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洲女孩，嫁到河南小县城，却看见了更大的世界
这是《自拍》第295个真实口述故事
我是非洲媳妇明嘎，今年23岁，来自安哥拉。在我们那里，生孩子是一件比较随意的事，我们家很穷，不过爸爸妈妈还是生了12个孩子。我是家里年龄最大的女孩，很小的时候就帮大人们锄地、种木薯、运水、做饭。17岁以前，我不认识字，也不会算数，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的镇子。
2017年，我在安哥拉遇到了出国打工的中国人程小建，家人支持我们组建家庭。我和他在非洲举办了婚礼，生下了大儿子乐乐。2019年，程小建带我们离开非洲，在他的老家河南焦作开始了新生活。在中国的这两年多，我的生活比以前好很多，看到的世界也和以前大不一样了。
2019年10月，我和老公在河南博爱县拍的婚纱照。
我们安哥拉国家不太大，它以前是被葡萄牙殖民，1975年才实现独立，可惜没几年内战就开始了，这场仗打呀打，一直打到2003年才结束。很多男人在战场上牺牲，所以，我们那里变得女多男少了。
为了鼓励生育，安哥拉好多地方仍然允许一夫多妻。我们女性的地位比较低，大部分男人农忙季节干干活，闲下来就花钱找乐子，抽烟喝酒。而女人们每天都很忙，要负责种地、养家、看娃。
安哥拉在非洲西南部，标红的地方就是我的家乡。
我1999年出生在安哥拉墨西科省卢奥市一个叫嘎风谷镇的地方。因为家里穷，我没有上过一天学，只会说葡萄牙语，不会写、也不认识葡萄牙文。其实，我们镇上有一所学校，它和中国以前的私塾很像，有钱人交学费就能送孩子去上学。
没钱的人家呢，只能重复上一代人的生活，男孩到了十七八岁就开荒种地找老婆，女孩子就早早地嫁人。我们家12个孩子，无论男女，没有一个人上过学。
而且学校太远了，从村里到镇上要走3个多小时，我们家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出门只能靠两只脚。没钱的人都是光脚走路，有钱的才会买鞋穿。在我们村里，没有自来水和民用电，也没有水泥路，几条土路全是村民们用脚走出来的。直到现在，村里的房子大部分还是土坯房，用茅草做顶，用土坯垒墙，沿用我们祖先流传下来的老办法。
我大哥的照片，他身后是我们那里农村最常见的土房子，一般穷人家都住这样的。
安哥拉的石油资源丰富，政府担心私自打井会导致石油泄漏，很多地区都不允许人民打井取水。为了帮妈妈解决吃水的问题，我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要起床，走路去四公里外的小河里舀水。我们本地人习惯用头顶着木桶，这样能省些力气。走得累了，我就捧一口生水咕咚咚喝下去。等把水运到家，天差不多也亮了。
木薯是我们安哥拉人最主要的食物，种木薯的季节一到，我和大人们就头顶一大捆木薯枝来到地里播种。地是提前翻耕过的，我会先把周围的枯树砍倒，把它们烧成木灰，撒到土里当作肥料，再把木薯枝一根一根插进去，盖上土浇点水。等木薯长熟了，我再把它们一个一个刨出来，让弟弟妹妹背回家去，当作我们接下来一段时间的口粮。
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最普通的安哥拉农民。
我爸爸经常去河里抓鱼抓虾，有时候也去山上打猎，打到什么就去镇上的马路边摆摊卖。靠打猎挣钱很少，妈妈攒下来的一点钱都用来买油、买盐、买旧衣服穿了。他们穷并不是因为懒，而是只知道满足一家人的吃饭穿衣问题，不知道怎么动脑筋挣大钱。我们村也有比较有钱的人，他们住好房子，有摩托车、小灵通、从外国进口的糖果，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完全是奢侈品。
我家甚至连一块钟表都没有，计算时间要靠最原始最古老的方法——公鸡打鸣差不多是早上五点，意味着我要出门打水；太阳落山大概是晚上七点，是我煮木薯做晚饭的时间。至于其他时间和日期，我头脑里基本没有概念。
我爸爸是我们家唯一一个文化人，他曾经读到小学二年级，会算数，也会写字。爸爸平时有一个习惯，他会把家里重要的事都记在一个小本子上，比如我们12个孩子出生在哪一年的哪一天，家里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大事等等。
根据爸爸的记录，我们家在2017年前后经历了一件大事——他幸运地得到了一份工作。其实从2017年之前的几年开始，我们那里已经出现很多中国工人，他们跟着大建筑公司来盖楼房、盖工厂。为了保证安全，中国人喜欢雇佣我们当地男人当保安。我爸爸也成为了保安，而他要保护的人，正是我现在的老公程小建。
这是我伯伯，程小建请了我爸爸和伯伯一起当保安，带他进森林伐树。
听爸爸说，程小建这个人在非洲打工也很苦。2014年他就到安哥拉来了，先是被中介介绍去当伐木工，结果被骗了，辛苦半年都没有结到工钱，在大使馆的帮助下才讨回来1400元人民币。他想回国，可这点钱连飞机票都买不起，他只好继续留下来打工，想多挣一点再回国。
程小建种过地、当过保安，最后还是继续去做伐木工。这次他找到了一个心好的中国老板，一个月给开7000元工资。伐木要进原始森林里去，如果不熟悉地理环境，不了解我们本地的风俗习惯，很容易发生危险和冲突。
在朋友的介绍下，程小建才找到了我爸爸和伯伯。他每个月给每人3万宽扎（折合人民币300元左右）。这在我们那里已经是很高的工资了，所以在我爸爸眼里，程小建就像救世主一样善良。
爸爸觉得程小建来这么远的地方打工很孤单，不干活的时候喜欢请他来我们家喝自酿的玉米酒。有次喝得高兴，程小建用学了一段时间，还不太顺溜的葡萄牙语跟我爸开玩笑：你们家孩子那么多，我带一个回中国吧。说完，他看了看我。我爸爸也不知道是不是当真了，笑着回答他：可以。
爸爸告诉我，程小建来自中国河南，因为和第一任妻子分居两地、聚少离多离婚了。他在农村有自建房，背井离乡在非洲打工是为了攒钱。河南在哪里我不知道，就是中国我也基本不了解。但因为程小建对我们一家很照顾，我对他慢慢有了好感。和我们当地的很多男人相比，他老实能干、会赚钱，还很体贴。虽然我们交流有障碍，不过靠肢体动作加上眼神交流，关系还是一天天亲密起来。
我那时候不知道程小建的年龄，我看得出来，他应该比我大很多。在我们当地，年龄大的男人迎娶比自己小很多的女孩很常见，因此我也没有顾虑太多。后来我知道了，他是1970年出生的，我是1999年出生，他比我大整整29岁。
我们的婚纱照，把他拍得显年轻了好多。
当程小建说想和我结婚的时候，我爸爸没有意见，因为这个中国男人帮了我们不少，人品没有问题。我妈妈考虑了很多天，一直不同意。她最担心的是程小建是外国人，以后我可能要跟着他去国外，她怕我没亲人照顾，会被别人欺负。
程小建理解我妈妈的担心，他没有催促，一直在默默付出着。看到我们一家老小都穿的是破洞的二手衣服，大的穿完小的穿，他悄悄塞给我3万宽扎（折合人民币300元左右），让我给全家人买新衣服。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家里所有人都有新衣服穿。
后来还有一次，我爸爸因为不愿意把工资都交给妈妈，想自己留着买酒喝，他们两个冷战了很久。程小建为了缓和我们家的关系，主动给我妈妈塞了点钱让她买粮食应急。就是这件事，让我妈妈从心里认可了这个女婿。
这是我在非洲时的照片，比现在瘦30斤。
我们普通安哥拉人结婚，一般是男方送女方家一头羊，收入高的会送女方家一头牛。程小建平时就经常贴补我们一家，我爸爸妈妈没有主动谈到彩礼的事情，是程小建主动承诺说，婚后他会为我们一家盖个新房子。
2018年3月，我们在嘎风谷镇的农村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普通当地人结婚一般都不拿结婚证，而是在村里举办一场仪式。有了全村族人的见证，夫妻关系才会被认可。结婚那天，我爸爸妈妈杀羊买酒，请村里所有人吃喝庆祝，在村长的见证下完成了仪式。
婚后，程小建开始为我们家建彩钢瓦房。他发动全家老小帮忙，爸妈和弟妹负责将泥巴砌成土坯，晾晒在河道两边。晒干后，我从村里叫上族人来帮忙，一人头顶一块10多斤重的土坯，运到地基旁边，请建筑工搭建起来，再盖上彩钢瓦。我们忙了三个多月，终于建好了有三个房间的彩钢瓦房。它看上去像木箱一样，宽敞又结实。
爸爸妈妈和我的8个弟弟妹妹在新房前合影，还有另外4个弟妹去干农活了，不在照片上。
房子盖好之后，程小建给我们买了发电机、摩托车，家里看上去比村长家还豪华。为了感谢大家之前帮忙，我们又请村里的大人孩子都到新房来玩。那天，我用进口白糖炸了很多甜丸子，每个人都吃得特别高兴，这在平时可是想吃都吃不上的美食。
房子建成八个月后，我的大儿子乐乐出生了，他的眼睛又大又圆，头发有点自然卷，肤色一半像我，一半像他爸爸。程小建喜欢用手机视频跟他妈妈报喜，老人很喜欢孩子，她一逗乐乐，乐乐就咧开嘴笑。老人有了这个小孙子很高兴，告诉程小建让他回国一趟，好商量一家人今后的打算。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非常担心，因为我怕程小建离开就再也不回来了。
老公抱着我们的大儿子乐乐，他的全名叫程培乐。
幸好，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回国三个月后，程小建又来到了安哥拉。这一次来，他还带了这些年在非洲攒的所有积蓄。害怕路上有坏人抢钱，他专门花9000宽扎雇了三个本地人做保镖，四个人走了一天一夜，才安全到达我们的新房。
我一个人住新房害怕，那天晚上正好跟爸妈住在旧房子里，留大哥一个人在新房看门。他喝了酒，睡得很死，一直没有听到外面的叫喊声。程小建没办法，只能去找村长点了一根火把，叫来几个人一起喊醒我大哥。我们见到面之后，马上开始烧火做饭给大家吃。
程小建围着火堆告诉我，他母亲同意我和乐乐一起去中国，希望征求我的家人同意。这次带着这么多钱，就是为了将我和乐乐顺利带回中国。从非洲到中国的路途遥远，托人办手续、买机票的开销会很大，所以他要早早做准备。我爸爸妈妈在旁边听着，眼睛里闪着泪光，他们舍不得我，但为了我能过上好日子，还是点头答应了。
来中国的过程很漫长，我们花了将近一年时间才办完手续。我是安哥拉农村人，没有身份证，村长先是骑摩托车带着我们到镇上办了身份证，后来还去政府大楼办了单身证明。这些都办好之后，我和程小建又坐火车来到了首都罗安达办护照。
我们在首都贫民区花2000元买了这个砖瓦房，办手续期间住过一年，后来卖掉了。
我的手续好不容易办好，接下来又是乐乐的，我们想把他合法地带到中国。经过咨询中国驻安哥拉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我们得知，如果给乐乐办安哥拉护照，那他就算安哥拉人。可他出生后一直在非洲，又没有中国护照。为了让乐乐将来能在中国读书发展，程小建在中国商会志愿者的帮助下，给孩子办理了旅游签证，这样乐乐一回到中国就能上户口。
2019年10月，我们买了前往中国广州的机票，来到罗安达机场准备出发。我爸爸也专门来到机场送别，他看上去很舍不得我。临走前，程小建又把一沓钱塞到爸爸兜里，紧握双手表示感激，承诺说他一定会照顾好我和孩子。我对爸爸摆了摆手，然后朝机舱走去，再也没有回头。
飞机在广州白云机场落地。第一次来中国，我看哪里都是乌泱泱一大片人，这里正在过冬天，气温很低，冻得我只能缩着身子。老公在机场旁边的百货店，给我和乐乐买了厚衣服穿上才暖和起来。没怎么来得及看看广州，我们就坐上了从广州到河南的动车。
这些厚衣服都是来中国之后买的，我们在安哥拉没有冬天的概念。
从焦作火车站走出来之后，我感觉眼前的世界更陌生了，到处都是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不像广州还能看到一些非洲人。大家见了我都特别惊讶，我和老公在马路上等车的时候，跑操的学生、等车的过路行人，一大群人围过来盯着我看， 直到我们坐上了大巴才散开。
第二天，程小建把我带到博爱县城买了漂亮的衣服，接着我们又去本地最好的照相馆拍婚纱照。造型师给我扎了非洲流行的脏辫，挑了一款纯白色的婚纱。因为我这样的外国人在县城里很少出现过，他们决定不收一分钱，只要求拍摄结束之后能把我的照片摆在照相馆里当样板。
这是我在博爱县城照相馆拍摄的婚纱照，很多中国人都说漂亮。
回到程小建的村里，村民们也都是稀奇地盯着我看。虽然我听不懂大家讲什么，但我还是很会看人脸色的，我能通过人们的表情，大概判断那些话是好是坏。慢慢地，我适应了这个地方，大家也适应了我的存在。
村里有很多和我年纪差不多的年轻女人，我很喜欢和她们交朋友。有时候，我会请她们教我简单的博爱方言，慢慢我也能说，能听懂一点。
在家里，我学习了怎么样炒菜、烙饼，怎么样做蒸馒头、做烤串。像香葱炒鸡蛋，蒜苔炒肉，我看妈妈做过一遍就学会了，家里的菜现在经常是我做。另外，我学会了骑电动车，刚开始骑得很慢，学会了就骑得很快，有一次直接冲到了邻居家的地里，把人家的菜苗都压断了，专门去邻居家里道歉。
在河南，我人生第一次看到白雪。以前在非洲，我一年四季都穿短袖、拖鞋，从来没有见过像白糖一样的东西从天上落下来，摸上去还冰冰凉凉的。乐乐见了雪也很开心，他最喜欢跟我一起玩雪。
冬天，我穿着一身中国红，以前在非洲从来没见过这样厚的衣服。
2020年5月，我在焦作生下了二儿子培恩。生完二儿子，我变成了120斤，一量个子，也比在非洲的时候长高了几厘米。自从来中国之后，我吃得好，生活也快乐，不像以前每天只能干活，现在除了做家务，接送孩子上下学，我还有很多时间自己安排，可以打扮美美的去逛街。
现在最让我不放心的是家里经济负担有点重。我没有工作，只能靠老公在工地打杂工养活全家人。去年，他把村里的三层自建房都给了和前妻生的大儿子用来娶媳妇，我们只好搬到另一个村租房住，每年租金1500元。老公很想花5万元把这块地皮买下来，把旧房翻成新房，他觉得这样划算。我担心新债旧债加到一块负担太重，和他吵了一架。
我们现在住的这个村离县城有15公里，租的房子周围都是老年人，没几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女性朋友，感觉有点孤独。为了能跟人更好地交流，我去年和乐乐一块去幼儿园学了中文。我是班里最大的学生，但我一点也不觉得丢人，因为能学知识是很好的机会。三个月多之后，我学会了一点点普通话，还会写数字、算账，能在智能手机上操作转账。
在幼儿园上学的时候，我被焦作电视台采访过。
这两年多，我一直觉得自己在中国很享福，唯一有点难过的是，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还在安哥拉，我很想念他们。
有一次，我在抖音上刷到一个安哥拉女孩嫁到中国浙江，就去要了她的电话号码，没事的时候，我们经常在手机上用葡萄牙语说话。无聊的时候，我也想过给自己找份工作，可我是嫁过来的外国人，没有中国身份证不好找工作，而且我也没有学历，怕别人不收。
之前因为给家里老人看病，老公借了10多万人民币。这几年他四处打工赚钱，终于还到只剩下1万多了。将来，我希望我们能攒点钱，自己找块地方建新房，把它好好装修。如果以后能有自己的小汽车，那就更好了。
我家老大今年已经5岁了，他比较爱学习，现在不光学中文、识汉字，还会说我们国家的葡萄牙语。我想自己的任务就是好好照顾他和老二，等孩子们长大了，一定可以找到好工作，让我们全家人过得更好。
*本文由明嘎口述整理而成，文中照片除特殊注明外均由明嘎本人提供。
*本文在今日头条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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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来，我所亲历的那些罪案
从畸形家庭、空巢老人、传销骗局、吸毒群体、涉黑团体、到少年犯……共计60个故事，100万字。由此诞生了三本非虚构书籍——《深蓝的故事》，今年4月新出的第三本，在豆瓣上拿到9.0分。
1、女大学生的故事
我是深蓝，祖籍山东，200万人民警察无比普通的一个。现正在湖北某高校攻读法学博士学位。
任职时，我所在的片区位于湖北省一个城乡结合部，类似市郊的位置，有很多矮楼、产矿企业，常驻有5000户人家，流动人口很多，所以治安环境复杂。我值班的时候，一天最多接过27个警情。
除了抓捕嫌疑人和处理各类案发外，更多的工作是日复一日地做笔录，就像一个做深度采访的记者，报案的时间、各方的说辞、调解的细节、结案结果……事无巨细。
普通的案件，比如丢了一只鸡，一页卷宗就可以记录完。但是重大的案件，牵扯到嫌疑人家族产业、非常多涉案人员、罪行的，就要聊十几次，整理出来的卷宗，能有一根手指那么厚。
我5年职业生涯里写的卷宗，叠起来应该比我人还高，这些都是我后来写作的素材。
真正促使我写作，然后发表，是因为一个女大学生。
她跟我是同校的校友，认识她的时候，她正在念大三。她本来都挺顺遂的，是个白富美，结果交了一个男朋友，有吸毒史，他一直是我们的重点关注对象。
在一次抓获中，她和男友都尿检“阳性”。她说她是为了帮男友戒毒，才自己吸毒的，哭着恳求我不要通知学校。
后来，她的父母、学校、警局，都在全力帮她戒毒，她却一次次地复吸。后来她实在受不了了，就留了张字条离家出走，再也没回来。
她的男友，依旧在吸毒，在街面上招摇过市，身边的女孩子换了一个又一个，都是他毒资的来源。作为警察真的有有心无力的时候。
那是一条回不了头的路，我不能让所有女孩们亲身体验，但可以把那些故事告诉她们，希望别人的真实故事可以震动到她们。
所以我就开始写，最开始我是在网上的素人平台投稿，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写，刊登出来后，反应很好。我就一直写，一个月写个一两篇，到现在还不定期连载。
让我没想到的是，2020年，在我写了3年故事，第一本《深蓝的故事》出版后，一对来自湖南的中年夫妇突然找到我。他们对我说：“我看了你写的一个故事， 遇到了跟你故事里一样的事情。”
夫妻二人跟我讲了女儿被“男友”引诱染上毒品的事情，跟我书中写的故事一模一样。
他们请我帮助她女儿戒毒。这个爸爸很犹豫，不知道该不该报警，他问我，书中那个故事里，因为家人没有报警，没能抓到吸毒的“男友”，女孩也没能戒毒，同样的悲剧会不会在自家重演？
其实，他很清楚答案，我也不好多说什么。后来他选择了报警，他对我说：“我看到了结局，我不想要那个结局！”
这也坚定了我继续写作的决心。
老人叫老魏，因为老年痴呆，在家无人照料，多次发生警情：半夜倒在了冬天的雪地里，有时候去了别人的传达室赖着不走，有时候见到小孩往上凑，别人怀疑他是人口贩子……
我们联系他的家属但联系不上，询问老人的保姆，才知道：他的三个儿子都很有本事。一个是北京上市公司的老总，一个在美国硅谷做工程师，一个在新加坡做教授。
三兄弟每人每月都给他打5000块钱的生活费，但怎么都不回到老人身边。后来我向他们转达了老魏的现状，三兄弟一再致谢说：“我一定会抽时间回家看看。”
但他们食言了，都因为工作，走不开。作为补偿，他们又把给老魏的养老钱往上抬，每人每月给8000块。
在旁人看来，老魏的儿子们真是太孝顺了，可老魏却非常生气，他对我说：“我宁愿他们回来多陪陪我，我不要他们一分钱、不要大房子，还可以把我的退休金都给他们！”
我的家离工作单位有一千多公里，有时候看到老魏，就会想起自己的父母。我就主动申请，帮扶老魏，下班后隔三差五就去他家中说话。
我有几次建议他的大儿子，把老人接到他身边。大儿子反而跟我说，给我付劳务费，让我来照顾老魏。我震惊了，我还从没遇见过雇警察养爹的人。
后来，我因为警队分配，不再负责管理社区，我就无法经常去看望老魏。有一回，他提着满满一塑料袋现金，来警局找我，他说：“这是送给你的，你要常来我家做客啊。”
没想到老先生最终还是出事了，趁保姆不注意，他偷偷溜出家门，第二天被人发现卧倒在路边。
这下孩子们都回来了，三兄弟包下了市殡仪馆里最豪华的告别大厅，雇请了最专业的送葬团队，还为老魏购买了价位最高的墓地。但是他们都没有见到老魏的最后一面。
稀里哗啦处理完身后事，他们又把给父亲的养老钱给瓜分了。父亲单纯成了一个存钱罐。
我片区的独居老人其实挺多的，曾经有过一个案件，老人的尸体在家里6、7天发臭了，才被人发现。
所以我们在社区里面走动的时候，见到独居的老人，都会多加留意。但毕竟警力有限，不能照顾到每一个老人。
图源：《信号》
图源：《母亲》
图源：《教场2》
在第三本书里，我特意写了一章有关少年犯罪的故事，因为起因太小，后果太大了。
比如我的发小陈超，他家庭条件很好，上初中时，就穿着1000多块的羽绒服到学校。当时我父母的工资一个月才几百块。
就因为他穿的这件羽绒服，被学校里的小混混看上了，下课堵在路上，要借他的衣服穿，殴打、霸凌他。在小卖部里赊账，全部记在陈超的名下。
回头陈超跟妈妈说，他妈却不以为意：“你不去惹人家，为什么人家来惹你？肯定是你自己有问题。”学校也大事化小，只是叫陈超妈妈，好好教育孩子。
家庭、学校都息事宁人，陈超很委屈。后来，他不得不自己想办法，就是自己也走上这个道路，成为小混混，自己也去欺负别人。
中专毕业后，他开了一家金融公司，其实就是讨债公司，以前欺负他的，都给他当小弟了。直到2018年，全国扫黑的时候把它给扫掉。按正常的发展，陈超是一定不会走上这条路的人。
我还遇到过三位少年犯，因为没钱交网费，动了歪脑筋，当街抢劫了一名女工，他们全部的收获，仅有21块现金和300块的手机。法院判定持械抢劫罪，三个少年分别坐了1年的牢。
三个人都被开除了学籍，刑期释放后，想重新读书，没有一间学校同意接收。他们也被片区里列为“重点人口”来管理。
其中一位少年犯小袁的父亲，尝试了各种手段，比如找私立学校，办高考移民，去厨师学校报名……无论什么方法，都吃了闭门羹。升学、当兵、就业、考公、提干，都有一个“无违法犯罪记录”的门槛拦在前面。即使找到了一个工作，还要隐瞒自己曾经的“罪行”。
另外两个少年，则是重蹈覆辙，变成了小混混。而小袁的父亲，还要严加管教，让小袁远离“小混混”。
我们回过来想，小袁的父亲，现在是各路奔波，为儿子找出路。但是出事之前呢？他基本不管。
最新一册《深蓝的故事》，在今年4月出版
题图来源：《教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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