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泼汽油烧伤后的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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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6岁的合肥女孩周岩被追求者纵火烧伤。11年来，她经历了手术、复健、网暴、做微商......对外撑起了一个坚强、乐观、美好的形象。可当人走近她时，她内在的矛盾和不安就会露出来。
撑开
周岩到楼下接我那天，北京朝阳区正在实施居家办公，整栋楼几乎没有人走动。隔着玻璃门，白衣长发的女孩走来，她没戴口罩，依稀可见面部秀美的轮廓。
只要离得稍近一点，就能看到周岩脸上浮凸的疤痕，包裹着下半张脸，在嘴的下方形成醒目的U字型凸起。被衣服遮盖住的皮肤上，还有更多更触目的疤痕，盘踞在她的脖颈、胸口、手臂和腿部。
合肥女孩周岩已经带着这些疤痕生活了近11年。2011年9月，16岁的周岩被追求者陶汝坤泼油纵火烧伤。她还记得上救护车前看了眼自己的胳膊，“是黑的”。昏迷7天7夜后，周岩才被抢救过来，接着，她转入北京一家医疗美容医院，大大小小十几次手术，复健漫长而痛苦。
周岩看上去并不介意袒露伤疤，她大方地笑着，引我到朋友的工作室落座。她捧起水壶倒水，手烧伤严重，乍看像一块根脉错杂的树皮。右手没有做切开手术，手指被伤疤黏在一起，拇指和食指能张开的幅度无法圈住一个寻常尺寸的杯子。
图 | 周岩在朋友的工作室
几天前，周岩刚从家乡合肥来到北京。从2012年起，她一直在北京治疗、生活，直到2020年回乡过年，被疫情困在家中。今年她自考考取了北京一所高校的心理学专业，但家里人希望她留在合肥，像同龄人一样尽快结婚生子。朋友王嫣芸给周岩打电话，周岩情绪低沉地跟她说：“他们（家人）认为我是一个残疾的，嫁不出去的老姑娘。”
王嫣芸和周岩的母亲恳谈了一次，建议让周岩到北京散心。王嫣芸和这对母女相识近10年，为周岩提供过诸多帮助。最终，周岩的母亲同意女儿来北京，要求是必须住在王嫣芸家，有一个信得过的“监护人”。
在周岩自己的讲述里，她与亲友对峙的形象则要强硬得多。她告诉我，前些日子一个亲戚邀请她到家里做客，去了发现还有个男孩在场。亲戚说，你们认识一下，交个朋友。周岩问了男孩三个问题：现在疫情对你所在行业影响很大，你对未来有别的规划吗？你对女性婚后继续求学是什么看法？你和前女友是怎么分手的？沉默半晌后，男孩说，我配不上你。
“他的人生没有Plan B”，周岩评价。
周岩说话时喜欢笑，但笑的幅度不能大，牵扯到疤痕会疼。脖颈转动、前倾和后仰时，角度稍大，疤痕就醒目地凸起。疤痕不像正常的皮肤有弹性，会像一只生硬的手一样锢住她的动作。
这已经是多年治疗后能达到的最好效果。王嫣芸第一次见到周岩是在2013年，女孩在病床上侧躺着，背上隆起一个巨大的包。医生在里面埋入了扩张器，注入生理盐水，让正常的皮肤尽可能撑开、生长，再把多长出的皮肤切下来，给受伤的部位做植皮。扩张器不能挤压，周岩只能用扭曲的姿势行走坐卧。最多的时候，她的身上同时埋了七八个扩张器，“像同时怀了七八个孩子一样。”
“但她特别开朗地接待我”，王嫣芸记得。当时王嫣芸在一家媒体做实习记者，想写周岩，被编辑否定了。编辑认为周岩已经没有新闻价值，“一个悲伤的故事没有必要反复讲。”
王嫣芸以个人身份去探望周岩，被她表现出的明朗打动。她开始教周岩画画、学英语，鼓励她走出病房。“你得站到有光的地方去，那样就会是新闻。”
一个学着站起来的周岩的确为媒体提供了新的素材。大约自2015年起，关于周岩的报道里，她基本都是超越了伤痛和桎梏的光彩形象，即使写到她的脆弱，也是为了反衬重生的坚强。被塑造出的“完美受害者”形象契合了公众的期待，也把周岩送上了某个不得不保持无瑕表象的位置。
另一面，是强烈的不安、焦虑和恐惧，来自剧烈的创痛和正常生活的多年中断。周岩的左臂原本要截肢，是母亲再三恳求医生才得以保留；复健时，她需要一点点把僵直的关节抻开，疼得钻心。疤痕不透气，经常热痒难耐；每年高考那几天她都会特别难过，本该上大学、和朋友享受青春的最美好的几年，她被困在逼仄的病房里。伤害的影响绵延至今，周岩怕黑、怕有人走在自己身后，担忧自己能否拥有立足社会的能力。这催生了她对“强大”的渴望。
我第一次和周岩通话时，她还在合肥，说到每次出门，周围的人会毫不掩饰地用异样的眼神看她，在北京则要好得多。我说一线城市的社会环境通常是更开放、友善一些。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才传来她的声音：能不能让别人把你当成一个正常人不取决于社会，而取决于自己。现在，大多数人没有把我当正常人，是因为我还不够强大。
像用扩张器强行撑开皮肤一样，面对外界，周岩用力撑出了一个强大、乐观、美好的自己。浮光掠影地赞叹她时，很少有人关心这个过程中，她经历的变形、撕扯与矛盾。
这样的矛盾时常出现在周岩的言谈中。那次通话，我接着她的话问，你觉得需要怎样强大，别人才会把你当正常人？周岩回答：我没有去想，因为其实我不是很在意他们怎么想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网暴、微商
周岩有一个海豚玩偶，是她曾经的好朋友小A到医院探望时送的。她一直保留着，有时还会抱着睡觉。
那段友谊已经破裂了。周岩受伤后不久，陶汝坤的父亲在网络发帖称她和陶汝坤是恋爱关系，“因周岩另有男友，陶汝坤不能正确妥善对待”。原本同情周岩的舆论场出现逆流，“活该”、“去死吧”、以及很多羞辱性的言辞不断出现。
对当时还未成年的周岩来说，网暴“比烧伤更痛苦”，也更可怕。两年间，她不敢走出医院那个十几平米的病房，医生和她说话，她经常眼神发直无法回应，“像一堵墙。”
图 | 周岩的手
一次，周岩无意间在网上看到小A的发言，称周岩小学时就开始勾引异性。周岩又愤怒又伤心，憋了半年终于忍不住问小A为什么要这样。小A轻描淡写地说，没什么，就是你太顺当了，让人难受。
“通常人是在正常的环境下长大，20多岁步入社会，一点一点地认识到世界是灰色的，人可能既做好事也做坏事。但我是从一个真空的状态刷一下被扔到里面，妖魔鬼怪全都出现了。”
心理上的伤痕和身体上的一起，勒住年轻的周岩。在心理医生的长久努力下，她才鼓足勇气尝试走出医院。走近大门时，外面的世界忽然扭曲着扑过来，像蒙克的画《呐喊》一样，“张大嘴想把我吃掉。”
和王嫣芸学了画画，有了这个年纪相仿的可倾诉的朋友后，周岩开始显得勇敢起来。一年多后，王嫣芸介绍她到自己朋友的画室学画，画室的师生友善地接纳了她。又过了半年，周岩外出时不再戴口罩了。
周岩和小A断绝了联系，但没有扔掉她送的玩偶。“不停地警醒自己，不要给别人冒犯你伤害你的机会。”
2016年的一天，王嫣芸照例去探望周岩。一进门看见病房里堆满快递，周岩正蹲在地上包装。见到王嫣芸，她显得特别不好意思。
此前一年，周岩开始做微商。那段时间是她的又一个低谷：和陶家的民事官司胶着多年，赔偿一直没有判决；承诺免费为她治疗的医院搁置了她的手术；母亲长年在北京照顾她，整个家庭的收入只有父亲微薄的工资。
做微商，或许是当时的周岩能拥有的最好的选择。她尝试过找工作，唯一成功的一次是当电话客服，干了不到一个月就放弃了，“赚的不够花”。休学多年，没有文凭，加上显眼的伤疤，主流的工作岗位不会对她敞开。
初涉微商时周岩说，只要每月赚的钱够自己买一支300元的药膏就行。这份事业的“发展”似乎远超她的想象。渐渐地，她的朋友圈开始充斥“炫富”的内容。2018年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周岩称自己的月收入超过10万。
我们自然地聊到这个话题。周岩对我说，她做微商每月大概赚几千元，好的时候能上万，但“真的没有你想的那么多”。
周岩对我屏蔽了朋友圈，我在网络上查找关于她的信息时，看到有人贴出她的朋友圈截图，称自己已经买了三套房、每天随便买点东西消费额都是四位数等。我把这些截图拿给她看，说这似乎和你告诉我的收入水平有出入。
周岩看着图，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她说没有什么出入，“你觉得这种消费水平需要一个月赚多少钱呢？”她问。
我说你在朋友圈里说过自己一年的开销要七八十万。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微商那个圈子，在某一个阶段必须要炫富，公司有要求。”
周岩对我解释，当时她代理的品牌商要求在朋友圈发夸张的炫富内容，甚至有模板。她不愿意，但是没办法。“为了生活，没有伤害任何人，为什么不能，为什么不可以呢？”
停顿了一下，周岩又说：“而且你觉得我难道一定就得花自己卡里的钱吗？”
“那还有什么渠道呢？”
“可以用花呗。”
“花呗也是要还的。”
“但是可以每个月慢慢还。”
我一时不知道是否该继续问下去。当谎言过于明显时，戳穿它反而需要勇气，尤其面对一个受过重创的人。沉默之际，周岩说：“我觉得这个不值得讨论，这个真的不值得讨论。”
“告别16岁的周岩”
周岩进入微商世界一段时间后，王嫣芸和另外几个一直帮助周岩的朋友都自动离她远了，“她心里是非常明白的”。
“我们花了很多精力陪伴她，教她画画、学英语”，希望她能走上更具专业性和意义感的路。看到她做微商，“觉得可惜”。
最近，王嫣芸试图去理解周岩当初的选择，“对她来说可能是一种精神支撑”。
在很多人眼中，微商世界缺乏成熟可靠的规范，有着不尽健康的商业模式：一方面用财富梦想蛊惑人投身其中，另一方面又以情感、励志来维系人际关系，沉醉于某种虚妄的精神满足。网络上流传着微商聚会时的各种表演：亲热地把代理商称为“家人”，自称“哥哥姐姐”；在大会上高喊 “我觉得你们一定会成功”，“家人”们声嘶力竭地回应，脸上泛着狂热。
这个不问学历、不问来处的世界，能让周岩自食其力，无疑给她带来了安全感、尊严感，或许还有“家人”般的归属感，即使并不真实。而那些粉饰出来的富足繁华，看在初涉世事的年轻女孩眼里，也许曾满足过她对于“强大”的心理渴求。
周岩表示“这个不值得讨论”后，我们转向了别的话题。她说起自己的生活观：“我希望可以不停地学习，隔几年有一个变化，有一个新的进展。一旦接受了那种普通人的生活设定，我就会像所有人一样按部就班，结婚生孩子，陪读，等孩子工作结婚，再帮他带孩子，清楚地知道50、60岁的时候会是什么样。我特别害怕那样。”
被问及为什么读心理学，周岩表示这是一种自救的方式，也希望学成后能帮助别人，特别是和她一样受过伤害的女孩。“我一直在思考自己能为这个社会做什么。我受惠于社会的帮助，想要把这份爱传递下去。”
她举例子，说自己做微商每年都会举办一次活动，把顾客喜欢的商品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卖给她们，一次要赔进几万元。“这是我（回馈社会）的一种方式”。周岩说自己还会每年捐书，并且强调，这些花费都包含在我之前问到的她晒出的每年开销里。她表示，回馈社会“可以说是我从16岁开始，直到死的那一刻一直要做的事。”
对话变成一件艰难的事。我意识到，对于每个问题，周岩都有一个积极、昂扬、正确得无懈可击的答案。好像她非但没有疤痕，甚至连最轻微的擦伤都不曾经历过。她曾经受锢于疤痕，现在，禁锢她的变成一个强大、坚硬的想象的壳。
王嫣芸正在和一个专门帮助被侵害女孩的公益组织合作，组织里有一位志愿者从事心理学研究，她告诉王嫣芸，未成年女性遭遇巨大创伤后，通常会有两种极端的反应。一种是变得非常弱小，失语，可能几个月都说不出一句话。另一种则会虚构一个更强大的自己，一个不能够被欺负的自己，行为也会往那个方向上靠，有时候可能就会变形。“但她的愿望就是我要变成那样一个人，没有人能够再伤害我，她才能找到在这个世间活下去的理由”。
王嫣芸认为：“这可能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周岩的状态。”
两天后，周岩从前的心理医生、一位知名的心理学者为她提供了跟随学习的机会，她决定留在北京上学、实习。她告诉王嫣芸，自己不想一直做微商，辜负曾帮助过自己的人的期待。她们达成协议，周岩每天教王嫣芸的女儿一小时英语和中文发音，换取在王家的免费住宿。半夜聊天时，周岩向王嫣芸坦承，自己仍然在试图强大自己，或者说伪装强大，来保护那个16岁无助的周岩。
又过了几天，周岩在社交媒体发了一篇长文：2015-2022小结。在文中，她回顾了7年来的生活和心境历程。从抓住唯一的救命稻草：做微商，到赚了些钱后过了一段极度自满和开心的日子，甚至逐渐走入“穷人乍富”的心态怪圈中而不自知，再到意识到一直焦虑的真正原因：自己除了会做微商外一无是处。
周岩说，自己终于想清了未来想做什么：重新读书，上心理学。
这或许是一次自救行为，“是时候了，我需要去直面那个16岁的周岩，更需要跟她好好告别。我这十年间，为了保护她一直强撑着，也做过一些蠢事来试图保护‘16岁的周岩’。如今，真的是时候该放过自己，唯有和她告别，26岁的周岩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才能够真正地活着。”
王嫣芸不久发来视频。画面里，她5岁的女儿正在跟着周岩读书。从声音里能听出，一大一小相处得很愉悦。周岩耐心地教，孩子认真地学。有时孩子顽皮，周岩也会严格地纠正她。小女孩完全没有觉得，眼前这个温柔活泼的老师和常人有什么不同。
图 | 王嫣芸的女儿和周岩学英语
窗外透进暖黄的光，照在小女孩脸上。画面里看不到周岩，但她的脸上应该有相似的笑容。我想，如果再见到周岩，要把莱昂纳德·科恩的那句歌词送给她，“万物皆有裂痕”。终于显露出一丝裂痕的周岩，在等她的光。
- END -
撰文 | 罗兰
编辑 |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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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过三次怀孕胎停，她写下了这本书
如果你之前听过傅真的名字，或许是因为她写的游记，也可能是因为她的爱情故事——傅真是南昌人，2003年非典期间，她离开正封校的大学，到西藏旅行，认识了香港男生毛铭基。他们很快相爱，一起到英国，读书、工作，几年后，他们辞去伦敦体面的工作，开始环球旅行，最后回到了国内定居。这个过程里，傅真写了三本书，其中《藏地白皮书》还将被改编成电影。七年前，他们生下了一个女儿，小名叫毛衣。这是一段听起来浪漫、自由、顺遂的人生。
但在今年春天，傅真出版了一本新书，一本名为《斑马》的小说。这本书的源头，是她的亲身经历——在2012到2014年，她经历了三次怀孕胎停，做过四次清宫手术，还经历了一次葡萄胎，这是一种肿瘤性疾病。她长期写作，有一些读者，但这是她第一次公开这个沉痛的秘密。
生育的困难，给她带来巨大的撼动，包括生活的破碎，不育的耻感，对怀孕、胎停、他人眼光以及自身偏执的持久恐惧。直到最后，她去到泰国，通过生殖辅助技术，生下女儿毛衣，这种震动才逐渐平息。这之后，她以自身的经历为材料，花了几年时间，完成了《斑马》。
胎停育在如今并不罕见。根据《自然流产诊治中国专家共识（2020年版）》，胎停育、生化妊娠、空孕囊、胚胎或胎儿死亡，都属于自然流产。在中国，育龄期女性发生一次自然流产的风险为10%左右，而有3次以上自然流产史的女性，再次妊娠后胚胎丢失率为40%—80%。这份共识同样提到：「如果不及时干预，不仅会给患者及其家庭带来严重的经济负担，还将对患者的身心健康造成极大的影响。」
在最近几年，关于生育的代价、生育的痛苦，有过一些讨论，但很少有人谈到不孕不育的痛苦。但实际上，不孕不育门诊里的人总是乌央乌央、满面愁容，这是另一种现实。
也是在最近，有一些女性开始公开讲述自己胎停的经历。博主Alex曾在自己的视频中提到过自己经历胎停后，身体和心灵的双重悲伤——孩子不在了，但她的身体还没反应过来，会分泌催产素、分泌乳汁，会非常想要一个孩子抱在手里，会嫉妒大街上的孕妇，「甚至想偷一个孩子过来喂奶」。女性也会处在孤独的痛苦之中，因为只有她自己经历身体和心理的变化、与胎儿产生过情感连接，这些记忆无法与他人共享。
讲述是为了彼此看见和照亮，也是为了消除耻感，获得尊严。如同傅真在她的一篇创作谈里提到的，「要亲手将那把刀从自己的胸口拔出来。不只是用叙述来疗伤，我也想让私人的痛苦变成可见的痛苦，这似乎是一个创作者的本能和义务。」
以下是她的自述：
文｜林松果
编辑｜姚璐
我的第一次怀孕，在2012年，应该算是计划内的怀孕。当时我刚好30岁，和丈夫铭基回到国内生活。好像是突然之间觉得，我们可以准备要小孩了。
我不知道这个想法具体是怎么出现的，可能跟回国定居有关系。回国之前，我们好像过的是一种临时过渡的生活，那个正式的、成熟的人生还没有开始，一直没想过要孩子，也没办法想象有孩子的生活。也可能跟生物钟有关系，30岁了，生物钟不知道怎么就响了，而且很奇怪，我们是两个人都想要，不知道这是不是互相影响，但就是我们同时觉得，哎，好像可以了。
当时我们定居在青岛，铭基找到了一份青岛的工作，我刚好接了出版社的合约，就想说，不如正好用这个时间把孩子生了，正好书也写完了，这两件事可以同时进行，其实想得很理想。
然后我们就做了孕检，停止避孕，当时也觉得，不一定说成就成，但是很快，我就怀孕了。
一开始我挺高兴的，心想这么顺利，我应该挺健康的。到了第七周还是第八周的时候，我去医院做B超，医生跟我说有胎芽，但是没有胎心，我其实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医生又说，可能就是太小了，让我再等一两周，中间还根据医生的要求，吃那种巨大的中药保胎丸。但其实没有必要，后来还是胎停了。第九周的时候，我去做了清宫手术。
我当时觉得很难过，也很意外，搜索了很多资料。之前我根本不知道还有这种可能。我好朋友第一次怀孕是胎停，但也会觉得那是小概率事件。要么就是在电视上看到有人流产，是很drama的，摔了一跤，或者提了一个很重的东西，然后血流下来了。你好像不知道它会静静地发生，或者说停就停了。而且我以前觉得，它要么就活着，要么就死了出来了，没想到它还可以不排出来，可以在里面待挺久的。
但当时我认识的那些胎停的人，下一次怀孕都成功了。所以我就想，可能第二次就好了，坏运气已经用尽了。但结果是，第一次不行，第二次更糟。
傅真 受访者供图
大概又过了半年，我第二次怀孕，当时心情很矛盾，非常害怕，但又满怀希望。最开始我觉得，应该行吧？我的妊娠反应挺剧烈的，孩子会不会长得挺好的。结果躺在B超床上，做B超的医生说：「你这个，怎么回事……」我就惊了，我说怎么了？他让我拿了结果出去，找产科医生跟我说。我当时就知道，不好了，以为又是胎停。我就记得当时我们坐在那里，就看到医生嘴唇在动，说是「葡萄胎」，我想说，什么叫葡萄胎啊？
葡萄胎（注：一种肿瘤性疾病，有较高的恶变几率）这个东西，也是一种怀孕，但后来它好像变成了不是胎儿的东西，甚至成了一种病，比较凶险，有可能会恶化。我当时就傻了，真的傻了，我俩回去真的是抱头痛哭，因为你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儿。为了清理葡萄胎，我做了两次清宫手术。
当时我就觉得，好像这事就没完了，我花了很多时间，搜索了其他怀孕会遇到的问题，比如宫外孕，我就觉得，可能胎停都不算多可怕了，是不是所有都得来一遍？
然后又有了第三次怀孕。大家第一次孕检一般都在第六七周，我会故意晚一点，到第七八周再去——因为那时候一般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结果。那一次去，医生说好像也不行，又胎停了，没有胎心。那时候我已经很麻木了，痛苦且麻木。「我就知道自己就会这么倒霉」，就是这种感觉。
我当时想的是，再等一个星期再去检查一次，但心里知道大概率是不行了。有一天晚上，我肚子突然很痛，觉得有什么东西掉下来了，去厕所一看，是一个孕囊，它已经自己流出来了。
我马上想起张爱玲，她在《小团圆》里给自己取名九莉，书里有一段说：「九莉看见抽水马桶里的男胎，感觉恐怖到极点，遂扣动机钮，胎儿在波涛汹涌中消失了。」一样的，我也把它冲到了马桶里。
那个时候我觉得，命运就像一个有形的人形，就是要折磨你，你觉得胎停很可怕吧，葡萄胎更可怕。葡萄胎很可怕吧，我还要让你看到（孕囊）。你觉得不会更惨，我就要你看到，还有更惨。
「疼痛和出血在一个星期后开始。然后，到了那天下午，一阵接一阵密集的腹痛达到了难以忍受的巅峰。当苏昂觉得自己就要昏厥过去时，有什么东西从体内排出了。她挣扎着去了卫生间，震惊地在内裤上看见了一个混合着血液的灰白色小囊——她流产了。
尽管有心理准备，但她从未想过自然流产的可能性。体内有什么迸裂开来，劈开她的心和肺。苏昂希望有人提前警告过她：你有可能会看到自己死去的『孩子』，而那将是触目惊心、残酷可怕、刻骨难忘的场景。可是没有。没有人提醒她，也没有人帮助她。」
——《斑马》
实际上，我胎停的经历，连身边人都不太知道。第一次怀孕我还跟好朋友讲过，但从第二次开始，除了爸妈就再也没跟其他人讲过了。直到我写完《斑马》，爸妈才知道我其实还有过第三次胎停。
那两年里，我没有写跟这个事情相关的文字，一点都没办法写。而且很讽刺的是，我当时还在完成之前去东南亚旅行的书稿，每天抱着电脑写游记。
唯一一次向外界提到，可能就是当时刚有了微信朋友圈，葡萄胎住院的时候，看到医院附近的墙上刷了一句话是「life is a beach」，我就拍下来发了一条朋友圈，说「life is a bitch」，这就是最强烈的情绪表达了。
为什么不说，最开始可能是因为有一种说法，说怀孕三月内不要公开，三个月内流产了，就更不用说了。如果专门写一篇文章说我流产了，我也担心大家会不会一直问，会有好多好多的负担。
但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羞耻感，因为你没办法做到绝大多数人都能做到的事。我们现代人可能以为，自己可以理性地把握很多东西，通过努力掌控很多东西，那是你的文化命运。但这是你的生理命运，你是没办法和自然开战的。
但那时候，我还是很想要啊。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一种要对抗命运的心理。我觉得如果真要治愈这件事，唯有给你你想要的东西，你才能过去。可能这就是人类吧，即使身处无边的黑暗之中，你仍然相信生活将会再次光明。你怀着痛苦为一丝渺茫的希望而努力，因为你觉得还是会有奇迹发生，或许就在下一次。
图源视觉中国
当时我觉得最能安慰到我的，就是我去网上搜索的时候发现的一个网站，是英国的流产协会。上面什么都有，不仅仅有知识的科普，什么是葡萄胎、宫外孕……还会讲到女性应该怎么处理自己的心情。我看得最多的两个版块是「your feelings」和「your stories」。
「your stories」这个栏目里，有很多女性的投稿。我记得一个反复流产的女性的故事。她怀过八次孕，但只生下了两个孩子，其他六个孩子都流产了。她说，第一次怀孕流产，对她是很大的打击，第二次正常生下来了，从第三次开始，她不断地流产，关键是她所有检查也都正常，医生就叫她继续尝试。后来她发现，流产可能和免疫细胞有关系，开始接受治疗。后来她怀孕了，觉得很高兴，因为自己做了治疗，这次一定行，但是，她又流产了，这对她是特别大的打击。后来她又花了很长的时间再怀孕，生下了她的女儿。
我印象很深的是，她说自己很讨厌别人说：至少你还能怀孕，至少你还有一个孩子，或者你最终得到了一个孩子，你应该感觉很好。但是，不对，最后那个孩子出生之后，她确实觉得很光明，但她还是会永远怀念那些失去的孩子，会为这个事情悲伤。
说实话，那时候没什么比看这个更治愈了。当时我们没有看心理医生的概念，但现在回头看，我跟铭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生殖科应该配备心理医生，无论是在怀孕还是产后，都应该有心理医生提供咨询。
当时我也会看国内的网络论坛，一个很明显的感觉是，国外的网友会更有意识地通过书写来纾解情绪，或者说疗愈自己。但国内的网友更坚强、更实用主义，或者说更「正能量」，不是说没有痛苦和宣泄，但她们更看重最后的结果。
比如说百度贴吧的葡萄胎吧，大家的帖子分享的都是HCG数据（注：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检查对早期妊娠诊断有重要意义）、子宫内膜的厚度、治疗的过程、用了什么药等等。大家会在下面跟帖说，「加油啊，数字降得很好，问题应该不大。」或者是说，「我跟你差不多，姐妹一起加油。」还有人会分享自己苦尽甘来的故事，说葡萄胎已经过去五年了，自己已经是两个女儿的妈了，「没有什么过不去的，我们只是一时遇到了困难。」
但其实我非常理解，当时我也是这么想的——如果有一天我成功了，我也要把它写出来。但还是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能成功。
那段时间，我和铭基的关系其实还好，或者说我们很幸运吧，两个人都很体谅对方的情绪，有患难与共、同仇敌忾的感觉。或许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在那样一个阶段，对我来说，最讨厌的就是你通过表现不在意，显示你很强大、很理性、很坚强，我需要的是他和我分享他的感受，同时表现出对这个事情非常上心。当时我每天在家，可以不停搜索各种信息，他一下班回来，我会告诉他我又学到了什么新知识，他一直很积极，参与讨论。当我告诉他，可能会有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去泰国，他也很兴奋，说好啊，那就去吧！他就是这样的。
傅真与丈夫铭基 受访者供图
当然了，我想我肯定还是把很多情绪留给了自己，他下班回来，我跟他说的时候，会尽量表现得乐观和正常。或许我可能删掉了记忆里那些（残忍的东西）。现在我们回忆起那段时间，还是会不自觉地同时发抖，那是一段很可怕的日子，有很多眼泪。
「这一切都发生在2014年之前，距离国内『女性主义元年』的到来还有很长的时间。那时公共舆论场中鲜有对女性意识和生育议题的探讨与价值论争，甚至连女性的身体经验（月经、怀孕、堕胎、生产、妇科病、性生活等等）都很少被表述和关注。彼时最受追捧的一类女性形象是精致时尚的全能型『辣妈』——超越了『黄脸婆』和『女强人』的完美女性化身，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以钢铁般的意志维持身材和容貌，产后第二天小腹就自动消失，白天上市敲钟晚上辅导功课，优雅得体地培养出同样优雅得体的孩子……
在那样的社会氛围下，对于一个相信自己能够拥有一切的现代女性来说，生育也许是一个选项，但更多地被视为自我实现的必经之路——或早或晚，但招之即来。你几乎不会想到它其实也是一种能力。而当『多次胎停』、『反复流产』、『不孕不育』的判决如铁幕般落下，你会感到自己被驱逐出了主流大道，变成孤魂野鬼游离在禁忌之地。」
——傅真 《斑马》之旅
去泰国做辅助生殖手术，是我在第三次胎停之后，很快做出的决定。当时国内的医生跟我们说，我们没有问题，只能是继续生，就当扔骰子，一次一次试。但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不想头顶着一把生育之剑生活。我相信科学，既然知道在泰国有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了（注：当时在国内，只有确诊不孕症的患者才被允许使用辅助生殖技术，而泰国没有这个门槛），那就去试，我不介意这个。
当时我在一个母婴类的APP上看到过很多帖子，大家去各种地方做辅助生殖，什么巴厘岛、俄罗斯、柬埔寨、日本……想得到想不到的地方都有。
我们选的泰国那家诊所，我去的第一印象就是，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中国人。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是中介带过去的，要男胎的特别多。我在《斑马》里写过，一个奶奶对她孙女说，「医生正在把弟弟放进你妈妈肚子里」，那是真的，听到这句话，我有点惊讶，就记了下来。
在诊所经历的整个流程，确实像我在书里写的那样，我住了很久，先是打促排卵针，然后取卵取精，配成胚胎，把它们在实验室里培养到若干天后，剥取一些细胞送到美国的实验室进行基因检测，最后选择染色体没有缺陷的胚胎植入子宫，从而降低后期胎停流产的几率。毛衣是唯一合格的胚胎。
那段时间，我整个人的状态好了很多，可能本身换了环境，有新鲜感，令人松弛下来。泰国就是一个你可以随便走也没有人会注意你的国家，我就是一个游客，那里多的是像我这样的人。而且虽然我每天只做一件事，就是去诊所打针，但至少我是在为一个目标而努力，而不是任凭命运摆布，看着时间白白流逝。
当时我也开始写日记，开始整理一些资料——我已经有了一个模模糊糊的想法，就是想写点东西，但它究竟是长篇还是短篇，小说还是非虚构，或者就是一篇文章，都没有想得很清楚。甚至如果我最后没成功，我到底还会不会写，我也不确定。
我记下了我遇到的各种不孕不育的病症，比如弱精、卵巢囊肿、子宫内膜钙化、多囊、卵巢综合症，还有一些基因病，比如先天性角化不良、先天性静止性夜盲症、染色体平衡异位、血友病。还遇到过45岁的失独妈妈、生产大出血导致子宫全切最后选择代孕的女性……
我也听到那些一定要生男孩的妈妈的故事，她们会说，因为没有男孩，家里老人压力很大，村里人会指指点点，这好像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以至于到最后，生男孩，到底是长辈的压力，还是村里的压力，或者是她们自己的愿望，已经很难分清楚了。
图源剧集《坡道上的家》
印象很深的还有一个母亲，是因为她身体的原因，要不上孩子，做了三年试管，「吃药像吃饭」。她说因为这件事，她经常找借口和她老公吵架，吵完又觉得他不容易，难为他忍受下来。我记得最深的一句话是她说，如果在泰国这次还不成功，她就离婚，「总不能让人家一辈子没孩子」。
我当时就觉得，两个人之间那种体谅，那种牺牲，包括漫长的治疗过程里，长时间身处绝境的两个人，会很容易慢慢消磨掉感情，把对自己和对生活的愤怒转移到对方身上，有可能是会慢慢讨厌彼此的。这是非常普遍的情况。
因为生育不仅仅关于医学，它还会暴露出很多很多的问题，亲密关系是第一个暴露出来的，同时它也会改变你对自我、对世界的看法。当你的自我变得模糊不清的时候，你看其他东西也都跟海市蜃楼一样，你对伴侣的看法也会变，也会扭曲和变形。
我在泰国也见到了很多男性，他们去取精，都是待一两天就走。我从女性之间的聊天也知道，男性会有各种各样的顾虑，很多人不想做精液检查，觉得好像挑衅了他们的男子气概。他们也会担心钱，担心请假，担心各种事情。更何况男性因为没有身体上血肉相连的痛感，没法完全地感同身受，也许还会觉得伴侣脆弱和矫情。后来在《斑马》里，我创造了「平川」这样一个男性形象，比较工具理性，有一套逻辑自洽的生活哲学，男女主角的那种亲密关系，都是在这样一些印象中产生的。
至于我自己，怀上毛衣之后还是比较顺利的。在泰国移植完，第十天验了血，确认胚胎着床了。到了第七八周，我们知道她有胎心了。当时真的很欣慰，因为我从来没有抵达过这个阶段，去检查那天，真的很害怕。
在孕期，我也常常担心她会不见，特地买了胎心仪，一觉得她不动了，就赶紧去听听。放在肚子上，就会听见她「呼哧呼哧」的声音，像火车一样，让人非常放心。
后来毛衣出生了，她是一个兴高采烈的人，比二十几个人加起来都高兴。我有时候会问她，没有经过你允许，就把你生出来了，你还行吗？她就会兴高采烈地说，「我觉得好好啊，我觉得超级好。」我就觉得，好像还行吧。
傅真与婴儿时期的毛衣 受访者供图
就我个人来说，我确实是在怀孕、生育、成为母亲的过程中，才逐渐拥有了女性的视角。
作为一个独生子女，我真的是作为无性别的人长大的，觉得自己什么都可以，如果不行，是因为你不够聪明或者不够努力。
在英国投行工作的时候，我才无意识地发现过一些事情——虽然禁止性别歧视是写在公司制度里的，但实际上，你会知道，公司里那些女员工，一般生完孩子就消失了。她们或许会在孩子上学之后再去做一些比较轻松的工作，但不会再那么拼事业了。而那些还留在公司、尤其是身居高位的女领导，要么就是离婚没小孩，要么就是同性恋，至少我在的时候是这样。
后来我们来了一个亚裔女高管，是从摩根斯坦利挖过来的，她有两个小孩，但人很漂亮，很瘦，是很完美的那种人。后来她又怀孕了，但每天早饭都是一罐冰可乐，还穿着高跟鞋走来走去，在产房里还在回邮件，布置各种任务。生了孩子，她休了一个超长的产假，回来之后又迅速拿了一个大单，年终奖一点没耽误。当时我就觉得，第一很佩服这样的女性榜样，第二觉得跟她差距太大了，除非像她那么聪明能干，否则你就别想了，这个成本太大了。
图源剧集《坡道上的家》
但真正让我感到强烈震撼的，还是自己的生育经历。首先你能不能做到一个绝大多数女性都能做到的事情，这是女性身体功能性的作用，这是一次觉醒。
然后就是不平等的感觉——在原来，我和铭基从来都是一起上班，一起爬山，一起组装家具，我觉得我的体力也很好，虽然他力气大，但是我耐力好。但到生孩子的时候，我就会想，凭什么只有我要和这个胎儿产生血肉相连的感受，甚至是被剥离的感受，流产、试管、生育，花了很多时间，还有各种器械在你身体里进进出出。如果我要保胎，我就要在家待着，就会损失职场的晋升空间，他还是可以继续上班。
另外就是那种不育的耻感，它是广泛存在的，怀孕涉及到性、子宫，它本身就是一个禁忌，是很难谈论的。同时社会还建构了这样一种形象，不育，就代表着你没办法做到别人都能做到的事情。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这会不会是一种诅咒，会不会表示我们两个人在最根本的层面上是不合适的。
只有最后，当毛衣出生之后，我得到了我想要的，才熬过来了一些。成为母亲之后，我觉得对自己的认知也变得更清晰，不会再想追求某种巅峰体验了——原来我觉得我要辞职，要环游世界，这可能是一种巅峰体验。之后我不再想去追求这个了，或许我知道了，所有东西都不是一劳永逸的，不需要有那种必须一步到位的焦虑感。尤其是身为女性，变化就是我们的宿命，我们注定要在混沌和破碎中进化，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建立起自我，成长为更复杂、更深刻、更能应对变化的人。
「曾几何时，她确信自己的一切梦想——出国读书、律师执照、幸福婚姻、崭新而重要的生活——都一定会在某处乖乖地等着她，就像一条训练有素的狗在等待着它的主人。她曾坚定不移地认为自己属于『幸运』的那一类，就像打牌时拿了一手又一手的好牌，你明知那只是偶然，可感觉却是相反的，像是命中注定。这就是人生啊，她盯着黑暗的天花板想，它终究还是由一系列不受控制的意外事件组成，比如青春期，比如坠入爱河，比如孕育生命。」
——《斑马》
2016年，大概在毛衣1岁多的时候，我开始准备写《斑马》。那时候我们已经搬到北京，找了一个住家阿姨，我很信任这个阿姨，并且毛衣在1岁半的时候断奶了，当时就觉得生活轻松了很多，我白天就可以出去了。就在我家楼下的咖啡馆，开始写东西。
其实在生下她之后，我就大概想好了，我要写的应该是一本小说。我意识到我不是一个记者，好像很多时候还是靠听，听别人说，我觉得主动过去问，会有点冒失。在泰国我也接触到很多事情，看了一些闲书和报道，搜集了很多资料，包括记日记，记录治疗过程，这些材料都可以连起来。
写作或许也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如果你有第三只眼睛，俯视在你身上的事情，好像你就可以进入另一个世界，去施展一些创造的力量。我后来看到心理学里好像也有这样一个词叫「脱离」，用上帝视角来看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你会没有那么沉浸。而且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本能，你要很环保地收集你的生活素材，既然都经历了这么多，不要浪费。有时我甚至觉得，在失败和耻辱中，也有一些解放人的力量。因为你所熟悉的生活已经被彻底摧毁了，以至于在某程度上你反而获得了某种自由。
每天走出家门，写这本书的时候，就像在两个世界里穿梭。我也犹豫过，有一件事情曾经把你击垮，你已经想办法熬过去了，是不是还要回去，重新体验每一分钟？铭基就说，他真的不想回忆那段日子，太痛苦了。但我不想假装它只是一个噩梦，痛苦被一笔勾销，而我自己从地下世界回到地上，回到主流人群中，看着后来者茫然无助地从零开始，暗自为自己的苦尽甘来而庆幸。不应该是这样的。
至少我可以让大家看到我们这个边缘群体，让那些身处同样困境的人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在别人和自己的相似性中感到一丝安慰，让后来的人提前预知点什么，汲取经验和教训，知道自己有些什么样的选择甚至是命运。而且对我来说，它还是一种创作，我不只是纯粹在书写我的经历，而是在创作一个大于我的故事和世界，发挥想象力还是非常有乐趣的。
傅真一家三口 受访者供图
书里的三次流产是来自我的经历，但之后那个人物，已经不是我了，我跟她想的和经历的都不一样，我也重新想象了一种亲密关系，一个新的伴侣形象。我不想写一个非常drama的故事，比如这个男人就是一个混蛋，我要离开他。
就像前面说到的，书里塑造这样一个男性，是因为我觉得人一定要把感受说出来，不能表达自己的感受，是很可怕的。我以前看过一个研究，说怀孕其实是个teamwork，如果遭遇不顺，男性也会感受到很大的痛苦，但是超过40%的人会选择不说，因为他们觉得说了会让伴侣更伤心。而且这是国外的数据，我想国内的比例会更高。但我想破除掉这个误解——很多女性想要的是，你和我一样伤心，这个很重要。铭基表现出来了，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安慰。
另外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一个人怎么面对人生中的意外和变化。不育是一种突如其来的意外，它也不像车祸，这一下过去了，一切都没了，我再重新适应。不育意味着你要反思某种不假思索的理所当然，要从头开始探寻你内心最真实的渴望，在自我拉锯的纠结和挣扎中做出选择——顺从命运，或是继续努力，不断投身于这个碎片里，打碎重建，打碎重建……有时候它会回归正常，有时候也会走不出去。
我有时候就在想，这种偶然的东西会引向什么样的终点呢，我们又要怎么面对它，面对自己在这一过程中的变化？改变是否就是对「自我」的背叛？我们都希望自己是自由的个体，可是我们所谓的自由意志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自由的呢？背后有哪些直接或间接的因素在发挥作用？这个问题其实是超越生育范畴的，我想在小说里借生育的外壳讨论它。
写这本书的过程，也是自我疗愈的过程。最开始，我没讲过这些经历，就算是好朋友，也是在毛衣出生之后才知道这些事的，当时讲的时候，我还是忍不住眼泛泪光。但当我一边写这本书，我发现我可以跟大家讲这件事了。
我印象很深，之前有个出版社的编辑来找我，问我有没有什么非虚构作品，我说我在写一本小说，他问我是什么样的小说，他是一位男性，而且我们是第一次见面，我就说，你有没有时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当别人知道我在写东西，又问我在写什么的时候，我不得不跟他们讲这是怎么一回事。
当我说得越多，我就越不觉得有耻感了，也就越觉得解脱。而且你坦诚地面对你的痛苦，也会给你某种尊严感，会让你觉得自由。
在《斑马》完成之后，我写了一篇公众号文章，介绍它的前因后果，在文章推送之前，我发给了我爸爸，他跟我说，写得很好，但还有些话他不好意思说。他每天写日记，就拍了一张他的日记发给我，里面说，我看了真真的书，写得很好，也很有力量，「我们也从未真正体察她的苦痛」。对，我都要哭了（笑）。
当我开始动笔的时候，我也发现，讨论流产、胎停的文章或书太少，网上几乎都是医院、诊所、治疗方法。当然治疗方法也很重要，但看到这个群体的存在也很重要，看到她们受过的苦、她们的选择，看到那些独属于女性的经验和问题，还有那些本来不应该独属于女性的问题。
图源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
有时候我也会想，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我写的是一个一心想要生孩子的女人的故事，她一定是个直线思维，要么是个偏执狂，要么是个很可悲的受害者。但其实不是，她们肯定想过自己为什么要生孩子，比起那些深思熟虑之后决定不要孩子的人，那些决定要孩子的人，或许还要想得更多。我们都在面临结构性的问题，但选择生孩子的人，还要面临自我的问题。
但弱势中的弱势，或许就是那些不孕不育的女性。她们站在哪一边，好像都不太对。站在生育的那边吗？但你又不能生。站在不要孩子那边吧，但其实你是想要的。如果命运用剥夺的方式，拿走了生育的可能，你是干脆算了，还是就要要，还是本来可以不要，但如果你不给我，我就想要。
我写《斑马》的时候，我爸曾转发给我一篇文章，大意是说文学创作的目的是为了「报信」。据说大江健三郎把出自《圣经》的这句话当做他写作的基本原则——「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
报信就是讲述，就是把自己曾险些为其吞噬的那个世界里的一切都讲述出来并加以重建，这无疑就是我想做的。希望大家可以看见这样一些女性，这样一群很沉默和压抑的人——我们首先要有讨论这个事情的语言，然后，才能定义它的存在。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