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上海的18个小时
#01
其实，4月末计划要离开上海的那几天 ，我内心很挣扎，每天一醒来就看新闻，到处查离沪的攻略和可能遇到的风险。
当时坐高铁离开上海只能去南京中转，还需要就地隔离一天，但我连票都抢不到；机票倒是能买到，但大概率起飞前会被取消 ；网上能找到直接开回长沙的车，但车费近乎天价...
最后，还是选择了高价拼车，一起拼车的人都是在网上找到的，彼此互不认识。内心有些恐惧，车上的人都是谁？他们会是一个团伙吗？而现在环境这么不稳定，如果出了什么事，警察还能救我吗？随后，我挨个加遍拼车群里每个人的微信，仔细确认了他们的情况还算正常后，最终坐上了这趟车。
#02
出发前一天，我通过朋友找了个有通行证的送货司机，到小区门口来接我的狗送到另一个朋友家。我第一次把狗狗交给一个陌生人，送走它后，我一度很焦虑，这司机是个怎样的人呢？他会安全把狗送到吗？直到好朋友发来视频确认狗狗已经送到了，我才放下心。
接下来，是拜托隔壁的邻居照顾家里的猫和花花草草。其实我是一个戒备心很重的人，这个邻居搬来后很久，我从未和他有过任何交集，总是尽量避而不见。我对陌生男性的某种恐惧，已经变成了一种惯性的生理反应，为此我在门口、卧室和阳台装了三个监控。但这次隔离拉近了我和邻居的距离，我们每天一起下楼做核酸，我确认他是个好人。临走前，我把喂猫和浇花的事情拜托给了这位善良的邻居。
撰文 | Matc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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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静悄悄的上海街头游荡
我
我住在上海徐汇区一个建于90年代的老小区里。邻里几乎都是看着我长大的叔叔阿姨，眼前给我开证明的居委会工作人员也不例外。就算我戴着口罩，她也一下认出我是住在哪一栋楼的住户。
2020年春天以来，新冠奥密克戎病株在上海引发疫情。在经历了小范围封控、分片区错开时间隔离后，现在已经很难说清上海是在哪一天进入全市封闭状态。
每天呆在家里，日子像是变成了一道灰墙。封控期间，除了每天由志愿者派发抗原试剂让居民自测感染情况，还会不定时组织核酸测试。人群中，核酸查出“阳性”的人，按流程会被转运往医院或者方舱。而与之同住、同楼栋、同小区的人们则会面临集中隔离、居家隔离或者转运，具体会经历哪种，视情况而定。一度，上海传出部分地区出现一人阳性后，整栋楼要被集中隔离的消息，被转运的居民们质疑这种大费周章的隔离非密接者是否过度反应，还和转运人员发生了争执。
上海、疫情、求助。3月底，我和很多普通人一样，经常在新闻里看到诸如此类的关键词，大部分的新闻都在围绕着这些词语，阳性无法转运、老人看病无门和每日新增近万人的感染数字让圄于上海家中的所有人陷入焦虑的情绪中。
我总是在每天中午起床，草草吃了点东西后，就能看到楼组长在群内催促大家上传抗原。
不定期，还会通知居民下楼测核酸。测核酸的清早，我会被楼下通知核酸的喇叭声叫醒，然后带着惺忪的目光，拿起一顶渔夫帽，遮盖着泛油的头发，下楼，排进核酸的队伍中。
在上海封控的这段时间里，数次泛起的欲望，让我想要走出去，去记录这个城市。4月22日起，我开始在各大平台注册外卖骑手，最终在上海封禁的第27天成功拿到骑手工作证明，4月27日中午，到居委会申请出行。
图 ｜ 封控期间上海街头一隅
她没有过多为难我。确认了我送外卖的身份和暂时不会回到社区之后，她还友善地提醒我，下午一点左右可以跟着小区居民一起做核酸检测再走，保持健康码绿码状态。
我拿着一纸申请回到我的居住地，开始收拾行李。离开小区之后，我就得暂住上海的街头了。
我的行李不多，就一个背包，往里面放了我刚做好的一份便当后，我把一只烤鸡、一些面包和方便面、几瓶水装了进去。为了保证手机不断电，我备了两个充电宝、三个手机。
在小区里做完核酸，我骑着电瓶车从小区里一穿而过。数量不少的大白正忙碌着，小区里还在室外活动的人不多，他们看我的眼神难免带着探问——在这种全小区封闭的时刻，一个看起来正要外出的人就显得格外扎眼。
门卫大叔的眼神也是这样。“侬（你）要去送外卖？”他大概率是将我当做了想要出门淘金的兼职外卖员。毕竟在4月底的上海，无论是在公开的新闻报道中，亦或是流传的小道消息里，都觉得外卖员是当下上海市内收入最高的群体之一。
得到我确认的回答后，门卫大叔按开了自动大门，放我离开。
我长舒一口气，故事就此开始。
徐师傅
出了小区门，我往左拐上了一条小路，是背离闹市区的方向。我对我的身份还没开始适应，连上线接单的按钮都没有打开。被放出小区后，第一反应是迫不及待地想去看看我曾经熟悉的地方。
我往桂平路的南面开，向浦北路去。一路上所有的店铺都关着门，只有稀稀落落的外卖员骑着车从我身边经过。他们有的穿着制服，这样的骑手车上往往还放着保温箱，一律都带着企业logo。也有骑手和我一样着便装，踏板处放着水果筐就开工了。
我开始在十字路口中央停下，拿出手机拍街景。城市停滞了。瘟疫几乎不费一兵一卒就封锁了上海这座全国第二大城市。我路过一张张封条、一根根拉起的警戒线，偶尔停下车走到店铺门口，对着张贴着的封条拍下特写。我对这些都很感兴趣，作为生长在这个繁华都市的一份子，和我一样的90后，应该都没见过这样的场景。
浦北路边，一家罗森还开着，3个外卖员急着拿货。
“今天生意咋样？”我凑了过去。
“别提了，都是小单，难跑，”其中一位外卖小哥回答完，手机里就跳出来一句话，“订单还有10分钟即将超时”，他匆匆地跨上车就走了。我骑着电动车，继续往上海南站方向去。
图 ｜ 罗森便利店门口
30分钟后，我遇到了此行的第一次意外。骑到上海南站附近，我的电瓶车后轮漏气了。封控中的上海，我找不到还在开门的修车店。当时车已经完全开不了了，就算硬骑，整个车会歪歪扭扭地打转，完全找不到方向。我只好推着走。路上，我看到一张电动自行车的罚单，27日上午10点14分，一个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因“未佩戴安全头盔“被罚款30元。我把它捡起来，放在了一辆共享单车的车篮上，就那么挂着。
当然，我没忘了正事，我得修车。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问路过的外卖员，他们都开得很快，连着几个都没有停留。但有一个停了下来，然后在相册里翻了一会儿，让我拍下照片，照片里是一个修车师傅的联系方式，“徐师傅，他就在这一片修车”，说完他就走了。
徐师傅的修车店是偷偷摸摸开着的，他自己也跑外卖。他的店在莲花南路，要过一个地道，我大概花了半小时才推到他那里。徐师傅看到车，一脸无奈，我的车很小，他那里没有适配的内胎。
他看我的样子不太像专业的外卖员，便和我聊了起来。我没多说，跟他打听我刚在路上看到的几个露宿者：“刚才路过的时候，地道里怎么睡着几个人，他们干啥的？”
“都是跑外卖的呗，都回不去，也没宾馆住，地道里能躲雨，就住在那里。呶，你看，这个过街天桥上也有几个睡着呢。”徐师傅指着路边的天桥，随意地说着。他好像已经完全适应了整个上海的新秩序，就像一个主人在接待外地来客一般向我介绍沿途风景。
“你得换辆车，你这个跑20km就要充电了，”他认真地说，“你这送外卖，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好好跑，两天就赚回来了。”
其实在徐师傅说之前，我就有这个想法，毕竟要到虹口，没个30公里肯定不行。不过我不打算买新车，觉得弄辆二手电瓶车就行。徐师傅这里，新车大概2500，二手车开价1400。最终他答应1200元卖我一辆二手车，让我到路边停着的一排车去挑一辆，然后换新电瓶。我算是更新换代了装备，重新出发。临走前，我在他的店门口吃了带出来的便当，还从他店里蓄了些热水。徐师傅说：多赚点，到时候车子不用了，再卖回给我就行。
图 ｜ 罚单
工友
2022年4月29日21点58分，我到达申贵路600号的时间。刚一到，现实就给我上了一课。几条盘垣的高架桥下，完全看不到任何生机，远处只有几盏路灯亮着，这和我记忆当中的虹桥枢纽天差地别。桥底下聚集了许多露宿者。
图 ｜ 露宿上海街头的人们
一个路人主动向我搭话，他背着双肩包，年纪不大，说他走了20公里来了虹桥，买了明早的机票。他和我一样是迷路的状态，想要上出发层，却不知道怎么走高架。攀谈之际，一个外卖小哥模样的人凑了过来，对着他说：“50块钱，我送你上去。”
我脑子一懵，一瞬间都忘记了疫情当中物价飞涨的事实——可真的要到这样的程度么？谁能想到这个城市里的人，会在当下的近况中赚这些钱，我不理解，甚至感到愤怒。
返乡的人和要赚钱的外卖小哥，相互对视着，我坐在车上，看着他们。我想到了一句话，在当下的上海，这不叫“抢劫”，这叫“自救”，觉得很讽刺。
我努力理解，蹦出来一句：“你少收点，25块钱，他上我的车，你带路就行。”
“不行，50块钱，”外卖小哥说。我仔细打量着他，有些微胖，敦实，圆脸偏黑，我能想象到他笑起来应该是和蔼的状态，但当下我却觉得他面目可憎。
“我们自己去找，”返乡的人对他说，然后对我说，“谢谢你，载我。”
我们还是走错了路，上错了高架桥。那个外卖小哥像是预料到一样，在另一座高架桥上和我们对视，大声的说，“你让他给我50块钱，我现在就来接他。”
但我的注意力换了方向。我看到对面的高架上，有大约8个人正在地上横卧，离得很远，我直觉那里有事情发生，确定了方向后，我就往那里去。我们穿过一条黑暗狭长的偏僻小路，没有路灯，绕过暗处的大弯，转上人行道直行穿过露宿的人群，才是对面的高架，然后我便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
这里离出发层大约400米，8个没有抢到车票的返乡人席地而坐，露宿在这里。晚上天冷，他们蜷着身子将衣服裹紧，用路障做了简单的围挡，掩面而睡，在高架上暂住。
图 ｜ 天桥之上
作为上海的最大的铁路枢纽，疫情中的虹桥火车站成了大批人员返乡或务工人员的集散地。当晚，虹桥火车站附近露宿的人员约莫为46人。这里有迫切想要回家而抢不到车票的人，有被黑中介收了介绍费下车后无处可去的人，还有的手握第二天车票无法进站。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人露宿在上海的各个车站、桥洞以及街道角落。
高架的边缘处种着绿植，花开正艳。向下望去，靠近申贵路的几处空地和桥底稀稀落落地聚着些人，他们三五成群，有的在地上铺着棉被，将简单的遮蔽物当作为被褥、有的倚着桥墩、还有的为了保证手机电量，盘腿坐在配电箱边上。可以想见，他们就这样熬过了许多个日夜。
这里桥底的情况更为刺眼，这里“住着”约莫10几个人，男生沿着路边打起地铺，仅有的一顶帐篷留给了女生，搭在围墙边上。他们中的多数人都在这样严峻的环境下生活了超过4天，多的一周有余。
没有人说得清滞留人是怎么在虹桥扎根的。在来这里之前，我做了心理建设，甚至幻想过许多可能会遇到的场景，但最后被尽数推翻。
我把的带来的水果、面包分给附近的露宿者，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类似的景象，10几个大男人涌上前来，接过我递上的苹果和橙子，一把拉下口罩，直接啃了起来。随后有的伸手作揖感谢，有的上前来讲自己被骗的经过。
我留下了一些人的联系方式，拉了一个微信群便于沟通后，便和志愿者团队取得了联系。志愿者们看到了这样的场景和我一样愤怒。离开前，我告诉这些滞留的人，会尽力想办法，提供一些尽可能的帮助，然后找了一个角落和志愿者们开始电话沟通。
大家的语气都急促了起来，随着微信群数量的增长，事情也越发清晰。滞留的大部分人，都是经由中介被“骗”至上海务工的打工者。他们来到了上海之后发现工作消失，返乡要自费隔离，两害相权之下，只能开始露宿街头。
志愿者团队和我达成了默契。他们统筹物资，我负责收集滞留人的信息，试图提供帮助。
4月30日中午，第一批物资送到——水和面包。我和他们建立起了一定的信任感，领头的陈建开始和我说一些实情。
他37岁，来自湖南长沙。4月中旬，陈建在微信朋友圈里，看见一则关于“支援上海方舱医院建设”的招工信息：“上海方舱内舱招聘施工人员，日薪1200元，工期为14天，施工结束后的14隔离期间每日补助200元。”在家乡，做水电工每月能挣6000元，按照上述薪资计算，如有28天工期加隔离补助，最高收入能达到19600。他被吸引了，没有怀疑这则信息的真实性。
向中介缴纳了300元中介费后，陈建在4月20日当天乘坐高铁抵达上海虹桥站，随后劳务中介失联了，微信、电话皆不回复。1200元时薪的方舱建设工作成了一场碎梦。
疫情之下，金钱成了罪恶的渊薮，本就有漏洞可钻的劳务中介们更为猖獗。大批打着家政幌子的中介在各个群内散步信息——招工、收钱，然后消失不见。只有置身其中，才会意识到这个被疫情席卷的城市，还是一个“淘金者”的“天堂”。
滞留的人大都和陈建经历类似。“回去就要隔离，像我们上有老下有小，真拿不起这个钱，真是折腾不起。而且火车也抢不到票，我也问过黑车，安徽是2万块钱。”跟我说话的工友不是没想过离开，只是面对返乡动辄300-500一天的隔离费用，他和大多数人只能选择圄于疫情中的上海。
类似陈建这样的滞留人员占了90%。他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带着一种倔强，绝不放弃，坚信方舱工作真实可靠。
图 ｜ 天桥旁，鲜花兀自开着
30日晚，志愿者发起了一个找工作的群，发布了一个待确认的900元日薪的方舱工作和已经确认可开始工作、25元时薪的分拣工作，希望帮助到这些人。群内的60人，蜂拥向高时薪的工作，报名分拣工作的人只有一个。
5月1日一早，消息传来，前一晚日薪900元的工作被取消。志愿者在群内宣布了这个消息，随后便有人私下加了志愿者的微信，言辞激动地指责志愿者。
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人群的混乱和对志愿者的误解，让我一度不知如何自处。但作为当事人和真正出力的一拨人，志愿者们比我更加冷静。
后续
大家混熟了之后，每天都会有人私下加我或者在群里@我，大多是表达感谢。我不敢贪功，转而让他们感谢志愿者。毕竟我只是第一个面对面接触到他们的人，大多数事情都是背后的志愿者在协调和处理，甚至掏钱给滞留者购买物资。
物资和饭，从4月30日一直供到了5月5日晚。有水和面包、晚上还有一顿肯德基的炒饭，接连不断还有一些个人捐来帐篷和被褥。
5月5日17点，滞留群内的人数为 43人。有些人启程离开，回到自己的家乡，有些人仍然在寻找一份高薪的工作，有的被骗，有的得偿所愿。
我已经回到了家里，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保持着联系。
不知道该如何形容这些天的经历。作为一个记录者，我内心蹦出的第一个词是“魔幻”，我自小生活在上海这片土地，看到现在的境况，各种情绪升起，无奈、无力、无助。尤其在认识到了这些滞留者之后，我的微信和电话，每天都会在清晨响起，他们有的告诉我抢到返乡车票的消息，有的告诉我再次被骗，又回到了虹桥火车站的桥底，每到这时，我会问自己，这是上海么？或者，这是我认识的上海么？
5月了，希望一切的重点和列车的终站一样可见。我记得高架上，月季花开着。有底部的小母株翻出叶芽，又生出更多的叶子来——而在叶枝的尽头之处，它竟又已长出极小极小的花苞，准备要再一次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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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控时期，我在上海的N个出门理由
文 | 蔡家欣 招韵玲
编辑 | 王姗
5月2日 购物
没关系，淋的也是自由的雨
小区解封已经五天，购物还是一件难事。27岁的小林想买面包和纯净水，武康路-安福路仅在营业的几家店，门口大都贴着“只能线上点单/团购”的提示语，能接线下单的店，水要成箱才售卖，一家面包店的订单已经排到了5月中旬。
几天前，小林的小区降级为防范区，她第一次被允许走出家门。一个月不见，街道全换了样子。上次出门，她穿的还是皮衣，树也只是微微冒芽。现在，梧桐树都长出了弧形叶子。隔着栏杆，只能在小区里散步的陌生年轻人朝她喊，“好羡慕你啊！”天上掉了几滴雨，年轻人劝小林赶紧回家，小林慢悠悠地说，“没关系，淋的也是自由的雨。”
那一天，曾经挤满网红店的安福路，门户紧闭，拉满警戒线，野兽派橱窗里的绿植全枯了，“真的有点瘆人。”对这突如其来的自由，小林还不习惯，总担心被盘查，一见到警车就赶紧拐进小路，20分钟的路，她骑了40分钟。
●安福路上的野兽派，店里的绿植全枯了。林睿 摄
现在进入五月，街道渐有人气，但往日拥堵的复兴西路仍见不到私家车。偶尔，运送物资的大卡车轰隆隆驶过，外卖员的电动车和单车从街角飞驰。有人在马路上打起羽毛球，或是躺在绿化带上晒太阳，身边是咖啡壶和啤酒瓶。
终于在一家营业的烟酒铺买到水，结帐时，警车来回驶过两趟，小林吓了一跳，“像做坏事一样”。后来，小林偶遇一家营业的超市，又赶紧钻进排队的人群里。她其实也不知道要买什么，又不想错过机会，看到货架上有巧克力，直接要了4盒，连价格都不问——虽然她并不爱吃甜食。
一辆电瓶车突然凑过来，车上的人压低声音：“咖啡、啤酒要不要？”对方自称是咖啡店员工，还掏出手机给小林看核酸报告。“有美式吗？”小林试探性地问。那人立马从脚下的箱子里拿出两杯，“10分钟前刚做出来的。”安全起见，咖啡杯上的logo被撕掉了。
生意人不易，小林有些心酸，更让她难过的是路上遇到的那个80岁阿婆。阿婆一个人站路边，用上海话小心翼翼地问小林：“妹妹，你知道哪里能买到馒头吗？”老伴早餐只能消化馒头，她不会做，居家隔离一个月，都没能好好吃一顿，现在终于能出门了，熟悉的菜市场却没开。想起家里还有物资，小林让阿婆坐在便利店门口等，她来回骑了一个小时，带来了牛奶馒头和腊肉。
阿婆掏出钱给小林，她的指甲很干净，纸币整齐地卷成一卷，几乎看不到折角，“是一个体面的人。”小林拒绝了，还留了电话，打算下周再给老人送馒头。阿婆不住鞠躬道谢，头越来越低，本来是精心染过的棕发，现在发根已经全白了。
●复兴西路上，两个年轻人在打羽毛球。林睿 摄
4月26日 复诊
像一只金毛
时隔40多天，再次出门的艾米，形容自己“像一只金毛”：脑袋拼命往车窗方向探，眼睛四处张望，就连路边的小花和绿叶，也让她感到新鲜。
为了能到医院看病，艾米等了足足一周。那七天，她得到的答案永远是：正在安排车辆，在家等待通知。
今年3月，艾米的身体出现问题，医生要求她连续做六个月治疗。如果没法及时复查，症状会加剧，病情也会恶化。
但社区对于外出有一套严密流程：填表申请，等待社区的派车通知，领取出门单和转回单，上面会标明姓名、身份证号、外出事由、地点和时间。艾米要在上车和下车前递给司机，少了任何一环，都会被拒绝。
直到就医前一天，艾米才接到居委会通知：第二天能派车，但没有明确时间，只能等电话。艾米定了早上6点的闹钟，“我不能错过，要不然就出不去了。”两小时后，司机的电话来了：15分钟内到小区门口，过时不候。
艾米第一个上车，车里的座位都套上黄色塑料袋。那一天，上海暴雨倾盆，但没人因此放弃出门的机会。很快，四人座就挤满了五个人：一个孕妇和坐轮椅的老人，以及他们的家属。艾米挤在后排中间，担心压到旁边的孕妇，只能尽量将身体前倾。
路途只有半小时，司机的电话几乎没断过。等红绿灯的时候，孕妇家属紧张地提醒司机，不要看手机。艾米趁机瞟了一眼，原来司机是在群里报告病人的接送情况。
不到一小时，艾米在医院结束治疗。按照规定，她给居委会打电话，重新等待派车。
暴雨天，司机已经忙了一早上，还没吃上饭，他决定先将艾米和另一个看病的年轻人送回家。那个年轻人身体内置的导尿管支架过期20多天了，好不容易申请到出门机会，去的医院却做不了相关治疗。
中午12点左右，艾米回到小区，首先要接受抗原检查。到家没多久，居委确认的电话也来了，这场准备了一周的出行，总算完成了闭环。距离下次治疗，还有一个月，“如果还是这么严重，只能再交申请、等安排。”
●兴国路，一辆三轮车上载着3个抗疫人员。林睿 摄
4月8日 误食84泡腾片
没有力气举起手机
喝掉那杯水之后，68岁的母亲口腔最先感到不适，紧接着开始恶心呕吐——她误将84泡腾片当作维C泡腾片食用了。公交车早停了，出租车也无从找起，一家人不知道怎么去医院。
小飞只好先让母亲喝水催吐，10多分钟后，母亲的胃部泛起灼烧感。情况正在变严重，误食84，轻则呕吐头晕，重则腐蚀咽喉，甚至导致消化道大出血。
邻居主动提出开车送他们。按照流程，外出要先线上报备，等待审批和回复。但是小飞等不及了，居委会同时管理21栋高层住宅楼，早就超负荷运转，小飞不知道自己的信息什么时候能被看见，她直接奔往居委会开证明。
听完小飞的讲述，居委会立马开了出门条。但是，到哪里看急诊又是另一个迫切的问题。一番权衡，小飞决定让邻居走沪闵高架，再上内环高架。这条路途经医院最多，六院、八院、龙华医院——他们决定逐家求救。
六院曾发生院内感染，直接跳过。首先到达第八人民医院，结果医院大门紧闭，全院都去支援方舱了。下一站是龙华医院，此时距离误服84已过去将近一小时。所幸这里接收急诊。母亲还是感到恶心，但能走路，隔着玻璃窗，医生判断问题不大，建议回家喝果汁牛奶自行催吐，如果有神智不清的症状，再到医院洗胃。
小飞悬着的心总算落地了。回程的路，她也终于有余力打量这座被封锁的城市。落日余晖依然很美，外卖小哥骑着电动车匆忙驶过，到处都拉满了警戒线，一辆装满菜的三轮车上，大白躬着背，正使劲蹬车踏子。
小飞是一名摄影师，用相机记录一切是她的习惯。但这一刻，当她瘫坐在车里，望着萧条的街道，心中怅然，发觉已没有力气举起手机。
4月25日 发工资
这种规矩，让人感动
天气预报称，上海将出现7-9级的雷雨大风，气象台先后发布了雷电、大风、冰雹黄色预警。
恶劣的天气没有阻止张强出行的决心。张强是一名医生，也是一家医疗企业的创办者。每个月10号，是公司发放工资的日子。封控来得突然，张强把发工资时需要的U盾落在了公司。
工资已经拖欠半个月，虽然没人抱怨，张强心里清楚，40多个员工大都背负房贷和车贷。况且还有外地办公的员工，社保要委托第三方人才中心缴纳，工资能否在月底前发放，将会影响他们的社保。
直到看到一篇关于“企业负责人向居委会申请出门条，给员工发放工资”的新闻，张强决定效仿——他不想再等下去了。
张强所在的小区属于防范区，申请出门条的流程不算复杂。备齐核酸、事由等材料说明，张强向管家提出要求，再由管家向居委会汇报，当天条子就批下来了，“可能是医生的身份，让大家更信任我，不怕我出去做其它事。”
出发前一夜，他准备好防水衣服，又往背包里塞了雨伞、一瓶矿泉水和一个黑麦面包，想到封锁这么久，街上没人，可能会遇上觅食的野狗，他又带上自拍杆，既能记录，也能防身。
社区规定，出门只能步行，不能开车。从家到单位，20多公里的路，张强决定步行，沿途看到共享单车，他就骑一段，再走一段。事后，张强回忆，这趟出行至少被拦过5次。从单元楼到小区门口，大路上还遇到过3次警察，检查出门条和核酸证明。
在办公室发放完工资，张强顺道去看了83岁的母亲。封控期间，他每天要和母亲通视频聊天，确保她的物资储备和健康状况。隔着一堵墙，母子俩合了影，母亲给他递来一捆自己种的莴苣。
街上几乎没有人，商铺全关闭了，想到商铺背后的老板和员工，张强有些共情，“要坚守确实很难”。沉重中也有安慰，十字路口没了警察，骑手还是很守规矩，红灯亮了就主动停下来，“这也是有希望的地方，这种规矩，是非常让人感动的。”
●出行路上的张强 视频截图
4月21日 阿托品告急
幸运得让人后怕
就在孩子眼药水即将见底的时候，楼栋里的阳性病例被转移走了，按照社区的出门规定，Marcia这才能够走出家门，亲自到医院配药。自从小孩患上重度近视和散光后，阿托品就变成家里的必备药。麻烦的是，这款眼疾药的保质期只有40天，过去三年，Marcia每个月都要跑一趟五官医院。
居家隔离一个月，居委会虽能帮忙配药，但仅限于社区医院。阿托品是处方药，社区医院没有；网上的跑腿员一趟300块，时效也不能保证，通常要晚上才能送达，但阿托品又要低温保存。最理想的情况是，Marcia亲自到医院取药。
出门需要48小时核酸证明和出门条。Marcia事先跟居委报备事由，居委将加盖印章的出门条送到小区门口，再由物业转交给Marcia。
4月21日，Marcia终于踏出小区大门。阳光晒在皮肤上很温暖，“自由真好，呼吸空气的感觉真好”。之前，楼栋接连出现病例，居民足不出户，就连垃圾也只能放在家门口，由保安统一收走。核酸结果比别人迟，Marcia就担心是不是阳了，情绪也跌到谷底。
出发、取药、返家，不到一个小时的行程，Marcia不舍得关车窗。沿途到处是黄色的警戒线，淮海西路和衡山路几乎看不到人，曾经的网红地标武康大楼，门户紧闭，一个人也没有。
也有遗憾的地方。由于缺货，这回出门没能配到小孩要用的过敏药。这款药疗程特殊，从每天一滴到两滴，再到三滴，如果中间断药，就必须从头开始，而且“过敏的反应就会严重一点，咳或痒就会更多。”
Marcia不敢抱怨，这次疫情中，她已经靠运气撑过几次难关。
父亲刚做完心脏搭桥手术，上海就爆发疫情，被药品所困扰时，楼里的医生主动站出来，承担小区的配药任务。后来，父亲的额头摔了两道大口子，120救护车来得还算及时，更庆幸的是，他们拥有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这是能被救护车接收的重要前提。
不过，这种运气，也让Marcia后怕和不安。小区曾被降级为防范区，可以下楼散步，但她还是劝父亲待在家里，“尽量自我保护，不要出额外的事情”。
●Marcia的出门单。讲述者供图
4月21日 出国留学
来不及告别
飞机计划在中午11点起飞，凌晨3点半，父亲就开车带小凡出发了。天色尚黑，还飘着毛毛雨。车走的是中环，小凡以前上学的必经路。
小凡18岁，要出国留学，已经为此准备将近一年。
从家到浦东机场，不到60公里，提前这么早出发，是担心在隧道出入口和高架上下口被警察拦下盘问。沿途，小凡不敢睡觉，直到车跨过黄浦江，从跨江隧道穿出来，才稍微心安——她之前在网上看到，有人在外环被拦，有人签证材料被卡在海关，还有的因快递停掉拿不到签证，或者居委会不配合，拿不到出门条，最后都错过国外的开学时间。
小凡还算顺利，不到5点，已经到达浦东机场。机场前所未有的冷清，只有1趟国内航班和3趟国际航班。出发层的商店全关了，几个穿着防护服的人员在移动。休息区的椅子几乎全空着，零星散落着20多个打盹的旅客，有人直接躺在地上，身边堆着行李。
这是小凡第一次独自出门远行，离别仓促，她都没来得及跟朋友、亲人道别。疫情中，想要回国也不易，再回到上海，也许就要一、两年后了。
●凌晨的浦东机场 讲述者供图
4月29日 宝宝打疫苗
昂贵的机会
全家兵分三路。杨玲直奔居委会开证明，丈夫在家给宝宝换衣服、收拾纸尿裤，公公提前去地下车库启动车。75分钟之内，杨玲和4个月大的宝宝必须到达18公里外的一家私立医院，接种第二剂轮状病毒疫苗。
过去两天，杨玲几乎打遍附近医院的电话，得到的回复不是没有疫苗，就是医院不接收有阳性病例小区的病人，好不容易都能满足，也只能排在5月15日以后。这超出宝宝的接种周期。轮状病毒疫苗是为了预防轮状病毒肠炎，每两剂的接种周期应在10周内。超期虽没有明确的削弱作用，但在宝宝的事情上，这位新手妈妈不希望有一丁点偏差。
4月29日下午3点半，杨玲发现4点到5点半，某家私立医院空出一个号，尽管这里一剂疫苗就要1000多，比社区医院贵了不少，但疫情期间，接种时间和疫苗库存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必须抓住这昂贵的机会。
去医院的路途，好几条道都封了，路上的救护车似乎变多了，闪着灯和急救警报。一位年轻的妈妈骑着电瓶车，后座载着一个十来岁的小朋友，“可能是出去看病的”，杨玲猜测。
距离医院5分钟的地方，一位警察把他们拦下了。杨玲担心过号，心里着急，她事先做过攻略，很多地方盘查细致，会费去不少时间。隔着车窗，杨玲将通行证贴在玻璃上，警察双手罩住玻璃，避免反光，一字一字检查，确认无误后才放行。终于，在5点医院收费处即将下班时，杨玲一家卡点赶到。
●杨玲的出门条 讲述者供图
4月16日 散步
两小时自由
34岁的李清独居，除了工作，双休日基本都不踏出家门。居家隔离20天后，连她这般宅的人，也快受不了了，“宅得霉了，感觉再不出去真的会抑郁”。4月16日起，社区降级为防范区，她也随之收到防范区的居民通行证：每户每天出去一人，自由活动两个小时。
李清素喜植物，家里的阳台种满了郁金香、海棠花、月季、满天星。一出家门，绿植们正是她所关怀的对象。和过去相比，外面的树叶变得油亮油亮的，在李清看来，之前它们被迫吸收汽车尾气，奄奄一息，“现在终于有空为自己生长了”。路边杂草疯长，蔷薇、月季、石楠，还有各种叫不上名的花，都开得娇艳。
“短暂解封的人到底能有多疯狂？”超市门口的盛况满足了她的好奇心，人群在外面的广场上绕圈排队，另一家超市的客人从路口排到路尾，约莫有两百米。只是货架上，这里空一块，那里缺一角，可供选择的也不多。
这里虽然属于上海郊区，少了汽车尾气，还是能明显察觉到空气的变化。隔着海，远处的大金山、小金山和浮山岛一览无余，就连山顶上白色的灯塔都能纳进眼底，平时最多只能看清两座山。城市沙滩公园的边缘坐着一个垂钓人，李清猜测，“是不是看门的保安太无太聊，在钓鱼？”
注：一位社区志愿者告诉我们，关于出门，不同小区有不同规定，有的小区机动车不能开出门，只能步行或小电驴；有的小区可以开车，对出行理由也没有要求。另一位居委会工作人员称，4月下旬起，部分防范区开始升级管理，比如已经做好的出入证，预计第二天发，但临时接到通知不让发了。
（文中艾米、小凡、小飞、杨玲、李清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