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儿时有一个街坊家的伙伴，姓王，因为个子瘦小，所以大家不管年龄大小，都叫他“小王”，他也不计较。又因为他爱打狗吃，就被大家取了外号“狗阎王”——我们这个地方没有吃狗肉的习俗，养狗是用来看家护院的。大家心里清楚，小王这么干，是因为家里穷。
小王生在50年代的尾巴上，比我大几岁。听说他妈生他时难产死了，当时经济困难，县城里吃不饱饭，他爸自愿回了农村老家种田后又成了家。他没和他爸去乡下，从小和奶奶在城里相依为命。每年年底，他爸都会走两天山路，背着满背篼自己种的东西来看他们。他爸个子很高，偏瘦，背有点驼，头上缠着汗帕子，衣着单薄，鞋子是草鞋，袜子是粽树毛自缝的。我小时街上各家各户大门都是敞开的，邻居们都喜欢互相串门闲聊，他爸看见我们一帮孩子进来，就会用冻得裂口的手热情地给我们拿红苕干吃。可小王对他爸很冷漠，他说，他和奶奶生活困难，他爸还找他奶奶要钱。
小王奶奶家住在街头，挨着垃圾场边。她奶奶看见有人倒垃圾，就去捡废纸、碎玻璃、废铁卖钱，还常吃别人扔掉的病死家禽。小王读书成绩差，小学留过两级，最怕做加减乘除混合运算和写作文。小学毕了业，他家里没钱，就没再读书了。我们去上中学，他就在垃圾堆上捡破烂。遇到预制水泥板厂收沙子和石子，他就去河边挑沙或石子卖，人家收满停了，没了收入，他和奶奶每天就吃两顿饭或一顿饭。
我妈那时工作之余还兼任居民小组长，了解这一老一小有困难，有时会给他们送点吃的。小王按当时政策，属于社会青年，不用上山下乡。我就妈就悄悄给他出主意，叫他每月把多出来的那点布票酒票糖票拿到黑市上换粮食。
小王平时穿着邋遢，身上有味，很多人嫌他又傻又脏，不和他玩。他就只和不嫌弃他的我们几个一起玩。我们被别人欺负时，就会叫他去帮忙。他人小精悍，却有劲儿，比他小的打不赢他，比他大的或多人群殴他时，拳头捶得他后背咚咚的，像擂鼓。他扛打，更敢搏杀，打架时摸着石头或是拿着刀子，都是不计后果地朝别人身上拼命攻击。几次架打下来，对方都说他是亡命徒，就没人敢招惹他了。他成了我们的保镖，我们为了感谢他，会把大人买的李子、桃子或自家做的麦子粑、包谷粑给他吃。
我第一次看小王打狗是在一个初冬。下了一天雨，县城边的小河水变得有些浑黄，傍晚，小王就带着我们几个去河里网鱼。我们用石头把水拦住，用竹撮箕堵住预留的几个口子，之后就躲到一块避风的大石头后面，升起一堆篝火，边取暖边等着烤鱼。
每隔一个小时，我们就去看有没有自投罗网的小鱼。河水冰冷，下水收鱼都是小王，鱼收回来，烤鱼也是他来。大家兴高采烈地吃着笑着，河面飘来一团浓浓的雾气，我一回头，发现雾中有双绿眼睛时隐时现，吓得大叫：“有鬼啊！”
大家都怔住了，惊恐地朝我指的方向看去。“不是鬼，是野狗子。”小王边说边捡了块石头，兴奋地追了过去。狗子跑没影了，他有些失望地走回来，对我们说：“野狗子是闻到香气来的，它不会跑远，应该还会来。”
我们撤到油菜地里躲了起来。浓雾渐渐散去，天上一弯新月，清辉映着山水，没多久，就看见一条瘦骨零丁的野狗子，小心翼翼地走了过来，左顾右望无人后，就放松了警惕。小王叫我们守住一头，大声喊叫，把狗朝另一头赶，他去那头埋伏。狗被我们一吓，掉头就跑，小王一跃而起，扔出手中的石头，稳准狠地砸断了狗腿。野狗子拖着一条腿跳进水里，艰难地朝河对岸扑腾。小王鞋子衣服都没脱，跟着趟水撵了过去，将狗扑倒在河里，抽出腰间的绳子，麻利地套在狗脖子上。虽然狗子拼命反抗，还是被拖上了岸。
小王回家拿了一根扁担，把狗拖到无人处的空地，拴在一棵树上。狗也知道在劫难逃，不再反抗，夹着尾巴，呜咽着，像是在哭泣。小王抡起扁担，对狗劈头盖脸地打去。狗没有了先前的哀叫，挺着身子，迎着飞来的扁担，直至七窍出血倒在地上抽搐而亡。
我们这里对打狗有忌讳，说狗命硬，逢见打狗时，一定要躲避，躲不开，要双手背在后面，这样奄奄一息的狗才会认为不是你不救它，是你双手被绑着救不了它，死后它的冤魂就不会来找你。我背着手站在远处看着，胆战心惊，觉得太血腥了。小王哈哈笑着，将狗吊在树干上：“不放血，肉不鲜。”说完，熟练地用刀剥了狗皮，去了内脏，问我们要不。见我们都摇头，他就把狗肉背回了家。
听说小王有狗肉，就有小孩尿床的街坊找他要狗肉或肉汤，给孩子治病。他把狗炖了后，就送了那家长一碗。消息传开，心慌的、尿床的、脚打软的、身体虚的街坊们，就都去找他要狗肉吃。
就这样，找狗、打狗，成了小王的日常生活，他手上被狗咬的伤疤也越来越多，醒目刺眼。他不打家养的狗和怀孕哺乳的狗。打前者主人会来找他赔偿和扯皮，打后者是造孽。
街对面的小清家养了条叫“赛虎”的狗，我们一帮孩子都非常喜欢，家里有啃过的骨头我都拿给它吃。赛虎狗如其名，凶猛剽悍，我和小清常把它牵着出去和别的狗打架，战无不胜。我们常带着赛虎在河边玩，人坐在青草上，在夕阳里看赛虎去赶蝴蝶，扑蚂蚱，心情惬意极了。但赛虎很怕小王——我们发现，再凶的狗看见小王，都会远远躲开。
转年春暖花开，狂犬病却传开了，风传有一家人都被这病害死了。我妈告诫我：看见狗的眼睛是通红的，恶狠狠地瞪着人，一定要绕道躲开，因为那狗八成是得了狂犬病；如果被狗咬了，一定要去打针。
县里为此专门组织了“打狗队”，小王自然就被招了进去。打我们这条街时，小王跟队长推辞说有事没参加，提前给小清传了消息，叫我们赶紧把赛虎送到乡下去避风头。小清就带着我把狗送去乡下的亲戚家，可送了两次，转身赛虎就把绳子弄断了，我们还没到家，它就已经跑回来了。没等我们再送，打狗队就找上门来了，大人们推开我们，围住狗，一阵棍棒，狗的惨叫声愈来愈小，最后只有了小清的哭声。
小清父母无奈地望着，敢怒不敢言。他们是摘帽的“右派”，平素谨小慎微的。那时“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是被管治的对象，遇到重大的政治活动，连门都不准出，严重的还要早请示晚汇报挨批斗，就像狗一样夹着尾巴做人。
2
到了80年代初，国家大招工，我们基本都按规定去了父亲或母亲所在单位上班，只有小王仍旧在家待业。后来居委会有了社招名额，我妈就给他争取了一个，安排他去了集体企业皮鞋厂。
有了工资后，小王就没再打过狗了。我妈和街坊里的热心人，看他年龄大了，都给他介绍对象。他相亲了几次，女方不是嫌他矮就是嫌他穷。
那年小王奶奶偏瘫了，生活不能自理。小王要上班，家里没人收拾，生活一塌糊涂。而且，他已经成了“老青年”，同龄人或从农村回来的“老知青”几乎都结了婚，没结婚的也有了对象，这让他心里很是焦急。于是，我妈试探地问他：“农村姑娘要吗？”
那时大家都不愿找农村姑娘，没有城市户口，吃不了供应粮，以后孩子在城里读不了书，长大了不能安排工作。可根据小王的条件，找个农村姑娘做老婆是最快捷的。他没有反对，憨憨地笑着，羞怯地回答：“我条件不好，只要找个愿意和我过日子的，是农村的也行。”
我妈就托同事给他介绍了一个高山（地区）农村的姑娘，小他七八岁，给了点聘礼，半年没到就成了婚。那姑娘也是个苦命人，从小父母双亡，在亲戚家长大，吃苦耐劳，没读过书，连钱都不认识。我妈帮她找了个在录像厅打扫卫生的工作，吩咐小王：“有空儿一定要教她识字，把加减乘除学会。我就是解放后上的夜课识字班，现在读报、算账都能应付。”
小王结婚不久，奶奶就去世了。小王他爸自从他成家就和他没了往来，交通不方便，也不能立刻通知到。盛夏遗体不能久放，我妈就组织街坊邻居，义务帮忙，缝寿衣，做寿鞋，把老太太火化后埋了。
两年后，小王的媳妇能简单地读写和计算了，口算速度极快。我打趣小王说，“你这个老师真会教”，小王不好意思地解释：“我的文化水平你最清楚，是她下得苦，记性好，自己翻字典和不停地算。”
小王媳妇生了孩子就背着，听说卖菜好赚钱，就去市场卖菜。夫妻俩日子过得虽然清苦，但很恩爱。孩子长大点了，因是农村户口，读小学交的“半高价”，他们省吃俭用攒了点钱，又找我妈借了些，把自家的危房进行了改造和扩大。
我搬去单位分的宿舍住后，跟小王见面就少了。转眼已是千禧年后，我所在的国企和小王的集体企业先后破了产，我们都成了下岗失业人员。我进入一家民企打工，小王没找到事做，用买断工龄的钱购了一辆摩托车，做起了摩的司机，还能顺便接送女儿上学和放学——他很宠女儿，也重视孩子的学习，他女儿学习成绩非常好。
2011年底我外出办事，在广场碰到小王。我问他怎么没跑摩的，他说这几天交警开展专项行动，查得严，不敢跑。
他叫我去他家拿些安利的东西用，我以为是他向我推销，就推辞说：“这东西好是好，但就是贼贵，咱用不起。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搞这种直销？”
“当时鬼迷心窍，想发财，当了接盘侠。搞了几年，没赚到钱，买了一堆产品，又推销不了，快过期了，送你些。我觉得这种高档货我们用就是浪费。”他苦笑着老实说。
我看他侧面坐着一条萨摩耶，就问：“你养狗了？”
他说，两年前他送一个要买安利的人去乡下，天黑后一个人回县城时，听见公路边有狗哀叫。他停下摩托车一看，有只纯白的小狗，路边有摔烂的笼子，不知道是不是从车上掉下来的。小狗腿瘸了，身子颤抖着，不停地围着他叫唤，他看着可怜，就带回来养着了。他把狗的腿治好了，还把狗训练得服服帖帖。他带着这只萨摩耶出来，身边总是很快就围上一群大人和小孩。这狗一身雪白的毛，蓬蓬松松，粉红的舌头，黑汪汪的小眼睛，高贵优雅。小孩摸它也不叫，也不凶，呆萌萌的眼睛看着人，傻傻地微笑着，那副傻、白、美的模样，让人顿生无限爱意。
那时我们这儿少有这种狗，人家里养的多是京巴、西施，条件好点的养泰迪。县城里还没有专门的宠物商店，很多狗都是从外地买来的。大家就向小王打听这狗在什么地方买的，小王说不知道，说这狗是别人送他的。
小王不时叫狗给大家作揖，我们走时小王叫它跟大家“拜拜”。小王家旁边昔日的垃圾场早被各种高高矮矮的房子填满了，远眺那条带给我们童年带来无限欢乐的小河，两岸已是高楼林立。上游建了水库后，河水枯竭了，河道里积存着乌黑的脏水和五颜六色的废弃物品，风吹来丝丝的腥臭味。
我去小王家拿了几支牙膏和护肤品，我要给钱，他坚决不收。我知道前几年他才把当年借我妈的钱还清，这一堆商品，肯定值不少钱。小王老婆卖菜生意如今也不好，我妈说同一个价进的菜，别人一两天都卖完了，她要卖上几天，有时菜蔫了都无人问津。她对人热情，不短斤少两，可菜就是销不得，看来是命中做这行不带财，后来就去了超市当营业员。
“不论东西值多少钱，我就表示一下，你不收我就不要了。”我把300元钱放在桌上，想快速闪人，他抓过我的方便袋，塞满了东西才放我走。
3
2012年5月的一天下午，小清突然给我打电话，问：“下班了有空不，我们找个地方去小聚一下，喝杯酒叙叙旧。”
我有点受宠若惊，调侃道：“听领导安排，咱准时赴约。”
挂了电话，我想他肯定不是叙旧，一定有啥事。我和他自打工作后就断了联系，去年小学同学聚会，才重新接上了线。他现在是税务局的局长，权力炙手可热。聚会时，周围满是“抬轿子”的同学。我在办公室工作多年，也早炼成了外圆内方，见机行事的本事，自然也要趁机积极投身其中，拉关系建人脉，以方便日后之用。不过那次小清和几个已经是“成功人士”的同学都还很低调，聚会结束时，大家还一起去慰问了一个因生病致贫、下岗失业的同学。
我和小清相约来到了一个高档的海鲜自助店的包间，边吃边聊，频频举杯，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很快都没了什么说话的顾忌。
小清跟我说：“我今天其实是想请你帮我个忙，你一定要答应我。”
我嬉笑着答：“只要我能办到，在所不辞。”
小清直言道：“我想你一定能办成——就是把小王喂的狗给我买来，价钱多少都成。”
“你还喜欢养狗？工作不忙？”
“我一天忙得焦头烂额，哪有那闲心。是帮别人买的。”
“你亲自出面帮别人买，看来免不了行贿之嫌。”我开玩笑道。
“不是的，我们老局长要喂。他去找小王买，小王不卖。”
小清说，税务局的老局长是真的喜欢那只萨摩耶，小王越是不卖，老局长越是想买，没事就去找他拉呱，小王后面一见到他都不耐烦了：“这个狗就是我的命，你给多少钱我都不卖。”于是，强势的老局长就和小王杠上了，先找了小王家的居委会主任出面。主任允诺给小王两口子办低保，可小王仍不为所动。一计不成，居委会主任又给老局长推荐了小清，说他和小王曾是街坊发小，老局长就来找他了。
“我和小王没啥交往，你又是不清楚，去了也碰壁。”
小清说的也是实话，小时父母对他管得严，做完作业，还要读课外书籍练毛笔字，不让他和小王这样的人玩。他们从内心瞧不起小王，说他是混社会的阿飞。小清高考差了点分，去读了县里的中师，毕业后分在县里小学当老师，后来又考上成人大学，跳槽去了衙门。
“我算是老局长培养的，他退居二线、扶我上马了，还送了我一程，我很感激。可他的观念和工作方法早就和我不搭调了，特别在局里的人事上，他过去提拔的科长们和重点岗位的人，很多还是听他的。我要是因工作换人，要么他就来找我，要么我想换掉的人就找他出面说情。我有我的管理方法，工作开展不了，也是要被问责的，这事让我心里很不爽。”顿了顿，小清喝了口酒，“我也明里暗里跟老局长说过，可以像别的退位领导那样在家休息，工资奖金分文不少，不知他是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这次狗的事，老局长给我挑明了，他说明白他的有些所作所为影响了我的工作，可他做这些只是为了退位后在局里不遭人冷落嫌弃。他说，把狗买了，他就以狗为伴，从此赋闲在家。”
小清说他也很理解老局长的心情——老局长的独子早年去了国外留学，在异国落地生根，多年没有回国过了；他老伴退了休，去帮着儿子带了两年孙儿，因生活不习惯，又与洋媳妇三观不合，生气回来了，发誓今后就是死也不会再去了。现在老太太天天出去旅游、跳舞、学画，玩得不亦乐乎。可老局长除了上班，没什么爱好，很是落寞。他恳切地希望小清最后帮他一次，说这狗是他唯一的念想。
“所以，我一定要把这事办成，对我，对他，两全其美”。
本来知道小王话都说绝了，我也不想去夺人之爱，但听小清这么说，我就改了主意：“你讲得我都感动了，这事我竭尽全力去办，但是我要公事公办。你给我们老板打个电话，说叫我去帮你们办这个事。”
见小清有点不解，我压低声音说：“这事对咱俩都有益——你给我们老板说了，买狗的钱他肯定不会让你出，这样我老板也知道我有个要好的有实权的同学，在公司的职位更稳了，老局长分文不花把狗得了，也会在心里说自己没选错人，对吧？”
小清那时是县城各大老板们“围猎”的对象，自然有些犹豫。我说就这样定了：“你放心，咱见得多了，这事不会影响你仕途。你自己要牢记底线，千万别收任何人的钱就好。”
当晚，小清就给我领导打了电话。第二天，老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叫我多给小王点钱，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事办成——如果这种区区小事都办不好，怕税务局局长看不起他，不利于企业今后的发展。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尽管小王千般不舍，万般不愿，还是答应了我。我心里清楚，他之所以同意把萨摩耶卖给老局长，一是珍惜我们儿时的友谊，二是对我妈有感恩之情，他觉得要报答。
他摸着狗，依依不舍地说：“只求他们对狗好点，我就放心了。”
我说：“你一百个放心，这么来之不易，老局长对它肯定就像宝贝一样。”
但小王拒绝要钱，他说这狗他是不会卖的，只愿意送给我。我本来就是强人所难，让他忍痛割爱，内心很过意不去，灵机一动，跟他说：“你喜欢狗、懂狗，咱们合伙，我出钱，你出力，去外地进一批狗来销售。亏了是我的，赚了钱平分。”
4
小王进了第一批纯种狗没几天就卖完了，他要我来分钱，我又叫他继续进货。进到第三批时，我跟他说：“我发现这是个商机——我调查了咱们周边几个县，都没有专门卖宠物狗的。你孩子上大学了，花费大，现在又无事做，你不如专门成立一家卖宠物的商店，所需手续我来办理。”
我还跟他说，外省有个宠物狗饲养培训班，可以去系统学习一下，顺便了解下进货渠道和市场行情。小王听了我的建议，去外省上了10天课，引进了多种类型的纯种犬。我帮他打印了开业广告，让他去街上散发，在广告栏上粘贴。平时周末牵几条狗去人群聚集的广场玩耍，既是打广告，也能销售。逢节假日，我找了皮卡车，叫他把狗拉到周边县展销，设立代销店。就这样，卖狗的生意渐渐有了起色，小王的生活有了奔头，忙不过来了，他老婆也辞了工，加入进来。
那只萨摩耶换了新主人后，常见老局长牵着在街上溜达，引得众人瞩目。老局长似乎又有了年轻时的自信，也找到了生活的乐趣。萨摩耶长肥了，脾气也跟着长了，不高兴别人围观时，还龇牙咧嘴地凶叫。狗玩脏了，洗澡是很累的活儿，老局长每次又哄又给吃的，可狗还是调皮捣蛋。老局长精力有限，有点招架不住，就牵来找小王帮着洗。小王教育它时，老爷子还护短，替狗开脱。
老局长平时给萨摩耶喂的都是进口狗粮，还有煮熟了的内脏，后来狗吃东西就挑三拣四的，只吃爱吃的。
小王告诫老局长说：“一定要管制狗的食量，少给他吃高热的食品。它不吃，就让它饿着。营养过剩不仅会影响狗的形象，也会让狗得病，像人一样。”可老局长不以为然，只笑呵呵地说：“长胖点看着可爱，就像小娃娃，胖的比瘦的更招人喜欢。”小王只能转头跟我说，他也不知道说啥好了，“这是害狗，不是爱狗”。
小王卖狗赚了钱后多次叫我去算账分钱。开始我推托：“你先发展经营，买辆二手皮卡，方便运输。钱在你那儿，我放心，多了咱再分不迟。”后来他总催，我就跟他说明了：“其实那个本钱是你卖萨摩耶的钱，都是你的。”可他不同意，执意要给：“那狗开头就说了，是送你的。退一万步说，那狗也值不了8000块钱。”我说：“物以稀为贵，我估了价的。你再不要在我面前谈钱，传出去别人知道了，会认为我是吃里扒外，我的工作就要搞脱。”他就说请我喝酒，我说好。
那次喝酒，他有点苦恼地说，自从经营宠物狗生意，左邻右舍都烦狗叫和气味难闻，反映给了居委会。居委会主任护着他，说他们两口子都没工作，孩子在读书，创业难，请大家多包涵和支持。但投诉的人不断，城管等有关部门也来干涉了。
他叹息着说：“我还想扩大经营，增加狗的种类和繁殖，目前看来有困难了。”
“这个确实对别人生活有影响。”我想了想，出主意说，“不如去郊外人少的地方租个房子，化肥厂破产那么多年了，我看房子基本都是空的，跟鬼城一样，去那儿很合适。”
我掏出手机，打给管理那个破厂房的熟人，他说叫我们自己去看，看中了，租金“表示一下”就行了。
小王去看了，租了很多间一楼的办公室，外面有块大坝子，正好方便遛狗。他清理了满地杂草和垃圾，添置了设备设施，就把宠物狗们迁了过去，在2014年正式成立了宠物饲养场。
扩大规模后，小王又招了两个徒弟，吃住都在那里，打扫卫生，杀毒灭菌，给狗打疫苗，调配狗粮，忙得不亦乐乎。遇到狗生产，夏天他会找来风扇给狗降温，冬天就裹着军大衣通宵守着。小狗缺钙，他就去饭店收集骨头，洗净烘干，磨成粉喂。那些小狗被小王他们喂得虎头虎脑，毛茸茸的，看着特别可爱。
小王无愧是“狗阎王”，在狗面前依然自带杀气，狗看着他都不敢轻举妄动。对每只狗，他都从小进行生活训练，不仅教它们在盆里拉屎拉尿，还教一些讨人喜爱的动作。这种训练了的狗，比没训练的狗卖得更贵。
5
几个爱狗人士常来小王的饲养场当志愿者。其中，有个叫“兰姐”的女人，衣着优雅，慈目善眉，特别热心。小王说她是我们这里民间动保协会的会长，虽然对他训狗有“虐待动物”的异议，但还是帮他介绍了不少人来买狗。
对来买狗的人，小王都会了解他们买狗的用途——为了看家守院的，会推荐他们买田园犬或狼狗，忠诚老实、听话守责；有些姑娘想养大型犬，会推荐她们买金毛，漂亮黏人，像个乖巧懂事的暖男，美女配靓犬，一道美丽风景线；老人来买，会推荐他们能驾驭住的吉娃娃、泰迪，这种小狗聪明，会讨主人喜欢，会直立行走，做一些稀奇古怪的动作逗人。
兰姐也会在自己带来的卖家旁边充满深情地说：“狗狗是最有灵性的动物，是人类的灵魂伴侣。它会给你带来快乐，忘记烦恼，身心健康，陶冶性情，爱好和平。养了狗狗，我们就要对它有爱心，对它负责，不要抛弃，更不要伤害。你对它好，它会终生守着你，忠心耿耿，不分贵贱贫穷。”对那些初次来买狗养的人，她更是绘声绘色讲了狗与人之间的许多动人故事。
兰姐一直动员小王加入动保协会，要他“融入志同道合的大家庭中”。有次，兰姐叫他去参加一条狗的追悼会。死去的狗被鲜花簇拥着，穿着名贵的狗服，身上盖着高档毯子，几个和尚在念经超度。女主人是一个年轻少妇，哭得肝肠寸断，花容失色。几个女士抽泣着劝慰她，让她节哀顺变，说狗狗算得上是寿终正寝。
兰姐哽咽着告诉小王：“这狗狗陪伴了主人上10年了，人跟狗感情深厚，狗狗早就成了不可分割的家庭一员，有自己的房间和床，吃饭有固定的座位和碗碟。狗狗每次大便了，主人都用湿纸巾仔细擦拭干净狗的屁股。”兰姐还说，主人订制了棺材，买了墓地，打了墓碑。
小王觉得这狗真的幸运，丧事办得和人去世一样风光。主人如此宠它爱它，可能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吧，竟然有些心生羡慕。去追悼会的人估计家里大多也养狗，他们胸前都戴着小白花，气氛一片感伤，轻声交流，倾诉着自家狗的各种好，衷心希望它们健康长寿。小王显得格格不入，和他们没有共同语言，寻了个机会告辞了。
最终，小王没有参加动保协会。他跟兰姐说，自己没有时间和精力，能把眼前的事做好就不错了，哪还有时间参加协会的爱狗、护狗等社会活动。其实，小王是自惭形秽——和兰姐这群人相比，他养狗是做生意，目的是挣钱，缺乏她们的奉献精神和拳拳慈爱之心。
2017年冬天，天寒地冻。兰姐他们动保协会在公路上截获了一辆贩狗车，没跟小王打招呼，就把车开到了饲养场，要小王收留那几百只狗。
小王拒绝了：“一是我这个地方有限，二是这些狗很多都生病了，怕引起交叉感染，三是没有人力财力照顾它们。”
兰姐焦急地说：“这些狗都是偷来，我们不救它们就死定了，它们都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啊。” “我都说得很清楚了，抱歉真的帮不了。”小王很理解，但他说的也是事实，还是不同意，让他们另想办法。
有两个男人就发起火来：“你靠狗狗发了财，就有义务帮助它们！”
兰姐看小王不收，带着哭腔说：“我们缺的就是场地，狗狗的开支我们会在群里众筹，哪怕我们少吃饭、少买衣服，也不会让狗狗再落到偷狗者手里。”
小王也于心不忍，给他们指点说，那边还有仓库。又把厂子管理人的电话给了他们，叫他们联系，说反正给钱就会出租。结果不知何故，管理人第一时间没接电话，那两个男人认为小王是在耍他们，吼叫着：“少和他啰嗦，我们先把狗狗卸下来，就放在这里，由他养着。”
有几个人动手准备往下拿狗笼，小王阻拦，可兰姐他们人多势众，用蛮力把他推开了，口里还骂骂咧咧：“妈的×，你真是畜生不如，发了财，就应该有善心。”
看他们蛮横不讲道理，小王也没好脾气了，挥手一指，口里喊了一声，一群大型犬一拥而出，狂叫着扑向那几个卸狗笼的男人。几个男人吓得赶快爬上了车，狗就围着车狂叫。小王嘘了一声，狗围着车坐了下来，不叫了，只恶狠狠地盯着车上的人。
小王叫司机把车开走，不然那几个男人就别想下来。他转头给兰姐说，这些狗又冻又饿多少天了，有的已经快不行了，你们赶快先找地方救治。兰姐他们气急败坏地把车开走了，有个男人还不服气，在车上叫嚣，叫小王等着瞧，哪天他来一把火把饲养场烧了。
那些救下的狗后来死掉了一些，有些被爱心人士领养了，最后剩下了一些无人要的老弱病残。兰姐本想把它们养在家里，但家人反对，只能去乡下找了废弃房子养了起来。开始动保协会的人轮流去照顾，定时买来猪鸭鱼肉，后来时间长了，其他人就“抽不出时间”了，只有兰姐一个人去。钱物也没人捐了，开销都是她支撑。
兰姐本想负责到底，可家里要带孙弄饭，老公也给她下了死命令，问她是人重要还是狗重要，要是总去乡下不回家，余生就让她和狗过。兰姐没办法，又是给小王打电话，又是跑到饲养场，声泪俱下，求小王收留剩下的狗。她说她只信得过小王，也只有小王能帮她。这些狗交给小王，她最放心。她虔诚地对小王说：“这是行善积德，会给你及家人增福增寿的。”
看着兰姐化妆后仍掩饰不住憔悴的脸，满眼的疲惫，以及没有打理的头发，小王念及情分，最后把那批狗全部接了过来。他本想将这些狗做无公害化的处理，但怕对不起兰姐，传出去也怕影响他的生意，权当是献爱心了。
2018年7月，小王给我打电话，说最近心情烦躁，总觉得头昏脑胀的。饲养场里的狗也一反常态，不见他时狂吠乱叫，见了他就低声呜咽哀鸣。我说，可能是气候闷热造成的。
可万万没想到，挂了电话，只隔了一天，就传来噩耗——小王突发疾病，被送到医院，被诊断为狂犬病，医院无药可救，他只能痛苦而亡，匆匆告别了刚刚过上的好日子。
我知道后，黯然神伤，不得不悲叹生命的无常。他老婆伤心欲绝，哭着对我说，他们养的狗都打了疫苗的，人被咬伤过，也打了的，不懂为何会发生这种悲剧。
小王夫妻亲朋极少，丧事就简单办理了。小王的老婆一直走不出阴影，看着狗就会想起小王。她女儿已经大学毕业留在大城市工作了，我妈就叫她去孩子那里散散心，别伤了身子。她去了女儿那里后，她给我打电话，说不想再触景生情，请我帮她把饲养场转了。
征得她的同意后，我就把饲养场优惠转给了小王的一个徒弟。小王的家已经划入了棚户区改造，根据棚户区改造政策，饲养场转让的钱，我给她交了养老保险。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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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学时代（母亲的回忆录之一）
（这是我母亲写的一篇回忆录。—— 吴西风）
（左起：我的姨妈、二舅、大舅、小舅、舅公公，和中学时代的母亲。）
我生于40年代末的南京，农历生日是腊月初一。因为生日小，我九虚岁时才上一年级（当时年满7周岁才能上学）。我有一个哥哥，两个弟弟，一个妹妹，还有两个弟弟生病夭折。三年级时由于母亲生病，家里小孩多无人照料，作为长女，我只好休学一年，因此1963年我才小学毕业，算虚岁的话已经十六了。
当时我家只有父亲工作，勉强维持温饱。父母认为我没有必要读完小学，想让我去一个街道民办厂工作。那时即使在省城南京，也没有多少家庭（尤其像我们这样的城市贫民家庭）重视子女的教育。我很不情愿，但觉得能挣钱替父母减轻负担，就答应了。其实我很爱读书，梦想着像我的舅舅那样考上一所名牌大学。
离开学校那天，我在家伤心地用削铅笔的小刀，在仅有的半截铅笔上，刻了四个字：“永留纪念”。我想今后再也没有学可上，也没有什么机会再用笔了。
这时正巧被父亲看到，“晓霞，你还想上学吗？”他问。
我连忙点头说：“当然想了。”
父亲心疼地说：“你还这么小，把小学念完再说吧。”
我这才有机会读完小学。我们的学校名叫“务本”小学，当时刚刚成立的南京小红花艺术团，在我校选拔学生加入，我也有幸被选上了。我们欢迎过来南京访问的外宾。那天我们很早就到了中山陵音乐台，等待期间，老师一再叮嘱：如果有人问起你们的生活，一定要满脸幸福地笑着回答，吃得饱穿得暖。快到中午，迎面驶来几辆乌黑的高级轿车，我们见到了尼泊尔的南德拉亲王、王妃和王子，第二天在报纸上看见我们欢迎他们的大幅照片。欢迎仪式结束后，我们每人吃了一大碗盖浇饭，感觉从来没有品尝过如此美味，真希望带回家让全家人分享。我们经常参加演出，站在前排的可以穿上团里的白衬衫和天蓝色背带裙，站在后排的只有白衬衫，而背带连着腰带，从观众席上看起来她们好像也穿着蓝裙子。
小学毕业后，我对母亲说想上中学。母亲说：“要上中学的话，你就上五女中，考不上就去厂里上班吧。”小学升初中的考试结束之后，我并不很紧张，也没当一回事，而街坊的许多女生找瞎子算命、老道打卦，预测能否考上。接到录取通知书时，我欣喜若狂：我又能继续上学了！母亲很开心，对我说：“我们家附近三四条街，五女中一共就录取了4个！好多人想去读都没有考上，你要不去太可惜了。”
南京市第五女子中学的地址在莫愁路，紧靠省中医院，以前是美国教会办的学校，原名“明德女子中学”。后来我读过一本《落花生的女儿》，得知在民国时代，国民党许多高级官员的女儿就读过这所中学。我读书的时候，母校是南京重点中学，从初一到高三，一共36个班，每班50几名学生，规模相当大。
那年9月1日，在我踏进校门的一瞬间，从未有过的幸福感涌遍全身。我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入学机会，害怕忽然有一天就不能再上学了。因为我家十分贫困，每学期8元学费被班主任老师减免6元，但我始终不肯交这两元钱，无论班主任怎么催债、叫我到办公室、让我在黑板前面罚站。最后老师无计可施，只好算了。我始终没有也不敢跟父母开口要学费，因为我家真的拿不出这两块钱；要是班主任非让我交这两元学费，我很可能只好辍学了。
我总是回忆起那难忘的中学三年。每天早晨，我沿着校园外面长长的围墙走来，头也不抬地匆匆经过校门口那面巨大的穿衣镜，偶尔也会放慢脚步，整理一下头发和衣服，然后走进葱郁的林荫大道，整齐洋气的初中教学大楼便印入眼帘。记得开学不久，我走错了教室，因为它们的外观很相似。教室地板全漆成荸荠色，打着一层蜡，明净敞亮的大玻璃窗户，木制窗框和地板一色，非常雅致。我弯下腰用手轻轻抚摸，感受地板的光滑和舒适。教室窗外的院墙上爬满蔷薇，每到花开时节，鲜艳的花朵镶嵌在绿叶丛中，是学校最美的一道风景线。
穿过初中教学楼，眼前一片开阔的十字草坪，草坪四周环绕着灌木丛。灌木丛外的三面是同样风格的3到4层的教学楼，最北面是学校大礼堂，礼堂前面一个大操场。有时我漫步在教室外沿着围墙铺设的红砖小道，看见右边的灌木丛里稀疏间杂着几棵栀枝花树，满枝雪白的花朵，散发着沁人的芳香，让我情不自禁地趁着无人的时候，偷偷摘下几朵藏在书包里，回家放在盛满清水的瓷碗里。校园里还有枇杷树和蟠桃树，扁圆的蟠桃中间凝结着一圈薄薄的黑褐色胶汁，口味甘美，传说是专门给王母娘娘祝寿用的，也许很久以前从天上掉下一颗桃核，从此蟠桃传入人间。蜿蜒的长廊上挂着一串串葡萄，有的青绿色，晶莹剔透，像串在一起的翡翠珠，有的深红，仿佛一颗颗玛瑙。我们时常坐在葡萄藤下的长凳上聊天谈心、复习功课。微风吹来，空气里弥漫着惬意的果香，十分诱人，但我们从来没有偷吃过校园的水果。
学校最东南的一幢两层楼房是图书馆，走上几层石阶就到了一个小露台，然后是门前走廊。一楼是阅览室，一排排书桌整齐明亮，我经常坐在长长的条凳上阅读书报杂志。室内静悄悄的，只听见翻书的声音，还能闻到油墨的香味。窗外绿树成荫阳光明媚，许多小鸟栖在枝头鸣叫，而后扑扇着翅膀飞走了。二楼藏书丰富，我最喜欢上劳动课去那里整理、修缮书籍，这样我可以尽情翻看感兴趣的图书。
三年中学期间，我有机会读了不少当时比较流行的长篇小说，比如国外的《简·爱》、《复活》、《巴黎圣母院》，国内的《青春之歌》、《暴风骤雨》、《林海雪原》，以及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等等。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和《爱情三部曲》，当时被批判的柔石的《早春二月》和欧阳山的《三家巷》。我尤其爱读长达五卷的《三家巷》，里面三家的年轻人，我至今都能如数家珍，一一道出他们的名字和他们之间的家族、恋爱关系。每次从图书馆借到喜爱的书籍，我恨不得连夜把它读完。中午回家吃完饭后，我在上学的路上只顾低头看书，被树撞痛了头。那时年轻精力旺盛，家庭作业很少，我在课堂上就能完成，因此有大量时间阅读。
我一直喜爱读书。九十年代初我的子女读大学，但我所在的工作单位因为经营不善倒闭，单靠乡村中学教师的丈夫一个人的收入很难维持生活。我便跑到南京，在街边收购劳保用品转卖，一次被城管抓住要没收我的东西。我跟他们说家境困难，求他们高抬贵手。城管的小头目见我收购的劳保用品里，还夹着一本《红与黑》——那是在南京读书的女儿从学校图书馆借给我看的，便让我带着东西走了，叫我今后要注意。
那时下午放学后，有的同学去五台山体育场游泳，有的在学校打篮球、乒乓球，家庭条件好的，她们租一毛钱一个小时的旧自行车骑。但我没有学过这些，至今这些一样也不会，真有点遗憾。每天放学后，我总是急匆匆赶回家帮母亲做家务。在漫长的暑假，我的同学们无论贫富，大多能在家里度过两个来月平静安逸的日子，而我到马路边摆个小摊子卖茶水小吃，每天挣点钱帮助贴补家庭费用，心里很高兴，没人光顾的时候，还可以读小说。但有时被同学撞见，或是长期在烈日下暴晒变得黝黑的皮肤，都让我有点自卑。
让我恢复自信的是开学后的考试。数学老师喜欢小测验，每次讲完新单元的例题后，立即发一张纸的试卷，我总能得到好成绩。语文、数学和外语是主科，每次期中、期末考试，我的成绩都能排进班级前十。我当过历史课代表，帮老师拿教材、送作业本。当时一位年轻的女教师讲社会发展史，说女人要享有和男子平等的社会地位，首先一定要有足够的经济地位，要自尊、自力、自强，我非常认同。在生物课上我们解剖过麻醉的实验小白兔，看见它体内的器官组合精巧，小小的心脏还在微微跳动。我们观察过鸡蛋的三个星期孵化过程，老师从动物生殖讲到人类繁衍，带我们参观学校里浸在福尔马林液里的男女人体标本。
我们去阶梯教室学音乐，老师教我们识谱、唱歌，记得有一首歌的歌词是：“……我是一个黒孩子，我的祖国在黒非洲，黑夜沉沉不到头，西方的老爷们骑在我们的脖子上，强盗霸占了黒非洲……”，还有《三面红旗万岁》等。而我们女生私下聚在一起，喜欢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小路》等苏联歌曲，当时中苏对抗剑拔弩张，苏修是我们的第二号敌人（头号敌人是美帝），这些歌曲已经被禁了。
有一次我和一个同学约好，晚上跑到学校看电视。学校只有一台9寸的黑白电视，围着好多人，在看故事片《上甘岭》。那时电视没有广告，但节目少得可怜，老电影放完后，屏幕很快只剩雪花一片。我们从学校出来，明月升起，皎洁的月光让昏黄的街灯黯然失色，宽阔的马路上车辆和行人稀少，我们听得见风吹树叶沙沙作响，满地树影婆娑。
同学到家后，我过街左拐，走过朝天宫，我家便近在眼前。朝天宫重建于明朝，是朱元璋改的名字，意为“朝见天子的宫殿”。这个古建筑群有三面高高的里外都是深红色的宫墙，围成一个巨大的广场。东西两面墙上各开三扇门，两边稍小，供人步行，中间的大门又高又宽，通行机动车辆。秦淮河紧靠着朝天宫的南墙，河水清澈见底鱼虾浅戏，倒映着两岸垂柳，清明前后我们折下细长柔嫩的柳枝编成柳帽，戴在头上，仿佛电影里的解放军侦察兵。朝天宫的正殿坐北朝南气势雄伟，古色古香富丽堂皇，在银色的月光中真切又朦胧，庄严又飘渺，宛若天外世界。儿时我带着弟弟妹妹常在这里玩耍，爬上十几层高高的台阶才到正门。那些又长又高的台阶，两边嵌着青石浮雕，是我们的滑梯，两个弟弟特别喜欢，开心地大声呼啸着爬上滑下。初中毕业两年后，我下放到江南农村（很快我的全家下放到苏北农村），之后虽然多次回宁，却再也没有进过一次朝天宫。
我们初中班上有五十几位同学，毕业后很少再次见到，尤其在我下放到祖父母的老家镇江东乡农村（石桥）之后。转眼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依然清楚地记得一些同学的姓名和相貌，以及特征和绰号，不知她们毕业后，在那些动荡不安的岁月里经历了怎样的人生。八十年代初，有一次过年之后，我和丈夫带着两个孩子从南京探亲回家，在火车上巧遇一位初中同班同学。她是列车乘务员，一见我面当时就认了出来，又惊又喜，带我们到值班室坐，端茶倒水，和我一路谈到镇江。
在我毕业前夕，全国的形势风云突变，让我非常困惑，不知将要发生什么，为自己的命运担忧，却无力改变任何事情。我和同学们互道珍重，互换一寸的黑白照片。我还和两个特别要好的朋友合影。在那张无比珍贵却不知在何时何地失落的相片里，我扎着两根长长的辫子，睁着大大的眼睛，脸颊洋溢着青春灿烂的笑容，站在她俩的后排中间。岁月如刀，经历了数十年的坎坷之后，我被它的利刃砍得面目全非。
但后来很多同学把送给我的相片索要回去，因为我没有参加运动，既不去斗走资派，也不到上海、北京串联，而是大干“投机倒把”：贩卖玉米、鳝鱼、牙枣、赤豆糊糊，夏天卖西瓜，冬天炸萝卜丝饼。我多次遇见学校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赶紧躲避，有一次被班主任在苍巷撞见。老师劈头盖脸地批评我思想非常落后，辜负了如此大好的革命形势。我低着头一声不吭，心想全国的革命形势再好，我家还是吃了上顿愁下顿，没有人管我毕业后的工作，只好心惊胆战地做点小生意糊口。
我在中学期间一直帮做小生意养家的奶奶接送货物。记得许多次冬天凌晨三点多种，我就从睡梦里爬起来，穿上衣服，送奶奶过江去乘到安徽全椒的长途汽车。奶奶贩卖的商品包括活鸡活鸭，但过江每次每人只能带三只，多带就会被没收，所以我要跟着她。我们祖孙二人肩背手提，沿着小巷朝大马路走。那些年的冬天好像特别冷，天还没有亮，人们都睡在热乎乎的被窝里，空荡荡的小巷大街阒然无声，只有我们俩单调而沉重的脚步。
到了公交站，我放下手里的东西，掏出书本在路灯下看，或者背英语单词，直到看见远处连着电车的电线晃动，知道车要来了，才收起书本。售票员打开车灯、车门，我和奶奶拎着大包小包上了车。头班车几乎是空的。我们买完车票之后，售票员立刻关了车上的灯，只剩驾驶室有点光亮，车灯笔直地照向前方。我们到了又脏又乱的长途车站，我排队买到车票，送奶奶挤上车，然后便回城，在路上买一块烧饼，边啃边去学校上课。
晚上我去江边码头接奶奶回家。记得有一次奶奶没有买到车票，也没有办法和我联系。我一个人站在岸边发愁：我没有足够的回家路费，要等奶奶给我钱买票。这时走来一位四十来岁的中年男子，胖胖的身材圆圆的脸，看上去像是码头工作人员，大声问我：“天这么晚了，你这丫头一个人站在江边干嘛？！”我如实相告，他便带着我进了闸口，让我坐船回城。我非常感激，朝他笑笑，连句感谢的话都忘记说了。进城之后我挤上一辆公交车顺利地回到家。
我的学生时代在文革来临之时结束，从此再也没有走进课堂。19年后我送女儿到大港中学读初中。走进校园，看见那么多年轻的面孔，我便回忆起自己的中学时代，回忆起那异常艰苦而又非常充实愉快的三年。我知道，女儿比我幸运，她一定会实现我在学生时代的梦想。
2017年9月写于石桥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