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成本优势减弱，体制成本上升，中国经济如何突围
一、中国现在面临的国际形势：外需萎缩，反全球化
要理解中国经济从之前的高速增长转向6%~7%中高速的增长，首先要理解全球的格局。
假定有两个经济体，一个富有，一个贫穷。富国是10万块资本，300个人。穷国是10块钱资本，3000个人。前者类比是欧美和日本，后者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
这两个经济中间之前有一道蓝墙隔开，大家各过各的日子，穷就是没资本，没资本就没有提高生产率的手段，很大程度靠人力、靠自然力，经济进步就很慢。富国资本雄厚，可以转化为生产力，所以贫富差距会拉大。
现在把蓝墙打通，就是改革开放，把这个壁垒打开。打开以后：两个经济体加到一起算，资本总量就变成10万零10块钱，人口总量是3300人。要素的相对比例都发生变化，用我们熟悉的话就是“竞争格局发生了变化”。
第一， 富国的资本总量只加了10块钱，但是人口总量加了3000人来抢。
原来300人用10万块钱，现在3300人用10万零10块钱，所以资本的稀缺程度提高了。为什么全球化以后，华尔街可以赚到很多钱，道理就在这里。
第二，富国有科技，3300人来抢科技，科技的稀缺性也提高了。
但是富国经济的麻烦是，原来只有300人，现在却要3300人一起竞争工作机会，劳动者的竞争加强了，这个过程中，富国的劳动者蓝领、下层白领难受了，因为他要面临3000个原来收入只有1块钱的力量的冲击。
所以发达国家失业率特别是年轻人的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道理也在这里。
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二战后发达国家的橄榄型的社会结构被破坏，全球化以后两极分化严重，基尼系数上升。
华尔街、硅谷赚到了大钱，但中间有一个很大的人群很失落，制造业工人、中下层，在全球化过程中面临的压力要超过他们得到的好处。
当然好处也有，就是中国的产品很便宜，美国享受到了稳定的物价，所以，穷人实际的生活水平降低得不会那么严重。但是和华尔街、硅谷一比，相对收入的落差就出来了。
发达国家都是这样，二战后高的基尼系数降下来，然后又回上去，然后就带来了社会矛盾。因为很多美国的大妈大叔，够不到金融、也够不到高科技，人数上又是大头，就会有愤怒感，所以在全球化高涨当中发生了“占领华尔街”。
现在这个全球格局，发达国家、美国的平均水平是在下降的，但是中国在提高。我们的人均GDP从1978年的200美金，升到现在的8000美金，深圳是几万美金（25000）。而美国呢，从1978年的13500美金升到现在也就5万美金。
所以，特朗普也出现了，特朗普反映了一个趋势：所有大的变化中，并不是每一个人、每一个集团、每一个板块都同等可以获得收益，有高有低，有得有失，所以社会矛盾就会起来。
这里还要谈到一个术语：比较优势。李嘉图的理论，说的其实就是各国扬长避短，拣生产率高的东西干，这样整个社会的总体产出就会高。但是萨缪尔森后来的研究结论说这不对，因为中国啥都搞，搞完袜子搞汽车，搞完汽车搞飞机，搞的大家优势趋同了，逼得发达国家不知道干啥了。萨缪尔森临死前就问了一个问题：原来造自行车的现在开始造飞机，原来造飞机的造什么呢？他的结论就是：在共同的比较优势下，一方可能永久损害另一方的利益。
中国就是通过这样，这些年赚了巨额的高额顺差。而美国比较优势没了，经济以外的规律就要发生作用了，贸易摩擦，制造壁垒，甚至国际紧张，都来了，金融危机也来了。
从外部看，我们现在的经济下行首先就是全球的外需收缩，如果你是一个主要靠内需发展的，对你影响就小，但是偏偏我们在高速增长当中，我们是高度依赖外需的，那当然影响更大。 二、中国现在面临的国内形势：成本优势减弱，体制成本重新上升 从内部看我们现在面临的经济形势：是成本在变化，并且核心是体制成本的重新上升。
中国高歌猛进的全球化，就是因为有成本优势。我们不开放真是白穷了多少年，一开放发现穷就是竞争力。穷就是工资低，工资低就是成本低。同样一个产品成本低叫价就低，全世界的买家都是一样物美价廉，当然买你的。
但是现在这个成本在变化，劳动力成本、土地、能源，所有的价格都在经济高速增长中变化，最典型的例子是曹德旺在美国设厂。
成本变化最大的是什么呢？是体制成本。
仅仅把中国崛起归因于劳动力便宜，不准确，因为劳动力便宜并不能解释中国的崛起。没改革开放前，劳动力更便宜，那个时候没有中国奇迹，现在看非洲很多国家的劳动力比我们还便宜。
不是要素便宜就能够变成竞争力，要素变成竞争力要变成产品，要素变成产品要组织，组织要在一个体系里头运行。这就引申出来了体制的问题。
所以，让中国经济崛起的真正秘密不是原来穷，而是把原来导致穷的封闭变成开放，在开放当中允许组织创新，进行体制改革。
比如，如果不包产到户，农民就不可能解放出来，没有生产积极性，依然还会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八亿农民搞饭吃饭还不够吃”。
有了体制改革，才有下面的一环扣一环。劳动力解放出来去哪里就业？这又逼出了民营企业。产能出来了，市场在哪里？所以又逼出了WTO谈判，1997年签约，五年预备期，2002中国冲进去，把世界市场打开了，把原来的障碍打开了。
进了WTO，一开始还是“奖出限进”，后来尝到了甜头，全部杀进去，这才冲到了全球化的前沿。
所以，中国的成本优势不完全是原来的劳动力便宜，主要是第二项优势，通过改革，把原来奇高无比的制度成本大幅降下来了。
就是这套挺土的打法，把我们的体制成本，几位诺贝尔奖得主给出的理论，在中国非常显著地降下来。体制成本下降，加上原来的要素成本低廉，结合到一起再加第三个力量——学习曲线。最终构成了后来的“中国故事”。
但是现在新问题来了。新问题是成本又上来了，原来的成本优势消失了。现在我们一般讲成本优势消失讲的都是劳动力、工资在涨，这个问题当然存在，但是被大家忽略的是：我们的体制成本重新在高速增长当中举头向上。
1995~2012年是中国最高速成长的这段时间。我们名义的GDP是增长是8.6倍，全国工资总额涨了8.8倍，税收涨16.7倍，政府除税收以外的收入18.8倍，法定一定要交的社保五险一金增长了28.7倍，最关键的是土地，政府独家供地获得的土地出让金，涨了64倍！
体制成本上升表现在什么地方？比如，我们到今天也没有达到税收一定要法定，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规定的，我们现在很多的税收是行政部门直接定的，抽税的人定抽多少，政府定了，不经过人大的审核。那这个就很容易一下子收过头。
比如，这届政府说简政放权，但是很多后来增加的文件大部分都不是计划时代而是高增长的时代加进去的，我们在这波下行就吃了这个亏。这些是体制性的问题。
现在没有什么资本主义的大帽子，但是小绳索挺多的，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些事情加到一起摩擦系数大了。高速长的时候加大摩擦没有关系。问题是外需一收缩，这些变量就来了。
还有对待新科技的态度，一波三折。
还有城市化，我们的行政区划是组织化的。城市建设说好很好，但是浪费不得了，修了多少没人去的设施，耗了多少水泥钢铁，水泥钢铁有多少的排放，然后又回到我们的肺部。
你要跟着人口和资源的流动来发展城市化，愿意去的地方好好投，中心城市，城市群，城市圈。那人不愿意待的地方还林、还环境，青山绿水、特色小镇。
三、中国经济的突围：体制改革+创新
怎么确保我们的成本优势，两个方法：降低体制成本、创新。
中国现在面临的状态是：两个海平面，形象比喻已经变成了三明治，我们夹在中间，成本已经顶上来了，市场成本也上升了。劳动力大家都贵，土地也在贵，但是我们手里还没有多少独到性的东西。
这个世界上的竞争就两句话，你要么成本比人家厉害，要么手里有独到的东西。比如美国苹果卖到全世界，通宵排队买，因为他有你没有。
现在我们30年改革开放高速成长伟大成就，全球格局看夹在中间了，底下有印度、有越南，他比你还便宜，他招商引资的力度比我们当年还强，都学会了。
在这个情况下，就无可阻挡的发生了整个经济增长模式的变化。现在要继续我们的成本优势，但是成本当中的那块体制成本，这个东西没有改革，光靠民间解决不了。没有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主动地发起一轮一轮的深化改革，这个成本很难降下来。
比如社保基金，我们现在很多的法定保障率交得比美国高。当初交那么多是没办法，当时是国企大面积亏损，所以社保交费率定得比较高。但当时就有一句话，以后要把大型的、赚钱的国有企业的资产划到社保去，用那个收益来抵社会保障。
但是真要做的时候难度不小，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把这条写进去了，就是要划一批国有资产到社保基金，然后把法定保障率降下来。
我们的经验已经证明，体制成本降，经济就会很好地发展，体制成本上升，整个国家民族就会被拖住。
渐进改革的好处就是震荡低，不是一次性解决问题。但是渐进改革的难处是你要“维持渐进”，所以体制改革一定要改到把体制成本再降下来为止。
既然这个成本降不下来，那么能不能延长它的时间，就是把成本曲线往右推，尽可能延长它持续的时间。因为，这条成本曲线一定会上去的，人均200美元到8000美元变成深圳的好几万美元，这个成本肯定会上去，但我们可以把整个成本曲线往右移，延长成本优势持续的时间。
比如说工人很贵，我生产附加值高的东西，如果还生产袜子，如果还是这套工艺，这套生产率他就是很贵的。你改变一点。
所以真正地对付成本压力就是不断地右移我们的成本曲线，形成一条长期来看持续有竞争力的成本变动。这是商业世界里头的不二法门，也是整个经济体系和经济体系竞争当中的不二法门。
降低成本的第一个突围方向，是刚才说的体制改革。而第二个突围方向是创新，通过创新来突破全球形成新的僵局。
引进新的产品，改变现有的品质，引进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的市场，夺取原料和半成品新的来源，创立新的经济组织，创新才能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
创新很重要、很伟大，但创新不是一定会发生的。成本曲线也不一定会右移，否则哪来这么多的过剩产能、僵尸企业、鸡肋的企业，还有病危停滞的企业？创新是有条件的。
举例说，以色列800万人有3500家初创公司，并且特拉维夫主导了美国硅谷的高精尖研发，美国没有一家大公司不在特拉维夫设创他们的研发中心，他们靠的是人、想法、发明创造，靠的是对教育的重视。
总之，中国不创新、不改革，不会走出现在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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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松：亚洲“饥饿”之火
二战之后尤其是1998年的东南亚危机之后，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特点十分鲜明：全力推进以出口加工业为核心驱动力的工业化，此时就会产生对基础设施的庞大需求，而出口和基建（即城镇化）的发展就成为本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出口快速增长就可以不断积累外汇储备，而强大的外汇储备就可以满足自己对大宗原材料（核心是能源和农产品）的进口需求并稳定自己的货币体系。
在这数十年内，这种经济增长模式让亚洲成为全球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在国际经济版图上的地位不断提高。
不可否认，北美和欧洲是当代工业化最完善的地区，它们可以持续推进工业化的基石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今天已经是尽人皆知的，那就是建立起强大的内需市场。当以科技、管理为代表的生产力不断进步、不断为市场提供更高水平的供给之后，就可以不断满足本社会强大的内需，内需就是龙头，就可以推动本国的工业化不断前行。
不知道人们是否想过下述问题，如果不能建立高效的基础能源供给体系（注：这里的基础能源指的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各种能源和农产品，下同），一旦食品供给得不到保证，人们就只能将大部分的收入用于食品购买，也就没有能力购买更多的工业品，即便科技、管理不断进步可以为社会提供更高水平的产品与服务，这些产品与服务就无法出售，工业化就无法进步。一旦能源供给得不到保证，人的生产、生活环境就会被破坏，工业化也无法得到进步。这就是欧洲今天所遇到的问题，能源供给严重依赖俄罗斯，也因此欧洲是发展新能源的急先锋，目的是补上自己的能源短板。
结论是，发达的基础能源供给才是本国或本地区工业化不断进步的基石！
所以就可以看到，北美的农场主是北美社会非常重要的一个群体、而且一般也是非常富裕的人群，源于他们是工业化社会可以持续得以推进的基石。而能源政策和能源价格永远是欧美社会经济发展的焦点，甚至可以直接左右美国总统的大选结果。
然后我们再看看亚洲，依照上述经济发展模式发展了数十年之后，主要国家对大宗原材料尤其是农产品和能源的对外依存度不断上升，风险敞口不断放大，农民反倒成为多数国家最弱势的人群、成为被牺牲的对象，也就失去了工业化可以持续推进的基石，这样的工业化显然是有弊端的，也是不可持续的。
一旦国际局势生变时，亚洲的基础能源之火很可能就会被点燃：
第一，今天的贸易全球化已经难以为继，各国开始以价值关站队，然后以价值关为基础来开展自己的贸易活动，这是俄乌战争所带来的事实。此时，各国为了自己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就会将关键的产业链重组，要么回归本土，要么回归与本国价值关一致的国家或地区，这就会导致部分亚洲国家的出口受阻，未来，外汇储备的积累会越来越难。
第二，产业链重组就会导致供给受到制约，由于美欧是全球最主要的需求终端，通胀首先在美欧社会大幅上行，再加上前些年的货币滥发，让美元欧元的价值加速下跌。前面已经说过通胀本质是货币现象，当美元欧元的价值加速下跌时就会导致以能源和农产品为核心的大宗原材料价格的快速上涨，亚洲各国外汇储备的购买力就会快速下滑。
当外汇储备购买力加速下降、以至于无法满足本国进口需求的时候，亚洲的基础能源之火就被迅速点燃。
斯里兰卡是个美丽的南亚岛国（见下图），通过出口加工和旅游（也是一种出口模式）来积累外汇储备，以满足自己对大宗原材料的进口需求，这是非常典型的亚洲经济增长模式，在过去数十年让斯里兰卡的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亚洲国家普遍通过借贷投资建设自己的基础设施，斯里兰卡也一样，这就形成了很大的债务压力。
新冠疫情爆发之后，由于全球产业链断裂导致欧美通胀高速发展，即美元欧元加速贬值，这直接驱动了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高速上涨，下图为彭博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走势图，进口支出的快速上升直接拉断了斯里兰卡的国际收支平衡，引爆了社会危机和债务危机。
根据法新社报道，官方的数据显示，斯里兰卡今年需要约70亿美元来偿还外债，但能源、食品、药品价格的高速上涨让斯里兰卡的外汇储备加速消耗，到今年1月该国的外汇储备就已经下降到23亿美元，既无法覆盖债务敞口也无法继续满足进口需求，这直接导致本国能源、食品和药品短缺，让通胀失控。同时电力、食品、药品短缺又严重破坏了本国的经济环境和旅游环境，企业无法正常开工就进一步打击了出口，游客不再前来又进一步丧失外汇收入，这都进一步破坏了本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让进口能力进一步下降，让通胀进一步恶化，也让债务危机和社会危机进一步加剧。
3月开始，由于能源不足导致斯里兰卡每天需要停电7.5小时，不仅私人汽车（摩托车）加不到汽油，连公共交通汽车都因为燃料短缺而出现部分停运，有些公交司机称要排队七个小时才能加到燃油。
通胀恶化导致的社会危机和债务危机共同摧毁了本国的汇率，参考下面的三张图表。
通胀恶化与货币高速贬值，就是斯里兰卡基础能源之火（也是饥饿之火）燃烧的过程，也就是返贫的过程。这种情形持续下去就会导致工业企业加速倒闭，而企业倒闭和游客不再前来就会让基础设施利用率下降甚至被废弃，就会出现工业化倒退的现象。
最新的报道是，斯里兰卡执政的拉贾帕克萨家族、多位部长和议员的房屋遭抗议者焚毁，斯里兰卡已经陷入严重的社会动乱之中。
或许您认为斯里兰卡是发展中国家，即便在亚洲也不具有代表性的意义，那就看看亚洲最重要的两个发达国家——日本和韩国。日韩两国的通胀率都在加速上升，而日元汇率也出现了加速贬值（虽然贬值的幅度不同，但贬值的态势与斯里兰卡卢比类似，都是突然的加速下跌）并创出20年新低，而汇率加速贬值必然在未来剧烈地刺激通胀。日韩是发达国家，对美元欧元加速贬值所带来的大宗商品价格高速上涨的抵御力远非斯里兰卡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可比，但所反映出来的内在问题却是一样的。另外还应注意，基于日本经济与亚洲经济的联系非常紧密，日元对亚洲各国货币就具有巨大的影响力，甚至超过美元和欧元，而1998年东南亚危机的爆发就与日元汇率的剧烈波动紧密相关，现在日元开始快速贬值，基本确定会带动亚洲货币的同步贬值，必然会刺激所有亚洲国家的通胀，这是亚洲危机的先导信号。
高速贬值的美元和欧元，就像是病毒一样正在全球大流行。第一，会导致欧美社会的购买力减弱，对亚洲的出口造成冲击；第二，美元欧元病毒刺激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会严重削弱亚洲各国的外汇储备购买力。而亚洲各国在过去数十年中对以能源和农产品的进口敞口不断放大，当进口能力开始受到制约时就会引爆本国的债务危机和社会危机，所以，美元和欧元病毒大流行可以看做是为亚洲过去数十年的经济增长模式量身定做的。
亚洲在过去数十年中是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当然也成了资产价格泡沫最严重的地区，当基础能源进口受阻导致通胀失控之后，利率高速上涨就会导致持续了数十年的资产价格泡沫破灭。
这轮经济滞胀所带来的危机已经首先在美欧开始，这是开始阶段，通胀的压力可能很快就会传导至亚洲，这是由亚洲过去数十年的经济增长方式所决定，也是由部分亚洲国家巨大的能源、食品风险敞口所决定，我们要警惕“斯里兰卡现象”在亚洲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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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之伟：对上海新冠防疫两措施的法律意见
已披露的上海官方人员与相关居民的对话视频、音频显示，上海新冠病毒防疫采取的两项措施引起的事态非常严重，在市民中反应也很强烈，很可能造成某种法治灾难，特发表法律意见如下，以为各方处事的参考。
一、对居民使用强制手段强制送方舱隔离的任何做法都是非法的，应立即停止
本市某区某街道办事处、派出所人员与居民对话视频显示，有关官员强硬声称，同楼层密接人员一律送方舱隔离，不服从就使用强制手段实施强制。有关官员声称，这是全市统一部署，实施强制的依据是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 条中第 1项的规定。实际上，这些官员的说法明显误解乃至故意曲解了法律。《治安管理处罚法》第 50 条规定的第 1项不可能成为支持他们强制行为的法律依据。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相关规定的原文是：“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一）拒不执行人民政府在紧急状态情况下依法发布的决定、命令的”
为什么说以上规定不可能成为支持街道办事处、派出所人员强制行为的法律依据呢？对于稍微有点社会主义法律意识的人来说，这道理其实非常简单：
1.“紧急状态”是一种法律状态，必须经有权机关依宪法宣布才出现或存在，绝对不是任何机构或官员可以随意认定和信口开河宣告的。我国《宪法》第67条第21款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全国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进入紧急状态”。我国《宪法》第89 条第16款规定，国务院“依照法律规定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范国内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除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外，我国没有任何组织和官员有权决定和宣布上海市或上海市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
2.现实情况是，上海市或上海市任何地区都没有依法进入紧急状态，因而国务院和上海市各级地方人民政府不可能依法发布在紧急状态情况下才能发布的决定、命令，也确实没有发布在紧急状态情况下才能发表的相应決定、命令。
3.即使考虑到《传染病防治法》第39条的规定，有关机构也无权使用强制手段强制送居民到方舱隔离。该条第 1 款规定：“医疗机构发现甲类传染病时，应当及时采取下列措施：
(一）对病人、病原携带者，予以隔离治疗，隔离期限根据医学检查结果确定；
(二）对疑似病人，确诊前在指定场所单独隔离治疗；
(三）对医疗机构内的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病人的密切接触者，在指定场所进行医学观察和采取其他必要的预防措施。”该条第 2款规定：“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的，可以由公安机关协助医疗机构采取强制隔离治疗措施。‘”第2款中的强制措施是指强制隔离治疗措施，显然只是针对前款第（一）项和第（二）项中所提到的病人、病原携带者和疑似病人，而不包括第（三）项的密切接触者，更不会包括其他居民。
结论：
1.依据宪法，在目前，上海市任何组织、官员決定和宣称上海市或上海市某地现在处于紧急状态，那一定是没有法律根据的、虚假的，切组织和个人对谎称“紧急状态”之说法的非法性都应予以揭露、抵制;
2.上海市任何组织或官员声称根据人民政府发布的在紧急状态情况下才能发布的决定、命令，有权使用强制手段强制送市民到方舱隔离的说法或做法，都是非法、无效的；
3. 上海市任何组织或官员用强制手段强行把除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病人以外的任何居民送方舱隔离的做法都构成对相关公民人身权利的非法侵犯，应该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4.上海市各级各类公共机关都有责任有义务立即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制止使用强制手段强行把除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病人以外的任何居民送方舱隔离的做法，保障市民合法的人身权利与自由；
5. 人身权利与自由受到威胁的任何市民有权要求执行强制命令的工作人员出示人民政府盖章发布的决定、命令的纸面文本或国家机关网站文本。
6.已经受到人身权利被侵犯的任何市民在事后有权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得到法律保护和补救。
二、上海市任何机构无权强行要求市民交出住宅钥匙井进入市民住宅“消杀”
录音音频显示，本市虹口区有关官员强制要求飞虹路居民交出住宅钥匙、离家，并声称要入户进行病毒消杀，态度非常强硬。这种做法在上海恐怕已经不是个别情况。
相关法律的规定：
我国《宪法》第3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我国没有任何法律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让居民向公务人员交出住宅钥匙后离家，让后者进入居民住宅进行病毒消杀。
结论：
1.上海有关官员强制要求居民交出住宅钥匙，由他们派人入户“消杀”（的区域已经开始实施这种做法）这是非法侵入公民住宅的行为；
2.上海市各级各类公共机关都有责任有义务立即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制止强制要求居民交出住宅钥匙，由公共机构派员入户“消杀”的做法；
3.《传染病防治法》关于“消毒”的规定不会、也确实没有授权任何组织和个人强行获取居民住宅钥匙、进入居民家中“消毒”。
三、上海市委市府若认为出现了紧急状态，可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或国务院根据宪法采取相应措施
病毒毒性不强，危害不大，应防止防疫过度，防止严重得不偿失。
上海市委市府若认为出现了紧急状态，可提请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紧急会议，并通过人大常委会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或国务院按宪法规定宣布上海市或其中某些区域处于紧急状态，然后制定系统的工作方案。
新冠防疫要与保障市民权利、自由兼顾；各级国家机关和官员应严格依宪法法律办事，不可为办事方便违反法治原则、破坏法制。
新中国以来，上海从来就是以开明、法治、繁荣著称于全国乃至世界，倡导多年的上海“十六字精神”即“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已经成为广大市民的骄傲。当前，我国防疫形势依然严峻，上海的情况不容乐观，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如何在科学防疫、民主防疫方面向全国做出表率，是上海各级领导和市民的责任和使命。
专此提出如上法律意见，谨请各位深思！
(作者为上海居民、广东财经大学特聘教授、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本文形成过程中，华东政法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社科院、华南理工大学、武汉大学、湖北大学、北京大学等教育学术机构的总共 20 余位教授表达了意见；复旦大学桑玉成教授提出了重要修改意见。)
2022-05-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