血了。
2006年的同学录，右边吐舌头的女生是我。当时拍大头贴要10块钱，我和同学一人掏5块钱拍的。
在学习方面，我成绩还可以，小升初的时候就是靠自己能力考上的全市最好的初中。初中一个年级500多人，我能排100名左右。当时有位数学老师一直告诉我“学习能改变命运”，因此我在学习上还是很努力的。
直到初三上半学期的某一天，很久没联系的妈妈突然打来电话，说要把我带去欧洲的克罗地亚。我以为是要我去国外读书呢，只天真地问了一句“你们不会再打我了吧？”我妈说“你都16岁了，不会再打你了”。我信以为真，没多想就答应了。我把要出国的事告诉了班上的同学和老师，他们和我一样，都以为我父母真的要把我接去国外读书了。
2006年11月，我坐着飞机降落在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的机场，爸爸开车来接的我，开了3个多小时才到他们住的地方。眼前的一切都是新奇的，我看着特别激动。来之前，我听说这个国家是欧洲著名的海景旅游胜地，没想到接下来的三年里，我一次海边都没去过。
就这样，我离开了中国，小学毕业照成了我唯一一张毕业照（第二排左一是我）。
一开始，爸爸对我还不错，当地不说英语，只说克罗地亚语，爸爸会给我时间看书自学，还给我买鱼吃。结果我妈见了很生气，说我爸从来不给她买鱼吃，她把怨气全撒在我身上，狠狠地打了我一顿。
从此之后，打骂更成了家常便饭。我爸对我逐渐也没有好脸色了，他在国外还是好赌，赌回来会随手摔东西、砸手机，把手边能拿到的东西全往我身上招呼。
这些都不是让我最难过的，最难过的是我心心念念的出国读书泡汤了！我妈没有上过一天学，我爸倒是读过初中，十几岁的时候就辍学去做水泥工了。他们俩学历不高，却依然能在国外赚到钱，所以觉得读书无用，尤其是我这种女孩子，就应该趁早帮他们一起赚钱。
当时我们家在克罗地亚开了一家杂货店，楼上楼下大约有1000平方米，平时需要4到5个员工打理。把我接到克罗地亚后，父母就让我在家里的店里打杂、收银，因为我未满十八岁，在当地用童工是犯法的，每当有检查的人过来，他们就让我躲起来。
没生意的时候，爸妈怕我乱跑，也让我乖乖趴在柜台上。我喜欢画画，他们看见我的画纸会直接撕掉，说我不务正业。我们店对面开了颜料店，我想走过去站在门口看一看都不行。
爸妈不允许我出去，我经常在店铺的二楼看着外面发呆。
我越长大，越不想在小店里帮工，跟爸妈提出我一定要上学。他们不同意，再次跟我说在国外钱很好赚，女孩子读书没用。反反复复听到这样的话之后，我真的很绝望，那么多孩子被父母催着、哄着读书，怎么到我这里读书就这么难呢？
一时冲动之下，我做了傻事，当天便吞下一大把安眠药。所幸，我很快被送到医院洗胃。洗胃很痛苦，不过那里的护士对我很好，帮我刷牙，还喂我吃东西。这辈子都没有人这样温柔地照顾过我，我特别感动。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位护士喂我吃了一片带黄油的面包，我是边哭边吃完的，到现在，我都还很喜欢黄油的味道。
青少年自杀这种事在克罗地亚性质很严重。当地青少年保护组织的社工因此盯上了我们家，他们来我家访问的时候，发现我居然不上学。迫于社工的压力，爸妈终于同意让我去学校读书了。此时距离我来克罗地亚已经整整两年，这才读上了书，还是我用自杀换来的。
克罗地亚的小学是8年制，高中4年制，我复学之后读高中一年级，相当于国内的初三。学校有数学课、语文课、音乐课、美术课，还教一些简单的德语，其实知识都不难，考试前背一背都能考过，最让我头疼的是我的克罗地亚语不够好，全靠自学，平时和人交流也局限于店里的事情，每天上课前都要提前准备很久。由于放学后还要看店，我在学习上很难做到全身心投入。
返回校园的第一年，是我在国外最快乐的一年。那里的人平时都很礼貌，很友好。我去同学家里玩，发现他们竟然可以自主决定去玩什么、买什么，活得如此自由自在。同学的妈妈是一个特别热情的人，她经常对我笑，和我像朋友一样相处。我第一次看见这样的家庭，也第一次意识到，我以前是被牢牢控制的。
这是我在克罗地亚中学里的朋友安娜。
2008年，欧洲遭遇了严重的金融危机，我们家生意不如从前了，加上我不能帮父母的忙，2010年他们就让我回国了。下了飞机，我站在机场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心里一下子慌了。想到自己年近20岁，国内初中没读完就出国了，国外也只读了一年高中，相当于只有小学学历！难道我要再回去读初中吗？50岁也许还可以去读大学，但20岁读初中感觉很可笑，我自己都接受不了。
我想提升学历，打听了一圈，决定去杭州参加线下培训班，准备自考大专。我给自己挑的是英语专业，也许有人觉得我在国外待过三年，学英语应该很简单。实际上呢，我在国外只学了一些克罗地亚语，之前在国内学的英语知识也早就忘了，只能从头开始。
我一边在培训班吃力地补习英语，一边不停地收到爸妈的电话，他们说家里在南美洲重起了一摊生意，想拉我去帮忙……我一遍遍地拒绝，他们一遍遍地给我打电话，我逐渐被焦虑吞没，严重失眠了一年，几乎每两天才睡一次觉。
在这样崩溃的日子里，我咬着牙学习，强撑着考过了5门课，最后实在坚持不下去，只能放弃进行到一小半的自考大专。从那以后，学历就成了我毕生的痛，成了我心中永远也迈不过去的坎。
接下来的整整五年，我都浑浑噩噩、自暴自弃地在各处打工。稍微像样的工作都要学历，我只能打临时工，做服务员，卖化妆品，卖首饰。打工期间，我认识了后来的老公，和他谈恋爱的时候，他正在读建筑类的专科。
我很羡慕老公有学上，他却说学历不重要，不介意我学历低。可我觉得，“学历不重要”这句话只是那些有学历的人才能说出口。我是没机会考，和没能力考是两回事。
打工期间的自拍。最早我卖了几个月的银饰，后来又去卖化妆品。
2013年，我去泰国穷游了半个月，这次经历让我的心态有了很大改变。相比我之前在克罗地亚，泰国人看上去更是热情友好，我很想以后在这样温暖的地方生活。泰国的英语普及率很高，我想将来要去的话肯定得学好英语。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我却迟迟没有付诸行动，因为打工本身已经很累了。
2014年，我未婚先孕，发现之后马上开始筹备结婚。老公家没什么钱，我父母也不愿意支援我，我们连婚礼都没办，一套婚纱照也没拍，最后只是领了张证。女儿生下来之后，我又开始焦虑自己学历的问题。一想到别的孩子爸妈学历都比我高，我很怕女儿将来被人看不起。不过当时排在我面前最紧急的事，依然是挣钱。
养孩子花销很大，要做的事很多，我爸妈不会带小孩，公婆身体又不好，老公只能辞职来照顾我们娘俩。女儿6个月的时候，我和老公穷得身上只有600块钱了。我盘算着做些小生意贴补家用，就尝试买了点食材做成凉皮、酸辣粉这样的小吃拿去外卖，老公负责送货。
生意好的时候，我们每天都能接到很多订单。
我是我们那里第一个做小吃外卖的90后，为了宣传，我还自学了摄影和剪辑，把做小吃的视频拍下来发到网上。发现外卖生意不错，我们攒下钱之后开了个实体小店。我一人身兼数职，既做厨师，又做店员，每天忙得不可开交，至少在店里待12个小时以上。
女儿开始上幼儿园后，我更是没时间陪孩子，每天泡在店里。和我年纪差不多的女性都能带孩子出去玩，唯独我不行。有时候我在店里还会遇到从前的同学，包括之前一直告诉我“学习改变人生”的数学老师和他的家人。每次远远地看见他们，我就悄悄躲起来，我不想让他们看到，那个“出国读书”的我，混成了现在这幅样子……
我一天天地反思，为了我自己，也为了女儿，我开始想：能不能从现在开始搏一搏，开始学？2018年11月，我又捡起了从前买的英语资料。我的店有上下两层，平时我很早就到店里去做事，做完之后到楼上学习，留老公一个人在楼下张罗。如果店里人多，我再下去帮忙。
这样零零散散地，我一天能学五六个小时，每天雷打不动地背100个单词，在本子上记录语法和错题，用铅笔、彩笔做各种批注。到了我这个年纪，记东西已经不那么容易。我看一些卖英语课的人说不要去背单词，可以“无痛学英语”。
作为成年人，我感觉这是不可能的，小孩子或许可以这样学，像我就只有下苦功去背去记才行。学累的时候，我就给自己打气，告诉自己一定要拿到学历。慢慢的，学不会的痛苦就变成了学会后的有滋有味，感觉背单词都背出感情了。
我的笔记本，看上去总是花花绿绿的。
自学一年英语之后，我感觉自己水平算不错了，2019年底疫情爆发前，我带女儿去欧洲玩了一个月，才发现自己学的都是哑巴英语。我面对老外一开口就害怕，总担心是不是有语法错误。为了真正学好英语，而不是只是拿一纸学历，我开始找一些外教上课。线下一对一的外教课一小时要300块，我负担不起，就找线上那种比较便宜的网站。
我找的网课一节15分钟，收费25块钱，我一口气买了400多节课，在疫情期间花三个月全学完了，每天都说3到5个小时英语。那是我口语进步最快的时候，之后我经常在网上留意这样的口语课。
一手的贵，我就在二手平台上找别人转手的，一节只要5块钱，我喜欢多收一些慢慢学。期间，我还遇到过平台跑路，一路上踩了很多坑，吃了很多苦，好在学完终于敢开口说英语了。
以前看美剧英剧，我只顾着看剧情，自己是看得爽了，实际上没太多帮助。后来看剧的时候，第一遍我会关掉字幕，把语速调整到0.5倍，一边听一边在纸上记。第二遍，我就打开字幕以正常速度听，拿不同颜色的笔订正之前的笔记。到了第三遍，我再关掉字幕，把语速加到1.5倍迅速听一遍，这样不断逼自己走出舒适区。
人少的时候，我在到小吃店二楼学习。
以前在店里，我既当厨师又做服务员，一个人能顶好几个人，现在我一有空就去学习，店里的生产力大不如前。时间一长，老公就不赞成我学习了。他说你都这个年纪了，学习有什么用呢？就算拿到了学历学位，还能和刚毕业的小年轻一起拼吗？我爸妈听说了也来吵，说你孩子都有了，有什么资格在这个年纪去学习考试，是不是脑子不好？
在我最需要理解的时候，爸妈一如既往地不理解我。而现在，我老公也不支持我了。我想，自己就是个普通人，不可能指望像偶像剧里演的那样，灰姑娘遇到帅气富有的王子，对方支持她的所有决定，将她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谁也不可能一昧付出的。
我顶着家里所有人的压力，用了半年的时间考了5门课。到夏天小吃店旺季的时候，我不得不放弃学习全职在店里帮忙。后来又用了一年半，我才把剩下的课都学完。我总共考过了14门课，终于在2021年底拿到了那张毕业证。
我的自考毕业证，浙江师范大学英语专科。
我也是有专科学历的人了，可我不觉得知足，还想一鼓作气考下本科。学了一阵子后，我发现本科的课程比较偏学术，比如有些课是什么英美文学对比啊之类的，对我日后的工作可能没有实质帮助。我考虑再三，觉得花太多时间学习这些效益不大，于是逼自己放下了对学历的执念，开始做一件更实用的事——考CATTI全国翻译专业资格证。
我一边考证，一边开始在自媒体上分享自己的英语学习视频。最初做视频我挺胆怯的，自媒体上说英语比我好的人太多了，我鼓足了勇气才敢全英文出镜。
有一次我直播的时候开了弹幕，有网友立马批评我“口音好差啊”“学历好低”之类的。我提到自己出过国，有些网友就喷我，说我根本不是自学的英语，肯定是去国外镀金的。我觉得很委屈，也很难和这些人说清楚自己的经历。
有段时间，还有一些硕士甚至是博士来问我英语学习方法，比如怎么给小孩子做英语启蒙，小孩的学习习惯怎么培养。我们之间明明学历差这么多，她们反倒来请教我，感觉还是挺讽刺的。有些人喜欢在微信上长时间揪着我问问题，我都是免费解答。
有时候想想我觉得很心酸，人的时间都很宝贵，如果我有硕士博士的学历，是不是能在更大的平台上进行付费分享，而不是免费为人解答问题？
学历啊学历，还是我心中的一个坎。记得刚回国的时候，我除了抱怨还是抱怨，即便没人把我的抱怨当回事。不一样的事，现在我学会了把情绪放在心底，知道要少说多做，自己默默去进步。
努力做视频，我在网上主要分享学习英语的方法。
另一边，我的小店生意发展得也不错，因为味道受欢迎，还有人找过来合作了两个加盟店。我的收入在老家县城里应该算很不错的。可我整天待在店里，环境是很封闭的，每天听的都是家长里短、鸡毛蒜皮，没办法讨论深度话题，更没机会和人用英语交流，这怎么能进步呢？
也许跟童年的那些经历有关，我一直是个比较缺乏安全感的人，很怕英语水平不进则退。我想了想，觉得还是要走出小店的环境。于是，我一边考证一边开始找工作。最开始，我发现国际电商公司亚马逊在招客服，我想客服我总能做吧？可一看招聘需求，第一条学历要求我就不满足，连简历都没敢投。
后来，我应聘到一家培训机构做英语助教。这个岗位不需要证书和学历，入职之后会有培训。最大的问题在于我的年龄，同事们都是20岁出头的大学生，我一个人在里面感觉格格不入，几个月下来发现对自己没什么提升，因为还要负责地推和营销，真正说英语的时间很少。
之后，我又把目光转向了外贸行业。我的想法是，做外贸肯定要和老外打交道，这样不仅能练习口语，说不定还有机会出国参加展会，拓展一下视野。我父母之前总劝我读书没用，说他们没学历也能在国外挣到钱，但实际上呢，他们开个小店是没太多门槛的，我想做有门槛的外贸，做真正的外贸。
我们家的小吃店，我不想永远把自己局限在这个地方。
想清楚要找的工作后，我就去求职平台上应聘了几家外贸公司。前几次无一例外，都是面试英语水平的时候感觉很好，一听我年龄已经30岁，而且还是自考的专科，基本就没下文了……
那几天我很受打击，感觉从前学历带给自己的阴影又回来了。后来我打听到一家外贸公司，老板是高中学历，退役军人，白手起家做了一家年流水上亿的外贸公司。我觉得这么好的企业可能不会要我吧，索性一上来就直接说自己30岁了，英语专科，自考的，问还有必要接着谈吗？
没想到，这家公司完全不介意我的年龄和学历。我们约了面试，对方主要考察英语口语。我的口语在我们小城里算相当不错的，甚至比一些留过学的人都好，这就是他们愿意接受我的原因。得到工作的那一刻，我真的特别特别开心，特别特别自豪！
我的办公桌，我很珍惜这份工作，每次都把工位收拾得整整齐齐。
我的同事大部分是本科学历，还有个别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我每天给自己打气，在单位该说就说，该做就做，我的英语水平也逐渐给了我更多底气，在同事和老板的眼中我自信得很。哈哈，幸亏她们没有发现我在自媒体上分享的视频，不然就会发现，原来的我是一个那么自卑的人。
由于疫情，我入职之后一直没办法出国去参加公司展会，大多数时间都是和国外的客户用英文进行邮件交流。这段时间我就当做积累，等将来疫情结束了，我想一定有很多和老外面对面沟通的机会。
据说在外贸行业做到顶尖的员工能拿百万年薪，现在没展会，我每月只能拿4千的基本工资，相比小吃店一年30万的收入少太多，但将来积累经验到一定程度，职业空间还是挺可观的。
这份工作比较清闲，起码现在能把我从小吃店12小时连轴转的生活中解放出来，我也有了更多时间学习、陪女儿。我不想让女儿和我一样成为留守儿童，一下班就早早回家陪她。相比那些在国外打工的同龄人，他们钱可能挣得更多，但要把自己的小孩留在农村让爷爷奶奶照顾，孩子缺少父母的关怀，可能也缺少科学的教育。
人在童年是最脆弱的，如果一个人的童年破碎，很容易自卑，很容易不开心，就像以前的我一样。我想让我的女儿有一个幸福的童年，有一颗强大的心脏。所以我会继续保持学习，除了正在备考的CATTI三级笔译资格证书，我还打算下半年备考雅思。我想争取把自己提升到和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同龄人差不多的层次。
*本文由豆豆口述整理而成，文中照片除特殊注明外均由豆豆本人提供。
*本文在今日头条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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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难尽的干私活
我离开工厂已经40多年了，但当时的情景始终挥之不去，留下许多难忘的记忆，既有正能量的，也有负能量的，比方干私活。
大凡当过工人，就免不了会有干私活的经历。所谓干私活，实际上就是利用公家的机器和原材料以及自己的技术，为自己或者为别人做一些生活中需要的东西。这种现象在1970年代初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见怪不怪，各级领导动不动就派给一线工人干私活的任务。大家也都心照不宣，你干我也干，谁干也是干！
有人可能会发问：如此明目张胆地干私活，难道就没有人管了吗？按说解放后工人阶级当家做主，工厂是工人的，工人就应该爱厂如家，克己奉公，不能沾公家的便宜，但是一个文化大革命把国家搞乱了，黑白不分、是非颠倒，谁都知道“大公无私”、“斗私批修”不能当真，从上到下哪个没有私心？就连堂堂的拖拉机厂“一把手”都隔三差五的跑到车间给自己的打火机灌汽油，哪个人不是睁只眼闭只眼？爱他妈的嫁给谁！干私活用的是公家的材料，又没用你家的。而且，通过干私活即提高了技艺，又交结下了朋友，何乐而不为哪？
就说我吧，是一名车工学徒工，就没有少干过私活，车个台灯杆啊、烙铁把什么的。当然也不仅仅限制在车床的范围之内，工厂是个大世界，车间好比百宝箱，各种机床要啥有啥，虽然你是车工，但几年下来，耳熏目染，什么样的机器都会日鬼两下，兼之我还曾在电影机械修配厂干过几个月的钳工，皮毛的东西还是多少学了一点点，敲敲打打的活计也就没少干，所以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
比如说按道理做三楞匕首应该是钳工的手艺，但是我也做过，还有用旧钢丝为马上要结婚的哥们做沙发座椅里的弹簧、用铜板甚至是废锯条片为朋友做钥匙、用废刀杆做敲碳榔头、用空油漆桶改制家用水桶等等，都大受欢迎——那个年代，工人钱挣的少，一分钱都掰成两瓣花，能省一厘是一厘，你给他做了一把榔头砸煤，就等于给他家省下了一块多钱，他偷着笑，夸你够朋友。
除了实用以外，干私活也有自我开心的一面：譬如用胶木棒做麻将，没有丝毫经济利益，纯粹就是自慰自乐——有人曾质疑：你会做吗？别吹牛逼啦！我的回答是斩钉截铁的：没错——我不仅会做，而且还做过好几副，有的自己玩儿，有的送了人。
那时赶上“破四旧”的年代，又是计划经济年代，“麻将”属于资产阶级“吃喝玩乐”生活范畴，理所应当的被明令禁止了，谁玩抓谁，尽管并不赢钱，但那也不行，一经发现，就地没收，所以民间想找一副麻将比登天都难！
但是办法总比困难多，当了工人之后，我才突然发现，麻将是可以自己制作的——原材料都是公家的，不愁没有，组长给你一派活，需要什么到工具室或者库房里顺便填张单子领就是了。我经常要为“东方红—75”型拖拉机水夯的某个出口处制作直径约为8厘米的垫圈，需用日本进口的胶木棒加工。每根胶木棒粗有10厘米，一米长。当初这玩意控制得比较严格，但是领料时必须考虑进去有一定比例的报废量，所以每次都能多领一点，积少成多，几次下来，就凑够了一副麻将所需136张牌的材料。
怎么做？先在车床上切成圆片，再到铣床上铣成方片，然后用钳工刀子刻，不规范也罢，总之能看懂就行。有人可能会问：你日能，饼子你怎么做？其实很简单，也非常有趣：把一个4毫米小钻头打磨成“群钻”——就是所谓的“倪志福钻头”——由传统的一个尖变成三个尖，在固定好的牌板上轻轻一点便可，之后抹上各色油漆效果就出来了。有那么一段时间里，我们彻夜不眠、大兴土木，一打就是通宵，不玩银子，胜者抽烟，输者冬天戴近视眼镜，夏天穿棉大衣，简直开心极了！
当然，谁也不是万能的，有时候我也得求人。1972年，社会上一度流行“火钳子”——那个时候青年人谈对象也想耍时髦——烫发，怎么烫？到理发店去烫，花钱太多，消费不起，穷则思变，自己做一把火钳子：用一根钢筋和一条钢片卷成与大剪子差不多的东西，区别在于两边没有刃，而是“一公一母”状，紧密地吻合在一起，下端做成把手型，把上端放在火上烤，差不多了就可以烫发了。
一度这玩意还很有市场，供不需求，还有人跟我要，我也学着做，但毕竟不是钳工，水平有限，就再求他人。有的人好说话，有的人趁机耍牛逼，搞得自己也不开心。索性自学，没有多久，我还真就把这玩意儿做得像模像样的了！偷偷地塞给小师妹一把，趁机讨个好耍个骚情，高兴得像过年似的！
1973年夏的某天，曾经的银川二中“老三届”学生、杨静仁的乘龙快婿、当时在全国已颇具知名度的航模滑翔机选手穆刚到我家来玩，与我哥谈起马上就要在中山公园银湖上举行的赛事，不经意间流露出来模型机上的发动机滑轮因为过度摩擦形成表面老化不给力的无奈，我哥说换一个不就得了？穆刚一声叹息：“来不及了，我的这个规格银川没有卖的，先对付着用吧，完了需要重新制作一个，可是······”
我顺便拿过来看了一眼，随口说我给你车一个如何？他不相信：你行吗？我只问：直径？槽的宽深？角度？——好，知道啦，你等着！
我骑上自行车很快就到了车间，给与我同一台车床上倒班的师兄弟打了个招呼，他就歇着抽烟谝闲椽子去了。我从废料堆里随手拣起一块铅锭，几分钟的工夫就完成了，用游标卡尺一量，恰到好处！然后掉头回家，送到穆刚手里后，这位仁兄大喜过望，连说：“太好了、太好了！”次日他在比赛中又一次夺冠。我不敢说自己车的滑轮一锤定音，但肯定不无关系！
干私活难免也会遇上尴尬的情景。有一段时间，我迷上了摄影。我们找来已经被废止的解放军大盖帽，制作了军衔肩章、勋章，把自己装扮成老革命，礼拜天和一帮子同学跑到中山公园照相。然后自制曝光箱，又买来各种药剂配方洗印照片，再用普通玻璃充当上光机，很是投入。但是少一把裁刀！照片用剪子铰可以，但往往不整齐，影响美观。所以必须得有一把裁刀，问题是那玩意太贵，买不起，怎么办？那就自己做！
至于材料，无非就是切刀和底座两样，说穿了就是“铁”和“木”两样而已。铁，当然是熟铁，也就是“钢”，这玩意儿工厂有的就是，随便找来一长一短两截三角铁，交给师兄“老梅豆”，他开动平面磨床，几分钟工夫就把对称的各个面打磨的精光贼亮，把短的那根90度固定在木板右侧，再把长的那根下部用沙轮打磨出把柄状，钻俩眼，镶嵌上胶木就是一把美妙的切刀。
之后就需要一块好木板为底座，在两块三角铁之间别上弹簧安装好就大功告成。我的师弟“小油子”是木模工，手里有的是好木头。我去找他，他二话不说，抡起屋里的一块废桌面拿尺子量了一下，把拐角锯了下来，不大不小，正是一个完美的裁刀底座！
不料恰在此时，被木工组老高师傅撞见了。这个人有点日眼——他是老宁夏人，一直说小时候上树把一只眼睛炸坏了，怨不了别人，可是“文革”开始后，他马上改口说是当初因为马匪抓兵“两丁抽一”，他爹为了不被抓，就想了一个点子：把自己的眼睛扎瞎一只！可是他的眼珠子老化了，瓷不楞登的，扎不透，所以就把儿子的眼睛给扎了！并且在忆苦思甜大会上痛说革命家史，我们都心惑两疑的，搞不清真假。
这位老高总是一副爱厂如家的模样，谁要是沾公家一点便宜就像偷了他家的东西似的，决不饶恕。这不，发现我俩的“勾当”之后，就地义正词严地指责开来：你们两个小贼逼，吃里扒外，跟我走厂革委会说清楚！
“小油子”赶紧解释说是一个报废的桌子面，没用了，老高却说：谁说没用了？一刀两段，正好两个案板，坏了我的好事，突然他意识到说漏嘴了，马上改口：“你们两个就是虎头蛇尾，坏到一搭里了！”
我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他就说起了脏话：“你他妈的是不是吃了笑球肉了？”我说：你说得不对，俺俩是“狼狈为奸”，不是“虎头蛇尾”！他眼珠子一瞪：“啥迷？你们还想嫖风咋地？”这时，“小油子”说了声“快跑——”，我夹起木板窜了出去！但老高把我盯下了，到处丧我：“还是团员，纯粹是个贼娃子！”师兄弟都笑我：“做了裁刀，惹了老高！”
但是这也不算啥，真正让人尴尬万分的事情还在后面哪——
大约是在1974年底的一天，厂领导，当时不叫厂长而是称“革委会主任”，说某厅局的一个刚刚恢复工作的领导同志，家里想安装个洗澡盆——那阵子洗澡是一件异常困难的事情，全银川只有一家“东风浴池”，开设在新华街头，永远是人头攒动，一票难求。因此，有点权力的人就通过“走后门”的不正当手段给自己家里安装洗澡盆。
八仙过海，各显其能，首先必须能日鬼来澡盆，计划经济年代这东西非常不好搞。但是你搞来之后还有个安装的问题。你就是官再大、再牛逼，也得找最底层的工人来安装。
也不知道是通过什么样曲里拐弯的关系，总之最后找到拖拉机厂金工车间的书记，后者自然一口答应，但他自己是从市委下派来的，属于政工干部，并不懂技术，为了确保安装质量，又不让别人知道，他决定亲自带领三个棒劳力上门服务！
我“有幸”被选中。老实说，我对此类溜尻子拍马屁的事情厌烦透了，根本不想去，就说这是水暖工干的活，我是车工，不懂管子！书记说你在工厂呆了七八年了，烟熏火燎的，看也看会了，少跟我*****——这倒是实话，当工人的，安装个洗澡盆子总是有办法的。
下午2点半，我们几个骑着一辆“倒骑驴”，拉着半车工具，什么钢管、管钳子、老虎台、活扳子、螺丝钉、改锥、榔头以及洋灰、瓦刀什么的，悄悄地赶到了邮电大楼附近的一个大门洞，书记正圪僦在那儿候着我们。
那位领导干部的家，一个院子里五间平房，在那个年代，就十分了不得了。他们家烧的是在当初已经算是很先进的一种新设计的“北京炉子”，自带一套功能很充足的设备，可以把百十斤的水烧开，供应土暖汽、洗澡盆什么的。说不上为什么，一进门冥冥之中我就感到氛围多多少少有些诡谲，但是也顾不上多想，按照预先制定的工艺流程埋头苦干就是了，争取赶在下班之前干完。
问题是由于书记不懂装懂瞎指挥，另外两个哥们也和我一样，经验不够老道，施工的中间临时出现了一些原来没有想到的问题，经过补救，总算是把窟窿补上了，但比预计完成的时间要往后拖一半个钟头。
正此时间，这家人陆续下班回家了。当一位趾高气昂的年轻女子进得门后，我突然认出：这不是同学XXX吗？原来如此······
闹了半天是在为她家干活啊！从银师附小到银川二中，整整十年的同学，自1969年毕业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但是知道她先是在一家非常有名气的单位工作，后来又被“推荐”上了大学，风光无限。
怎么也没有想到居然是在这样一种尴尬的氛围中重逢！那一瞬间，一股说不清、道不白的思绪慢慢腾升在我的心田，自惭形秽，觉得自己就地变成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穷酸小子保尔·克察金，而XXX则变成了林务官李斯贞斯基的女儿冬妮娅······
后来主人一家拉着书记到正房抽烟喝酒吃肉，看着九寸黑白电视，谝着闲椽，对我们则连句让话都没有，把人吼得没有一点治！
期间，这家人隔三差五的进进出出未来的浴室，指手划脚，一会儿这个高了，让往下调，一会儿有说那不对劲了，需要变通。好不容易按照他的意见办了，女主人又说抱怨没有理解她的意思，必须全改回来。刚干了两下子，女儿，也就是我那位老同学，又不满意的不满意，嫌瓷砖贴得不是很平展，要求全部掀开重新再贴。
也许她当时根本就没有认出我来，也许认出来了也装糊涂，也许正眼瞪都没瞪我一眼，或者干脆就没有想到是老同学给她家干活……我那时真想破口大骂一声：“我怕是*****妈了吧！你们爷爷连口水都没有顾上喝，你还装什么逼？”但是我始终没有吭声，而且连头都没敢抬，我怕一说话她听出来，会让她的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那可就闹臊了，我不就成了“背着桑叶上山——找蚕（残）啊？”算了，忍个肚子疼吧！
一直到晚上九点多钟，我们终于干完了活，赌气连水也没喝便迅速撤退。为避免再次遭遇尴尬，我索性让那两个哥们去打招呼，自己一道金光就窜了出去。书记撵出来后打着饱咯说：“别领导一家人”都夸赞我带来的这三个尕子干活利落！我问：谁说的？答：都说了，包括他们家那个宝贝丫头。
我在一种说不清、道不白心情的驱使下忍不住又问：她还说了些啥没有？书记说；再没有了——嗯？你问她干啥哪？我紧忙说没啥。但是回到家里，越想越窝囊，一晚上翻来覆去没睡着觉——这他妈的都是什么没尻子的事啊？干私活、干私活，把自己干成了下三烂！暗暗发誓：从今以后，干私活的事打死我也不干了！
转天，我把这事讲给师兄“大平正芳”，他就一个劲地笑，问他笑什么？这个坏家伙就说：我要是你啊，就趁机偷偷的挖条地道直通她家床底下，以便今后凑空子潜伏进去使坏！把我也给说笑了：“把她睡了？意淫去吧！”
“先别慌，傻哥哥我送你一首宋公明的诗：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谩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于是彼此大笑，心静如水······
打倒“四人帮”后，拖拉机厂开始逐步走向正规，重新出山的老厂长秦良决心刹刹干私活这股邪风。
师兄“老梅豆”正筹备要结婚，其中有一个圆桌腿需要用车床加工一下，但他本人是磨工，他便找到我的另一个师兄车工“老羊头”帮忙。后者二话不说利用下夜班后的时间干了起来。
这哥俩正干得欢，被到车间视察的老厂长发现了，不动声色地点着老羊头的大名说：杨吉兴，你干私活，违反了厂规第多少条，我必须扣你的工资。按照什么什么计算，应该是4块多钱。
两个人就非常尴尬，那个年代，两人还都是2级工，每月400个大毛，一下子扣掉10%也不能不让人心头抽搐一下。特别是老梅豆，觉得自己株连了老羊头，非常过意不去。
已经要走出车间的老秦良缓缓地回过头来，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说了一句话：至于你俩私下怎么处理这个钱，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我就不管了。
这哥俩都是有悟性的人，一点就通；同时，也是有影响的人，下不为例，拖拉机厂干私活的风气从此有些收敛。
1978年10月，我考上大学，告别工厂的最后一刻，我干了最后一个私活——用废刀杆做了一个镇纸。我开的那台朝鲜C-630车床3.8米长，刀架也大，所以刀杆也就比普通车床的要长，差不多20公分，都是锻工打好的，前端铣有一个槽，焊上合金刀头就能够用，刀打了，刀杆还可以回收再利用。
一则我想上大学后看书肯定需要个镇纸之类的物件，二来也想对曾经的车工生涯永远保持一份念想，就从到刀架上卸下一把刀来，用砂轮磨去前端刀头部分，又到“老梅豆”的平面磨床上亲自操作，把四个面磨了个精光，握在手中冰清凉爽，质感极强！
直到今天，这把刀杆依旧摆放在案头，每每攥在手中，就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当学徒工的岁月！
2022.03.28.银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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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斌婵与红袖章
高六六级女生左斌婵，像众多农村来的学生一样，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一米六左右的个子，脸黑黑的，一看就是苦人家出身。衣着朴素很适合她腼腆的性格，她说话声音很低，字与字之间拉得很长，像一个一个写出的那样。那年代农村里供个高中生是要有勇气的，对于女孩儿家更显得稀罕，足见其父母的卓识与不凡。
她因个子小，总是坐在第一排，讲课老师不会注意到她，她又常着一件黑布衣服，后排的同学又把她溶在黑板里。一放学她就赶回家，操场上、校园里少见她的踪影，也没有男生在校门口等她。
1966年，她面临走出这个校门能否踏进高等学府的关键时刻，她显得更沉默了。这年春天，一场政治风暴正孕育着，她和班上其他同学一样，在不停温课的同时，也加强了政治嗅觉。在大讲政治的年月，政治资本也关系升学的命运。
左斌婵是个政治上要求进步的人，她高一时就入了团，在这个史无前例的大风暴中，尽管她有些茫然，却也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激流中。在成立红卫兵的日子里，左斌婵被排除在外，原因是她“政治嗅觉不灵敏”和家庭出身不好，她的爷爷是富农。望着伙伴们叱咤风云的生活，她有一种身为贱民（印度种姓制度中的不可接触者）的感觉。
她极力想挣脱出去，甚至抖出她名字的来历：“我爷爷给我起的名字，是想把我培养成女中豪杰，斌婵拆为文武女单，妄图从我这里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然而得到的答复是还需要考验考验，先当“红外围”（一种准红卫兵组织）吧。
机会终于来了。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她被安排看押“黑帮教师”——一名反右时期被列为中右的女教师王某。
“报告，我想去厕所。”
“去吧。”左斌婵端着木枪对屋里的王某说。
一阵悉悉索索的扯纸声后，王某出来了。出于警觉，左斌婵要过王某手里的纸——恐怕她销毁什么材料，然而令左斌婵吃惊的是，这张从写废了的大字报上扯下的纸上竟有伟大领袖的名字，真是太恶毒了。此时王某也吓呆了，接着是女人在这种情形下不自主的举动，她跪着说：“同学，我错了，我不是故意的，……”王某意识到她在匆忙中铸成的大错。
然而一切都晚了。这张纸被交到校文革小组。是夜，王某承受不了对未卜前程的恐惧，选择了死亡：她说要擦个澡，支开监押她的同学，用剪刀剪开喉管，成为学校在这场劫难中唯一的牺牲者。
左斌婵因政治嗅觉灵敏破例被吸收进红卫兵队伍。她的袖章比其他人的新，也格外血红。
三个月后，学校乱了，几乎人人都有一个红袖章。
红袖章终没圆左斌婵的大学梦，1968年她成了返乡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