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坦尼克号上的台山人
前言 在“泰坦尼克号”出事之前，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这艘船上有中国乘客。但当大家得知8名中国乘客中有6人幸存时，似乎所有人都见过了他们。 一个多世纪以来，一些说法和指控玷污了“泰坦尼克号”上中国幸存者的声誉，源于当时的报纸对这些中国乘客提出了3项具体、但相互矛盾的指控：第一，他们强行进入救生艇，即便被人拿枪指着也拒绝离开；第二，他们是偷渡者，先偷偷上了“泰坦尼克号”，又偷偷藏进了救生艇；第三，他们伪装成妇女登上救生艇，造成登船过程延误或使其他男性乘客无法登船。 本文选自《六人》的第三章，讲述沉船背后，一个世纪前的中国劳工在战争、劳动力需求和歧视性移民政策等巨大的社会潮流推动下，几乎没有机会掌控自己的命运。当种族主义的谎言被揭穿时，他们也许不是英雄，但肯定不是恶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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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在温暖清澈的水中游过，他觉得自己就像家附近的池塘里养的鸭子一样自由自在。他想，也许下次可以把鸭子带到这里，一起在海里游泳。他转身游回父亲站的地方，知道该回家了。尽管这是在中国南方海边的一个小岛上，但真正会游泳的人不多，年轻的方荣山就是其中之一。
当年被追杀的南宋遗老也许并没有预料到下川岛这个地方会成为他们的落脚之地，在他们的双脚踏上下川岛的海滩之前，他们也许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不过，这里看起来似乎是躲避忽必烈大军的完美藏身之地——一个在地平线之外的岛屿。
本着眼不见心不烦的原则，想杀他们的人看不到他们，也许很快就会把他们忘记了。但下川岛在当时并非不为人所知。行船的人把它当作航海的地标，向南可去往东南亚。也不是所有经过这里的船都这么幸运，曾经有数百艘船在这里和附近更大的上川岛海域沉没，包括1983年发现的“南海一号”商船。但无论在元代还是在前朝，它都几乎不为人知。南宋遗老们觉得这里很安全。
几个世纪后，岛上的居民仍然把自己看作南宋的遗民。他们所说的方言与今天的标准普通话完全不同，比起北京，他们更可能在纽约或温哥华等地的唐人街找到能听懂他们说的话的人。
在离下川岛几十公里外的大陆上，一个少年清楚地知道自己很快就要离开家乡。他是从小在横塘村长大的李炳，面临与台山其他年轻人同样的压力：没办法挣钱养家，当地几乎没有就业机会。就像在他之前许多离家外出打工的台山人一样，李炳的未来可能也在远离家乡的地方。
1912年，中国经历了大规模的政治动荡。随着整个中国经济陷入萧条，那些于19世纪末出生在台山的人的未来之路越来越窄。
在后来乘坐“泰坦尼克号”的几名中国人中，至少有两人来自台山的不同地区，那就是方荣山和李炳。也可能还有几个人，甚至8个人全部都来自台山。
他们通过辛勤劳作来供养所爱的、拮据的家人，却没有家人在身边陪伴。他们会定期寄钱回国，使留在家乡的亲人们生活得轻松些，有些人甚至在家乡为亲人盖起了房子。虽然说的是暂时离开，但这些人中至少有一半再也没有回到台山。
男孩背着书沿着大街向前走去。从学校到他家并不远，只有几分钟的路程，他每天往返两次——早上去上学，中午回家吃午饭，下午回到学校，一天课程结束后回家。下大雨的时候，他的母亲会做一份简单的午饭让他带到学校，他就会在学校待上一整天。在一年中最炎热的那几个月，走在被树阴遮蔽了大半的路上，他感到很轻松。
方荣山喜欢学习，尤其喜欢用中文和他正在学的一点点英语写作。他写的英文字母是方形的，都是直线和折线，没有弯曲。他上的学校很可能是由基督教传教士建造的，但老师都来自他们的村庄。
方家所在的村庄是下川岛上地理位置最好的地方之一。远离海岸和岛上的高山，因此这里没有洪水或者山体滑坡的风险。方荣山家的房子很简陋，有两个半房间：一间用来睡觉，一间用于一般起居和准备食物，还有一个小厨房用来做饭。他父亲一直说要在房顶上加盖一个房间，但这件事始终没有实现。
每天放学回家后，方荣山放下书本，先扫扫地，然后赶在天黑前把学校布置的作业完成。在烛光下做作业、看书对他的眼睛很不好，使他感觉很累。每天晚上父亲都会催他和弟弟妹妹去睡觉，幸运的话，他就不会被父亲的鼾声吵醒。
方荣山对自己的未来很好奇。即使受了教育，他能做什么呢？像他父亲一样当农民？他读过很多关于中国古代伟大军队的故事，但对他来说，这个小岛就是中国，是他全部的世界。有朝一日，他能不能去广州，甚至去皇帝所在的北京？
第二天，当走在去学校的路上时，方荣山一直想象着外面的世界。它是真实存在的吗，还是只是一个故事，就像他从书中看到的其他故事一样？他有机会看到外面的世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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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今天去台山旅游，你很难看出来这里是中国的华侨之乡。
台山位于广东省中南部地区，包括“四邑”，即4个县城——恩平、开平、台山、新会。1951年，台山被划入江门市管辖，对此台山本地人会很快指出历史上并非这样，正相反，江门原来是隶属于台山地区的。这样调整以后，该地区现在也被称为“五邑”。江门地区人口约450万，面积近9500平方公里，最大的城市是江门市。
开平在今天仍然是一个很受欢迎的旅游胜地，这要归功于其现存的独特的碉楼，这是一种建于19世纪末带有防御工事的民居，用于保护家族安全，抵御该地区时常出现的武装土匪。台山市有几条步行街，街边的房屋和店面都是移民海外的台山人出资建造的，用以表达他们对家乡亲人的支持和祝福。
截至2021年，这4个县的人口约为100万，其中大部分居民仍属于农村人口。值得注意的是，台山并没有自己的机场，海内外游客到访台山最方便的方法是先飞到珠海机场，然后乘坐巴士或汽车，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能到达台山。也可以先到广东省另一个较小的佛山市机场，那里主要是国内航班，距离江门55公里。往返广州和湛江的火车也可以将乘客送到这里。还有数条高速公路可以到达该地区。
如今，处于亚热带气候区的台山土地肥沃、物产丰饶。但它远远不及广东东部城市——特别是珠三角经济圈的城市，包括20世纪末的新兴城市广州、深圳和东莞那样繁荣。这些珠三角地区的城市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成为中国最初的经济增长中心。台山虽然并不贫穷，但市中心的繁华程度和经济活力仍无法与东部那几个城市相比。台山居民的平均收入约为珠三角城市居民的一半。
当年，台山之所以成为中国最早的劳工移民输出中心，既有其成功因素，也有不幸因素，还有政治地理因素。广东沿海地区的发展速度总的来说超过了其他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周边省份。这不仅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作物的种植，比如烟草种植，也催生了劳动密集型基础制造业，包括纺织业和部分采矿业。
这种成功因素有利于其经济增长，对地主、制造商都有好处，但不一定对子女众多的大家庭有好处——至少对大家庭的小儿子们没有好处，因为他们要靠继承财产来维持自己未来的生计。
台山地区的港口从未像香港、澳门那样取得全面或迅速的发展。与深圳等地相比，台山也不具优势。因此，该地区从未得到过投资者的青睐，投资者更倾向于选择邻近的沿海城市。
台山的人口变化也没有脱离以农业人口为主体的结构。尽管如此，沿海地区发展起来的对外贸易开始吸引大量劳动力聚集，并对该省其他地区的经济产生了影响。
19世纪上半叶尽管风调雨顺，耕地充足，但三次灾难接连降临，一次比一次严重。
第一次是鸦片战争。清政府战败后，广州被迫成为通商口岸。这场冲突是台山后续遭遇的一系列灾难的开始。台山原本可能永远不会成为中国早期移民的发源地，遵循儒家传统的当地人把养育大家庭视为一种责任和繁荣的标志，可是随着可用耕地的数量越来越少，人口数量即使不增长，也超出了该地区的土地负荷能力。对拥有大片土地可以耕种的家庭来说，多子意味着多福，但当拥有的土地面积不足以养活大家庭时，儿女众多就成了一种负担。
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本来就不作为的清政府日常事务几乎停摆，年轻人都被征召入伍。为了筹资镇压太平天国的军队，清政府对地主征收附加税。另外一场武装起义也在同一时期断断续续发生，那就是意在反清复明的天地会起义。它由民间社会团体天地会发起，由此在“四邑”地区又引发了广东土著汉族居民与客家移民之间的土客冲突。
劳动力过剩，土地短缺，起义运动以及清政府对起义的强力镇压，加上与外国列强的持续冲突，突然之间，台山对那些没有土地继承权的年轻人来说似乎失去了吸引力。经济层面的需求和外面的谋生机会加起来，引发了一场劳工移民潮，一直持续了80年。
19世纪中叶，伴随着严重影响该地区的国内冲突，一件事改变了台山的历史进程——1848年，有人在几千公里之外的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1851年，有人在澳大利亚也发现了金矿。
黄金被发现时，加利福尼亚是美国控制的领土，但还不是一个州。美国刚刚在1846—1848年的美墨战争中获胜，赢得了这块土地。虽然加利福尼亚在不久之后就成为美国人口最多的地区，但它在当时被认为是不受欢迎的边疆。
从美国其他地区或世界各地到达那里都需要经历一次艰苦的陆路旅行，或者是一次漫长而危险的海上航行。黄金的发现立即改变了这一点，几天后美国便正式控制了加利福尼亚。可以说，黄金的发现推动了人类在西半球的探索和定居。
贵重金属具备引发巨大改变和非理性行动的能力，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这是第一次，黄金的直接受益者是个人，而不是政府和国有企业。突然间，人们争先恐后地赶在黄金消失前抵达加利福尼亚州，尽可能多地淘金。
对中国劳工，特别是台山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选择。唯一需要顾虑的是穿越太平洋的危险之旅和旅途所需的资金，并没有任何政策和规定阻止中国人去加利福尼亚淘金。离开中国不需要身份证件，登陆加利福尼亚也不需要身份证件。
尽管劳工移民一直以某种形式存在，但中国境外对大量的中国劳动力的需求很少，就业机会非常有限。很少有中国人居住在欧洲、北美洲，甚至亚洲的其他地方，尽管第一个已知的唐人街自1590年就存在于菲律宾马尼拉。
过去，所谓的中国对外贸易大部分是由外国买家和中国商人在中国境内进行的，虽然中国船员也参与其中。那些外国买家也会售卖一些国外的物品，但中国市场对国外物品的需求疲软。
这里所说的境外对中国劳动力的需求不包括19世纪上半叶的苦力贸易，当时中国劳工被派到拉丁美洲和东南亚作为契约华工——约定工作一段时间（通常是7年）后将在那里获得一块土地。许多人在旅途中或在约定的劳动期间死亡，还有一些人由于无法偿还赊账，最终成为奴隶。
中国矿工在当时总是被其他矿工袭击、欺负或杀害。这类遭遇并不是只针对中国人，深受此害的还有黑人、美洲原住民，甚至欧洲血统的矿工也可能在金矿区这种法外之地遭到暴力对待。有一些中国矿工是个人独立采矿的，但大多数人都受雇于较大的矿业公司。
准备去当矿工的中国人并不打算移民。他们的计划是去加利福尼亚努力工作挣钱，然后返回中国。当时还没有移民问题，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这样的打算。加利福尼亚当时的移民政策也不是特别严格，至少在那一段时期内并不严格，因为突然繁荣起来的加利福尼亚急需强壮的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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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岁生日前的某一天，方荣山在放学回家的路上遇到了父亲。这很不寻常，他通常只有在晚上才能见到工作结束之后回家的父亲。他喊了一声“父亲”。
“荣山，今年你就要毕业了。你该开始工作了。”
男孩儿震惊地张大了嘴，但也只能说：“好的，父亲。”不会有其他答案，也没有可以协商的余地，根本不可能出现不同的结果。他转过身来，朝学校的方向望去，试图逃避这个不能改变的未来。
他不应该感到惊讶。他的学校只是一所小学，上几年总会毕业。村里和岛上的许多男孩儿都去工作了。他的几个兄弟留了下来，因为父亲需要他们。似乎没有他，兄弟们也能处理好家里的事务。岛上很多人在离家乡小岛很远的其他国家，比如英国和美国，寻找工作，他当时其实并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他们要走这么远。
方荣山的父亲说，他认识的一个人会为方荣山安排外出工作的事情。方荣山要先去香港，到那里以后，那个人会帮助他找到工作。方荣山并没向父亲说出他脑海中的疑惑——他每年该怎么从欧洲或美国回来过春节？外国人不说中文，他也不会说外国人的语言，那他该怎么和那些人说话呢？
上学的最后一天，方荣山去感谢老师，并告诉老师自己下学期不会来了，他要外出去找工作了。老师很惋惜地说：“继续读啊，荣山。你很聪明，继续读书。”
学期结束几天后，方荣山从父亲口中得知自己将在周四离开。周三晚上，母亲为荣山准备了一顿特别的饭菜，有炖鸡、猪肉，甚至还有一些当地的牡蛎。父亲和荣山的兄弟们还与荣山喝了一点父亲亲手酿的白酒，祝福他一路平安。
方荣山把东西装在一个布袋里。母亲给他做了几件新衬衫和一条裤子。除了这些，他还装了一条毯子、一个小锅、一个碗、一双筷子和一把勺子。
当你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和去多久的时候，确实很难收拾行装。
加利福尼亚发现黄金的消息传得很快，第一批中国矿工在1848年底前抵达。淘金热的头几年，数以百计的中国矿工陆续来到这里，这个数字在1852年很快膨胀到2万人。
华工数量的激增和争夺黄金的激烈竞争招致欧洲矿工的强烈抵制，有时甚至是暴力抵制。不过，这并没有阻止2万名中国人相继在19世纪50年代末前往加利福尼亚，他们似乎对这种威胁和金矿递减的收益并不介意。
一些小生意发展起来，主要为中国矿工提供日常所需。一些中国商人意识到开餐馆、销售采矿设备也是好生意，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生意，比如提供汇款服务。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到来，从中国带来的社会制度开始落地扎根。四邑籍华人社团开始形成，以帮助新来的人适应新环境。这些组织的旧址分布于旧金山和美国其他地区。
1850年，加利福尼亚成为美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急需确保该地区在联邦政府的控制之下。随着州政府的成立，加利福尼亚在联邦政府中有了充分的代表权，开始出现越来越正式的声音，意图抵制中国移民大量涌入。
加利福尼亚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之后，在所谓的“天定命运论”指导下，这个成长中的国家在北美大陆不断扩张，要将其西部与东部统一起来。为了巩固政治控制，促进中西部地区的人口定居和贸易，美国开始修建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
在淘金热期间，美国人看到中国劳工愿意为了很少的钱做很辛苦的工作，认为他们正是铁路建设所需要的劳动力。19世纪60年代，新一波的中国劳工移民潮开始，正是出于这个原因。
中国劳工的需求量如此之高还有另一个原因：在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中，有60多万人丧生。其中大部分是白人，也包括黑人士兵、美洲原住民，也许还有亚洲人。承担国家铁路大规模建设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就意味着至少在一段时间内，美国需要从外部输入劳动力。
尽管饱受虐待，工资也低于其他非中国籍工人，但这些中国劳工是最好的铁路建设者。总的来说，他们更健康，因为他们喝煮沸的开水，无论是白开水还是茶水，都可以预防水传播疾病，如痢疾。
一支几乎完全由中国人组成的队伍创下了单日铺设最长轨道里程的纪录——16.11千米。中国劳工后来又被转去其他铁路项目，包括横穿加利福尼亚的内华达山脉的铁路。
1869年5月，当太平洋铁路在犹他州的海角峰完工时，那张著名的纪念照片中完全没有出现中国劳工的身影。铁路建成不到15年，中国劳工就被法律明令禁止进入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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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法律对移民的限制如何，在一个迫切需要有人在肮脏的环境中从事艰苦工作的地方，对这类劳工的需求丝毫没有减少。
在20世纪初，从台山出来的中国劳工不再像他们的前辈——金矿工人和铁路工人那样一无所有。在海外找工作是一种出于经济层面的选择。如前所述，如果一个人无论怎样都要很辛苦地工作一整天，他不妨去有可能挣更多钱的地方工作。
当时，去往海外已经是很常见的事了。一位学者曾写道：“由于他们的一些亲属已经在美国，并以放贷者的身份返回中国，四邑籍的求职者通过这种‘赊欠船票’制度获得借款，比广东其他地区的求职者容易得多。”
的确，当方荣山、李炳等人开始在船上工作时，已经有很多中国劳工，特别是来自四邑的工人前往美国，以至美国专门颁布了法律将他们拒之门外。在这一过程中，那些先行者还建立了各种组织，上至国际汇款处、招工代理和互助会，下至餐馆、寄宿所和中国杂货店等。海外的工作并不一定比之前轻松，但要到达那里，已不再像以前那么困难了。
当时准备出国的台山人并不是完全没有受过教育。几乎所有人都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基本上都识字。在后来登上“泰坦尼克号”的8名中国人中，只有一人——张富不会写自己的名字。
尽管如此，许多人都是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外出工作，自年少时起就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这些基本技能使他们有了范围相对广泛、条件稍好的工作机会可以选择。他们不只在船上当厨师或司炉工，在积累了一些经验和资历后（至少相较于其他中国船员来说），也会做一些机械工作。
这些人的第一个目的地是香港——中国南方的主要国际港口，与世界各地保持着最紧密的联系，因此它成了所有想去海外寻求工作的人的招聘基地。从台山出发去香港，走陆路或水路都要1至3天才能到达。进入香港不需要提供身份证件。
抵达香港后，几个台山人沿着德辅道西前往目的地——香港岛西端。在那里，他们看到有一排排寄宿房屋、职业介绍所和汇款处，都是为满足他们的需求而设。从海上或其他地方回来的人和新来的人混在一起。有些人会去商店买些补给，在下一艘船启航前，去餐馆吃一顿像样的饭。
职业介绍所可以为年轻人在船上找一份工作，但要收取一定的中介费。同时，职业介绍所每介绍一名新船员还可以从船方收取一笔中介费。香港有大量船只进出，如果想在船上找份工作，并不需要花费很长时间。
英国的船在19世纪早期甚至更早就开始雇用中国船员。中国人也用实际工作证明了自己的勤奋，他们不会像英国船员那样嗜酒。随着英国在整个亚洲的贸易扩张，船方雇用了更多的中国船员为区域航线服务。中国船员出现在英国的船上已经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他们有的是受老板指派去船上工作，有的是自己找的船上工作。
在英国布里斯托的档案馆里，许多船运记录上面写满了中国船员的名字，他们去往世界各地——澳大利亚墨尔本、美国纽约、印度加尔各答等。中国船员和一些创业商人开始在世界各地建立第一批唐人街，最初只不过是在不太发达的地区经营一系列寄宿房、商店和餐馆，以便这些人在每次航行的间歇停留。
中国船员唯独在饮食问题上比较困扰。在他们看来，即便是提供给欧洲船员的那些食物都太过粗劣，慢慢地，他们就有了自己的厨师和食物储备。在船上做一名中国厨师是一份很好的工作，尽管要从早到晚几乎不间断地工作，但总比整天铲煤要干净、轻松些。而且厨师还有一点儿权力，就是他可以控制自己和其他船员所能获得的食物的质量和分量。
轮船，尤其是货船，每次航行都要雇用船员。轮船离开指定的港口，比如前面提到的香港，前往一个或多个港口运送货物—也可能是乘客，之后基本都会返回出发的港口。
一次航程通常需要几个月，有时会持续一年或更长时间。船员们的工资是根据他们的资历和被分配的任务而定的，船上通常会提供食物，住宿则是在船上能找到的任何地方解决。
有些船在航程结束时才付工资，有些船按月支付工资或在特定港口停留时付工资。航程结束后，船员们会离开船，如果已有安排好的后续航行计划，船上的船员可以报名参加。那些因为表现良好或工作努力而脱颖而出的船员可能会被船长要求留下来。同样，不守规矩的船员也会被告知不要再来。偶尔，那些惹麻烦或生病的船员会被留在途中。一些船员也会申请加入特定的某段航程，因为他们计划在某个目的地离船。擅离职守是违反合同的行为，性质十分恶劣。
在英国的船上，即使船员们都是中国人，船长和高级船员也通常都是英国人。在早期的帆船上，船员只能睡在黑暗、拥挤、寒冷的地方。蒸汽船的条件稍微好一点，船员可以睡在吊床上，后来终于可以睡在简易的铺位上。
1882年后，美国颁布《排华法案》，除少数特定类别的中国人外，其他中国人不得入境美国。因此，欧洲航运，特别是英国航运，成为中国船员就业的主要去处。
英国仍然是世界领先的大国，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因于其强大的海军实力和广泛的海上贸易网络。走出台山的路径是香港，而走出香港的路径是上船，很可能还是一艘英国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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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陪方荣山到码头。老人家多次提出帮他提行李，但方荣山拒绝了。他试图掩饰自己沉重的心情，就像母亲试图掩饰她的眼泪一样。妹妹忍不住痛哭，兄妹俩一直相处得很好，荣山知道自己会很想念她。母亲给他准备了一些船上吃的食物。
“趁热吃吧。”她说。
方荣山环顾海湾。正是涨潮的时候，也是航行的最佳时机。茂密的树木从远处的地平线一直延伸到海滩，绿色的海水与树叶相互映衬；背景中的绵延山丘依旧是那种灰灰的石板色；水面上渔船星星点点，那些早早就出海撒网捕鱼的人，正兴高采烈地售卖他们捕获的鱼。在码头上，还有几个准备登船的面孔看上去很眼熟：有几个男孩子是他的同学，还有一两个是他曾经在集市上见过的人。
船长向码头上等候的人大声喊道：“上船上船，风向快变了！”
方荣山转向父亲，父亲在他手里放了几枚钱币，嘱咐道：“小心点，别丢了，孩子。好好吃饭，照顾好自己。给你母亲写信。”
方荣山微微鞠躬道：“再见，父亲。”
方荣山转身向船走去。在走到船舷边上时，他向父亲挥了挥手，父亲也挥手告别。方荣山上了船，差点被旁边扔上来的一袋鱼干撞到。他站在舷栏旁，船的缆绳松开，开始慢慢漂走。船夫扬起帆，船加快了速度。他凝视着父亲的身影，父亲似乎也在凝视着他。方荣山又扫了一眼海湾，这是他学会游泳的地方。
群山渐渐消失，大树越变越小，很快他就看不到父亲了。阳光直射在乘客身上，微风又使他们感到了一丝凉意。他找了一个地方放他的行李，然后坐在旁边，把棉袄的领子向上拉了拉。
与方荣山相比，李炳离开台山外出闯荡的时间要早得多，至少一直在船上做一些基础的工作。几年后，两人的人生轨迹在一艘比他们想象的要大得多的船上相交。
方荣山看着船工们开始工作，系好缆绳，调整船帆。他可不想当船员。他想起自己见过的那些在美国闯出名堂的人，他们穿着西方男人穿的西装，打着领带，那才是比较体面的工作。
方荣山想，有一天他成功了，他也要穿西装打领带。他喜欢这个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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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阳人”的6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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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末的一天，凌晨4点左右，我忽然接到市疾控办的电话，说我成为“密接”了，让我赶紧收拾一下行李，待会儿有120救护车来接我去隔离。
放下电话，我脑袋还是懵的，窗外夜色渐渐退却，对面楼层没有亮灯，大家都还在安睡中，而自己却碰到了这样的事情。
我迅速下床，拖出行李箱收拾起来。
鉴于2020年在北京的隔离经验，换洗衣服一定要带足一周的，从毛衣、抓绒外套、运动衫到短裤、短袖都要备上，毕竟江南的春天气温变幻不定；另外指甲刀、润肤油、梳子、剃须刀、洗衣粉等一并放在包里；当然电脑一定要带上，还得工作，我还挑了4本大厚书……我预感没有一个月肯定是出不来的，而之后的现实的确证实了我的推测——漫长隔离路自此开始了。
120救护车等在小区门外，按照要求，我戴好口罩，自己推着行李箱走了出来。因为是清晨，路上几乎无人，走在小区门口时，有保安向我靠近，我连忙说：“不要走太近，我是密接者。”保安吓得往远处走了。
上车之后，我先被拉到一家医院外面的快速核酸检测点，隔着玻璃能看到医护人员趴在桌子上睡觉，可见一晚上都没怎么休息。做完一次核酸检测后，我又被拉到宾馆，再做了一次核酸检测。
还未安顿好，我就接到市公安局打来的电话，问我这几天的行程，我一下子明白——这就是“流调”了。
我费力地想着这几天的行程，那边问得极为仔细，又让我把这几天手机消费的截图发给他，然后挨个问我几点几分到了哪里，有没有戴口罩，接触到什么人，买了什么东西，跟谁说过话……我极力地在脑海中搜索细节，都是一些极为琐细的事情，无论如何都想不出那么多来。
这只是一个开始。市公安局的电话刚挂，另外一个电话又打了过来，说是疾控办的，又一次问了相同的问题。那一天真是不得消停，从早上一直到晚上十一点多，市公安局、区派出所、市疾控办、街道办、居委会……到最后我都搞不清楚哪个是哪个了，常常是这个电话还在通着，又有几个电话打进来。按照要求，我加了几个工作人员的微信，把相关的消费截图都发送过去，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
“24日的10点你到了那个超市，老板有没有戴口罩？……”
“25日的下午3点，你取了一个快递，是在哪一个门？那个快递员联系方式是多少？……”
“26日晚，你去的那个包子铺，当时有几个人？你好好回忆一下……”
我就在这轮番询问之下，逐渐把这几天的行程精确到几点几分到了哪里，接触到什么人，后来又去哪里。
后来我知道通过我的流调记录，公安局的人挨个去调了监控，确定我的行程和我接触过的人，那些人想必也都被拉去隔离了。
而我是怎么成“密接”的，也搞明白了。
三天前，我和一位刚从上海过来的朋友吃过一次饭。这位朋友按照社区要求，去医院做了核酸检测，结果出来是阳性。而我们这些跟他吃过饭的人，变成了“密接”。
很快我得知，当时跟我们一起吃饭的另外一位朋友核酸检测结果出来是阳性，已经被拉到医院了，我心头一沉，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躲过一劫。通过之前对于此次奥密克戎的了解，再加上我已经打过疫苗，即便是感染了，应该也无大碍。但如果确诊了，我的回家之路肯定会变得很漫长。
就在来宾馆的第二天，我清早起来就明显感觉到不舒服，浑身昏沉无力，头疼恶心，毫无食欲。挣扎着起来吃了早餐，过一会儿就吐了。
宾馆在送饭后，还会搭配中药液。我喝了之后，一直拉肚子。到了下午，我接到了疾控办的电话，通知我已经确诊为阳性，让我收拾好东西，120救护车很快会过来送我去医院。
最后一丝侥幸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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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想到穿上防护服、戴上N95口罩后，会如此闷热和不透气。想想那些医护人员真是不容易，要这样穿着一天又一天，还得冒着时刻会被感染的风险。
坐上120救护车后，我透过窗户看向外面，心想着将会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自由地走在大街上，所以能多看一点风景就多看一点吧。
随着车子的震动，又加之闷在防护服里透不过来气，我一直有想吐的冲动。
到了医院，穿着防护服的护士来接我。我说：“我很想吐。”护士一边引我到电梯口一边说：“你忍忍，快到了！”但我实在没有忍住，电梯一个轻微的抖动，我就吐到口罩里了。护士连忙带我去了病房，让我去卫生间清理一下。
取下口罩时，呕吐物沾在我的眉毛、头发和衣领上。我抬头看镜子里的自己，一身汗，头发黏在额头，脸色苍白，真是从来没这么狼狈过。
清理完毕，护士带我去做了CT。再次回到病房时，原本空荡荡的病房多了一个人，后来知道他是一家食品公司的老板，我们便叫他老总；不一会儿，又来了一个人，是开货车往上海运送奶制品的，我们叫他小车；而我因为戴眼镜的缘故，他们叫我眼镜。跟我的准备齐全相比，他们两个什么都没有带，只有身上穿的衣服。他们都是在车上被通知感染了，然后要求原地静止，直到120救护车来接。事发太过突然，什么都来不及准备。
量血压、测心率、抽血……护士忙完后，离开时把门锁上了。我们是不能随意出门的，只能乖乖待在病床上。
护士走之前，老总一直在叫嚷：“我没有任何症状啊！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我身体很健康！”
护士就说：“没有错的，你好好休息。”
而我身体的不适一直没有缓解，来医院后的头两日频繁发烧，从38.3℃、38.7℃到39.4℃，再加上呕吐和拉肚子，实在是痛苦。每一次发烧我都会按下床头的呼叫键，护士问明情况后，很快跑过来给我喝退烧药。烧退下去后，一身汗，却不敢洗澡，害怕会加重病情。
第二天凌晨时，我睁开眼睛，忽然发现有人站在我旁边，吓了我一跳，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名护士，她拿测温仪给我量体温，“38.5℃，还是烧啊。”说完，她转身离开，不一会儿又给我拿来了退烧药。
我不知道她怎么会知道那个时候我正在发烧，连我自己都没有察觉到。她是不是一晚上都在挨个查房，看每一个患者的情况？想到此，的确颇为感动。我也听说这些医护人员，自从过年以来，一直在医院闭环工作，疫情一波又一波，患者也来了一波又一波，他们至今都没有回过家。
感染的事情，我只告诉了公司的人事总监和几位至交好友，家人也没敢告诉。父母亲年纪大了，对于疫情也不甚了解，如果知道了，肯定会极为担心。我在身体不舒服的情况下，还要安抚他们的担忧情绪，着实麻烦。
而小区那边，因为我的原因，已经封控起来，尤其是我住的那栋楼，所有住户都不得出门，在家隔离。很快有知道我住址的朋友发来微信问：“你住的那栋楼上了新闻哎。你怎么样了啊?”我没告诉他我感染的事情，只是说在家办公。
莫名的，一种“罪感”萦绕心头。
几位密友略带兴奋地说：“你是我现实中认识的第一个阳性的人！”这话听得我哭笑不得。而他们也嘱咐我不要公开说这个事情，免得被人“人肉”出来网暴——之前我已经看到了不少感染者的道歉信，也知道他们的个人信息被扒了出来后，被很多人拖出来网暴——我深知其厉害。
退烧后的间隙，物业管家发来了截图，是我没加入的“业主群”里唾骂我的聊天记录。有人宣称要打死我，有人说要找出这个阳性的人好好教训一顿，由此我才知道他们那时候并不知道感染者的信息。我没敢细看下去。
管家发完图后，在微信大骂：“你这个害人精！我们小区本来什么事情都没有，都是你害的！我们整个物业都被拉去隔离了！整个小区的人都不能出去！我真的想打死你！”我只能忍气吞声跟她道歉。
隔一天，她又发来一张图，是我所住小区楼层图，标蓝的部分有十几户，都是要拉去隔离的；有一家是标黄色的，那表明这一户有人感染了，而且是因为我感染的。
“你看看你做的好事吧！”管家说。我只好再次道歉。
3
熬过连续发烧的两天后，第三天人就开始有精神了。见到饭菜也能吃得香了。
医院每一餐发的盒饭还是不错的，荤素搭配，营养均衡。这个时候我才有余暇关注老总和小车。
老总其实比我还小2岁，却习惯性地叫我“小眼镜儿”，大抵是平日做领导习惯了。他大腹便便，双手背在后面，在病房里一边踱步一边叹气：“哎呀，今年真是倒了大霉了！那么多货现在是发不出去了！”
原来他一直是往上海供货，现在上海疫情严重，货物很难再运过去，而积压在仓库的货物价值两百多万，如果不及时运出，就都会坏掉。现在他自己感染了，又因为他，厂里有十几名工人也都感染了，现在都住在我们楼下。他全家人目前也都在宾馆隔离。
他走走又坐在床上叹气：“我算是完了！忙了十几年！要破产了！”我们也不知如何安慰他，沉默许久后，他喃喃自语：“把那两辆车卖掉，再卖一套房子……重头再来，就不信翻不了身！”虽然这样说，他还是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小车也小我2岁，由于每天都在外面跑货车，面容显得沧桑。他也在叹气。一方面在医院治疗和未来长时间的隔离，他便没了收入来源；另一方面他跟爱人是租房住，因为他的感染，整个小区也都封控了，他很担心房东不再把房子租给他，到时候真的要在外面流浪了。
他来后的第二天，楼下来了一批货车司机，据说都是因为跟他接触感染的。他们开了视频，聊得很热闹，甚至说是开心。小车辩解道：“老高，你别说是我传染给你的！你也去了上海那个市场，我跟你差不多时间去的。你打了3针疫苗，我打了2针，你的抵抗力自然比我强。咱们肯定是同一时间感染的，你只不过症状晚一点出来的而已！”一说完，其他人都轰地一笑。结束视频后，他又一次躺了下来，过一会儿翻一个身叹一口气。
老总和小车都羡慕我，因为我是在公司里上班的，工资照拿，不用担心生计问题。而我之前带来的电脑和书籍发挥了作用。有了电脑，我依旧可以处理工作上的事情，还能上网看电影和娱乐节目；有了书——四本厚书——我可以从容地阅读。时间对我来说，与在家里并无区别，依旧是有规律的，而且是容易打发的。但是对于他们来说，无聊快要击垮他们了。
他们似乎并没有阅读习惯，而病房里的电视也放不了，时间对他们来说太过漫长了。要不就是睡觉，要不就是打电话给亲友说话，要不就是看短视频，一个接一个，直到视频还在响着，呼噜声已经起来。
医生每天给我们开的药不一样，给我的是一包中药液和非诺贝特胶囊。我不太清楚中药液的成分是什么，每次喝完后都会腹泻。我跟医生反馈这个情况，医生说里面有石膏的成分。我拒绝喝中药液后，医生也没有再给我开。总的来说，熬过了起初那两天的发烧，之后的日子一直都没有不舒服，就等着转阴了。
后来，护士允许我们在用餐时间出来放放风，去走廊的一头拿饭，拎着开水瓶去打水。大家都很珍惜这十几分钟的时间，纷纷走出来，戴着口罩，在走廊里走来来去。在房间里，空气不流通，待久了人昏昏沉沉的，现在可算能出来透口气了。大家会站在一起聊天，护士会警告：“不要聚集！”大家就略微散开一点说话。
他们有的是工人，有的是菜贩子，有的是小卖铺老板，还有几岁大的小朋友。阳光透过窗户洒在走廊上，大家都站在光里，渴望多晒一会儿太阳。
很快，护士就过来喊道：“大家都进去了。”于是，我们都听话地进了病房。护士把我们的门又一一在外面锁好。
4
转阴。每一天都期待着转阴。
出门放风时，看到有些病房的床铺空了，便知道有人出院了。我们也渐渐摸索出规律来：护士每天凌晨5点钟过来把我们叫醒做核酸检测，鼻拭子和咽拭子，一样都不能少，如果第二天还是如此，说明你还是阳性，直到某一天她没来，那你就可以收拾东西，准备出院了。
有的人好得快一点，六七天就转阴了，隔着玻璃窗看到他们背着已经消完毒的行李跟着护士下楼，我们都好生羡慕。
而我们病房三个，却都迟迟没有转阴。到了第12天，又是凌晨5点，护士过来给老总做核酸检测，而我和小车都没有。我心里一阵狂喜，跟小车说：“看来我们今天可以走了。”
果然到了9点多钟，我收到了医院送来的出院通知。把行李收拾好后，消了毒，跟老总、小车合影留念告别，随护士下楼去等120救护车来接我去宾馆隔离。
双脚终于能够踏上大地，我的心情很激动。住院的这段时间，春天的气息已经满溢了出来，明艳的花朵、翠绿的叶片、蓬松的草地，可惜我不能去拥抱它。按照规定，我还得在宾馆隔离14天，然后居家隔离14天，要想出来自由活动，还得过一个月的时间。可是不管怎样，我都熬过了第一关。接下来只管慢慢等就是了。
我没想到的是，事情并没有我想得那么顺利。在宾馆隔离了3天之后，我接到电话通知：“你复阳了。给你半个小时，你把东西收拾好。待会儿有人会来接你。”
我心猛地一沉，这几天我明明没有任何不适，怎么会这样？可时间紧迫，已经容不得想那么多了，我只好手忙脚乱地收拾起来。
再次被拉到医院时，去的不再是原来的病房，而是医院侧边临时搭建的病房，一人一间，没有窗户，完全是封闭式的，房间一角有卫生间浴室合一的密闭小房，天花板一角有摄像头时刻监控，医护人员通过房间一侧墙壁上的双层玻璃传送舱给我们送饭和打水。其设置也特别讲究，内外两侧的玻璃门，唯有一方关紧了，另一方才能打开，避免交叉感染。
透过传送舱，我看到了对面病房坐着一个小伙子，他也看到了我，还向我挥手打招呼。我让他加我微信，他隔着他那边的传送舱试了试，没有成功，只好作罢。
如果说上一次在医院，同一个病房，还有两个可以说说话的病友，这一次完全是我一个人独处了。我不知道这一次我要待到什么时候，而之前在宾馆隔离的几天也作废了。一时间，我心情很沮丧。
过了一会儿，小车在微信上要跟我视频。他跟我同一天出院的，现在在酒店隔离，而老总多待了几天，也好不容易出院了。小车跟我视频的目的是让我加对面那个小伙的微信，因为那个小伙是他的朋友，也是开货车的。
加上微信后，我跟这个叫阿峰的小伙聊上了。他说一看我就很眼熟，他之前也在那边同一层的病房待过，也是在宾馆隔离了几天后复阳、再次被拉过来的。
“这也太折磨人了！本来期望着能早点隔离结束回家，结果好了，之前隔离的天数不算，这里又不知道关多少天。我很担心之后要是转阴出去隔离，再复阳怎么办？这一轮又一轮，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他发语音过来。
我安慰他一般不会多次复阳的，他说：“来这边也不给我们开药了。中药也没有，西药也没有，就让我们自己等着转阴。”听完他言语，我忽然想起卡夫卡小说里的情境，我们不就是身处在一个不断循环的怪圈当中么？
5
阿峰是个善谈的人，每天都会发很多语音给我，而我也乐意跟他聊天。这种感觉很奇妙，我们明明可以看见彼此，却只能通过这种方式交流。他说他那边不像我这里，有电话，还有书，他只有一部手机，看视频都会很卡。
这么多时间压在身上，简直跟大山一样，坐着也不是，躺着也不是，不能出去，也不能看电视，真的是度日如年。发饭的时候，他提醒我趁热吃；水送过来了，他提醒我及时拿进去；睡觉早了，他问我是不是不舒服……那几天，我们就像是难兄难弟一样，不断地发语音，不断地吐槽这个埋怨那个，不断地安慰彼此很快就能出去。
等到了第7天，他发语音过来，“兄弟，我接到通知了，马上要出院了。电蚊香、空调遥控，我托护士拿给你。你要多保重啊！”我隔着传送舱，看到他在那边跟我挥手告别，我也忙着跟他挥手。由于隔着一个走廊，我其实连他长什么模样都没有看清，而此次一别，今后不知何时能再见了。
阿峰走后，我就彻底一个人了。我这一层都是复阳被再次拉过来的，房间一侧的门能打开透透气，我也趁着医护人员不在，偷偷溜到走廊窗户那边放放风。偶尔有其他病房的人出来，我就隔着远远的距离跟他们聊天。有的在宾馆待了五六天，复阳了，再次被拉过来；有的已经在这里待了七八天。陆陆续续的，我旁边的病友都出院了，我溜出门时，看到一个个房门大开，心里很失落，也很沮丧。
窗外的夕阳渐渐地落下，夜色一点点弥漫开来，而我感觉分外孤独。每一个夜晚我躺下来时，都祈祷着护士早上五点不要来做核酸检测，那样的话就意味着我能再次出院。可是每一次，她们都会准时出现在床边，我只能在心里叹一口气：“又要在这里熬一天了。”
一直到第12天，几乎一夜没怎么睡安稳，看了手机是5点，外面传来走路的声音，我默念着：“不要往我这边来！不要来！”那脚步声越来越近地靠近我，我心里一沉，可是，她却没有进我的房间，走开了。
我兴奋地小声说：“终于可以走了！”随后立马起床开始收拾东西，尽管我知道，还得等好几个小时后才会离开。
上午9点钟，120救护车带着我往宾馆驶去。等待我的是14天宾馆隔离（如果没有再次复阳的话），14天居家隔离，等能出来自由活动时，应该是5月下旬了。透过车窗，我看到河边的油菜花已经谢了，行道树蓊蓊郁郁，乌鸫悦耳的歌声传来。春天要结束了，而我已经完整地错过，夏天马上就要来了。
6
在宾馆隔离完14天后，按照要求，要去医院复检。
那天，我穿好防护服，跟着宾馆的工作人员坐电梯下去。我说：“希望这次顺利。”工作人员安慰道：“肯定没问题的，你前几次核酸检测都是阴性的。”
我反问：“是不是有反复复阳的？”
她说有，“宾馆里有一个三次复阳的，到现在还在这里。”
“那岂不是关了很久了？”
“是啊，两个月了吧。”
等到了医院后，我竟然在排队时碰到了小车。他居家隔离结束（由于他是租房，没有居家隔离的条件，所以在宾馆隔离14天后，又拉到另外一个宾馆隔离14天），此次复检，如果没有问题，他就自由了。而我如果没有问题，社区就会派人送我回家中隔离。
多日不见，大家都很开心，聊了一会儿，他指着不远处的病房楼，“你知道老总的事情了吗？他宾馆隔离结束来复检，结果又复阳了。现在又到医院来了，据说待了四五天了。”
我听罢，心头一沉，一方面非常同情老总，一方面很害怕自己又一次复阳。
咽拭子、鼻拭子、抽血，再一次回到宾馆等待复查的结果，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社区的工作人员已经打来了电话，通知我第二天回家隔离；朋友也开始在聊天群预祝我回家成功了。可我却一直放不下心来。
在等待期间，我身体开始不舒服起来，有点想呕吐，却吐不出来；有点想拉肚子，也拉不出来。坏了！这个不舒服的反应，跟我第一天被拉去宾馆时的情况一模一样。
实在是不舒服，我躺在床上睡了一觉，才慢慢地缓过来。下午4点钟，查看核酸报告，咽拭子结果是阴性，我松了一口气。五点钟，六点钟，七点钟，八点钟……我频频刷手机，鼻拭子结果始终没有出来。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晚上9点多跟朋友视频聊天时，房间的座机响了——我特别害怕听到这个声音——它预示着一个不好的结果将会揭晓。果然，电话接起来，工作人员在那头说：“你又复阳了。”
那一刻，我的心情几乎是麻木的，“好吧，命运对我总是苛刻了一点。”
我想自己应该跟第一次一样立马收拾好东西，再一次去医院等待转阴，没准还能碰到老总。但是那位工作人员却说：“你是弱阳性，所以我们决定让你在宾馆里多观察几天。”我连连回道：“好好好，只要不去医院就好！”
等待是磨人的。我很有可能会因为在观察期间转为“双阳”，再次被拉到医院；也可能是转阴，回到家里。这种不确定，让我坐立难安。
我在微信上问工作人员需要观察多久，他说：“等通知。”观察的第一天做了双采，结果是阴性；第二天又一次双采，还是阴性。
我又问工作人员需要观察多久，他还是回：“等通知。”
等通知。等通知。我知道他不是敷衍我，他还要等“上头”给他的指示。我感觉就像是徘徊在城堡之外的土地测量员K，始终想进入城堡，却总也进不去。
到了观察的第4天，我又发微信：“你好啊，我已经观察好几天了，连续检测两天都是阴性，接下来安排虽然我问了也只能是‘等通知’，但还是希望能尽快有新的安排。我已经关了四十多天了，等得有点心力交瘁。”
他回我：“是的，你时间太长了。我们这边也在积极和疾控、医院、卫健委这些相关部门联系看你下一步的安排。我们也希望你早点离开。”
小区的管家也发来微信了：“你现在还在隔离吗？怎么不回来了？还是不敢回来了？”我跟她说明了情况。她说：“小区管控了21天已经解封，大家也可以正常生活了。”听到此，我松了一口气，也不敢问她在业主群里是否还有人在骂我。只要恢复了生活就好，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对我的怨恨可能会淡化。
到了等待的第5天，疾控、医院、卫健委、宾馆多方终于商量出了一个结果：如果今天我双检是阴性的话，社区就会派车来接我回家隔离。我惴惴不安地做了检查，下午3点左右，结果出来了。鼻拭子和咽拭子均为阴性，我迅速截图给工作人员，他回我会立马安排。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收拾了行李，坐在沙发上等着了。
下午4点，我坐上了社区的车。
7
宾馆离我家很近，不一会儿就到了。下车后进了小区，花坛边小孩在嬉闹，大人们在聊天，一派日常的祥和气氛，而我带着工作人员发给我的胶皮手套，背着重重的背包，拖着行李箱往家里走。有位阿姨抱着孙子在后面问：“你从哪里回啊？大包小包的！”
我不知道她是真以为我从外地回来，还是知道我是从隔离点返回，总之听了这番问话，心跳加速，脸皮发烫，像是一个从牢里刚放出的人一般，没敢回应，迅速地逃离了现场。
回家之前，我在手机上刷到某地入室消杀的视频，非常担心自家也如同视频里显示的那样，遍地狼藉，被褥、书籍、衣服都浇透了杀毒液。推开家门一看——冰箱敞开，我离家之前冰箱里存放的菜、蛋、牛排等都被清理走了，收纳盒都搁在地上，以方便喷消毒液；卧室里的床单、被褥、枕头都被消毒人员拿走扔掉了；地板上都是消毒液干后的水渍；厨房里，菜刀、水果刀、碗筷都浸泡在消毒液里……情况看起来还好，并没有视频里那么严重。最让我稍感放心的是书架上的书都还是好好的。
我把冰箱清理好了，收纳盒也拿去清洗了一遍，存放朋友送来的新鲜蔬菜。隔离期间必须靠我自己做饭，所以只好麻烦朋友帮我买好，然后请物业送到门口；朋友还一并送来了被褥、枕头和毯子，否则晚上都没有办法睡觉。
一切收拾完毕，躺在床上，我忽然感到格外疲惫。那是一种终于可以松弛下来的疲倦感，楼上、楼下、对面楼里面生活的他们都能如常地生活了。而现在，我也终于可以在自家的床上好好地睡一觉了。
那几天，社区人员在我家大门上安装了门磁卡，每次推门把垃圾放在外面时，门磁卡都会发出“嘀嘀嘀”的警告声。
跟我同一层的邻居们，想必都早知道我是“阳人”。因为每天上午都有来做核酸检测的工作人员敲门问：“你是不是某某某？”我一边说是，一边不安地看看邻居家的门，恐怕通过这样的询问，大家早就知道我的名字了。有几次，我没等工作人员问完，就抢着说：“是是是，我是。”就希望他不要再说出我的名字了。
终于熬到了14天隔离结束，社区人员让我自己动手拆掉门上的门磁卡，然后交到门卫那里。我拿着小小的白色门磁卡，走到电梯口等电梯上来，隔壁邻居家有个老太太也出来，她见到我，猛地一愣。要是搁到以前，她肯定热情地跟我打招呼，而现在她却立马转身回家去了。
这深深地刺痛了我。可我却非常能理解她的恐惧和抗拒，也很抱歉因为我，她、还有整栋楼、整个小区，都被迫隔离了那么久。
我不知道随着时间的流逝，老太太以后还会不会恢复跟我打招呼，但至少现在还不行。
从被通知成为“密接者”到完全隔离结束，整整60天了，夏天完全到来了。小区里人来人往，没有人会多看我一眼。但我内心里却雀跃不已，这种可以自由地走在路上的感觉是如此难得。原来生活中那些极为稀松平常的行为，此刻都有了意义，因为它们连通的是“正常生活”。而这两个月时间，我就靠着“迟早会正常的”念头撑着的。
我把门磁卡放在小区门口保安的桌子上，他微微往后退了一点，“好，你放在那里就行。”他的手没有碰门磁卡。我放好后，走出了小区，隔着口罩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气。
我知道这两个月里发生的所有事情，将会存留在我的内心深处，直到永远。现在，我要放开步伐沿着大路随意地行走，没有目的，没有规划，在宽广的世界里放心地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