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煤场老板的发迹与落魄
1
20年前，邓怀远还是某煤矿的一名普通的捡矸石的工人。他50岁出头，身体偏瘦，身子骨还算结实，只是眼神过于狡黠，像一只偷了鸡的老狐狸，随时准备逃走。
后来邓怀远所在的煤矿出事了。一个配货站同行亲自站在筛子前边挑石头，被铲车连人带煤铲起来倒进了车厢里，双腿踝骨被齐刷刷铲断。送到医院后，因创口被煤炭和渣土污染，再接手术失败了。煤矿原本有规定，铲车周围10米之内不能站人，捡石头是个人行为，出了事故概不负责。可伤者不服气，和煤矿打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
于是，事故发生后，煤矿不许外人进入装车现场了，邓怀远便失业了。他在人力市场找了一份打草的活儿，这活儿不但辛苦，工作地点还远离市区，有时候一连好几天要住在草原里。
一天，邓怀远突然给我打电话，托我去西山平房给人送500块钱。他说自己好几天没回家，家里指定断炊了。那时我与邓怀远还不太熟，但是仅凭这份信任，也得帮这个忙。
西山平房分上、中、下3排，共有17栋。当时还未开发，从公共厕所走到邓怀远租住的平房，要准确地踩过50多块砖头，如果稍不小心，鞋就会与各种脏污亲密接触。
终于到了地方，我轻轻拍响门房的木门，一条大黑狗先蹿了出来，虚张声势地咬几口，然后善意地摇起尾巴。我伸手摸摸狗头，看见一个姑娘从黑暗的过道里幽灵般闪现。她个头不超过1米6，皮肤很白，走路屁股一扭一扭的。
“赛虎是房东的，没地方放，谁租她家房子谁养活。”姑娘把狗关进笼子，收了500块钱，让我进屋。我感觉这姑娘不像是靠劳动挣钱的人，她用那双胖乎乎、肉墩墩的小手数钱，一张一张，不慌不忙，那样子像极了一个养尊处优的阔小姐。我拒绝了她的邀请，就站在狭窄的过道里和她简单地聊了几句。
从门房到正屋之间的过道上，摆放着炉钩子、煤铲子、一只旧拖鞋、一只狗食盆。两边的铁丝网围栏里更是跟收购站仓库似的堆得乱七八糟——我由此判断，这姑娘非常懒。
她告诉我，自己不是邓怀远的女儿，而是他的情人。我感到十分惊讶：她是怎样和邓怀远搞到一起的？邓怀远看上她哪一点了？两个完全不搭的人怎么生活？这都是谜。
邓怀远一回来就把钱还我了，一来二去，我们成了最好的朋友，按照年龄大小，我喊他“邓哥”。
一次喝完酒，邓哥对我吐露心扉——原来他曾是生意场上叱咤风云的人物，用他的话讲，“在辽宁本溪站前市场跺跺脚，整条街都会地震”。
80年代的时候，市场还没有形成，邓哥是第一个从广州采购胸罩、三角裤回本溪卖的人。当年这种行为属于投机倒把，为了躲避检查，他通常会穿一件黄色军大衣站在车站前大街上，看见漂亮女人走过来，立刻敞开怀抱，露出挂在大衣内侧的胸罩和女士三角裤。
就这样，邓哥成了本溪车站倒卖服装的领头羊，那些后起之秀都是他的徒子徒孙。之后政策放宽，大家一窝蜂下广州采购，卖服装就不挣钱了。邓哥又灵机一动，把深圳的黄金首饰偷偷夹带回来，还是挂在军大衣里边卖。这个买卖让他发了大财，不过他说：“倒卖黄金是暴利，可是出了事就完犊子了。”
可究竟出了什么事，他遮遮掩掩的，始终不肯说。
此后，邓哥在本地仍旧神出鬼没，不会在一个工作岗位上超过一星期。半年之后，邓哥突然人间蒸发，一走就是一年。期间，“小嫂子”来我这里借过两次钱，最后一次她透露说，邓哥去非洲发展去了，据说混得不错。
我开玩笑说：“那地方中国人老吃香了，一个人可以说好几个媳妇，他不会回来了。”
小嫂子说，她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她得找份工作，“男人啊，这玩意指不上”。
这次小嫂子跟我说了很多。她姓白，老家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回族，她和邓哥是在洗头房认识的。她没啥技术，在洗头房只负责洗头，邓哥发根有白发，十天半月就要来染一次，每次都要趁机挑逗她。最终她被甜言蜜语打动，就和邓哥住在了一起。那时候，邓哥已经离婚3年了。
她说邓哥来霍林河之前倒卖黄金被人举报，警察没收了他100多万的黄金首饰，并且到处抓捕他。邓哥在霍林河的煤矿躲了两年，后来失了业，正好他的一个同学参加援建非洲的项目，就跟着工程队跑到非洲去了。
到了2002年夏天，白嫂突然要去北京，委托我每天去帮她喂狗——原来，非洲某国发生武装叛乱，邓哥跟着工程队撤退回国，刚下飞机就被北京警方抓捕了。好在此时黄金买卖早已合法化，邓哥的案子用人民币就能搞定，可他把朋友的电话打了个遍，却没有一个人愿意为他掏钱，包括他的前妻。
万般无奈之下，他把电话打给了老相好。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白嫂决定用自己的积蓄去兑换下半生的幸福。她到北京后，花了4万5把邓哥从看守所里捞了出来。作为回报，邓哥回到霍林河后马上和她结婚，并且皈依伊斯兰教。从此他不再吃猪肉、猪油、猪血，以及忌讳所有有关猪的话题。
2
旧案了结，邓哥没了后顾之忧。那时的霍林河是一个方兴未艾的能源之都，邓哥准备展开手脚，干出一番事业。
见我做配货站挣了钱，于是邓哥也打算从配货站做起。他眼界宽，气量大，别人家的配货站就巴掌大个地方，三五个司机进去转个身都撞屁股，而他在创业之初就租下了一整层楼当办公室。里面沙发、茶几、老板台样样齐全。墙上挂书法字画，地上摆奇花异草，场面非常讲究。
邓哥交友更大方。别人结婚随礼300、500随大溜，他一出手就是2千，不错的朋友5千，煤矿老总家里有事一律送1万。这下，邓哥在本地配货领域脱颖而出。可实际上，邓哥的经济实力不敢恭维，他多装几车煤还要在我这借煤本。
一天，邓哥突发奇想对我说：“不妨咱俩合伙开一家煤厂？”
开煤厂需要巨额本金，他一分钱拿不出来，但是他有办法，租用通辽莲花味精站台附近一个即将倒闭的旧煤厂。地磅、场地、办公室和铲车都是现成的，煤厂老板答应为我们安装一套新的筛选设备，这笔钱从场地费里出。现在看，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主意，属于借鸡生蛋，特别适合本钱不足又想干一番事业的人。
事实上，我们的确把煤厂开张了，而且生意还不错。只是邓哥常驻通辽，白嫂一个人在霍林河守着配货站，便常常半夜三更来电话查岗。实在没办法了，邓哥只好把前妻生的儿子从本溪调来，也是想锻炼一下儿子，这煤场做大了，挣多少钱还不都是他的。
邓哥回霍林河去了，可矛盾就此发生。
邓哥儿子叫邓乐，欢乐的乐，但是整个人非常抑郁。28岁的他除了吃饭就是睡觉，煤厂仿佛与自己没关系，对邓哥交代的事爱搭不理，不屑一顾，甚至嗤之以鼻。
最过分的是，他竟然偷卖了一车煤，用这笔钱买了一部最新款的苹果手机——说偷也不对，他谁也不瞒，他不管会计如何下账，也不管我的感受，反正就是钱花了，你爱咋咋地。
我批评他，他不服，我直接给邓哥打电话，邓哥无奈地说：“让会计记我账上吧，你别跟他生气，这孩子让他妈惯坏了。”
邓乐与邓哥之间有种矛盾不可调和，这不是代沟的问题，而是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怨气，它随着邓哥再婚而逐渐淤积。闲着没事的时候，我跟邓乐说起他爸这些年的难处，说他在非洲吃的那些苦、遭的那些罪，想以此消除邓乐心里的那股怨气，但邓乐一律不领情。
邓乐说在自己备战高考的关键时刻，父母离婚，没把他的前途当回事。他把自己没有考上大学的原因直接归咎于他爸出轨——当年邓哥的服装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时，雇了一个叫小茹的姑娘帮忙卖货，后来，他让小茹跟着自己去广州进货，进货卖货的过程中，俩人就好上了。邓哥的发妻是一个农村代课教师，在家庭突然遭遇第三者插足时，她无法保持冷静与矜持，战场从家里蔓延到服装市场，最后把俩人之间的感情干没了。
邓乐说他爸向来喜新厌旧，没有一个能过长远的，“这个姓白的瘪瘪嘴啥玩意，跟我妈有可比性吗？”
邓乐从来不跟后妈白嫂说话，背后一直叫她“瘪瘪嘴”。
邓哥当年是协议离婚，净身出户。那时候还没有私人金店，他胆大，就开始倒卖黄金首饰。这事瞒不住，因为原来跟着邓哥屁股后边卖内衣的小兄弟们又开始在他手里批发黄金首饰，转手也能分一杯羹。在站前服装市场里，无论是已经先富裕起来的还是仍然一穷二白的，都把满手大金戒指的邓哥当成财神爷。
水满则溢，邓哥出事非常诡异。就在他筹备跟小茹婚礼的过程中，他刚发回的一批首饰被公安查获。警察在他仓库里一堆卖不出去的旧服装中翻出这批黄金首饰，如果没有知情人举报，不可能如此准确，一步到位。
可究竟是谁举报了邓哥，始终是个谜。邓乐认定是小茹的前男友干的。小茹之前有对象，邓哥还给那男的安排了一个服装摊。和邓哥勾搭上以后，小茹就在两个男人之间摇摆不定。后来邓哥靠倒卖黄金迅速暴富，小茹就干脆地蹬掉了男朋友，准备与邓哥结婚。夺妻之仇不报枉为男人，如果真是小茹前男友举报的，也说得过去。
邓乐不但不记恨举报人，反而觉得解气，当时他拍手称快，觉得自己老爸破产蹲监狱是活该，是苍天有眼，报应来得太及时了。
可时过境迁，邓乐还是与邓哥治气，我们的买卖就很难做了。邓乐隔三差五把煤卖掉，高兴了就给他爸打个电话，不高兴直接让会计把账做掉。这孩子祸祸他爸跟造冤家似的，眼睛都不眨一下，吓得我一时半刻都不敢离开煤厂。
2008年7月，我母亲突患脑梗塞，出院后需要人长期护理。我借这个理由宣布撤资，邓哥坚持干到年底，结果不出所料，煤厂不但一分钱没赚，还倒赔了几十万元。
3
2010年早春，邓乐结婚了，婚礼举办地点定在本溪。邓哥人际关系好，霍林河大多数的配货站老板都不远千里赶去参加。
婚礼当天，邓哥前妻要求上台，但白嫂坚决反对。她认为既然已经离婚，前妻就不是邓家的人了，她上台和邓哥坐在一起接受新人叩拜不成体统。况且，这宴席和场地的钱都是邓哥出的，也有自己挣的一份，上台露脸的事非自己莫属。最后俩女人谁也不让谁，干脆都没有上台，由邓哥代表婆家人完成了所有仪式。
婚礼结束后，邓哥的一位老朋友亲自到我们下榻的宾馆拜访，说他代表邓哥在本溪的好哥们儿请内蒙古的朋友吃饭，希望大家赏光。邓哥非常吃惊——这人叫邢彬，当年跟着邓哥一起倒卖服装，现在挣钱已经不是他的主要乐趣了，他已经跻身政界，据说还要去竞选人大代表。
邓哥不好拒绝，第二天，他把我们一干人等领到邢彬的大酒店。酒店的外部特征我忘了，内部完全仿造西方教堂的建筑风格，覆钟型穹顶镶嵌着大块儿彩色陶瓷壁画。走廊、宴会厅，厕所都金碧辉煌。当时我是带着照相机进去的，但我怕人家觉得我见识短，愣是一张照片也没敢拍。迄今为止，这个酒店仍然是我这辈子看见过的最豪华的酒店。
邢彬让厨师准备了最具北方特色的菜，有十几道，又打电话从外边要了一大盆小龙虾和一只足有四五斤重的大龙虾。他的开场白振聋发聩：“如果不是八项规定，我坐的这个位置，是市长的专用宝座！”
接着，邢彬向邓哥汇报了自己这些年的发展历程以及现在的成就。我们这才知道，像这样规格的酒店，邢彬一共有4个。他对“大侄儿”结婚没有通知自己发表不满：“你这是瞧不起我！如果你事先告诉我，这酒宴的事我就包了。”
邓哥说：“就怕你这样做，所以不敢麻烦。”
看得出，邓哥如坐针毡，脸色特别难看。
后来，邢彬就白嫂胡搅蛮缠不让原配上台的事发表了“论女子行为修养”。他建议白嫂多读书，少说话，别动不动就吵吵巴火给邓哥丢面子。白嫂脸色绯红，她不管三七二十一，端起酒杯一扬手，把一杯82年的拉菲全泼在邢彬那白嫩肥硕的大脑袋上。
酒宴不欢而散，但邓哥反而非常高兴。隔天，他请所有霍林河的客人去大冰沟游玩，此时树叶刚抽出嫩芽，背阴处还覆盖着薄薄的残冰，瀑布在远方若隐若现。邓哥坐在乱石滩歇气，他拉住我坐下，气呼呼地说：“你知道邢彬是干啥的吗？他以前就是我的一个小跟班。我给他租的地儿，我带着他玩他才有今天。他媳妇你知道是谁吗——就是小茹！当年先跟我睡，后来又背叛了我！”
看见白嫂没跟上来，邓哥继续说道：“我倒卖黄金的事，他媳妇门儿清，准是这娘们儿把消息透露给了邢彬，要不警察怎么搜查得那么准？妈的X的，你看他牛X哄哄那样儿，还跟我装犊子呢！”
说完，邓哥冲着大冰沟阴森森的山谷狠狠地嚎了一嗓子：“妈了个X的，我们走着瞧！”
邢彬发迹以及他在酒桌上的表现深深地刺痛了邓哥。回到霍林河，他立即着手开办新煤厂。
俗话说，合伙的生意难做，但为了闯出一条路，他豁出去了。这次他找了2个合作伙伴，1个矿上有人，1个兜里有钱。3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不但在建厂位置、进货渠道和销售价格这种大事上会产生分歧，甚至在吃什么饭店、住什么酒店、给领导送什么礼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也会争论不休。这买卖干了1年，最后宣布好离好散。
通过这次合作，邓哥认识了宝日煤矿的主要负责人庞老大，并且把宝日煤矿优质褐煤卖到了本溪老家。他已经打通了煤厂上下游各种关系，缺少的只是流动资金。他盘算过，只要有人赞助他300万本金，他完全有可能在煤炭领域风风火火干出一番事业。
就在他一门心思做白日梦的时候，真就有人给他送来一只绣花枕头——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邢彬。
八项规定颁布之后，邢彬的酒店生意一日不如一日，他见邓哥频繁往返于本溪与霍林河之间，成列车的煤炭源源不断运进来，就以为这老小子又开拓出一条生财之路了。俗话说，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当邢彬得知邓哥与合作伙伴分崩离析的时候，立即主动给邓哥打电话，他说得很委婉，也很动听：“我家小茹说了，邓哥买卖刚有起色，如果资金周转不开，咱一定要全力相助。毕竟当年是邓哥领着咱做买卖咱才有今天，咱不能忘本。”
邓哥对这话嗤之以鼻，不过犹豫了片刻，还是礼貌地回了一句：“这买卖可不是仨瓜俩枣就能干的，没有三五百万打不开点。”
“这样，具体用多少钱你盘算一下。你放心，资金我出，怎么干听你的，我不掺和。咱俩认识这么多年，我知道你的能力。”
邓哥别无选择，立即动身前往本溪，就投资细节与邢彬进行仔细磋商。邢彬非常有诚意，他很快就给邓哥的煤厂注入1000万元资金，他不参与煤厂管理，只派了个会计监管煤厂的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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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做生意，邓哥具有敏锐的超乎寻常的感知能力。他往往能率先捕捉到别人没有发现的商机，从而占据这个行业的统帅地位。
2013年春天，遮天蔽日的沙尘暴如约而至，市政府号召各大煤矿“还老百姓一个纯净的蓝天”。环保局给涉煤企业下达的任务是：运煤站台必须封闭管理，露天煤厂必须安装挡风墙。
这笔投入非常巨大，市内各大煤厂要么停产，要么只能在晚间偷偷生产。而邓哥有资金支持，率先在自家煤厂四周竖起15米高、2000多米长的蓝色镂空钢铁挡风墙。虽然只这一项就花掉了一半的投资款，但这蓝色的挡风墙也是一块钢铁招牌，它在霍白一级公路北侧的大草原里特别显眼，从外地来买煤的客商远远地就被吸引过来。
那段时间，邓哥的生意用“蒸蒸日上”来形容都不够了，他是突飞猛进，日进斗金。
世界上有很多美好的事物都被钱给毁掉了。有了钱就要消费，只有疯狂消费才能显示地位与才干。
邓哥发财后刚开始还比较低调，他只把座驾换成丰田陆地巡洋舰，平时不在办公室也不回家——博雅大酒店有他一个高级套间，他每天在酒店吃饭、洗浴、唱歌、打麻将，一条龙服务。
但白嫂不同，貌似她嫁给邓哥，就是为了等这一天的到来。她没有什么文化，也不追求高雅的精神享受，唯一的爱好是用名牌包装自己。她买鞋买包必入LV，衣服必须是香奈儿。她到煤厂视察，左手拿一部苹果手机，胳肢窝还要夹一部苹果笔记本电脑。
白嫂怀孕5个月的时候，出了一场车祸，新买的车子报废，但是她大难不死。出院后，她第一时间买了一辆宝马X5，自己是不敢开了，索性雇了一个年轻的专职司机。
她腆着大肚子，大摇大摆地从宝马车后座下来，装模作样地在煤厂办公室巡视一圈，然后煞有介事地打开笔记本电脑，再莫名其妙地问几句外行的话，可把邓乐气炸肺了。他把手机狠狠地摔在地上，然后开着皮卡车一溜烟走了。他先去买了一部最新款苹果手机，然后给老爸打电话，说要是不给他买辆丰田霸道，他立即领着媳妇回本溪，“让你的瘪瘪嘴给你看煤厂吧”。
此时的煤厂分分钟都离不了邓乐和他媳妇，没办法，邓哥赶紧给儿子拿钱买车。白嫂也给邓哥打电话，把邓乐骂了一顿，她又到博雅酒店，当面数落邓乐的不是。看到双方的矛盾不可调和，邓哥干脆在本溪的一个高档小区给白嫂买了一栋楼房，让她养胎去。
4个月后，白嫂生下一个女儿，请满月酒的时候，我妻子雅琴亲自到本溪祝贺。此时，白嫂家里做饭有保姆，照顾孩子有月嫂，出门有司机。一天白嫂领雅琴去逛街，在一个品牌服装店，被几个服务员围住。白嫂1米55的个头套进落地纱裙里，地板都不用擦了，但是服务员愣说好看，有气质，白嫂笑逐颜开，3种颜色的连衣裙全都打包带走。她通往快乐的道路变得很短，短得只有一沓钞票的距离。
白嫂跟雅琴说：“当年去北京把老邓从看守所里弄出来，我花光了所有的积蓄。我就是觉得，他不是池中之物，早晚会发达，你看我押对宝了吧！只是咱这肚子不争气，生了这么一个赔钱货，老邓挣多少最后还不是都给他儿子留下了，我到最后什么也捞不着。现在我是能要来多少就花多少，我给谁省呢？！”
仔细分析邓哥的感情历程，用“一蟹不如一蟹”来形容是非常恰当的：结发妻子虽然出自农村，毕竟当过民办教师，眼镜后边释放一种文绉绉的气质；小茹年轻漂亮，但见风使舵，有奶就是娘；白嫂长得最难看，既没素质也没修养，胡闹起来还不可理喻。
白嫂不懂经营，对邓哥的事业发展没有任何帮助。邓哥创业期间，她不闻不问，对生意漠不关心，时间长了，就丧失了对经营的话语权。但是在家庭内部的一亩三分地，她又很霸道。一般情况下，邓哥早中晚必打3个电话，向她报告自己和谁吃饭、和谁打麻将、和谁唱歌。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白嫂立即开口叫骂：“当时要不是我把你从看守所里弄出来，你能有今天？！”这句话雷霆万钧，把邓哥的脑子震得嗡嗡响。如果稍微反驳，她立马杀到现场撒泼打滚，让邓哥在朋友面前丢人现眼。
日子久了，邓哥好像也不在乎了。一步错，步步错，他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他应付白嫂的办法是：堤内损失堤外补，只要有钱，大姑娘小媳妇随便泡。
一次，我请朋友在博雅酒店楼下歌厅唱歌，在走廊里偶遇邓哥，他便领着漂亮的女经理进包房给大家敬酒。为了表现自己手段高，他当着我们的面狠狠亲了美女经理一口。这让在坐的一个人火冒三丈——她是白嫂的表姐。
邓哥喝得醉醺醺，哪里看见大姨姐在场了？被骂了之后，他吓得拽着美女经理扭头就跑。大姨姐也不是省油的灯，立即给表妹打电话，把自己的所见所闻一五一十都说了。白嫂马上打电话骂邓哥，内容不堪入耳。邓哥关机，第二天早晨她继续骂，最后告诉他：“以后咱俩各找各的，谁也别管谁！”
那时邓哥67岁，白嫂39岁，一句“谁也别管谁”道出了老夫少妻生活中最现实的一面。
邓哥最初那间办公室的南墙上有一幅十字绣，绣着“家和万事兴，人勤财源进”几个大字。这幅绣是白嫂在西山平房苦等邓哥那年一针一针绣成的。可如今的邓哥财源滚滚，家庭内部却是四分五裂。每个人想的不是如何发展事业，而是怎样才能把邓哥兜里的钱弄到自己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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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冬天的大雪是所有霍林河人的噩梦，白音华至霍林河公路上的积雪比楼房还高，许多运煤卡车被埋在雪堆里。宝日煤矿的原煤运不出来，邓哥的煤厂按下暂停键。
此时，海信煤炭运销公司用铁路运回几列车原煤，我便利用站台上一个破旧的铁筛子每天筛几车煤。邓哥看在眼里，计上心头。他没有跟我打招呼，直接找到海信运销公司的主管领导——也就是宝日煤矿负责人庞老大，要求在站台安置电动筛，建办公室，准备大干一把。庞老大欣然应允。
过了年，春雪消融，大地回暖，邓哥在站台大兴土木，先建起一排彩钢房，包括：磅房、厨房、餐厅、职工宿舍、办公室和锅炉房。又在大门口安装一台120吨电子磅，站台内部远离铁路线的地方安装一台崭新的电动筛选机。有朋友告诉我，邓哥在海信站台总投入超过120万。
邓哥和我是好哥们，他在站台建地磅、安装电动筛我并不反对，因为无论如何，他卖给我的煤还是比别人便宜几块钱的。但是这件事让海信站台的赵经理特别反感——很明显，作为庞老大的“宠臣”，邓哥的手伸得太长了。他在站台的所作所为严重侵犯了赵经理的利益，而且如果任由邓哥在站台发展，赵的经理位子也将岌岌可危。
做酒不甜做醋酸，赵经理不能与庞老大作对，就把铁路站台被改造成选煤厂的事偷偷上报给沈阳铁路局。铁路局来人检查后立即下文，责令海信公司恢复站台原貌。赵经理把铁路局的罚款通知和责令改正的文件交给庞老大，庞老大这才清醒——原来铁路站台是不能随便建设固定建筑物的，更不能大张旗鼓地销煤炭。
就像当初允许邓哥建设站台时一样，庞老大随便打个电话，邓哥投资在站台上的100多万就打了水漂。
让邓哥没想到的是，这仅仅是个开始——因为他插手站台，赵经理和庞总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微妙，不久之后，赵经理突然提出辞职，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第二年，自治区政府开始调查、清理煤炭领域贪污受贿等违法乱纪行为。庞老大并不是宝日煤矿法人，当年，煤矿剥离土石方缺少资金，是他和弟弟投入大量机械设备并与煤矿签订了为期10年的煤炭开采与销售合同。现在合同刚好到期，迫于形势压力，庞老大没有和宝日煤矿续签合同，而是变卖了所有的机械设备，带着巨款和成就感回老家享受荣华富贵去了。
庞老大从霍林河全身而退，邓哥在宝日煤矿再也不能像原来那般随心所欲了。不但买煤不能赊欠，还需要预付部分定金，价格上与其他客户一视同仁。
2017年，反腐声势越来越大，自治区政府放出的口号是“倒查25年”。邢彬虽然远在本溪，但也嗅到一股危险的气息。他知道邓哥出手大方，接触领导的主要方式就是用钱砸，如果某个领导因此被双规，势必牵扯到煤厂。邢彬明白，邓哥投在基础建设上的钱，自己永远也拿不回来了，另外他对邓哥一家人穷奢极欲的消费习惯早就心存不满——按说，那些钱都是他俩的。
在没撕破脸皮之前，邢彬让邓哥给他认识的一位大客户连续发了5车皮煤炭。汇款的时候，邢彬安排在煤厂的财务会计给对方提供了一个新账号。这样，邢彬的投资款悄无声息地返回了自己的手中。
狡猾的邢彬从这场游戏里及时退出，让邓哥猝不及防。邓哥给他打电话，质问他为何要釜底抽薪，邢彬解释说：“现在煤厂已经做大，没有我的资金，你也能正常运转，我就不跟你抢这碗饭了。咱俩合作两年，账面上没有盈利，但是煤厂挡风墙、你和嫂子新买的汽车和楼房也是咱挣的。我说这话不是跟你翻小肠，咱家一年的开销就是一个天文数字，这是一个无底洞，以后你自己注意一下。”
最后，邢彬还说：“另外，希望你不计前嫌，把举报的事忘掉。当初的确是我给公安局打的电话，但是都是你逼的。是你霸占了我的媳妇，如果你不进去，她根本就不可能嫁给我。后来你去非洲避难，回来后又娶了那么一个没素质的媳妇，我心里别提多难受了。这成了我心里的一个梗，也是我为啥要给你投资的主要原因，现在咱们两清了。以后回来喝酒找我，做生意的事，就此为止。”
鸡飞回去了，但蛋还在。煤厂基础建设非常完善，只要有新的资金注入，便可以继续运转。
那天，很久不登门的邓哥再次找到我，先是请我内弟给他管理筛选机，又问我手里有多少现金，希望能再帮他一把，如果没有，跟朋友借点也行，他出三分利。
我认识邓哥20多年，他一次又一次在我这寻求支援，好像对于他而言，我的存在价值就是在关键时刻帮他解决燃眉之急。内弟在我自己的煤厂工作，不能分身，我只答应请一个老家表哥来给他看筛子。借钱的事就免了，我所有的现金都投入了自己家煤厂，即便在朋友那儿能借到钱，我也不想帮他借——邓哥一家人的所作所为，我觉得也不值得我去为他冒险了。
后来，邓哥开始与银行信贷部门经理频繁接触，谋求贷款支持。可是煤厂土地属于租赁性质，不具备抵押资格。用机器设备和铲车抵押，银行死活不同意，再说也贷不出几个钱。
一天晚上，邓哥喝完酒，迷迷糊糊开车出去办事，经过霍林河转盘街，他没有转弯，直接从花池上飞起来，一头扎进环岛中间的八角凉亭里。这次车祸，差点要了他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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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春节刚过，我从老家回来，第一时间去酒店看望邓哥——表哥让我帮他问问，邓哥一直拖欠他的8个月工资，共24000元，到底啥时候给？
此时离发生车祸已经过去4个月了，邓哥腿上的石膏刚刚拆掉，盆骨、胫骨、腓骨还被钢板和螺丝钉固定着。他弓着腰，在煤厂新雇的会计赵亮的搀扶下，一步一步往前挪。每挪一步，我都能感受到钢钉摩擦骨骼引起的针扎一样的痛。
邓哥抬起头，示意我坐下。我坐在沙发上，看见这个年近古稀、满头白发的老人在我面前亦步亦趋学习走步，心里五味杂陈，眼角不由得潮湿起来。
“人不服老不行啊！这次受伤，我感觉身体恢复特别慢。想一想，今年已经69岁，这辈子马上就要过去了，却啥也没干成，惭愧啊！老话说，命里三升求不来五斗，我就这个命能挣钱，却守不住财。”
把责任推给命运，这不是邓哥的性格。我知道，如果时间可逆，如果身体完好如初，他完全可以与命运再搏斗一次。我实在无法张口向他讨钱，直到离开都没好意思张口。
赵亮家住本溪，是邓哥的近亲。他送我出去，在电梯间，我问他：“你婶怎么没来照顾你叔？”
“你不知道？我婶年前把本溪的房子和车库都卖了，她和司机开着宝马车回齐齐哈尔了……”
“怎么会这样！他俩离婚了？”
“没有，人家也没说离婚，但是每个月得给她打过去5万块钱，不打钱就离婚！”
“邓哥的意思呢？以他的脾气，病好了肯定和她离。”
“不能离。邓叔问律师了，煤厂是共同财产，如果离婚得分给她一半，这样更糟糕，我叔就往后拖呢。”
“邓乐看厂子呢？”
“早回本溪了，这孩子更是一个白眼狼。”
出了电梯，我发现博雅酒店的大厅经理已经换了，餐厅门口站了一排服务员，有位美女看见赵亮，就上前询问邓总晚上吃啥。
赵亮想了想，说：“一份地三鲜，一份排骨炖山药，我叔这几天胃不太好。”
“排骨炖山药？你叔不吃猪肉的。”我惶恐地问。
赵亮说：“这几天开始吃了。”
后记
2020年突发新冠疫情，各行各业均受到不同程度影响，邓哥煤厂全体员工放假。
3年过去，彩钢房几乎被风沙掩埋，筛选机被红色的铁锈吞噬了，平坦空旷的停车场草木葳蕤，成群的牛羊在里边悠闲散步。蓝色的挡风墙被风吹得七扭八歪，掉在草原上的，都被羊倌绑在摩托车上，拖回家卖钱了。
邓哥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了，我表哥年前年后给他打过几个电话讨要工资，他一个也没接。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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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初的一天，我正在班级看班，邻班的宋老师招呼我出去。走廊尽头，宋老师贴近我的耳朵，有点急不可待：“告诉你，咱们学校发生了一件大事，前所未闻——教物理的王凯利用七八节课给学生讲课……”
我心想：这不是很正常的现象吗？我们学校是当地的重点高中，每年都有考上清北的学生，这对一所有30多年历史的农村高中来说很不容易。学校对成绩这块抓得很严，同组老师之间的竞争也很激烈。每天七八节课大多是自习时间，虽然学校三令五申让老师“把自习还给学生”，但还是会有一些老师在自习课上偷偷给学生讲题，司空见惯。
看我一副见怪不怪的表情，宋老师急了：“不是你想的那样。”
“那还能什么样，还能收钱？”我调侃道。
“你怎么知道？他真的收钱了。”
“啥？”这一下，我是真愣住了——教室是学校提供的，时间是8小时工作日之内，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有偿补课，我还是头一次听说。
“每个学生他收了1000。”宋老师接着用手比了一个“1”的手势。
王凯这不是在自毁前程吗？他已经在学校工作群主持工作，下发学校的一些通知，收集一些数据，一派基本“明日之星”的架势——不久之前，一位年轻老师就是按这个模式提拔上去的。
“收那么多钱，学校知道吗？”我带着疑虑。
“家长已经举报到（教育）局里了，我也是今天早晨在路上碰到了高校长才听说的。”高校长主抓高一，也就是王凯的主管校长，“还没有最终处理，无论如何，王凯这次肯定麻烦了。”
“收的钱也太多了……”
“你不知道，这个数是王凯认真算过的——按照一节课每个学生收费10元算，一个学期共有100节课，这样，每个学生应该交1000元钱。他班里有60个学生，只有2个家庭困难的交了100，剩下的都是全额交款。他一共收了58200元。”
“那2个学生上完10节课之后怎么办？”
“就是这2个学生出事了，因为交不起钱，上完10节课后，王凯上课时就让他俩去走廊站着。学生不一会儿就站累了，想回班休息，王凯不让，学生回家就和家长说了。家长给王凯打电话问，王凯语气很是硬气，把家长也怼了。这不，家长就把王凯告到了教育局，局里一调查，情况属实……”
我无法相信这样的事情，连连摇头。
“谁都想不到王凯会做出这样的事情。不过，肯定有先例，否则，他才来两三年，哪敢这么干？”宋老师说。
“在他之前是谁？”
宋老师警惕地看了看四周，小声说：“具体是谁我就不说了，是教理科的一名女老师，据说，1年没出校门，在班级补课就挣了很多。可是，人家做得好，家长没举报啊。”
我张大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同在一个单位，我只能说自己孤陋寡闻。
末了，宋老师又说：“等着吧，一两天之内肯定开全校大会。”
本来，2015年暑期放假之前，学校就召开了全体教工大会。在会上，主管德育工作的校长宣读了2个文件。一个是市教育局的文件，再次重申，依据教育法和教师法，以及省教育厅的相关禁令，通知全市范围内中小学校的在职教师不得自行组织有偿补课、参加校外培训机构等组织的有偿补课，一旦被群众反映或媒体报道，“零容忍”，甚至会取消教师资格；一个是我们当地教育局文件，要求学校要担负起主体责任，治理在职教师有偿补课，“抓细抓出成效”。若监管不到位，还要对校领导追责。
德育校长读完文件，大校长紧接着开了一个玩笑：“如果哪位老师看我不顺眼，你就可以补课，不仅你要受处分，我也要跟着受处分。”台下响起一阵笑声，随即大校长站起身，在台上给在座老师鞠了一躬：“拜托各位，让我也过个安心的假期，我能否接着做校长，全仰仗在座各位了。”
可惜，暑假才放了5天，我们学校就有3个女老师因为联合办补课班、学生太多扰民，被举报到教育局——本来，这3个人安排了老公们在小区里“站岗放哨”，如有风吹草动，马上通知学生从侧门溜走。可3个大男人麻痹大意，2个在玩手机，另1个睡着了，等教育局领导打电话告知我校领导，校领导又去到补课班的小区时，证据已经确凿了。
这3个老师都是教“育才班”的，“育才班”也被称为“清北班”，学校极度重视。她们在这个节骨眼上撞到枪口上，不禁让我们心里惋惜。
然而，9月开学后的全校大会上，只宣布撤销这3个老师“1年班主任和组长职务”，让她们去教普通班，大校长也根本没得到什么处分。很多老师听到处理结果都撇起了嘴：“也不过是‘缓兵之计’嘛，既然没有取消教师资格，那就还有再教‘育才班’的可能。”
大校长很显然感觉到了教师们的情绪：“这个假期，我是到处奔波求人，找教育局领导。工作是我们的饭碗，对谁来说都非常重要。辛辛苦苦考个大学，如果再被取消教师资格，这一辈子就全毁了。这3名老师是我们学校的精英，我和局领导说，咱们市能出‘清北生’，全靠这些优秀教师的辛勤付出，她们只是一时糊涂。最后，教育局领导才答应我，事情交给学校内部处理。”
回想放假前教工大会上的三令五申，我们才知道，原来只是一次“狼来了”。不过，现在王凯的事显然要更严重一些，不知道这次“狼”会不会真来。
2
早自习下课回到办公室，女老师们在办公室窃窃私语，我隐约听到一句“想钱想疯了”。看来，王凯的事已经有很多人知道了。等到第二节课下课，校办主任已经在全校教工群里发了通知：第七节课全体教师到会议室开会，任何人不得缺席。
下午的会场出奇地静，很多人都屏住呼吸，等待处理结果。校长在老师们的期待中推门进来，走上讲台，环顾了一眼台下，轻咳几声，然后开始步入正题。
“学校三令五申不能补课，可是，有些老师就是不听——比如王凯！”大校长没留情面，“多么缺乏考虑才能那么做？局长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还一口否认，说在咱们学校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低级错误，我们老师的智商不会这么低，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我都改姓——可是，打脸的是，还真在咱们学校发生了。”
校长抬头看了一眼会场，接着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我当时就给王凯爸爸打电话，说：‘老兄啊，我对不起你了，我没有经管好你家公子。’我就想不明白，怎么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什么情况？怎么老师补课违反了教师职业规范，堂堂一个高中大校长还要给他父亲赔礼道歉？会场立刻出现了短时间的骚动，大家交头接耳，当得知王凯爸爸的单位和职务后，都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怪不得这么客气”。
大校长清了清嗓子：“在局里，我以人格担保，我校再不会出现类似事件。经过争取，教育局这才同意这件事交给学校处理。”
老师们已经没什么心思再听大校长的讲话了，所有人都只想听是怎样的处理结果。校长不知是气的还是什么原因，明显有些底气不足和力不从心，宣布说：“王凯返回所收学生费用，撤销班主任职务，暂停教学岗位1年。”
果然，又是一次“狼来了”。这么恶劣的事件都没有撤销教师资格，以后，还有谁会拿学校的纪律当回事？
每年学期初和学期末，老师们都要开有关补课的会。会上，领导要求我们签责任书，然后举起右手进行宣誓，保证不办班、不补课，如果违反，心甘情愿接受应有的惩罚。然后，还要到班级在学生面前进行宣誓。
学校之所以要求“宣誓”得保证人数，是因为学校要把这些影像资料备案，万一有补课事情发生，也能推卸责任。宣誓不过是走过场，过后该补课的照样补，学校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处理。刚入学的高一学生开始还会相信老师说的是真的，可不出两周，就会知道老师的“宣誓”是笑话。所以，老师们故伎重施时，学生们就会忍不住发笑。那些从来不补课的老师，更觉得自己像是被学校和教育局当猴耍一样，十分抗拒在学生面前搞这一套。
校长心里也明镜似的——大多数老师都是在给那几个经常补课的老师做陪衬。一次，教历史的兰老师就坐在办公室里不去“宣誓”，班主任老师打电话他不接，主任打电话也不接，后来，教学校长打电话还是不接。没办法，校长只得亲自到办公室去请他。不想，兰老师用手捂住肚子，说自己肠炎犯了，随时都得去厕所，说着就弯着腰向厕所的方向跑。校长明知兰老师是装出来的，可是，看着他的背影，也只能无奈地摇头。
还有的老师，对“宣誓”不抵抗也不合作。站在讲台上，戴着口罩，举着誓词，在工作人员录像时根本不张嘴，也不出声。曾有一次，因为所有老师都不读宣誓词，先后录了三四次才算勉强通过，就只有一个班主任老师出声，其他老师都在“对口型”。后来，有经验的班主任老师会要求自己班的学生，在老师们宣誓的时候，都低头看书学习，任何人都不要抬头。
更可笑的是，学期初每次开全校教工大会都要找教师代表发言，承诺不参与办班补课。发言的老师一律是从来不补课的老师，而那些经常参加补课的老师，倒是像坐在下面像看笑话一样，一不做二不休。
有一次，校长让一个数学老师到前面发言，发言稿写得接地气，也很实在，“与其提心吊胆补课，不如在家陪陪家人，享受生活乐趣”。可不到1个月后，这个老师就因为补课被举报了——当然，处理结果是不了了之。
无论是宣誓还是发言，都会引起很多老师的强烈不满：谁参与补课就找谁，何必搞这种形式耽误大家时间？
3
开完处理王凯的会，老师们都不吭气了——本来是一个批评会，却变成了道歉会，如果以后补课都像这样“归学校处理”，那大家就都补课呗，运气不好被抓住，最多撤销组长、班主任职务1年，如果运气好，不仅啥事都没有，还能把钱挣了。
这边厢王凯的事刚处理完，那边厢学校就又给了所有老师一个刺激——我们当初的猜测很快就被应验，10月末，高一学生文理分科后，学校“考虑”到文理科“育才班”的教师配备，重新启用了那3个女老师，让她们重返“育才班”课堂。这件事没开大会宣布，但路上遇见那3个女老师时，她们趾高气扬的样子根本看不出是受过学校“处分”的人。
不久，高二有个教物理的女老师回家休养待产，按常规，这种情况先会让组里老师代课，等到女老师产假休完之后再上班接过来，组长老师甚至都安排好了代课名单——可是，安排好的老师还没等去代课，王凯就来报到了——学校的意见是，鉴于老师们上课任务重，就不让别的老师代课了，那个班就让王凯来教。
老师们对此除了别有意味的一声叹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宋老师在课间碰见我，调侃道：“怎么样，兄弟，你看看，人家在高一补课，处理之后刚一个多月竟一跃而上去高二教课了。佩服，佩服！”
“咱们只管做好自己，别给领导添乱。轮到你，未必就这么处理了。”我半开玩笑地说。
很快，大家又在学校的工作群里看到了王凯的身影，他像以前一样，以学校的口吻下发文件和回收文件。
离王凯的事过去不到1个月，教高一化学的冷老师就又出事了。
冷老师是这学期刚从当地另一所普通高中调来我们学校的，做班主任。她好像掌握了一些“潜规则”，上课时，必要的知识点从来都是能少说就少说，学生听不明白了，她就非常直白地在全班同学面前说：“化学那么难学，你不补课能会吗？”
据说，冷老师背地里曾和其他老师说过：“我不补课来这儿干吗？调转花了很多钱，工作强度大于原学校，我不补课挣点钱，我傻啊？”
一天，有个男学生问冷老师一道题，她连看都没看，直接对着那男生说：“老师没时间，如果想问就到老师这补课吧。”男生吃了闭门羹，回家就和姥姥说了，他姥姥听完后非常气愤：“这哪是教课，这分明是要钱！”老太太告诉外孙，先到冷老师那儿报名参加补课，什么时候到哪里补课，及时告诉家里。
于是接下来的那个周日下午，那男生把补课的时间、地点告诉了他姥姥。补课班开在一家破旧的居民楼里，单元门是开着的，老太太没费事就进去了。冷老师这边刚要讲课，忽然听见了敲门声，以为是来晚的学生，就开了门。不想，冲进来的老太太拿着手机就把她补课的情形录了下来。冷老师当时就懵了，央求那男生的姥姥把视频删除，老太太冷笑一声：“为人师表就这么干？教育这块阵地都被你们糟蹋了。”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冷老师当即问学生“这是谁的家长”，可是屋子里20来个学生，没人承认。
老太太拿着第一手资料给我们校长打电话，问校长管不管。校长说：“如果属实，肯定管”。
“我都录下来了，我要把录像亲手交给你。”老太太的唯一要求，就是把冷老师撤离教学岗位，否则，就层层往上告。
不久，我们又召开全校大会。校长照例先是气愤异常，接着又以对老师极度负责的口吻历数自己遭受了多少苦、多少白眼，然后才在教育局争取到“让学校处理”的结果，“为了你们，我真是操碎了心！”
最后的处理结果，是撤销冷老师的班主任职务，暂时离开教学岗位。老师们已经波澜不惊，
“最多也就是晚挣1年钱，其他的也没啥大影响”，而且，“前有车，后有辙，如有需要，可以提前上岗”。
1年后，学校要搞艺术节，某日，忽然在全校教工群里看到了冷老师发放文件的身影。原来，经过领导“慎重”考虑，冷老师有了新的工作：协助主任工作，待遇和其他主任一样。
4
其实从2014年开始，我们学校的生源就不充足了——除了邻市办了一所私立高中，师资力量雄厚，从我们学校挖走了好几个“名师”。也是因为我们学校补课现象严重，“名声在外”，很多家长都说：“我家孩子可不去，到了你们学校花不起补课费。”
更没面子的是，补课如此嚣张，学校却接连2年没有考上清北的学生，就连本校老师都在背后议论：“都是补课惹的祸。”校长气急败坏，在全校大会上大发雷霆：“以为你们能补出什么花样来呢，结果，还不如之前不补课的时候。你们给学生补啥了，我看你们是一心钻钱眼里去了！”
2015年中考招生，生源断崖式下降，学校领导领着老师去各个初三毕业生家中走访。如果那家的学生报考我们学校了，领导就会说“你们真有眼光”，如果有成绩好的学生因为“害怕”我们学校的老师补课而报了别的高中，领导们就会说：“补课是极个别现象，你不补老师也不强迫你，况且，学校发现一起就会处理一起，你们绝对放心。”
家长们若不信，这时，领导就会给家长举例子——在本校历史上，还真有一次补课事件处理得很重。
那是在王凯的事半年之前，我校一个教外语的胡老师，因为连着几年教学成绩在组里排名最后，学生反响太大，最后被撤离教学岗位，去后勤岗位工作。但是胡老师家庭生活不是很富裕，所以当时区里有家教育机构招聘老师给学生假期补课，他就报了名。有我们重点高中的背景，那家教育机构都没让他试讲，就录用了他。
兼职的第一天，不知是谁举报了这个机构，当时正站在教室门口准备上课的胡老师被上级教育部门逮了个正着。老实巴交的胡老师实话实说，就这样，一分钱没挣着，就被处分了：“工资由中教一级降为中教二级，下派到农村学校3年，并且，不得再回原校。”
胡老师懵了，赶紧去找大校长，保证自己绝对不敢再去兼职，可怜兮兮的，就差给校长跪下了。校长只说：“都处理完了，我能有啥办法？再说，补课挣钱的时候你咋没想到我？”
这件事，是大校长在开教工大会时说的，当时，他说得义愤填膺：“以后，只要有补课的老师，都不要来找我，找我也不好使！”
可是，半年后的王凯的事，恶劣的性质远远超出了胡老师——至少，胡老师不是在工作的8小时之内补课，学生的钱也不是他自己收的，他只是受雇于教育机构挣点工资。然而，胡老师却被当做了我校处理教师补课的典型，对外招生宣传时，这件事是必须要讲的，而且还要添油加醋，什么“对教师违规补课的行为绝不姑息”，“我们学校绝对是值得家长和社会信赖的选择”。
胡老师的经历让很多胆小的老师心有余悸。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老师们的补课方式也“花样百出”。
2017年4月中旬的一天，教育局收到了几张打印出来的照片，是我们学校的毕老师利用周日下午休息时间在家里“线上补课”。
毕老师教高三毕业班数学，为人小心谨慎，考虑到聚集补课目标太大，苦思冥想后，终于想到利用网络教学。结果上课的时候，有个学生把她讲课的画面拍了下来，发到了朋友圈，还配上了文字：老毕在补课。这个信息不知被谁看到了，就举报到了教育局。
这让一贯小心翼翼的毕老师非常害怕，赶紧找校长帮忙。校长义正辞严批评了她一顿，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说这是对自己不负责任的行为。
“之前其他老师补课不也是学校处理吗？这次能不能还是学校处理？”毕老师小心翼翼地问。
“别人？人和人之间能比吗？”校长欲言又止。
“校长，我没有别的人脉，只能求助于您，您高低帮我一次，我会记住您的大恩大德。”有了之前胡老师的例子，毕老师心里很害怕。
“好吧，我试试，但不一定成功。”最后，校长总算留了一个“活口”。
几天后，针对毕老师补课问题，又召开了全校大会。校长先是重申补课的危害，一顿发脾气。然后说，考虑到高三的特殊性，这个时候换老师会给学生带来影响，所以，他亲自去教育局和领导反复沟通，总算同意把对毕老师的处理交给学校。
对毕老师的处理也暂缓1年“执行”，至于怎么处分，在会上没有说。
面对校长的恩情，毕老师总想报答，左思右想，她给校长拿了一些“疏通经费”，但是校长百般拒绝。不久，校长的母亲去世，毕老师就随了一笔厚重的礼金，数目多少，她没告诉任何同事。
“老毕补课”后来也成了我们学校的一个掌故，让老师们感兴趣的，是毕老师“隔空补课”的新模式。老师们都笑言：“补课也得紧跟时代潮流。”
到了2017年下半年新学年开学，毕老师除了不再做班主任，其他的都没有变，学校给她分了工，不仅教课，而且还教“育才班”。
这样屡次三番，让老师们对学校产生了极度的信任危机。宋老师分析得头头是道：“其实，这也不能全怪校长，校长上边还有局长。校长得听局长的。”
5
2018年新学期开学，学校来了新校长。
新校长来我校之前就对我校的补课乱象有所耳闻。为了从根本上整治老师补课现象，他给我们开的第一个会就是“严禁办班补课动员大会”。在会上，新校长承诺，他来这里就是专门做教育的，而且是“绿色教育”，凡是和教育背道而驰的东西，都要扼杀掉。本校是全市老百姓心中的一块“金字招牌”，我们要让这块招牌发挥应有的作用。
新校长强调，对待办班补课这种劳民伤财的行为绝对“零容忍”，希望不要有老师来触碰他的底线，一旦发现补课行为，不要找上级领导——他来任职之前，就和领导们打过招呼，如果想办“纯粹的教育”他才来，否则他不会来接手这个职务。现在，市里领导，包括教育局领导都给了他吃了“定心丸”：绝对不给他找麻烦，所有的事情尽管放手去干。
刚开始，老师们并不信新校长的说辞。人情社会，谁没有几个亲戚？有一个数学老师在周日下午又开始补课，被人举报给新校长，确认无误后，新校长当场撤掉了他的班主任职务和教学资格。
这个数学老师当时还没当回事儿，问校长，什么时候可以恢复自己班主任和教学资格。新校长的答复是：只要不换校长，你就永远不能做班主任，“你这样的班主任把班级学生都带偏了方向”——至于什么时候恢复教课，看反省程度，如果反省得好，3年以后考虑，如果反省不深刻，无限期延长。
3年不教课，也就断了给学生补课的可能，对每个老师来说都是致命的一击。这个数学老师有亲戚在政府部门任职，他的亲戚找到了教育局领导，我们不知教育局领导是否给新校长打了电话，我们最后看到的是“维持原判”。
在全校大会上，新校长声音不高，但是，却字字入耳入心地告诉我们：我们学校30多岁的老师占很大比例，我们都为人父母，为人子女，你们的孩子将来也要来这所学校，难道你希望你孩子的老师整天不钻研业务却总想着补课挣钱吗？现在狠杀“补课风”，在一定意义上是为你们孩子的未来铺路。所以，你想你孩子以后的老师什么样，现在你就要努力做一个那样的老师。否则，吃亏的是你们自己。
校长公布完对那名数学老师的处分后，最后说了一句：“以后，这就是模板，无论谁补课，都这样处理。”
更让老师们心服口服的是新校长对王凯和冷老师的处理——新校长来了不到2个月，他俩的工作就被叫停，由另两位“正宗”的主任来接手。
之后，新校长又在全校大会上说：“以后咱们学校提拔后备干部的一条‘金标准’就是不能参加办班补课。教‘育才班’的老师首要条件也是不能参加办班补课。育才先育德。”
新校长还让老师通过家访体会一下家庭生活困难学生的真实状况。对家庭困难的学生，老师要“一对一”进行帮扶。他把这种方式看作是一种积德行善的行为，在全校进行宣传和推广。他动容地说，看到困难的家庭，困难的学生，老师们怎么还能狠心收学生补课费，让他们的生活雪上加霜？
和之前的大校长不同，新校长不仅让那些经常补课的老师都要表态发言，而且，还硬性规定数理化的老师必须在1年内要进行1次家访，他把这叫做“良心工程”，又说，只要他当校长，就一定要把“良心工程”进行到底。
革新的做法得到了社会上的好评，学校的招生工作步入了正轨，老师们的脸上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学期初，我们在会议室和学生面前宣誓时，个个底气十足，而且，声音洪亮。
（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