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雨天，一个保姆住进上海电话亭
文 | 魏芙蓉
编辑 | 王姗
蒙自路382号
那个下午的上海刚下过一场大雨，天阴沉沉的，安徽宣城蓝天救援队队长开车跨了三个区赶来，老远就看见了那个红色电话亭。
他下了车，在电话亭前蹲下身子，隔着玻璃，终于把里头看清楚——瘦瘦小小的一个人，抱腿屈身坐在地上，头发黏糊地巴在脸上，看上去有些虚弱，正拼命跟他比划着什么。
那是54岁的袁玉萍，已经连着几天没吃东西了，腿也因为长时间弯曲变得肿胀。她是安徽宁国人，今年2月才在上海谋了份差事，在徐汇区当住家保姆，伺候97岁的老太。刚干了一个月就遇上疫情，老太感染住进医院，隔天她也进了方舱。
落到现在这步田地，要袁玉萍说，自己都稀里糊涂的。4月20日是袁玉萍出舱的日子，转运车把她拉回小区，老太还在医院，屋里头没人，社区居委没放她进，她找110来调解也不管用。后来警察带她去小区旁的汉庭酒店，对方也说满房了。无奈之下警察联系了志愿者，送她去上海市救助管理站。
那天晚上11点多，大巴车把她在路边放下，听说是黄浦区，她吓一跳。来上海这几个月，袁玉萍就没出过几次门，眼前这是哪儿呀，“人真的都呆掉了”。
现在回头看，袁玉萍兴许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个地方了——黄浦江边上的蒙自路，沿街都是店铺，低矮的居民楼几乎和行道树一般高，笼罩在蒙蒙的雨雾中。
负责转运的志愿者告诉她，救助站就在附近，天色太暗，司机找不着具体位置，只能把她送到这里了。临走前还给袁玉萍指了一处地方，“你看那里不是有一个人（躲雨）吗”，要是找不到救助站，就在那里避避雨，天亮再去。
袁玉萍跑近一看，果然，农业银行的ATM机前有一个老头盘坐着，约莫五六十岁。这处靠玻璃围起的空间占地面积只有两块瓷砖那么大，下雨天又湿又冷，老头往地砖上铺块纸箱皮，身上就盖了一块地垫，露在外头的一双脚连袜子也没有。
老头告诉袁玉萍，自己早些日子从山东来上海找工作，第三天就碰上疫情封控，不仅工作没着落也没地方住，已经在银行里凑合了十几天。他对这附近熟得很，领着袁玉萍去找救助站。
上海市救助管理站藏在蒙自路的深巷中。“满了”，隔着一道铁门，工作人员告诉她，类似的话，这天袁玉萍已经不知道听了多少遍。
山东老头好心邀她去银行歇脚，但那块巴掌地哪能站得下，她光是一只脚伸进去都够呛。
深夜12点的蒙自路几乎看不到行人，铺面都紧锁着。雨一直下，袁玉萍出来得急，身边最厚的衣服不过是一件羊剪绒外套，她在路口冻得直发抖。
袁玉萍最终找到一个小区的门廊歇脚。城市的屋檐太窄，不仅兜不住她的行李包，人也护不周全。她在屋檐下冻得哆哆嗦嗦的时候，小区保安看她可怜，拿来一件棉袄，说是别人不要的，袁玉萍看到衣服外面长了霉，但里子是干净的，顾不得那么多，赶忙往身上套。
保安大哥黑黑胖胖，北方人，说一口标准普通话。不多会儿工夫就端来一大碗馓子，他刚煮的。袁玉萍又饿又渴，可就是一点也吃不下，对方又烧了一壶水，她用瓶子接了灌下大半，才觉得捡回半条命。
那天晚上可真难熬啊，袁玉萍困得受不住，坐在借来的凳子上打瞌睡，没留神，哐当一下栽倒在地。这样下去不行，她又管保安大哥借来一把伞，想找个踏实的歇脚地。伞在雨里撑开，半边都是破的。
整个后半夜，袁玉萍就打着这半边破伞在蒙自路穿行，从一个屋檐换到又一个屋檐下，雨水打湿了她的袄子，跑步又累出一身虚汗，贴身的衣服也湿答答的。
凌晨四点，天空渐渐露白，蒙自路382号附近，一个红色电话亭引起了袁玉萍的注意。稀罕的是里头竟然立着个小伙子，袁玉萍大喊着朝街对面挥手：“小弟小弟——”，没得到回应，她径直跑过去，蹿进了电话亭的另一头。
●蒙自路382号附近的电话亭
「方舱出来的，你不怕？」
和袁玉萍一样，小弟也是个无家可归的外乡人，他原本在徐汇租房，因为疫情困在黄浦区，已经有七八天。对开式的电话亭，袁玉萍和小弟各占一间，空间局促，坐下伸不直腿，靠着铁块硌背，横竖不舒服。
天亮以后，小弟离开了，袁玉萍把行李拖进了另一头，她学着山东老头的样，把袄子脱了垫地上，脱鞋盘坐着。关起门来，眼前的蒙自路就被红色的玻璃框划成一格格。
袁玉萍上一次来上海，还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因为办事顺路，她光瞧了眼外滩，东方明珠都没来得及看。这么多年来，“全球超级一线城市”，一直是上海刻在她心里的印象。
今年春节刚过完她就来这找活干，人生地不熟，没经验，介绍所收了她一千块，把她领到徐汇区的东安一村。袁玉萍说自己活这么大岁数就没看过那么脏的房子——上世纪70年代建成的小区，两室0厅的套房，住下了97岁老太一家三代。屋里到处是药罐子和破碎布，袁玉萍只能睡在老太房里的沙发上。
她给老太做饭洗衣，喂药擦身，在屋里闷头干了十几天，借着买脸盆的功夫才第一次出门，发现全国有名的肿瘤医院就在小区旁边，往远了去更是人群和高楼挤挤攘攘，这才反应过来，“这里竟然是市中心啊”。
这里也成为上海本轮疫情最早爆发的地区之一。3月底，东安一村周边开始出现零星病例，没多久小区封闭多个入口，老太的儿子孙女困在闵行，屋里头就只剩袁玉萍和老太两个。
她很快就察觉到了老太的不对劲，“平时不喝水，那几天喉咙发干，一直要水喝”。袁玉萍记得，4月2日，她推着老太做完核酸后就接到社区打来的电话，“叫我们不要出门，发现有点问题。”
具体的对方没多说，但袁玉萍心里有数。老太咳得厉害，一度下不来床，刚开始几天，家里一粒药都没有，袁玉萍连着几天给居委会打电话，“手都打麻了”。老太不理解外面的状况，她问袁玉萍：有病怎么不带自己去看啊。手机上，老太儿子也交代她：必须照顾我妈到转阴。
袁玉萍一个人哪能应付这种情况。来上海之前，她已经十几年没工作了，一直在家照顾生病的老妈，每天只需要洗洗衣服、烧烧饭，这次出来本想找个轻松的活，攒点养老钱，不成想这般倒霉。
据袁玉萍说，拿到抗原试剂盒后，那十几天里她给自己测的结果都显示一道杠，因此认定自己是阴性。这让她心里越发“抖得很”——听说那个病容易落下后遗症，“伤了肺哪里是小事！”
她不想干了，“这病那么厉害，不走就要被二次感染！”后来她每天给居委会打电话哭，说一个阳一个阴，要分开隔离。为了保护自己，她把休息的地方从沙发换到了厨房，除了给老太喂药做饭，其他时候她都躲在厨房，累了就蹭着灶台休息，困倒了再爬起来，一直耗到天亮。
电话连着打了十几天，4月17日，老太和她分别被送进医院和方舱，入院证明上，她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无症状。
●袁玉萍离开方舱时拿到的出院小结上，她曾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无症状。讲述者供图
到现在袁玉萍也觉得方舱是她来上海之后待过最好的地方，“不仅能睡好觉，还有水果吃，有牛奶喝”。凌晨五点办理完入住手续，袁玉萍倒头就睡，睡了整整两天。
连续两次核酸显示阴性，4月20日她就出院了。这后来成了她最后悔的一件事，“没想到出来是这种结果，在街上流浪。”
在电话亭住下的第一天，找不着东西吃，她摸到银行去找山东哥哥。“我抓一把花生米给你吧”，男人打了一把免洗手消毒液，搓着那双大手。袁玉萍后来知道，山东哥哥在这里十几天，吃饭靠好心人接济，用水全倚仗周边店铺，有时候成天都用不上水。
在电话亭遇到的那些人，袁玉萍说他们都是不可多得的好人，“只有打工人才晓得我们打工人的苦”。那天是几个农民工哥哥给她抱来一桶纯净水，解了她的燃眉之急。工人们原本在电话亭对面的工地做活，那天几个人穿过马路凑到跟前来打量她，知道袁玉萍急于给手机充电，二话不说接过她的手机和充电器。袁玉萍赶紧说：“我方舱出来的，你不怕？”
“我怕什么？我不怕！”农民工回答爽快。来上海这么长时间，那是最让她印象深刻的一句话，“很普通的几个字，真的打动人心。”当天晚些时候她去工地取手机，工人们在喷漆，漫天的灰尘和机械声里，袁玉萍在一张脏兮兮的桌子上找到了自己的手机，她注意到手机下垫了个榨菜袋子，显然是他们为避免沾染油漆特意放置的。
她发誓要让这玩意儿破碎掉
在电话亭里过活远比袁玉萍想象中艰难。第二天醒来，袁玉萍发现自己的腿肿了。
上厕所更是要命。最近的公厕走路要半个小时。头两天袁玉萍寻不到厕所，就是忍，一直忍到晚上偷偷找地方解。有一个白天，袁玉萍“真的忍得遭不住了”，她冲到离自己最近的花坛，一个小弟正在那里吃面包，她急得大喊“小弟，对不起，让一让，我来不及了，我要解手！”
袁玉萍是个顶爱干净的人，在老太家再忙，她也要用抹布把地板擦仔细，老妈以前总说她那毛病是洁癖。住进电话亭后，她每天都要用好心人留下的消毒液，把电话亭里里外外喷一遍。现在这仅存的体面也顾不上了。
上海的遭遇袁玉萍不敢告诉老妈，老爸走得早，老妈八十了，病了很多年，起初她只敢跟老公和女儿说。女儿急得没办法，交代她：妈妈你去找派出所，就赖在那里吧。老公开始尝试向安徽蓝天救援队求助。
接到求助消息时，安徽省域蓝天救援队赴上海援助队总指挥徐友勇已经在宝山区支援了几天。他每天都会收到一些安徽老乡的求助：求药的、缺物资的、或者困在车里无家可归的。他们通常会根据当事人的紧急程度进行救援，徐友勇看来，袁玉萍当时情况很紧急，“她焦躁不安，情绪波动大，甚至出现了放弃自己的苗头”。
徐友勇负责宝山区的消杀工作，不便跨区行动，求助信息又转到宣城蓝天救援队的苏成龙，后者在上海负责物资运送且持有通行证，当天苏成龙带上了泡面和纯净水等物资，跨越三个区最终见到了电话亭里的袁玉萍。
车子还没停稳，袁玉萍就瞧见车身上“宣城”两个字，她踉跄着起身，如果不是被及时喊住，几乎就要冲到车跟前去。
隔着电话亭玻璃，袁玉萍比划着告诉苏成龙，想找个能住的地方，她一个月没洗过热水澡了。但救援队权限有限，只能先承诺袁玉萍，想办法为她搭一顶帐篷。临走前，苏成龙特意给袁玉萍留下一床毛毯，天气预报说，晚上将有一场强降雨。
那晚的雨下得比前几天还要大。电话亭里灌风渗水，袁玉萍没干透的棉袄又潮了，鞋湿得能挤出水来。她熬不下去，又把行李箱拖出来，拉到上海救助管理站的大门前，里面还是没有她的位置。
袁玉萍不晓得流了多少眼泪，嘴巴也叫得没有力气了，她边哭边拖着箱子离开，巷子老长，拉杆半路上还断了。一个男人追了上来，那是救助站的门卫，把一个小铁罐往她手里塞，“我也二十多天没洗澡，没有多少吃的，给你一瓶八宝粥吧。”袁玉萍接下了，心里是说不清的滋味。
灌水之后的电话亭已经不容许她坐着休息了。她强迫自己支撑着身体，一直站到头发晕，双腿发软，整个人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最后直接倒在积水里。
这场雨一直持续到4月23日上午。袁玉萍从湿寒中醒来，衣服上混合着霉味和汗臭味，鞋子更别说，来的第一天就是湿透的。她突然间发了狠，朝着电话亭的四壁又踢又打。
再也受不了了，她从电话亭里爬起来，对着居民楼和四下无人的街道哭喊，想让所有人都知道自己的遭遇，或者更直接点，有个什么人来把自己抓走，好歹有个地方住。
电话亭在外力的撞击下发出巨大的响声，依旧纹丝不动地立在那儿。袁玉萍更生气了，她发疯似地骂着，到处打转，想找块石头，或者随便什么坚硬物件，她发誓要让这玩意儿破碎掉。
平凡的人
那晚的雨下得徐友勇也心神不宁。他一直在微信上和袁玉萍保持沟通，明显察觉到了袁玉萍情绪的异常。第二天早上7点，他刚醒来就收到袁玉萍的消息，语气几乎是在哀求：老乡救救我……下半夜突然变冷，毛毯太湿，我又坐一夜……我不甘心把生命放弃在这里！
当时，徐友勇已经帮袁玉萍借到了一顶帐篷，但他清楚，帐篷只能救急，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要带她回家或找到庇护所，这却是救援队职能范围之外的，无奈之下，他把袁玉萍的处境发到了朋友圈。
●4月23日，袁玉萍在微信上跟蓝天救援队求援，徐友勇把她的处境发到朋友圈。讲述者供图
袁玉萍的遭遇引起了大量公益和爱心人士的关注，也被当地民政局和安徽省驻上海办事处注意到。仅仅三个小时后，安徽省驻沪办、共青团宣城市委驻上海工作委员会的介入下，一所由安徽老乡开设的酒店表示愿意接收袁玉萍入住。
4月23日一整天，袁玉萍的手机几乎就没消停过。稀稀拉拉经过她电话亭前的人，“这个甩一点（吃的），那个甩一点”；还有居民楼上的安徽老乡，透过铁门托人把热乎的饭菜送到跟前；她甚至接到好心人的电话说要接她去宝山，但袁玉萍说自己给搞怕了，“我哪个都不相信，只相信家乡人。”
蓝天救援队带她离开是当天下午四五点，袁玉萍蹲在电话亭盼啊盼，“感觉眼睛都要望穿了”。苏成龙还记得，直到上了车，袁玉萍还是喜忧参半的，她不断问，“你们要把我带到哪里去，我好怕你们到时候又不管我。”苏成龙一路上没少安慰她。
●4月23日，袁玉萍被宣城蓝天救援队带离电话亭。讲述者供图
居无定所一个多月，4月24日，在浦东一家酒店，袁玉萍终于可以直直躺平，痛痛快快洗上热水澡了。
接通视频电话的时候，她躺在酒店的床上，头发齐齐往后挽着，颧骨突出，眉头锁得紧紧的，没说几句话就把视频电话掐了，换成语音，她说不欢喜在屏幕上看到自己的脸，“老得不像是一个人”。
住进酒店第一天她就发现了这一点，洗脸时无意中瞧了镜子中的自己，吓一跳——皮包骨、满脸蜡黄，后来洗脸她都把眼睛闭着，“自卑，也不敢回家见他们（家人）”。
闲的时候她跟一个江西妹妹聊天，对方也是保姆，在介绍所的时候，就数她俩人关系最好。江西妹妹如今也被困在雇主家里头了，她照顾一位中风病人，对方生起气来总喊她滚，她在微信上跟袁玉萍说，等熬到解封了，要换家做事。即使这样袁玉萍也觉得对方比自己幸运，至少有单独的房间住，没有在外头受她这样的罪。
离开雇主家后，老太的情况她再没过问，她更放心不下的，是睡在农业银行那个山东哥哥怎么样了？“他太老实了，如果再在（银行）里面，再好的身体也要受到伤害。”袁玉萍还记得离开之前，她给对方送去面包和泡面，随口一问才知道来上海这么多天，他压根没做过几次核酸，甚至不知道抗原是什么，这把袁玉萍吓得不轻。她饭也顾不上吃了，手把手教对方做抗原，直到看到试剂纸上浮现一条杠。
如今袁玉萍已经在酒店里住了快一个月，唯一能让她有点想头的就是回家了。老家那边的政策她托人去问了，说要“7+7”，而且上海没有直达宁国的火车，搭私家车她也没这条件，“关键是还要搞申请，我现在没有力气，不知道往哪里跑。”
如果能顺利回到老家，她想她再也不要来这伤心地了，就在家好好陪着老妈，也不怕到时候遭邻居歧视，就像离开电话亭时给蓝天救援队说的：我是一个平凡的人，做住家保姆，是社会最底层的人，但我不脏，靠自己双手挣的都是干净钱。
红色电话亭在袁玉萍离开当天就恢复了往常的样子，工作人员对周边进行了消杀，她的生活痕迹也被清理干净。社交平台上，她的经历一度引起不少讨论和传播，现在打开地图找到蒙自路382号，还能看到网友留下的标注：2022年4月，一位外地大姐被困电话亭数日，最后被家乡救援队解救。它飘在黄浦区纵横交错的街巷中，宛若一枚不会沉没的浮标。
●百度地图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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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牌恶棍｜这一次，疫情经济的镰刀落在了大学生头上
在咱们这儿，永远少不了奇观。特别是在疫情这面放大镜下，更是看得清清楚楚。
上海疫情从爆发到现在，怪象层出。即便已经宣称到了收官阶段，要开始“复工复商”了，可这些怪象依旧没有停下的趋势。
比如，一边是“浦东新区120万斤西瓜滞销，瓜农哭诉求助”，一边是“小区团购，西瓜80一个”。
虽然不停有人问为什么，但这种疫情经济显然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无论是城市保供单位还是核酸检测公司，都借此机会赚得盆满钵满，假以时日，什么比尔盖茨，什么马斯克，统统都得靠边站。
我一直反对称呼阳性病例为“小羊人”，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称呼挺合理，而且应该属于所有身处上海的人，因为他们已经快被人薅光了。
就连最后逃离的时候，也还要被宰割一番，恨不能把皮都扒下一层。
很多人觉得这是上海独有的现象，只要离开了这片土地，就万事大吉。
但我觉得并不是。在之前的文章中，我说过，哪怕逃离了上海，也只是获得了暂时的喘息机会。在目前的大背景下，哪里都不是绝对安全，况且离沪返乡必然会引起另一轮新的恐惧。
目前看来应验了——乱像不止上海，割韭菜也非仅此一家。
只不过这次的镰刀落到了大学生头上。
近日，许多离沪返乡的大学生反映，他们的回家之路面临重重阻碍。就拿四川来说，以下是某川籍大学生总结的成都的情况：
1、7+7政策无告知情况下变成酒店集中14天
2、14天收费5000-7000元，无收入的大学生无法负担
3、酒店每天餐补100元，早餐20、午餐晚餐各40，在上海的物价都没有如此之高，何况成都，我在上海三餐学校统一提供一共25rmb
4、酒店开盲盒，大巴拉到什么价位的酒店就住什么酒店，我们酒店在对峙的时候，交通局领导说出“那就怪你出来太早了，你出来晚一点就拉到锦江区隔离了”
5、酒店环境和价格不匹配，有些非常差劲但是价格很贵
6、非常不容易和社区联系好的接送回本社区隔离，变成了成都市集中拉走去酒店，大量社区（包含外地开几个小时来接人的）车辆昨天十二点被遣返（社区一般承诺免费、或者合理的价格)
7、尤其是非成都本地人的同学，如果是7+7的前7留在成都，那后7要居家在本市并没有住所，为了要闭环管理（不能有公共交通），只有三种选择，要么继续住成都酒店、要么让外地社区来接（那今天联系好的社区来接却被临时取消了？），要么成都安排车送出去，没有一点可行性
8、有些酒店的负责官员骗说：今晚上免费隔离、白天社区来接，学生录音录视频为证因此入住酒店（今早上已经发现他们大门落锁，没有任何人负责）；我们酒店的负责的官员却一直不松口做承诺，做了口头承诺我们也不信，因此刚到现在，一直不入住，对峙了8个小时（对峙期间某人说出：我看你们985211的大学生也没有希望、500块很多吗这类的话）
9、星宸那边：钱不是问题，我真的无法接受这样的政府，坚决不住、我们这两班大巴车大学生基本上拒绝入住，真的很有骨气
10.艾克美这边：3h在车上不让人下来，甚至上厕所基本需求都无法满足，志愿者态度恶劣，凌晨4点半问能不能住一天第二天社区接人，得到了肯定回复，第二天一直机械转发公众号消息，不直面我们的诉求，7点整个酒店没有看到工作人员，锁大门
11、还有成都市的这个决策代表了整个四川省，在无提前通知的情况下截掉了回四川的所有人
12、我们23：10多分坐直达高铁到达成都东站，提前我们三小时的通过中转到成都东站的人是通过社区接走7+7的，而三个小时后的我们就变成了以上所述
13、成都热线12345被大学生打爆了没有一点作用
14.我们强调没有任何通知告诉我们政策的改变，他们连夜打印出来成都运输部21号的的红头文件，但是我们所有人在走之前没有一个人见过这个文件，包括连社区也不知道，昨晚一直等到半夜突然被告知要撤走
以上内容是5月23号9点左右发出的，而就在14个小时之后，成都方面迅速发布了一则通知——《疫情发生地川籍大学生返乡热点问题解答》，宣布凭学生证等有效证件，免收在集中隔离期间隔离场所的住宿费用。
这倒颇有危机公关的味道，也符合“按闹分配”的原则。
此通告一出，很多人都大夸特夸“成都速度”。但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想过，如果学生们没有抗议，没有抗争，只是顺从听命，免费政策会这么快出现吗？或者说会出现吗？就像之前同济“米猪肉”事件一样，如果没有人发声，校方会作出改变吗？
有人说本地实施的一系列防疫措施也是要成本的，给钱是理所当然，不愿意的话就哪来哪回吧。说这些话的人显然是理解能力有问题，学生们不是不愿意配合隔离政策，更不是不愿意给钱，他们不能接受的是如此高昂的隔离费用，与价格完全不符的隔离条件，况且还是用各种手段，连哄带骗的入住。
而且，按理来说，在疫情这种公共事件下，隔离期间收费与否仍是一个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其至少要同时具备合法性、合理性与可操作性三个条件。况且强制隔离已经违背了最基本的自由选择权，属于强迫交易，本就不应该收费。即便相关规定不明确，需要收费，起码在标准上，也应仅以覆盖成本为限。动辄14天7000块，一次性收缴，这不是合理收费，而是发疫情财。
成都方面发布的这则通告，从字面意思理解，应该仅是针对川籍大学生，那么非川籍大学生以及其他非大学生的返乡人员看来还是得继续缴费了，不过他们心理究竟平不平衡那就不好说了，毕竟在这种环境下，人们往往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
此类情况还发生在云南、河南等多地，但相关地方似乎还没有出台类似的政策，看样子也暂时没这个打算。而且除了天价隔离费，部分学生还面临地区劝返以及闭环转运困难等问题。
都说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但现在看来，得先提前透支一部分了。
也许他们最终能够如愿返乡，但人才就像资本一样，经得起几次折腾呢？
难怪有人说：
现在坐在机场，等待新一轮经济宰割的我，为曾经无数次许下过的，献身这片土地的诺言，感到懊悔和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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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点健闻｜新冠三年，被困住的大学生们
大学生，集体度过了一个“社会面消失”的春天。
“非必要”的活动在这个春天被大面积暂停，它们是洗澡、出门、线下上课，还有实习、考试、面试、实验……
不止这个春天，有人入学3年，一直被困在时断时续的网课里，好多同学的长相都快忘了；有人的实验、实习被迫终止，能不能顺利毕业都成了难题；有人无法入职签好的工作，有人为了出国读书，跑了大半个中国“追逐考场”；有人被封在了寝室，重点心愿成了吃饭、出门、努力让自己保持心理健康……
“没有去探索尝试的途径，对于整个大学生活都很失望。”一个女孩说。
我们时常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大学生在呼救，于是寻找了全国各地近20位大学生。
这个春天的“最严封寝令”里，有个上海女孩写了4.6万字的封寝日记；在被疫情影响的校园里生活三年，有个男孩问“没有疫情的大学生活是什么样？”；在面对1076万的严峻就业形势和各公司减招，有个毕业生说“我要不回老家吧？我们刚入世时就不得不开始考虑退路，很无奈。”
给一切蒙上不确定阴影的疫情，正重塑着大学生们的世界观。
这远非一座城市里大学生的困境，而是一代人的大学生活。
当时代的混沌与大学的多元发生碰撞时，挥斥方遒的课堂、细密敏感的思维、浪漫想象的空间将如何被疫情重塑？新冠三年里，这一代人的大学发生了哪些改变？
封校、封寝、返乡
2022年4月底，长春。全城大学的“足不出寝”方案，已实行了50多天。
一所大学的宿舍楼里，走廊的楼梯口，两名学生志愿者坐着。
他们装束一致，穿防护服戴口罩，眼睛注视着电子屏幕中网课的内容，时不时瞟几眼走廊，空荡荡的，便又安心地把目光放在了屏幕上。他们也是被集中管理的在校生，一边执行学校的封寝条例，一边负责帮老师组织其他的同学。
从3月10日左右开始，长春市的大学就陆续下发通知，要求学生们“足不出寝”。
寝室门不可以随便打开。走廊里的视频监控开着，偶尔会有驻宿舍的辅导员到楼道里巡视。除了拿饭、放垃圾、上厕所、做核酸，学生要严格遵守“封寝”规定，以最大限度阻隔奥密克戎病毒的传播。
吉林大学的大四学生姚创，从未想过会这样度过大学的最后一段时间。
虽然从去年开始，长春每次出现疫情时，学校都会封闭一段时间，但也不过是封闭校区，大家还能在校园内活动。
到了这个学期，封校变成了封寝，气氛彻底紧张起来。两个月来，姚创除了室友，见到最多的人就是这些在走廊里的“大白”志愿者。
东北的大学里，多是公共洗漱厕所。每天的洗漱时间，姚创和其他同学都戴好口罩，在志愿者们的协调下，每6人一组，进入原本供18个人共同使用的洗漱区，剩下的同学在门口远距离排队。
“封闭久了，饮食、生活都很单调，许多人承受不住这种单调如一的节奏，看不到任何期待。”姚创说。
除了日复一日的单调，洗澡很快成了第一个难题。
吉林大学生陈沛只能到夜幕降临，用一条被单把阳台的窗户封上，打几盆热水，快速把身上打湿，用搓澡巾搓一遍，连沐浴露都不敢用。三月的东北朔风刺骨，她5分钟结束一次清洁。
4月初，无法洗澡的长春大学生陆续到微博上发声、求助。但即便如此，近2个月来，大家洗澡的次数普遍都不超过2次。
4月中旬开始，上海的大学校园也随着城市的静态管理，开始陆续封寝。
大四的李文俊，几乎把姚创一个月前开始过的日子，全部重过了一遍——毕业实验无法推进，生活更千疮百孔，洗澡要澡票、去超市靠抢号、理发、炸鸡汉堡都要预约。
学校面对1万多封寝学生，每天开放的570个超市名额，李文俊孜孜不倦地参与抢号。如果抢到号，就是全员出动超市“打劫”，搬3个大号行李箱，带着这些货物满载而归，李文俊感叹道，“又可以过一段好日子了！”
毕业论文已经不抱希望了，封寝耽误了毕业实验的进展，论文几次易稿，最后变成了写综述。“原本实验要做到4月才能收尾，后来封寝后，都实现不了。”李文俊说，现在自己每天搬运外国文献，每天翻译几篇文献，然后进行理解再书写。
封寝的时间，比想象的要更久。
到5月初，长春持续了近2个月的封寝后，各大学开始发布了大学生“应返尽返”的返乡通知，但各方在执行层面，几乎是以恐吓的方式来劝返大学生。
一位准备返乡的大学生告诉我们，社区说“你不要回来，回来就是14+7集中隔离，上万元隔离费”；学校说“你最好不要留下，即便情况好了也是长期封楼，餐食可能无着落，宿舍还要做环境消杀”。
而那些被同意接收的“幸运儿”，则面临着盲盒般的隔离环境、高昂的返家费用、复杂的中转线路……但相比之下政策临时加码带来的不确定性更令人受挫。有人住进“7+7”隔离酒店后被告知要多隔离7天，有人联系好了社区的接驳车被拦下原地隔离，有人听到好消息的第一反应不是欢欣鼓舞而是反复质疑“保真吗？是官方文件吗？明天不会改吗？”
在梦想和牵挂之间，大学生们从一种谨小慎微的生活，又过渡到了另一种谨小慎微的生活。
孤岛之上
2020后的大学生活和此前40年的完全不一样。
学校突然放假、提前返乡，几个学期网课，依赖互联网跟同学联系，线下的见面越来越少，还有消失的毕业仪式。
高珂从2021年到上海读大学，被困在时断时续的网课里，读了将近一个学年，还尚未正式地邀请父母朋友来参观“她的大学”，也没能走出围墙去别的大学多看看。
和同学去看电影、音乐节、演出、旅游……这些在她的大学生活里通通没有痕迹，她对大学失望、对这场疫情痛恨。
在封校前的一堂大课上，高珂碰到过一位很想认识的同学。“刚开始没好意思要联系方式，再开这门课已经是线上课了，这成了一场无疾而终的相遇。”
她怀念线下课，她喜欢那种“人与人互动、踏实的感觉”。
比高珂高两级的余伟，这半年来的表现是梦魇不断。
余伟又做梦了，这一次他梦到自己在家里，喊父母起床。室友叫醒他时，他睁开眼看到宿舍那几平方的天花板，失望再一次袭来。
他是一名痴迷于神经生物的大四学生，以前奇幻的梦境总是会冒出来：掉进地心或是在火星的外太空旅行，但封校后，总是反反复复梦魇，余伟梦到在监牢一样被束缚的环境或是被人陷害，梦到重读高中，梦到家里发生变故。
余伟猜测，或许是因为很长一段时间，情绪的出口都太窄。
对父母，报喜不报忧；对千里之外的朋友，怕增加负担、怕不能感同身受，毕竟在隔离期间温饱无忧已是一件莫大的幸事，饭菜单调一点、头发长长一点、学习计划被打乱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用老师的话说“克服一下就好了”；那心理辅导呢，辅导是由院里的老师兼职。余伟有时想：在同样封闭的日子，老师的状况并不会比学生好多少，他们只是拿着一份薪水做必须要完成的工作。
包括余伟在内，很多同学都放弃了各种情绪的出口，任着生活肆意颠倒。
封闭的日子里，打扑克、搓麻将，以往的沉浸感和专注感消解在即时娱乐的阴影之下，他们称这为“合理的摆烂”，找不到意义感。
陈沛刚刚大二，正常的日子里，她早睡早起，按时去教室上早课，下午去图书馆看看书或准备自己的专业课。上半年宿舍四个人被关在一起，她每天将近八点起床，早饭也不吃了，下午一起睡大觉，晚上不困，追起综艺和电视剧来，除了课上学习到的知识，几乎没有自主学习的时间。
看累了就闭眼躺床上想事情，周围传来室友打游戏、打电话、追综艺的声音，陈沛盘算着怎么将学习计划重新提上日程，而不是天天混吃等死。后来，一切难以改变，她索性关闭以往细密敏感的反思通道，她说“我只想自己好好的”。
规律的校园生活遥远而奢侈。
“非必要不返校”的北京研二学生木木，她被困在老家。木木每天四点入睡，八点醒，躺在床上，木木翻来覆去地想：“今天、昨天、前天的时间到底去哪儿了？”
原本返校实习的计划，被辅导员告知“不是特别必要的”。论文被搁置了，读不进去书，写不出来编码。除吃饭、睡觉、运动外，整日无事可做。她期待两周一次的线上党团活动，因为要发言，这勉强算得上一件正事。
楼下是快乐的幼儿园小朋友在玩耍，远处是快乐的阿姨们在跳广场舞，父母在正常工作上班，只有木木自己，房门一关，像被世界遗忘了。手机是唯一与世界交流的渠道，有时候推荐的内容已经开始重复了，木木还在机械性地重复刷视频的动作。
转折的“自救”，是与外界建立联系开始的。
木木去考了驾照，在练车场，她和学员和教练拉家常，去热闹的夜市与广场，与所有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讲话。她本不是一个外向开朗的人，但觉得“这只是在寻找一些真实感，证明我还活着”。
在复旦的小鱼，今年大三。封寝期间，小鱼写了4.6万字的隔离日记《上海56天》，她记录新闻、疫情进展、市民互助的见闻、网课心得、同学间互动，她把56天都记录下来。
小鱼原本希望，上海的朋友们看到共同的经历，能得到一些宽慰；更希望通过记录寻找每天的时间坐标，不让自己成为封闭的孤岛。但日记能带来的力量，越来越弱。
“每天在经历肉体困境的时候，就很难去专心想更长远的事。比如我未来要做什么职业、有什么规划。”小鱼告诉我们， “如果你问我未来，可能我需要回到家人身边，住几天。到那个时候再聊一聊未来，讨论才是客观的，有意义的。”
封校不仅是生活半径缩减，上课场合搬到了线上这么简单，大学里，也不只有学分和文凭。
大学构筑的社会体，关乎一个人如何寻找志同道合朋友，如何去探索知识边界，如何抵达自己的人生理想。
而新冠蔓延的这三年，重塑着这一代人对于大学的认知。
毕业生的忧虑
疫情反复，最焦虑的是即将离开大学校园的毕业生。
数据显示，今年国内毕业生人数首破千万。出国、读研、工作，所有下一步的选择，都不可避免地重重遇阻。
过去一年，为了自己的留学计划，王永像牧民追逐水草般，在不同的城市间为了考场而迁徙。变化莫测的疫情，让这场迁徙变得困难重重。
去年8月，王永在学校所在地武汉，预约了GMAT（经企管理研究生入学考试），但考试最终因疫情取消，她匆忙前往长沙，一战失败；二战苏州，随后苏州也爆发了疫情，无奈之下她选择到上海实习，上海的考位稳定开放，她本希望一边实习一边考试。
当二月考完后她坐在上海街头放声大哭，感慨这一切太不容易了。而后，却被困在了上海。
疫情之下，很多毕业生的实习、考试、面试被学校定义为“非必要的”，某种程度也改写了众多毕业生的人生轨迹。
研二林夏的寝室里，所有人的计划都被迫打乱。很多人找工作，只能线上面试，很受影响。
林夏听同学说，3月初，长春有疫情，有人报考了浙江省的公务员选调生考试，但因为疫情不能到现场参加面试，面试并没有因此推迟，也没有安排线上面试，就被直接pass掉了。“你不来了，这种机会就没有了。”
有人去不了实习，只能选择延期毕业，为了保留一个应届生的身份，也为了一年1200元极低的租房成本；还有人即将签约成为老师，却因无法参加线下的终面，而被卡住……这些都并非孤例。
作为毕业生，姚创现在关心的，还不是未来，而是还没毕业的他，怎么就像已经被学校抛弃了？
为什么出门考教资要自费隔离？为什么学校疫情信息不公开透明？为什么选调因疫情不能到场会被取消资格？为什么低风险区不能返校？学生们纷纷在问，但质疑的声音得不到回复。
“就像是说家长决策一切，连知情权都不让知道，没有离校但是归属感就荡然无存了。”姚创说。
大学的边界，突然真的成了一个围城。想要出去的、想要进来的，都不能自己选择。
原计划3月底入职互联网公司的王硕，被困在了学校。他一边看着互联网裁员狂潮、上海疫情、2亿人自由就业、经济下行等外部世界的急速变化；一边在学校里在打游戏和做核酸之间，过循环的生活。
王硕也曾尝试主动储备一些入职技能，但静止的生活总能让焦虑有缝可钻，实在闷不住了，他约朋友到校园逛逛，但话题总不经意又回归到令人无力的“大环境”和“裁员”。
在去年秋招，王硕还觉得自己未来一片美好，能成就一番大事业。到现在，王硕开始仔细盘算后路：试用期不过就被裁是最坏的情况，但要是能工作满一年，被裁至少还有补偿，工作时间越长，找下家也会更顺利。因此，他盼望着能公司让他多“苟”一段时间，挣个首付，然后去二线或回老家，进个小厂，过起朝九晚五的幸福生活，“有孩子也好，没孩子也行”。
时代的旋涡下，象牙塔里曾教给这些学生多少理想化的“原则”，在急速变化的形势下，变成了他们的不解和困惑。
不少学校开始了5至8月的“百日就业冲刺”，更有高校院系在公共平台热烈邀请用人单位来院招聘，积极推介自家毕业生资源。
但在双减裁员、房地产暴雷、旅游业停摆的诸多现实面前，这些手段都显得杯水车薪，城镇调查失业率已连续走高。国家统计局5月16日所发布的数据显示，相较于全人群6.1%的失业率，16—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高达18.2%，是前者的三倍。
应届生工作经验少、起薪高，即便上岗也面临着最先被裁员的风险。
还有一些毕业生刚签完三方协议便被公司毁约，在脉脉职言上，他们在名单中将失信的公司一一列出进行控诉，可这无法改变他们将错过春招和秋招机会的事实，一旦丧失了应届生身份的保护壳，等待他们的，将是与社招大军所进行的残酷竞争。
保守一代
给一切蒙上不确定阴影的疫情，也悄然重塑着大学生们的世界观。
年轻人炽热的试错念头远去，明哲保身求稳定，成了年轻一代的优先考量。
“毕业之后要不要回老家呢？”还有两年才硕士毕业的小李，在这两年时封时开的校园、时常出现的网课课堂上，无法控制地思考这个问题。
离家近、第一时间可以赶回父母身边、即使隔离期间也能工作，不用怕失业等等因素，都成了小李所列出的优点。
王硕说，他现在更关注工作的稳定，其次才是价值。
他甚至有点后悔当初没参加选调生的选拔，后悔没去找一个轻松稳定的工作，他感到遗憾，“也不是学历歧视，只是像我们这样的人也要担心工作的稳定性，刚入世时就不得不开始考虑退路，也挺无语的。”
向上的空间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向下有保障。
每一次封城，每一个裁员或欠薪的消息，无形中都在加剧这股潮流。
更多大学生开始盘算着坚固的东西，用它们抵抗时代的不确定性，大家笨拙地学着屯物资、学着占有，害怕被困住，开始和同辈讨论起公务员还是不是铁饭碗，即使那曾被认为是最“退而求其次”的选项。
“把握窗口期”成了普遍的心态。每天关注学校论坛里的感染和新增，抓紧一切的时间去洗衣服、去洗澡、去呼吸新鲜的空气，去把握哪怕只有十分钟的自由，及时行乐的古训，最终以一种令人心酸的方式对学生们显现。
同物理边界一起收窄的，还有大学生们对外部世界的探索欲。
姚创在朋友圈里写道，“在一个封闭的空间，获得自我疗愈的能力和个人内心丰盈，自我营造生活乐趣和意义感，并把这种自洽能力变成一种‘本能’是多么重要”。
春天一份名为“精神互助避难所”的文档在隔离期间疯转，在页首，创建者写下建立它的初衷“减轻焦虑，记录舒适浪漫的温柔时刻”，里面有猫猫狗狗、花花草草，大家寻找内心的安定，而不是关注世界的动荡，“时间在继续，生命在流逝，我们在活着”。
校园与社会曾有分明的界限，但病毒所引起的剧烈动荡，让边界逐渐消融，可以说，疫情成了一场来自于理想主义教材之外的被动教育。
读书期间一直顺风顺水的王硕，直到最近，才开始真正理解环境与个人的关系，“疯狂裁员这种事儿，并不是因为个人能力的问题，它更多地与外部环境有关。裁员潮里，倒挂的应届生总是首当其冲，这些因素是个人无能为力的”。
“所谓世道艰难，对谁都是如此。除了少数的幸运儿，对普通人来说都是差不多的，能早日找到一个舒服的方式，可能至少会活得舒心一些”，一位高校教授评论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