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摘】
张乃迁：私淑女弟子的彩绣枕套
认识小秀时我十九岁，她十七岁。那是一九七六年，我从寄读的山东临沂一中高中毕业，跑到贵州六盘水特区投亲，计划户口落地后进入当地的煤矿子弟知青农场。农场手续办妥之前，先去附近的安顺地区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丁旗镇口的安西中学申请做代课老师。那所学校当时急需师资的英文、体育和数学，前两门是我的强项。和气可亲的中年女校长让三个科室主任分别给我半小时面试，主任们都觉得我胜任他们的科目，校长很高兴，当即拍板让我填代课老师入职表格，提供二十八元人民币月薪，还带我去单身教工宿舍给我安排床位，让我第二天就搬过去开始上班。
丁旗镇那时不通火车，距离贵昆线上的四等小站黄桶和矿区所在的木岗镇，都是十多里山路。安西中学是寄宿学校，学生多半来自附近的布依族苗族山寨，汉族学生大约只有四分之一，每个班二十多个学生。我住在员工宿舍，平时在学校的食堂吃饭，周一至周五，每日两餐：上午十一点，下午五点各一顿。我那时还处在发育期，每天上一节数学，两节英语，两节体育课，（我学生的数学和英语是“体育老师教的”）午餐前常常感觉饥饿。每周六下午，我都回到属于特区的木岗镇，去矿区医务室的小姨家改善伙食。
小秀是深度汉化城镇化的花苗，家就在学校所在的镇上，与其他民族学生比，她的汉语说得相对流利清晰，长得粗壮结实，中等个子，短粗辫子大眼睛，方形脸上有些雀斑，肤色白里带黄。她是高二学生，三门课我都教过她。小秀盯着年轻男性老师看的眼神，没有丝豪那个时代和年纪的汉族女孩特有的羞涩，弄得从礼教浓厚家庭长大的我倒有些难为情。她功课好，对英语尤其有兴趣，认识不到一个月，就介绍我去拜访附近内迁的国防三线单位、龙岩镇附近011战斗机制造厂里一位上海外国语学院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这位专职科技翻译资深大学生招待我们喝茶，跟我聊天，问我哪儿学的英文，拿出他正在做的翻译考了考我。我被他摸顶认可，夸奖了几句，我这个所谓“英语通”在那偏僻的小地方，因此开始有了点小名声，小秀就希望我周六下午能额外给她开小灶辅导。她父亲托人介绍，隆重出面，联系到在附近矿上做建筑工程师的我姨父商谈此事。我姨父满口答应下来，跟我谈时见我有犹豫为难神情，便说：“老兄你就从了吧，又不是给你定亲，不要跟你老汉儿一样老封建！孔老二现在名声很臭！要是不好意思一对一，正好我们建工队长的二闺女小丽，你想去的矿子弟农场知青，东北人，说话好听，长得水灵，也想拜你为师，两个一起教。这两个女娃儿的老汉儿都是本地门路广的人物，收下这两个女弟子对我们家族好处大大的，对你的前程有益处……”姨父告诉我，小秀的父亲是小镇上的国营粮食局局长。
第一次私人辅导课的周六，小秀推着一辆八成新的凤凰牌锰钢二十六英寸的女式自行车，下午一点到我学校宿舍楼下，后座上放着一个约二十斤的米袋。我骑车带她从丁旗镇到木岗镇，她一只手抱住米袋，另一只手扶住坐垫。两个小镇之间十五里地，走路一个半小时，骑车三十五分钟。民谣说贵州“路无三尺平”，那条路有几个缓坡，龙岩镇过后那段近两里多的弯路坡度更大，路的左手边是寸草不生的黑色岩石山丘，右手边是连绵不断、深不可测、令人望而生畏的天坑水潭；四面没有庄稼，植被稀疏矮浅，货真价实的“穷山恶水”蛮荒之地。如此环境，即便是周末，即便后座上搭着十七岁的女孩，还有当时颇为稀罕的白米，车上的“骑士”却没有春风得意，心猿意马的感觉。我中学进过地区少年体校，田径项目基础的小步、高抬腿、跨步跑、并腿跳等，训练出了结实的下肢，腿部肌肉力量不错；但那段缓坡实在太长，加上周六学校食堂不开火，上完一节体育、一节英语、一节代数课，只来得及匆忙啃一个前晚上留下的玉米馍馍，喝口凉开水即上路。我骑在车上，感觉肚子空，腿发软，上那个长缓坡时速度减慢，车身随着我弓曲的上肢大幅度左右摇晃，显得十分艰难。担心在女学生面前丢脸，我拼尽了全力，直到浑身冒汗，心慌，终于体力不支停下来。小秀在半坡上跳下自行车，把米袋固定在后座，笑笑说：“我们走上去! ”待我把车推上坡顶，她建议干脆她骑车带我，我看看附近没人，心想反正此后也都是下坡和平路了，没啥可丢脸的，正累得不行，就由着她带我一段，临近木岗镇时，再换成我带她，以免熟人笑话。如今想起来，男子汉怎么可以让姑娘骑车带，成何体统！
我和小秀先到煤矿建工队的木工房，在那里与小丽会齐，三个人围着长条木桌，上两节四十分钟的小班辅导课，前半段学英国的灵格风教材，后半段学文革中工农兵大学生用的英文教材，记得学完了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和“纪念白求恩”两篇讲话的英文翻译。辅导结束后小秀把米袋送到我姨父的办公室，然后自己骑车回她丁旗镇的家。我周六晚上住小姨家，周日再走路回安西中学。从丁旗镇到木岗镇那同一条窄窄的山中小公路，我和小秀骑车经过十多次，一半的时候小秀的车上搭了米袋作为束蓨，通常都是我带她前七里路，她带我后七里路……姨父听说小秀带我后半程，开玩笑说：要是早认识小秀几年，从小吃饱白米饭，我一定长得牛高马大身强力壮，十几里山路骑车带两个女孩也不在话下。每当小秀米袋送得不够勤，姨父就提醒我，辅导课要多关注小秀，多给她讲解和提问练口语的机会，要伺候好，让她高兴，我必须时时记住，小秀才是张某的第一私淑弟子，小丽只是“陪读”性质，虽然小丽肤白貌美身材高挑，她父亲也每个月付给姨父五元人民币，但小秀家才有让人们稀罕的白米。后来我们收到的大米吃不完，还转送给姨妈的牌友四川同乡小曾，小曾在木岗派出所上班，是他“越权”，给我开具了从四川到贵州的“户口准迁证”。
那年的春节，小秀父亲出生的苗寨与邻近布依族山寨举行一场篮球锦标赛，小秀通过她父亲，邀请在省城师范学院做体育教师的我哥哥和我，作为外援加入苗寨篮球队出场，胜队奖品是三只肥大的山羊。我和哥哥在小秀陪同下先赶到山寨头人家歇脚，遵循迎客人的古礼，主人从地窖瓮缸里给我和哥哥分别盛出一大碗甜酒酿，催促我们匆匆吃下，然后去泥土球场上热身。比赛还有三分钟才开始，那碗酒酿却在我身上酒劲发作，顿时感觉头重脚轻，软成一团烂泥瘫倒，醉眠篮球场边草地，让小秀紧张忙乱一阵，我也再次在她面前因为“体质因素”丢脸。醒来时比赛结束，肥羊已被牵走—-我哥哥没有我的配合赢不下那场球—-对手布依山寨队也请了两名汉人外援队员。
春季学期安顺地区召开中学生运动会，校长让我挑了学校体育素质好的男女各十位同学组队。我利用下午放学后的一个半小时，一个半月内，突击教给队员们自己在山东临沂少年体校学习过的基本田径技巧，包括准备活动，如何起跑，冲刺，侧身撞线，交接棒，伏卧式跳高过竿，跳远如何空中摆腿等，然后带领学生到黄果树中学参赛。我校获得运动会总分第一，小秀以一米四五的成绩获得跳高第一名。
夏天姨妈给我办好了入煤矿子弟农场的手续，小秀和小丽的辅导课没有中断，从此小秀周六下午独自骑那十多里山路来上英语辅导课。
那时丁旗镇逢三、七赶集散场后的下午，春秋两季，少数民族的青年男女会在镇外的山坡上对歌。通常是几个姑娘半遮半掩地在山坡树丛背后轮流唱情歌，三五成群的男孩轮流回应。几轮对歌以后，要是姑娘“看中”“听中”了哪位小伙，就用歌声约他到山后幽静处私会。我们知青农场都是天南海北聚在一起的汉人子弟，本与对歌无缘，却有一位外号“大壮”的昏头小子，按捺不住青春萌动，一时兴起破了规矩，秋天的一场赶圩后，亮出他的好嗓门参与对歌，撩动了某个苗族姑娘的春情，却胆怯不敢赴会，伤了姑娘的心。山寨民情涌动，姑娘的兄弟与众多青年男子愤愤不平，放话要灭了他们早就心存不满的煤矿农场知青点。我们农场八十多个女生二十多个男生，也找出农具棍棒，做好迎战准备。黑云压城，风暴聚集，剑拔弩张的时刻，多亏小秀通过她父亲做那家苗寨头人的工作，同意我们农场领导带上礼物去寨子赔情，化解了民族地区酝酿之中的一场苗汉械斗。不知小秀的父亲是否因此批给那苗寨几百斤粮食补贴？
我获得复旦大学外文系的录取通知书后，小丽的父亲让木工房师傅加班给我打了一个木箱装行李，还赠给我二十元人民币做奖励。小秀来告别时，除了送来一袋米，还留给我一个小包袱做纪念。她离开后我打开，才发现是一只枕头套：上面绣了两只鸟两枝花，针线红色绿色为主。这只枕头套我带到了上海，它陪了我至少整整七年。
我的两个私淑女弟子都在七八年考上了本地区师范学校，我真为她们高兴。小丽小秀刚入学时都给我写过信报告她们的新生活，那时复旦校园的绚丽斑斓在我周围层层展开，我对未来的美好生活满怀憧憬，只给她们各自回过一封简短的信，之后大家疏于联络，天各一方。八一年初夏，用了近三年的彩绣枕套还七成新，当年面试我的中学英语教研室主任，受小秀委托給我写信，告诉我小秀中专毕业，正联系回母校作英语老师，在国家正式编制内，工资有五十八元，比我当代课老师时高一倍，并问我有无长远考虑过与小秀的关系。我那时刚从一阵感情风暴中走出，于是回了一封言不由衷莫名奇妙的信，先说小秀是个好姑娘，我对她心存感激，再声称自己自己要献身社会改造，可能会浪迹天涯，哪天会身陷囹圄都说不定，也许会终身独生，所以暂时不会考虑婚姻大事。我去学校书店买了一套《莎士比亚悲剧选》，签名后寄给教研室主任请她转给小秀，并祝她幸福。
又过了一年半，我在复旦读研究生时，姨妈从贵州调回重庆之前的最后一封信告诉我，小秀专程来与她告别，又送了一袋大米，顺便通报自己正准备那年的国庆节结婚。未婚夫原来是煤矿的井下工，后来“以工代干”，在矿务局办公室工作。男方原籍浙江，所以她们新婚旅行计划停留上海，姨妈说他们到上海的时候如果住宿搞不定，希望我能在男女同学宿舍分别给他们安排一张床位住两三天，我满口答应。小秀结婚旅行在沪停留时没有联系我。
小秀现在该退休了。我感谢她曾经给我的信任和关爱，感谢物质贫乏时代她慷概赠给我们家三百多斤大米。实际上，不知不觉、被动主动、有意无意中，我犯下了农场“知友”昏头小子大壮同样的错误，让一个苗族花季少女怀春又使她失望，伤害过她。只是小秀仁心宽厚，没有计较，否则即使远在上海，也有可能被山寨的人追打过来——那几年的复旦男研究生和留校男教工宿舍都出过好几起此类事件呢!
我在海外遥祝小秀有一个吉祥幸福的晚年。
有诗为证：
操场课堂相对看
英数体育一肩担
黄果瀑布运动会
苗家飞燕过横杠
私课非为颜如玉
束脩无悔换大米
龙岩镇外缓坡上
单车骑士累如驴
情意绵绵针脚斜
鸟雀声声枕套花
细细密密殷殷绣
及第张生负心娃
（2021年1月20日于美东）
作者投稿
------------------------------------------------------------------------------------------------------
相遇三次的朋友
第一次见面
第一次见到李大申，他16岁。
大申的妹妹李小青，是我小学里很要好的朋友。我们这代所谓上海人，父辈大半都是移民，小青家祖籍山东。他们兄妹，加上弟弟，三人一色圆圆的脸，长长浓浓的眉毛，大大的眼睛黑白分明，很年画。
小青家住在虹口区山阴路。山阴路是一条小马路，却有点名气。
在虹口，四川北路是条大路。此路从南京路一路浩浩荡荡向北，撞上一溜房屋后，就向两边分岔。向东的大路是四川北路的延续，向西一条小路就是山阴路。被四川北路撞上的那溜房，正中就是著名的内山书店。这一片当年是日租界。内山的好友鲁迅，就住在山阴路前端一个拐弯的大陆新村9号。鲁迅当年从内山店子里步行回家，也就三五分钟的路。
这条路结束得特别。李小青家住的340弄，是山阴路的最后一条弄堂。弄堂口并排紧紧竖着两个路牌，一块是“山阴路”，一块是“祥德路”，两条路接在一起，天衣无缝。人在山阴路上走，不知不觉，就跨越路界，步入祥德路的开端。
山阴路340弄是上海典型的石库门建筑。隔一座矮矮的围墙，相邻的弄堂就是祥德路的第一条弄堂2弄，那是由不到十栋西式花园小洋房组成的另一天地。340弄沿街只有一个门面，是仿西式的仿石砌门楼，方头方脑，门楣上有“积善里”大字匾额。匾额往上，是很洋气的一品彩色玻璃窗。可是，在1950年代，里面的居住已经开始拥挤。直直地走下去，将近弄堂底的29号，就是小青家。山阴路藏龙隐凤，算得上是条文化街。小青的父母是职员，小脚的奶奶和他们住在一起，这是个普通人家。
我们就读的祥德路小学是在当时的祥德路底。今天这条路已经被捅漏，掉底了。1959年，我们是盖了三层新校舍招生的第一批学生。那时候，这里还是市区的边缘，学校盖在一片乡村坟地上。父亲曾拉着我的手，去看未来的学校施工，工人正挖着地基，扔出一堆堆棺材板。学校的紧邻是个奶牛场，还有一些老上海留下的印度人。头上包着大大的白缠头，留着胡须，深邃眼眶里大大的眼睛，在小学生们眼里显得面目狰狞。开学后，一些孩子隔着编织得密密的竹篱笆，对印度人喊，“阿三，阿三，老鹰来了！”喊罢就逃命似地奔走。
后来得知，在老上海，很多印度人都是英国巡捕房雇佣的巡捕，相当于警察。印度巡捕常常缠着红缠头，提着警棍，模样很凶，老上海人把他们叫作“红头阿三”。我这才恍然大悟，那些孩子威胁“阿三”的不是“老鹰”，而是“阿三”们的老上司，英国人“老英”。
我们家就住在学校对面的弄堂里，上学很方便。那时候这还是边缘地带，人口稀疏，我们小学的学生覆盖范围很大，整条祥德路、山阴路都有我们班的同学。小青就必须穿过整条祥德路来上学，还有一些住得更远的。
我们就在这个建在坟场上的小学里，一起读了整整六年书。毕业时，印度人和奶牛都不知所终，养牛场变成了小工厂。小青是个很随和的女孩，对小学生来说，我们两家隔着整一条祥德路，离得挺远。上学的六年里，我还是会偶尔去她家玩。我知道她有个哥哥在北郊中学读书，可我去都是在白天，一次也没遇到。经常遇到的是小青奶奶，我喜欢去玩，一半是因为奶奶很喜欢我。
第一次遇到大申，是在1965年的暑假。
那年暑假前，我们经过中学的入学考试，录取通知要在开学之前才发出来。那是进小学六年来最堂堂正正的一个暑假，拿了小学毕业证书，却还没有拿中学录取通知书，第一次做个自由人，不属于哪个学校，只属于爸爸妈妈和自己，没有暑期作业，天天玩得理直气壮。暑假快结束的时候，我们有点心神不宁，同学开始串门，多少有点惜别的意思。
那个晚上，我去了小青家。那天的感觉和以前都有些不同。他们全家都在，我一开始就有点拘谨。不知怎么，小青向哥哥提起我喜欢下象棋，建议我们对阵。大申大我们3岁，那年是初中毕业生，他也在等候高中的入学通知。他很温和，没有看不起一个小孩子的意思，就在棋盘对面很认真地坐下了。我当时心里鼓鼓地有一种举行成人礼的感觉：在进中学前，一个即将读高中的大哥哥，一本正经和我对弈。黑夜把灯光之外的东西都抹去了，灯光下的景象，如舞台收聚在一起。这一幕在我脑子里永远留下来：暖暖灯光下，一个家。小青的爸爸妈妈看书报，奶奶做针线，我和大申哥哥下象棋。小青和弟弟在一边观战。大申像待一个同龄朋友那样待我，让我感觉很兴奋。我很少这么晚回家。
那天和大申“战”罢告别，小青送了我远远一程。我们报考了不同的学校，她一向崇拜哥哥，最大心愿就是要进哥哥读书的那所学校。我也一样，报考了自己哥哥读过的学校。祥德路上静静的，开始凉爽下来，深蓝色的夏日夜空，满是星斗。两个小孩郑重道别分手了。不久，我们都随自己的兄长，走向不同的中学。
10年后，第二次相遇
一年以后的1966年，“文革”开始，学校停课，可是必须每天到校。我天天要穿越祥德路、山阴路，也经过小青家住的弄堂。“积善里”那几个大字被砸残了。积善里和祥德路2弄之间的围墙在几年前被推倒了一半，断壁残垣，很是破相。两条风格完全不同的弄堂并到了一起，成了一条跨路界的大弄堂，抄家的锣鼓此起彼伏。这条合并后的“大弄堂”里，至少住了我小学同班的十来个同学。每次路过，不免想到这些小朋友，料想大事不妙。能够看到的是接近路口的我的一个小朋友的家。现在想来，那个安安静静的女孩，也许来自一个基督教家庭。在1966年炎热的夏天，从马路上都能看到，她家连续几天都不断有抄家的人在进出，她家有个小小的院子，只见她父亲在监督之下，翻来覆去地挖坑。过路的上海人对如此景象已经司空见惯。不问就都知道，是这家被怀疑在院子里隐埋了金银财宝，或是枪支弹药。
小青家在深深的弄底，情况不明。当时我们这些初中新生，正在体验什么叫“自身难保”，就像屋顶和四壁一夜之间消失，家和自己都裸露在无保护的旷野。所有的人几乎都突然枯萎，死了交往的心情。最初的风暴扫过，天并没有放晴。可是人的适应能力蛮强，大家已经渐渐习惯退回野生状态，生活在无遮无盖的荒原风雨中。我们满怀少年遐想刚刚进去一年的中学，早已变成杀戮场，所谓中学新友，今日磨刀相向。令我们这一拨孩子，不约而同，开始怀念一年前小学的天真时光。刚刚有一点松动，就小心翼翼地出发，相互缓缓伸出触角。住在祥德路2弄的达奇珍，是那个“合并大弄堂”里第一个来我家通报消息的：那里的同学几乎无一幸免被抄家。这一点并不出乎我的预料，我听着就像听市井传闻。可是，来自小青家的消息还是刺着了我：小青家是父亲先“出事”，来人抄了家，不久撞火车自杀。大申被公安局正式逮捕了。
当时，小青和大申都在上海市北郊中学就读，一个14岁，初中一年级，一个17岁，高中一年级。
我对这个学校并不陌生。我们家是弄堂的最后一排房子，离北郊中学还有好大一段路。在1960年代初，从我们家向北一路望去，是一大片农田，可以望到遥远的地平线。后来，北郊中学高低错落粉色鹅黄相间的新校舍，是这片视野中出现的第一栋楼房。记得那年暑假，二哥一时兴起，画了一幅水彩风景。近景是我家阳台一角，远景是新起的北郊中学，中间是二哥诗化之后牧歌般的田野。二哥对我们家阳台过于简陋不满，在画面上自行改造，添加了巴洛克式的雕饰，其余基本写实。画面色彩轻柔。
我看着学校建造起来，就以为那是一所1960年代新建的学校。直到前几年，我采访一名住在美国的原北郊中学老教师，才知道它的前身是一所教会学校，原名晏摩氏女校，1952年后改名为北郊中学，1960年代初才搬至大连西路新校舍，是一所重点中学。
可是，在1966年，上海的重点中学是最出彩的地方。北郊中学以教师排队被迫喝食堂泔水缸里的泔水闻名。后来，传来校长朱瑞珠从我二哥画过的校舍跳楼摔断一条腿的消息。她女儿就在这个学校读初一。
北郊中学1966年底的一次全校大会上，大申被宣布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批判斗争，戴上手铐被公安局正式逮捕。小青就在现场。可是，这个案子的起因和学校没太大关系。是奇珍告诉我，抄家那天，大申站在门边看着，一声不吭。可是他给中央文革寄出一封信，提出了17岁少年对这场革命的疑问。祸根就是这封信。被捕不久，大申被判了8年徒刑。我听了脑袋木木的，固执地定格在和大申一起下棋的那一幕，很久转不开。
1969年年初，我们再次各奔东西。小青去了吉林插队，我去了更远的黑龙江。之后，小青的母亲被单位以支援“小三线”的名义，送往南京附近的梅山，带走了小青的弟弟，家里只剩奶奶一个人。小青的奶奶说是地主，从1966年开始，就一直迈着一双小脚，天天扫街。我走过她身边，叫一声“奶奶”，她眼眶就红。
很快，又是六年过去了。那一阵，由于“李庆霖给毛主席写信”事件，有了新政策，下乡知青中的“独苗”、“独留”可以回城。所谓“独苗”是家里的独生子女，“独留”指的是家里孩子全部去了外地，可以“留回”一个知青，在身边照顾父母。我妈妈开始为我疯狂奔走，办回城。事情却办得万分艰难。尽管我们家孩子都在外地，却有个二嫂在上海工作。街道知青办公室的人坚持说，我嫂子可以照顾我的父母，不用我回城。我就变成个站在政策边缘线上的人，推一推就要被推出去，拉一拉也可能被拉回来。为此全家绞尽脑汁，要不断写申诉、出具各种证明、找人盖章。记得其中一个证明是全家合谋、由我二嫂写、再去她的单位上海油画雕塑创作室盖的章，要证明的是：×××同志因丈夫×××同志在外地工作，婚后一直住娘家，其父母年老体弱需要照顾，两家相距甚远，她不可能再来回奔走照顾公婆云云。一个大弯拐回来，拐到应该我回家。
小青的奶奶独自一人在上海无人照料，小青却不能作为“独留”回来，因为理论上她还有个“留在上海”的哥哥，那就是还“留”在上海监狱铁门里的大申。
1975年春天，我终于从插队的农村取回户口，被分配在上海市欧阳街道的镜框组工作。这些被上海人称为“加工组”的街道工厂，是1958年成立“城市人民公社”的遗物，也是上海当时工资最低的工作单位。当初起意是组织家庭妇女出来工作，象征性给点工资，反正她们本来就不是养家的主力。后来逐步吸纳待业青年。1969年之后，先是有一大批因病残留城的知青进来，再下面，就是我们了。生产组以天计工资，一天工作8小时，值7角人民币。当时上海的棒冰4分钱一支，雪糕8分钱一支，干一个小时能吃两根冰棍。
上海正规工厂一般把工人不愿意做的工种转移出来。我们加工组先是承接镜框的刮粉、磨光和油漆，不久，附近的铝制品工厂又把危险的冲床车间转给我们。我的工作在里间，就是用冲床将铝片冲成饭盒。安全教育劳动保护都是被省略掉的繁文缛节，干了不到一个月，一个20来岁的小伙子就被切边机切去一节拇指。
那一段时间，达奇珍和我来往很多。奇珍从小就是出名的病号，重症哮喘，总是一个学期不来上学，一来就考满分，这时也就没下乡。我们虽然不在一个加工组，却隶属同一个街道系统，成了三杆子能砸到的“同事”。我们私下交换禁书，还记得那本《丰子恺画册》，就是达奇珍家抄家后的幸存。三个月后，又有新政策规定，我们这批“独留”、“独苗”，可以进一步分配工作。奇珍他们却没有份，政策变换无常，完全没有道理可讲。
那是1975年7月，我即将离开加工组。一天，大组长开会宣布，要新来一名“刑满释放的反革命分子”，照例有“提高警惕”之类的关照。几天后，同车间的工人告诉我，“刑满释放分子”来报到了，在油漆车间。我装作若无其事、好奇地拐到门口扫一眼，想扫出那张陌生面孔来。谁能料到，在半生不熟的恍惚之间，我惊讶地认出，来的是大申！
大申“老”了，那个在灯下和我下棋的16岁少年已经不复存在。圆圆的脑袋上是剪得短短的头发，脸颊是刮完胡须后的一片生青。可是，蹲了8年监牢出来，他那双大眼睛温和如故。
我们还是相差3岁。可是，十年之后重逢，这3岁的年纪，已经被岁月扯平。
我们不在一个车间，大申在外间油漆镜框，这是大家都讨厌的工作，气味难闻，有毒，还是三班倒。此后几天我和大申上班的时间是错开的，他来上班，我差不多下班。“刑满释放”在当时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种受监督的罪犯身份。我马上就要离开，心里想着说什么走之前也要给大申一个问候。那天我拖延下班，然后，装作一副很随意的样子走进他们车间，走近大申，大声问候说，大申，我是你妹妹小青的同学，我们一起下过象棋，你还记得吗？你好吗？小青好吗？他好像并不吃惊，他说他记得我，还说他挺好，小青还在吉林，也好。他穿着自己洗得开始发白的藏青色旧衣服，衣服前面罩着长长的围单，上面是一道道各色油漆的印子，斑斑斓斓。大申一边跟我说话，一边不住手地干活。我告诉他，我要去别的地方工作了，还问了小青的情况。聊着天，却能够感觉到空气中的张力，周围的人投来狐疑的眼光，警觉地支起耳朵。众目睽睽之下，我们简短的对话结束了。
那几天里，我们虽不在一个车间，可我还是在留神，最后感觉他的工作环境尚可，似乎他可以比较正常地开始一段新的生活了。
几天后我就离开了。那时候，我们属于处处都可以发现同道的那么一群心照不宣的年轻人，刚二十挂零，内心在逆反一个外部包围，本能地很小心保存自己，关键时刻常常面无表情。我们游走过上千公里的地界，见过了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总是交换一个目光，就能找到默契的朋友，然后，不动声色就分手，各自暗祝对方好自为之。
最后一次相遇
这次重新分配工作也有一些政策细节，例如“父母缺一”可以进国营工厂，其余只能进“大集体”。我于是去了一个“大集体”的修建队。修建队是新组成的，除了几个老师傅，40个左右新手，全是刚从天南地北农村回来的“独苗”和“独留”。我开始熟悉新的环境，拜师傅，学木匠。
上班地点是在上海边缘杨浦区的一个养猪场。在猪圈对面搭了一个大棚子，权充我们的工场。中间有粗加工的电刨电锯，主要的细加工全靠鲁班时代的工具。当学徒还不摸门，天天斧锤锯凿，一失手就见血。
到新单位时间不长。一天，我的手指切了一条大口子，当时的规矩，我们工资每月30元6角，半年后每月36元。病假扣一部分工资，工伤可以不扣工资。去医院验明伤情，拿了病假单，得到三天的额外假期，暗暗窃喜。每周要工作六天，休假很珍贵。我打算去一趟福州路书店。当时，外文书店后面开了个鬼头鬼脑的后门，要查验介绍信才能进去，里面全是国家经营的影印版外语书，我们这类入学无门的，千方百计弄了介绍信，有钱没钱地常在里面转转。
我家在苏州河以北，南京路在河以南，有几道桥可以过去。我那天选了清静些的乍浦路桥过河。河面不算太宽。我骑自行车，刚刚越过桥顶开始往下冲，突然，听到前面一声很闷的声响。我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发现身边不知从哪里跑出那么多人，前前后后都是，都在往前冲，周遭大乱。我条件反射地赶紧刹车，已经在冲下一半的桥面上，下了车，愣在那里。只见人们向桥下一栋高楼飞跑过去。那栋七层楼房我很熟悉，那是乍浦大楼，楼下是“文革”前的曙光新闻电影院，小时候父亲经常带我来这里看电影。后来它改了名字，叫“外贸会场”，属上海外贸公司。耳边只一片嘈杂，“跳楼了！有人跳楼了！”我有一种要反胃的感觉，脑子一片空白。
“文革”最初几年的上海，跳楼自杀相当普遍，这栋乍浦大楼也是自杀者经常去的地方。可是，这已经是1975年下半年，自杀已经很少了。我是第一次自己遇到有人跳楼。现场离我只有20米左右，已经围了许多人，我木然调转自行车，逆着人流的方向推车往回走，走出一段骑上车，再也没有上街的心情。
晚上，达奇珍情绪激动地来找我，进门就说，你听说没有，大申今天跳楼自杀了。问明时间地点，我傻了。在乍浦大楼前的那个瞬间，竟是我和大申的最后一次相遇。
达奇珍告诉我，我走了以后，大申还在那个加工组的油漆车间工作。最近，据说车间丢失了一些油漆。“文革”后期是一种钝钝的日子，大多数人感到厌倦，年轻人百无聊赖，纷纷开始小打小闹地改善生活。工资太低，大家习惯从单位里拿点公家的东西回去作补偿。年轻人拿单位里的东西回去打家具干点私活儿的，很是普遍。
大申和奶奶的生活想来很困难。达奇珍在自己家楼上，看到过大申在泔水罐附近，捡人家扔下的菜皮回去。可是，我和达奇珍都坚信，大申绝不可能去拿单位的油漆。没有什么道理，有的人就是不会，大申就是这样的人。或者这么说，就是假如说我相信自己会去拿这些油漆回家，我都坚信大申不会，就像他会给中央文革写信，而我断断不会一样。这里没有什么逻辑，只是人的品性不同。
当时的逻辑，是样板戏《海港》的逻辑，每个单位有“敌人”，出任何事情都是他们在“破坏”。依据这样的逻辑，大申因他的“刑满释放分子”身份，被逼迫承认偷窃，而他拒不承认。当时的工作单位，都兼有无限制不受监督的司法执法功能，一个单位领导，只要高兴，可以随时宣布关押逼供，可以对他做任何事情。一个“敌人”理所当然地没有权利。
我不知道详情，我只看到25岁的大申从七层高的楼房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那是1975年底，一年后，“文革”就结束了。
2001年我回国探亲，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再找找更多有关大申生前的细节。奶奶去世了，小青一家早就搬走。我在山阴路“积善里”弄堂口和29号门口，分别拍了照片。我找到一些大申当年的同学，他们有和大申同一年级的，但不同班。我问起李大申，谁也想不起有这样一个同学。
我又见到奇珍，聊起往事，聊起大申。那个夏天，和大申一起下棋的景象如在眼前。我讲起，问了几个应该是大申同学的人，都不记得他。我说，我是不是记错了大申的年级。奇珍说，不会错的，因为她的小姐姐达孝珍，是大申的小学同班同学。
窗外的大街上走着许多年轻人，大申也曾一样年轻。我问达奇珍，再过几十年，当我们都离开这个世界，人们会不会以为，这只是我们这代人编造的故事？奇珍望着窗外，没有回答。
于是我决定把它现在就写出来，写出全部真实的人名地名。人们假如不信，至少今天还有机会查证。
注释：这篇文章提到了一个大申家附近弄堂一个小朋友家的遭遇，我曾经写出小朋友的真实姓名，意在记录真实历史。最近收到她哥哥的要求，“该文章用实名侵犯了我们的隐私，希望删除。”只删去我小学同学的姓名。作此注释，说明本文的历史事实并非虚构。
《南方周末》2006年12月7日
==========================================================
小学少年因“不当言论”被公审判刑
应该是1978年，我上小学三年级。
夏初的一个早自习课上，正当同学们摇头晃脑、书声琅琅一片嘈杂之际，教室门被轰然推开，除了班主任薛老师外，同时还进来两位面孔生疏的中年男人。只见薛老师一改往日和蔼的表情，一脸凝重地度上了讲台，背操着手，一言不发，自顾自地在讲台上走来走去。而那两个陌生的男人像猎狗一样在课桌的过道间来回穿梭，并不时地驻足在某个学生面前，用一种近乎恶毒的眼神审视着学生们的表情变化。霎时间，一种山雨欲来的恐惧气氛把整个教室禁锢起来。
沉寂了大约五六分钟，薛老师用一种前所未有的低沉的声音对大家说：同学们，请大家都拿出一张白纸和一支笔放在桌上。接着薛老师拿起粉笔，一笔一画地在黑板上写下几组文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打倒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反对历史倒退”、“向雷锋同志学习”。薛老师接着说：“请同学们把这几组字写在你们的纸上，交到我这里来”。
四十多年过去了，但是这一幕始终没有从我脑子里抹去。时至今日，我依然能清晰地感觉到当时的压抑和恐惧。在当时幼小的心灵当中，我突然产生了一不祥的预感，所以借着不易被发觉的“有利位置”，我用左手临摹着老师的那些文字。但我的那点小聪明很快被那个猎狗一样的男人发现了，并当众把我提了出来。在接下来的三天中，我被勒令停课接受老师和校领导以及几个陌生人的讯问。讯问的内容大致是，你为何用左手写字？出于什么目的？当然我没有左手写字的习惯，但我真的无法表述清楚用左手书写的本意。
现在的小朋友可能把我当时的行为理解为“恶作剧”，但真的不是，因为在那个年代，完全没有恶作剧的概念和这样的突破性思维。多年以后，我为此事的解释是“犯罪共疑”，应该属于心理学的范畴吧。也就是说，一个人犯罪了，但在没有被确认之前，与其同处的其他人一样会被受到怀疑，而这样的嫌疑往往会造成大面积的恐慌，完全属于正常的心理活动。而正是这样一个下意识的举动给我少年的心里打上了羞辱的烙印。在停课的三天中，我当着全体师生的面作了三次深刻的检查。
事实果然印证了我的预感。五天之后，真正的“元凶”被擒获了，他是五年级某班的14岁少年郝聪明（音）。据说，郝聪明同学上厕所的时候，在墙壁上写了诸如“打、倒、华、国、锋”之类的字样，与此同时，在厕所门口还发现了“打倒XXX”等模糊字迹。一个政治意识极度敏感的老师将这一重大发现及时报告了校领导，学校汇集众教员经过实地查证，并对上述文字经过重新组合，觉得事态严重，于是又报告了公安部门。所以才有了几天前我们班主任会同公安干警进行的那一幕紧张、恐怖的笔迹比对。事后我才知道，那一幕不止出现在我们班，所有的班级，所有的师生在同一时间共同经受了那一场生命随时可能窒息的考验。
我之所以说这是一场对生命的考验，来自于几天后对郝聪明同学的公审宣判大会。公审大会的会场设在忻州一中（现在的忻州第六中学）的大操场上。初夏的阳光像一把把明晃晃的匕首投向审判会场，来自全县（当时忻州称忻县）各个学校的师生都聚集在这里听审。尽管烈日当头，但一点没有抑制全体师生的亢奋情绪，在一片“打倒郝聪明”、“华主席万岁”的呐喊声中，14岁少年郝聪明被麻绳五花大绑着押向审判台。由于罪犯身高不足，最终被勒令站到一张高凳子上示众。经过2个多小时的公审后，郝聪明同学被当众宣判有期徒刑，具体服刑年限记不清了，但现在想来应该是一个不短的年限。
记得公审大会结束后，我们的班主任薛老师说过这么一句：“还好聪明呢，就一个傻蛋！”这一事件已经过去了40多年，当我重新拾起记忆，并用文字将它记录下来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少年的感伤和屈辱，留下的是更多的思考。历史终究归于历史，是无可改变的，但愿生命在向纵深处延展的时候，不要再有这样的经历植入记忆。
2020-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