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入职某500强保险公司的第3年，学金融的我被调岗到了理赔部，一时之间很不习惯——在这里，隔着电脑屏幕会看到大量的检查报告、清晰入微的彩超影像、裸露的断指残肢、还有血肉模糊的事故现场……因为所涉知识甚杂，且与我原专业无关，理赔部经理就让我先去市公司的客服中心学习。
在省公司，员工们日常交流讲普通话，但到了市公司，粤语才是主流。市公司的资深调查员老陈人高马大，嗓音洪亮，我去了以后，整个客服中心都能听到他冲我喊：“靓女！”“傻咩？”“醒目滴啦！”而我最先学会的粤语是“唔好意思”。
老陈其实不老。他大学毕业后来到这家公司，大概是领导看他长得壮实、能跑耐折腾，就把他定岗到“调查”。在保险公司内，调查员并不是一个被羡慕的岗位，因为除了日常跑腿，有时还会被不讲理的客户打骂。
老陈也是边干边学，才什么都“懂了一点”。比如常常要看病历资料，医学就懂了一点；涉及纠纷协议，法律、合同就懂了一点；总是接触客户，慢慢地就学到了沟通技巧……干了5年后，老陈在这流动性极强的岗位就算得上老资历了。
我到客服中心看了几天赔案，就开始跟着老陈跑东跑西。一日，我拿着整理好的“拟调查清单”待在门口等老陈取车，听见大厅柜面正在喧哗。一个面目白净的女人牵着小女孩，嘴皮快速地飞动着，大堂经理和两个柜员正围着她劝说。双方都刻意压低嗓门，听不太清说什么。
为了维持大堂秩序，也给投诉的客人减减压，柜员就按惯例上前扶住女人的胳膊肘，试图将她请到VIP室去谈。谁知这种肢体触碰却激怒了女人，她甩开手臂，手掌差点挥到柜员脸上。
“哎？！”柜员条件反射性地高声一呼。随后，双方的嗓门瞬间变大，七八只手臂开始在空中错乱地挥舞。大堂等候区的人也开始三三两两地围拢过去。
这时，“嘟嘟”的喇叭声响起，老陈从车窗中探出毛茸茸的头，“呼哧呼哧”地抽动着鼻翼，大声嚷着：“走啦走啦！”
上车后，老陈嗤笑道：“有什么好看？你就是见少了，还有拉横幅、吹喇叭、丧葬一条龙的。你知道后门在哪里吗？”
我说不知道，他板着脸说：“你得知道，万一堵上大门，就来不及了。”说完，仰头大笑两声。
没过多久，我俩就到了A大附属医院的住院部。
这次来是因为患了甲状腺癌的刘女士申请了重疾保险金，由于甲状腺癌术后住院时间很短，有的不到一周，报案后我们就优先安排见面。
找到对应的床号，老陈冲我微微点头暗示，然后朝向床头说：“您好，我们是代表保险公司前来慰问的。”
刘女士的头歪向一边，颈部插着的一根引流管清晰地暴露出来，管子里还有一点淡血。她没睁眼，可能是术后虚弱，乏力至极，让我也颇不好意思将视线停留在她的脸上。
刘女士的丈夫起身，说“等等”，接着便跑去隔壁病房搬来一张椅子，又蹲着从床底拖出箱子，拿出两盒牛奶往我们手里塞。老陈连忙摆手道谢，我反应慢点，牛奶已经握在手心了——本想放到床头柜上，可对着他诚恳的眼神、微微冒汗的额头，只好道谢。
老陈先抄录床尾栏杆上插着的住院卡，又在吊瓶旁挂着的药品清单上，用手指抵着，一点点往下移。他小声告诉我，这大多是术后消炎药和营养补充剂。
我们查看刘女士的住院病历，老陈突然定格在一沓材料的一张中，说：“这张是术前检查的穿刺病理报告，请问术后的切片病理报告呢？”
刘女士丈夫说还没出来，老陈掰着手指算了算：“今天是术后第3天，您手术刚做完就报案了，很有保险意识嘛，很好很好。”
刘女士的丈夫满脸愁苦：“我家连住院的2万押金都是借的，能不能尽快给钱？”
老陈也跟着耷拉下脸皮，为难地说：“可是，术后的切片病理报告是重要的给付依据，您得补给我们才行。”
隔壁床的家属听到，伸长脖子，帮忙搭腔：“哎，别人刀都开了，这么可怜，你们赶紧把钱给了吧。”
我脸颊立即滚烫，老陈伸长脖子说：“是，我们来就是加快处理速度的。”刘女士的丈夫瘪瘪嘴，老陈立刻微笑，语气又轻快了些：“当然，您要是没空跑，后面可以补交给业务员，或者您直接叫我也行。您要临床照顾，我们先代您办理赔申请吧。”
随后，我把理赔需要的材料整理了下，请刘女士的丈夫在理赔申请书上签字。到了楼下，老陈歪着头批评我：“你是不是觉得看人不礼貌啊？不要这么扫一眼就盯着地了，我们来就是核实出险人身份的。”
我心想老陈眼睛还挺毒，但嘴巴顶撞道：“医院也得核实啊，还能收不一样的人住院吗？”
老陈说，有，比如弟弟冒充哥哥，姐姐冒充妹妹。“你是不是又想说，‘那你也看不出来啊？’但调查就是每个细节都得尽量看，对方的态度、眼神、谈话……”老陈叉腰挺胸，继续说道，“作假没有天衣无缝的——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发现问题，但我可不是别人。”
见老陈如此自信，我还是就刚才的事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刘女士的穿刺病理报告已显示甲状腺乳头状癌，结合手术治疗，通融赔付并不是不行。可老陈非要术后那份病理报告才肯赔付：“术后的病理报告是细胞切片报告，最准。而且她的单还属于投保刚过180天观察期出险，我要直接说‘调查’，听着肯定比‘缺资料’更刺耳吧？”
2
老陈要去医院院长办公室谈事，就打发我到档案室提取被保险人的病历资料。与繁忙气派的门诊大楼相比，档案室所在的楼沉闷死寂，老化的管儿灯不时闪烁。我将名单和工作证递给负责档案管理的女医师，表示想要调取档案。可女医生并未理会我，见打印机卡纸，她重重地拍打机身，让我等着，便扭身出去了。
我坐在椅子上低头翻手机，耳边传来一个极轻细的女声：“请问，这里复印档案的吧？”
我哆嗦了下，抬头一看，居然是之前在公司客服中心柜面吵闹的那个女人，她身边依然跟着那个小女孩。
那一刻，好像有股寒气突然从我裤管窜了上来，我不由起身，答道：“是，不过医生出去了。”
她点点头，坐在我旁边，垂眉敛目地和女儿低语。没一会儿，女医师回来了，后面还跟着个穿深蓝制服的维修工人。女人赶紧上前说自己想要病历档案，女医师机械地要她提供患者身份证和代办人身份证。
“啊！是……我没有患者身份证。”女人吞吞吐吐。
女医师抢着说：“那就不行。”
“他已经去世了，就在你们医院。我要申请保险金，但保险公司要交材料，我没有。”女人一口气说完。
女医师的嘴角抖动了一下，脸上漾起古怪的笑意：“家属那里肯定有材料的啊。”又指指我：“巧了，这个人就是保险公司的哦！”
女人盯着我，问我是哪个保险公司的？不等我回答，她就略粗鲁地伸手去翻看桌面的调查申请表。刚才面对女医师的退缩畏惧荡然无存。她理直气壮地对我说：“正好，就是你的公司。那你查吧！”
我回答说不行，调查也是有程序的。她的脸陡然一沉，说：“故意的，不想给钱，是不是？”
我赶紧往后退了两步，但被椅子抵住。她尖利的嗓音反复说着一个名字，要我赶紧提取资料。她口里呼出的热气喷在我脸上，我的脖子往后伸，左右张望，只见女医师和维修工人正津津有味地看着我们。
关键时刻，老陈庞大的身躯顶开了档案室的门，为这个冷气太足的房间带来一股热浪。僵硬的空气瞬时抖动开来，连女医师的表情都柔和了几分。
老陈对女人微笑，热络地说：“你先报案晒，电话报案有没有？方便快捷哦！”
“去过你们柜台了，但说我没有资料，就不可以办理！”
“没有资料哦，唉！”老陈夸张地叹息了一声，音调荒腔走板。一头乱发茅草样的微微颤动，眼尾耷拉下来，眼底泛起一点水光，好像某种大型犬类。我每次见到这变脸的瞬间，都觉得他很有表演天赋。
大概是在屡次碰壁后终于找到了同情者，女人心中的苦意一点点涌出，斗志也渐渐散去。这时档案室里陆续进人，为了讲话方便，我们就移到了楼梯拐角处。
女人说她叫阿媚，原是个服装厂女工，跟了有家室的服装厂老板，还生了个女孩。老板为自己买了份人身保险，受益人写的是阿媚的名字。不久前老板因急病猝死，身份证、保单原件、病历资料、死亡证明、火葬证明都在他妻子的手里攥着。
阿媚长得一般，未施粉黛，穿着也朴素，只是说话有一丝娇嗲的尾音，我实在无法把她和第三者的身份联系在一起。她喊老板的妻子“老大”，说自己是“二奶”，似乎对这种称谓习以为常。
老陈示意阿媚缓口气，拿起手机向负责理赔的人员询问情况，之后他回头说：“你先写个申请书吧，毕竟口说无凭嘛，再找找有没有遗漏的材料。比如缴费的发票呢？我们也不能乱给钱，系唔系（是不是）？”
阿媚母女道了谢，匆匆离去。我夸老陈出现得很及时，他很受用地说：“记得啵！服务，要先倾听，不要一开口就说‘不行’，可以听完了再说嘛！”大概是觉得自己说了句俏皮话，他兀自笑了，掏出打火机点燃香烟，深吸口气，吐了个圆圆的烟圈。
3
手术一周后，刘女士出院了，她的丈夫也补交了术后病理和出院小结。业务员转告我们，他们很着急，希望钱能尽快到账。
理赔部受理刘女士的案子后，果然提出了调查需求，要求我们在其手术地和居住地开展“既往史”排查。因为房价问题，刘女士在广州工作生活，但房子却买在佛山，日常跨市辗转。
通过姓名和身份证号，佛山分公司的同事找到了刘女士在佛山某中医院看诊的情况，电子病历显示，她因咽喉肿痛就医，医生开了些清热解毒的中药冲剂。
如果这是此次发病的初诊病历，后来确诊则是A大附属医院，是应该予以赔付的。但我们办理理赔申请时，收集到的A大附属医院住院治疗的档案里，有一张新农合受理的回执单。我们核查刘女士的新农合卡，没有发现甲状腺的治疗记录——准确地说，什么记录都没有，因为这是张去年年底缴费、刚过3个月的新卡——于是，在判断刘女士是否存在故意“带病投保”的天平上，逆选择的砝码又加重了。
此前，我们公司曾有一位客户故意隐瞒疾病，在3家保险公司重复投保，累计保额超百万。后来，3家保险公司发现问题，共同报案，公安部门才通过社保、各医院的医疗记录发现该客户在投保前就有相关病史。
老陈告诉我，甲状腺癌是“懒癌”，治愈率高，复发率低。这种病确实容易存在故意拖延、先投保再看诊的情况。这单保险的理赔金额是50万，我们想知道刘女士是否在其他公司重复投保。
各保险公司的系统是独立的，没有共通的名单，无法累计保额。老陈凭着自己的人脉，在微信里呼朋引伴，一一问询：“兄弟，帮我查下有没有这个人的投保记录。”或者公对公地打电话：“请问是某某公司运营部吗？有个保单存疑，想查下有没有重复投保。”
问了一圈后，发现刘女士只在本公司买了保险，于是我们决定把调查停留在公司内部，先把查找医院的范围扩大一点。
就在这时候，内控合规部的李律师进了办公室，先跟理赔部谢主管和老陈打了招呼，之后就说有个投保人的妻子带着律师过来了，在他的办公室。
老陈表示自己很忙，要出去，可李律师拦下了他：“老陈，这份保单承保时你做了生存调查，不找你找谁嘛？”说着，递过一份材料。
“哪次不是我？”老陈嘴里抱怨，接过材料翻看起来。
我凑过去看，那是一份价值百万的保单，投保人即被保险人本人，显然是位成功人士。因为保额高，投保人还提供了与其身家相符的几处房产证明和工厂产权证明。我再仔细一看——诶，受益人不正是阿媚吗？
我小声啧啧，觉得这二奶包养得也太明目张胆了。老陈说：“你只要判断事实，不要去评价有钱人世界的伦理道德。哪管她是阿媚、阿猫还是阿狗。”
几人到了小会议室，各自落座，我绕了一圈给大家添上茶水，看到一个上万元的名牌包被随意地搁在地上。我偷偷打量着包的主人——就是那个被阿媚称为“老大”的女人，感觉她也没比阿媚大多少。
“老大”请来的律师顶着发亮的发胶，镜片也熠熠生辉。他脱口便说这份保单的业务员和受益人涉嫌欺诈，他的当事人作为财产的法定继承人，认为保单并非投保人真实的意愿，主张办理退保。
我心里一惊——“老大”主张保单不实，想解除保险合同，如果真这样做了，那保费将退还给投保人的法定继承人，其中就包括投保人的父母、妻子和子女；但如果合同继续有效状态下，阿媚将以受益人身份领取身故保险金，投保人的法定继承人什么也得不到。
老陈却否定了这位律师的说法：“这份是‘高额提调件’，投保过程中我查过，大致情形我也还记得。问券笔录中，明确了受益人并非妻子身份，且孕育一女，末尾是被保险人现场签字认可了的。”
之前其他人发言时，“老大”的眼睛始终半垂着，浓密的睫毛遮住了视线，只偶尔动几下眼皮。老陈的话音刚落，她立刻抬起头，“扑哧”冷笑一声，目光逼视老陈：“意思是，如果上庭了，你还准备出面给她作证吗？”
老陈说，上法庭对个人来说是个大事件，但对公司来说就是个日常工作，“当然，要尽量避免法庭见”。他干笑两声后，看无人接话，只好渐渐矮身下去，又讨好似地朝“老大”点两下头。
“老大”的脸不由得抽搐了一下。她请的律师拍下了当时的调查问券，说要找专人核对是否是本人签字。两人没多做寒暄，昂首阔步地快速离开了。
事后我和老陈算账：“其实保费才10几万，比起保险金额100万，公司的支出可是少多了。”
老陈靠在办公椅上，边转圈边心不在焉地说“是”。
我又说，如果“老大”退保成功，法定继承人平分那笔钱，她拿到的也就更少了，但是阿媚拿不到钱，她这也算是出了口气。
老陈头上几根翘起的头发逆着光摆了摆，他说：“该是谁的，就是谁的。”
4
不久，阿媚母女和保单业务员闻讯而来。
业务员率先推开小会议室的门，还没落座，就大声说：“我做了20多年保险，这个投保人也是我的老客户，买了好几份，为么单说这一份有问题？”
这个业务员是常见的精明利落的中年妇女模样——据说我们公司的“金牌业务员”大多是此类人，她们善于在早茶、下午茶、晚茶等各种茶桌上，在家长里短、东扯西拉中搞定保单的各个环节。
“不是我们说，是投保人妻子的主张，我们要核实。”老陈见缝插针地补充。
“秋后算账啊？！”业务员的表情在惊讶、委屈、泼辣间自动转换，过渡自然又迅速。
老陈从口袋里掏出两颗水果糖递给阿媚的女儿，小女孩说谢谢，接过去并不吃，捏在手里玩。阿媚焦虑地翻看公司留存的保单资料，时而抽下鼻子，用纸巾擦拭下，把鼻头揉得通红。女孩也扒拉这几页纸，包括那张印着她父亲模糊面孔的身份证复印件，她不知想到了什么，低声说“好丑”。
相比“老大”的冷淡反应，阿媚倒是对死去的人显得更加情真意切。她递来一份手写申请，字体幼稚，但排列工整，把之前跟我们说的情况又落在了纸上，文末还郑重地写上：“感谢某某保险公司保护我们二奶的权利！”
老陈举起申请挡住脸，冲我点着文末这句话，笑得露出一口黄牙。我表情严肃，假装视而不见，继续听她述说。阿媚理了理鬓角，用浮着血丝的眼睛看着我们说：“‘老大’面上唔得说，但是呢，人死了，葬礼都瞒着，还跑来偷偷退保。钱是老板给我留的，他生前说好了的。”
老陈扯过保险合同，指着合同末尾的“投保人授权”说，只要签下了合同，保险公司就有了调查权，“我们调查（员）就是专业的找证据的人”。
老陈斩钉截铁地说完，好像浑身都附上了一层神圣的光圈。阿媚心悦诚服地看着他，终于挤出了点笑模样。
根据《保险法》规定，从理赔申请开始，保险公司在30天内一定要给出结论。但找证据，30天的时间也不一定够。
那边，刘女士的案子陷入了僵局——距离她报案之日起，我们只剩下1周多的时间来调查。佛山分公司的同事去了刘女士居住地附近的民营医院和私人诊所，但很多民营机构拒绝保险公司的介入，或者档案室内没有保存门诊病历，也没有电子系统承载信息。即使把网撒开，网格铺密，我们也只能看着水面浑浊，捞不上东西。
老陈丧气地感叹，“调查是专业找证据的人”这句话是对外吹吹水，相比调查权限很大的国外保险公司，“这里麻麻哋啦（粤语，一般般，不怎么样），一不小心就过界了”。
正说着，楼下柜面的同事突然打来电话，说有人正在砸场，要我们赶紧下去帮忙——起初，保险公司的柜面和银行一样，中间拦有防弹玻璃。后来为打造“零距离”的客户体验，就把防弹玻璃全拆掉了。
我们跑下去一看，闹事的人正是刘女士的丈夫。他十分彪悍，不仅围着柜台疯疯癫癫地跑圈，把正在办理业务的客户都撵跑了，还嚷着：“不要相信XX保险，都是骗子！”随后，他又跳到柜台上，高高举起灭火器，衣服下摆从裤腰中拽了上去，白花花的肚子露了出来。
警察还没来，柜台里的柜员躲闪着，老陈和2个壮小伙连同1个保安，形成合围的态势。刘女士的丈夫的手摇晃着，做出要投掷灭火器的姿态。老陈左躲右闪，不知从哪里摸到一把黑伞，打开，像防爆盾牌。
可能是认出了老陈，也可能老陈的架势夸张，刘女士的丈夫突然大叱一声，猛地把灭火器冲老陈扔过去。灭火器撞上了伞布边缘，伞骨抖了抖，一边瞬间弯下去。老陈被震脱了力，伞掉在地上，灭火器砸到他的腿，他直接跪在了地上。
其他几人趁机冲上前，扯住闹事者的腿，把他从柜台上强拉下来。落地后，刘女士的丈夫双手被拽着，还试图往老陈的方向冲，拿脚踢他，骂骂咧咧的话里夹杂着几个“死”字，“问候”了老陈的全家。
警察终于赶来了，先教育了刘女士的丈夫，说再闹就关他几天。之后又教育我们：“赶紧处理，人家急着用钱，能多快？这周内行不行？”
“行。”老陈瘸着腿跑过去说。
5
刘女士丈夫上门这一闹，竟让老陈灵光乍现，打算查下他。
我们来到医保局，用他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查出了不少购药和看诊报销的记录。老陈直接把时间锁定到了投保前的半年，发现他购买过左甲状腺素钠片和杞菊地黄丸——前者是用于抑制甲状腺细胞增生的，后者是中药，通常是用于“散结”的。
看到这里，躬着身的老陈兴奋地站直，跺了跺腿，说：“对啊对啊，我早该想到！刘XX这种没医保卡的，可能就是全家共用一张卡买药，这样的家庭也不少啊！”
但这些买药记录，仍不是拒赔的确凿证据。随后，我们锁定了3条门诊付款记录，但看不出事由，希望能提取到明细清单。医保局的工作人员说，后台明细需要从系统维护那边提取，而且先要经过领导审批。
领导不在办公室，我们只能打道回府。留给我们的时间只剩最后1天了，老陈发了狠，说一定要在这1天之内把医保报销里的对应的门诊病历都提取出来。
隔天，我们准备开车前往佛山调查，一下楼就在大厅撞到了阿媚母女，老陈笑着打招呼：“哇，你是在我们这边上班么？”
阿媚随和地笑了，说话直白：“来问下进度，我也没啥事，就是缺钱。”
“超额案件，程序多一点点。”老陈拉着我赶紧离开。
随后，他对我总结道：“来保险公司闹的就3种人：有吼天吼地、打砸抢烧的；有通过律师找漏洞的；还有静默打持久战的。你这个月见全了，值了。”
到达佛山时已接近中午，我们只剩下半天时间了，老陈还绕圈去接佛山分公司调查岗的同事。同事一上车就猛拍老陈的背部，说：“晒气啦你（劳而无功），早说查她先生啊，最后个半天要跑3家医院。”
到了第一家医院，佛山同事满口“靓妹”地招呼一番后，医务科的一个熟人居然起身让出电脑，让他自己查。结果我们只查到刘女士丈夫日常的感冒发热问诊，与甲状腺无关。
出来时已是下午3点了，还有2家医院要跑，一近一远。老陈看看时间，说先去远的这家，金额大——果然，就是在这家医院，我们找到了刘女士丈夫的就诊情况，医生下了“甲状腺结节”的诊断，还让“他”做了彩超影像，和刘女士在A大附属医院确诊的彩超对比，结节部位和形态上均存在相似之处。
为了拿到一笔保险赔偿金，刘女士选择拖延治疗，在这半年中，她本人承受了巨大的风险，结节从0.8CM长到了1.1CM。老陈感慨道：“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话反过来说也行啊。”
最后理赔部门根据调查结果，以“带病恶意投保”为由拒付刘女士保险赔偿金，并下发了拒付通知书。
6
再回到阿媚的案子。
我们调阅了A大附属医院病历材料。资料显示，那位老板被人发现时已意识不清，无呼吸，被褥也被尿液浸湿了，初步判断疑因心血管病身故。如果要知道确切的死因，需要进行尸检，家属拒绝了，也实属正常。我和老陈又排查了本地几家医院和体检机构，都没发现老板在投保前有隐瞒病史的情况。
合同要求的理赔材料一应俱全，按照保险合同约定，阿媚以保单受益人的身份如愿领到了100万身故保险金。听理赔部的谢主管说，“老大”又带着律师来了一次，综合考虑后认可了原先主张的“投保不实”的证据不足。“老大”还说：“闹大了也不好，老板生前是个体面人，我也是。”
这下，我对老陈更加心悦诚服，还是他前期调查工作做得好，才经受住了这种考验。
老陈却说：“调查，你以为自己在做专业，可别人只当你是跑腿的。归根到底还是青春饭吧，我也吃不了几年了。”
我尴尬的脸红了，老陈却呵呵一笑转移话题，问谢主管：阿媚和“老大”撞上了吗？
谢主管说，本想带“老大”他们从后门走的，但客服大厅刚装修过，现代时尚，那位李律师硬要嘚瑟地从前门出。结果明晃晃的大厅让所有人无处遁形，李律师意识到的时候已经迟了，他往中间跨了一步，身体斜插，试图挡住2个女人目光交接擦出的火光。
见到阿媚，“老大”始料未及，怔住，但没有出声。众人也没有从她脸上捕捉到不甘、愤怒等表情。阿媚只往前移了小半步，就停了下来，因为小女孩的手紧紧地拽住了她的衣角。
阿媚低下头去，将手覆盖在小女孩手上，母女的手又套在一起。
我收到回省公司的通知很突然，而且很仓促，第二天就得回去报到了。当天我写了篇实习报告，很零碎，想让老陈提点意见。老陈说：“不看，你又不用到处跑了，办公室的工作肯定轻松。”
我有种挥别战友和老师的伤感，说改天请他吃饭。老陈目光悠远地答道：“好啊，有这份心意就好。”
可回到省公司理赔部后，我发现并不用太感伤，其实经常能见着老陈。公司的调查员也就小猫三两只，是直接由理赔部管的，老陈经常过来送文件、送人。他一来就皱着眉头，四处溜达一圈，再嚎两嗓子：“兄弟我不容易啊。油费自己贴，停车费、餐费都得先垫，财务还抠抠搜搜、磨磨唧唧，我的信用卡也不够使了啊。”或者说：“广州太大了，路上都得就几个小时，任务又重，每天加班加点地干，你们定考核指标的时候多想想啊！”
我从没想过老陈对上面这么能诉苦。见面三分情，何况老陈的脸带着喜庆，大家都笑嘻嘻地看着他，耐心地听他讲完。他也不胆怯，来了就顺走一点省公司部门经理的烟、内部经费购买的加班小饼干、水果。
7
一日，老陈来理赔部的时候，额头上粘了好大一块纱布，我赶紧问他怎么了。他递给我一个肯定的眼神，就站在办公室中间的空档说开了。
不久前，他发现有个棉纺厂老板投保的“团单”，出险率特别高，其中意外医疗责任赔付的金额已经是保费的数倍有余。最近该老板又有1个申请，说自家厂里有个20多岁的女工试图清理机器上的棉纱时，右手中指和食指被轧断了。
老陈和另一个同事跑去工厂查勘，提出要见出险人，但老板不在，办公室职员说那个女孩已经离职，可能回老家了，保险金委托老板代领。
说完，职员就想把他们赶快请走。这让老陈觉得此事蹊跷——距离出险时间就1周，中间还有治疗时间，这受伤的女孩“跑”得也太快了。根据过去的查勘经历，工厂车间比较敏感，一般是不让外人进的，保险公司又没有强制搜查的权力，他只能另想办法。
老陈在工厂办公室里散了几根烟，哭诉自己跑一趟不容易，又没钱，想在工厂食堂蹭个饭再走。那职员就同意了。
结果，老陈他们在食堂排队打饭的队伍中发现了那个受伤的女孩，她的手指上还缠绕着白色的绷带。老陈端着餐盘跑过去，一聊就发现出险时间、出险经过都对的上，但姓名不同。我们推测，这可能是工厂老板在投保时为了少交保费，故意少报人员名单，出险后又用已投保的人员姓名代替。
老陈刚拍了张照片，保安就跑过来，气势汹汹地推搡老陈，一直把他们推出大门口。所幸，他拍照的时候手机在臂弯里，保安没看见。
“你是被推倒磕到头了吗？”我们赶紧安慰老陈，理赔经理还主动递给他一包烟。
“啊？这是我去档案室拿档案，被铁架子磕到的，缝了3针呢。”老陈狡黠一笑。
不久，老陈在广州买房了。大家热议，说那房子的地址太不好了，在黄花岗——据说，广州带“岗”字的地方都与坟场有关，而且那个楼盘所在地之前是个殡仪馆，现在站在阳台上还能看到墓碑呢，这也太不讲究了。
老陈说：“怕乜啊？升棺发财，有棺才有财。搞调查，阴气重的地方去的还少吗？”
又过了没多久，老陈就要辞职了。大家分析，他是为了出去多挣点钱还房贷。
老陈说：“调查这活儿，没良心的人干不成，但太有良心的，比如我，也干不长。”
大家看他嬉皮笑脸，便说他说话真假参半。但我想，也许他句句都是出自真心。
我突然想起那一天，老陈来到我的工位旁，晃了一下他的手机屏幕。我拿过来一看，手机壁纸照片居然是阿媚写的那句话：“感谢某某保险公司保护我们二奶的权利。”
我很惊讶他居然拍下来了，老陈用手指轻弹了一下屏幕，说：“开始讲好鬼搞笑，后来想，还没什么人跟我话多谢呢。”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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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外婆刚离世后那几年，大家族的春节团圆饭改为了每家订饭店轮流请客。没有老人维系，这个形式的聚会勉强维持几年就断了。
2022年的春节过得无味，大年初一，母亲和几个姐妹挨个通电话相互拜年。她们姐妹四个，人到暮年，回忆起十几年前一大家子聚在一起吃团圆饭的事情，感叹岁月蹉跎，言辞之间尽是唏嘘。
人上了年纪总觉得以前好，我记忆里的春节，绝大多数画面也是幸福的。但我心中偏僻之隅有一处阴影，是我童年时代少有的、不愉快的甚至恐怖的记忆。
往事不堪回首望，外公家这一系，消失的不只是热闹欢乐的春节团圆饭，还有二姨一家——全家五口人，就像老屋烟囱冒出的一缕炊烟，无声无息地消散，仿佛从没来到过这个世界上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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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末，外公家还住在祖上留下来的平房里。房子有个很大的前院，外公睡觉时，我偷拿他的拐棍在空场上舞，或者把小洋鞭一个个揪下来，点着了，往邻院里丢，邻居不胜其烦，就会找上门来跟外婆告状。
外婆跟我说，原来这左邻右舍的房子都是咱家的。曾外公是做大生意的，有木材厂、金店和橡胶厂，这整一条街上一大半的房子都是他的。土改后，曾经的深宅大院就剩下这一个院一间房。
外公外婆都是1920年代生人。在动荡不安的年代里，外公考取了东北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后被一所知名大学的校长钦点进入该高校任数学教员；本应是文盲的外婆，少女时代离家出走，在她舅舅的资助下读过伪满洲国国立女子高中，后来又在卫校学习“接产”，是县城里唯一敢下“钳子术”和手动纠正“倒胎”的妇产科“大拿”。她创建的诊所，后成为周总理批示的新中国最早的百家妇幼保健院之一。
老两口一个大学教员，一个医院院长，1955年旧币值“改万为元”后，市长才200元工资，他们就能领150多元的工资。外婆一共生育了11个孩子，可担任院长的她也无法避免6个夭折，一个儿子都没活下来。5个女儿都出嫁后，女婿们有的家在农村，有的实在太穷，于是就养成了在娘家过年的习惯。
打我记事起，一到除夕下午，外婆家就喧闹起来。老两口再加上女儿们家里带来的7个孙辈，19个家族成员齐聚一堂，七手八脚地在方厅里支上两张大圆桌，不一会儿就铺满了香喷喷的各种菜肴。
大人和小孩是分桌坐的。大人那桌，四姨打小能歌善舞，她当年跳忠字舞时就是领舞，后来成了我的小学音乐老师；五姨是医院护士，打屁股针不疼，在我的小胖手上扎点滴总是稳稳的一针；老姨那时候才20多岁，经常骑车驮着我到处疯玩。
在我母亲和外婆之间，有一个眼生的女人静静地坐着。她年龄和我母亲相仿，穿着带一排盘扣的深紫色上衣。外公外婆讲完话后大家才能动筷，她就右手擎着筷子，左手捧着饭碗，只捡面前的那两盘菜吃，一次只从碗里夹起几个米粒，慢慢放进口中。大家很少和她交谈，就连两个日常喜欢逗笑的姨夫，跟她说话也是小心翼翼的，绝不开一句玩笑。
那个女人就是我母亲的姐姐，我的二姨。如今我已回忆不起她的长相，似乎她的脸总笼罩在阴影之中。挨着她坐的男人是二姨夫，同样少言寡语，两口子就那么阴郁地坐着，面无表情地自顾着吃饭，与这个欢乐喧闹的场面很不搭调。
我们小孩这桌，3个岁数大点的孩子，是二姨的女儿和儿子。等我出生时，有了计划生育，所以从我母亲到小姨，都只有1个孩子。我们4棵“独苗”在外婆家随意得很，水果糕点拿起来就啃，可二姨家的表姐表哥们就很拘谨，非要长辈把吃的递到嘴边才肯接过去。
而那些年，我母亲和姨妈们去外地，总会买点玩具或糖果回来给我们，一直都是4份而不是7份。有次四姨家去北京旅游买回来4只憨态可掬的玩具熊猫，装上电池能摇头晃脑地爬行。我们分别给熊猫起了名字，走到哪里都抱着。我问母亲，二姨家的哥哥姐姐为什么没有？母亲想了好一会儿才回答：“他们长大了，不喜欢。”
除了“二姨好”三个字，我好像没和二姨说过别的话。母亲告诉我，二姨是病人，对她要礼貌，少说话，更不要和她打闹。听说二姨从10岁左右开始偶尔会抽羊癫疯，玩着玩着就突然倒地，四肢抽搐，吓得外婆赶快上去撬开她的嘴，往里塞上东西防止卷舌窒息；再长大一点，羊癫疯不犯了，却发现她总是对着空气嘴里含混不清地叨咕着什么；等到十七八岁时，二姨的精神障碍就变得严重起来，没法上学了，外婆就只好托关系让她去了亚麻厂上班。
因为精神特殊情况，二姨不能接触车间轰鸣的机器，只能去“摔亚麻”。那是非常辛苦的工作，头顶炎炎烈日，手握住麻把根部，用力掼在铺好的木板上摔打脱粒，再把摔好的麻颈打成几十斤的大捆，最后把亚麻粒筛好装袋。
厂里有上万男工人，看见来了个漂亮的大姑娘，难免有来逗壳子的。一来二去，引得二姨的病又发作起来，时常又哭又喊，引人侧目。
2
外公外婆是出身旧社会的文化人，他们所学的科学知识与根深蒂固的迷信思想并行不悖，既信牛顿定律，也信算命跳大神。等二姨到了婚配的年龄，老两口就觉得，借着结婚的喜气冲一冲，闺女的病兴许就好了。
县城那么小，街上逛一圈总能碰到两个熟人，二姨有精神问题是瞒不住的。于是媒人介绍了县工程队的二姨夫，评价里有一条是：“这人有些老实……”
外公外婆也知道这话是指二姨夫的智力有点问题，但他在单位能画图纸设计建筑，生活也能够自理，应该没什么大碍。
精神分裂与轻度弱智的结合，真是危险且无奈的“般配”。二姨结婚后，很快生了一个女儿。大表姐的大名我一直不知道，亲戚们都叫她的小名“大娥子”。起初我以为是大鹅的鹅，后来看了《西游记》才恍然大悟，问母亲是不是嫦娥的娥？母亲想了一会儿才说是。我又翻了汉语词典，才知道“娥”原来是美女的意思，用来形容雍容华贵的王族女子。想想大表姐白白的皮肤，细高挑的个头，齐耳的短发，虽然没法和瑶池起舞、裙裾飞扬的嫦娥仙子相比，但也蛮漂亮的。
外公理、化都通，还能阅读日、俄语书籍，在名校任教时，教授们都在巨大的长廊里一起办公，估计对遗传学也耳濡目染。听说，大表姐出生后，他就隐晦地嘱咐过二姨夫：“你跟淑文有一个孩子就行了，孩子多了，操心。”
这话与那时候讲究的“人多力量大”不搭调，二姨夫一听，傻气冒了出来，把嘴一咧，顶撞道：“我家的事，要你管？”气得外公说不出话来。
往后几年里，二姨又生了2个儿子，小两口每月几十块工资养3个孩子，生活很是拮据，常靠外公外婆暗中接济。
外公一生埋头钻研教学，不问时事，也不善于与人交流，整天宅在家里研读俄文的数学书。因为他家庭成分是中农，在文革时备受欺侮，被喊“臭老九”也就罢了，连教学楼走廊少了一个电灯泡，都有人诬陷是他偷的。外公自己气不过，就卷了铺盖卷辞职回县城了，被安排去教初中数学。外婆的娘家成分是地主，运动来时，直接被撸掉院长职务成了平头医生。老两口的工资减少了一大块，分不出多少钱来资助二姨家了。
就这样到了80年代，一天，二姨回娘家吃饭，正赶上四姨在练习舞蹈，可能是妹妹挥舞的手臂让她产生了恐怖的联想，二姨扔下碗筷，猛兽一般地扑过去，把四姨按倒在地，双手像是铁钳一样，死死扼住妹妹的脖子。
瓷器碎裂的声响惊动了众人。我父亲正在外公家帮忙干活，他赶紧冲过去用力去掰二姨的手指，结果被她回臂一肘打碎了眼镜，差点扎到眼球。后来五姨心有余悸地跟外婆说：“这要是打坏了三姐夫的眼睛，人家妈能饶了咱们家嘛？”
众人费了好大力气才制服了犯病的二姨，四姨脖子上深深的紫红色掐痕告诉大家，她差点就没命了。
二姨第一次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几个月后，二姨出院了，医生说是状态很稳定了，但要按时吃药，避免刺激。亚麻厂的工作也没法干了，几万人的大厂，接触的人和事越多，越容易诱发病症。二姨没了工作，3个孩子要上学，要穿衣吃饭，一家人的生活更窘迫了。
外婆眼看着要退休了，那时候讲究子女接班。医院的工作是个好活，能解决一个孩子一辈子的吃饭问题。于是，她就动了让二姨接班的念头。
与外公外婆当年的忍气吞声不同，我母亲和几个姨们在“运动”时正值青春期，学校停课，念语录，背“老三篇”，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是“白专道路”，万万走不得的。她们天天带着红袖箍去占领“司令部”，后来又跑遍全国“大串联”，都只有是中、小学肄业学历，“上山下乡”回来，也不太好找个像样的工作。
我母亲和五姨就表示反对，认为二姨接了班，要是干不下去的话，就等于白白浪费一个名额。可外婆却觉得，老二本来就有些毛病，找不到工作怎么养3个孩子呢？于是力排众议，提前退休，让二姨接了班。就这样，二姨被安排到医院洗衣房洗衣服。
二姨去医院上班后添了个到处溜达的毛病，经常在上班的路上就开始漫无目的地闲逛起来，一转悠就是一天。好在同事们都知道她的情况特殊，就多干点，也不和她计较。
3
从1990年开始，县里进行大规模拆迁，外公家那条街的平房都要拆掉盖楼。外公家作为回迁户，给补偿了一套50平的两室一厅，楼房。当时住楼房是件值得炫耀的事，我家也跟风卖掉平房，在外婆家楼上买了房。
外公家虽没有了平房的宽敞，但一到过年，女儿女婿们照旧回来，屋里挤挤插插塞满了人，显得更热闹了。女婿们轮流上阵跟老两口打麻将，屋子里烟雾缭绕。另一间卧室里，我们4个孩子坐在床上，手里掐着一把零钱掷骰子。母亲和妹妹们则嗑着瓜子看电视。鞭炮声、麻将声、孩子的吵嚷声和电视机里的春晚交织在一起，空气中充满了幸福祥和的味道。
那年除夕夜的团圆饭，仍是我父亲他们4个女婿负责掌勺，每人2道拿手的热菜。待饭菜都摆上桌开吃了，二姨夫才领着表姐表哥们姗姗来迟，唯独不见二姨的身影。
“淑文呢?”外婆问他。
“淑文走丢了。”二姨夫木张张地说。
“啥时候不见的？”两个老人一下就急了。
“有一两个月了。”二姨夫还是面无表情地说。
外婆本能地从棉坎肩兜里摸出一瓶速效救心丸，含上几粒：“怎么走丢了？”
二姨夫支支吾吾说了半天，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
“让拍花的拍走的！”才4岁的表弟舞着一把塑料宝剑，连蹦带跳地插话。
外婆的眼泪一下就掉下来。
我们小时候一哭闹，就被大人吓唬说“拍花的来了”，一开始被唬得一愣一愣的——“拍花的”其实就是人贩子，传说是他们手掌上抹了一种神秘的药水，往小孩脑袋上一拍，小孩就会对他们言听计从，乖乖跟着走了。
女儿丢了，这年还怎么过得下去？大伙都劝外公外婆不要太上火。那时候找人最有效的方式是在报纸上登寻人启事，各地的收容所也会定期把收留的不明身份的人登在报纸上，家人看到就来认领——二姨在这之前也走丢过3次，有2次靠登广告、看报纸找回来的，还有1次是被她大儿子找回来的。
二姨的大儿子小名叫“大小子”，他们一家人性子都闷，唯独这个大表哥性格外向，很“闯荡”。因为几个儿子都早年夭折，外婆格外喜欢这个大外孙，总说“淘小子出好将啊！”以往过年时，大表哥会负责领着我们4个小的出去点烟花、放鞭炮。他朝外公要根烟，点着了斜叼在嘴里，把我们都害怕的“二踢脚”剥出捻来，用拇指和食指轻轻掐着，用烟点着，“嗵”地一声就飞了出去，在半空中“啪”地炸开。他仰着头看，叼着烟卷的嘴里满意地喷出一口烟雾，潇洒极了。
二姨那次走丢时，大表哥正念初中，学习成绩不行，全班打狼（东北话，最后一名）。他天天逃课，跟着一帮兄弟混社会，敞着怀叼着烟在街上游荡，一副小流氓的模样。
在一个炎炎夏日里，二姨出了家门后一夜未归——这事之前不是没有过，二姨有时候会在公园坐一整夜，有时候会沿河岸溜达。大表哥确定他妈不在外婆家后，领着2个小兄弟沿着县城几条主要街道找，鬼使神差地跑到县里的长途汽车站，正好看见一个陌生男人正领着一个女人上长途汽车。
即便只是远远地看背影，从那女人穿的衣服颜色、异常缓慢的走路方式，大表哥就确定那是他妈。他大吼一声，借助疾跑的力量，飞起一脚踹在那男人身上。那人被踢得一个趔趄，还没缓过劲来，又被赶上来的小弟们抽了几个大耳光，肚子上也挨了一脚。那男人挨了打，竟一言不发，一溜烟似的快速跑开了。
这边亲戚们找二姨正乱成一团时，大表哥已经把二姨领回了外婆家。平时因为学习不好被亲戚瞧不起的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赞誉，得意得像个凯旋的将军，叉着腰威风凛凛地讲起“救母”的过程。
可这一次，外公连续在报纸上登了1年多的寻人启事，亲戚朋友也帮留意报纸的寻人信息，都毫无线索。我父亲他们几个女婿把周边县市的收容所都跑遍了，外婆在电线杆上、墙上头贴过无数的告示，还上过电视台午夜蓝底白字的寻人启事，仍然杳无音信。公安局那边也没有线索，外婆去看过几次无名女尸，显然都不是二姨。二姨像是人间蒸发一般消失了。
二姨走失时只有40岁出头，不发病时和健康人一样，出门前总是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还爱系一条紫色的纱巾。几个女婿私底下议论，不敢让老太太听到：“二姐十有八九是被人拐卖了，不知道有病的话，能卖大几千元，就算知道有毛病也能卖一两千，因为她还能生育呢。”
二姨失踪后没几个月，县医院就不给她“开支”了。当时单位接班制度尚在，外婆知道有无数双眼睛都盯着这个空岗位。二姨失踪的头两年里，她每隔几个月就去医院骂上一次：“我看哪个敢顶我姑娘的名额？告诉你们这帮王八犊子，说不定哪天我姑娘就回来了！”
外婆当过院长，曾是妇产科“第一刀”，气势汹汹的，没一个领导敢过来搭话，任凭她在那里骂，可骂着骂着，老太太自个就哭了。
4
往后的几年吃团圆饭时，二姨夫若无其事似的，还是木木地领着3个孩子来外公家过年。他吃完饭也不走，像是没事儿人一样笑嘻嘻地看大伙打麻将。看着窝囊的二女婿，有一年，外婆忍到大年初二，没告诉任何人，自己去到河沿呆坐了一整夜。
我和表弟靠打扑克、掷骰子，连唬带骗从外婆那搞到三五块钱，就去街机厅打游戏。大小子和二小子也想玩，但没钱就站在后面干巴巴地看。大娥子已经是大姑娘了，不跟几个臭小子混，就静静地坐在沙发上看春晚。
后来大娥子发病了，跟二姨差不多的年龄，差不多的精神分裂症状。她无法上学了，经常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不出来。
二姨失踪后，大娥子负责做饭和做家务照顾父亲和弟弟们，她生病后，家务就靠二姨夫来做了。我母亲不放心，每隔一段时间就去他家瞅瞅，毫不夸张地说，一是看孩子们是不是吃不上饭了，二是看二姨夫生火做饭有没有把房子点着。
大娥子就在床上躺着，问起话来一言不发，黑乎乎、稀溜溜泔水般的一碗菜汤和带“嘎巴”的米饭就摆在床头，上面叮着几只苍蝇。
我母亲跟二姨夫说：“这孩子病了，得去医院看看。”
“没病，没病，她是装的。”二姨夫说，“我可没钱上医院。”
我母亲也没法子，只好时不时地去二姨家送点吃的东西和生活用品。
时代变了，学历又值钱了，我们几个小家都在为生计操劳，说白了，努力工作，都为供“独苗”上大学攒钱，哪有太多精力和财力去帮扶这个悲剧的家庭？
1994年的一天深夜，我一生中最真实的恐怖片上演了。
那夜雷电交加，暴雨滂沱。我早早上床睡觉，却被一阵急促的砸门声吵醒了，只迷迷糊糊看见父亲急匆匆穿上衣服出了门去。
父亲出门时墙上的挂钟显示正是午夜时分，他回来时天已经蒙蒙亮，高度近视眼镜被揣在上衣口袋里，从胶皮靴子里倒出雨水来。
大娥子死了——她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3天，任凭外面人如何叫都一声不吭。外婆领着父亲去撞开房门，看见她赤身裸体，上半身躺在地上，两条腿搁在炕上。
母亲听父亲讲完，就跟他面对面地坐着，一言不发。哭，没有那么深厚的感情，跟没事儿人一样该做饭做饭、该上班上班，又感觉哪里不舒服，隐隐作痛。
经公安局司法鉴定，大娥子为自然死亡。那时我还是小学生，对死亡刚有稍许认识，更多的是对那未知的黑暗深渊的恐惧。听大人们说起大表姐的死，眼前就浮现出她梳着齐耳短发、咯咯地笑着拉着我的手，去她学校操场上玩。
我甚至一度认为她的死是与我有关——有一次她来我家玩，没见过抽水马桶的她上厕所时把卫生纸丢在马桶里。通常我母亲的习惯是丢在单独的纸篓里，我很不高兴地训斥她说：“纸扔在里面，堵了怎么办？”大娥子被我说得如同闯了大祸，顾不得脏，赶紧用手去捞。我按动按钮，轰地一声，水流倾泻而下，一道急速的漩涡冲走了一切，吓了她一大跳。后来父亲告诉我，其实卫生纸扔进马桶冲走也没什么大关系，一般不会堵住的，我感到十分后悔，错怪了大表姐。
在大娥子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自责得无以复加。我虽从未去过二姨家的平房，却根据大人闲聊的内容勾勒出那恐怖的一幕，成了我的童年梦魇。我不止一次梦见自己踽踽独行在破败不堪的校园，随后穿过狭窄逼仄的院子，二姨家中空无一人，推开大表姐房间的门，里面是死一般的寂静，她躺在炕上，脸上是被黑发盖住的恐怖死相，旁边还摆放着苍蝇萦绕的饭菜。
我偷偷跟外婆说起这梦，外婆安慰我说，大娥子的死和你没有什么关系，她遗传了你二姨的精神疾病，“要说有错的话，都是姥姥的错”。
没人比当过妇幼保健院院长的外婆更懂“优生优育”。也许她想的是，如果剥夺二女儿结婚生育的权利，像养小鸟一样把她关进铁笼，或许就能够阻止悲剧的扩大。
5
二姨家只剩下3个男人后，屋里又脏又乱，我母亲去了，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
二姨夫的呆傻似乎更严重了，每月领了工资就领着2个儿子去下馆子，几天下来就把钱花得一干二净，再东挪西凑到处借钱。大表哥跟着一帮兄弟混，怎么也能混饱肚皮，二表哥老实巴交，实在吃不上饭，就只好跑到外婆家蹭。
有一天我母亲去二姨家送吃的，看见大表哥斜靠在土墙上和几个叼着烟卷的半大小子唠嗑，隐约听见他们说：“……搞点钱……完事就跑……哪儿抓去？”
母亲赶紧把大表哥拽到一边说：“咱可不能干犯法的事啊，出了事，谁捞你？”
大表哥听了点点头，不知道算是认同，还是怕我母亲的啰嗦被兄弟们听见丢了威风。
当天午夜，夜色深沉，县城一个小区门口，几个青年人当街截住一个中年女人，亮出弹簧刀让她掏钱出来，那女人拼了命地抵抗，把手提包的拎带都扯断了。尖利的呼喊声传出很远，一名带枪出来的便衣警察闻声赶来，几个黑影见状四散奔逃，警察随便盯住一个，边吼边追，最后掏出枪来“砰”地一声打倒了他。
这是大表哥第一次作案，一分钱没抢到手，大腿中了一枪，还因持刀抢劫被判了12年。
二姨家的小平房里就剩下二姨夫和二表哥了。
二小子长得白白净净，一副书生模样，因为“锛儿喽（脑门）”大，外公说他“天庭饱满，能当大官”。二小子的学习成绩很好，从小学到初中一直是班级前5名，坚持下去是能考上大学的。
遗憾的是，在二表哥十五六岁时，也“准时”出现了精神障碍。他总觉得班上的同学和学校的老师们排挤他，甚至要暗害他。他在课本上画满了扭曲变形的怪图，学习成绩一落千丈，最后只能辍学。有人看见他在街上像是芭蕾舞演员那样用脚尖转圈，一个接一个。
二姨夫不去上班了，工程队给按70%“开支”。爷俩相依为命，谁也不做家务，发了工资就去饭店大吃一顿，没钱就继续东借点、西凑点对付日子。
1997年除夕，二姨夫孤身一人来外公家吃团圆饭，进门就对外公外婆说：“二小子不见了……”
他说前一阵子领二表哥去外县的哥哥家借钱，因为没钱坐车，爷俩要走几十里路。半路二表哥说走不动了要歇会儿，就在路边坐下了。二姨夫没管他，径直自顾走，回来时，儿子已经不见踪影，再也没回家，人就此失踪了。
外公气得眼泪掉了下来，拐杖把瓷砖跺碎了一块，外婆恼恨二女婿的迂囊不喘，把他骂出了门。从此以后，二姨夫就再也不来外公家过年了。
亲戚们还是用登报的法子寻找二表哥，2年过去，一点消息也没有。和他失踪的母亲一样，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外婆年迈，没法儿到外地去了，只能在县城的几条街道一圈一圈地转，去市场买菜，看到缺胳膊少腿乞讨的年轻人，总要端详一会儿，回家还会偷偷地哭。
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亲戚们满腔的怨气都发泄到剩下的二姨夫身上，没有了血缘关系的纽带，外婆一家和他这个“外人”形同陌路。
我上高中后，听母亲说二姨夫也去世了，他死得无声无息的，是工程队派人去收尸、火化的，没通知任何人，他的平房也被单位收回了。
就这样，二姨一家五口人，就这样消失了。
外婆学医从医一辈子，也不耽误她去算命烧香。不止一个算命先生跟她说过：“老二没死，二小子也没死。”
后来外公先走一步，就剩下外婆一个人，过年时还是4个女儿、4个女婿、4个外孙子孙女回来。除夕夜里大家吃团圆饭，打麻将，看春晚，笑声飞扬。独苗们都长大了，似乎从记忆中自动删除了还在服刑的大小子。我成了“大外孙”，负责领弟弟妹妹们去放烟花鞭炮，虽然我还是不敢手拿着二踢脚放，但也在表弟表妹眼里看到了崇拜。在一片喜庆祥和的气氛里，外婆似乎忘却了还有二姨这个女儿，以及她消失的一大家子人。
年过完，喧闹散去，便是令人窒息的安静。外婆总是开着电视睡觉，母亲下楼开门查看时，给她关上，她反而会醒来。外婆把一张椅子搬到阳台上去，没事儿就坐在那里边吸烟边往远处看，嘴里叨念着：“小二啊，你要是死了，妈也就死心了，这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妈心里惦记一辈子啊……”
我上大二那年春节前夕，外婆心脏病复发住院，经诊断动脉有3处梗阻，需要支架。4家开会，决定平摊手术费用。手术后外婆似乎康复得很快，大年初二像是没事儿人一样坐起来吃了饺子，嚷着要出院回家过年、打麻将。
大家在一片宽慰中打车回家，行到半途，值班的五姨五姨夫打来电话说，老太太不行了。等我们掉头回到医院，外婆已在昏迷中抢救，当天深夜去世了。
我母亲和3个姨们检查外婆遗产，发现她只有几千块钱。惊讶之余，一算细账，老两口的退休金微薄，每年五一、国庆、中秋、春节，一大家子人都来吃喝，再加上给外孙辈的压岁钱，麻将扑克再输点，确实攒不下什么。
外婆去世后，习惯热闹的4个小家勉强把春节的团圆饭的传统延续了5、6年，后无疾而终，过年时，就都各过各的了。
后记
外婆去世的第3年，大表哥因在狱中表现良好，减了刑放出来。他发现家已经没有了，房子被工程队分给了别人住，四下一打听，才知道家里人死的死，丢的丢，就剩下他孤零零一个人了。
他来到外婆家敲门，老姨告诉他，姥姥、姥爷也都去世了，外婆去世只留下几千元钱，还不够住院费。心脏支架手术花费6万多元，是4个姨家平摊的。大表哥沉默了一会儿，明白了什么意思，接过老姨给他的几百块钱，说了声“谢谢”就离开了。
大表哥从此不知去向，再也没有出现在任何一个亲戚的视野中。二表哥如果还活着，已是年近半百，二姨比我母亲还大3岁，如果活着的话，已经76周岁了——想必她大概率已不在人世了。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