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昕，嬉皮士的爱情
今年四月，姜昕再次站上舞台，开始巡演。距离她上一次举办专场演出，已经过去了十二年。这十二年里，曾经火热的、自由的、理想的摇滚乐文化，已被时代的潮流冲散，当年在鼓楼、后海热闹着聚集的年轻人，也纷纷搬到了五环外。而对姜昕而言，这十二年更加充满跌宕，像她歌里唱的，「人生戏剧变幻无常」。
成年之后，姜昕一直在恋爱，最著名的，当然是她和窦唯的那段，这段关系以失败告终，它和她后面两段仍然失败的恋爱一起，给了她建立爱情的原则：不为对方洗衣做饭，不生孩子。到32岁，她遇到了鼓三儿张永光，他接受她，欣赏她，想要和她「分享生命」。
在所有朋友看来，这都是神仙眷侣般的感情。他们先是住在鼓楼，经常在后海、香山、长城脚下热舞、游荡，又搬到顺义，租下六层房子，练鼓，读书，招待朋友。遇到下雨下雪，他们俩就开着车往外跑。不拘年龄，他们一直过着从年轻时候就认同的、嬉皮士一般的生活。
2014年底，鼓三儿自杀。姜昕「懵了」，这样的日子过了两三年，她和世界之间好像一直隔着层塑料膜，模模糊糊看不真切。
她再也没有恋爱，但又开始唱歌。2017年，姜昕发布了单曲《重生》，这是鼓三儿离世前，许巍给她做好的歌。她唱道：「青春不会老 爱不会枯萎/那所有的美好 不会消逝/因为它们不会被白发覆盖/因为它们不会被悲伤掩埋。」
乐评人李皖曾这样评价姜昕和她的音乐：「姜昕就像是那种文艺女青年，身上最突出的不是才华，身上最突出的是比她热爱的艺术家还热烈的热爱，比她热爱的艺术还浓烈的文艺气息。她偏爱着大词、好词，喜欢那些温暖浪漫语汇，并用一种毫不出意外的略显空泛的方式将它们组合起来。但是吊诡的是，这歌词里有情义，有她历经的这岁月的波荡，有这生命的启示与光亮。」
今年的巡演，朋友帮姜昕起名「最后的嬉皮士」，朋友觉得，姜昕是一个真正的嬉皮士，一头卷曲的长发，喜欢穿碎花连衣裙，「始终如一地爱着她的约翰·列侬，爱着那首《Imagine》」，并和年轻时候一样相信并践行着《Imagine》那首歌里唱的，全人类都像兄弟姐妹一样相爱。
嬉皮文化是一段早已远去的历史——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嬉皮士运动，一群披头散发的青年走上街头，响应「和平、反战、博爱、平等」的口号。并在60年代的尾声，举办了规模最大的一届音乐会，「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四天的时间里，有超过四十万人聚集在一起，享受音乐，并对未来充满爱与和平的期待。
在当下，很少再有人像姜昕一样，依然将嬉皮文化看作生活的信仰。
五月二十日，《人物》来到了姜昕在顺义的家里。到处都是花。院子外种着一排绣球，院内月季正开得盛大。室内也到处是花，吉他上画着花，墙上挂着花，坐垫是花的形状，连盛糖用的陶瓷勺，造型也是一朵彩色的花。问起为什么喜欢花，姜昕的回答非常简单，「因为很美」。
对嬉皮士文化而言，花有着特殊的寓意，它美丽而脆弱，但在坚硬的枪炮面前，它又因生生不息而显得坚韧、有力。姜昕在一院花里讲述了自己的这些年。
文｜吕蓓卡
编辑｜槐杨
图｜尹夕远（除特殊标注外）
到现在我作息还是跟以前一样，四五点睡，差不多每天都能看到日出。人家的日出是早上起来看的，我的日出都是一夜没睡看的。醒来就看看花，有时候朋友来，就坐在院子里聊天，什么都聊，聊半宿。
我是2010年搬到这里的，那一年我39岁该到40，突然不喜欢热闹了，想安安静静地看看书，有自己的时间。以前我住在鼓楼，在中央歌舞团的大院里，院里有何勇、刘元，全是搞音乐的、跳舞的，歌舞团嘛。那个院可以说是中国摇滚乐跟流行乐诞生的基地，老崔的《一无所有》就是在歌舞团的排练室排出来的。也是这个院里，张岭当年是他的贝斯，三哥是鼓手，刘元吹萨克斯，都是一个院的，何勇比他们小点，看着哥哥们玩，也搞了个乐队，叫五月天，台湾的五月天是后来的了。
那时，院里天天都是party，大家呼朋引伴的，离后海也近，旁边的鼓楼大街有好多livehouse、排练场，有时候你想在家待着吧，就有别的朋友来（喊你），快来快来，你不来找你去。反正一帮文艺青年，聚在一起就喜欢聊我们热爱的东西，不光是聊天，也跳舞。
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在88号（酒吧）玩了一晚上，早晨五点，我和（张）有待、许巍还有一个女孩四个人开车去香山，接着玩，一直玩到第二天中午，躺在草坪上聊。还有一次，有待在香山做了个新年音乐会，演出是晚上，下午我们一帮人就去了，带了一个大录音机，坐缆车到山顶，放上音乐，跳得羽绒服也脱了，毛衣也脱了，穿着T恤到最后，在山上跳得一身汗。
现在的年轻人活得都太亏了，真的。我们当时还在长城上办电音节，都是一直玩到早上，站在城墙上，太阳一出来，所有人欢呼，眼泪都出来了。就是一些年龄相当的人在一起，你能感受到那种经过一个夜晚、太阳出来，一种新生命的感觉。
到2010年左右，我开始觉得，时代变了，在艺术问题上大家追求的比较皮毛，不太进骨髓了。我看那种网红、抖音，那种快餐文化，觉得虚假，都弄一个美颜，再弄一个滤镜。不像我们之前那些朋友凑一起，聊的是你最近读什么好书、看什么好电影、听什么好音乐、写什么好作品了，现在的朋友聚会大家都在刷手机，我觉得，那也可以不见了。
老朋友还好，主要是新起来的一拨人，让你有这个感觉。大时代的氛围在那儿了，你也不可能完全跳脱时代。以前晚饭后我会去后海散个步，但后来再去后海，一个酒吧一个音乐，都是特别受不了的那种，也没有那个安静的后海了，不是可以租个船、聊会天儿的氛围了。
所以2010年前后，大家都纷纷搬走了，去发现新的地方，刚开始是五道营，越来越远，现在我的朋友基本上都在五环以外了。我也是为了躲那种家里随时有一帮人的生活，想安安静静地过日子。臧鸿飞当时是我们乐队的键盘，他帮我们找到这里，贝斯手刘文泰住对面，后来钰棋（姜昕乐队的吉他手）搬过来，张楚也搬过来了。都是认识几十年的老朋友。
大家现在都是单身，也都没孩子，我们住得不远，到周末了一块吃个饭，到夏天了晚上一块散个步，也挺好的。我们还过着年轻时候设想的、嬉皮士的生活。
姜昕在她的一院花里
我很喜欢嬉皮士文化，第一次接触就感觉找到根儿了。那会儿是九十年代，第一波搞摇滚乐的人往往认识使馆子弟，从他们那儿搞来比如伍德斯托克、迷墙、The Doors、Bob Dylan的录像带。我第一次看到伍德斯托克那个音乐节纪录片，就觉得太牛逼了。
当我认识了这件事情之后回头看自己，我发现我的审美一直就是这样，属于一下找到根儿了。比如上中学的时候我就喜欢留长头发，觉得特别美。那个时候北京的大街上很少见到长发披肩的女孩，几乎没有。那时候中国没那么开放，上中学的时候要不短发，要不就是马尾。有时候早上起来梳马尾之前，头发散开着我就想，哎呀，什么时候能长大，能把头发散开不用扎成一个马尾？等到高考结束，别人都在对答案，我一出门就把皮筋给解了，终于可以散着头发了。
我好多年头发都留着这么长（到腰），又认识了一些长头发的男孩，那个时期我认识的所有男孩全都留过长头发。长发、老摇滚的皮夹克、破洞的牛仔裤，这三样是我们的信仰。
还看三毛的书，她去撒哈拉沙漠买的项链我也买了一个，就是那种部落的东西，我花了一万多块钱，这是我最贵的首饰，就是因为这个情结，还有她那种生活方式，那种捡个什么破东西就做成家里的宝贝。我现在也一样，家里这些东西都是从二手店淘来的，有一个包两块钱买的，巨漂亮。
那卷伍德斯托克的录像带我看了无数次，特别激动，就觉得我要过这样的生活，这么多年，我觉得我真的就是在过这样的生活。
我为什么爱嬉皮，最重要的就是love and peace。我觉得人和人之间，就应该像《imagine》那首歌唱的，所有人要像兄弟姐妹一样相爱，它是我的世界观，还有一个就是和平，不要战争。
特别是现在，我有个摄影师朋友，去年要拍一个电影，去了荷兰，现在回不来了。他在欧洲租了个房车，只能靠拉点人挣点钱，因为乌克兰在打仗，阿富汗也在打仗。他给我看线路图，根本就开不回来，中间全是战争。
爱与和平，这个口号也不只是嬉皮时代提出来的，人类其实一直向往和平，但就是几千年了，和平一阵就为了一个屁大的事打起来。生命这么短暂，你抢什么呀？什么都不是你的，就跟为什么我要租房子一样，你根本就不需要买房子，因为你顶多也就住七八十年。
但90年代我们没太聊过这些话题，说句实话，那个时代我觉得世界好像还挺好的，我们那个时候的青春，因为不是网络时代，大家是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都觉得，周一到周五就是在家修身养性，该干什么干什么，练练琴、做做音乐，正常生活，休养生息，攒好体力，到周末就出去玩。
那会儿好多搞音乐的、搞电影的、玩文学的、画家都住在望京，我们经常出去玩，我有一辆红吉普，有时候能拉十个人从山里回来，后备箱就得装四个。一回到望京，看见大马路，我们说，咱们以后应该在这个路口弄一个大路标，写上「welcome back home」，就感觉望京是个大嬉皮村，大家都是邻居。
其实第一个跟我说弄个嬉皮村的是何勇。我跟第二个男朋友分手那天晚上，打了一圈电话。那时候我二十四五，没办法一个人呆着，到凌晨三四点，何勇接了电话。我说你能来陪陪我吗，他就来了，一直陪我到第二天中午。他跟我说，别担心，姜昕，咱们老了会盖一个嬉皮村，都住在一起，不管咱们以后有没有男朋友、女朋友，我们都不会孤单的。那是1994年的冬天，我记得特别清楚。
几年前我跟张楚去泰国，住在芭堤雅，他让我在那儿也买个房子，老了能做邻居。我说就咱俩太没劲了，他一个做房地产的哥们儿就说，你们要能找十几个朋友来，咱们就把这个湖给包了，盖十几栋，均下来一人几十万。我俩就商量，叫不叫何勇呢？张楚说，他不会不高兴把咱们房子点了吧？又一想，不行，咱们得带着何勇，要不然就太没有爱了。
其实我们都知道这只是幻想，艺术家都是只负责幻想，落不了地。
但我觉得挺庆幸的，从九十年代过来的那些朋友，基本上都是本性没改，现在还是那样的。就像窦唯，根本就不买车，骑着一个小电动。有一次记者约他采访，他就给人带到美术馆旁边的街心公园聊去了，选了一把有光的椅子，在光里边就已经很幸福了，我觉得特别牛逼。抛开我俩过去的那些东西，现在回头看他，我觉得没爱错这个人。
是在那种大家一块玩的状态下，我认识了三哥。其实很早就认识了，他是我前两张唱片的鼓手，但也就是一块工作，工作完了就散了。到2002年最后一天，我们去给刘元过生日，见到了三哥，大家在一块聊了个通宵，互相留了电话。
有一天，我跟当时的男朋友吵了一架。吵完出来我上了车，趴在方向盘上哭，哭了一会儿，突然就漫天大雪。我特别想去山里玩，又打了一圈电话，就像那时候给何勇打电话一样，打了一圈，谁都没接，也都凌晨三四点了，人家都睡了。我突然想起三哥来，因为他说过，他特别爱开车去山里玩，尤其是下大雨和下大雪的时候。我给他打了电话，他接了，我们一块进了山。
从那天开始，基本上三哥隔两天就给我打个电话，说走啊山里玩啊。这么玩了一个多月，有一天他突然把我约到一个餐厅，餐厅没人，后来我才知道，那顿求婚的饭，是他跟别人借的钱，他那时候特瓢（穷），饭吃了一半，说，咱俩结婚吧。当时我家刚出了点事，他说，这时候你结婚，你们家就多了一个女婿来支撑，一个女婿半个儿呢，你爸你妈肯定就得到安慰了。
我就觉得他特别男人，遇上我家那种事，一般人都得闪，但是他冲上来，说我来负责这一切。我想了两天，跟他说，我不做饭、不洗衣服、不生孩子，你要能答应我就嫁给你。他说，我找的是跟我分享生命的人，不是阿姨，不是传宗接代的工具，我是要跟你分享我的生活。
认识窦唯的时候，我才19岁，给他做饭，我们俩住的平房，冬天外边的自来水，你想那么冷，我在那儿给他洗袜子。后来我发现这根本留不住一个男人。什么「要留住一个男人就留住他的胃」，都是什么狗屁理论。
跟窦唯分手后，再跟第二个男朋友在一起，我就什么都不管了。后来我们俩分手了，他跟另外的女孩说，姜昕完全不食人间烟火，冰箱里永远是空的，连个鸡蛋皮都没有。有一次俩人出去，回来屋中间饿死一只老鼠。到第三个男朋友，他说你得生四个孩子，我说那算了。
到三哥这儿，我从觉得我要为这个男的付出一切我就能留住他，到我干脆什么都不付出，到后来我找到了一个最合适的方式去关心他和照顾他。而且我也成熟了，那时候我三十二岁，三哥已经四十了，我们是精神上的契合。
那个时候我对婚姻的想象就是相爱，一起分享生活，分享生命，一起到老。
我们也的确是这么过的，我们感情很好，三哥总黏着我，一会儿看不见就拿着鼓槌到我旁边，说这说那，鼓槌还在旁边敲。但在音乐上，他对我很严格。歌舞团大院是这种氛围，经常我还没醒，三哥已经出去练完鼓回来了，刘元在对面阳台上练萨克斯，楼道里经常有那种练声的。三哥就说，你游泳去，你练声去，他说，你以前的男朋友全是耍范儿的，音乐不是这么搞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他一周游三次泳，除了打鼓就是读书，他是把音乐当业务去练的。
所以我到现在也在坚持，一个礼拜最起码游三次泳，练琴、练唱，这都是三哥给我的。我一直觉得，能认真地跟一个人在一起，能分享两个人生命里更深层次的东西，能白头到老，挺珍贵的。而不是快餐式的关系，其实分享的都是最表层的生命。我就是信这些东西，我觉得生命里最重要的就是你不管怎么样，都活得内心安宁，精神丰富。
三哥是到了2014年10月份开始不对劲的。当时他在四川有一场演出，突然不想去了，之前他都特别靠谱。再往后，他的手机一会开一会关，怀疑我们家有人进来了，被人跟踪了，或者问我，他们是不是都特别讨厌我啊。
十月底的时候第一次自杀，没成，送到医院。后来他跟我说，想通了，不会再干这种事了。他又开始开车，跟我说，觉得人不是光为了自己，还要为家人、为父母活着。到了12月24号晚上，这个院里的朋友说圣诞节了，大家聚一下，他那天有点感冒，跟我说，你这两个月都没出去跟朋友玩，你去吧，我吃一片感冒药，上楼睡会儿，睡醒了就去找你们。
那几天他都特好，我放心了，就出去了。等到我再回来就这样了。
其实这事之后我第一感受是懵的，懵了好久，可能懵了得有两三年吧。我那时候知道我要重生，我要继续我的生命旅程，但脑子是懵的。
我后来想，可能他有一些对生活的不满吧。我们结婚的时候，他跟我说，别人给他算过命，说他将来是亿万富翁，他说，你等着跟我享福吧。但52岁那年，他给我妈打过一个电话，因为他是中央歌舞团的，出来搞摇滚乐就算是停薪留职人员，到那年内退，他跟我妈说，妈，我退休了，我怕我这点退休金以后养不起姜昕。我妈说，你俩压根就没有工资啊，这退休金不是白给的吗？姜昕也不是因为这个爱你的，她一路爱的都是你们这群穷艺术家，你不用担这个心。这是后来我妈告诉我的。
他问过我，如果有一天我打不动鼓了你还会看得起我吗？我说，你打不动鼓的时候估计我也唱不动了，咱俩都老了，养养花、养养鱼，养养猫，也特美好，哪有人一辈子打得动鼓啊。我说，你为什么会有这种疑问？我又不是因为你打鼓我才爱上你的。
我就是这么想的。他问这些，我也不会在意。现在想想，他的走跟时代确实也有关系，这些年的艺术，不是他要的东西了，他有一点心理不平衡。
说句实话，我虽然知道这是个病，我应该原谅，但是我心里有点觉得，让我爱的人应该是那种心胸豁达的、有智慧的人，应该是那种生命力特别强的人。自杀这种事，说实话在我心里这个形象有点掉了，我应该爱的是那种即使怎么样也活着的人。
他们这几年做三哥的（纪念活动），我都没去。我不想再是谁的遗孀，我就是想回到自己。我知道从那个精神病的理论上讲特别痛苦，你不能怪他，但是从我自己来讲，就哪儿到哪儿啊。
我们俩这十二年的生活，可以说是神仙眷侣。整天我们俩有说不完的话，要不然三哥不会我走哪儿他追哪儿。有一次雨下最大的时候，我们开车出门了，高速公路上那雨大得，把雨刷器都给砸飞了，高速都封了，我们俩就在那儿待着，等雨停了再回来。就这样的两个人，就这样的生活，音乐上又能互相帮助，你为什么自杀啊，我真的想不明白。
这件事让我意识到，一个人早晚得建立自己的体系，因为再恩爱的人也得有一个人先走。这是早晚的事。你要在他走之前就建立这个体系，他走的时候你就会好一些。
到这个年龄，我已经看明白爱情跟婚姻了。我后来真心觉得，这个爱真的不能就是爱情，真的不能就是婚姻，你一定要给自己多一些生命的支脚，要不然这东西一塌你就完了。
姜昕在自家客厅里，墙纸是她和朋友一起贴的，到处都是色彩
前阵子我跟张楚聊天，他说，你知道三哥刚走那会你有多讨厌吗？走到世界各地你都问我同一个问题：生命有什么意义啊，不都是要死的吗，说我们做这么多努力，做好音乐有什么意义啊，到哪儿都问我。
那时候我就不停地问，问各种我觉得能给我一个好答案的人。我问过许巍，老许说，没意义，没意义，但是也得好好活，好好地对身边的人，能帮什么就帮什么，然后做点有意义的事。也问张楚，张楚给我的回答特美，那会儿我们在海边，他说你看见那个天上的星星了吗？那是我们的家，有一天我们都会回到那儿的，我们到这儿就是来旅行的，我们就好好地旅行吧。
都是答案吧。其实就是这样，也就只能这样。总的来说就是你别亏了这辈子，好好地对自己，因为生命是你自己的，谁也陪不了你，你是一个人来的，一个人走的。
三哥离开之后，我自己在那个房子里住了五年，所有人都劝我早一点搬出来，我没有。有两个原因吧。一是2014年4月份的时候我去了纽约，去了中央公园，列侬被枪杀的地方。中央公园对面有个特别贵的公寓，小野洋子还住在那儿，每天就路过她丈夫被枪杀的地方。我觉得这个女人特别牛逼，她面对死亡她不逃避，她就面对一切，我觉得她向死而生。
还有一个原因是三哥刚火化的时候，有个朋友说，他爸爸走后，他把骨灰拿回家，每天跟他爸喝杯酒，说说话。三哥办后事那天，人家问我骨灰怎么办，我就说，拿回家。人就是向死而生的，你就把死看明白，你才知道怎么活。
那两三年，朋友们经常来我家，三哥骨灰就搁那儿，我们还一块听音乐，聊天。现在回头想想，那两年我什么也没干，就每天发呆，然后家里来了朋友一堆人陪着我跟三哥说话，真的什么都没干。
应该是2016年的春天，我抱着猫坐在小区门口秋千上。二月底三月份，我突然看见门口的玉兰什么的全都发芽了，我突然感觉有点从这两年的发呆时光里醒过来，就觉得我怎么什么都没干啊，我是不是也应该开始做点什么。我还喜欢音乐啊，我应该做音乐。
就想起来这么多年过去了，老许还有一首歌我还没填词，回家了就翻出来，听，看着窗外开始写什么青春不会老，爱不会枯萎，所有的美好不会消逝。我觉得三哥这事那么惨烈，但是那些美好都还在啊。春天了树又发芽了，玉兰也又开花了，我也还没老，我还有我爱的事情。那种感觉，就是突然从一个梦里醒过来了，以前看什么都像隔着一层塑料膜，模模糊糊的，突然能看清了，觉得我不能这么每天待着，得做我喜欢的事了 。
那首歌一下午我就填完，晚上把词发给老许。过了一会儿老许回我，觉得特别好，他来给我当制作人，用他的乐队来录这首歌，我又开始排练、录音，把《重生》做了出来。
三哥这个事让我明白，生命有其他支柱非常重要，特别是音乐和书籍，还有我身边的这些朋友。这个事对我来说太惨烈了，我缓不过来，但是我有别的支柱，就是我身边的这些朋友。
老许是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他跟我说，特别希望能给你一首歌让你能红了，然后挣好多钱，能过你想过的生活。他说这是我想给你的礼物。他是我音乐路上给我帮助最大的一个人。2003年录《潘多拉》的时候，我们俩都特别瓢，没钱录，趁晚上人都睡了，他把录音棚那个窗户的钩拿铁丝别开，我们俩翻窗户跳进去，录了小样。
我印象特别深，录完了，他就在那儿弹琴，他问我，你觉得这个歌应该叫什么，我说我觉得应该叫蓝色。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那个录音棚从晚上的深蓝一直待到黎明，那个蓝越来越浅，越来越浅。
挺庆幸的，这么多年，我所有不开心的日子都有朋友在身边。这些朋友就是出去别人说我一句能跟人打起来那种，倍儿护着我。当时做完《五月》那张专辑，因为跟第三个男朋友分手，宣传期我没管，跟好多朋友一块去了瑞士。那儿正在办音乐节，三天三夜，我们折腾了三天没睡，到第三天，大家躺在草坪上，有待跟我说，妹妹你知道吗，别爱得那么小。其实那时候我特别痛苦，三次恋爱都是投入全部的爱情，全失败了，又巨瓢（穷）。但是有待跟我说，你别就是盯着一个男人爱，把所有的爱都放在这儿，这样永远也幸福不了。你的爱一定要大，一定要宽，还有好多东西值得你爱呢。我一直记得这句话。
一直有这样的朋友在提醒你，启发你，也温暖你，保护你，陪伴你。在我心里爱情跟友情是划等号的，也因为这个，我一直有乌托邦的概念。从我个人经历来讲，我真心觉得友情比爱情还靠谱。那些男朋友不都没影了吗，但是这些朋友都在身边几十年了。
我希望这样的朋友能一直到老。就像何勇说的，我们是一家人。我希望朋友们都在，彼此是个支撑。所以我到现在也想整一个嬉皮村，要是我能挣那么多钱我就弄，但是目前为止还不可能，没那个能量。
现在朋友里跟我一样还抱着嬉皮村想象的人也逐渐少了。一些人有了家庭、有了孩子，也就不跟我们乌托邦了。但前阵子我去山里，在深山里又发现几个年轻的男孩女孩，就在那儿住着，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一代一代的乌托邦理想其实都会幻灭，但幻灭归幻灭，后面还有新的人，生生不息。
=========================================================
我，农村出身，在北京奋斗16年，患癌后放弃高薪，39岁一家四口定居泰国
这是《自拍》第301个真实口述故事
我是陈昭霞，1979年出生在湖北赤壁羊楼洞的村子里，现在是两个孩子的妈妈，2018年离开北京，跟家人一起定居在泰国芭提雅。
我们给儿子庆祝7岁生日。
小时候家里兄弟姊妹6个，加我爸妈、我奶奶，长期9个人吃饭。父母刚发现怀了我的时候是不想要的，因为家里已经五个孩子了，怎么养活啊？结果他俩去做手术的路上，被我大舅妈拦住，一番波折，终于生下了我。生我的时候是早晨，朝霞满天，就给我起了名字叫“陈朝霞”，登记的时候错写成了昭君的“昭”。
我的童年是过得很开心的，天没亮去偷人家院儿里的橘子，爬人家宾馆的高围墙，扒路上开得飞快的拖拉机……
2020年，我拍的老家屋前景色。
四年级的时候，有一次爬树摘李子，我哥说，爸爸来了。当时我正站在树枝上够树尖尖上的李子，我哥一说，把我吓得咣叽一下跳地上。我哥还哈哈大笑，说我骗你的。把我气得要死。
过两天我又爬，我哥喊“陈昭霞，爸爸来了。你赶紧下来，打死你了”。我在树上不理他，继续够。结果我爸就拿着竹桠子在底下等着我，眼睛瞪得铜铃一样。我溜下来就光脚丫子狂奔，我爸追了我一路，说那么高的树你还往上爬，我要打死你，逮住我一通胖揍。
2020年，我的父母亲。
家里条件不好，但哥哥姐姐多，家里还是很娇惯我的。二年级我去镇上的学校上学，因为距离3.2公里，基本上是早上我爸把我背去，中午三姐给我送饭，晚上二姐把我背回来。
到了三年级，我自己上下学，老被霸凌。我是山沟沟里的孩子，同学好多都是镇上的，老欺负我。一次，一个家里特别有钱的同学，把炮仗点燃了塞进我新买的书包里，书包破了一个大口，书也被炸得稀巴烂，满教室全是炮仗屑和我的书。家里人去找老师，老师就说“你这个孩子没有处理事情的能力”。
后来，我在街上碰见一个老欺负我的男孩，趁那个男孩靠近我的时候，一脚把他踹得蹲在地上。从此以后，谁敢对我动手我就下狠手打回去，就没人再敢欺负我了。为了练胆量，我还去报学校课后的兴趣班，给同学读书、讲故事，突然自信心就增加了。
小学毕业合影，前排左二是我。
上完小学，家里说没钱送我上中学了。我当时到处写信，给武汉的表哥写信，说你借我钱，到时候我再还你。虽然我爸妈没文化，但他们还是愿意送我去上学的。我爸拿到钱就去给我报了名。
到了中学，老师选我当组织委员。第一次英语考试，全班就我一个100分，那还是我考的第一个100分。文艺表演老师也鼓励我去，我还去跳了一个舞，当时要穿健美裤，我找人借的裤子，还破了一个洞，能看见里面的红秋裤。
但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原来世界是可以不一样的，我可以当干部了，学习成绩也好起来了，也可以去参加文艺表演，家里很穷也是可以翻盘的。
初中时的我。
教导主任跟我妈说，说你女儿学习成绩很好，值得培养，也很努力，你砸锅卖铁都要送她上学。
自从家里说没钱送我上学，我其实整个人性格就变了，就从外驱变成内驱了，“我要上学，要努力，要成绩好，要争取每个机会”。但初中每一个学期都在为钱的事儿发愁，我没事就去山里弄点啥卖钱。捡竹桠子、去采茶叶、摘野果子卖……总能搞点活挣钱。
结果中考差几分，没考上重点。但是可以上三中——一个普通高中，老师来家里跟爸妈说，你孩子去的话估计是成绩最好的，但我们家就说没钱。
初中毕业前，我和朋友的合影。
我最小的姐姐在武汉学理发，我就跟着去了。在理发店里当洗头工、在饭店干服务员、在清洁公司洗地毯……打工的时候，脚都站肿了。有同学在三中读书，我就跟他写信，说我想上学，我同学就跟老师说，老师说学费可以免，只要付书本费就可以了。
那时候他们都开学几个月了，我又跑回去读高中，用一个月的时间把前面的课补上。但是我上了一个月学就没有生活费了。跟家里要200块钱生活费，我爸都急得跟我跳脚。
万般无奈，我只能又辍学去武汉。给我表姐看过孩子，一个月200块钱。又去饭店里当过服务员，待了五个月。
我当服务员时工牌上的照片。
当服务员最终的出路是什么？就是找一个厨师结婚。我不想要这样的生活，我的命运不该如此。
正好表哥在武汉开了一个贸易公司，我就跟他说，要不我去帮你跑业务？我表哥说你来帮我接电话吧。他弄了一款化妆棉，想进商场销售，说你要有空，就去商场问一下。
我就拿着化妆棉，坐公交车去武汉商场，鼓起勇气上楼，找到采购部，问你们这需不需要化妆棉？跟人聊半天，人家就告诉我说，你们公司产品太单一了，如果是一系列可以拿过来。我赶紧给我表哥打电话，告诉他人家说我们的产品太单一了。
其实我下楼的时候整个人都是懵的，也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勇气。
在表哥公司待了不到一个月我就待不下去了，表哥公司业务不多，我天天在那没事干，自己也难受。后来翻报纸，翻到有家广告公司招工，我就去他们那跑业务。
广告公司老板总说，什么是广告？大卫·奥格威说过“不做总统就要去做广告人”，把这个职业捧到很高。我就觉得做广告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那时候我才17岁，没有什么资源，但是很勤奋，又一腔热情。
我（左）在第一家广告公司的时候。
武汉有一个保健品公司要做广告，我穿了一件我姐不要的衣服去跟人谈业务。人家说你穿的西瓜太郎的衣服啊？我啥也不知道，就说什么叫西瓜太郎？人家说，就是日本的一个牌子，那个牌子我小时候老用。然后问我，你有18岁吗？我说，快了。他说，你怎么18岁不到就出来工作？我也就如实说，我们家里穷。
他可能很少见到我这么真诚，就跟我签了一个几万块钱的合同，在当地日报做软文。签完合同，还给我800块钱，说我太不容易了。
第一家广告公司业务不多，公司最后都快黄了，发不出工资，我还一腔热情守在公司里。房租都交不起，我还到处去跑业务。后来实在没办法，我就白天在广告公司里上班，晚上去读会计专业的中专班，放学了就去KTV当服务员挣钱，上到凌晨两点下班，早上六点又去广告公司上班。真的是一刻不停，为了生活到处去跑。
休息不足的时候，跟灵魂出窍一样，在武汉的街头，骑个自行车，昏黄的路灯照着孤独的我。那个时候从来都没想过一个小姑娘半夜回家很危险。我剪板寸，跟男孩一样，去上公共卫生间，别的女孩一看到我，赶紧退出来看是不是走错了。
我（右）在第一家广告公司时，跟著名演员鲍国安老师的合影。
公司发不出工资，交不起房租，我吃了很长时间白水煮挂面。那个时候最大的愿望是有个书桌。因为我爱写日记、写信，但都只能趴在床上写，写完以后整个人都呼吸不上来。夏天的武汉，人家开空调，我房里电压不稳，钨丝灯就只剩一丝红线。
表哥办公室的大桌、电风扇都给我拿了过来。但是电风扇插上电都转不动，只能慢悠悠地、三十秒转一圈，真是无能为力。我把水往阳台地上一泼，铺个席子睡，醒来就天亮了。
最难的时候，我把烧菜的一瓶高粱酒喝了，醉倒了，在家里躺了两天，滴水未进。后来我想，死在外面都没人管，父母也不知道，所有的东西都必须靠自己。
大部分时间，我都充满了激情，认为这样一个职业会给我带来幸运，给我的生活带来转机。白天我都是斗志昂扬地去工作，虽然工作完没有报酬。发不出工资，老板就说我们的苦难是暂时的，天天给我打鸡血。我回老家，逢人就讲什么是广告，光辉的职业，人家都以为我魔怔了。
那时候中国要加入WTO，为了跟国外知名广告公司竞争，1998年，武汉本地的四家广告公司联合起来，组成了“湖北联合广告”，正在招兵买马。当时北京华联进驻武汉，我去拉业务，认识了他们的主管。这个主管就把我介绍给“湖北联合广告”的业务经理，说我认识一个女孩，特别有韧劲，特别勤奋。命运就这样改变了。
我在湖北联合广告的工作证照片。
原来我在特别小的广告公司，再勤奋也无济于事。进了联合广告，平台就不一样了。我还没正式入职，就有认识的客户要让我去签合同。
之前我每天都会出去跑业务，坐公交车到这家公司坐一会儿，那家公司坐一会儿。我没什么钱，路边看见玉兰花5毛1块的，我就买一点，到人家公司那里，就说我经过，来瞅一眼，然后买的玉兰花给人放一朵。
人心都是肉长的，我很真诚，一来二往就很熟了。之前人家不放心我的公司，但我换到一个被普遍认可的平台以后，人家就很愿意来找我。我之前的所有努力都成量级的增长。
然后我就带着单子去了联合广告。
我在湖北联合广告的会议室里。
入职不久，我又签了个合同。我有个BB机，有一天半夜11:30接到信息，说我是xx公司的刘总，正在找广告公司，你明天过来签合同。我傻了，还以为别人打的骚扰电话。
那天下小雨，我就骑着车去公共电话亭回电话。人家说我是xx品牌湖北分公司的。我一想我确实去他们公司留过一张名片，但做梦都没想到人家会半夜联系我。
第二天去公司一说，谁都觉得不靠谱，别是骗子吧。一去，人家真是要签合同。
原来，他们湖北分公司来了新总经理，这个新总经理就相信敬业精神，他半夜打了二三十个BB机，我是唯一一个回电话的。他就相信我能做好，当时我一个毛头小姑娘，刚满18岁，人家也没介意。
然后就真的签合同了，签了整个公司第一个总代理，以后他们所有广告、发布会都由我们全权代理。后来还每年续签，一直续到我离开公司。签完合同我整个人都傻了，简直是幸运女神来眷顾，但如果不是平时做出的努力，谁会找你。
1998年，我和母亲。
我们公司老板的弟弟是公司业务经理之一，他每去一个地方，对方就说你们公司有人来过了，他问，谁？人家就把我的名片给他看。我永远是在他之前赶到那个地方送名片的那个人。
这一方面是天赋爱好，一方面也是生活所迫。我要不努力就没有钱交房租，没钱吃饭。所以可能大家聊天，我就在翻报纸，一条信息一条信息地捋，然后就开始打电话。客户的名字、电话、生日，都是刻在我脑子里的。
2000年时的我，因为年纪小又要跑业务，我总是把自己打扮得特别老成。
那时候每个客户过生日都能收到我的祝福，刚开始没钱就发信息。后来就发展到我自己掏钱给人送蛋糕、送鲜花。
当时公司有将近五六十个员工，我是业务部唯一一个有办公桌的业务员，而且我是公司年龄最小的。
2000年，我手里有了一些积蓄，了解到武汉大学还有广告成人班，就去参加成人高考，考到武大广告系。因为学费、生活费，也是很大一笔开销，我就一边上学一边接私活赚钱。
我（左三）和同学们在武汉大学。
在大学深造以后，我就不想再跑业务，觉得这不是一个长久的职业，想寻求专业上的提升，想去做策划。我要找一个策划类的工作，正好北京有家公司看到我在网上发的简历，给我打电话，我就去了北京。我说希望能包食宿，当时北京已经基本上3000-4000元的工资，我说你给我1500元就可以了，老板很开心。
离开武汉去北京的火车票，我一直保存着。
在北京第一年还挺坎坷的。一出北京西站，老板开车载着我在二环的立交桥上走，他跟我说：“北京就是你梦开始的地方。”把我带到方庄吃了一碗馄饨，10块钱。武汉馄饨才一块，我心想我得挣多少钱才能够在这儿生活？
我住在八一电影制片厂附近的一个半地下室，每天坐公交车去天坛附近上班。地下室潮，住久了，所有的衣服鞋子都会长黑斑，我就想，怎么可能一直住在这个地方？我一定要买一间楼上的房子。
结果，我才干了一个月就被开了。老板跟我说的时候，我脑袋嗡嗡的。
我和北京第一家公司的老板和同事们十多年后重聚合影，就是中间这位老板说北京是我梦开始的地方。
我突然就找不着方向了。以前我业务是做得最好的，全公司里面我最牛，年纪最小，能力也很好。之前我没文凭，现在也有了，怎么就不行了？
被开了以后，我之前湖北联合广告的创意总监来北京创业，我又去了他们公司，待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慢慢恢复，从小业务员做起，逐步往管理者的层面靠。
虽然开始在管理团队了，我觉得没有提升，我的理想是要成为一个广告人，广告的核心是什么？是创意。我就想要接触到广告公司最灵魂的那个部分，成为广告的创造者。
我刚到北京的时候。
后来我跳了几次槽，到了2003年10月，到一家专门做地产策划的广告公司做客户经理，在这才算真正从一个业务员走向了策划人这么一个角色。
北京的房地产市场其实从2000年开始就如火如荼了，经常要投放广告。
客户经理是个传话筒，去开发商获得信息，然后把信息传递给策划部，告诉文案应该要做什么。那时候我们项目很多，但只有两个文案，根本做不过来。我就跟文案说，要不你教我，我来帮你弄。
我从学习写楼书开始。比如出一个楼书，要怎么放简介、放规划图、放企业的理念，怎么做内容规划。我就从这个角度开始学文案，人家放假，我就在家里琢磨。
我去这家公司的第一个项目，楼盘设计了高端人文路线的文案，后来买房的多是大学教授、科研院所的高工。我第一次感觉到，经过广告公司的打造，受众人群可以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而且全程参与整个创作是一个很奇妙的过程。大家头脑风暴，为了方案吵得头破血流，有时候又陷入难关，又面临开发商的各种碰撞……整个过程对我来讲都是新鲜的，我把自己当一个海绵，不断地学习。
后来做另一个项目，我就利用周末自己尝试写了一份文案。我拿给老板娘一看，老板娘都震惊了，说你还有这个能力，文字功底不错。后来老板就会刻意让我去参加创意会、脑暴会，让我拿想法提建议。过了一阵子，我又跳槽到另一家广告公司做客户总监，事业一直算是蒸蒸日上。
那时候我们有个广告人圈子，一到周末就聚会狂欢，我第一次见我老公就是在2002年12月31日的广告人聚会。虽然我们真正有交集还在后面。
2003年3月8日，我老公和他同屋组织了大家去天漠骑马，我跟大学同学跑去凑热闹，我是第一次骑马，走到一个山沟里，我那个马就不走了，眼看所有人都走了，我又不敢下来，急死了。后来是我老公骑马回来，帮我把马给牵出去的。8月份，我们去乌兰布统骑马，我被马撂下来了，又是我老公去帮我追马。
过了不久，我俩就恋爱了。
后来我和老公一起去骑马。
到2004年，我俩看上一套房，首付要11万。没钱，怎么办？我说先买，定金交了再说。然后，我们就去拉私活，给人做灯杆旗广告、做工地围挡广告，什么活都干。那时候我工资税后已经可以拿8000人民币了。为了买房，我们俩就白天上班，晚上干私活。
买完房子，一毛钱都没有了，每个月又要交房贷，还要攒钱装修，我们俩依旧白天上班，晚上加班干私活，经常熬夜。
熬夜熬得最恐怖的一次是我老公熬了差不多四天四夜，我比他少熬一夜。熬完想睡觉，但是电话一个接一个的，也睡不踏实，我俩就去楼下一个羊肉馆吃饭，我俩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就开始掉眼泪，就觉得这个日子怎么能这么苦。
2004年年底，同事过生日时的合影，我（前排右三）这段时间正在天天熬夜攒钱装修。
本来2004年下半年就能收房，因为没有钱，我俩一直等到第二年才去收房。等钱攒差不多了才装修，最后钱不够，还留了一个书房没装。直到2005年12月24日，平安夜那天我们才搬进新家。
2005年，我俩开始创业，注册了我们自己的第一家广告公司，一开始连办公室都没有，所有的东西都要靠自己到处去竞标、提案。我跟老公性格不一样，他理性，必须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才开干，我感性，跳跃思维，想到什么立刻开始。我俩天天吵架，从办公室到家里，吵得不可开交。
最后，我就决定把公司扔给他，自己出去找工作了。后来公司比较稳定了，从2010年到2015年，都是一年收入差不多五百万的样子。
我们自己开公司时，拎着去踩盘时收集的楼书。
我出去以后就在一家地产经纪公司做营销。我那时候都30岁了，我俩谈了8年恋爱，结婚了。
因为我和老公都没有北京户口，有了孩子以后，我们就一直在考虑找一个地方安家，好保障两个孩子的教育。2011年，女儿在香港出生以后，我们在深圳买了房子，准备让女儿去香港上学，但后来老公不愿意去深圳定居，我们又把房子退了。
2015年生小儿子的时候，我们在美国待了几个月，顺便四处考察了一番，但我和老公都不喜欢美国，一来华人在美国太受歧视，二来我们都是中国胃，实在不习惯当地的饮食。欧洲和美国存在一样的问题，语言不适应、签证难搞、我们过去以后就业压力大、华人相对不受尊重。
2015年，女儿第一次抱弟弟。
后来听说有个邻居在清迈，我老公就去泰国考察，2016年开始，他就泰国、北京两边跑。我老公过去考察期间，有很多人请他帮忙看房、买房，后来他就把事业重心转到了那边，专心做房地产交易。
2017年4月，我儿子刚满两岁，他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租车自驾泰国，北到清迈，南到普吉，转了15天，看看孩子喜欢哪里，最后才选定了芭提雅。有山有海，距首都曼谷不远，周边产业多样，工业、农业、旅游业都是支柱产业，附近还有泰国除了曼谷以外最大的深水港。
除了这些，当地人也非常友善。我第一次去芭提雅是被我老公拉去旅游。当天上午女儿就在海滩走丢了，满沙滩的游客和工作人员全来帮我找孩子，我惊恐之余异常感动。
2017年我老公一个人带着两个娃去泰国（左），回来以后整个人瘦了23斤。
我那时候在一家地产投资公司，已经做到总经理级别了。每次老公说要过去泰国，我都不愿意，放不下事业。
公司每年三月有体检，体检的时候，一个老医生给我查甲状腺，说有钙化，让我去做详细检查。我太忙，等十一过后才去三零一医院检查，确诊是钙化，要做活检。
我去医院做活检的时候，就一个人去的，结果医生看我一个人，就不让做，说活检穿刺特别危险，甲状腺又是靠近神经聚集的地方，还要打麻醉。我就打电话叫了个朋友陪我做完了穿刺。
拿到结果的时候，真是人都晕了一下，虽然做了很多的准备，还是晕了一下。我老公在泰国，我就没跟他说，但跟我最小的姐姐说了，她跟我关系最好。
确诊的时候，我买了张彩票，发了个朋友圈，好多人以为我中奖了。
接着我还是该上班上班，医院那边做手术要等床位。我老公回北京后，我跟他说，确诊了。他说你别逗了，怎么可能是甲状腺癌？其实他崩溃了，只是在家里没吱声。后来过了很多年，邻居跟我讲，说我老公上他们家，坐沙发上嚎啕大哭，“陈昭霞得癌了”。
我做完手术后住院的那段时间其实很轻松，没日没夜地追剧，不用操心那么多事儿，不用那么忙碌。整个生病的过程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洗礼。
我就觉得，不管我之前为之拼命的是什么，赚钱也好，养家也好，理想也好，我要是在手术台没起来，就都不存在了，我躺在手术台上那一刻什么也不是。
2018年，我们带着孩子回我老家过春节。
经过这事儿，我老公决定过完春节就去泰国安排一家人以后的生活，说怕没时间了，不想再等。之前我一直反对去泰国，毕竟这十几年，家庭、事业都在北京，要去泰国，就相当于要连根拔起重新开始。这回我就让他去了。他说，我先去芭提雅安排一切，你想通了就过来。
2018年，他去了泰国做准备，我这边继续工作，一直忙，经常出差。我老公走的时候把他小姨接来，帮我和婆婆一起照顾两个孩子。两个老太太自己就在家干仗，家里鸡飞狗跳的。我跟老公说，这样不行，天天吵架，孩子怎么办？我工作也没办法安心。
挣扎了很久，我决定辞职。跟老公打完电话，我蹲路边就哭了，真的是舍不得。
当时我是总经理，全程管一个项目，而且这个项目从选址开始，我一直跟了四年，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我很热爱这个工作，赚钱赚得不少，还能兼顾家庭，老板也很尊重我。
我去提辞职，老板以为我开玩笑。我说你看我老公去泰国了，我再不去，我们家要换人了。老板说行行，等你把家里事情处理好再回来。
我到芭提雅都一年了，我的办公室、茶杯、布鞋、电脑都一直留着。我老板就没有想到我会走，凭他对我十几年的认识，他打死都不相信，我这么有事业心的一个人，会去芭提雅当个家庭主妇。
我自己都不相信。
刚到芭提雅的时候，天天喝酒。
去泰国之前，我都39岁了，已经在一个很高的位置。公司是大甲方，很多事情我只需要去把控大方向。虽然忙碌，但我很享受工作带来的乐趣。
一到泰国，我突然什么都不是了，出去别人说话也听不懂，泰国开车是右舵的，车我也不敢开。我要照顾孩子，打扫卫生，全是鸡毛蒜皮的事儿，每天都疲于奔命，一点自己的时间都没有，陷入这种琐碎当中。
我一个杀伐决断、雷厉风行的职业女性，突然之间要回归家庭，这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我一度觉得自己被全世界抛弃了。
之前我在家从来不做家务，家里的一切都没管过，水电煤气费在哪交我不知道，蔬菜鸡蛋多少钱一斤我没关心过，我就负责挣钱，跟我老公一样，承担着赚钱养家的责任。
在泰国，有一次我们赶着去高尔夫课，眼看要迟到了，女儿还在磨磨蹭蹭，我跟女儿说：再磨蹭就扣掉你的零花钱。她反击：“钱是我爸爸赚的，你凭什么扣我的？你又没工作天天在家。”我当时就对着她咆哮。从小不做家务的我，忙了一天做的肉松，她尝了一口就直言“什么破玩意？”气得我老公拉住她就是一顿胖揍。
刚开始真是特别黑暗，天天关在家里不敢出门。出门必须得靠我老公，我都不敢吱声，到哪都跟在他的屁股后面。我自尊心又很强，又很敏感，他一个表情不好，我就觉得他在嫌弃我不赚钱，嫌弃我不独立，就跟他吵架。
第一年还是很落寞的，非常郁闷，天天喝酒，有时候喝多了，吐得到处都是，我老公就默默地收拾。酒喝完了，他就去买。杯子打碎了，他又买新的。没有朋友，他把周围的同事约来陪我喝酒。他虽然不说，但是能理解我的那种不容易。
全家给女儿庆祝十岁生日。
到了第二年，我其实就适应了。我闲不住，又爱聊天，接孩子在家长室等，我就跟别的家长聊天，慢慢地英语好起来了，自信也有了。开车，头回开出去上错了道，吓得一身冷汗；第二回就上了高速，再后来也好了。
我女儿刚去一直融入不了，不愿意跟其他人交流，为了鼓励她参加集体活动，我去参加家长合唱团；她英语一直上不去，我也去学校上英语课，每天都把生词抄下来，贴在车上空调那，就让她看到；女儿爱骑马，我让她给同样爱骑马的泰国公主写信，在马术比赛上偶遇思缇梵公主，我又鼓励她亲自把信送给她。
慢慢地，孩子们适应了这边的生活，我也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交到了一群朋友，照顾孩子之余，我跟着朋友们做瑜伽、练泰拳，早晨去跑步，我自己的生活也丰富起来。
人生没有回头路，一定要相信给你的是最好，才能坚定地、笃定地往前走。
*本文由陈昭霞口述整理而成，文中照片除特殊注明外均由陈昭霞本人提供。
*本文在今日头条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