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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建设”时期，爷爷工作的大连机车车辆厂在西安建设分厂。厂区坐落在西安市西郊的“三桥”，再往西就是大片的农村土地。工厂主要从事铁路罐车、客货车修造以及铁路车辆配件的生产经营业务，是全国当时唯一拥有设计、制造主导权的铁路罐车定点企业，也是西南、西北最大的铁路客车和火车修理厂家。
1966年，爷爷奶奶随厂来到了西安安家，次年我爸出生，两年后又有了我姑。之后奶奶便常年在家忙活着照顾孩子，只有爷爷出去上班。爷爷在厂里做电工，每月工资43块9，厂子发展蓬勃，效益可观，到了70年代末，工资涨到了80多块，在当时来说也不算少，但架不住要养活一家四口人。
家里条件有限，我爸还曾被送回大连老家托亲戚照顾，直到9岁才又回到西安和爷爷奶奶团聚。奶奶后来在车辆厂托儿所做过临时工，主要在厨房帮忙做饭，没有编制，时间也相对自由，不用天天都去，直到1978年，才找了份在西安市三桥木器厂做库房保管员的正式工作。
一家人就住在厂里分的筒子楼里，每户自带厨房，厕所3家共用一个。这楼又被称作“大连楼”，住的都是从大连一起搬来的职工家庭，互相知根知底，经常走动。因为奶奶不在工厂工作，爷爷就只算是个“单职工”家庭，失去过多次涨工资和分房子的福利，遗憾了很多年。
听我爸说，那时炼一方猪油可以吃很久，猪油渣更是珍贵无比，是爷爷独享的下酒菜。孩子难免有贪嘴的时候，家里的白糖被锁在柜子里，我爸和姑姑总是会想方设法撬了锁头，偷出白砂糖撒在纸上，整张脸埋进去吃，等被大人们发现后再挨好一顿打。
在他读书那会儿，放了学的小孩子们都是没边没沿儿地出去玩，顺便“打打牙祭”——拿弹弓打了麻雀，穿成一串烤了吃；去别人家地里偷西红柿，被农民伯伯抡着锄头在后面追；为了摘几颗酸枣，下到荆棘丛里去，扎了一身一手的刺。我常听他念叨那时候的白糖真好吃，麻雀真好吃，西红柿真好吃。
我爸从小到大从没考虑过什么未来和规划。对于当时的厂子弟们来说，进厂就是唯一的出路，家家都如此，没有例外。他高中毕业后去新疆当了3年兵，回来时正赶上厂里“新旧交替”，顺理成章地接了爷爷的班进厂工作。姑姑也是一样从“子弟”变为了新一代工人。
爷爷退休后，和奶奶一起搬进了厂里新盖的单元房。房子不大，但居住条件相比之前的筒子楼好了很多。
打我记事起，爷爷奶奶和邻居们之间始终保持着友好互动。左右邻居，楼上楼下互相见了面，都是一脸的亲切，家里蒸了槐花、炸了带鱼，奶奶也会给邻居家送一些。那时人情浓，即便是后来搬走的邻居，逢年过节也都还会互通个电话。每年大年三十晚上，在不间断的鞭炮声中，奶奶总是抱着电话打个不停，大声问候，“老邻居！老姊妹！过年好哇！”
我小时候有次去爷爷奶奶家玩，直等到下午才看到奶奶回家。我问她去哪儿了，她答，“楼下余老太太早上死了，我去帮她穿老衣服”，语气非常平静，像是在说去谁家串门做客一般平常。
我跟余奶奶没太多交集，只记得她独自住在奶奶家楼下，头发花白，脸常皱成一个核桃，从她身边经过时总能闻到一股淡淡的樟脑味。每次我碰见她时都会问声“余奶奶好”，她眯缝着眼睛，笑而不答，只点点头。她丈夫早死，只有一个儿子，那个叔叔有半面脸长着红色的胎记，跟我爸认识，也在厂里工作。
奶奶照旧忙活着她要干的家务活，又问了我一句，“过两天余老太太拉去火葬场，咱一块去看？”见我直摇头，奶奶便转身进了厨房做饭。我知道奶奶肯定是要去看的，她大概给很多人穿过最后的那件衣服吧。
长大后我和爸爸走在路上时，常会偶遇陌生的面孔。我一概不认识，只管跟着爸爸一起问好，等人走远了再打听是谁——十有八九都是奶奶家之前的老邻居们。我爸眉飞色舞地说着，谁家的谁谁那时候烫一个飞机头，最爱打麻将牌，经常又和谁谁凑成一桌。对话的结尾他总是说，“你不记得啦，你小时候她还来看过你呢”。刚打过照面的脸已经模糊不清，我时常茫然地想上好半天，脑海里也搜寻不出有关对方的丁点记忆。
我印象最深的，只有奶奶家后面的火车轨道。那时，铁路上常还有蒸汽火车驶过，在黑色车身的衬托下，红色的车轱辘显得分外醒目，像一张张血盆大口，远远拉响的汽笛，就是那口中发出的震耳欲聋的叫声。小时候的我总被这黑色的怪兽吓哭，长大了才慢慢知道，这条铁路是陇海线的一段，电力火车、内燃机车和蒸汽火车都在上面穿行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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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初代“移民”的到来，西安分厂很快发展起来，工厂附属幼儿园、小学、中学、医院、职工供销合作社以及职工招待所也陆续配套建立，甚至还有一个专供人们休息娱乐的小花园，厂里人都叫它“小游园”。它们距离工厂都在步行15分钟的距离以内，围绕着工厂形成了一个基本完备的小社会，路上走两步就会遇到一个熟人。
我爸接班进厂做学徒时是电焊工，每月工资58块，后来换了岗，负责天天在厂里开车巡逻。外公和外婆也曾在厂属子弟学校和附属医院工作过，妈妈后来也在子弟小学做了老师，和我爸结婚后，他俩新组成了一个“双职工”家庭，分了房子，自立门户了。
工厂的上下班时间非常固定：早8点到12点，下午2点到6点。为方便家长接送，厂属幼儿园和学校每天都是6点半放学。我小时候不喜欢上幼儿园，哭过很多次，我爸也乐得娇惯着我，经常下午5点多就从厂里出来接我，他好像总有办法比别人早出来一点，从厂门口到幼儿园步行不过200米的距离，跟老师通融一句，就能提前把我接走。
“早退”的我们，常站在马路边上，等着看工人们下班的场景：下班铃响之后，工厂大门就像是变魔术一样向左右两侧缓缓拉开，穿着蓝色厂服的工人们骑着自行车鱼贯而出，速度飞快，汇成一股大潮，车铃伴着下班的电铃声响彻整个街道。
不远处家属区，新修的音乐喷泉也会准时向空中射出一道道水花。小摊贩停在路边，2块钱1个锅盔，1块钱4个蒸馍。叔叔阿姨们常在周围的菜市买些蔬果，他们三五成群，或骑着车或推着车边走边聊，有时还顺手从报摊买一份报纸放进车筐里。不久后，蓝色的潮水分散涌入附近的几个家属区里，新闻联播的片头音乐响起时，也是很多人家的晚餐时间。
有时我爸会让我骑在他的肩膀上，一回头就能看见工厂大门在夕阳下缓缓合上。厂门口两栋楼房顶上有一排大字：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那时我识字不多，但这几个字非常简单，手指点着念一遍，太阳就落山了。有时候我爸会给我买一支棉花糖，那种古老的棉花糖机器在小贩手里鼓出甜蜜的风，将糖浆一圈圈吹大，变成和天边的太阳一样的形状，我爸就会说，“太阳都回家了，我们也该回家了”。
2002年我6岁，刚刚上小学，还没有繁重的作业，每天放学后就和小伙伴在楼下玩。家里的大人们下了班都忙着做饭，没人管孩子。家属区楼下总有一群年龄参差的小学生聚在一起，从一年级到六年级，6岁到12岁，大的带小的，玩得不亦乐乎。踢沙包，跳格子，“红灯绿灯小白灯”，我们沉浸于游戏，稍不留心脚下，跑着闹着就会踩到狗屎。
那时候家属区里有的地方还是土路，年纪小的孩子们蹲在路边挖土挖沙子，一抬头一脸的泥。姑姑家的表弟比我小2岁，他家到我家只有10分钟的路，我们经常去他家门口“挖土”，挖出蚯蚓之后就伸手抓起来，顺手埋进家中的花盆，一点也不害怕。后来他家门口修了水泥路没有土了，我们又跑回我家门口继续挖。
我家对门住着一家三口，女儿米妮和我一样大，小学6年里我们一直是同班同学，她经常加入“挖土”队伍，也会和我们一起捉蚂蚱、蚯蚓或者蜜蜂，然后在土堆成的“锅”里“做饭”。
家里缺了葱姜蒜，爸妈就让我俩去对门要一份，哪家家长临时有事不在家，我和米妮也都会主动去敲对方家的门。我们总是穿着差不多的裙子，玩累了就跑去小卖部买1块钱1根的娃娃头雪糕。我从未觉得我们之间有什么不同，后来才知道她爸是我爸的领导，她妈是医院里的护士长。
我家楼上是一对年轻夫妇，叔叔是工厂医院的医生，阿姨是护士。阿姨长得极其漂亮，一度是工厂电视台的新闻主持。我和米妮有阵子经常去她家玩，阿姨还没生小孩，乐得有我们解闷聊天，有时还留我俩在家吃饭。因为有了这两家在医院工作的邻居，我小时候有小病小痛基本不用去那座“四层小楼”（工厂医院），可以在家挂水，就算去医院，也总有邻居找熟人通融。
楼下也住着一家三口，那家的女孩比我大2岁，曾是我妈的学生。我上大学离家之后，有次家里闹老鼠，我爸在家里放了粘鼠板，半夜老鼠被当场粘住后，我妈害怕，面对还在不断挣扎的老鼠，我爸也没有处理的经验，只好去敲楼下邻居的门。据说那家叔叔胆大无比，进我家后抄起粘鼠板就把老鼠“送”走了。事后我妈埋怨我爸太笨，对出手相救的邻居很是感激。
因为在体制内工作，几乎家家户户都严格遵循计划生育政策。守着一枝苗，哪家都是可劲儿供着，童年的我从未在物质方面有过匮乏感。上小学时大家都喜欢用喝空后的饮料瓶当水杯，市面上每出一种新的饮料，我爸就会给我买，我的“水杯”也更换得非常频繁。
暑假的夏夜，家属院里的孩子们会聚集在院子里简陋的乒乓球台前，头顶一盏破旧的路灯，不超过50瓦的灯泡加上破烂的灯罩，支撑起黑暗中唯一的亮点。飞蛾们幽然地飘过来，凝聚在光晕里，那光的边缘轻薄得像一层灰。女孩们穿着塑料小凉鞋，男孩们穿着大红大绿的“大博文”胶底球鞋，你追我躲，嬉戏打闹直至大半夜，等楼上的大人纷纷打开窗户骂人才会各自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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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厂子弟小学和中学在本地的升学率是数一数二的，周边的居民都想把小孩送来读书。小时候经过中学的校门口，常能看到张贴在外的高考红榜，一连串的名字后面写着“上海交大”或者“西安交大”。我那时对于大学没有什么概念，只知道那都是很好很难考取的学校，也曾带着小小的虚荣心幻想过：我的名字以后也能出现在这张红榜上吗？
2007年，我小升初的关口，厂里传出工厂附属的幼儿园、小学、中学及医院一并划归市里的政策，这意味着这些地方将不再是专属于工厂职工及家属的生活配套设施和机构，任何人都可以来上学、就医、工作。厂里职工一贯将它们称为“咱厂医院”“咱厂学校”，但从此之后，对厂里人而言，这些都不再是“咱厂”的了。
早在正式文件下发前两年，这些变动在厂里已经隐隐露出了些迹象：周边乡、县上很多人都疏通了关系，或是把人塞进工厂捧起了铁饭碗，或把孩子送进了厂属子弟学校。我们这些工厂子弟的父母与老师大多熟识，不认识的往往七拐八绕也能套出一些关系。我们这些从小就在家属院里长大的小孩，父母是老实的工人，按时上下班，拿一份死工资，教育起孩子无外乎“听话”二字，在学校更是如此。但转来的学生，父母或是在本地做些小本买卖，或是早早随着时代大潮南下外出务工，少有管孩子的时间和精力，家里大多是老人带着孩子，那些同学自小无拘无束，操着一口陕西方言，完全不懂普通话，连听课都成问题。
老师们习惯了厂子弟学生们，教起这些转学来的学生们总有些手足无措。他们一般也都不太服管，学校里打架斗殴、惹是生非的事逐渐多了起来，风气急转直下。小学受到的影响不大，但中学的高考红榜却一年比一年难看，“上海交大”在上面早已经年不见，渐渐地，“西安交大”也变得凤毛麟角。眼看着升学率掉得惨不忍睹，各个职工家长都动了心思，要把孩子送到外面的中学读书。
我们中考升学如果想不按学区划分考去外校，是一定要考奥数和英语的。自那时起，家属区里扎堆开满了补习机构，小学生们一到周末就开始疯狂补课。我妈在小学当老师，一早看出了子弟中学的颓势，又觉得家附近的补课班质量都不高，不过是临时搭台找大学生和年轻老师授课赚快钱的。她思来想去，在试听了多家补习机构后，最后为我确定了一家资质过硬、经验丰富的补课班，每周六都陪我穿越整个城市去补习。
那时我家还没有买车，西安也没有地铁，我去补习，往返全靠坐公交。早上8点的课，6点就要起床，坐223路，再转7路。冬天天亮得晚，出门时星星月亮还挂在天上，我妈总念叨，“现在比别人努力，以后一定会比别人收获更多”。冰冻三尺，呵气成霜，我妈带着我披星戴月去上课，颇有些悲壮。
有了这份气氛滤镜的加持，我自然也将我妈的“努力论”奉为圭臬。我常在公交车上大声背诵《剑桥少儿英语》的课文和单词，随着年龄和能力的增长，背诵的内容逐渐升级为《新概念英语》第二册。背诵的间隙，混着汽油味，我将早饭草草解决。上课回来后我还要复习，偶尔楼下有小伙伴喊我出去玩，我妈也会押着我在房间里学习，“别人玩的时间你用来学习，以后一定比别人收获更多”。
后来我的剑桥英语二级和三级都考出了很好的成绩，但当我和我妈再走在街上遇到熟人，对方当众夸奖议论我时，努力又似乎成了一种不值得张扬的品质，我妈每次都只是摆摆手，嘴里直说：“哪有哪有，她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啦！”
爸妈对我的成绩看得很重，任何无关学习的想法都会受到指责。
小学五年级，班里有女生剪了刘海，我觉得很漂亮，在剪头发时扭捏地表示自己也想剪一个。谁料到刘海剪好不久后，我就在一次考试中考砸了，爸妈的批评竟向着那片刘海袭来：“看别人剪了也想剪，小小年纪就学会爱美了，看看考成什么样，剪个刘海剪得心都飞了。” 我不敢作声，心中委屈，却也不自觉地将考砸的原因归咎到刘海上——这个刘海是多么费事，长了还要剪，都怪它挡在眼前，影响了我的考试发挥。那之后，我把刘海用卡子别了上去，只露着一个光光的脑门，甚至还以这样的形象拍了小学毕业照，心里怀着几分疏于学习的自省和破釜沉舟以示决心的悲壮。
六年级的寒假前，我终于被一所重点私立中学录取，我妈这下才放下心。之后表弟也一路沿着我的补课路线学下来，也考取了重点中学。但米妮的父母工作太忙，只让她在家门口上补课班，她的小升初的成绩并不理想。可即便如此，她爸妈也没有让她直接升学到子弟中学，而是想尽办法把她送到了离家较近的另一所学校。
2008年，我妈他们的厂属小学划归市里管辖后，需要重新评级、评职称，调整一系列组织结构和人员变动，为此，整整19个月没有发过工资。中学和医院的职工也陆续面临同样的情况。
汶川大地震刚刚过去，北京奥运轰轰烈烈地展开，宏大叙事的洪流中，这似乎只是一件再小不过的事。刚开始几个月，邻里邻居见面还能把这件事当玩笑说说，甚至憧憬着划归到市里后会不会涨工资。直到1年过去了，始终没有等来收入的老师们才真慌了。有门路的老师，有的跳槽去了其他学校，有的私下开了补课班，还有的把没发工资的事爆料到了论坛上，声称要罢课闹事。我补课班的奥数老师和我妈认识，她听说这事后，不光在我妈来交学费时死活不肯收钱，还硬生生地把我妈推出了门外，只说让我们以后再补上。奥数班里还有一个女孩的妈妈在厂属医院工作，那段时间经常去外面的医院推销各种医疗产品补贴家用。
一时间，厂子要改制、裁人的传言像幽灵一样飘在家属区的上空，大人们见面三两句话之后便就绕回到这个话题上，每个人脸上都挂着惶恐和不忿，但最终也没有谁去闹事。在硬生生地熬到第20个月时，工资补发了，出现过的不安瞬间消失，一切再次归于平静。神奇的是，我没听说过任何一家的小孩因为家长工资停发而停上了补课班，不管用什么办法，似乎每家都坚持了下来，甚至有些家庭还因此更加热衷于给孩子补习了，把改变的希望都押在了下一代身上。
回头想想，那时我们原本身处的“小社会”已经在缓慢瓦解，人们之前仰赖的一切都在逐渐松动，但面对这些变动，我爸妈他们那一代工人们，也只会象征性地抗议一番，发几句牢骚，然后就将注意力转移到下一代身上，以求我们这代人能走出更稳更光明的道路。
他们是隐忍的一代，即使时代的砖头真的砸到身上，谁也不会多哼一声，默默认下也就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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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毕业后的那个假期，爸妈总会在我面前有意无意地提及攀比吃穿、早恋和贪玩的恶果。他们认为，我之所以能考上重点中学，毫无疑问是凭借着经年累月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如果我在以后的求学过程中“误入歧途”，那么既往成果必将毁于一旦。
那所重点高中的录取标准不仅要求学生超过指定分数线，每人还必须上缴28800元的“赞助费”。这笔费用一直是我的心魔。为了减轻一点负担，我爸妈曾去和校领导协商过，提出，既然我的成绩超过分数线10多分，那么是否应该在“赞助费”上享受一定的减免。校方的回答是：一分钱都不能少，后面有的是人排着队想进这里读书。
交了钱之后，爸妈曾同我反复提起这笔钱，试图以此鞭策我一心向学、心无旁骛。他们一遍遍向我解释，我直接升入厂属子弟中学的话是不用交钱的，如果去附近其他单位的子弟中学读书，也不用一次性交这么多“赞助费”。2008年，他俩每月的工资只有3、4千块，而一次性支出这么大一笔钱，就是为了让我能够在这所重点中学获得更好的教育——28800元，我必须认真学习，不得松懈，哪怕是只为了这笔钱。
在我初高中的整整6年里，爸妈没有再带我出门旅游过一次，我的每个假期都是在补课中度过的。我坚持穿着爸妈早就选好买好的衣服，绑最普通的马尾，在食堂吃固定的一荤一素，并坚定地认为自己的朴素和坚持无比正确。
初中坐在我后排的女同学，在假期跟父母一起去了香港迪士尼玩，她带回来的那些缤纷可爱的卡通文具盒和各种模样精致的圆珠笔，引得班里一众女生纷纷围观。我离她只有一张桌子的距离，却真情实感地不为所动。在当时的我看来，那些都不值得放在眼里，笔再好看又有什么用，能在考试时多加几分吗？
有一次，一张纸条传到我手里，上面写着：XX怎么这么丑这么土，她好像又胖了。XX是我的名字，纸条显然是找错了主人才到了我的手里。我虽然有一丝生气，却并没有因此伤心自卑，而是倚仗着成绩优势，鄙夷起纸条的主人来——外貌打扮有什么重要的？能在考试时加分吗？
那是我在不断被教育之下形成的观念：只要成绩好，我的一切行为都有正当性。
初二，我有了一个很喜欢的男生，也是个成绩很好的学生。当我察觉出自己对他的喜欢之后，第一反应竟是恐惧——我居然生出这样的“邪念”！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拼命压制住这种“邪念”，故意不去看他，故意回避与他有关的事。这个过程让我十分痛苦，但下手自我阉割这种朦胧的情愫，还是被我归为了一种必须执行的“政治正确”。那种本能而自然的朦胧感情，都只会成为破坏我成绩稳定性的因素，和我小时的那片刘海一样，会阻碍我成绩名列前茅。我每一次的考试成绩，就像爸妈每月的工资，必须稳定，而且没有任何干扰存在，全家人才能够心安。保持我的成绩优势，是不可撼动也是不能撼动的目标，是和谐家庭氛围的保障，一旦受到影响，我的未来也会随之摇摇欲坠。
我被那些身世贫寒又品学兼优的例子鼓舞着，或者说，是被长辈们灌输着那些想法——人生就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只要毫不怀疑地向着一个方向、一条道路努力，就一定会有稳定的回报。这是我爸妈的人生信条，他们老老实实地执行了下去，从来不去想，也不敢去想其他的事。面对工厂的改制，他们不会下海，不会耍心思另找渠道挣钱。在他们既定的认知中，这些都是不可靠的，是破坏稳定的因素，正如爱美和恋爱等因素于我一样。
高分的成绩为我的生活持续输出着安定感，但面对来自他人的夸奖和肯定时，出于习惯，我也只会像我妈那样回一句“都是瞎猫碰上死耗子而已”。在我妈的言传身教和严格要求、甚至是不时的挑刺打击之下，所有艳羡的目光都一度让我非常不安。我是真的将这句话听进心里了，常陷在患得患失的情绪里，觉得自己取得了荣誉都只是运气好，谁知道下一次会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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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考我发挥得不错，超过高中部录取分数线很多，可即便如此，想直升学校的高中部，也还需要另缴一笔54000元的“赞助费”。家里本打算让我去另一所公办重点高中读书，但因为我成绩不错，学校同意了为我免去这笔钱。
升入高中后，知识难度陡然提升，身边的同学又都是精英，我渐渐力不从心起来，成绩勉强稳定在中游水平。
2013年，我读高二时，铁道部被正式撤销，原铁道部下属管理范围内的西安车辆厂被划入了北车集团。没有了“部里”每年定量分配的任务，订单全都要靠厂里自己去谈。出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厂里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熄工”状态，没有订单，车间里自然分不到活儿。工人们每天上班都只能干坐着，到最后连打卡都不用了，全都窝在了家里。长此以往，工资自然也发不出来，一应福利全部取消，最底层的一线工人每月只能拿到几百块保底工资。
考虑到我还有一年就要高考，为了保证我的休息时间，爸妈在我学校附近租了一套房，52平米的一室一厅，月租金1800块。每天下午，他们都会开车到这边给我做饭，晚上我妈留下来陪我，我爸再开车回三桥，第二天一早来接我妈上班。房租又一次让我在精神上倍感压力，特别是在知道厂里的状态后。
爸妈有意淡化这些影响，营造出家中开销一切如常的假象。我爸还会经常买回各种饮料、冰淇淋填满冰箱——以往这些都是厂里统一发的。那些成箱成件的营养快线曾让我喝到彻底厌倦，康师傅绿茶、冰红茶也是每个夏天的标配。厂里还发过一种自制的奶油冰棍，奶味极浓，估计比市面上任何一种冰淇淋都要真材实料。转眼，这些都成了过眼云烟，成了我生活里的一个窟窿，又被我爸用超市买来的各种替代品不动声色地填补上。他尽量让发不出工资这件事看起来无足轻重，甚至开玩笑说，“熄工”的时间非常合适，使得他能为我高考提供更好的“后勤保障服务”。我试图旁敲侧击套出他每个月的工资降到了多少，他却总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要我少操闲心，专心高考，“家里够你吃呢”。
可情绪几乎总是一触即发。我妈也会提起工厂的情况，有时他俩之间说上三言两语就会爆发一场家庭战争。有次我妈半开玩笑地感慨了一句，说幸好家里还能靠她的那一份工资支撑着，否则两人要是都没有收入，岂不是要全家人都去喝西北风。我爸听完登时生气了，理直气壮道：“没工资怎么了？两口子都在厂里的那不是都没工资？这种家庭那么多，人家不也活得好好的？”
如果我妈暗示我爸可以像别人一样再去外面寻一份兼职，我爸也会发作：“干了那么多年，好不容易歇一回，就不兴在家多待两天？那么着急让我去外面赚钱，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家里就这么缺这份钱吗？！”我妈听完也急了，气得快要掉眼泪，说她“就是提个建议”，是看我爸天天在家焦虑得直转圈，为了他好才这么说的，谁知道他那么敏感。她后来私下跟我抱怨，说那时候的我爸就像“一个被炸药填满的神经病”。
爷爷奶奶、姥爷姥姥也挂心着这件事。好在他们退休之后每个月都能领到固定的工资，没有受到太大的现实影响。他们也听闻了工厂改制要有动作，毕竟是自己工作了一辈子的单位，子女至今也还在里面上班，想到这些，难免有些心慌。
考虑到我家的经济条件，两家的老人经常出钱“赞助”我。奶奶经常包饺子或者炖了肉汤让爸妈带给我，还坚持每个月给我50块钱买零食，姥爷姥姥私下问过我妈好几次缺不缺钱，我知道他们肯定偷偷补贴过我家——我妈去医院看牙，姥爷说他也要去看，到了医院便提出要帮我妈缴费。那次我妈推辞半天，最终还是没能拗过姥爷，回到家之后她将这件事讲给我听，我俩都忍不住叹气。
我就算再迟钝也能感觉到，那份发不出来的工资，牵动着我爸自尊的神经和我妈对于未来的焦虑。尽管家里还有积蓄，但工薪阶层对收入减少的不安，和蚂蚁在地震前的不安恐惧如出一辙。我爸妈他们这代人习惯于囤积，执着于稳定，对于下一代的期待也是如此。他们只希望我将来有稳定的工作，稳定的收入，最好再能拥有比他们更高的社会地位。在填报志愿之前，我爸对我未来的职业设想完全贴合这样设定：进部队、学医或者当公务员。
这种生活场景不只存在于我们一家，变革的阵痛几乎波及到厂区里的每一户。大人们隐忍着，相互安慰，“大家都是这样，哪家不是这样？”他们寄希望于这一切快些过去，即使有点经济损失也不要紧。工厂改制已是既定的事实，尽管没有大规模的下岗裁员，但铁饭碗之“铁”已不复存在，旱涝保收成为历史，日后收入高低与福利待遇都是未知数，并且可能处于持久的波动之中。
工厂像一个渐渐冷却的保温箱，凉意波及的范围也越来越大，中学红榜上的成绩一年不如一年，考出去的厂里子弟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从小学开始就把孩子送了出去读书，哪怕要忍受漫长的通勤，也要换取孩子小升初的时候能有一个更高的起点。
我爸妈最常跟我说起的就是：“你只管好好学习，其他什么都不要管。”他们坚信读书会给我一个好的结果，正如他们坚信只要等下去，厂里的改革和收入也一定会有个结果一样。在这场变动中，我成了他们能抓住的最牢固的存在。他们希望我踏实、坚定地朝着既定好的道路迈进，避免因为任何事情而分心。任何不专注都会阻碍我的好前途，包括爱打扮、贪玩、谈恋爱等等，都可以被统一扣上“丢人”的帽子。
好好学习就是唯一的正道，沿着它一直往前走就能到达终点。而我道路的终点，就应该是一个比工厂更大的保温箱，到达那里，继续安稳度日，就是胜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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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搬到出租房时，面对新鲜的高三生活，我常和我妈聊起班里的种种趣闻八卦。可在一次发挥不佳的模拟考后，我妈冷冷地丢下一句：“你最近也太关心你们班的事了吧？是太浮躁了吧？从跟你聊天的语气里就感到你浮躁了。”我怔在原地不知道说什么好，有一个瞬间，我也深深觉得，是自己真的太“浮躁”了才没考好。
“浮躁”是一个很诡异的词，被老师和家长们广泛使用，可以放在任何一个没有满足他们期待的小孩身上，盖棺定论为没有达到要求、没有全力以赴的理由。从那之后，我再没和我妈说起过班里的事，战战兢兢地向着那个既定的好成绩、好学校、稳定工作的终点走去。学业压力让我喘不过气来，整个人急速胖了20斤，脸上也开始长痘。但我一如既往对自己的外在变化置之不理，一心只想把控住自己的成绩。
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很多事并不是付出就会有回报的无力感。
几次模拟考，我的成绩都不是很稳定，我妈帮我整理错题，还把我每次的成绩记录在一张表上，放在错题夹的第一页。每次出成绩之后，她探询的眼神都让我感到不适，考好了就是又一次“碰上死耗子”，考砸了就要总结原因。每天一出校门，我就要对上一双满怀希望的眼睛，一双满是关心的眼睛，我讨厌被期望和被关心，无论成绩好与坏，我都抵触地不想开口谈论成绩。
一切在我高考失利后变了样。我没被自己的目标院校北京大学录取，考取了B志愿南京大学。我一度不能接受这个结果，坚持要复读，却没想到爸妈反倒来劝慰我尽人事听天命，“能做的我们都做了，南大也是很好的学校，要接受结果”。
仿佛就在一夜之间，他们对我的高要求消失了，对已有的现实满足了，即使和目标还有差距，也心平气和地接受了。“乖小孩”的我最终也妥协了。
步入大学，在地理和心理上都与父母脱钩之后，我好像才开始真正成长。我慢慢地了解关注到学习以外的事情，发狠地把体重减到90多斤，认认真真打扮自己，烫头发、买衣服、看时尚杂志。对过去那个主动洗脑、自我阉割的自己，我难以克制地懊恼，对自己愤怒，意识到错过了太多想做的事情。在离开了养育我18年的车辆厂大院之后，一个新的、真正的我好像才开始慢慢形成。
在相对开放的大学生活里，我利用课余时间摸索着玩相机，开始写小说，又报复般地看了大量“无用”的电影。沉迷在自己建构的这个新世界里，我听见心里某个锁头轻轻松动的声音。虽然好像还是很难得体地面对所谓的“成功”和“失败”，但我还是感受到了难以言说的欣喜，而后又有些长久的遗憾和怅然。在《楚门的世界》里，主角在走出那扇门后见到了广阔天地，一切仿佛都来得及，但我相信，一定有某一部分，消亡在他的无意识中，永远沉睡下去了。
我与曾经的工厂大院的生活越来越远，只是从爸妈口中零星听到了一些消息：工厂的效益极度不稳定，经常在几个月没有订单后，又突然迎来了大量的工作，忙起来的时候直至半夜，很多人都干脆住进了厂里。不论工作量多少，再也没有了固定的下班铃，也没有了那波蓝色的下班大潮，“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的12字标语也被拆掉，不知流落何处。
我妈那所小学生源越来越杂，很多学生入学后都是一口方言，连基本的交流都困难。中学的处境更是每况愈下，周边乡县生源大量涌入，暴力事件时有发生，每年中高考后，校门口最活跃的是复读机构。红榜不再更新了，因为现在一个年级能考上“一本”的基本不到10人。
随着集体制的湮灭，工厂大院里的熟人社会再难维系，老一代工人渐次去世，家属区里的人际关系日益陌生。厂里给新人的待遇极低，又不似当年能分到福利房，大院里的子弟们大多散落各地，鲜有人回厂“接班”了。
为了减轻高考压力，我表弟报考了飞行员，他文化课成绩不上不下，但身体素质好，很快通过了体检。这类院校大多是定向培养，大一便会跟航空公司签合同，一毕业便直接进入公司工作，具体工作城市等毕业后会由公司随机分配。表弟在做选择时只盯着学校合作的航空公司，随机分配的工作城市里包括西安的，他一概没有考虑，甚至也为此排除了北航，把他那个盼着提升“985”升学率的班主任气了个半死。但我是有些理解他的选择的。
本科毕业时，恰好有机会保研，这一次我终于被北京大学录取。在报考阶段，我妈反复询问我是否稳妥，又劝我留在本校直博也很好——在我高考之后，她好像就彻底放弃了对我从小到大的严格要求，我曾以为父母要我必须做个拔尖儿的人，慢慢才意识到，其实他们能够接受我的平庸。
可他们不知道，从小一味被告知要努力、要争气的我，在漫长的“被驯化”的教育中，只学会了努力去达到目标，却从来没有学会如何面对结果。从来没有人教过我如何坦然地放过自己。我发现，虽然他们可以接受我“退而求其次”，但我却不能，或许关于心态的这一课，我终究是难以补上了。
7
读研期间，我提前做好了未来的职业规划——做一名老师，工作稳定有保障，又有假期可以回家——便考了教师资格证。秋招时，我投了广州一所重点中学的语文老师岗位，走过家乡西安、南京和北京，我想自己还是属于“南方体质”，也想去还没有去过的地方看一看。面试很顺利，我就这样定下了工作。爸妈觉得广州离家太远，但尚且满意我的这份工作，也没有太多阻拦我。
回家过年，我和我妈出门时遇到了米妮一家三口。米妮出落得十分漂亮，瘦高的身材，穿着过膝的羊毛外套，卷发精致，与父母站在一起，显得格外出挑，不像一个“车辆厂人”。她爸妈很骄傲地说，她在南郊找到了一份工作，收入可观，接着又叹了口气说：“她哪儿会回来？都在外面玩，平时哪愿意回来？”
我妈接过话：“还不都是一样，孩子大了，不愿意在身边待了。”
米妮爸妈又感慨着：“其实回来也挺好的，跟爸妈住一块，下班回家就有饭吃，单位又近，咱们不都是这样的？哪像现在折腾这么老远？”
“一代跟一代不一样啦。”
我和米妮始终没能插上一句话，只互相递了个眼神，彼此心领神会。之后，我们约在了市中心一家咖啡馆见面。我俩中学之后就没有见过几次面，“挖土”已经是很遥远的记忆，但童年的那点关联还是让我们比一般人更亲近熟悉。米妮留在西安读了一所普通大学，后来又倾全家之力去英国读了研究生。毕业后，她回到西安一家教育培训机构做英语老师，但工作地点却远在城市的另一端，平时也住在那附近，每个月还是会回家几次，只是不想住在家里。
我问她，你以后还考虑回厂区这边工作吗？她涂着精致的指甲油，笑着说“怎么可能”，还让我找对象的时候千万警惕，谈之前先问问对方家里几代人里有没有车辆厂的，“不能找厂里人，不然就活回去了”。
这像是一个隐秘却又公开的认知，所有人不宣于口，但都心知肚明：出走是正确的、成功的，而留下则是可耻的。我能感觉到，我们渴望衣锦时还乡，但好像也都在逃避着什么。
每次我回到熟悉的工厂大院，我爸总是一下班就急忙回家做饭。我妈常埋怨，“搁在你不回来的时候，你爸才不急着回来呢，今天跟战友吃饭，明天跟发小吃饭，饭局多的是”。我妈对我爸出去和朋友聚餐喝酒颇有微辞，我爸每次都说不去不合适，“都是朋友，从小一块长大的，这么多年了”。
说归说，我妈也有很多要好的女同学，她们计划着退休后一起跳健美操。每次回家，我爸都要我“没事儿多跟家属院里的朋友们出去玩，多聚一聚”。我想了想，家属区里跟我小升初的朋友不超过10人，而后又升入同一所高中的不过5人，上了大学之后我们之间的联系更少了，我没有一个像我爸我妈他们那代人一样一起长大、至今友谊长存的朋友，同龄人大多因为求学轨迹不同而中途失散。工作之后，我日常保持联系的朋友一只手就数得过来，甚至也本能性地排斥与同事们进行工作之外的深交。
当然，我爸不能理解“社恐”的含义，不懂我为什么不愿意参加超过4人的饭局，也无法理解我为什么对自己周边的邻居们都一无所知。和爸妈走在熟悉的路上，我们总能遇上熟人问我在哪儿读书、哪儿工作，我一律用“在北京上学”随口带过。从小父母耳提面命要我谦虚，经常打击我努力取得的成果，也从不曾在家夸奖我，更不要说是当着外人面前，这让我一直很难保持自信。在熟悉的家属区里，每次这种场合下我最担心的，就是听到我的“经验”的小孩子们也会重复我之前的成长轨迹，那在我看来，是种不幸。
但我和米妮也并不能代表工厂子弟的全部。一次聊天时，表弟说：“感觉从咱们车辆厂走出去的孩子都挺老实的，不爱惹事，但也不太出挑。”我问他怎么评价这种性格，他倒是聊起了别的，说他现在改变了想法，反倒是想离家更近一点。
我惊讶于他在短短几年间的变化。他笑笑：“现在想想回来也挺好的，没什么不好，你看咱们厂区的物价多便宜，肉夹馍涨了几次价格了，涨到8块钱，但还是全市最低；北花园那一串摆摊的小吃我也挺喜欢，凉皮米线锅贴都好吃，我在外地训练的时候，就想着回来把这一串摊位全吃一遍……”
我与表弟终归是不同的，我没那么恋家，三桥的小吃对我构不成诱惑。但我还是偶尔会怀念起过去和爸爸一起看工厂下班时的夕阳，怀念那时所有人都不用加班的那种秩序下的温情。作为工厂大院里的最后一代，我生在制度保障下最后的沉静时期，眼看着熟悉的一切旧规则瓦解，新秩序重构。网上一位博主将工厂大院存在的时期称为“一个充满了钝感的年代”，那种“钝感”存在于我们一代代厂子弟的身上，形塑着我们，也限制着我们。
我爸妈那一辈人当年在体制瓦解之后，对于生活近乎于敷衍，不求自己再有什么改变，而把希望转移到下一代身上，不吝惜任何的教育投资，只求我们也能走入更稳定的体制内，获得庇护。他们爱自己的子女，也极力想在子女面前保全作为家长的体面。我能理解这样的心情，但依旧被这样的爱压得喘不过气来。
工厂这层保护罩，曾让我们免于面对最残酷的现实，却也缺失了破釜沉舟的勇气。这样环境下成长的我们，没有精英家庭后代的卓识远见，却也不曾在社会底层挣扎过，普通又有些幸运。我们虽然并不愿意自己的人生道路也像祖父辈们一样保守，却也只想往前走一小步，也只敢往前走那一小步。
2021年，毕业前2个月，我已经提交了毕业论文，工作也尘埃落定，只等答辩后启程。爸妈清楚我的计划，但时不时还会在语音聊天时自问自答一句：“真不打算回西安工作了吗？确定不回来了？我们也知道你是不会回来了。”
那天我在电影资料馆看了张大磊导演的作品《八月》。黑白影像温柔静美，情节淡淡，弥散出梦幻般的安恬气氛，那些场景犹如一场白日梦，与我记忆中的那些夏夜渐渐重合。在电影中，立秋之后，工厂不复从前，主人公的童年也结束了。
故乡就像血管一样，盘根错节地生长在一个人血肉之躯的最深处，今生今世，不可分割。对于西安，对于工厂大院，我不够爱也说不上恨，只是或许我终将背负这样的成长环境留在我身上的烙印，习惯性地遵循那些谨小慎微的行为准则。
岭南的夏季漫长，树木葱茏，水汽氤氲，没有沙尘和雾霾，只有街边的猪肉粽和甜豆花。
我住在闹市的角落里，看不到火车，身边没有熟人。有意无意间，我选择了一个和家乡截然相反的地方，却又在某种程度上做出了与父辈类似的选择。我知道自己是在逃离家乡，逃离曾经大院里的一切，但可能恰恰因为这些对我的影响太深，难以割裂，也难以释然，我才选择了远离。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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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北京冬奥会结束后，日本老朋友洋子给我发来一封电邮。
“我听新闻上说，北京奥运村食堂提供600多道菜，这让我想念起以前吃过的中国菜，特别是你做的炸酱面。5月份我要去医院去做乳腺复查，如果身体没问题了，打算去一趟中国……”
我们已经有近5年没见面了，透过文字，我又怀念起与洋子在昆明的那段“一期一会”（是由日本茶道发展而来的词语。指的是人的一生中可能只能够和对方见面一次，因而要以最好的方式对待对方）的时光，也怀念起她做的寿喜烧，想起那些与寿喜烧有关的人生悲欢。
1
2008年5月底，即将大学毕业的我，在昆明找到一份实习工作。为方便通勤，我决定从宿舍搬出来，到公司附近租房子。
我的学校跟昆明离得不远不近，以前只和朋友走马观花地逛过几次，对这个城市还是很陌生。那个春风涌动的晚上，我独自坐着公交车，拉着一小箱简单的行李，在一个名为“文化巷”的站点下了车。这里似乎是年轻人的聚集地，整条巷子遍布着酒吧、时装店、饰品店和异国风味的餐厅，红男绿女和不同人种、肤色的人在巷子里熟络地穿梭。按照和洋子电话中约好的地点，我走进巷子里一家小饮品店，局促地在进门处坐下。
看着窗外的街市涌动着热闹的气息，我内心却生出一阵阵难以言说的孤独感。就在我胡思乱想之际，一位高个子女性走进饮品店，在门口驻足张望。她大概30来岁，长脸杏眼，画着淡妆，戴一副玳瑁眼镜，神色友善，虽衣着朴素，却显得舒适得体。
我大概猜到她是谁，赶紧站起来，小心翼翼地朝她挥手。
“你是小李吗？”她冲我走来，微微弯了下腰，用带口音的中国话对我说，“你好，我是洋子。”
洋子是我在本地网站上找住处时认识的日本留学生。她在附近的中档小区租住着一套两室一厅，说室友刚搬走，正需要一个合租人。从她发给我的照片来看，房子宽敞又舒适，从家具到布置都很用心，而且租金每月只要1200元，是我这个初涉社会的新人能负担得起的。于是，我没有再看别家，直接下了定金。
我是慢热的性子，看到陌生人便不知该说什么。察觉到我的尴尬，洋子微笑地建议道：“你饿不饿？有没有吃晚饭？”
听我说“还没有”，她站起身来，一把拉过我的小行李箱：“走吧，我们去对面吃寿喜烧。”
在昆明生活了一个月后，我对周边逐渐熟悉起来。这是个包容性很强的城市，物价、房价都不高，气候温暖舒适。走在街上，特别是大学附近，会发现不少异邦的面孔。
洋子也是其中之一。2003年，她只身来到中国读书，我们俩认识的时候，她已经在昆明生活了4年多。她的普通话应付日常交流已经不成问题，但不算标准，偶尔会有语法错误。有时表达不清楚时，她便会自嘲道：“好些年轻人来中国后，过一两年口语就很流利了，而我学了这么多年，还是讲得不太好。”
虽然没什么语言天赋，但性格开朗随和的洋子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昆明通”，尤其是对于本地的美食，能如数家珍。为了让初来乍到的我熟悉环境，她带着我几乎吃遍了昆明好吃的店。
开在小区楼下的小餐厅，经营实惠又可口的本地大众菜，是洋子在工作日最常光顾的。他们家的招牌菜是“老奶洋芋”，是把蒸熟捣烂的土豆搭配辣椒面、酸菜、小葱等佐料，用猪油大火炒制而成，口感香辣耙糯，好吃得让人连送两碗饭仍放不下筷子。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洋子就告诉我：“在云南，所有用土豆做的菜都好吃。”
两条街外的傣味餐馆，也是洋子的最爱之一，她每次招待客人都去那家。作为我认识的外国人里最能吃辣的一个，洋子倾心于冲击味蕾的“鬼鸡”。这道菜既有好几种天然香辛料的酸辣刺激，又有鸡肉朴素的清香，两者互相调和交融，是地道的东南亚风味。店里的另一道菜“火烧舂茄子”也有着相似的滋味，只把鸡肉换成烤过的茄子，便成了一道爽口的素菜。洋子吃着茄子，感慨地说：“日本没有这样的味道。”
“别说日本了，我一个中国北方人，从小到大也只吃过红烧茄子、炸茄盒。”我说。
“我的中文老师说，‘从对食物的处理方法就能看出，人与人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不同’。”好学生洋子认真地说。
“作为食客，什么都能吃，不挑食，也是一种挺不错的天赋。”
我们彼此心照不宣地笑了笑，继续低头干饭。
每周五下班，我们都会坐20分钟公交车，去一家“宝藏”串串小店吃饭。它坐落在偏僻的街边，却总是挤满了本地人。1角一串，锅底不要钱，我们两个人美美地烫顿串串火锅，吃到饱，一数钎子，只要20块钱。
还有豆花米线、焖肉米线、肠旺米线、罐罐米线等数不清种类的米线，以及红豆酸菜汤、烤饵块、稀豆粉等地方小吃，这些好吃的店虽然散布在昆明的街角巷边，但对于有多年外食经验的洋子来说，再犄角旮旯的位置，她也不会记错。
通常工作日午休的时间很赶，洋子隔三差五就会拿个不锈钢饭盒下楼去，到对面巷子里的小摊儿上买点吃的，简单对付一顿饭。那里的手推车蛋炒饭、洋芋焖饭、麻辣小面，都是被她“盖章”的美味。
“买洋芋焖饭的时候，记得请老板多给点腌萝卜。他家的腌萝卜好吃。”洋子总叮嘱我。
因为去的次数频繁，谈吐也非常有礼貌，所以洋子跟附近餐馆、小摊的老板都相熟，不光腌萝卜会多给，就连米线的浇头都比别人多一点。
“洋子，你太会吃了。”每次我被她带去好吃的店时，都会由衷地称赞她。
“我国中时的梦想是当个‘环游世界的美食家’，现在看来，成功了一小半。”她笑着说。
我和洋子的感情也在一日三餐中迅速亲密起来。
洋子告诉我，她从2005年开始就在一家外贸公司兼职做日语培训。虽然工资一般，但她物欲不高，在日本时也有些积蓄，因此生活还算舒适满意。
她养了两只猫，取名皮皮和果果。洋子说它们是前室友捡来的，但那姑娘养猫的新鲜劲一过，便把它们冷落了。于是洋子只好亲自照顾猫，慢慢地，她也就成了猫咪真正的主人。
那只叫皮皮的长毛胖橘猫，个性有些孤僻，却唯独黏着洋子，喜欢乖乖趴在她的肩头，而洋子也对它特别宠溺。
洋子每天花大量时间学习中文，进度很慢，但态度认真。遇到难题的时候，她就一边思考，一边点上支“中南海”，按她的话说，这烟“很清淡又价格便宜”，在她心目中的地位已经取代了韩国的“爱喜”。昆明已然成为她第二个家，她没有回国的打算，“如果签证没问题，我会一直留在中国”。
以她的年纪还在留学，在周围是个特例，但她坦然处之，像个大姐姐一样照顾大家。
她似乎没有结婚，也没有男朋友，来中国前的经历她几乎从不提，我也不主动多问——这并不妨碍我们成为挚友。
除我以外，洋子在昆明的朋友众多，涵盖了不同的年龄阶段与国籍。“无论是交朋友还是做事，都要宽以待人，严以律己”，这是她教会我的道理。
2
和洋子做室友的第二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这使得我俩的关系比“饭搭子”又更近了一步。
洋子的生日在3月，我想感谢她平日的照顾，又没什么钱买贵重的礼物，想来想去，花了一周时间手工缝了一个帆布包送给她。最后，为了看起来更美观，我又在包上缝了一颗大大的红色爱心。
洋子非常喜爱这只包，次日便开心地背着它去上课。可是，没过多久，她突然悄悄把包收了起来，不再背了。我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倒是她主动跟我解释：“我背着包走在街上，受到了误会，有一些不友善的指点。虽然不能再背了，但是我会把它好好保存起来的。”
原来，白色帆布包上那颗红色爱心，被我剪得有点胖，背起来后如果不仔细看的话，视觉效果有些像日本国旗。身为日本人的她，对于此类事十分敏感，甚至有些过度小心。她歉然地跟我说：“我来中国以后，才知道侵华战争的事。在国内，我们从小就被大人隐瞒着。得知真相后，我很难过。”
洋子没有跟我细说那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但现在回想起来，她应该是遭受了陌生人的指责或者言语攻击。通过这件事，我意识到，在乎别人看法的她，在中国生活得并不容易。一边是她喜爱的中国，一边是自己的国籍，这种内外交织的矛盾、差异，虽然很少反映在日常行为上，但仍能从某些事物上看出端倪——比如她对于食物的态度。
随着接触日益加深，我发现洋子虽以极大的包容度接纳了中餐，但内心仍恪守着对于家乡菜的思念。
当时，昆明满大街都是影碟店，我们经常去店里租各国的电影、电视剧碟片看。2009年6月，我们租了一部名为《料理仙姬》的日剧，主演是苍井优。晚上一起看剧时，洋子有所感触地告诉我：“我爸爸也最爱吃山药饭了。把生山药研磨成泥，直接倒在饭上，再浇上酱油就可以吃了。”
她笑着用双手在空中比划了一个磨山药的动作：“小时候，每次他说要吃山药饭，我和妹妹都抢着去磨山药。对于小孩子来说，磨山药是很有趣的工作。而且，看着爸爸吃自己亲手磨出来的山药饭，心里特别快乐自豪。”
那是洋子第一次主动跟我提起自己的家人，口气中有思念，也有些许愧疚，说到最后，似乎微微哽咽，跟平时冷静的她完全不同。
也许只有面对熟悉的家乡菜时，她才会真正打开心扉，向我展示她真实的内心。即便如今我们分别已久，但只要一想起她，我脑海里下意识出现的，并不是我们一起吃过成千上百次的昆明菜，而是每逢聚会、过节时，她亲手煮的日本料理。
其中，“寿喜烧”是最为特别的。
寿喜烧是一种日式酱汁牛肉火锅，每次家里有聚会的时候，洋子必定会制作这道菜。
首先在平底铁锅里化开牛油，再加入洋葱丝翻炒至透明，香味飘出后放牛肉，倒入甜酱汁烹煮。开锅后，就可以一边吃牛肉，一边继续加菜、加肉、加酱汁。吃到最后加入一碗乌冬面，便是完美的收尾。
每次吃寿喜烧时，洋子都亲自负责从头到尾的每个制作流程，就算偶尔在日料餐馆外食，她也会谢绝服务员的帮忙，自己动手做。
她根据我们消灭食物的速度，精确拿捏加肉和倒酱汁的时机，仔细地补充大葱、豆腐、魔芋丝等食材，并在大家都吃得很饱之前，适时放入乌冬面。在她手中，每一样食材都有自己的固定摆放位置，放入锅里的先后次序也有讲究。她说“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规矩”，食材煮好后，在碗里打一颗生的无菌蛋蘸着吃，这也是洋子传授的必要步骤——据说生蛋液可以调和口感、香气，同时能给滚烫的食物降温，类似于四川火锅蘸香油碟的作用，防止烫伤口腔和食道。
在制作类似家乡料理的时候，洋子的态度绝对是一丝不苟的。我唯一一次惹她生气，就是因为学做炸猪排的时候手法太过随意，总不按照她教的步骤来。当时，她严厉地对我说：“错了！不可以这样！”那一反常态的样子，让我吃了一惊。
对于她来说，做日式炸猪排，必须“先拍面粉，再蘸蛋液，最后裹面包糠”。这3个步骤就像牛顿定律，只有这样，“才能完美地制作出外壳完整酥脆、不松散的炸猪排”。反之，如果一上来就毫不在意地先蘸了蛋液，就是犯了大忌，做不成好的炸猪排了。
除了在做菜教学上不留情面之外，其余的时候，洋子都是个温柔的人。那种温柔并非刻意而为，而是通过不经意的举动，自然而然地给人带来的感受。
处于转正期的我工作很拼命，有时会熬夜通宵。有好几次熬完夜的清晨，我都会在厨房发现她给我留着当宵夜的饭团。饭团用保鲜膜包得好好的，里面掺着鱼籽香松，包着酸梅干等内馅，虽然是冷的，但吃起来很美味。
2010年的农历新年，我因为工作缘故没法回家。除夕晚上闲着没事干，洋子就用房东留下的那台老式烤面包机给我烤年糕吃。白白的年糕烤到焦黄鼓起爆开后，刷上酱油，用海苔裹起来送到嘴里，一口咬下去外焦里嫩，香气四溢。
我们俩站在小小的厨房里，安静地边吃边聊，年也就慢慢过去了。
3
多亏了洋子，让那时身处异乡的我，不仅没有感受到过孤独，还因为她收获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友谊，也从形形色色的朋友们身上认识到了世界的多元，这些是在学校里十几年也学不到的东西。
我们经常举办家庭聚会，为了减轻主人的劳动，客人们通常带着各自的拿手菜上门：越南人拿来鲜虾、蔬菜和春卷皮，给大家现包现吃；老挝人会带一整个青芒果来做沙拉；香港人善于做煲仔饭；美国人直接端来一锅奶油意面，有时还有甜腻的杯子蛋糕——只有韩国人经常空手来，不过也没人介意。所有的菜热热闹闹地摆一桌子，大家无拘无束地聊天喝酒，放肆大笑，玩抽鬼牌之类的游戏，每个人都会说中文，所以交流一点不成问题。
2010年的元旦家庭聚会，是参加人数最多、最热闹的一次。聚会地点还是在我们家，洋子做了寿喜烧、散寿司，又和几个朋友花了一下午时间，炸了一大盘芝士流心可乐饼。一直都只管吃、在厨房没有什么作为的我，也忍不住想要秀一手中国菜。可惜当时的我是个厨渣，太复杂的菜不会煮，绞尽脑汁，索性就做了自己最爱的炸酱面。
我搜索着记忆里我爸的手法。我爸是天津人，手艺跟京派炸酱面做法截然不同，他告诉我炸酱面好吃的秘籍就是“肥肉多放、糖多放”，因为面酱偏咸，得调和成偏甜口的，再加上猪油的香味，才会鲜美好吃。我先在锅里炸香八角和姜蒜，再煸炒五花肉块，接着把胡萝卜、豆腐干、洋葱切丁，一起下锅爆香。等肉末焦黄出油，蔬菜豆干水分煸干后，加入甜面酱、酱油和几勺白糖，翻炒几下后加热水，小火慢慢熬煮至酱汁黏稠，炸酱便做好了。
“这个真的很好吃。”洋子特别喜欢吃我的炸酱面，我原本以为这话只是出于日本人的礼貌客套，但后来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她好几次主动请我做炸酱面给她吃，而且每次我煮的时候，她都站在旁边认真学习，还用自豪的口气向她的朋友安利。
不过到底是我的手艺好，还是她没吃过其他的炸酱面，便不得而知了。现在回想起来，无论是帆布包还是炸酱面，我为她做过的事情其实很少。但每件事她都铭记在心，至今也还会提起。
12年前的那个画面一直清晰地刻在我的脑海里：餐桌上，洋子的寿喜锅还在翻滚，我的炸酱面热腾腾刚上桌，天南海北的朋友们热热闹闹地聊天吃饭，夜已深，但谁也不想走。
那是记忆中最完美的，也是最后的聚会。
2010年4月，洋子突然消失了几天。她说是因为工作，我就没想太多。几天后，她平安回家，我们继续像往常一样平静地生活。
月底，我突然遇到了意外的状况，几年不联系的前男友突然来了昆明，想跟我复合。
我们曾是社团认识的大学同学，谈了3年的恋爱，可最终他劈腿了，我就选择了分手。
“我来昆明工作，是因为你在这儿。”他反复跟我说，“其实分手后我一直都在后悔。”
在他的不停恳求中，我陷入了犹豫——就在这个月初，公司领导找到我，说有一个不错的职位空缺，上升空间很大，但工作地点在北京，问我考不考虑过去。北京很具吸引力，但它实在太远，也太大，过去之后我便举目无亲了。前男友的出现，让不理智的念头从我心底一点点冒了出来——毕竟，放弃这次工作机会，舒适地在昆明躺平，是一个不费吹灰之力的选择。
“其实不去北京，留在昆明工作挺好的，也不用跟大家分开了。你说呢？”周五下班后，跟洋子一起去影碟店租片子时，我把这个想法跟她讲了。
“别那么快做决定吧。”洋子沉默了一会儿说。“工作的事先放在一边，今晚就好好放松下，周末你再好好考虑。”
周五晚上是我们固定的“追剧之夜”，我记得那天洋子租了《魔幻手机》，她最爱看的电视剧。而我喜欢堺雅人，选了一部他参演的大河剧《新选组》。
我俩像往常一样，一起追剧到半夜，又下楼买了两碗肠旺米线回来当宵夜。我尽量不去想白天的那些烦心事，虽然我已经预感到自己会做出什么决定，它也许并不明智，这让我着实开心不起来。
洋子好像也有点落寞，吃完了米线，她点了一支烟，窝在灯光幽暗的沙发里，有一搭没一搭地跟我聊天。
“你之前去哪儿出差了？”聊着聊着，我随口问道。
“我去北京了。不是出差，是去见前夫。”她慢悠悠地说。
“你结过婚？”我惊讶地看着她，这是我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的。
“都40岁了，结过婚不奇怪吧。”她笑着说。
“你40岁了？完全看不出来。”
“对了。我还吃了北京炸酱面，不如你做的好吃。”
那晚，在昆明的家里，洋子破天荒地跟我讲了她在日本的往事。
4
1992年，洋子从短期大学毕业后，陷入了一段漫长的迷茫期。虽然年纪轻轻，但却觉得人生没有方向，沉寂如死水一般。朋友们大多没命地读书深造，不想考学的去做派遣工，余下的则早早结婚成家。
带着彷徨不定的心情，洋子做了3年的办公室文员，“每日重复着毫无意义的枯燥工作”。
1995年，她被派遣到一家文具公司做电脑工作，其实跟之前也差不了多少。在这期间，她谈过几次恋爱，但最后都无疾而终。
两年后，洋子下决心辞职，并对家人宣布说自己“想去长途旅行”。
父母对此十分不开心，因为洋子已到了嫁人的年纪，却一直找借口不去相亲，让他们有些发愁。可是，他们也没有阻止，毕竟女儿从学生时期就很独立，要做什么只是知会他们一声，就自己去做了。
1998年1月2日，洋子离开家，踏上旅程。刚开始，一切都出乎意料地顺利，她搭顺风车途经了好几个城市，不料在路过池袋的时候，却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病，只得在当地的姑姑家寄住。一周后，她恢复得差不多了，本可以继续上路，但独居的姑姑挽留她再多住些时日。洋子说，“生病这件事无疑像是一个信号”。
究竟是在池袋结束旅行回到家里过父母安排好的生活，还是鼓起剩余不多的勇气，继续旅行下去？正在犹豫不决之时，她在姑姑家门口一头撞上了给小货车卸货的松——帮他捡起滚落一地的货物后，为了表示谢意，他从货箱里拿了一瓶中国产的饮料递给洋子。
那次的初遇，让洋子察觉到了松身上与众不同的气质，并不可自拔地爱上了他。
“我发现他会在固定时间给附近超市送货，便特意提前去等他。没多久，我们变得熟络起来。我得知他比我小1岁，家乡在中国福建，1年多前来到日本，在亲戚开的汽车维修店里工作，晚上帮人开小货车。”
好几次“偶遇”之后，松也开始留意起洋子来。在她的主动出击下，两人很快便开始以情侣的身份约会。
洋子很难说清楚自己为何对松着迷。
“他从不特意打扮修饰，但是看着干净清爽。日本话说得马马虎虎，有时会夹杂着听不懂的中文，可我觉得那个发音很好听。他谈吐举止直爽大胆，不拘小节，从第一次见面就不用敬语，跟我认识的日本男生完全不一样。
“他非常努力，每个月打两三份工，发薪后只留下生活费，其余寄回国内给父母。因为时间都花在工作上，池袋有名的景点、酒吧、歌厅等场所，他几乎从没体验过。
“跟我恋爱时，为了节省约会费用，他会从超市买来食材，在自己家里做饭给我吃。我第一次吃的中国料理是他做的‘笋干烧肉’，油盐放得比日本菜要重，但我吃得很干净，就连炝锅的葱也吃掉了。‘你真的不挑食诶。’这是他经常夸奖我的话。”
两人交往的第一个月是最甜蜜幸福的日子，洋子彻底没了继续旅行的念头。可是好景不长，松的老板被卷入了一场诈骗纠纷，在案子结束前，他的工作签证基本续签无望了。“要是实在是无计可施，也只能接受现实，也许最近就要准备回国了。”松无奈地一五一十地将实情告诉洋子。
洋子表面上没说什么，背地里却大哭了一场。
此时，她已经在姑姑家住了1个半月，妈妈多次打电话来催她回家，“你一个女孩子在外面闲晃，像什么样子？爸爸给你找了一个相亲对象，是在政府机构上班的，你这次一定要抓住机会”。
挂掉电话的洋子，“心里难受得像是被利爪攥住一般”。
“难道我的人生就这样了？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可是我马上就要失去它了。”
对于当时20多岁的洋子来说，这种事情是绝对无法承受的。她关起房门，想了整整一天一夜，然后发了条简讯问松，问他：“要不要跟我结婚（留在日本）试试？”松看到消息后吓了一跳，他知道洋子很喜欢他，但没想到她会做到如此地步。虽然两个人在交往中，可毕竟只认识了1个月。
他打电话过去，洋子坦白地说：“我不想跟你分开，跟这个比起来，其他的都不重要。”电话另一头松的沉默，让她紧张到发抖，几乎连手机都快抓不住了。
洋子明白，松并不像自己爱他那样爱自己。在他心中激战的，是对金钱的欲望与道德感。
他曾说过，父母是渔民，他的家族并不富裕，下面还有弟妹在上学。为了让他来日本，家里已经借了一笔钱。如果现在他无功而返，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沉重的打击。
洋子知道利用对方的窘境提出结婚的自己，看上去既疯狂又狡猾。但她只能安慰自己：“如果互相利用能让我们摆脱自己不喜欢的生活，又有何不妥呢？”
松内心的动摇，抵不住洋子执着的坚持，眼看回国日期渐渐临近，最终还是松口了。
递交结婚申请书需要亲属盖章做保，在洋子的再三拜托下，她的姑姑答应了做保证人。
“我做了这个，弟弟会恨我一辈子的。但如果不做，你会恨我一辈子。可我还是比较喜欢你，所以我不想让你恨我一辈子。”姑姑在结婚书上盖自己的姓名印章后对她说，“事已至此，今后就算遇到再大的困难，也要靠你自己撑过去了。”
领结婚证没有太繁琐的手续，基本上只要开具未婚证明便可以。
1998年5月，办理结婚手续那天，两人在照相室外等候。突然，松把头凑近洋子的耳朵，忧心忡忡地低声问：“我们真的要这么做吗？要是万一有天我得回国，你不介意吗？”
洋子被幸福冲昏了头，像爱情故事里的女二号一样傻乎乎地说：“如果你以后也没办法死心塌地爱上我，我会笑着让你离开的。”
接下来就是办理签证的例行步骤，大约2个月后，松拿到了“在留资格”，正式有了日本签证。
婚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家里跟洋子彻底决裂了。
父亲跟她在电话里大吵了几次，母亲当然站在父亲的一边，但看到洋子意志坚决，她知道拗不过，便也没有多说什么。
“实际上，我知道她心里失望到极点。”洋子说。
1998年6月，松租了一间小小的二居室作为他们的新家，洋子没给父母透露地址，“当然他们也并不想来”。
3个月后，妹妹突然坐车来池袋看他们。松有些紧张，一下班回家就张罗着煮饭烧菜，还点了寿司外卖。妹妹坐在榻榻米上跟洋子聊天，一直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
“姐夫会做饭？”她悄悄对洋子说，“怪不得你非要跟他在一起，毕竟你从小就是个‘吃货’呀。记得你国中的志向吗？说要做什么‘环游世界的美食家’呢。”
“爸妈怎么样？”洋子顾不上她的揶揄，小心翼翼地问。
“妈妈哭了几次。爸爸一提你就发火，他说已经放弃你了。”妹妹说着，把一个小包递给她，洋子打开发现竟是厚厚一叠日元。
“妈妈偷偷交给我的。她让我告诉你‘要是认定了那个人，就好好过吧’。你可别让她再失望，一定要幸福啊。”
那天，妹妹不顾挽留，当晚就坐车离开了。
5
住在同一个屋檐下时间久了，洋子慢慢地明白过来，自己之前的自信，也许是盲目乐观。
婚姻是件复杂的事，成为中日夫妻的他们，有一种极不自然的别扭感。
“有必要花一早晨时间化妆，还每天都费力气护理头发吗？”
“不喜欢的事情，为什么不直接说出来？”
松的种种质疑让洋子手足无措，那是她从小到大的生存方式，想要改变非常困难。
同时，洋子也有不理解松的地方。比如，他经常二话不说就借钱给同乡，而洋子接受的教育是“想要友情长久，就要不借钱给朋友”。有次洋子说出了自己的意见，松认为是“感情淡薄”，这让洋子感觉很委屈。
在所有矛盾中，最让她信心受到打击的，是松对于日本料理的态度。
婚前，她对自己的料理水平很有信心，家人和朋友都说“洋子煮饭特别用心，做的饭很好吃”。可没想到结婚后，一日三餐成了个大问题。
洋子做早饭会按日本传统煮味噌汤和米饭，时间充裕时也会煎蛋卷，烤青花鱼。可松才吃几天就说“吃腻了”，从冰箱里拿剩下的面包啃几口就转身出门工作了，只剩她一人坐在桌前，对着慢慢变冷的汤发呆。
洋子会做的几样菜，都是从妈妈那学来的传统料理，但松对它们统统不感冒，这让她陷入了苦恼。
“中国人早上吃什么？”那天晚上睡觉前，洋子问松。
“说了你也听不懂。”话虽如此，松还是用中文说了几样老家的食物，又描述了它们的味道。
“虽然想象不出来，但听上去很好吃。”
“好久没吃了啊。”松没了兴致，叹了口气，转过身去睡了。
1999年的元旦，洋子的妈妈打电话来，询问她的近况。要强的洋子只说两个人过得很好，妈妈听了似乎很高兴。要挂掉电话时，妈妈提醒她说：“今天买点牛肉，煮寿喜锅吧。”
洋子这才想起来，新年吃寿喜锅，是家里雷打不动的传统。她立刻振作起来，去超市买了2盒平时不舍得吃的高级和牛，回家就开始做寿喜锅。松一言不发地看着她融化牛油，煮酱汁，过了一会儿问她“需不需要帮忙”。
“他爱吃牛肉，所以我确信他应该不会拒绝这道菜。”果不其然，他们不但消灭了所有的蔬菜和肉，还用剩下的汤汁煮了乌冬面，松连面条也吃得干干净净。
“你爱吃这个？”洋子有点吃惊地问他。
松点点头说：“下次再做这个吧。”
两人都笑了，那是结婚后洋子最开心的一天。
从那以后，每当丈夫没来由地露出抑郁寡欢的样子时，洋子便会煮寿喜锅做晚餐，松每次都会把最后的乌冬面都吃光。
可即便如此，“寿喜锅”不过是婚姻沉没前的稻草。多巴胺带来的短暂愉悦，并不足以维持他们的感情。整整一年里，两人的话题越来越少，“松有时一天也没有主动跟我说过一句话”。
洋子以为松心情不好，但是路过超市的时候，又看见他和中国籍店员们聊得热闹，肆无忌惮，有说有笑。洋子远远看着，怔怔地出了神，他们说的中文她一句也听不懂。那样的丈夫对于她来说很陌生，仿佛来自另外一个平行世界。而当松回到家面对洋子的时候，就又变成这个世界的他了，一言不发。洋子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只能把这些归结为松的思乡病：“当时我想，如果我能够听懂中文的话，大概他就会更喜欢说话了吧？但始终也没敢问他。”
2000年1月1日，是他们婚后的第二个新年。“刚坐上餐桌，松就开口说，想要离婚”。
松说，他的大舅做生意发迹了，手边正缺个可信的帮手，打算带上他一起把生意做大。父母本意让他春节前回国，但他推说工作走不开，把时间往后推了推。洋子心里清楚，跟她在日本结婚的事，松并没有告诉国内家里的长辈，他总说‘过阵子再讲’，可这一拖就是2年。
松对她交代说：“结婚后，我每月都会存下一笔钱，存折交给你支配。之前借的钱也在里面，我只要回来一部分——果然当时应该听你的。”
“房租我缴了一年，你可以继续住，不住也可以转掉。等我处理完工作的事，就得回去了。我父母年纪大了，他们都是传统守旧的人……你还年轻，性格又温柔，一定还有比我更合适的男人。而且就算离了婚，我们以后仍能做朋友，你说呢？”
被炉桌上的寿喜锅仍然微沸，散发出葱的甘甜、混合酱汁的肉香，碗里雪白的乌冬面还没有下锅。日光灯镇定地散发着白光，松大口猛吸香烟，不停地说着什么，洋子觉得那天他的话比之前一年说的都多。
这幕景象一直定格在她心里。她说，“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我可以跟你一起回中国，好吗？”洋子鼓起全部勇气，从喉咙里挤出这句话。
松口中的咀嚼停顿了一下，但只有短短的半秒钟。然后，他又开始继续吃牛肉，吃茼蒿，吃热乎乎的豆腐。吃了大概有5分钟的时间，他从胸口发出一声喟叹，放下手中的筷子，似乎不知道该怎么说。
“对不起……”
6
离婚前后的事，洋子没有细讲。
因为松工作的地方实在太缺人手，他直到2000年底才回国。如之前所说的一样，他净身出户，除了留下离婚书，没带走家里任何东西和财产。
洋子一个人留了下来。她对我说，松走后的那段时间，她每天拼命工作，只要时间不冲突，工资不低，从家教到代驾司机、搬家队、夜间便利店收银员，她什么工作都接，所以倒也顾不上难过。她说自己“白天拼命赚钱，晚上去上HSK（汉语水平考试）培训班，坐电车通勤时也在念书”，吃饭睡觉的时间几乎都没有。
“当时我心里有一个计划——我以前从来没有过那样清晰、冷静的想法。”
转眼又是2年下来，洋子攒下了不少钱，再加上松留下来的，她的存款史无前例的丰厚，不过人也消瘦了不少。
“离婚后第一年，我姑姑几次来家里看到我的时候，都差点哭了。可能我看起来很糟糕吧，毕竟实在太累了。到了第二年，我才开始慢慢恢复了，缩短了工作时间，尽量让自己多吃东西。”
在那段时间里，洋子联络上了在中国工作的老朋友，开始在对方的指导下申请中国的大学。
2003年8月初，她收到了昆明一所大学留学生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收拾好简单的行李，她退掉了跟松一起生活过的出租屋，拿着去中国的机票，离开了日本和自己的家人。之所以选择昆明，是因为“以前的朋友在这里念书”，而且，她也不敢直接去松所在的城市。
“我从没出过国，在东京成田机场候机时，紧张得快疯了。我只好在心里给自己打气，‘能学习中文就好，剩下的事慢慢来’。说不定等我学会了中文，松就会慢慢接受我，我们的关系或许还有一丝挽留的余地。”洋子抱着这样的想法踏上了飞机，不到半天时间，她已经身处异国他乡，“以前我总觉得中国很远，但飞行的时间比我预想的要短。”
“这个地方更热，空气的味道也不一样。我常想，只有1个小时时差的两个国度，为什么能有如此大的差别呢？人们的面孔虽跟我在日本看到的没差多少，却能明显地感受到气质的不同。我原以为松是个奇特的男人，但在中国，好像大多数男人都像松，他们有着同样的举止表情。”
内心的震动归于平静后，洋子对松的思念渐渐由强烈转为平淡。“我感谢自己能鼓起勇气来到中国。否则，我这辈子也不会走出28岁跟松相遇的那天。”她开始重新审视自己，抱着学习的心态开始了留学生生涯。“这里的一切都热闹而有活力，我感觉自己从一潭死水中跳了出来，我喜欢这里。”
“他现在怎么样呢？”我问。
“当年他跟着舅舅去了北京，现在在那做着一家店的副店长。2002年他跟一个北京女孩结婚了，今年孩子上小学了。”洋子口吻平静地说。
松跟洋子偶尔在手机上联系，像普通朋友那样平淡相处。他们每年会抽空飞去对方的城市一两次，在咖啡店之类的地方见一面，聊一聊近况和往事。松的妻子知道洋子的存在，对于这种见面，她很通情达理地默许了。
2006年，洋子的父亲在一场事故中过世，洋子回家服丧后，又继续回中国念书。那时她的妹妹早已成家生子，日本的朋友们也都是类似的情况，只有洋子仍旧一直保持单身，甚至没有交往对象。
“有的人一生只要有一次爱情就够了。现在我有工作，有猫，有很多朋友，每天能吃到很多好吃的东西，已经比任何时候都幸福了。”洋子说完她的故事，把烟在烟灰缸里按灭。
那时她脸上的微笑，也铭刻在了我的心里。
2010年6月底，我下定决心离开昆明，并删掉了前男友的联系方式。
飞去北京前一天的晚餐，是在文化巷里的小日本料理店吃的，只有我和洋子两个人，她坚持要请客。我们点了寿喜锅和一些别的菜，像平常一样聊着天。洋子没有说什么特别的话，只是一个劲儿地往我的碗里夹牛肉，至于她自己，那天几乎没有吃什么东西。
我对她说，我是听了她的故事以后，才下定决心去北京的：“人总归要自己去闯一闯，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你说对吧？”
“你是我认识的最棒的女孩子。”她点点头，笑着说。
7
自那次离别后，我们只见过一次面——2016年，洋子旅游时转机途经我的城市，约了我在咖啡馆见面。再会时，我已经结婚，孩子也有1岁多了。而她的样貌、妆容还跟多年前一样，几乎没有太大的改变。
我们来了个大大的拥抱后，笑嘻嘻地落座寒暄叙旧。
“你真的有眼光啊，当年堺雅人还是新人时你就喜欢他吧？现在他在日本火得不得了。”
“小声点，暴露年龄了啊。”
我们调侃了一番后，话题渐渐转为严肃。
她说，因为近几年政策的变动，昆明的留学生越来越少。当年聚在一起吃饭的朋友们，也大多签证到期陆续回国。大家就此诀别，散落在天涯海角，从前的聚会再也不会有了。“当年我们常去的那些店，也差不多都拆的拆，关门的关门了”。
在她带着失落的描述中，我得知记忆中的昆明早已经物是人非，无论是我们工作日的“小食堂”，还是总多给萝卜干的小摊贩，抑或是坐在小板凳上吃的串串店，那些味道都消失在了城市的洪流中。
“我也没怎么再跟松联系了。”洋子端起冰咖啡，喝了一口说，“近几年生意挺不好做，他老婆又生了二胎，上有老下有小一大家子要养，还有房子要供，实在是应顾不暇。”
“这是他自己选的路，总要负责到底。”我心里莫名有些舒畅。
这次会面后不久，洋子也回了日本。她母亲年龄已经大了，行动有些不便，需要人照顾，于是她搬回去跟母亲一起生活。回国时，她把4只猫咪一起带走了（果果意外怀孕，生了两只小猫）。对于她来说，它们就是她的“孩子”。
2020年底，洋子发电邮告诉我，自己得了乳腺癌，先后切掉了两侧的乳房。她住院期间，皮皮的糖尿病病发，在她出院不久后去世了。当时皮皮应该近20岁，已经是很长寿的猫了。洋子感情含蓄，很少直抒胸臆，但那次她忍不住对我流露出深深的悲伤，“真是太伤心了”。
“我守着它到最后，到现在我也忘不了那时的情景。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和亲人，珍惜一期一会的缘分。”
好在，直到如今，洋子的身体状况恢复得不错，癌症没有再复发。
我们保持着隔段时间互发邮件问候的习惯，她偶尔会给我打来越洋电话，节日从不忘记发来短信问候。
“我最近也给家人做了炸酱面，”她在电话里说，“我跟他们说，还是你做的最好吃。”
“寿喜锅也是我家孩子最喜欢的，但我做不出你的味道。”我说，“有空我带她们去日本，请你亲自做给她们吃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