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去年，我们单位的机关政策处罕见地新招了两名公务员。一个名叫张浩，另一个因长得有点像明星钟汉良，年轻同事便叫他“小蛙”。
5月，机关领导安排小蛙和我一起去北京参加一个研讨会，我按时到了火车站，临近上车才看到小蛙风尘仆仆地跑过来。他身着皮鞋西裤短袖衬衫，背着一个笨重的黑色背包，手里还拉着一个巨大的拉杆箱。我开玩笑说，开会就去3天，不是省亲。他抹了一把汗说：“嗨，我这刚陪我们刘处从广州出差回来，下了飞机就往这赶，行李箱里是出差带的材料。这几天我还得把去广州的报告写出来，刘处说后天就要。”
政策处是机关里的一个重要处室，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写材料。这里的处长姓郑，副处长姓刘，都是有名的笔杆子。刘处曾对小蛙讲：“咱们处能写材料的就那么几个人，但是一个快退休，一个老滑头，一个怀着二胎，一个跟着处长，就指望你了，好好干。”
去北京的高铁上，小蛙翻出一大堆材料，不停地写写画画，还在笔记本上列提纲。到了北京，在酒店办好入住，他又立刻拿出电脑，“噼里啪啦”地敲起来，连饭都是我帮他打包的。
开会当天，小蛙只露了一面，就跑回房间赶材料。一直到晚上12点，我要睡觉的时候，他还窝在阳台抽烟、喝咖啡，对着电脑挠头。第二天一早，他交了稿，然后睡了整整一上午。下午无事，小蛙约我出去逛逛，谁知刚上地铁，他的手机就响了，是刘处打来的。挂了电话，小蛙耷拉着头，说刘处对他写的报告很不满意，他得马上回去改，之后又委托我帮买一盒“稻香村”的点心，因为刘处提了一嘴说好吃，“本来在他手下就不讨喜，我不能不懂事啊”。
等我溜达完回酒店，只见房间的地上散落了一堆废纸，小蛙脸色凝重，不停地叹气。到了晚上8点，他终于把材料改完，我们才能一起出去撸串。
我问小蛙一个报告有那么难写吗？他不回答，只给我看刘处发来的修改意见，我看完都惊了——除了圈出几个错别字以外，那些意见零碎且空洞，都是“浅显”“没亮点”这种套话，接着便是一顿批。他说小蛙脑子不开窍，简单的问题都不懂，其中还会夹杂一些人身攻击：“还研究生呢，理解能力那么差，怎么混毕业的呢？”小蛙觉得很委屈，他既不偷懒，也不怕挨骂，只想让刘处把意见提得更具体些：“我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真是不知道要如何下笔。”
联想到之前我的领导如何带我写材料，我觉得刘处这么干恐怕是故意的。小蛙点了根烟，不说话。我见他不想聊，只能转移话题，问他之前的经历。小蛙说他从北京某“985”研究生毕业后，先是校招进了北京的一家国企，后又考到上海一个事业单位，折腾了两圈，才考到我们这个省直机关成为公务员。
我很疑惑，问他干嘛要离开北京上海，毕竟有那么多人拼命想留下。小蛙叹了口气，说他老家在山西农村，家底薄，想在这京沪两地定居几乎是做梦：“北京上海都是藏龙卧虎之地，竞争太大了。而且我都是在一线基层岗位工作，累就不提了，进步空间太小，一眼就能看见天花板。”
“也对，你现在是省直机关的公务员，前途无量啊。”
“无量啥？就是个受人欺负的使唤丫头。”
这时，小蛙的手机响了，他打开外放，果然又是刘处打来的。刘处的大嗓门一阵猛烈“输出”，小蛙不停地说“是”，过了好一会儿，刘处才准备挂电话，说这回的报告就这么过了，让小蛙下次用心，“我自己的工作非常忙，没那么多工夫专门帮你改材料”
等刘处先挂掉电话，小蛙的面色才舒缓一些，他跟我碰杯：“过了就行，挨这十几分钟的骂，值了。”
返程的高铁上，小蛙又拿出笔记本写东西，还用手机接收刘处的指示。
“广州的报告不是已经完了吗？”我问。
他头也没抬，说现在是写北京的报告，刘处今天就要。我十分不解——出发前，我的领导就说过，这个研讨会跟政策处的关系不大，机关领导派小蛙去参加就是凑人数而已。
下高铁已是下午4点，小蛙没回家，而是跑到附近的肯德基里继续写材料。我到家都歇着了，他才给我发来微信语音，声音带着怒气与疲惫：“我问同事了，这个会其实不用我们处派人，是刘处特意争取来的，说是让我‘长见识’，可我天天都在写材料，哪有工夫？”
很明显，小蛙被他的直属领导“针对”了。
2
一个周六的晚上，我正要出门，突然接到了小蛙的电话，语气很急促：“老兄在不在？江湖救急！刘处给我一堆材料，要整理成统一格式。我现在在地铁上，你帮我整理下吧。”
我赶紧打开电脑接收文件，一看头都大了——文件包里都是机关党建的学习材料，内容很常见，但啥格式的都有，Word跟TXT算好的，还有PDF和从公众号里直接粘贴复制的——按照以往的惯例，每周周三这天，政策处会把整理好的学习材料发到机关群里。可这才周六，刘处却要得很急，还对整理的正文、各级标题、段首词都有不同的字体要求。
活儿不多，就是繁琐，我一边整理一边问小蛙这到底是咋回事。他懊恼地说，周六他一直在单位加班，下午5点多才把工作干完。为了让领导知道自己的辛劳，7点多的时候，他在地铁上发了一条朋友圈，配图是办公室的照片，表示自己还在工作。谁知没过几分钟就接到了刘处的电话，问他在不在办公室。小蛙硬着头皮说“在”，刘处立马传来一个文件包让他赶紧整理，说“8点前发给我”。
“牛皮吹下了，不干咋办？”小蛙很懊恼，“现在只有你帮我了，搞完我请你吃大餐。”
忙活了半小时，终于搞定，小蛙再三叮嘱我检查，“格式千万不能错，刘处对此要求很严格”。我检查了一下，果然又发现一个问题——有一段话要“凸显”，但刘处指定的字体很小众，要花80多块钱在平台上购买一年的会员才能下载使用。我觉得没这个必要，就问换个相似的字体行不行，刘处应该不会一一核对的。
小蛙连忙否定：“不行不行，我之前因为用错字体被骂了好几回了。不发现还好，发现了没我好果子吃。你买吧，我这就把钱给你。”
到了周三，政策处按时在工作群里下发了那份学习材料。我特意去找那处字体，结果发现连那一段话都被删了。我想问小蛙是怎么回事，可消息编辑了半天，还是撤销了。
几天之后，小蛙非要履行承诺请我吃饭，见了面，我发现他黑眼圈深了很多。几杯啤酒下肚，小蛙敞开了心扉，自顾自地说：“我感觉我被刘处PUA了。”
报到那天，穿着休闲的小蛙给一向严谨、古板的刘处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入职两周后，小蛙只干了些拿报纸、取快递的杂活儿，而另一个新人张浩被郑处要走，跟着郑处写材料——之前，张浩在市委党校专职写材料，带起来不费劲。
小蛙曾在基层工作过，虽然累，但团队氛围很好。领导愿意带新人，同事们有事一起干，相处和谐。来到机关，他一时间有些不适应，觉得这里人情冷漠，大家整天上班关着门，楼道阴森森的，很压抑。
他被分给了刘处，但不知道为什么，他感觉刘处总是看自己不顺眼。一次，他好不容易得到给领导写讨论会发言稿的机会，兴奋极了。他埋头写了3天，刘处看了一眼就通过了，没想到过了几天，上面通知说他写的稿子根本没用到。有时，他按刘处的要求把材料改了好几遍，结果刘处还是选用了初稿。
此外，刘处还在背后到处说他哪哪儿都不行，当面则总说自己锻炼他，是为了他好。刘处常常在下班后给他发微信，一长串内容，告诉他明天的工作内容。这些工作就像石头一样压在他的心里，他在床上翻来覆去，有时直到凌晨两三点才睡得着。
“你跟郑处说说呢？毕竟他才是一把手。”我说。
小蛙摇头，说郑处是领导的“大秘”，处里的事很少过问，有时出去学习几个月，都是刘处说了算。而且，郑处比刘处小了近10岁，是从外面调进来的领导，两人的关系很微妙。
比如，前段时间，郑处给小蛙打电话，让他上午去报社跑一趟帮自己送些个人材料。小蛙想起10点有个接待会，于是紧赶慢赶在9点45分回到单位。谁知刘处把他一顿臭骂，说他做事不知轻重，“明知道有会，就该提前1个小时准备会场，到处乱跑什么？”
小蛙很委屈，说送材料这事是郑处安排的，而且会场接待一直是李大姐负责。刘处的火更大了：“李大姐身体不好，你小年轻应该主动多帮忙，不能啥事都等人安排。不是我说你，你在这个单位就该以本单位任务为主，那个材料是宣传郑处个人的，跟本单位没多大关系。你归我管，你应该事先跟我说一声，我批准了，你才能去干。”
后来，小蛙再也不敢擅自做决定，啥事都交给刘处审批。可是刘处又批评他做事畏首畏尾，不敢担责。
3
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候，机关里要搞演讲比赛，要求每个处室至少出一个人参加。政策处的张浩第一个报名，刘处觉得自己手下的小蛙不能事事落在张浩后边，于是主动帮他报了名。
小蛙有点“社恐”，但拗不过领导的意思，只好硬着头皮准备。他知道自己台风不行，就想着靠内容取胜，请我这个学历史的帮他挑几个亮眼的素材。我俩在图书馆翻阅资料，搞了大半天才弄出一份不错的演讲稿。他把演讲稿发给刘处看，刘处回了一个大大的赞。
几天后，我到机关开完会刚想走，就听到有人喊“接下来是演讲比赛的初选”。我来了兴趣，就坐在后排观看。前面几个选手一上去就把我惊到了——他们一个个正装笔挺，全程脱稿，讲得声情并茂。我开始替小蛙担心，但觉得他的稿子内容新颖，过初选应该没问题。
小蛙是倒数第三个出场的，他一上台，我就知道他没戏了——他穿着一双草黄色板鞋，灰色牛仔裤，虽然上身是白色POLO衫，但皱皱巴巴的，像蒙了一层土。而且他是看着稿子干巴巴地念，没有任何感情。
毫不意外，小蛙初赛就被刷掉了，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面如死灰地说，初赛前一天晚上刘处告诉他明天要整理陈旧资料，于是他特意穿了一身干活的衣服。谁知上午突然通知初赛提前了，他跟刘处申请把整理材料这事推迟一下，好背一下演讲稿，中午再回家换个衣服，可刘处直接拒绝了他，又批评他不知轻重。小蛙听了一堆大道理，二话不说就进档案室干活儿，然后到点儿就去参赛了。
“那别人的正装是怎么回事？”
“人家的办公室里都有独立的衣柜，备有正装。刘处到现在都不帮我安排正式办公室，我还在临时办公室里凑合，哪有柜子放自己的东西。”
既然如此，我劝小蛙别放心上，反正他也不想参加。
谁知他更气了：“我就是气不过，报名是他给我报的，初选提前这事儿他肯定比我早知道，档案室几年不整理了，非得今天吗？”
我看了看周围，示意小蛙慎重发言，说刘处应该不是刻意针对他，很多事情可能都是巧合罢了：“他好歹也是一个处级干部，怎么可能天天想着法儿整你呢？”
小蛙说起自己入职以来的种种不顺，都有些怀疑自己考公是否正确了：“如果在企业里受了这种欺负，我早就不干了。可是在体制里，舍不得这仨瓜俩枣，只能忍着。图啥呢？”
一天单位组织参观学习，在路上，副馆长跟我说政策处的刘处是个好人，为人热心，让我以后有事可以找他帮忙。我心里发笑，并不想跟这位传说中的“恶领导”有任何交集。
见了面，我偷偷打量刘处。他是典型的国字脸，鼻梁上的大黑框眼镜衬得一张脸更加棱角分明。大肚子很显眼，一会儿就要用手去托一下。相比单位的其他领导，他着装更讲究，衬衫不见折痕，热天依然穿西装外套，皮鞋也擦得铮亮。
副馆长在刘处面前夸了我一顿，刘处很热情，上来就问我各种问题。我只是听着，之后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话。副馆长有点尴尬，便解释说我是新同志，腼腆。刘处连说没事，还夸我稳重。
活动快结束时，要选一个人总结发言，大家推选了刘处，说他理论水平高。我有些不信，认为这是客气，没想到刘处一开口就让我放下了手机——他语速平稳，腔调厚重，没有高深的说教，但是能把理论与现实结合得很好。而且他全程脱稿，典故与事迹还能信手拈来，与那些净讲客套话的领导是云泥之别。
我心中不免有些惋惜：这样一个有才的领导，怎么那么小心眼呢？
4
没过多久，我们博物馆接到一个紧急任务，要在半天的时间内走完所有流程，其中就需要刘处的签字。我怕刘处刁难，在心里把各种应对回答提前默念了好几遍，没想到他二话不说就签了字，还说我大老远跑一趟不容易，告诉我接下来要去找谁。
等我把文件交到执行部门，一个大不了我几岁的女生只瞥了一眼封面，就头也不转冷冷地说：“还差一个处长的‘会签’。”
我愣了，因为之前没听说有这个需要。女生依然看着电脑，说是新要求，而且还让我赶快，“中午之前就截止了”。我心里来气，但也顾不上其他，就赶紧问那位处长办公室在哪儿。
这时，刘处走了进来，听了我们谈话，也表示诧异，说他看到那位处长刚坐车去了机场，要出差好几天。我呆了，刘处让我别急，又问那位女生签字之后补行不？毕竟主管大领导都签了。那个女生只是让了身子，表示没办法，中午过了她就不管了。
看我急切的样子，刘处也有些不悦，最后他说：“我让X主任签行不行？他是分管人，签字更有保证。”
女生想了一会儿说也行，“但是X主任愿不愿意签，我不敢保证。”
随后，刘处带着我去找X主任，不巧他正在办公室里谈事。刘处不管那么多，直接拿着报告冲了进去，我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字就已经签好了。
离开机关之前，我特意去刘处的办公室道谢，他连连摆手说没什么。他请我帮他弄一下电脑，我们就趁机闲聊了一会儿。
想到刚才那位女生的办事态度，刘处感慨地说：“现在机关里招来的年轻人官僚气太重，不懂变通。有些空有高学历，但做事不主动、不热情，与自己无关的工作，多一句话都不乐意说。还有的心态不稳，被领导说几句就挂脸子……”
他说得唾沫横飞，大概是看出了我的尴尬，又话锋一转夸起了我们业务单位，说那里的年轻人干的都是实事，接地气也懂业务，“我手下一个小伙子，历练太少了，干啥都差点，就应该送你们那去进修一下”。
就在这时，一个老同志推门进来，一脸的怒气：“你听说了吗？搞排位不能这么玩啊！”
刘处给来人使了个眼色，然后带他进了里面的办公室，关好门。老同志情绪激动，说话声音越来越大，大致意思是抱怨年轻人抢了前辈们的位置。
我不敢听太久，弄好电脑就赶紧溜了。
半个月后，我们博物馆接到通知，要去机关开会进行民主推荐——这是干部提拔的前奏。
副馆长的车里除了我，还有几个老同志，大家就私下讨论了起来。一人说，现在机关里的年轻人跟老人在升迁的问题上“裂缝不小”。我们单位最近的两任一把手都爱用年轻的高材生，在近10年内，招聘与外调了一大批高学历的年轻干部进来，在机关里形成了一种不可明说的氛围。
我来的这2年，也见证了几次干部提拔，其中一大半提的都是80后的干部。这引起了一些老同志的不满，他们很多人都“原地踏步”好多年，好不容易熬到了资历，但这堆年轻人进来只用了短短几年就跟他们平起平坐，有的甚至还超越了他们。
我趁机打听政策处刘处的情况，老同志们的回答出奇的一致：“刘处可惜了。”
他们说，刘处大学一毕业就来到机关，是当时最年轻的干部。他也不拿架子，别人不乐意干的活他都干，比如机关楼装修这个苦差，就是他监工的。大夏天，他顶着油漆味、甲醛，硬是盯了大半年，后来身体都出了毛病，一换季就头疼，闻到油漆味就恶心。但那时候的领导喜欢用老人，无论他多么任劳任怨，只能按资排辈，40多岁才提副处。而在别的单位里，凭他的资历跟能力，早上正处了。等副处的资历熬够了，他又来回调换了几个部门，领导就有意让他去政策处接即将退休的老处长的位置，结果这事还没落实，换了新领导，年轻、高学历的郑处就空降政策处当了头儿。
我想，这或许就是刘处一直看同样年轻、高学历的小蛙不顺眼的原因吧。毕竟心中的这股气不能对上级发，长时间憋着又不行。
5
去年“十一”过后，我见到小蛙，他居然笑嘻嘻的。我问他遇到啥好事了，他说刘处被派去“支援乡村振兴”了。
“就他那体格能受得住？”
“他这一去，肯定是会被提拔的，身体再不好，也不会现在掉链子。”
刘处离开政策处之前，送给小蛙一个U盘，里面是他多年积累下来的材料模板。之后他向郑处表示小蛙很好，希望郑处可以重用他，弄得小蛙挺感动。
又过了没多久，张浩也被综合处要去了，小蛙终于有了一间正式的办公室。郑处也开始带着小蛙写材料，他加班到深夜的情况更多了。
可小蛙还没高兴到一个月，郑处就觉得处里人手不够，向上级要来了一个北大的研究生。此人曾在宣传部工作，年龄比小蛙小，但参加工作居然比他还要早一年。那人来了政策处以后，很快进入状态，直接上手写领导的讲话稿，获得不少好评。郑处很高兴，就让这个新人搬到了自己的办公室，让小蛙跟着新来的副处长干。
新来的副处长为人低调，办事喜欢亲力亲为，小蛙在他手下反而清闲了不少。一开始小蛙很不适应，觉得自己被冷落了，甚至有点怀念刘处让他反复磨稿子的那段时光，“至少那样显得自己还有点用”。
他开始失眠，感到痛苦。
春节后，我去机关里办事，在一堆穿正装的人当中一眼就看到了小蛙——他不仅烫了头，还穿了一身大红色的羽绒服，配宽松牛仔裤、亮黄色篮球鞋，整个人透着一股子嘻哈风。
他满面春风的跟我打招呼，我打趣道：“刘处现在走了，你就放飞自我啦？”
小蛙笑得很灿烂，说自己恋爱了，衣服鞋子都是女朋友选的，这么穿是为了晚上的约会。我赶紧道喜，追问详细情况。他说女朋友是他的同学，在中学教书，两人在去年年底确定了关系，“我现在是想开了，啥都不想了。工作来了我就干，按时下班，没事就去找女朋友。新来那个人天天加班到八九点，人都瘦了一圈了，年纪轻轻何必呢？我爸妈把家里的老房子卖了，趁着现在疫情房价不高，我准备买个二手的小两居。我年纪不小了，先成家再立业，挺好的”。
他能想开我很开心，恭喜他终于走出了刘处的“阴影”，谁知他突然把声音一沉，说：“其实以前也不能全怪刘处，我那时候不懂事，把人得罪了。”
原来，当时小蛙和张浩刚进政策处的时候，郑处想试试两个新人的水平，让他们就之前的一项工作各写一篇新闻稿。小蛙在网上找到类似的报道删改了一番，想着任务是郑处吩咐的，就用很长一段文字把郑处夸了一番。郑处觉得他写得还不错，改了改，就把这篇新闻稿发在了内部通讯上。
这下，刘处不干了——这项工作是他牵头做的，但小蛙却把他的付出一笔带过。而且小蛙还没按规矩办事——一般这种报道要两个处长都审阅通过才行，但那几天刘处在家休息，小蛙就跳过了他。
这事让刘处很挂怀，于是在选择带哪个新人的时候，他先点名要了张浩。郑处一开始答应了，但后来也没跟他商量，硬是把小蛙“扔”给了刘处，把张浩归入自己麾下。不顺与不满渐渐积累，导致刘处和小蛙相处并不愉快。
“回想以前，刘处待我也不算过分，是我心态不好，患得患失，工作越做越差劲。刘处也是为了锻炼我，只怪我明白得太晚……”小蛙絮絮叨叨讲了一通。
我忍不住打断他：“你这被洗脑很成功啊。”
他哈哈大笑，我也跟着笑了起来。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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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毕业多年后，某天晚上我躺在自己的单身公寓里，梦到了曾经一次又一次走过的那条从校门通往教学楼的林荫道。梅雨季的天空是灰黄的，路边人工移植的花卉鲜艳夺目。梦醒时，我再一次哭到上气不接下气，嗓子哑得说不出话。
我的高中时代，那个本该被感恩和怀念的3年，对如今的我来说，依然是个挥之不去的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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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时我常常梦到自己用美工刀割开了手腕，我妈抱着我的尸体坐在地上大哭。
惊醒时，往往是午休时间，教室里很暗，同学们也正七扭八歪地趴在桌上。电扇的声音混杂着鼾声，靠窗的同学占尽天时地利，把自己裹进窗帘布里面偷偷写作业。我的余悸很快被困意冲淡，头一低，便又失去了意识。
学校秉持“中午不休息，下午没动力”理念，强制所有学生每天12点半开始午睡半小时，午休前5分钟，有巡查老师到各班先清点人数。除了那几个一年到头也见不着几面的体育特长生以外，我们班只有2个人是不用午睡、可以免于计入缺席的。
一个是赵祺，她倒是情愿休息片刻，但作为校长家亲戚的孩子，各科老师都对她“关怀备至”，连开小灶都要争个先来后到。另一个是沛沛，她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谣言，坚信趴着睡觉会折寿，于是每天中午都一定会抱着毛毯去多媒体教室躺着午睡，她践踏规则的资本，是统考中全市第一名的名次。
而这2个人，是我高中时最好的朋友。赵祺和沛沛是同桌，坐在教室的第一排，我则坐在她俩的正后方。班主任安排她俩同桌的本意是让赵祺耳濡目染，提高成绩，却意外地促成了我们仨成了“狐朋狗友”。
午休结束的铃声是学校特意设置的，尖锐到好像即便是死人也能被叫醒。我每次在又困又清醒的状态中被迫睁开眼皮时，总是看到沛沛正在把毛毯塞回她的柜子，赵祺则提着数学书从门口走进来。
以赵祺扶不上墙的成绩和稀巴烂的音乐水平，大家都默认了她是被校长“办”进学校的，因此对她疏离和轻慢。可她并不是不努力的人，在死记硬背上，她甚至可以花费10倍的时间来比沛沛做得更好，但考试的难度却总是超出她的理解能力，她说有时即便来回读上5遍题目，每一个字都进了眼睛，也没法理解那些字构成的句子——一次次这样的受挫，慢慢让她厌恶起学习来。
比起沛沛那种只要集中起精神就可以屏蔽一切外界杂音的怪物，赵祺每分每秒都能因为无关紧要的风吹草动分心，可她耳听八方却并不机警——比如，学校里不让带手机，但没人看管的自习课往往是大家顶风作案的高发时段，她总是正大光明地从兜里把手机掏出来。这种坦然没人敢模仿，一般同学都是立起书的一侧或拉开衣襟的半边，看几眼屏幕，就抬头扫一眼周边，好躲过巡查的老师。但赵祺却因此被收过2个手机，为了保护最后剩下的“独苗”，宿管阿姨查寝时，她情急之下把手机塞进了胸口才逃过一劫，这事被同寝的女生笑了许久。
赵祺很少提起她家里的事情，我从她的只言片语和别人口中的传闻里东拼西凑，只知道她爸很凶——她手机被没收的那天，班主任曾说了一句“让她爸爸来收拾她”，当时坐在后面的我，清楚地看到她身体哆嗦了一下。
由于成绩常年倒数，家里决定让赵祺走“艺考”，她空闲时不是在音乐教室练习打鼓，就是被各科老师们带去补习。其实她心里极其厌恶这种搞特殊——她是我认识的所有教职工子女中，唯一一个宁愿在学生食堂排长队，也不拿着家长的饭卡跑到“地广人稀”的教工食堂去的人。
学生食堂排队时间很久，如果从教室晚出发20分钟，就有菜被打完只能吃白饭的风险。有些同学会自己带饭，有人会在自习课上提前去排队，也有些人干脆不吃了，只用一些零食垫肚子。赵祺有过几次不去吃饭的时候，然而每次校长都能及时地获知消息，然后来到教学楼亲自送饭。赵祺在所有人的注视之下，接过装食物的袋子走回自己的座位，额前的头发挡住了她的表情，只能看见抿住的嘴角。
与天资平平的我们相比，沛沛是数学、物理天才，也是怪咖。很难想象，高三一整年盘踞在年级前5名的“学神”，在高一时曾是全年级倒数50名，生物38分，化学26分——即便如此，年级组长也依然打电话给她爸妈，积极劝说让她学理科。每次提起这事，沛沛都直呼“荒谬”。
高一未同班时，我对沛沛的印象，就是那种隔壁班看起来很温柔、但实际上很不好相处的女生。那时她还不是全年级的“风云人物”，我记住她完全出于偶然。
学校每周由各班轮流值班，负责校门口看门、检查眼保健操、巡查自习课等各种管理琐事。发冬季校服的次日，刚好是我在校门口值班，沛沛因为没穿校服被教导主任堵在门口。她解释说，昨天发校服时，全班独缺了她那件。教导主任指着她的额头反问：“还没到冬天，穿上夏季校服你会冻死吗？上午发的校服，你有将近一整天的时间解决这个问题，你是废物吗？”穿着呢子大衣沛沛语气很冲，说她找过了后勤部、计财处，甚至去了团委学生会：“这么大个学校，你们倒是推个人出来处理啊！”
教导主任怒了，从尊师重道骂到沟通能力，最后让她在校门口罚站直到早读结束。
沛沛罚站的时候，几个高年级的男生提着竞赛书进了学校，没穿校裤，教导主任却只是语气略生硬地提醒他们“下次注意”，便放他们回班了。我比沛沛矮一些，看见了她刘海下藏着的眼神，那时候我想，如果明天教导主任被人杀了，我一定得向警察检举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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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我的高中依旧是全省最好的3所重点中学之一，除了有口皆碑的升学率，学校凭借效法“衡水模式”的军事化管理和具有压倒性优势的“理综”成绩闻名全省，还经常联合省内高中自发组织起声势浩大的“7校联考”“15校模拟考”等测试，方方面面时刻紧抓成绩。进入这所学校的孩子，都是家长眼中“半只脚踏进985”的存在。
我是靠中考时人品爆发超常发挥，才勉强混进来的。开学典礼当天，我们每个新生都分到了一只写着“清华”或“北大”的气球。我们站在操场上看着600个气球黑压压地升上晴空，仿佛放飞的是各自的无量前途。
然而，经过摸底考试，我毫无悬念地旁落末流的普通班。虽然学校声称除了竞赛班之外，其他班级没有差别，但几次考试后看着全年级榜单上各班之间悬殊的差距，很多东西便不言自明。
我们正好赶上了“新高考选科制度”试点的初期阶段，光荣地成为了小白鼠——以往一刀切的文理分科综合类考试，被“7选3”的考试替代，除了必考的数学、语文、英语之外，我们可以任意从政治、地理、历史、物理、化学、生物和信息技术中选择3门参与考试，并最终以“赋分分值”（不采用直接得分，该科考试排名的前1%该科成绩均记为100分，前2%-3%记为97分……最后1%计为43分，以此类推）计入高考综合类测试成绩。
除选考之外，我们还需要通过以上10门科目的“学考”（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才能顺利毕业。很多大学在自主招生时，要求学生的各科学考成绩均达到全A（该科考试排名的前15%），因此学校要求我们在高一学年进行全科学习，打好基础，高二再根据各自的选考科目重新分班。
我们那届的选考和学考每年有2次报考机会，分别在4月和10月考试，当时的政策允许高二的考生参加选考，因此我们就有了更多的“刷分”机会——等到我们后一届的同学高考时，政策要求他们要等到高三才能报名。
面对这样突然而巨大的高考改革，学校非常重视。我们高一时，便要求填写过3次选考意向表。
新制度似乎缩短了备考的时间，升入高二，“马上要高考”的既视感扑面而来。在某种程度上，考试变成了一场更具策略性和技巧性的赌博。我听过、也见过身边很多人成功碰运气、钻空子——比如选择信息技术课轻松满分，或是正好赶上某场考试人数很少，于是在折算赋分时所有考生都计了满分——便也盘算着选信息技术轻松“飘过”，然后在擅长的文理科科目各选一门。
但学校并没能让我如愿行使选择权。我成绩本就一般，在一次的选考意向表上填了“2文1理”后，班主任隔天便拨通了我妈妈的电话。在罚站般僵持了1小时后，我妥协松口，依旧选“文科3科”，班主任这才满意地笑了：“老师没有逼你。”
在诸如此类“自由选择”下，最终全年级“混选”的学生从起初的240余人逐步减至30人左右。为了捍卫升学率，学校比学生们更不敢承担试错的风险，选考意向表更像是筛选“劝退对象”的辅助道具。学校希望我们严格遵循文理分科界限，不要混选，这样从各方面的安排上，都可以维持原本的教学方式和管理安排。我们学校一向是“理科强校”，理科师资雄厚，很多老师也都在积极劝说自己班学生学理科，或许太多学生混选，会不利于保留和发扬学校这方面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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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级最后果然只稀稀拉拉凑出2个文科班，其中我们班又被称作“半文科班”——班里多是体育、艺术特长生和一些“入学关系户”，还有几个“冥顽不灵”坚持混考的同学，以及成绩垫底的差生们。课表上固定的选考课程是“政史地”，选考其他科目的人会被安排去别的班蹭课。我们班排在“竞赛班—实验班—普通班—文科班”鄙视链后的最末位，班里各科的平均分就连实验班的一半都达不到，学校恨不得像送瘟神一样把我们全送走，生怕我们会让这届的“一本率”刷新历年新低。
从分班开始，我生活中的很多事情都变了。为了避免我们成为学校高考升学率的破坏因素，老师们为我们指了3条“明路”：艺考、出国、借读——选哪一个，都能让我们不用被纳入升学率计算基数里面。
艺考靠技术，借读靠门路，在学校眼里，只有出国是大部分家庭“咬咬牙”就能为孩子谋划的“更好的出路”，也是班主任约谈时的重点宣传内容。我能感受到，老师们对学校升学率的在意，远超过我们这些学生到底会变成啥德行。
刚分班后，新数学老师用半节课的时间宣讲“女生能学好数学”，让沛沛深受鼓舞。在平均分35分的高难度全校数学摸底考试中，她考了58分，班里只有2个60分以上的男生压她一头，其中一个还是数学竞赛生。
那天晚自习，沛沛抱着习题册在数学老师办公室门口等了半个小时，直到老师终于和他心爱的数竞男生结束了愉快的交流，她才深吸一口气走了进去，向这个看起来真诚而热情的老师，询问起了困扰自己已久的“更优解”问题。
数学老师并不知道，在沛沛的问题背后，藏着多少她的认可和期待。或许是被能在差班里得到一个数学竞赛生的意外之喜冲昏了头脑，也可能他从未关心过60分以下的学生的名单，在花了10秒钟扫读题目后，他告诉沛沛：“你不需要知道这么难的题，考试的时候遇到就直接跳过，你做不出来，只是浪费时间而已。”
之后，沛沛再没有主动走进过数学办公室，她对待数学课的态度变得敷衍又冷淡，而数学老师对她的态度也一样。后面2年，隔着一张窄窄的讲台，当科老师和当科成绩最好的学生，仿佛一直在一种沉默的气氛中诡异地对峙着。
赵祺心思单纯，对什么话该说什么话该瞒，常常不能做出准确判断。有回上课，她俩讲小话，数学老师只点了赵祺的名字，课后还找了她谈话。谈话内容被赵祺大大咧咧地转述给了沛沛——“以后不要搭理同桌”。我当时脑子一抽，也搭腔说上个月数学老师给我妈妈打了电话，说沛沛带坏了我。我记得当时沛沛笑了，看上去很释然。
我并不知道沛沛到底有没有听数学课，她即使在课上偷偷写物理作业，也会“很给面子”地压在数学卷子下面。二轮复习开始后，数学老师每天课上都在讲解“如何蒙对答案”，或是告诉我们遇到不会做的题时可以拿到更多分数的考试技巧，张口闭口都是“你们女生做不出最后三问”。在这样的几节课后，沛沛彻底从数学课上消失了，数学老师也只当她这个人不存在，一次也没有过问。
也有没放弃我们这些差生的老师。
历史老师是位在学校教了10年的老教师，60岁左右，平时讲话严厉，笑起来却和蔼，讲知识点总是一针见血。赵祺见了他就像老鼠见了猫，沛沛却最喜欢他。他从不嫌弃我们这个由学渣和刺头组成的半文不理混合班，他看着人头稀稀拉拉的教室说：“你们做我的最后一届学生，我很荣幸。”
在我们高二、高三那2年，学校又开了2所分校，本部也在大规模扩招，在有限的师资力量之下，教育资源无限地向优等班级倾斜，我们班则成了甄选新教师的实验室。班里分到的几乎都是刚刚毕业的新老师，他们有时教不了多久的课就会被换掉，还有几位甚至还没有考下来教师资格证。
高二下半学期刚开学才1个月，历史老师就突然离职了。当时学校里疯传说他是被校长的亲信挤走的。新来的历史老师刚大学毕业，赵祺没心没肺地开玩笑说：“要不把语文老师也换了，这样我们所有任课老师就都是第一年调来（上课）的了。”
沛沛嗤笑一声，翻出了一篇赞美学校、夸校长“治校有方”的文章，署名正是我们语文老师。他是个颇有资历的老师，还带着一个竞赛班。在我眼里，他教我们，已经是“学校的恩赐”了，只觉得沛沛对老师的看法有失偏颇。
一次月考后，我的想法有些动摇了——我们班一位从小只练字、不读书的足球特长生，写了一篇狗屁不通的作文，竟然莫名其妙拿了全班最高分。语文老师直接将他的考卷复印出来，贴在了教室后面的白板上。路过的同学都会一边嘲笑内容的离谱，一边赞叹卷面的精美。语文老师可能没细看过内容吧，想着学校对外那所谓“拥有全市最好的师资力量”的“人设”，我有一瞬间觉得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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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追求军事化管理，每年都组织考察团去衡水中学观摩学习。“衡水”就像是真理的代名词，老师们考察回来后，觉得我们和那些就算学校爆炸都能雷打不动写卷子的衡水学生比，简直就是一滩滩的烂泥，于是也更加严格要求守纪律。
这种严格直接体现在学校对我们跑操的管理要求上。
因为校园在寸土寸金的市中心，除了行政楼、教学楼、学生宿舍和食堂之外，留给操场的空间捉襟见肘，跑个800米测试都要绕操场跑上近3圈。每次“大课间（跑操）”，全校将近2000学生扎堆在这个螺丝壳里，每班一个方阵，“摩肩接踵”，踩到前面同学鞋子是常事。按规定，跑过主席台的时我们要喊上4句励志口号，后面同学吐气就喷在前面人汗涔涔的脖子上。
女生只有生理期时才能不跑操，学校允许每个女生每月请假1天，但需要去医务室开假条。其他逃避跑操的办法，包括躲厕所、系鞋带之类的，都被严防死守。不用跑步的特权，只有赵祺有。但这对她来说并不算是优待，而是一种折磨，所有的“大课间（跑操）”和体育课，都成了她专属的开小灶时间，甚至早自习时也会被抓去练鼓。
沛沛是那种被陌生人碰到会整个人弹开、连食堂排队都自动保持1米距离的人。面对这样的跑操方阵，她每次都蹭在队伍最外侧。后来老师们嫌学生身高参差不齐，让方阵显得混乱，又要求每班都按身高重新排序。沛沛只又跑了两次，就在体育课上扭伤了脚，伤好之后，“脚伤未愈”成了她不参加跑操的合理借口，即使所有人都知道她每天回家前会先在操场跑两圈，也没有人去拆穿——她的确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受的伤，校医检查后送她去了医院，可我却被一个想法吓到了，自己为什么会在有一个瞬间怀疑沛沛在自残？
我从小体育不好，长跑测试时，都是跟“大部队”隔着半个操场艰难挪动，是个让全班同学一起给我喊加油的困难户。对我来说，15分钟跑操的步调和速度，既不是慢跑也不是冲刺，夹在人群中间，怎么跑都不舒服。我时常跑完就腹痛难忍，习惯成自然之后，有一天洗澡的时候，我看着自己的大腿，突然想，如果这里开一条口子的话……我赶紧给了自己一巴掌停止想象，觉得自己一定是疯了。
高三上半学期，一次我痛经到直不起腰，找校医请假，只听到一句：“你这个月的假已经用掉了”。
那天凌晨1点多，我在家赤脚摸进厨房，怕用菜刀会感染，只敢洗了水果刀。月光被防盗窗栅截成一道道的，寂静中只能隐隐听到我爸的鼾声。我把脚架上灶台，闭着眼划了下去。想象之中的疼痛并没有到来，我又来回割了好几下，腿上只留下了几条浅浅伤口，状似手指被纸张边缘割伤之后的样子。
我突然意识到，这是因为我并不敢用力。我把刀洗干净又放了回去，躺回床上把自己裹进毯子，泪水流了出来，逐渐不能控制，哭出了声。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对跑操如此介意，或许只是因为当时学校的压抑气氛让我始终难以找到出口，才频频想法极端，情绪失控。
在日益繁重的学业压力下，我们的晚自习时间变得更长，作业也越来越多，不住校的同学也必须要上晚自习。有个女生提出，她无法在晚上10点半结束自习后独自一人坐地铁1个小时回郊区的家里，也被“学成归来”的老师们用一句“叫家长来接”堵了回去。
我有很严重的“飞蛾恐惧症”，每次看到教室窗户上趴着的一团团飞蛾时，都会感到灭顶般的恶心。我不知道这种恐惧在医学上是否有定义，也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可以克服的无病呻吟或是过度焦虑的一种外在表现，我只知道每天晚自习时自己都处在崩溃的边缘。我向班主任提出了回家自习，班主任只回了我：“就算病得起不了床，也得给我爬来晚自习，何况你这点不痛不痒的毛病。”
沛沛却总能轻易地从晚自习的牢笼中大变活人般消失，甚至没有递交过正式的假条。有时巡查的校领导问起教室第一排正中间的空座位是怎么回事，老师们就掩饰说那个座位本来就没有人。
我有时候觉得沛沛像个暴发户，她总是不吝啬展示自己拥有的，在学校里活得张扬，有时候又能感觉到她行为的刻意，似乎有意把自己与别人之间的差别待遇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嫉妒她。
沛沛好像什么出格的事都做了，却又都做得不太过分。学校纵容她，不仅因为她成绩拔尖，也因为她从不带着旁人一起搞事。
高二寒假补课一直补到除夕当天，有几个同学气不过，想向教育局联名举报学校。他们邀请沛沛一起加入，但她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后来我听说，真有学长把举报信递到了教育局，这让我们的假期延长了几天，但那几个同学也被一一揪了出来。
我有时觉得沛沛的分寸感已经到了冷血的程度。她从不对别人的事仗义执言，拔河比赛的时候不热血沸腾，运动会干脆不到场，就连原定的秋游被安排成了月考，全班群情激愤，她也只是平静地抬抬眼皮。我听她初中的同学说过，她在初中时是班长兼学生会主席，每个老师都认识她、喜欢她，甚至全校同学都知道她。这让我很困惑：一个人进入新的环境，真的会改变得如此彻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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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入高三后的气氛日益压抑，是那种不管你做什么都觉得累的压抑。学校有个没什么人知道的心理咨询中心，但排队预约需要等上1个半月。
班上转来一个学姐，班主任说她是两年前因病休学的，今年继续回学校来准备继续参加高考。我们都知道那个“病”是抑郁症。学姐看起来精神不完全正常，加上成绩垫底，亲近她的同学很少，但沛沛却很照顾她。
高三下学期开学不久后，赵祺突然告诉我，她喜欢上了同寝室的一个隔壁班的女生。我以为她是在开玩笑，沛沛也说她只是压力太大在发疯，她却说自己从高一就很喜欢那个女生。赵祺明明之前交过两任男友，我和沛沛都见识过，她跟哪个都海誓山盟天崩地裂似的。这次的“新女友”我们也见了几面，女生说自己的性取向并不是同性，只是喜欢赵祺，所以愿意接受，这更让我和沛沛觉得她俩就是不成熟的小打小闹。
半个月后，赵祺和那个女生去开房了，开始偷偷钻研一些奇怪的成人课题，午休时会突然哭，有时甚至愣愣地放空大半节课。她越来越多的时间都不在教室里待着了，跑去隔壁班找那个女生，称病回寝室的次数也越来越多。
她俩的情况太过显眼，很快引起了学校的关注。或许因为这并不是普通的早恋问题，又或许因为赵祺的身份特殊，学校并没有简单粗暴地勒令她们分手。捕风捉影的话不可信，班主任便从我和沛沛身上下手，试图确认些什么。找沛沛，被她用一句“不知道”打发了，于是他就认准了我。我没有沛沛的敏感聪慧，被班主任高超的谈话技巧带跑，说漏了赵祺的一些事，顿时夹在了学校和赵祺之间，处境尴尬。
这样的“实锤”将事情闹到了校长那里，听说赵祺在家里遭了一顿毒打，回学校后也不再和我说话了。我多次主动跟她聊天未果，在一次我又主动跟她示好时，她彻底冲我发火了，那次之后我们再没说过话。
我一方面为自己委屈，一方面也知道的确是自己出卖了她。回家后我坐在床边大哭，希望爸妈能心疼我，想以此逃避回到学校面对尴尬的处境。我也的确开口这样恳求了，但爸妈说我应该拿出直面问题的勇气，他们相信我是个足够坚强的孩子。
可我真的是吗？
在这种时候，我只能向自己当时的男友倾诉。我们相处了1年多，经常互相倾诉高考的压力和在学校的压抑，每周末或平时有机会，都会出学校约会一下——也就是牵牵手，散散步，聊聊天什么的，相比于互相喜欢，我们之间更像是彼此都需要在压抑的、充满管束与限制的生活中抓住的一点慰藉。
和赵祺闹掰之后的一个周日，我和男友照例出去约会，但我们被发现了。学校对早恋抓得很紧，曾经发生过男女生在学校周围牵手被其他老师看到后拍照发在年级群里问是哪个班学生的情况。我们学校各个学年的校服有颜色差别，缩小“嫌疑人”范围并不难，周一早读时，班主任找到了我，还联系了我爸妈。
我和男友轮番被叫进办公室接受所有老师的“公开处刑”。我本来不觉得有什么，但班主任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把我弄懵了：“他是借读生，马上要去西藏参加高考的，你以为你们这是什么真爱吗？”他说我幼稚，要我们立刻分手，让我抓紧操心自己的高考。我从不知道这事，想到和我一起抱怨考试压力的人马上要借着政策去占分数线便宜，我就一阵恶心。
男友的班主任是个严厉的中年女老师，她批评我：“人家家里有钱有势，玩玩不要紧，你呢，你凭什么？”她从“女孩子要自尊自爱”说到“上了大学想怎么谈恋爱都可以”，这些话我好像听见了又没听到，想说话却没办法控制自己的嘴巴。
那天办公室里的一切好像都是模糊的，我没办法把视线聚焦在某样具体的物体上。我感觉自己像个笑话。那个梦境浮现在我眼前——我妈抱着我的尸体大哭，地上都是血，她声嘶力竭地质问我，为什么这么不负责任，为什么不为父母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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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老师和我家长沟通时，我走向了学校的顶楼，但通往天台的门是锁着的。我拿出手机搜索从6楼跳下去是不是一定会死，看到的回答是“不一定”。我坐在通向天台的楼梯上，校服袖子上一半沾着灰尘，一半是眼泪。
沛沛翘课来找我，第一次和我说，她有一段时间特别想自杀。她想好了要站在学校综合楼楼顶，贴着墙跳下去，这样每一层栏杆外伸出来的装饰花纹，就会把她的皮肤切割得血肉模糊，“打扫起来一定会很不方便吧”。
她用了一节课的时间来讲述自己匪夷所思的自杀计划，想好了各种细节：譬如，要把日子选在家长开放日，要提前联系记者，要留下什么内容可疑的遗书，要如何伪装成被谋杀……她想要一场被人注视着的死亡。
我说你这不是想自杀，你只是想报复学校，然后又问她是怎么想通的。她说，“之前教师节回初中看老师的时候，他们都说我长大了”。她没有继续说下去，无声地哭了。我们心中还藏着一些只要想起便会觉得能够为之活下去的东西，这何其幸运。
早恋事件的后续并没什么特别，老师本想让家长把我领回家好好教育，离高考也不剩几天了，好好劝我收收心，我妈却还是要我在学校继续上课。
那段时间我所有的压力都累加到一起，感觉自己随时要崩溃，开始厌学、厌食、厌一切。我再次想要逃避。以往我想要逃离时，爸妈都会鼓励我要靠自己的努力跨越高考这道高墙，这一次他们却默许了，同意了班主任的建议，决定送我出国。可能他们听说了年级里有同学自杀未遂正在抢救的消息，也担心我做出傻事。
于是，跑操和高考的煎熬都终止于高考前2个月。确认要出国之后我心里轻松了很多，日子开始变得不那么难熬。不再有人管我跑不跑操了，但每次听到大课间的跑操音乐，我还是会有肚子疼的生理反应。
正当我想着怎么再跟赵祺好好道歉赔罪时，她却休学了。
自打恋情被发现后，赵祺开始不太在学校出现，我一度怀疑她的精神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她社交软件上的消息还是往常那样轻快的语气。直到有一天，她突然在QQ空间里发了自己的全身裸照，照片上她染着绿色的头发，头发剪短了很多，不过1个月，看起来也瘦了很多很多，我几乎认不出是她。
那段时间我不再用上课，整天穿梭在行政楼里，被出国手续的签字盖章弄得焦头烂额。我敲过几百次办公室的门，整整跑了17天才集齐学校各大部门的各种签名盖章。那时我才大概明白了高一时沛沛在“追讨”校服时究竟经历了什么。但我猜她早已记不清那些感受了，毕竟现在校长顶着烈日亲自来给她送签好字的自招材料也是常有的事，即便从校长室到教学楼，不过10分钟的路程。
那阵子我跟沛沛各忙各的，只有几次在午后的操场上，我瞥见她挽着转学学姐的手坐在树荫下。我心中有嫉妒划过，但只要再想到赵祺，妒火便像被人迎头浇了一盆冷水，冷却得只剩酸涩。
5月，赵祺休学了。我们的生活没有为此发生变化，老师们的表情和语气照旧，就好像这个人其实只在我的梦里出现过一样。自习课上，班主任没有特意宣布她离校的消息，他忙着大发雷霆，让英语作文写不出“衡水体”的同学抄100页字帖。
赵祺的储物柜被清空了，她前排的座位被分配给别人的那天，我没上晚自习就走了，没人拦着我。
我才知道放学时的天色并不比晚自习结束时亮多少，篮球场上有一大滩积水，路灯的光昏昏沉沉地倒映在上面。我一时无法分辨自己心中是轻松多一些还是沉重多一些。我的高中生活，就这样淹没在这滩半明半暗的死水里。
高考前几天，我回校参加了毕业典礼。每个人上台，从校长手中接过自己的毕业证。我站在台边，听着校长和年级组长鼓励每一个即将参加高考的同学放平心态、轻松应考。只有轮到沛沛时，他们说：“你可一定要考个状元回来。”
时至今日，沛沛仍记得当时的场景，她说，类似这种“搞心态”的话，在她高考当天进入考场之前，都一直有老师在不断向她重复。
尾声
我目前还在国外读书，除了因为疫情不能回国让我更加想念父母以外，很享受现在的自由。
我和沛沛依然保持着联系，她考进了本省的王牌985学校，学了自己喜欢的专业。正因为没有听学校的规劝，选考了自己擅长的物理、政治和历史，她才真正成为了新高考选科中的受益者。
高中毕业3年后，那位学姐似乎已经彻底摆脱了抑郁，她发了一条朋友圈，说能看到这条的人，你们都是我真正的朋友——我是通过沛沛知道的，我不在她“可见”的名单里。
赵祺几乎不再跟任何高中同学联系，我听说她没有复读。起初我还能看到她朋友圈里发的一些很露骨的话或者照片，后来她把我和沛沛都删除了。没跟她道过歉，是我一直以来的遗憾。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