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母亲，我的孩子被反复抢走
孩子被父亲抢走之后，一个母亲的漫长寻找
“紫丝带妈妈”，指的是一群无法与自己孩子接触的母亲。她们生育孩子、抚养孩子，却因婚姻不幸，生生被夺走了孩子。
而抢夺者，往往正是她们曾经的丈夫、孩子的生父。
为了在争夺抚养权方面获得有力支持，夫妻中的一方——往往是男方，会将孩子强行从另一半身边带走、藏匿，并切断孩子与另一方的联系，以期制造“长期生活”的既定事实。
甚至，还有人对法院判决无动于衷，即便抚养权最终被判归给对方，他们也拒绝执行，带着孩子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
过往的新闻事件里，曾有妈妈在孩子1岁半时就被迫与其分离，之后的8年，母子相见的时间一共只有20多个小时。
这样的妈妈不在少数，但她们却长期处在“无声”的状态下，孤立无援。
有资深律师分析过中国裁判文书网上700多起涉及抚养权纠纷的案例，其中，约12.68%的案例存在“抢夺、藏匿子女行为”，受害者多为女方。另有数据推算，中国每年大约有八万女性成为“紫丝带妈妈”，沦为配偶绑架孩子案件的受害者。
徐芸也不幸成为了其中的一个。
2021年6月1日，新《未成年人保护法》开始施行，其中增加了“不得以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的方式争夺抚养权”的条例。但这并没有给徐芸带来转机。
去年7月，徐芸5岁的女儿在法院执行下，终于回到自己身边。但谁也没想到，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男方又一次带着二十余人，浩浩荡荡地闯入徐芸家中，抱走被吓哭的孩子，消失在摄像头的画面里。
直到现在，徐芸都没再见过自己的女儿。
一
被抢夺的孩子
2021年8月，正值暑假，距离女儿艺诺上小学不到一个月。
徐芸早早地规划了一切：重新打印出生证明、转户口、联系好学籍。在徐芸的老家湖北闵集，母女二人的生活也渐入秩序，不出意外的话未来十几年，从一年级、二年级，甚至到高中，艺诺都会在徐芸身边慢慢长大。
计划越圆满，担忧也越深厚。徐芸的心里还留有以往数次被“抢夺”、被欺骗、被撕毁契约的不安感。
徐芸给女儿买了很多画笔和玩具，这是女儿艺诺的画
她不想接听那个男人的电话，有时候说上几句也会直接挂断。尽管程某作为父亲有权利探视，但对徐芸来说，每一次约定的探视都是被“趁人之危”的空隙，她不再愿意相信了。
矛盾还在那里，只是女儿终于回到身边。
8月24日这天下午，徐芸还没做完上一次“抢夺”的笔录，闵集家里只剩下艺诺和父母。
16点过5分，门口的摄像头里忽然出现一群陌生男子。这一次，程某带来了比以往更多的人。他们行动有序，一开始只静静站在门口，派出一人敲门，见徐芸父亲出现，几个壮汉拖住老人的步伐，蜂拥而进屋里。
接着摄像头里只剩下空空的院坝，和徐芸父亲的叫喊声。
16点过6分，一分钟不到的时间，哭泣的艺诺被抱走，男人们嚷嚷着：“走！走！”
孩子再一次被从母亲身边抢走了。
生父喊人来把女儿夺走的全程，都被监控摄像头捕捉下来
法令已改，判决已经执行，孩子还是会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夺走。对方是女儿的生父，不算拐卖，报案也只当是家庭纠纷，无法立案。
徐芸无奈地收好给女儿买的东西，有画笔，有亮晶晶的粉色小裙子。“我找了的话（他）又是来抢”，她很怕这样动荡的童年会给女儿心里留下伤害。
这是女儿从她身边离开的多少天，徐芸已经记不清了。
2015年，女儿艺诺出生，徐芸收获了一段紧密无间的哺乳期时光，这给她带来某种前所未有的感动。与之相反的是，徐芸和女儿父亲程某的关系阴晴不定，逐渐面临崩溃。
2018年，徐芸作为原告与程某对簿公堂，争议的焦点之一便是女儿艺诺的抚养权。最终，法院以孩子出生后一直与母亲生活为由，将抚养权判给了徐芸。
但围绕监护与探视问题的争吵并没有就此停止。2019年春节，前来探视的程某以“带孩子回家过年”为理由，把艺诺带去了湖南岳阳。徐芸不放心地跟了过去，却被男方一家拦下，“亲戚朋友都在这里，有人脉让她上学，你想要孩子就到岳阳来。”
之后的半年多时间，在幼儿园前，不到四岁的艺诺被父亲和母亲抢来抢去。“他高兴了，就让我见一面，他不高兴了就拿孩子要挟，”徐芸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我们常常在幼儿园的路边吵架。”
为了见女儿一面，徐芸常常站在幼儿园的栅栏外端详
直到2019年深秋，男方彻底带走了女儿，并且删了徐芸的微信，也不再接她的电话。
此后，在男方的“嘱托”下，幼儿园将徐芸拒之门外，程某家的大门也紧紧锁住。徐芸和女儿的相见，变得遥遥无期。
二
漫长的寻找
在岳阳这座有着五百多万常住人口的城市，藏起一个小孩好像也不是什么难事。
徐芸知道女儿在哪儿上学，也知道程某会带她住在哪里，但没有一次上门寻访最终是她所期盼的结果。
在程某居住的房子外，她常独自徘徊，像一个行踪不明的陌生人。
“我听见里面在说话，能不能开门见一下？”隔着铁门，徐芸的声音有些卑微，“艺诺你在的话，喊妈妈一声，妈妈来看你了。”
门外的灯熄了又亮，亮了又熄，楼道里是无人回应的空洞。
透过门缝，徐芸朝里面喊话，但始终无人回应
去幼儿园看一眼孩子的愿望，也变得棘手起来。隔着幼儿园的铁栏，徐芸仔细寻找着艺诺的身影，最终引起了园内老师的注意。
“我骗你干什么！”对方的语气近乎无奈，声音也愈加高亢，“她不在这儿，她退学了。”
回到车上，徐芸仍没有放弃，她开始拨打艺诺同学母亲的电话，小心翼翼地试探艺诺的行踪，对方告诉她孩子已经转走了。
转走了？孩子去哪儿了？孩子能去哪儿呢？疫情之下，所有的追问更加不可捉摸。
2020年初，突然爆发的新冠疫情使得人寸步难行，徐芸一直呆在武汉附近的家乡闵集，无法走动。直到6月管控放开，交通松动，“找孩子”又一次提上日程。
2020年6月，徐芸等待多时，终于找到艺诺所在的幼儿园，园方却以父亲不同意为由，拒绝母亲的探视和接送。
徐芸又急又气，拨通了派出所的电话。
因为抢走孩子的是孩子的亲生父亲，属于家庭内部纠纷，警察无奈地告诉她这是法院管辖的范围，需要父母双方自己协商。徐芸没有办法，只好联系所属法院。
法院也没有办法，毕竟孩子不是财产，说强制就能强制，法官跟徐芸讲，“孩子是人身，我们该怎么执行呢？”
为了解决女儿的抚养权纠纷，徐芸多次联系法院请求帮忙
放学时分，幼儿园门口热闹起来，人群熙熙攘攘，小贩的叫卖声此起彼伏。徐芸一眼看到了自己的女儿，大步向前的程某拖着艺诺小小的身躯，直到他们眼神交汇。
身体比大脑更诚实。程某动作娴熟，一开车门，把女儿关在路旁，不由分说。
“我能听见孩子在里面哭，但他没有理会，他就看着我。”徐芸回忆起那个慌乱的场面，周围人奇怪的眼神把她包围，“我说你再不开门，我就要砸车了。”
身为母亲的勇气，并没有给她带来任何转机。徐芸看着轿车远去的影子，和女儿一起，消失在车水马龙中。
三
失序的生活与爱
闵集和岳阳相距并不远，驾车不过三小时，乘动车只需一个半小时。但对四岁的艺诺来说，这代表了父亲与母亲两个家。年幼的她必须就这样反反复复地辗转在两座城市，伴着匆忙的步伐，和急促的呼吸声。
属于她的童年生活就在这一次次辗转中慢慢消磨、失序。
疫苗接种，是六岁孩童的必经之事。乙肝疫苗、脊灰疫苗、百白破疫苗、麻腮风疫苗等等，分别需要在儿童出生后不同月龄接种，且需按时、按序接种。
2021年7月，在徐芸的不断争取下，围绕女儿“抚养权争夺”的问题由法院立案执行，孩子终于回到母亲身边。由于分别太久，以及前两年间孩子随生父在外地接种，疫苗本上的信息格外混乱。下一针该接种什么呢？徐芸不得而知。
孩子随父母两地奔波，疫苗本接种一针就补一个，徐芸为此不得不打电话和孩子的生父核对
这样的失序，在感情中也不例外。
在被抢走的孩子那里，时间不再是连贯。短暂的童年时光，被分成“和母亲在一起”和“父亲在一起”的不同区域。重新接回女儿后，徐芸意识到，要弥补关系，就要和孩子一起找回过去。
她们坐在床边翻开相册，厚厚的一沓记录了艺诺从出生到六岁的点点滴滴。徐芸指着一张合照，说：“这是幼儿园小朋友，是吗？我还记得她叫什么。”
艺诺显得有些慌张，她对此好像并不感兴趣，只是快速地翻过照片，合上相册，“没了！”
家里还有一只异瞳的小狗，本是徐芸打算送给女儿的礼物，现在反倒成为了她的心结。每当小狗缠着她时，女儿就会立马转头走开，装作生气的样子，好像它是敌人，而非陪伴的朋友。
徐芸也会抓住机会和女儿聊天，努力把失去的沟通弥补上来。关于父母的关系，关于过去在岳阳的生活，关于总是被抢来抢去的纠纷，徐芸没有遮遮掩掩。“艺诺好像反应没那么强烈，她知道这件事，但她就不说。”
女儿接回来后，徐芸常常带着她翻看以前的相册，希望能借此弥补她们之间断裂的两年感情
抢与被抢的争夺，仍然每隔几个月就会发生一次。
孩子的抚养权被强制执行给母亲后，生父程某仍以探视为由不断找上门来，有时候还会带上一两个友人。
孩子对这一切没有太多的表达。每当听到父亲闯入的脚步声，艺诺会几近默契地躲进屋里，锁好门窗，只是听着争吵声，那些习以为常的争吵声。
在徐芸的记忆里，五岁的女儿只对电视里的东西滔滔不绝。只要屏幕闪烁，她就能安安静静地坐在跟前，好像到了另一个世界。
在一段破裂的婚姻关系中，孩子变成了和财产一样需要被抢夺和被分割的“东西”，他们自身对父母亲情的渴望很容易被忽视。
在这样失序的生活里，再深的爱也步履维艰。徐芸一想起孩子，就难过不已，“我只是想让她知道，妈妈没有放弃。我不希望孩子对我有误解。”
四
悬在空中的答案
徐芸的遭遇并非个例。她和有着相同经历的妈妈在网络上汇聚在一起，组成了“紫丝带妈妈”维权群体。她们当中，有人十年没有见过孩子，有人在生产后不到一个月就失去了孩子的下落。
自2021年6月1日起，第二次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正式施行，其中增加了“不得以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的方式争夺抚养权”的条例。
这意味着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时，可以将此作为当事人不利于抚养未成年子女的证据予以考量。
不少身陷离婚纠纷、被迫亲子分离的母亲因此看到了希望，但亲身经历过一次次判决执行的徐芸知道，这远远不是结束。
女儿再一次被抢走后，徐芸把孩子的东西都收了起来
拿到抚养权，如何执行？这是一个摆在眼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某律师团队整理过2020年181份涉及抚养权的案件，其中近四分之三起案件的执行结果是“终结本次执行”。这句话的意思是，如若在法定的执行期限（6个月）内采取各种执行措施，都无法将本案执行完毕，最终将暂时作结案处理。
据统计，在无法执行的原因“其他阻却事由”中，有41%是因被执行人故意逃匿或未成年子女被藏匿导致案件无法执行到位，也就是徐芸所遇到的这种情况。
这样的“抢孩大战”，通常发生在孩子八岁前。因为法律上规定，两周岁到八周岁的孩子因认知能力不足，尚不足以决定自己的行动。此时，父亲或母亲谁把握了陪伴的先机，谁就占据了争取抚养权的重要地位。
如果理性谈判没有效用，那就让“抢”来决出胜负。这一点，徐芸后来才明白的道理。
徐芸最担心的，是父母之间的争吵会给孩子带来成长阴影
2021年7月，法院强制执行女儿艺诺的抚养权判归，徐芸立刻把孩子带回了闵集老家。她特别向父母嘱咐要守好院子，若是暴力闯入私宅，就把民警找来解决问题。
但不到一个月后，孩子的生父便找上门来，强行闯入了徐芸父母的老宅，再一次把女儿带回岳阳。
找回来，抢回去，找回来......孩子在动荡里长大，大人在动荡里消耗。
“什么时候能见面呢？可能等她长大点吧，长大了我就可以和她单独见面了。”徐芸觉得，女儿8岁或许是一个盼头，到时候，法官就会倾听女儿自己的意愿。
但是，在女儿的童年里缺席这么久，她还会和妈妈亲近吗？还是会因为害怕父亲，不敢说出真心的想法？
孩子被抢走后，徐芸和家人发生过一些争吵，也从他们那得到一些建议
徐芸知道自己不能干等下去了。
今年徐芸搬去了武汉市区，找了一份有宿舍的工作。对她来说，没有艺诺的闵集也再没停留的必要。
作者 小波 | 内容编辑 百忧解 | 微信编辑 菠萝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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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妈妈的自由之路：云游放养、单亲再婚、培育艺术家
做妈妈还是做自己？这对很多初为人母的女性来说，是一个惹人烦恼的话题。从孩子的养育到教育，在长达十多年的漫长周期中，母亲的自我牺牲与奉献常常被歌颂。但是随着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在“母职”与“自我”中探索平衡。
这一年的母亲节，我们遇到了三位不一样的妈妈：她们或与孩子一起卷在严酷的精英教育体系中，或者面临着人生中难以割舍的新恋情，亦或被女儿要求想见多年不联系的生父。她们该如何做？妈妈们又会有怎样的烦恼？下面是中国人的一天与系列纪录片《了不起的妈妈》一起讲述的故事。
8岁的Sasa乖巧端正地坐在凳子上，双手握住二胡的琴杆，表情有些局促和不安。她正在为一场二胡面试做最后的准备。
Sasa对面，是在一遍遍地斟酌和调整录像角度的妈妈秀玮。
“背挺直。微笑，微笑。”秀玮嘱咐道。“我要开始拍了哦。”
尽管老师并不建议Sasa参加本次面试，“她的年龄还太小，这也会打乱接下来的教学进度”，但秀玮却并不这样认为。
上课后的每个夜晚都是Sasa练琴的时间，她抱起二胡，坐在家里并不宽敞的琴房，对着谱子一遍一遍拉动手中的琴弓。面试将至，长时间的练习让Sasa灵透的大眼睛中多了一些凝重，她一边嘴里念着谱子，一边喃喃道，“妈妈一直都在让我考级，但我不懂，因为这不是我的梦想。”
对于这场面试，秀玮有她自己的考量。
秀玮正在监督Sasa练二胡。
秀玮一家人居住在新加坡。15年前，她从福建漳州考进新加坡艺术学院，主修钢琴专业。毕业后，成绩优异的她被新加坡国家级的民乐团——新加坡华乐团录取。直到她遇见现在的丈夫，并有了女儿Sasa。
Sasa慢慢长大，秀玮开始考虑女儿的教育。因为在以严酷精英教育著称的新加坡，孩子们从小学起，就要经历两场意义极重大的选拔性考试，只有成绩在前1%的学生才有获得更好教育资源的机会。为了这两场考试，新加坡无数孩子和家长都费尽心思补习，为了这1%打破了头。
秀玮自知Sasa在文化课中不占优势。好在新加坡并不只靠文化课择优，同样重视孩子的课外教育，秀玮思前想后，决定曲线救国，让Sasa接下自己的老本行，学习音乐。
秀玮4岁开始学习钢琴，对音乐的追求贯穿了她前半生。
秀玮对音乐是有信念的，不仅仅因为音乐让秀玮从一个南方小城来到新加坡，成为新加坡华乐团中的一员，更重要的是她在音乐中获得了美与享受。“你看，我们能够在音乐中体会美丽的音符、美丽的声音。可能所有美的东西对我来说都很重要”，秀玮的眼睛里闪着光。
但Sasa出生后，忙碌的家庭生活让秀玮不得不从乐团中退出，音乐表演生涯也就此中断。
她想让女儿去继续未完成的音乐梦，“我是学音乐长大的，也只知道这条路”。
秀玮为女儿制定了一套严密的学习计划：主攻二胡，并在二胡的学习中穿插钢琴的学习。
正是为了让Sasa考进新加坡的二胡奖学金计划，秀玮才一定要女儿参加这场面试，即使老师并不同意，因为Sasa的实力还没有达到要求，但是“拿了这项奖学金，一来能够补贴她学习二胡的学费，二来也可以为接下来的升学考试铺路。我希望她能够在小学毕业后以特长生的身份考入更好的学校”，这是秀玮的决定。
考进自己无奈退出的华乐团，则是秀玮对Sasa的最终期待。
繁重的课程和长时间的练习构成了Sasa的日常生活。有时，她会歪着头问，“妈妈，有时候我不想上这个课，我觉得很累，你能同意我的选择吗？”，但她往往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新加坡多雨。哪怕豆大的雨水砸在车的挡风玻璃上，视野已经极度模糊，秀玮还是会把声音提到足够盖住雨声的程度，对着Sasa说，“还是要去上课哦，不能因为下雨就不去了。”她的口气很坚定，容不得质疑。
学业重负不仅压在Sasa的身上，同样也压在秀玮的心里。
一次练琴，面对Sasa的频频出错，秀玮难掩自己的失望，近乎崩溃的她夺门而出，留下Sasa一人对着琴落泪。
为了支付Sasa庞大的教育支出，秀玮在家里开起钢琴补习班，她一共带了七十多个小朋友，课程经常从早上八点四十五排到晚上九点半。“有时看到Sasa弹错，我真的会想打她，但转念一想又觉得是自己的问题，把时间都放在了教别人孩子的身上，所以自己的孩子才怎么也弹不好。”
其实秀玮已经记不起自己第一次坐在钢琴边上的场景。她猜想，那时的自己，面对她现在可以称之为是热爱的音乐，也一定是无意识的。但她坚持过来了，并在音乐里收获了丰盈。她希望自己能够变成Sasa的样本。
“小时候，我也一直没办法弹好，面对老师的批评，积累了很多负面情绪。”秀玮自然也会疑虑，“但这条路对我来说是很好的” 。可是，Sasa她真的喜欢吗？秀玮不敢想，毕竟这条音乐之路才刚刚起头。
练琴的时间到了，秀玮还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她拨通了视频电话。电话接通了，屏幕的另一端，是正在练琴的Sasa......
“Sasa，妈妈觉得很对不起你，因为练琴的事情，我对你太严格了。但是你要知道我是很爱你。可这是我唯一能帮到你的方向了”，秀玮说着，落下了眼泪。
所以，退无可退。
原儿一直是小区里出了名不好带的小孩儿。从他刚出生一个多月起，就因为情绪丰富、热爱痛哭而被周遭的邻居们熟知，他的哭声可以从三单元十五层传到一单元一楼，妈妈辛欣为了他伤透了脑筋。
如今原儿已经4岁多，虽然哭的没以前多了，但脾气却没什么变化，反而更加叛逆，对妈妈的态度越来越差。
近期的一次争吵，他直接拿起垃圾桶里的空易拉罐砸到辛欣身上，面对妈妈的怒视，他不说话，只是全程紧紧盯着妈妈，一边内心忐忑，一边回敬着相同的愤怒。直到妈妈发飙，把他压在床上动弹不得，他才再次嚎啕大哭起来。
好不容易不打了，母子二人相对坐在床上一言不发，欣欣和原儿都心知肚明，他们的关系最近有些不同寻常。
原因只有一个，原儿发现妈妈恋爱了。
原儿跟辛欣正在吵架。
辛欣是一个单亲妈妈。从加拿大名校多伦多大学留学归来的她，在成都管理着一家科技产业园。
原儿是自己大四时和前夫生下的孩子，初入社会的夫妻两人在人生方向的选择上产生了无法调和的分歧，便离了婚。父母离婚后，原儿一直跟着欣欣生活。
孩子4岁时，辛欣又迎来了新的爱情，对方名叫查理，是一个身材高大、事业有成的中年男人。
最开始时辛欣并没有对儿子明说，但原儿却发现了端倪。
他突然发现自己妈妈的身边，出现了一个陌生男人。妈妈会和这个男人牵手，会偷偷亲他，妈妈还会躲着他单独和这个男人出去玩儿......年幼的原儿有些不知所措，他只能用越发的胡闹来表达自己的抗议和不满。
查理第一次来到家里住时，原儿就一直虎视眈眈，直到他看着查理搬了一个气垫床走进了另一个屋子里，才松了一口气，回到自己的房间睡觉了。“但没想到是，那天早上不到六点的时候，原儿就起了床偷偷来到了我的卧室里，检查查理在不在”，欣欣很无奈地说。
发现查理和妈妈躺在一个床上的原儿开始崩溃大哭，他一边在床上蹦跶，一边高声地喊着，“没有人爱我啦，没人爱我啦。”
看着眼前用哭闹抗议的原儿，辛欣觉得又好气又好笑，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小时候。
辛欣也是在一个单亲家庭中长大的，从小和妈妈一起生活的她，同样见证过妈妈的再次恋爱和二次婚姻，当时的她也像现在的原儿一样，对妈妈有着同样的不解和委屈。
她说，“我小时候知道妈妈谈恋爱了就各种找对方的茬儿，在人家内裤上撒辣椒面，在袜子里放蟑螂虫......” 那个时候的辛欣比原儿的反应更过分，也更叛逆。
辛欣陷入了很多单亲妈妈都会遇到的问题，作为“妈妈”，她必须考虑自己年幼且敏感的孩子，但作为“自己”，她知道她有权利和自由选择新的感情与新的生活。
而这中间差的只有一个微妙的平衡。
但辛欣有信心。
她总是可以游刃有余地把“育儿”和“新生活”恰到好处地结合起来。她曾抓住社交群聊的风口，组建了十几个成都妈妈群，还开了一家幼儿园。这些“辉煌的过去”不但促成了自己事业的发展，也让她对儿子的教育充满了自信。
回忆起母亲再婚的过程，辛欣很感慨，“我妈总因自己的再婚，对我感到愧疚和亏欠，这种愧疚感让她极其关注我的情绪。”这正是上一代妈妈们无法摆脱的以“母爱”为名的枷锁。
辛欣不想重蹈母亲的覆辙，“我要把事实摆在原儿面前，教会他接受新的变化，同时让原儿明白，妈妈不只是妈妈，妈妈也有选择自己的生活的权利。”
好在查理也并没有急迫地讨好原儿，而是用一种更自然的姿态入进了他的生活。他们一起打电动，一起逛商场，一起打篮球，一起去旅游......在长时间的相处下，原儿的心也在慢慢发生变化。
有天夜里，和妈妈睡在一起的原儿悄悄问：“妈妈，你为什么能够同时接受你的两个爸爸呢？要怎样才能做到两个人都喜欢呢？”
在那一刻，辛欣知道，原儿的心松动了。“原儿，如果你想让最爱你的妈妈幸福和快乐，那就去接受对她有益的人或物，就好了。”辛欣回答道。
日子过得飞快，转眼间，原儿已经习惯了查理的存在，甚至还会在妈妈不让他买乐高的时候，扭头跑向查理。
“有时候，天赋可能就隐藏在伤痛里，如果我的做法对原儿是一种伤害，那么这伤害也是他必须经历的成长。去他的心理论！”辛欣说，“所以原儿，你就认命吧。我决定了，我怎么舒服怎么来。”
2021年春天，梅朵10岁了。在她10岁的生日派对上，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梅朵的爸爸。
这是十年来爸爸第一次参加梅朵的生日派对，也是父女两人为数不多的见面之一。尽管爸爸就和她住在一个小区，直线距离不超过一公里。
生日派对上来了很多朋友，他们带来了蛋糕和礼物，还在墙上挂起happy birthday的条幅和七彩的气球，但爸爸的到来依旧是梅朵最大的惊喜。只是派对结束后，爸爸就离开了。
梅朵的生父赵先生是一名建筑设计师，跟妈妈乐乐相遇时，正在哈佛大学读硕士。已经不算年轻的二人在一个夏天快速相恋，又在夏天结束时分了手。但就在分手后，乐乐发现自己怀了孕。
她决定把孩子生下来。得知这个消息的赵先生并没有阻拦，两个人决定先结婚，等孩子出生再分开。第二年，梅朵和春天一起到来。二人也正式结束了这段婚姻。
再次见到爸爸时，梅朵已经8岁了。
那是个冬天，在一场聚会上，梅朵突然拉住乐乐，说，“妈妈，我想见见我爸爸。”
中秋节，乐乐和梅朵正在对月祈福。
孩子从未提出过这样的请求，这让乐乐吃了一惊。
事实上，在乐乐看来，梅朵一直是个个人意识觉醒得很早的小姑娘，这也继承了妈妈的自由散漫。早些时候，每每乐乐开玩笑般地说起赵先生，她只会无所谓地表示：“爸爸不在我身边，就代表着没人管我”、“我爸送给我的礼物是自由”。但这一次，她的表情很认真，乐乐不想再敷衍了。
乐乐联系了多年未见的故人，却惊奇地发现，她们与赵先生其实同住在一座城市，甚至就在同一个小区，只是从未见过面。
很快，乐乐就和赵先生约好了见面的时间。得知消息的梅朵既兴奋又紧张，“第一次见面时，她紧张极了，一直蹦蹦跳跳的”，乐乐笑着说。
但父亲的缺席，并没有影响孩子的成长。
很多人把“单亲”看作孩子成长中的缺失，但乐乐从不这样认为。她甚至觉得：把单亲家庭里走出来的孩子的行为和结果，归因归到他家庭，是个谬论。
乐乐一直都是个与众不同的妈妈。她在北京生活多年，当所有家长都在拼了命要为孩子争取一个北京户口时，她选择了逆向而行，带着梅朵移居云南大理。
母女二人在洱海边买了一套带小院子的二层小楼，在院子里养了一只叫福多多的猫。
梅朵还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哥哥，是乐乐年轻时与一位中戏博士结婚生下的孩子。现在哥哥已经25岁，居住在北京，偶尔会飞来大理，和妈妈与妹妹见面。
一家三口会一起骑着车子在洱海边吹风，还会以车代步开展一些追逐打闹。梅朵总是因为年龄最小被落在后面，这时，她就会向着哥哥和妈妈的背影喊，“慢一点，你们慢一点”。
一切都那么云淡风轻，恬淡闲适，像大理的云一样。
乐乐是个典型的“大理移民”。她喜欢穿粗布的衣服，把头发低低挽起，几束头发散落在前额，常常被风吹起，那是一种混合着“仙气儿”的“不在意”。
她不在意北京户口，不太在意梅朵的成绩。也没有给梅朵报过任何的补习班。梅朵总是蹦蹦跳跳地跑到她面前说，“妈妈，别的小朋友都有补习班，你要不给我报个画画班，这样我也算有一个课外班了。”
在哥哥的成长中也是这样，“我爸妈就是把给子女自由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上，当我告诉他们我要从高中退学，去国际学校上学时，我妈说‘好'，我从国际学校退学，说自己申请大学时，我妈说，‘好'，申请出了问题我告诉妈妈我先回家去，我妈还是说，‘好'。”
“我妈对我的要求就是，国家不允许你做的你不能做。”
一家人正一起共进午餐。
乐乐把其他妈妈忙着“内卷”的时间，放在了提升自己的身上。练瑜伽，练拳击，多看几本书......她在大理有一众好友，她总会在下午的时候把好友约到家里，坐在小院的台阶上，看一朵随风飘散的云。
在情感方面，乐乐的选择是遇到合适的就去爱。一直沐浴在恋爱的幸福里，哪怕人已中年，乐乐却依旧目光清澈，笑起来像个少女一般。
“一个妈妈不照顾好自己，怎么照顾好孩子呢？”乐乐说。当自己别扭的时候，是没办法让周边的人觉得舒服的。
梅朵的梦想是当一个厨师，乐乐就放任她在厨房瞎捣鼓，哪怕她还很小，需要踮起脚尖才能拿到放在高处台面上的调料。
“今天做苦瓜炒蛋。”梅朵用刀细细地处理着苦瓜，大理的阳光透过窗户斜斜地照在案板上，她突然跟坐在客厅摆弄茶具的乐乐说，“妈妈你是我的骄傲哦，我觉得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孩子。”
乐乐回答，“那我好想成为你啊”
“没关系啊，你是那个最幸福的孩子的妈妈。”
“母亲的爱是生物的本能，是无法抗拒的天性。你没有办法不爱孩子，对吧。”乐乐说，“但我会许他们最自由的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