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985毕业生决定在垃圾堆里找人生
“做自己有什么难的，不做自己才难”
数百篇报道之外，武楷斯一种近乎完全自洽的真实生活：他有6个拼多多，全身上下的东西多半是捡来的，这种生活二手到一种令人咂舌的地步，他甚至会去饺子馆吃人们没吃完的饺子，这有讲究，因为“饺子一个一个的，要更卫生”；他至今住在小洲村，全广州租房价格最低的地方之一，他用1500元租了一栋楼；他去了300多个城市，见过了大部分人都未曾看过的世界；旧物店的收入足以养活他，他这辈子没有上过一天班。
“做自己有什么难的？不做自己才难。”武楷斯说。
武楷斯从冰箱里拿了一瓶玻璃瓶装的汽水，坐在小凳子上，等待采访开始。他还在喘气，胸口不停地上下起伏，但他说“没事，你问”。
“机械式的”，他曾这么形容源源不断的采访。2016年至今，武楷斯已经接受了上百次报道，许多问题已经有了固定的答案。
他不排斥这些问题，但也不喜欢，因为“无所谓”。他说，他知道媒体为什么热衷于找他做采访，“让大家看到一个985高校法学毕业生去捡垃圾，但这些矛盾不是我宣扬的。”
比想象中轻松得多。退出精英常见的上升通道、拒绝卷入现代竞争，过自由松弛的日子，没有什么需要牺牲，没有什么是必经的“代价”。
一
按照重复上百遍的叙述，他的故事还是从广西开始讲起。
2014年，学生武楷斯还在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读书。去广西桂林穷游，武楷斯在青年旅馆认识了一个喜欢收集旧物的朋友。朋友说，可以带他去当地的旧货市场看看。
在桂林，他们花了两个小时，找到那家隐秘的市场。最后，市场被找到，武楷斯花了5毛钱买了个酒瓶子，瓶子上写着“老桂林”，年代并不久远，2010年的。那是他买的第一个旧物。他想着回到广州要找个切割机把“老桂林”这三个字弄出来。那时，瓶子“纯粹是一个纪念品的意义”。
收旧物时的武楷斯
2015年，他又去了趟美国，发现美国也有旧货市场，而且繁荣得多。回国后，他尝试着找国内的旧货市场，并在广州发现了“天光墟”——只在凌晨出没的鬼市。他开始喜欢上在旧货市场淘东西，一点一点把东西带回宿舍，频率最高的时候，他可以一周7天都凌晨爬起来去天光墟，不知疲倦。
在《广州鬼市大“暗访”》里，武楷斯介绍了广州12个天光墟的时间、地点与样貌。他写：“只有在天光墟你才能体会到那种讨价还价的感觉，以及1块钱买到来之不易的宝贝。”
收藏旧物就这样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毕业那年，宿舍实在放不下那些年代久远的“破烂”了，他在广州小洲村租了一间廉租房，正式经营起了“永续旧物”，过上了收破烂的生活。
“20平到50平，然后到去年的300平，今年是两个300平。”旧物店的故事可以被这几个数字串联起来。现在，永续旧物搬到了广州厦滘的一个电商基地里，像个小博物馆一样被建立起来，从各地淘来的旧货、废品错落地安置在两层楼的空间里。每天下午和晚上，武楷斯就在这里守着它们。
永续旧物店面
他的语气越来越低沉，音量越来越小声，叙述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像是拥有了肌肉记忆，我开始担心我的手机能否把他的声音录进去。这天之前，武楷斯刚刚接受了另一家媒体采访，主题当然还是捡破烂；而就在上个月末，他还上了热搜，话题是“985毕业生回应迷恋捡破烂”。武楷斯微笑着对着屏幕流畅地说起自己的故事。这之前，他刚刚吃完一个6元的华莱士汉堡。
这就是这个年轻人的全部吗？冲突的，戏剧的，重复的。
二
采访那天是个雨天，武楷斯开着卡车在广佛之间往返送旧货，他在朋友圈说，“咱就是说，开房车是没问题了”。今年他在佛山又开了一家旧物店，于是他把广州的旧物送到佛山的店面，再回到广州。
等到他出现时已经略显疲惫了。
采访当天的武楷斯
让我们从下到上打量一下这个“捡破烂”的28岁年轻人吧：一双灰黄色的越野运动鞋套在脚上，看上去相当合适，但网面已经褪了色。最让他“引以为傲”的是鞋跟的三个大洞——那里曾经是鞋子的气垫，某种核心科技，如今已经因为泄气而被摘取。
他的袜子因太长被堆积在脚踝和小腿之间，形成几个层次的褶皱，有点像“堆堆袜”或者“足球袜”。但不是——他说这双袜子是一个外国人穿过的，45码的脚，他在垃圾桶捡的。他笑着把挂在脚踝上多余的袜子扯出来给我看，“你看，这个是脚跟的部分，但是袜子码数太大了，脚跟都到这了”。
然后是粗粝的腿毛，野草一样生长着。他身上最不值得说的是穿着的裤子和衣服，都是“捡破烂”得来的，无袖篮球服上印着一头牛，因为尺寸偏大，胸毛凌乱外露。
垃圾桶里捡来的袜子
连文身都是捡来的。那年广州美术学院的一个学生搞文身，打出50元特价，他文了一串法语“C'est la vie”，意思是“这就是生活”。但学生没有太多经验，文完后马上让他起立拍照，他晕血了，“啪嗒”一下砸在纹身师家的冰箱。他为此在脑袋上缝了三针。
除了内裤是在拼多多批量购买的低价一手货，其他全部是特价二手。这就是武楷斯身上的全部了。
三
雨还在下。
在武楷斯的旧货店，他回溯起收集旧物前更早的事情。
“行南北，找东西，‘南北’要比‘东西’更靠前”，武楷斯说。事实上，武楷斯很长一段时间的标签都是“穷游者”，他似乎也更希望人们跟他聊旅行。
2012年，武楷斯大一，他觉得“探索这个世界的最好的方式无非是读书和旅行”。他给自己报了西班牙语班，“尝试往外走”。
但那时候穷，去国外是不可能的，就从国内开始游。他高中刚毕业，喜欢古诗词。第一次旅行，武楷斯去安徽泾县的汪伦墓，坐了30个小时的硬座。凌晨五点天微微亮，他醒来，火车正在穿越长长的隧道，“轰隆轰隆”地直响，黑暗转瞬即逝，光亮向列车冲过来，武楷斯靠近窗看见整个火车处在云层中间，太阳在远处慢慢升起。
“非常兴奋，非常舒畅，非常震撼”，他连说了三个“非常”。
交通和住宿都要花钱，武楷斯能省则省。他计算好了，火车票学生票打5折，车票只要100多元。酒店也要省，第一次旅行，他订了一个5、60元的酒店，但“五六十都算罪恶了”。
武楷斯在穷游路上
想去更多地方旅行，就必须省下更多的钱，花更少的钱游玩。
他很少买新衣服，学校的健身房200元能练一年；只吃学校饭堂，因为饭堂便宜、有国家补贴，而且他从小就吃饭堂啊。因为学校饭堂涨价，武楷斯还声讨过学校：他对比了中大的鸡扒饭和华工鸡扒饭价格差异，洋洋洒洒写了推文《华工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文章阅读量达到了10w+，那之后，他成为了小有名气的人。
一切都是巧合。那个时候，他和穷游、捡破烂这些标签一律没有关系，所做的只是符合一个省钱和愤怒的年轻人的直觉。
武楷斯的鞋
他去了更多城市，开始学会在旅行期间不提前订酒店，而是在晚上打开地图锁定地点，给附近的青年旅馆打电话：“我想睡你们的沙发，不知道可不可以？”如果不行，那就再加一句，“我能给5元的洗澡钱和电费”。
怎么会麻烦和窘迫呢？武楷斯说那是新鲜的体验，没有挣扎过的自然而然的念头。美好是实实在在的。在山东济南的泉城广场，他站着看广场上的人快乐玩耍，捡了一束花送给不认识的路人，自己忍不住想哭。2014年，他听说贵广高铁要开，就趁游客涌来之前把整条线的景点都去了一遍。交通方式是大巴车，一天坐十个小时，四处颠簸，“跑不了十几公里”。
但他说这不痛苦，“旅行从来不是让我痛苦的事情”。
在武楷斯的生活里，旧物和穷游通常无法分割
到故事开头的广西桂林，那已经是武楷斯的第N次旅行。他在桂林的旧货市场发现了那个老桂林的酒瓶子，攥在手里端详。
他说，他去了200多个城市，没有最喜欢的，因为有最喜欢的人一定没去过很多城市。他还说，每个城市都有每个城市的特色，到一个城市，他就一定会去博物馆、大学、菜市场，这些地方可以看见当地最有特色的东西。桂林让他的清单上又多了“旧物市场”。
那时他才刚读完大三，穷游、流浪已经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后来在他自己在一篇文章里写“旅行的意义”：“在我看来，人类最没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追求意义。人类最有意义的事就是把各自的人生变得有意思。很多时候，我不过是想带着年轻的朝气和义无反顾的勇气把自己的人生变得有意思些而已。”
四
2015年，武楷斯选中了国外旅行的第一站——美国。来回机票4400元，对一个穷游者来说有点贵，但省吃俭用攒下了一些钱，再说，还可以做代购赚回来些。
怎么规划的路线？他说，从洛杉矶到洛杉矶。“作为一个有经验的旅行者，我从不为这个（没有计划）担心，每天去哪里玩，我基本是早上起来才会去想。”
武楷斯在美国
60天的旅程里，武楷斯没有花一分钱住宿。他“蹭过搭讪来的沙发”、睡麻省理工的长椅，和流浪汉共居车站。还有一个秘诀：实在不行，可以睡城市的机场。每天吃subway的三明治，最便宜的意大利肉球，早上吃一半，晚上吃一半，如此循环。
武楷斯按照景点清单逐一游走：博物馆、大学、菜市场、旧物市场。在美国，每个城市都会有大大小小的跳蚤市场，专业商贩和业余卖家混杂在一起，各色人种摩肩擦踵。商品有50年前的，也有100年前的。武楷斯被震撼了，“那就是天堂”。
美国的旧货市场 / 受访者供图
震撼他的还有先锋的观念。在二手市场，武楷斯第一次看见有人会把自己不要的冰箱放在门外，任何人都可以随便拿。他发现，原来好莱坞的明星也会到二手集市去买二手的衣服，他们认为这是可持续时尚。“原来有这么多可延伸的内容，这个世界上还可以了解（的东西有）很多很多。”
关于旧货集市的记忆太多了。“地狱厨房……嗯，洛杉矶的玫瑰碗（旧货市场），基本上如数家珍”。他开始回到那些日子，手上的汽水瓶盖不断翻转着——土耳其人在买地毯，旧金山有很多华侨，他们在卖中国的陶瓷；而在芝加哥，有非常多的黑人，会卖非洲的木雕。武楷斯发现，原来这些稀奇的东西一点都不贵，自己也买得起。
他用1美金买了一个蔻驰包。10美金买到了后来在湛江博物馆看到的一模一样的烟盒。
武楷斯在国外穷游淘货
他把自己从集市上淘到的东西放到网上搜索，看这件物品存在的历史背景。“这叫‘格物致知’。”买到一件，又想着去买下一件，二手货和老东西越来越多，他亲手带回中国，想着“我能不能展示出来，告诉别人这是我在哪里淘的？哪个年代的？用了什么技术？”他又想，“我可不可以出售它们可以赚钱，如果可以赚钱，那我是不是可以靠淘旧货养活自己？”
2个月后，他带着美国淘到的旧物回到广州，他开始在国内寻找旧货市场。在广州，他找到了“天光墟”。
五
2016年，还没毕业，武楷斯在小洲村租了个30平米的地方，用来摆放他淘来的旧物，那是他的第一个“旧物店”。武楷斯回想起来，一整年，他只卖出去了四、五件东西，展示远多于售卖。
他的旧物店从来都是这样，大大小小的旧物凌乱摆放，一些旧物被标上了价格，一些旧物则没有。很多人进门之后会问：“这个是卖的吗？”意识里完全没有把这个空间当作“店”，更像是一个“馆”。
武楷斯在永续旧物店内
挣钱是问题，家庭也是问题。他和很多媒体说，父母对他所做的东西已经不支持不反对了，但实际上还是反对。他的父亲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说，“我们是知识分子家庭”，但武楷斯告诉我，父母不愿意看见他“诉说自己的贫穷”，从事一种“底层的工作”。
伤害甚至会很具体。因为在破烂堆里捡破烂，武楷斯的眼睛曾经病菌感染。由于搬运布满灰尘和细菌的旧物，他的手指甲缝隙布满了黑色的污垢，茧和纹路就趴在他宽厚的手掌里。
冲突都是可以想象的，但一定有什么抵御了这样的冲突。
离开美国后的一天，在湛江的广州湾博物馆，武楷斯看到1903年的铁质烟盒，和他在美国跳蚤市场买的一模一样。那种时空交汇的感受涌上心头。“广州湾曾经被洋人占领过。”武楷斯说，那就是旧物收藏的乐趣所在。
从美国回来一段时间后，武楷斯一身扎进了广州天光墟。第一次去的天光墟在人民北路天桥底下，站在那些摊贩面前，他觉得和国外的相似程度已经非常高了：“大家用着落后的手机，用着过时的物品，但是理念却那么先锋。”
他找了资料，发现知网上关于天光墟的文章都已经是八、九十年代了。他认为有必要记下这一切。不久后，他写下了《广州鬼市大“暗访”》。从此刻开始，武楷斯的身份和捡破烂挂钩。
武楷斯看中了老人身上的衣服，花钱买下
武楷斯曾在一篇文章里说，天光墟是个巨大的黑洞，把他吸引进去。那种吸引力关乎“工艺美术和其承载的历史”。
2016夏天，武楷斯决定要把捡破烂作为事业了：他跑遍了东西南北中的旧货市场，挖掘不被人知的隐秘集市：北京的大柳树更注重玩，人们在集市里像逛街，有人在摊子上斗蛐蛐；杭州的旧货市场已经做得非常高端，“把旧物作成美学”；成都的旧货市场，西南地区保留的文化很完善，有藏族这样的少数民族文化在；而柳州，他们的政府甚至腾出了个地方专门搭棚做旧货市场。广州的天光墟外，还有更大的破烂世界。
武楷斯的“破烂车”
除了厚重的，还有脆弱，浪漫的。
去年，他在天光墟花100元淘了一叠被水泡过的信，信纸发黄，但字迹没有模糊。武楷斯拿着信逐字逐句看：“祝敏，真想象不出什么才可以配得上你这美丽而聪颖的天使，只好挑选平凡而古老的礼物。”
信的主人是“祝敏”，86年中山大学外语系的学生，后来去了白天鹅宾馆工作，“是开放前卫的一代”。武楷斯把这些信的故事写了小短句发在社交平台，标题为“敏的信”。不久后，祝敏的朋友看到了帖子，帮助祝敏联系到了武楷斯。一个周六下午，他把信交接，物归原主。那个巧合完全地击中了他。武楷斯回想起来只是重复地说“很感动”。
“敏的信”
但你不能说武楷斯没考虑过赚钱的问题。
聪明的小伙子在美国就发现了这是个高利润的买卖，比如3元淘来的的书可以卖800元，一个捡来的木板可以卖1500元，尽管这种情况不常发生，但武楷斯说，“别人当作垃圾，我能找到能欣赏它的人，就可以卖到一定的价格”。他的热爱最终反哺了。他把收破烂视作创业，因为确实是一份事业。“三分赚钱，七分热爱，我需要赚钱来支撑我的热爱。”
对了，他在美国花1美金买的寇驰包，去年在国内卖了500元。这可是个正经事。
六
今年是武楷斯捡破烂的第6年。
接受采访那天，武楷斯刚刚结束了他在佛山二手市场的活动，除了在现场卖零食以外，完全没有其他收入。“我知道我是赚不了钱，我有权做免费，摆摊免费，游客免费，全免费，因为我就是想在中国推广二手市场。”
没有人比他更合适做这个事情了。“喜欢二手的，大多数人是因为二手便宜，他大概率不是有钱人，而这么一个穷人，能在一个城市的中心位置找到一个适合做市集的场地难上加难。”武楷斯有曝光，有热情，不怕亏钱。他想把一个藏在寻常世界之下的东西搬到阳光下。
武楷斯在捡破烂
他给二手市场请了个做咖啡的朋友，“能不能再卖便宜一点？”他和对方协商，最终便宜了5元。一个女孩也来他的二手市场卖自己编的戒指，5元一个，“不会给人压力太大”。
集市持续了4天。结束那天，他坐在我面前说他很满足，那种成就感无法量化。他看上去已经很疲惫了，我提议一起去吃个晚饭，他说好。
武楷斯在“网红街”拖着拖车
就这样，我们在厦滘的电商基地漫步，这里装潢一股网红风，武楷斯松垮的打扮让他像是个异类。
“你明明是个捡破烂的，为啥租个全是网红的地方？”“大隐隐于市”，他说。
但很快，我们进入了城中村的部分，他和这里融为一体。他步伐有些拖沓，时不时和周围的人打招呼，保安或是路边的烧腊店老板。
我们有一搭没一搭聊着。他给我看手机里的六个拼多多，武楷斯会换着号给东西拼单砍价。他有两台手机：都是二手的，其中一台iphone屏幕的上半部分已经完全破碎，而这块屏幕本身就是花80元买的瑕疵品——屏幕中间有一条绿线。最近这台是闲鱼上买的摩托罗拉，2050元被他砍到2000元，人家不让，他给卖家发照片，“我午饭就是白米饭就辣条”。手机就这样被他砍到手。他有些得意。至今，他还住在小洲村，享受广州市内较低价格的房租，1500元租了一整栋楼——前提是他一次性付了一年的房租。
武楷斯的iphone
坐在旧物店门口，我问他是否有写书的打算，他说有。我又问他，影响你最大的书是什么？他说是《意林》和《读者》，“你是故意这么说的吗？”我笑着问，“我是真这么觉得，他降低了阅读门槛，让谁都看得懂。”
一个散漫的，自由的，普通的年轻人。我心里想。
我再也找不到挖掘他的理由了。在焦虑时代里坚持捡垃圾，他那么自然，把二手和旧物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赖以生存的理念。接受另一家媒体采访时，他说，自己不焦虑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条赛道上根本没人和他竞争。一切都是那么顺理成章，不需要过多的理由。
武楷斯没有追寻意义，他可能已经找到意义了。他说旅行给了他包容：在旅途中他看到了无数的人，无数种生活方式，无数种价值观。捡破烂不过是其中一种。情怀或者事业，这么活着是可以让自己快乐的，因为喜欢。“做自己有什么难的呢？不做自己才难吧。我喜欢二手，我（不能）偏要去买新的膈应自己。”
雨停了。
我和他回到了永续旧物商店。这下他彻底放松了，没有了低沉的回答。他问我，“刚才我说话那么小声你手机能录到吗？”但这下，他完全摊在沙发上，眼睛眯眯地，微微地笑。一切都在计划之外，他从来不做计划。
采访到了尾声，他已经睡眼惺忪。那天，他就在他堆积的旧物中间被怀抱着缓缓入梦。
作者 陈与鹜 | 内容编辑 浪淘淘 | 微信编辑 Jess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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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想杀夫的日本妻子，为什么不离?婚？
不只是男人的问题。
撰文 | 曹颖
运营 | 屈昕雨
《看天下》杂志原创出品
“那家伙的骨灰是埋在坟里，还是扔到山手线的火车上，全看我的心情。”65岁的花村叶子哈哈大笑说出这句话，她早就受够了自己吃软饭的丈夫。
50岁以前，叶子对丈夫的态度是完全容忍，无论他多么过分，她从没说出过这样的话。
辛辛苦苦结束了一天工作，回家后叶子要为丈夫准备好饭菜，得到的却是破口大骂：“这么难吃的东西，谁咽得下去？”做完饭收拾好厨房准备吃饭的叶子，发现丈夫已经把饭菜吃得一干二净，她抱怨说：“我还没吃呢。”得到的回答是：“你还想吃？！”
夫妻两人的美容院开业后，所有的活都落在叶子一人身上，丈夫每天坐在店里看电视。38岁时，被查出宫颈癌的叶子面临切除子宫的风险，丈夫嘲讽她：“切了子宫，你还算女人吗？”53岁时，叶子因肠癌手术住院，丈夫每次来医院都要抱怨：“你躺着倒舒服，我快要忙死了。”
叶子对丈夫的恨意其实在经年累月间已经埋下了。
日本自由记者小林美希曾看到一篇题为《搜索“丈夫”这个词》的文章，其核心内容是“若将‘丈夫’一词作为关键词输入搜索引擎，自动显示的第一个关联词是‘去死’”。这篇文章当时没有引发小林美希的触动，但专注于劳动雇佣及育儿问题的她，在十多年的采访调查中发现，妻子对丈夫充满恨意在日本并不是鲜见的情况，而是较为常见且值得关注的问题。
小林美希在和妻子们聊天时，妻子们原本一直轻声细语地说着“我丈夫”“我老公”，在打开心扉后的某个瞬间，会突然充满怒气地称自己的丈夫为“那浑蛋”，且都不同程度地有过希望丈夫“去死”的念头。
在日本，像花村叶子这样对丈夫充满恨意的已婚女性还有一些，她们过着丧偶般的人生，又因为家庭、社会等原因无法从婚姻关系中脱离出来，小林美希通过了解15位活生生的日本女性的婚姻遭遇，完成了《有恨意但不离婚的妻子们》这本书，想去思考她们“为什么恨”，又“为什么不离?婚”。
杀意迸发的瞬间
急着出门上班的七濑美幸望着眼前的一切，青筋不断暴起，她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刚换完衣服的儿子突然大喊要拉屎，女儿则打翻了牛奶杯，衣服、地板顿时湿漉漉一片。
而此时此刻，丈夫竟然逃进了厨房去泡茶！
这一瞬间，美幸怒吼了一句：“够了！你去死吧！！”这句话在她心里憋了很久，说出来的那一刹，她感到轻松，且坦然接受了一个事实——自己已经不爱这个名义上是自己丈夫的人。
美幸的恨意当然不是因为这一件事而爆发的。自从生完孩子后，她对丈夫的恨意与日俱增，这个曾经对自己百般呵护的男人，在养育孩子这件事上仿佛甩手掌柜。
书中提及了日本关于“产后危机”的调查——“孩子出生后，夫妻间的感情发生变化，妻子对丈夫的爱意急剧下降，孩子一岁之前，认为自己‘深爱妻子’的丈夫占63.9%，‘深爱丈夫’的妻子占45.5%。孩子一岁时，比例下降，丈夫占54.2%，妻子占36.8%。孩子两岁时，丈夫的比例降至51.7%后，无继续下降的趋势，但妻子的比例持续下降至34%。”
像美幸这样过着丧偶般生活的日本女性并非少数。
澄田友里的丈夫在照顾孩子这件事上表现出极其强烈的冷漠，让友里彻底寒了?心。
友里的女儿出生不久后，被诊断患有心脏病，医生告知她，女儿只能活半年。对比痛不欲生的友里，丈夫却过着如常的生活，每天下班后洗澡看电视，等着友里做饭端到他的面前。
一看到丈夫的脸，友里便涌起杀意，“真该把你的心脏换给女儿！”好在，女儿熬过了难关，慢慢恢复，但丈夫仍旧没有照顾女儿的意识，连每天要给女儿服用治疗心脏病的药都会忘记。友里有时候忙不过来，请丈夫帮忙倒垃圾，得到的却是一句抱怨：“为什么让我倒啊？”那一刻，友里只有一个念头：“你去死吧！”
双薪家庭是日本主流家庭模式。许多家庭在生育之前都是夫妻双双工作的状态，但一旦考虑生育问题，付出和牺牲的总是女性，她们要为了照顾孩子，舍弃自己的事业，成为全职主妇，而丈夫、家庭以及社会都默认这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女性天生就应该承担这样的责任，即便女性产假结束、回归职场，做家务和育儿的工作仍由她们独自承担。
在日本，如果丈夫的工作发生变动，妻子往往也要改变自己的人生规划随之变动，其背后有个根深蒂固的刻板观念，“既然拿着丰厚的工资，自然要服从全国范围内的调动”。
对此问题，庆应大学的樋口美雄教授认为：“问题在于，日本男性不知道养育孩子的艰辛，总以为孩子不知不觉间就自己长大了。尤其是一个人被派遣到外地工作的男性，更会产生这样的错觉。男人沉浸在过去的美好时光里，把育儿重任全部推给女性，女性因此心生不满。这一点从过去到现在，完全没有任何改变。”
即便结婚多年，一旦恨意涌现那也是旷日持久，无法磨灭的，而这大多体现在中老年女性的人生里。
原本已经计划安度晚年的野村丰子，自从发现丈夫多年出轨的事实后，每天都在想着“如何报仇”。
出轨的苗头在结婚那会儿就已经显现。丈夫每天总是喝酒应酬，凌晨才回家，后来甚至整夜不回家。而丰子则要为他做好便当，送他出门，照顾孩子，打扫屋子，买菜做饭，处理邻里关系。丈夫每个月会给她一笔生活费，但节约的丰子十年来没给自己买过一件衣服，把钱都留给孩子用。
直到某一天，丰子无意中帮丈夫整理一个箱子时，打开后发现里面装的都是他出轨的证据——约会照片、情书、电影票、游乐园门票等等。一辈子都在支撑家庭与支持丈夫事业的丰子，这一刻才发现自己遭遇了背叛，她的恨意开始燃烧，“几十年过去了，我也不会忘记得知自己被背叛时的愤怒。只要一想起来，胸中就会燃起一团怒火，让人几近发狂。”
恨意从来都不是无缘无故的，在小林美希的调查里，丧偶式育儿、没有爱、出轨、精神虐待、隐性剥削等等问题缠绕在日本女性和她们的家庭中。
为什么不离婚
为什么不离婚？这是小林美希在接触这些有恨意的女性时，追问的第二个问题。她通过调查发现，在某些情况下，有些女性想离婚却离不了，还有一些女性认为“只要丈夫去世，问题就能解决”。
面对对女儿毫无照顾和疼爱之心的丈夫，友里不止一次想过离婚，她觉得丈夫“根本就没有资格做父亲”，但她没有离婚的原因是，考虑到带着生病的孩子，根本没办法出去工作。
很多选择在婚姻中继续隐忍的妻子是为了孩子，她们担心离婚后无法独自照顾孩子，也担心单亲家庭对孩子产生不好的影响。受访者大平信子说：“生活需要钱。女人和男人不同，女人必须为了孩子忍耐。”
在日本，很多女性从怀孕开始，便受到职场的不友好对待。生完孩子后，她们往往很难回到理想的工作岗位，很难获得丰厚的待遇，很多人也因此成为全职妈妈，失去了独立的经济收入与来源，依附于丈夫的生活，使得她们没有离婚的勇气。
有了孩子后的加藤咲子总是在不停地道歉——“向同事们连声道歉，说着‘对不起’提早下班；去托儿所接孩子迟到了，向托儿所的老师连声道歉，说着‘对不起’接走孩子；对着孤零零等了很久、哭了很久的孩子连声道歉，说着‘抱歉啊，我来晚了’，把孩子抱在怀里”。
家庭、职场、社会缺乏对身为母亲的女性的同理心。
在众多受访对象中，浜野夏子对毫无感情的丈夫表现出毫不在意的态度。热衷社会运动、思想开放先进的她在家庭生活中从不隐忍，但在离婚这个问题上也有所保留。一个原因是不想让八十多岁的婆婆难过，另一个原因是不想受到外界的非议，“我不想让别人说我是因为有工作、热衷社会活动才离的婚。——有份好工作，并且热衷社会活动的女性如果离了婚，周围的人会异口同声地说：‘女人就该待在家里嘛。’”
在日本，因为有工作而离婚竟然成了女性的问题。
《关于婚姻及家庭结构的调查》显示，五分之一的日本人认为“只有结婚才算真正成人”。可见在日本，婚姻制度具有极高的社会地位，这也使得离婚的人被批判为偏离正轨。
在日本，靠退休金生活的夫妻二人，必须住在一起才能过下去。丰子算过一笔账，如果离婚，自己能够得到多少抚慰金与生活费，她算了算完全不够一个人生活。
2008年4月，日本开始实施“离婚分割退休金”制度，妻子离婚后可以分得丈夫一半的养老金，但这笔钱并不足以支撑她们离婚后的生活。
内阁府2013年发布的《高龄社会白皮书》调查显示：“在1947-1949年出生一代人的主要收入来源中，有一半是养老金。团块世代家庭年收入为240～300万日元的占比最多，其次是300～360万日元、360～480万日元、180～240万日元；储蓄金额最高在1000～2000万日元之间，即使得到一半，也不够负担独自生活的开销。”
丰子最终打消了离婚的念头：“我一直在家当全职主妇，又有两个孩子。离了婚，我没有能力让孩子接受好的教育。从经济上考虑，离婚对单亲妈妈不利的因素太多了。只能忍，没有别的办法。”
不敢休生育假的职场男性
在书中，小林美希不只是为充满恨意的妻子们抱不平，她意识到了更深层的日本社会现实问题，尤其是职场就业给家庭在婚姻和育儿上造成的困境，使得一些男性想要帮助妻子承担家庭责任，却常常陷入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状态，究其原因是职场对男性育儿存有偏见，同时严峻的就业形势也成为男性承担育儿责任的阻碍。
38岁的林田广树作为一名非正式员工，每天都处于提心吊胆的状态，他不知道下一秒会不会被解雇。作为家中的顶梁柱，如果他被解雇了，这个家将不堪重负。
根据日本劳动组合总联合会2015年发布的《第二次非正式员工工作方式和工作意识调查》，“日本30～39岁的男性非正式员工成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者的比例约为30%，40～49岁的比例约为50%。其中，四分之一的家庭没有任何储蓄。一半的男性非正式员工希望能够转为正式员工。虽然约30%的受访者当时就职的公司有转正的制度，但是，约40%的受访者表示，该制度‘几乎无效’。”
那么，是不是成为正式员工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当然也不是。
萩原雄一为了不被降级，不停地加班，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他留给家庭的时间少之又少。总务省《劳动力调查》表明，“日本每周工作60个小时以上的人数比例在逐年下降，但2015年仍有8.3%，即大约每10人中，就有1人处于超长时间工作的状态。”
雄一和妻子之间的关系陷入紧张，妻子常常指责他不帮自己做家务带孩子，但雄一很无奈：“我上班都累得快过劳死了，真的没有力气做家务，也没有力气看孩子。不是不帮，是真的帮不动！”
如果男性休育儿假帮助妻子带孩子，在日本更是会遭受职场歧视。
有一名男性员工入职了一家号称“支持员工平衡工作与育儿”的公司，进去之后发现，能够休两周的育儿假已经是公司的仁慈了，如果申请多休，会被公司当作“不被需要的人”。这些公司依旧打着这样的口号去招聘，实际上并不会真正实施育儿假。这也是为什么虽然有相关规定，但实际上在日本休育儿假的男性比例很少。
2014年，日本劳动组合总联合会发布《男性育儿歧视调查》，“针对‘职场中，男性育儿最容易得到谁的理解’这一问题，回答‘没人理解’的人最多，占45.1%；针对公司是否有‘支持男性育儿的制度’，虽然回答‘是’的人占43.3%，但认为此制度‘确实被推行’的人仅占8%。”
美幸夫妇曾为究竟由谁来休育儿假照顾上托儿所之前的孩子争执不断。美幸热爱工作，想早日回到职场，她询问丈夫能否“休六个月或一年的育儿假”的时候，得到的回答是“会被炒了”“会被降职”。因为丈夫的工资比美幸高，最终美幸成为为家庭牺牲的人。男性在职场上遭遇的问题，最终依然是由女性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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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秋天，70岁的他向76岁的她表白了 | 人间
人对异性产生好感的那股燃烧起来的激情里，除了性带来的快乐，还让人感觉到自己正在真实地活着。而这种体验，没有年龄的界限。
配图 | 《我爱你》剧照
前 言
衰老与死亡是永恒的终极话题。随着老龄化社会到来，“如何接受老年的到来”和“如何更有尊严地老去”已经不仅是家庭要面对的问题，更成为了全社会的紧迫课题。
在《燃烧未尽的晚景》一书中，日本记者斋藤茂男在经过一系列采访后，真实地展现了现代社会里中年、晚年女性的生存实态。
她们有的已到迟暮之年，仍为照护老年痴呆家人而日夜操劳；有的是在遭受家人冷暴力后，于养老院中重遇爱情，陪伴疗伤；也有人在被时代和家庭抛弃后，选择自我了结。这些个体故事描绘出衰老、体弱多病、百无聊赖之外，鲜活立体的日本现代女性老后群像。
每一段讲述，都饱含老人们对“生”的珍视与渴望。
“我喜欢你......”
从国铁的热海站下车，沿着伊豆的东海岸线向南走，翻过一座山路崎岖的小丘陵，养老院就出现在了眼前。海风仍旧带着寒意，但放眼望去，看不到边际的海天一色，已荡漾起浓浓的春意。
染就住在这家养老院里，她今年77岁了，但腰背格外挺拔，不像这个年龄的人。满头银发上架着一副眼镜，看起来是个知性优雅的老太太。
去年（1982年）的秋天，她住在东京近郊的另一家养老院，那天70岁的新吉和她表白了。
“老实说，我还清楚地记得日期呢，是10月13日。”染的眼睛里泛起了一丝光亮。“那天我吃完午饭，在养老院的聊天室读报纸。他走过来，突然对我说：‘我太喜欢你了，想和你一起生活，我们从这里搬出去吧，去热海那边的另一家养老院，我们可以在那儿住二人间……’”
当时，他们都加入了养老院的俳句同好会，偶尔在聚会上碰面，但没有更多的私交。新吉在养老院是出了名的爱喝酒，经常耍酒疯。之前，染对他的了解就是时不时听说他又喝晕了，醉得一塌糊涂。染对这些没兴趣。所以，当听到告白的时候，她真吓了一跳。
几天后，染在聊天室读报纸的时候，新吉又来了。
新吉说自己就想身边有个人一起生活，可以在他背痒的时候给他挠挠背。然后他们聊了很多，没想到还挺聊得来。“养老院这种地方，不是我说得不好听，尽是些有毛病的老头老太。但这个人不一样，我们聊到以前的很多东西时，他常常说：‘这个啊，这个我也知道很多。’能聊到一起很不容易，后来他就越来越喜欢我，还每天晚上给我写信，多的时候一天拿给我两封。我有时候也会回信。养老院人多嘴杂，我觉得这样挺刺激的，可有意思了。”
染将信放在纸袋子里小心保管，她写给新吉的信的开头是：
新吉，感谢你常常给我写信。每次一想起你，我就觉得很可怜（有点居高临下，还请原谅），我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我这个人没什么特别的优点，可你还这么真心爱我，我真的很感恩，也很开心。话虽如此，我还是很难做到你说的那样，抛下一切跟着你走。我作为母亲，没办法让孩子全力依赖，但儿子仍旧是我的精神寄托。一想到这个可怜的孩子，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那时候，新吉一直劝染从旧养老院搬出去，和他搬到有夫妻房的新养老院，这样他们就能光明正大地住在一起，不必在意别人的眼光。染如果答应了，等于事实上答应了和新吉再婚，但这么做，她最担心的是和儿子之间的关系。
染的先生16年前去世了，他们育有3个子女。信里提到的儿子是最小的孩子，他们的小儿子。这孩子从小就体弱多病，也是所有孩子里她最疼爱的一个。
大儿子和大女儿都各自有了家庭，算是离开了染的身边。小儿子读高中的那几年，反复住院出院，在治病期间认识了一个女孩子。后来两个人结了婚，可没过几年又离了。小儿子现在一个人生活，以看病休养为主，日子不算稳定。
如果和新吉迈入新生活，这个小儿子要怎么办呢？
虽说这个儿子已经40岁了，但染还是对他十分上心，不可能不管。她没办法一口答应新吉。这些纠结的烦恼，她全都诉诸笔端。
染在信里说：
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儿子就是我活着的意义。我只想治好他的病，但我现在已经七十岁了，发现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新吉，
吾若见吾儿，吾跟吾儿走。思念远方人，深情留心间。
你还记得你也提到过这首歌吗？结果，这首歌的作者还是离开了自己心爱的人。
染在信里引用的歌是原阿佐绪写的，她是阿罗罗木派的女歌人，这个流派活跃于明治晚期到昭和初期。原阿佐绪被世人所熟知，是因为她和东北帝国大学的石原纯博士之间的恋情。
石原博士当时因研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而声名鹊起，他同时也是阿罗罗木派的歌人。1921年的夏天，两个人的恋爱情事在报纸上被大篇幅报道。
“和女歌人恋爱难以脱身，石原博士引咎辞职”之类的抢眼标题在社会新闻版面层出不穷。不仅如此，报道里还说原阿佐绪是35岁的半老徐娘。连她之前与两个男性同居过、未婚先孕、自杀未遂、胸口留有刀痕这些私事也被抖搂了出来。
她的作品风格原本情感饱满，唯爱至上，但那时深陷于与博士的爱情之苦，写出了这样的句子：
彼此心相印，彼此各一方。远方互相望，余生多惆怅。
原本刻骨铭心的爱情，爱到彼此能豁出性命，到头来还是无法靠近，只能在遥远的地方相互守望，度过各自的余生。
1921年，不仅这场“不伦之恋”成为了当时的热点话题，还有财阀安田善次郎、时任首相原敬先后被暗杀等大事件发生。于是，像《我是河边的狗尾巴草》这些寄托了人们喜怒哀乐的船头小调，在小老百姓中间流传开来。染当时只有16岁，正是情窦初开的年龄。这些激情浪漫的歌人们的恋爱，也在她的少女心里留下了鲜活生动的印象。
我也很痛苦。认识你之后，看了你写给我的信，我深深地喜欢上了你，喜欢得无法自拔，一想到你胸口就会疼痛。但我只能不停地对你说抱歉，请你原谅我。没有你在身边，我难以想象自己的生活要如何继续下去。
我是个不怎么哭的人，可今晚我止不住地泪流。难道爱一个人，是一件这么难过的事情吗？
新吉，我喜欢你已经到了不能自已的地步。
爱你。
哭泣的染
他们刚开始通信时，彼此也就当成普通茶友，聚在一起喝喝茶，吃吃点心，都是这些事情。看上去没什么意义，但老年人的生活也就是这些事情。
染身上穿着藏青色和服，上面点缀着精致的花纹，外面套了件竖条纹的和服外衣。她把手优雅地放在膝盖上，说着一口标准的东京腔，但比一般老年人的语速要快一些，一个字一个字蹦得轻快又好听。
他们在茶会上聊了很多。那时候住的养老院在山上，附近有山谷啊山路啊，没什么人，羊倒是有一些，新吉就说很想去这些地方。染跟着他去了。到了那儿，也没说什么，直接接吻了。那里没人，他们抱在一起……
大概因为做了这些事情，他们更难分开了，越来越喜欢对方，感情升温很快。之前的养老院里，男女房间分开的，于是他们只能在院子的长椅上坐在一起，不过还是免不了被大家说闲话，乱七八糟的。
染自问，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好像没对谁有过特别动心的感觉，一次也没有。但是到了这把年纪，认识新吉之后，她反而有了这样的感情。她想，也许是因为自己本来就是个女人吧，也可能是被他唤醒了吧……
染从没想过，到了这个岁数她还要面对“性”这种事情，也不知道是大家都这样，还是说是她自己有问题。在和新吉亲密的时候，染说不上为什么，会有那么一瞬间在他身上看到很想念的人，也能让自己找回身为女人的感觉。
老年人的性生活是一个相对隐晦的话题，如果单纯从年龄上把人区分为老年和青年，尤其是用“更年期”“闭经”这些生理现象，把女性定义为“失去了女人的资格”，实在是非常错误的。
人对异性产生好感的那股燃烧起来的激情里，除了性带来的快乐，还让人感觉到自己正在真实地活着。而这种体验，没有年龄的界限。
寡淡婚姻的辛酸
已经被大家称作“老奶奶”的染，将自己以前的先生良介评价为“很无趣的人”——“我不是说认真不好，而是他一句玩笑都不会，真的是太无聊了。”
在一起磕磕绊绊生活的近40年中，良介从没跟染说过一句贴心话，如今回头看，染觉得这种婚姻实在太没意思了，她甚至几乎一点也不记得有关对方的事情了。
染出生于东京。她的父亲是医生，还在国外待过，所以她家里也是很西式的风格，这在当时极为罕见。染有3个姐姐，她是四姐妹里最小的孩子。母亲在染还是少女的时候就去世了，姐姐们也先后嫁了人，可以说，她是在父亲身边长大的。
家里当时为她雇了人，也就是现在说的保姆，爸爸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对她和姐姐们的关心都没有很细致。姐姐们上的是女校，接受的都是贤妻良母式的教育，只有染去了当时日本新出现的一种提倡自由主义教育的“放养型”其他学校。
从1917年染小学毕业到昭和年代，刚好是日本“新教育运动”如火如荼的时期。那些没有当政的教育家们对文部省主导的一套官方教育模式极为不满，在理想主义的驱动下创建了一批私立学校，在日本的教育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这场运动的兴起，离不开一战后民主思潮的高涨，以及日本国内中产阶级的大幅增加（随之而来的社会地位的提升）等背景。泽柳政太郎创办的成城学园，羽仁もと子创办的自由学园，西村伊作创办的文化学院等都提出了独特的自由主义式教育方针，展开了一系列教育活动。
以前的女校都以培养贤妻良母为目标，连对学生的发型都作了严格规定，校服也多是和服加裤裙这样的搭配。不过染入学的时候，学校已经不对发型和服装做要求了，大多数学生还能穿当时罕见的西式服装上学。
这些学校不采用文部省的教科书，也不开设缝纫、茶道、花道等专为新娘设置的培训课程，取而代之的是英语、法语等必修课，用现代舞蹈课取代了体操课。在学校这些破天荒的举措下，染十分愉快地度过了自己的少女时代。
她的父亲是非常严厉的人。当时流行社交舞，染跟父亲说想学，却被要求“绝对不许去”，连一个人去看电影也不行。当时学校天天喊着“自由”，但其实社会上连自由恋爱都还没放开。
也许是父亲不想让小女儿离开自己的身边，染直到20多岁也没遇到过上门提亲的人。眼看着就要错过最佳结婚年龄了，父亲大学时代的好朋友才介绍了一个相亲对象，也就是染后来的先生良介。
良介当时在一所中学做英语教师，已经38岁了，身体不好。他家里人问医生，是留洋好还是赶紧结婚好，医生说最好不要出国，这才决定了结婚的事情。婚前，良介一直和妈妈，还有很早就同住的奶奶生活在一起。染不觉得三个人生活有什么问题，但是良介的想法对她而言，实在太陈旧了。
染自嘲在当时算是剩女，“我当时就想着随便嫁给谁都行。”虽说接受了近代尊崇个性的教育，但作为女性，她还是非常顺从那个年代对女性的定义，认为女人结婚后拥有圆满的家庭才是幸福。
1930年，染和良介步入了婚姻，他们在东京举办结婚典礼后，很快去了日光度蜜月。
染在后来才知道，别看自己的先生已经38岁了，但还是个处男。良介的身体不好，性格又呆板，他朋友里玩弄女性的大有人在，只是他自己下定了决心，绝不做这样的事情。
染在结婚前也没有发生过性关系的感情经历，但她从小就是个好奇心特别旺盛的人，母亲嫁人的时候带过来的好多春画，她在衣柜里发现了。这些春画有的是卷轴，有的做成了玩偶，还有浮世绘风格的。当时染一有空，就会拿铅笔非常认真地临摹。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性教育，她自己一边想象着，一边自然而然明白了一些。
回忆起蜜月旅行，染说：“我先生那个样子，一开始完全不上道啊。然后，我就说，那我在上面吧，嘿嘿……之后，我就一会儿这个动作一会儿那个动作。我先生后来才跟我说‘你那个时候吓死我了’，大概没有新娘子会做这样的事情吧。”
到了1935年，经济渐渐变得不景气，只靠良介微薄的收入家里开始有点拮据。即便如此，良介也没打算让染来操持家庭开支。他坚持说，把钱交给染就会被乱花掉，所以工资绝不会交给她，连购买煤气的钱也是每天按量给一点点。即便到后来良介病入膏肓快不行了，也没改变过这种做法。
良介本来就体弱多病，离世前的13年间，基本瘫痪在床。不过瘫痪前病情突然恶化的那天，染紧急叫了救护车来家里。染一直知道先生把钱袋子藏在衣服里面，还用绳子系得紧紧的。救护人员来到家里时，她慌里慌张地用一把剪刀剪断了绳子，总算把钱和印章还有存折都捏在了自己手里，结婚以来这还是第一次。从那天起，她才算是真正自由地用上了家里的钱。
良介虽然身体不好，但作为家里的独生子，和母亲的关系十分亲密。不过婚后仅仅一年，母亲就去世了，因此染也没体验过任何婆媳矛盾。良介大概觉得自己是病人，理所当然地把他自己看得最重要，只要是不以他为中心，他就不开心。两人之间的性生活基本也很寡淡，作为夫妻，不至于彼此憎恨、厌恶，但情意相投的感觉，可以说是没有。
很快，“二二六事变”爆发，紧接着是日军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时局激荡的日子里，染不是在抢着囤物资，就是带着家人疏散，仅抚养3个孩子，就已经让她筋疲力尽。这期间只有一次，她对先生产生了怜悯之情。
那是战争刚结束的时候，大半个东京都烧焦了，染也过了40岁，之前还流掉了一个孩子。等安顿好回到家里，身体状况很差，心里又难过，整个人都跌入了谷底。良介见到她这样，可能也很同情她吧。她看到他，也不由得感慨“这个人活到现在也真是不容易啊”。这么一想，两个人都瞬间可怜起对方，眼泪开始往下流……
寄居之下的阴影
良介原本就有慢性病，后来因为高血压而半身不遂，在家里长年卧床不起。这种居家治病生活的开始，也是日本刚从战后复兴期走出来的时候。
良介的体形比普通人高大，把他放到被子里对染来说是重体力活儿。加上良介也不懂幽默，一有什么不如意，一句话也不跟染说，跟不认识她一样，所以染的生活里一直没什么开心的事情。但她还是一直照顾他到最后。
先生瘫痪后，染的大儿子从艺术大学毕业了，去了法国留学，在当地结了婚，拿了永居身份，大女儿也嫁了人，小儿子则一直住院疗养。孩子们基本上算是各自独立，不需要染花费太多精力了。
不久后，良介去世了。大儿子有次回国，处理了染和先生以前住的房子，卖的钱分给了染和2个弟妹，又回了法国。在那之后，染便孑然一人。没多久，她病了，女儿邀请她同住，并表示可以照顾她。于是，染就去女儿那儿住了下来。
染的女婿是汽车公司的销售人员，和女儿婚后买了一间面积超大的公寓，在千叶县一个新兴住宅区，一家四口生活在这里。女儿出嫁前和她很亲密，不过，住到一起后才暴露了很多问题，两人只有在刚搬过去住的前几天才相安无事。
房子很大的，不过染基本上只会把自己关在外孙的房间里。客厅大约有20张榻榻米的大小，有沙发和电视机，但女婿好像不是很喜欢她待在客厅，也不会对她说可以看看电视什么的。她就一直在外孙的屋里，把他所有书都读了个遍，连童话书都看了，最后还是没什么事情做，只能傻傻待着……
不知道是不是染多虑了，住在女儿家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挨。染怎么也没想到的是，自己亲生的女儿和外孙，也逐渐和女婿一个鼻孔出气，结果全家人都开始觉得她是个麻烦。
夜里她想上厕所，从外孙的房间小心地走出来，但女儿和女婿两个人好像在暗处监视着一样，连她洗手的水声都介意。女婿偶尔早下班回家一起吃晚饭的日子最讨厌了。所有人都得规规矩矩坐好，她还没吸一下鼻子，女婿就说“脏死了”“吵死了”，甚至还因此生气了！
染的这些抱怨让我想起了加津枝，一位和染有着相似经历的老妇人。
今年72岁的加津枝育有3个子女，先生去世后，她和大儿子一家人住在一起。结果没想到，不单儿媳妇不欢迎她，连她以为可以依靠的儿子和孙子后来也拿她当外人。儿子一家三口出去玩了五天四夜，竟然把煤气和水电全都断了，让她随便去哪儿住几天。她一个人待在家里的时候，他们还用胶带把电话缠起来不让她使用。
一家人住在一起，简直到了人人都神经衰弱的地步，想到这些，加津枝有时一个人坐在屋子里便恼火得不得了。每到这种时候，她就在自己房间里，拿剪刀扎推拉门的纸窗，像扔飞镖一样。“剪刀会把推拉门的糊纸扎破，但那一瞬间是我最爽的时候。破了之后再拿彩色印花纸漂漂亮亮地补上去，所以推拉门到处都是小块的剪纸。”
下辈子转世，我要实现所有梦想，
如今在这里一天天老去，命如薄纸。
这是加津枝写的歌。外人眼里看起来其乐融融的幸福一家人，背后不过是被视为无法产生价值的老人们。他们拥有的，只有无尽的孤独。
人生谢幕的生之悲哀
在女儿和女婿家里，谁也不会主动和染说句话，这让她每天如坐针毡，惴惴不安。刚开始她还把这些孤独和郁闷写在笔记里，后来越写越生气，觉得自己这样排解情绪实在太可怜，索性就放弃了。
她那时候每天去老人活动中心玩，可以转换一下心情，但在回家路上经常忍不住想：真不想回到那个地方啊，要是这样子在路上死了多好……也就是那段时间，染开始认真找起了养老院，就此踏上独自面对人生归途的旅程，也邂逅了新吉。
而新吉也承受着无边的孤独。
新吉的老家在宫城县一个小乡村，他原本和当地一个姑娘结了婚。但战败后，时局混乱，家里穷得叮当响，他一个人去了东京找工作，之后的30年间，他一次也没回去过，更没见过妻子。
新吉很想回去看看，毕竟怎么说和老婆也不是因为闹别扭而分开的。但是他的父母早就不在了，老婆一个人把孩子拉扯大，儿子又娶了媳妇，还生了孙子，一想到现在回家，自己就成了菊池宽写的《父归》，他实在没脸回去。只在3年前的正月里，回去过一次，他住在了旅店，又悄悄回了东京。
新吉家以前在当地经营着规模不小的生意，但他是独生子，被宠坏了，不学无术，游手好闲。战争结束后，他去东京打拼了一段时间，做土木建筑的粗活，也赚了点钱，翅膀一点点硬了起来。染问过新吉为什么没回到妻子身边，新吉含糊其词，说是因为东京的生活太舒服了。那时候他在工作上风生水起，染猜想估计和女人的关系也乱七八糟吧。
新吉很爱吃醋。染在养老院里和其他男的哪怕说句话，他都会醋意大发；但染问他一些女人的事情，他就嗯嗯啊啊、支支吾吾，“估计他有不少感情经历”。
后来，新吉沉溺于酗酒，喝坏了身子。那段日子对他的身心都打击巨大。在医院住了整整6年，他的状态才慢慢恢复过来，之后就搬到了养老院。
刚搬进养老院的时候，通过院长的联系，新吉的老婆带着儿子来看过他一次，但也就那一次。那还是他第一次见到长大成人的儿子。他和儿子打招呼说：“真是长大了啊。”
结果儿子只是冷淡地回他一句：“都是妈妈的功劳。”
新吉猜，肯定是妻子跟儿子说了，别认这个人当父亲。现在，新吉只希望自己死了之后，儿子能过来把他的骨灰领回去，安葬在他父母旁边。
就这样迎来人生尾声的染和新吉，如今一起生活在养老院的双人间里，算是名义上的夫妻关系。
新吉说：“站在女人的角度来看，老家的妻子真的很可怜。跟我这样的人结下姻缘，耽误了她最好的时候。”语气里是深深的望乡之情，但他还是决定和染在这里度过余生。
染说：“我也有家人啊，但心里总觉得缺了一块，怎么都填不满。没想到这个岁数，还能有这样的体验，简直像晴空里的霹雳，给了我很大震撼。我的身体感受让我觉得，我以前好像不知道做女人的滋味。”
“两个人生活在一起，朝夕相处，难免会被他嫌弃、讨厌，但他心里还是很依赖我。要是我回他一句‘我也很讨厌你’，那他不是要一个人孤苦伶仃地死去吗？想想也怪可怜的。我终究还是个重感情的人。我也活不了多少年了，但就算在一起的时间不多，我也希望和他快快乐乐地过到最后。
“我真心觉得，自己能活着，挺好。”
（本文选自浙江人民出版社“日本世相”丛书《燃烧未尽的晚景》，内容略有删减）
斋 藤 茂 男
日本著名记者
代表作《啊，繁星》
《日本的幸福》系列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