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初，我正在申请将我爸账户余额转到我卡上。去律师事务所时，印度老大爷说：“你摊上大事了，这文件上的签名笔迹不一样，法庭可能会驳回咱们的申请。”我看了那两页纸，时隔一年，虽然都是我签的字，但确实是不同的笔迹：“我爸去世后，我就开始用他签名的方式签字了。”
从律所回来的路上，经过小城的墓地，不由想起几年前，我爸路过这里时曾开玩笑说：“哪儿的黄土不埋人，到时候就把我埋里面就行了。”我当时还笑着怼他：“这是南非的公墓，你这个肤色政府都不会同意让你躺在里面的。”
如今，他确实走了，但我不愿他住进这个公墓。这个月我订好机票，决定带他回家。
1
我姥姥和我爷爷都是国营针织厂的工人。在国营大厂还是铁饭碗的年代，我爸17岁就被迫离开学校，接班爷爷的岗位去参加工作，我妈受姥姥影响，也进了工厂。他俩结婚后住进了针织厂的家属院，1991年有了我。小时周围邻居们都是从事纺织行业的，我能记事时，爸妈已经停薪留职在商场承包柜台做生意，卖化妆品、文体用品、厨房用品等。
千禧年来临之际，曾经风光无量的纺织行业迎来重挫，国企大工厂员工们纷纷下岗，上下游的印染厂、织布厂、针织厂相继倒闭。院子里的邻居们都是干了大半辈子纺织工人，谁也没有料到有一天会丢了铁饭碗。一群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手足无措地拿着“工龄买断补偿金”，为了生活急急忙忙地找下一个出路。在车间里摸爬滚打了几十年，上进的人只会玩命钻研技术，混日子的人更是没有什么其他技能，谁也没什么第二备选职业。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听说陕西很多大工厂倒闭后，斯里兰卡、毛里求斯、塞班岛等很多国外的中资企业闻讯过来招聘。有人顺利面试到塞班岛继续做衣服，有人去了毛里求斯做生产线管理，剩下不想出国的人只能被迫转行。
转眼间，去国外的那批人很快寄钱回来买了楼房，还有人把孩子送出国留学。我爸那年刚38岁，受邻居“出国热”的影响，也想拼一把，给家人更好的生活，就动了出国的心。
2001年，一家位于南非的华人开的公司前来招聘，我爸和其他12个前同事、老邻居一起顺利通过面试，随后拿到因公外派护照。临行前一晚，家人和朋友们都来送别，我家空前热闹，只有我食不知味，盼着客人快点走，好有时间和我爸多待一会儿。
“爸，你就不能不去？”刚10岁的我还理解不了成年人的选择，只是单纯不想接受这个事实。
“爸去几年，赚了钱就回来！”我爸推杯换盏间，明显有点醉，但意识很清醒。
“要那么多钱干嘛，我不想让你去。”我说着就开始止不住地流眼泪。
当晚，那个快到不惑之年的男人在我面前失声痛哭。生活充满了选择题，成年人最没有资格全选，唯有权衡与取舍。我爸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可我抱着他迟迟不肯撒手，他只能说：“我到了南非就给你打电话，你要是想我，就给我写信。”
次日到达机场之后，我蔫蔫地跟着我爸。他为了转移我的注意力，笑着说：“来来来，你拼音好，我名字太长了，我怕我写错了，你帮我填登机卡。”
可广播里响起登机提示音的那一刻，我还是放声大哭，我爸一把抱起我说：“你不是喜欢芭比娃娃么，来，我给你买个娃娃吧。”
“我不要，机场东西那么贵，我有！”望着他远去的背影，那一刻我想不到的是，这送别的场景是接下来十几年的常态。
回家后，我在文件册里找到了我爸写在作文纸上的信，激动地叫我妈一起来看。他在信上说：“我的女儿，为了让我们家的生活更好，我们这两年的分别（起初他的签证只有两年）一定是值得的。你要听大人的话，干点力所能及的家务，爸不在家的日子，你和你妈要相互照顾，等我回来！”
我妈神色复杂——那时为了支持我爸出国，办签证的中介费用都是她东拼西凑来的。她大概也没想过，我爸出国后，她的生活会发生什么变化。
但只要是为了孩子好，什么都可以试一试。
2
我爸刚出国那会儿，我和我妈一直保持着给他写信的习惯。我的信寥寥几页，而我妈寄过去的是一小沓日记。我不知道当年她都写了什么，我猜大概就是让我爸照顾好自己，不要担心家里，或许也有属于他们之间的思念吧。
在我们那小家属院，谁家什么情况外人基本都知道。但自我爸出国那天起，我妈还是把我们家伪装成男主人还在家的迹象——洗手间里的3支牙刷、进门鞋柜上的男士拖鞋、茶几上客人抽完烟永远不急着收拾的烟灰……与此同时，我和我妈都养成了随手反锁门的习惯，即便大白天在家也一样。那些年，我妈独自换过灯泡、修过马桶、搬过家具，实在搞不定，才会求助亲朋好友。
那时的灯还是拉绳开关的。有次我出门前关客厅的灯，也没用多大劲，但一拽，灯没关上，灯绳却拉断了。我妈还躺在被窝，声音震破天际：“我昨天刚修好的！你也慢点啊！”
我急着去上学，当时想不明白，她怎么会为这么点小事发火。如今回头想想，一个身高不到1米6的女人，站在桌子上还得踩着凳子才勉强能够到电灯的开关盒，我不在家时，她连个扶凳子的人都没有，确实烦躁。也不知道，那时的她是不是已经后悔让我爸去南非了。
我爸的性格偏内向，一辈子也没怎么出过远门，没成想第一次出国就跨越了半个地球。南非和西安的气候完全不同，也和别人嘴里说的非洲不一样。他抵达之后，赶紧就动笔写信，描述这一路上发生的事、遇到的人，结尾总是报喜不报忧地总结一句：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挺好，别操心！
但实际情况并没这么乐观，面对乌泱泱的当地人，包括我爸在内的同行中年男人们犯了愁：虽然都是行业“技术大牛”，可他们一句英语不会，无法跟当地人沟通，想让工人递把螺丝刀都鸡同鸭讲，还得自己身体力行。
在学英语这件事上，中年男人们开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临行前在书店买了英语书，有的买了当年爆火的产品——文曲星，还有的干脆找老师傅要笔记本。
老赵的英语书（作者供图）
那时，一下班，他们就像是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抱着各自的“神器”开始背单词——能不能和当地人简单交流，成为了能否立足南非的硬指标。所有的单词抄下来之后，用文曲星点读听发音，然后快速地在下面标注一行中文谐音。
老赵的单词本（作者供图）
文曲星贴心到还能帮人起英文名，可我爸觉得重名率太高。最后，当地工人们就叫他ZHAO，发音标准，还独一无二。
老赵的文曲星（作者供图）
除了上述那些通用方法，我爸还“无师自通”地启用了英语学习里的“灌耳音”。比如，在南非买了话费之后，会有电信公司的充值成功提示短信，他就用有朗读功能的诺基亚手机将信息反复读几遍。别人问他：“你又听不懂，让电话念撒尼？”
他说：“听不懂才要听嚒，我多听几次不就会咧？”
他一生爱抬杠，这办法倒确实不错。他的学习笔记到处都是，连一些超市收银小票的背面也有付费成功后的短信内容——他全部抄下来后，再用翻译神器逐字翻译。
收银小票后面的英语笔记（作者供图）
对于做了一辈子衣服、中年才刚开始学语言的人来说，学会英语怎么不容易，但是英语再难，也难不过生活。
起初，我们和老赵的通讯，除了写信就是打长途电话。当年100块人民币只能打不到20分钟电话。第一次接到老赵从南非打来的电话时，我激动得不行，可是除了哭，什么话也说不出。我妈则一边抹眼泪一边说：“别哭了，电话费那么贵！”
一直到我上大学，我每次接到我爸打来的电话还是很激动，不明所以的同学都好奇我怎么接个家里的电话能高兴成这样。他们不知道的是，自我爸出国以来，基本是一到两年才回家一次。第一次知道老赵快要回来时，我和我妈满心欢喜地商量着，到时候全家一起去哪里玩、要一起做什么事情，罗列了一大堆计划。可后来发现，那短暂的20天时间，走完亲戚再买点需要带回南非的东西，就用完了。听闻我爸那时曾叫过我妈跟他一起去南非，他们的原计划是把我放在大姨家，但好在我妈没同意，让我童年没过过一天寄人篱下的日子。
那以后，我妈每一次出去吃到什么好吃的，就会回来和我说：“等你爸回来，咱们请全家人一起去吃。”不完全统计，我妈提到过新疆手抓饭、烤全羊、自助餐等等，至于真实现的，就可以忽略不计了。但起初那些年，在我爸短暂的探亲假中，我们仨都会在她的安排下拍一套艺术写真全家福。
大概是2011年，我爸回家后突然来了一句：“我明年不回来了，没意思，坐20多个小时的飞机，太累了。”我当时很是错愕——我心心念念盼着他回来，他竟然觉得没意思？亲情就这么淡了？那一天，我独自躲在房间里哭了好久。现在想来，连我都这么难过了，何况我妈呢。
也是从那一年开始，我们全家连写真都省了。到后面有一年，我爸回家后，我妈起个大早给他做了一碗手擀面，想着让他吃吃家里的味道。可我爸看了一眼说：“想下楼吃胡辣汤。”据我妈后来描述，当时气得她大腿根抽着疼。
其实我爸并不是故意想和我妈对着干。到了南非后，他一直给南方的老板打工，胃已经不习惯一早上起来就吃面食了。国外根本吃不到家乡的特色早餐，他是真馋外面小摊上那一碗回民胡辣汤。这本也无可厚非，但我爸过了太久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日子，已经习惯性忽略别人的感受了。有时候，他像刺一样的言语，虽是无意，但听者的心却被扎得流血，感情也随之慢慢流走。
时间能改变一切，我爸每次都报喜不报忧，我们之间的书信渐渐少了，后来直接不写了。有一段时间，我们甚至不知道该和对方聊什么。因为我们离得太远，彼此的烦恼不同，连相互倾听的必要似乎都没有了。
后来QQ聊天、微信聊天日渐方便，我们的沟通却并没有增加。渐渐地，我发现自己和同龄女孩不一样，好像丧失了撒娇的能力，习惯了事事自己做主。我想我妈也一样，过了那么多年家里没有男人的日子，过了那么多个无法团圆的春节。她好几次都跟我说：“你有没有发现，咱们家人都越过越独了？根本不习惯家里多一个人的生活。”
3
地球另一端的老赵，也过着我和我妈当时想象不到的生活。听和老赵一起工作过的叔叔回忆，他们初到的那家大厂有自己的食堂，但每天饭桌上是万年不变的土豆、大头菜和鸡肉。因为在当地这些食材最为便宜，只是为难厨师每天变着形状、口味折腾它们。
和老赵一起去的全是地地道道的陕西人，几十年都以面食为主，刚开始每天吃米饭，把很多人的“陕西胃”折腾得够呛，偶尔吃一次面，感觉像是过年一样。为了稍微能还原一下家乡味，“油泼辣子一道菜”的陕西汉子们很快就离不开老干妈了，拌面、拌米饭、拌菜，无所不能。
其他地方的人也一样，都希望在有限的条件下吃到家乡的味道。一个上海人带了一小瓶醉蟹，每次克制食用量，就着两个大拇指甲盖大小的螃蟹，能吃下一大碗米饭。四川人用珍宝一样的香肠蒸了一锅米饭，打开锅盖的一瞬间，热气腾腾的泰国香米中透着香肠的味道，直逼天灵盖的“家乡味”差点让他们流出眼泪。
然而，十年一晃，他们逐渐开始迈入“老侨”的行列，习惯了南非的饮食、气候、香烟。依稀还记得以前每次准备出国前，我爸他们还万分抗拒尝试南非当地香烟，家人总会帮他们买老家产的烟，后来这些男人们再回国探亲时，就开始从南非往国内带烟，因为国内的烟再抽起来他们会觉得辣嗓子了。虽然谁都不想承认，但又无法反驳——故乡呀，终究是回不去了。
在且认他乡作故乡后，我爸也从小赵也变成老赵了，一头自来卷中的银丝越来越多，笑起来满脸皱纹。我曾三番五次地催他回国，但他却总是保持沉默，问得急了就只说：“还能干动，再干两年呗，到时候你嫁人，给你陪个车。”
工作之余，他就爱看看唱歌的综艺节目，自己唱得不怎样，却什么明星的花边新闻都看，谁出了新歌、谁有了新恋情、谁劈腿，他全知道。他还喜欢在各种平台上刷刷新闻、看看短视频，给自己起了个网名“飞来飞去忙，碌碌无为”。他亲眼见证了这个南非小城市的崛起，十几年前当地人连鞋子都没有，如今在街上也经常看到当地人开着豪车，虽然他已经拿到了永久居住证，再也不用为了签证烦恼，但事业呢？
和老赵一起来的老乡中，有已经回国了的，还有几个人开了自己的工厂，虽然不大，但好歹是对自己漂泊多年的一个交代。老赵心有不甘，奈何自己一不会开车，二不会专业英语，虽然年过半百，但离退休还早，这个年纪回国，能干什么呢？
“老赵，咱回国吧。”喝酒的时候，老乡除了抬杠，偶尔也会和我爸畅想一下晚年生活。
“不回，你回去咧还能抱孙子看娃，额回去弄撒？给人家看大门戚？”
我爸说的是实话，陕西的纺织行业早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离开家乡快20年了，谁还能回得去？在南非他们这个年龄还能月入上万，回去了，就真只能退休了。
我上高中时，他回国和亲戚喝酒，酒过三巡，亲戚问：“老赵，那你咋不开个厂？”
“想开么，这不是时机莫到。”说这话的时候，我看到我爸神色有点黯淡，他酒醒之后可能自己都不记得说过什么，但我却记下了。我知道了，漂泊多年的人并非不想家，只是他们有自己未完待续的梦与不甘心。
4
别人家的孩子高考前都会特别紧张，而我妈和我说：“你别紧张，能考啥样是啥样，考上了咱就去，考不上开个店不是也挺好的。”老赵常年在国外，对我的学习也爱莫能助，高考前也没什么特别的嘱咐，更别提建议我学什么专业了。
直到大学毕业，他发信息给我：“你准备毕业了去哪玩呀？人家不是都去毕业旅行吗，我给你寄钱，你出去玩一圈。”
我和他说：“我大学还没毕业就已经找到一家世界500强的公司开始实习了，早就领工资了。”
“你现在不出去玩，到时候上班了哪有空儿出去玩呀？”
老赵不知道从哪儿听说的毕业旅行，但那时候的我一心想着工作，要做到人力资源总监。可没想到，我很快就厌倦了职场——大概是从小在妈妈的柜台里长大，一直就想开店。24岁本命年，我穿着一双布鞋跑了半个西安，开了一家芳疗馆，做自己的生日礼物。我以为自己算个自由职业者了，白天赚钱，晚上就带我妈逛街，直到我爸回家评价我的工作：“你这工作，除了能睡个懒觉，真是能把人忙死，天天忙得那么晚才回来。”
那是我第一次没时间陪回国来的老赵，他一个人在家看电视、上网消磨时光，很快，就又飞回南非了。我和他说我谈恋爱了，他只发信息说：“出门约会的时候，记得把钱包带上！”
恋爱谈得如火如荼，感觉我和当时的男友随时都能订婚，直到闺蜜又一次发照片给我——她们家每次逢年过节都会两大家子一起聚餐，她每次都会发全家福给我看，毫不吝啬地和我分享幸福时光。从她单身时的一家三口，到结婚后的两家人，再到生了两个孩子干脆换了张大餐桌，每一个团聚的佳节，从未间断。
我并没有羡慕过谁家财万贯，可偏偏这一张张照片上的情景，让我可望而不可及。我突然在想，如果我爸能活到80岁，我们俩这辈子还能见几面呢？童年越是缺什么，就越容易产生执念，我决定去南非创造一家团聚的机会，就当是我结婚前陪他也好。
现在回头想想，那时候的我根本没有什么深思熟虑的计划，只是和我爸说：“我去陪你吧。”他就准备了各种文件，然后我就顺利地拿到了陪伴签证。我又问我妈：“要是我去南非了，你去不去？”她说：“你去哪儿，我去哪儿。”
有了她这句话，我打算先去探探路。
2016年底，我带着一把琵琶和一大一小的行李箱从咸阳机场出发，途经香港转机，13个小时后，终于踏上了南非的土地。来接我的老赵穿得格外正式，西服熨烫得整整齐齐，白衬衣略微有点泛黄，后来才知道他那天最终决定不系领带了，不然显得过于正式，反而有点尴尬。
见面后我们没有拥抱，陕西人的骨子里不习惯这种肉麻的行为。我能看出，老赵本想嘘寒问暖一番，可是我们俩太久没有一起生活，一时间却又不知道从何说起。我挽着他的胳膊，感受到他的高兴——奋斗这么多年，能和女儿团聚也算是业绩！
后来听说，老赵觉得我长这么大第一次一个人跑这么远心里没底，怕我买的单程机票出不来海关，怕我不会英语被人为难，怕我找不到出口……他还让老板多买了一张返程机票，明知道退票的可能性不大，却还是爽快地花了钱。
直到一起和老赵上班的印度人问他：“你女儿在哪上学？英语这么好？”
他一听乐了，逢人就说：“姥姥滴，还以为她不会说英语，害滴额多买了一张票，谁知道啥都会！”
这就是标准的“陕西式凡尔赛”，乍一听以为在埋怨，可是那种骄傲自豪真是快溢出来了。
那段时间，我借宿在他工作的工厂，主动担起做饭的事，可不怎么下厨的我，遇到了不习惯的调料和品种略显单一的食材，总是发愁。在那个网络非常不方便的环境下，每天除了练琵琶、背单词、看美剧、等我爸下班，就剩对着做饭APP打发时间了。
每天下班后，老赵就带着我去工业区散步，因为还没买车，走不了太远。那是我俩唯一的消遣，真的太幸福了，我挽着他的胳膊，让满工业区的长辈们羡慕不已。那段时间，我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发福了，有人笑他是心宽体胖。
得知中国驾照不能直接换南非驾照后，我开始准备考驾照，可是因为我是陪伴签证，交通局拒绝给我办理交通号，我只好回到驾校找校长，写了一封长长的信交给交通局，让他们拿到总部审批。大约等待了一个月的时间，他们总算同意给我一个交通号。
在南非考驾照可以使用自己的车辆，这对于新手来说非常友好。这里的路考要比国内简单得多，没有红外线，没有那么多要求完成的动作。停车入库、侧位停车结束后，带着考官沿指定路线跑一圈就算完成了。说来也怪，拿着中国驾照和公证书的时候还有警察来查我，拿到南非驾照后，就再也没有在路上遇到警察让我出示驾照了。
有一天，我爸突然说：“是不是从你买了车，咱们都没有出去散步了？”
回头想想，那么奢侈的时光，还真是被一辆车给搅和了。
5
平时路过那些工厂，老赵总是满眼羡慕。我深知，年过半百的他总觉得自己一事无成。怀着要将一家人聚在一起的热望，我就想着，既然我爸能做衣服，我也开过店，干脆就开服装加工厂吧。有了这个想法后，我就考虑长期留在南非了，和国内的男友最终没有熬过异国的时差考验。
2017年10月，我和老赵就开始找空厂房。在工业区转了一圈，稍微合适的房子竟然要28兰特/平米（市场价位在18兰特/平米）。他看了说：“那有啥办法，要真滴莫有，28一平也得要呀！”
真是应了老赵的嘴，一个月后，我们果然摊上了全工业区最贵的“28一平”房子。但这个这个700多平米的厂房，加上一个院子，算是圆了老赵漂泊多年的梦，他再也不用觉得自己忙碌半生碌碌无为了。
工厂内部（作者供图）
2018年1月，我们的小型服装加工厂正式开业。我为它一个“ZIFFER”的名字，是我名字的谐音，而我名字又是爸妈名字的组合，我期盼着它能实现我们一家相聚的梦想。
一开始，我们人少，就找大工厂拿订单做二手加工。我基本两天需要出去送一趟货，作为一个从来没在工厂工作过一天的小白，我忙得不亦乐乎。
当时我最大的烦恼是没时间做饭，找认识的阿姨们打听怎么才能迅速吃上饭，她们教我炖肉、做茶叶蛋、煲汤，总之，想尽一切办法能“一锅出”，尽量别折腾。我每天都盼着我妈能来南非帮我们，常常和她视频，给她看工厂里的工人和院子里空地，畅想着等她来了，我们开一片地，种菜，再养几只鸡，让她过上梦寐以求的田园生活。
一个月后，我妈顺利拿到签证，也来了南非。我在当地刚交了一位新男友（后来成了我的老公），他在300多公里以外的城市工作。为了庆祝，我特意叫他一起来工厂，我们一家人终于能坐下好好吃一顿饭了。
时隔17年，我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我当时有着无与伦比的成就感。我妈一来，我和我爸没空儿做饭的问题算是解决了。
不过，另一个大问题出现了：我们只有十几个工人，计件制，工资周结，但工人很难稳定。
我经常想起在国内考人力资源师时学过的内容，但里面“稳定员工”的手段，在这里好像没有一种能有用的——计件制的生产线能不能拿高薪，全靠工人的手速，但在一袋面包就能过活一天的国度，好像少上一天班也不会怎样。工人们常会因为各种原因辞职或取消加班，白天刚进来的女工，晚上就能和男工爱得死去活来，真挚的爱情浓烈到可以直接不来上班，分手也很快，然后就有一方就离职了。
我还曾试图劝一个男工好好干，收收心，做个管理人员。他不解地问我：“我为啥要当组长？那么大压力、那么多事，拿的钱也和我现在差不太多，还不自由，我不去。”每个周五发完工资之后，永远别想看到他加班的身影——他拿着钱马上去酒吧喝酒，和最漂亮的姑娘们谈恋爱，他换女朋友的速度比工厂生产线换款还快。我爸一生节俭，没有怎么好好玩过，更别提享受生活，而这个男工舍得给自己买两千多一双的球鞋，圣诞节能花六千多块把自己打架掉了的牙全部补上，他买过一部车，后来发现无力养车，又卖掉了。
我曾经学过的管理学在这里完全失效了，挫败感时常涌上心头。我担心每一个节假日，因为工人们从来没有什么契约精神。在中国放3天假，假期结束后从清洁工到总经理一定都会来上班。但在南非，工人们完全随心所欲，他们什么时候收假，绝不是我能决定的。
在这个鼓励生育的国家，18岁以下的孩子每个月都能拿到政府补助，生得越多补得越多。很多妇女把这笔收入当成了自己的主业，每个月初，她们拿到补助金之后就会变得懒惰，等到钱花得差不多了，再回来上班。
每个月的月初没人做工，这成了我开厂第一年最大的烦恼。还好，一位朋友介绍了一个黑人组长给我们。这个组长到来之后，慢慢给他的同胞渗透危机思维，让他们除了想明天，还要想想后天，还成立了所谓“强制储蓄会”，一些工人发了工资会相互督促，储蓄起来。渐渐地，工人稳定问题稍有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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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工厂之后，老赵不到半年就瘦了下来，满脸疲惫。他却说：“多好滴！人家减肥还要钱呢，我这都是免费滴！”
我妈来了南非后，不能适应这边的生活，时常和家里人视频，泪流满面地说“妮妮把我关在厂里”。我明白我妈喜欢出去玩，但我们这里周围都是厂房，她不会开车，我们也都忙厂里的事儿，没时间带她出去。
而更重要的是，她和老赵的关系日渐紧张。分别快20年的夫妻哪里还能剩下感情？我渐渐了解到，打拼多年的人大都在用钱维系着和亲人最后的亲情，那些常年没有给家里寄钱的，早就和家里断了联系，一丈之内的是夫，一万多公里以外的哪里还能是当年的丈夫？
我起初根本不懂这些，只是单纯地想，是不是自己努力一下，家人就能在一起，时间就能把这个感情上早已千疮百孔的家庭治愈一些。可我错了，因为感情已经耗得稀薄，长期一起生活后，我爸妈相互看不惯，两人经常是冷战的状态，要么互相不说话，要么一开口就能骂出世界上最恶毒的词汇。虽然那时我已经27岁了，但听到那些话时，还是会和5岁孩子一样震惊。
我当时在日记里写：“可能我做错了，为什么一家团聚之后每个人都变得不开心了？是不是我根本不配拥有这样简单的快乐？”
无论我怎么安抚，我妈还是想回国，而老赵也根本不说一句软话。一家人的感情在矛盾中更淡了，时间并没有治愈任何的伤口，而是教会我一个道理：有时候一家团聚，不如每个人都过得舒服。
2018年的5月，我妈回国了，留下我和老赵在南非继续战斗。其实，在这里，表面上一家团聚了，但因为工厂工作的原因，我们很少有机会坐下来一起吃饭。
我妈上飞机的那天，我意识到，自己的梦想终究是碎了。两个月后，我怀孕了，没有等来我妈，倒是等来了老公和我们一起开工厂。
2019年1月，一个印度人拿着一条婴儿的小纱裙，问我们家能不能做。我说：“大爷，你开什么玩笑，这么多工序我们怎么做？”
他执意要让老赵看一眼——这是一条别人家已经裁剪结束的裙子，但是那家工厂没办法做出来，他四处找加工厂处理这个烂摊子。老赵进办公室后，我和他说：“看看就好，你可千万别冲动。”
老赵太久没有做这么复杂的衣服，兴奋得犹如恶狼看到活鸡，拿着裙子看了两眼，居然就去算加工费了。5分钟后，他爽快地接下了这个单子。
那以后，我每天都紧张兮兮地看着日历，算着客人的交期。因为人手不足，老赵带着工人在生产线上玩命赶货，工人们第一次接触这么难的衣服，全都不熟练，每天都在闹着加工价，烫衣服也是用的最小型的吊瓶熨斗，和家用的熨斗功率差不多。
35道工序才能出成品的小纱裙，我们居然赶在最后期限交了单。全家人累得筋疲力尽，有些吃不消的工人直接离职走了，但也就凭着老赵过硬的技术，开启了我们家自己接单的道路。我也感受到他发自内心的骄傲。
独立接单后更忙了，但好在利润空间有所提升，我们把工人的工价整体调高了一些，开厂后的第一年，也算是完成了我在事业上的第一个小目标。
2019年4月，在我预产期的最后几天，我妈带着复杂的心情再次来到南非，她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异国他乡生孩子，但她又恨极了工厂的生活方式，“就像是坐牢”。她一直不想面对老赵，只是因为这个外孙女，我们一家人又再次团聚了。
可我妈抱着软糯的外孙女，之前在南非的生活困局仍然没有解决。孩子不足百天，她又提出回国，而那时带孩子的黑人姑娘恰好也因为家中有事离职了。我不愿勉强我妈，当即给她买了机票。我望着嗷嗷待哺的孩子和刚刚招进来的那批工人，我以为自己坚强点，就可以挺过来的。
为了保障孩子能按时喝奶，我定了很多闹钟。但有时闹钟响的时候，孩子在睡觉，一天少吃了好几顿，我连上厕所都是跑着去的，生怕她突然醒来我不在身边，让她没有安全感。
白天，我带着孩子在能看到监控的那间房子办公，生产线上的质量根本没机会一直盯着，两三个小时看一眼，还得盼着孩子别起来。最终，有5张订单遇到了质量问题，有的必须重新返工，有的还得赔付。与此同时，工资需要每周按时发放。我手里的现金流基本断裂。
我第一次觉得生活那么难，只能让我妈赶紧回来，“要不工厂肯定就得关门”。她只好再次返回，刚进门，拉开冰箱，就发现有蟑螂。那时候宝宝已经开始添加辅食了，这样的冰箱是不能再用的，但看着发完工资之后仅剩不到1000兰特的口袋，只好作罢。
那估计是我一生中最穷困的时刻。坎坎坷坷地熬到2019年的圣诞节假期，工人回家后，我们全家人带着半岁的小女儿一起出去玩了一大圈。一年下来，除去买机票和订单的扣款，基本没怎么赚钱。我刚刚准备捋起袖子继续拼，我妈却在2020年1月说自己身体不舒服，再次回国。
那些时日，我每天都在哭，却又不得不咬着牙继续开工。我也想过直接回国，但我爸怎么办？他早已不适应国内的生活，一如我妈一直没办法留在南非一样。
7
我妈回国的第二个周，疫情爆发。在南非，无数热心的侨胞给国内捐赠口罩、防护服，但南非很快也因为疫情而封国，本就现金流紧张的我们，必须面对颗粒无收的现实，很多房东给租客免了半个月的房租，我们这片的工厂都在等白人房东大发慈悲，结果解封后没多久，就收到催款的律师信。
2020年7月，南非第二波疫情的高峰期到来时，我女儿刚刚14个月。经过全家人商量，我爸和老公坚守阵地，我带着女儿回300公里以外的小公寓里躲着，每半个月，老公回去大采购一趟。
那是一套一室一厅的小公寓，摆满了老公结婚前收集的古董，日本的柜子、上百年的象牙琴键钢琴、清代的龙盘……装修的时候，他坚持要把地板铺成木地板，我则觉得平时不住没必要花这个钱，他却说：“如果有一天宝宝要回来住，马上就能舒服地住下。”
女儿正在学说话、学走路，她在地上摸爬滚打了不到一周，就能晃晃悠悠地独立走路了。这是我来到南非的第四年，居然机会体验全职妈妈的生活。每天全身心地陪着女儿，用烤箱给她做各种美食，陪她唱歌、弹琴、弹琵琶、画画、讲绘本，她开心得不得了。
小屋窗外（作者供图）
刚来南非时，我注册了一个可以发表自己文章的平台账号，那时闲，隔三差五，文章就能被推荐到首页，只是到后来我根本没空思考，更没空动笔。这次我每天白天趁女儿独立玩玩具的时候找选题，她睡午觉时，我打草稿。编辑通过后，等宝宝晚上睡着，我冲一杯黑咖啡开始写作，第二个月靠着写作，月入过万，带着孩子还能完成自己的梦想，我觉得骄傲无比。虽然每周五还是由我计算工资、开发票、对接客户付款，但对我来说，这份闲暇已经非常奢侈了。
因为小区附近人很少，我会时常带着女儿到不远处的大湖边散步，捡松果、摘野花，回家放在不知是哪个朝代的瓶子里插起来，不到30岁的我，似乎过上了自己梦寐以求的生活，我快乐得再也不想回工厂了。
南非公园景色（作者供图）
2020年10月，老公说他和我爸想要搬到另一个厂房，他跟我说：“你回来，咱们再干最后一年就回约翰内斯堡。”
在我们家，“最后一年”这个梗用了很多年——第一年没赚钱，觉得是买了经验，第二年赚了一点点，觉得努努力还有希望，第三年和自己说“再干最后一年！”，这个梗已经用了第4年了。那一刻我觉得自己都能去演绝望主妇了，好不容易换来的新生活，一夜之间就能把我打回原形，我开始晚上睡不着，倒一小杯红酒在阳台发呆，阵阵风吹过来都是楼下邻居种的花香，这美景居然像是个美梦。
老公说：“你放心，你回来之后不会耽误你写东西，我和你爸管着工厂，你在办公室带孩子、写文章。”孩子一天天长大，卡里的余额如果没有给你十足的底气停下，成年人也只好继续往前走，不管有多么不情愿，这时的我，或许也一如当年的老赵吧。
2020年11月的第一个星期，我和孩子回到了工厂，我爸看着已经可以独立走路、词汇量暴增的外孙女，开心得合不拢嘴，只是我知道选择回工厂就意味着我写作事业的停滞。为了节省一个月的房租费用，我们加快进度赶工装修新工厂，终于在12月前全体员工搬进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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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厂最大的好处，是能够完全把生活和工作区域分开。依旧是3间卧室，其中有间自带洗手间，厨房、浴室、餐厅、客厅一应俱全，除了灰还是很大，居住环境比从前好太多了。工人的居住环境也好了很多，超大的院子能让他们在工作之余晒个太阳、有个草地坐下聊聊天。
大概是太久没有在工厂了，回来后，我就带着工人拼命赶货。每个人都想在旺季的尾巴上留点过圣诞节的钱，我觉得每个工人都好可爱。搬家的时候老公不小心把车钥匙丢了，车窗还开着、车门也没有锁，晚上只能把车子留在新工厂，那个时候所有人还都住在老工厂，天黑后两个小男孩主动跑过来问我：“咱们的车怎么办？”
“钥匙丢了，启动不了呀，只能停在那边把院子门锁好。”我无奈地回答。
“丢了怎么办？”他俩担心地问我。
“咱不是有保险么，赶紧丢了换成现金不好吗？”我跟他俩开玩笑。
“把我俩送过去吧，我们晚上睡在车上。”小男孩坚持着。
那一刻我的心都融化了，遇到这样的神仙工人，在南非是件多么难得的事情。
2020年12月11日中午11点左右，我们刚刚搬进新工厂不到两周，刚刚移过来的宿舍被烧得连渣都不剩。原来，旁边工厂因为没有地方，在经得房东同意后，就将员工宿舍建在了我们所在的院子，跟我们刚刚移过来的宿舍背对背。
火灾发生后，左邻右舍的华人工厂主都来帮忙灭火，旁边工厂的火势明显比我们大得多，3辆消防车分别在2个院子冲着起火点灭火。没多久，对方就来商量赔偿的事宜。我一头雾水，起火原因未知的情况下，就要求我们赔偿，是不是太不合理？
我的工人找到我，画图给我看，坚定地和我说：“你别怕，不是咱们家起的火，你看咱们的房子只有不到他们房子一半的长度，但是他们后半部分的房子全都烧毁了，这说明起火点在他们宿舍的最后面。”
工人的图给了我巨大的安慰，在对方工人集体要求老板赔偿的时候，我家的工人居然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自己的财务损失要我们承担，还有一群女工过来找我，说能不能把原定圣诞节放假前给工人聚会补贴的费用都给男工，因为被烧的是3间男工木屋宿舍，他们损失最重的连条内裤都没剩下，我心底又是一番感动。
就在我以为遇到了全世界最好的一群员工的时候，我此生最大的噩梦来了。
2020年12月19日，工厂放假了，大批赶着回家过圣诞的工人们一早就乘车走了。早晨6点半，老赵照常起来帮工人开门，没了睡意之后，他跑去空无一人的工厂裁衣服——这么多年，还是享不了清福。
“爸，咱们带宝宝去山上吃早饭吧。”我追到裁床和他说。
说是早饭，可工厂一年四季哪天也没办法有规律地生活。早上9点多，老赵刚从裁床忙活完，换了身衣服正准备出门，两个男工说宿舍煤气漏了。我老公看了一下回来，还是让修理最在行的老赵去解决。
谁知道这竟是全家最后一次见面——快要10点了，我们仨等了好久，老赵都没有回来。
两个男工前一天晚上临时起意想要抢劫，他们等到工人都走了开始按计划行事，原本计划绑了我老公，再去绑我爸，然后向我索要钱财。可事发突然，他们直接绑了老赵，一失手，竟要了他的命——一个年近六旬的老头哪里是两个强壮小伙的对手。
老赵身负重伤，临死前死死地抓着凶手，怕凶手会去前院害我们，凶手为了逃离现场，硬是把他已经僵硬的手砍得不忍直视。他的一生定格在了58岁的第二天，他等了一辈子，还是没能熬到退休，刚刚当了不到两年姥爷，就草草地去了另一个世界。
意外比明天先来了，我看着忙碌的侨胞们帮我们搭灵堂、组建治丧委员会的时候还是懵的，直到老赵的遗像摆在灵台上的时候，人才彻底崩溃了。因为疫情，我妈来不了南非，在电话那边一直哭着让我带着孩子回去。
是啊，我爸走了，我来南非本就是为了一家团聚，现在还有什么意义呢？
那以后，我每天都在和老公说：“我要带宝宝回国，我们卖了工厂走吧。”
他说：“你想好了，工厂是你爸留给咱们唯一的东西。”
“我爸留给咱们的是命，他受那么重的伤还死死拉着那男工，生怕他来前院伤害咱们，你居然觉得我爸留给咱们的是工厂。”
我俩起了争执，老公执意留下好好做工厂，我一心只想离开这个伤心地。朋友看我们俩谁也不肯退一步，赶紧出来劝：“杀父之仇，抓住凶手绳之以法后，再慢慢处理工厂，好吧？”
时间并没有因为我多么的伤心难过就慢下来，1月开工的日期如约到来，工厂的水龙头开始漏水，一条生产线的电无法正常使用，我崩溃地在老赵的遗像前大哭。他在的时候，这些修修补补的事情都是他在处理，现在我手足无措，只能打电话给老乡叔叔求助。
有一天，在我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突然一个想法冒出来：老赵留这个工厂给我们，唯一的好处是白天你忙得根本来不及难过，你也不用刻意学着坚强，那么多工人还愿意跟着你干，你就得往前走。
南非的疫情在发现新毒株之后，日感染人数又一次破万。受疫情影响工厂的订单早就不可同日而语，而两个凶手还没抓到，我明白，谁也走不了。
我爸去世后的第二个月，我正在厨房做饭，女儿一个人在客厅玩，她突然说：“爷爷，爷爷。”
我听到后泪流满面，对着墙壁兀自说：“爸，你回来了？我不怕，你别急着走，缺什么就托梦给我，你别担心我们。”
一直等到我女儿跑到厨房找我，我问她：“宝宝，你在和谁说话？”
女儿说：“是爷爷。”
“爷爷过得好吗？”
“好！”女儿斩钉截铁地说。
“那你和爷爷说，妈妈好想他。”
“好。”女儿甜甜地回答。
每个你害怕的鬼，都是别人日思夜想的人。老赵在我的梦里出现了一次，侧脸看胖了些，什么也没说就走了，大概这是最后一次道别，看到彼此在不同的世界安好，就放心了。我也开始去商店买漂亮的餐具，这周添一对咖啡杯，下周买一套盘子——对逝去的亲人最大的安慰，莫过于我们好好地活着。
工人安慰我说：“这里是南非，有时候警察抓人要很久，之前有个案子也是2年后才抓住凶手，但你放心，肯定能抓到！”
我们依然过着开门是工作、关门是生活的日子，仿佛老赵的生活在我身上复活了。经营工厂还是有无数的烦恼，遇到看似过不去的坎，我总会把我爸的单词本拿出看看，那薄薄的本子里字里行间，都是他当年和命运交手的痕迹。
老赵走后，我开始刻意模仿他的字迹，所有的文件上我的名字都变成了“赵”，每一笔都是无处可说的想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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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E别的｜一场漫长的上海逃跑计划，中断在浦东机场
一群从上海 “跑路” 失败的人，被迫卷入了场生存实验 —— 没床、没固定食物、没公共交通工具，如何在机场、火车站流浪一个月？
这群“跑路”失败的流浪者，几乎囊括上海的所有 “社会面” —— 底层打工人、都市白领，飞加拿大、瑞士、新加坡的“出海派”……
所有人都措手不及：在城市文明笼罩的大都市里，人们被迫缩回某种原始的生存状况，被最基本的出行、食物、居住需求团团困住。
我们找了几位上海浦东机场（特指上海浦东机场 T2 航站楼）的滞留旅客，大部分人都在机场生活了半个多月 —— 有回不去高考城市的准高考生 Mikey、从外地支援方舱的 “方舱大叔” 海哥，徒步二十多里地到机场的山西小哥张允，及飞加拿大、瑞士等的 “出海派” 等。所有人中，至今有一位仍滞留机场，其余人都成功离开了上海。
以下是他们的 “跑路” 故事与被困机场生存指南。
千军万马的艺考，过不了空无一人的登机口
浦东机场的流浪者，个个都有夸张的“机票取消”记录。
4 月 15 日，上海官方疫情发布会明确表示允许外乡滞留人员返乡后，Mikey 就开始疯狂抢票。他是吉林长春人，一年前来的上海“艺考”学校。前不久，他收到了“梦中情校”—— 北京电影学院戏剧影视表演专业的艺考通过通知，急着回家补高考文化课去。
他买过上海直飞长春的机票，还有飞大连的、飞上海周边城市的机票，全都被取消了。回家无门，于是他另辟蹊径地买了从上海飞青岛，青岛转机到大连，大连转机到烟台，最后从烟台飞长春的四张机票来 “迂回救国”。结果，航空公司很 “鸡贼” 地先取消了最后一班，接着取消中间的航班，让他怎么都飞不成。他心如死灰，“现在四张票里还有没取消的呢，等着吧，过两天绝对就取消了。”
在机场待的时间越久，他买机票越是无底线妥协。有一次，有内部渠道告知他有飞 “辽宁通辽” 的机票，他内心窃喜，飞辽宁好啊！结果，他查了半天，才发现这是飞内蒙古通辽的机票，跟他家隔了十万八千里。但他还是买了，“只要能飞，去哪儿都成。”
过去的 5 天里，他的机票被退了一万八千块钱，每天平均要退三千六百元 —— 也就是，一天差不多要退 3 张机票。
算了算，他的机票一共被取消了 20 多次。他心急败坏地说，“是说让你返乡啊，没说机票取消率 100% 啊。” 航空管家 2022 年 3 月底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 —— 大型机场取消率前三的是长春龙嘉（100%）、南昌昌北（97.0%）、沈阳桃仙（95.1%）。
但机票取消时间相当 “狡诈”，Mikey 说，他每次致电航空公司，对方都只会甩锅道 “我们不知道，但取消的概率很大。” 就像一个“渣男”，不跟你明确提分手，就一直吊着你。利用售出机票到机票退款的这段时间，“他们可以拿你的钱去赚利息，最大程度地榨干你。” Mikey 看懂了套路，却不得不入套。
航空公司最 “狡诈” 的一次是，Mikey 第二天一早的飞机，当天下午都没取消。他心想着，“这回该让我飞了吧”。
于是，4 月 25 日当天，他被迫签了 “解封前不返校” 的承诺书，头也不回地走出“艺考”学校，想尽办法搭了辆警车到浦东机场。当一切准备就绪时，他手机突然跳出一条短信，“因公共卫生原因，您的机票已被取消……”
就这样，学校回不去、附近酒店又少又贵，还可能被临时征用或封锁，Mikey 就这样被迫住进了机场。
近期飞泰国曼谷的姑娘木子，倒是提前预订了浦东机场附近的酒店。坐出租车去酒店的路上，酒店还回复说能正常入住。可二十分钟后，当她抵达酒店时，却发现门口了站了一排 “大白” ——酒店被临时封了，只进不出。
因此，睡机场成了他们最保险的做法。
浦东机场的“滞留链”
“方舱大叔” 海哥与山西小哥张允，跟 Mikey 前后脚住进浦东机场。他俩都准备飞国内北方城市。
当然，想在封控期间进浦东机场流浪，如果没有一张被取消的机票，外加 48 小时核酸证明，都不够格。有一次，Mikey 前脚从浦东机场踏出，花几秒钟取了份外卖，后脚他就被安保拦住要求出示 48 小时核酸证明。
“方舱大叔” 是 3 月份跟几个同乡从老家山东烟台出发，坐了辆货车到的上海宝山区某方舱医院。大叔在方舱当保安，工作了一个月后，听说家中的老父亲身体不太好，他便急着回家。这份方舱的工作是他跟招聘中介谈的，几百块一天。临走时，由于没干满规定的时间，大叔还跟中介闹了点不愉快。
跟 “方舱大叔” 聊天时，他已在机场滞留了一个多星期。得知我的来意，他第一句话就是，“现在要帮助，就是（让我们）赶紧离开上海。” 他操着一口带山东方言的普通话，急躁地说，“我们冒着生命危险，随时可能被感染，来支持上海、帮助上海。现在连家都回不去，真是气人。”
说罢，他还着急地冲我打听，“你是记者啊，我得到一个消息，上海有各省各地的政府派专车，给我们这种志愿者拉回去隔离，是有这个事情吗？”
Mikey 在机场经常充当 “方舱大叔” 的 “翻译”，“别人听不懂他说的话，我就给他们翻译一遍。” 他说，“方舱大叔”年纪大了，不太会用手机，也不会抢票，打探消息基本靠口耳相传。
山西小哥张允住在上海浦东新区曹路镇，这里有片 “城中村” —— 由于房租低廉，成为广大外来务工人员聚集的大本营。上海疫情开始后，他们这帮 “打工人” 的生存境况估计比住小区的人更差 —— 抢不着菜、揭不开锅。可山西小哥刚从 “城中村” 逃出，就又被困在了机场。
好在，Mikey、“方舱大叔”跟山西小哥张允都是北方人，几个人看彼此都贼亲切，索性就抱团。三人有饭一起吃，睡觉在一块，票也一起抢。滞留机场的这段时间，他们三人抢着被四五家媒体采访了一轮，成了机场里的明星。“可我现在，就像个乞丐一样……”，山西小哥无奈地说。
被困浦东机场的滞留旅客，大致分为飞国内航班与飞国际航班两派，各自抱团。国内航班的取消率极高，这一派也因此人多势众，内部还按南北方划分了小圈子。
相比之下，国际航班是最准时的，但也有一小部分人被落在了机场。上海跟东京两地飞的龟田，在浦东机场遇到被滞留好几天的 “苏黎世大姐” 与 “多伦多大姐”。这两位大姐，一个是飞瑞士苏黎世，另一个飞加拿大多伦多。
龟田说，“苏黎世大姐” 是大连人，来上海转机时，没想到被滞留了。龟田飞走的当天早上，“苏黎世大姐” 还处在机场新一轮机票取消的崩溃中，可当龟田抵达中转城市时，“苏黎世大姐” 也已从浦东机场脱身，顺利到韩国转机去了苏黎世。
Mikey 说，只有他们这群飞国内北方城市的，处在浦东机场 “滞留链” 底层。
每天，只要身旁有一架飞机起飞，都能瞬间刺激他的神经。“刚才听到没，又有一架飞机起飞了。” 他在机场目睹了几十架飞机起飞，“飞加拿大温哥华的、加拿大多伦多的、新加坡的、香港的、台湾的。前不久，还有飞广西南宁的。”
Mikey 说，他甚至在机场看到过一家人上午到的机场，下午就包机回了四川成都。这件事极大地刺痛了他，“你要说航班不能飞，这我认，但他们包机走是啥意思呢？”
Mikey 没在机场看到一架飞国内北方城市的飞机，他们这群人，就像是被下了诅咒一般，困在浦东机场的天花板下不得翻身。
撞见飞走的旅客登机时 “拖猫带狗”，Mikey 内心嫉妒得都快滴出血来，“猫猫、狗狗都能上飞机，我上不了。”
而对于那些连机场都到不了的人来说，Mikey 已经是被羡慕的那个了。
去浦东机场的路——徒步、单车、警车
在上海交通几乎停摆的状况下，要想从家到浦东机场，只能各显神通。
外地人去浦东机场的路，是最通畅的 —— 通常，他们只要先坐高铁到虹桥火车站，在火车站花几十块钱就能打到去机场的车。
而上海市民想从家打车到浦东机场，却要在 “黑市” 上花高于市场价近 20 倍的价钱。据几位租车公司老板的报价：上海市内，包车起步价 800 元；跨区的话，1500 元左右。一位住酒店的旅客说，他打车（跨区）开了十几分钟，就花了 1200 元，这还是让酒店前台争取的协议价 。
老板阿冯有一家租车公司，公司的车常年在宁波与上海等地跑。上海这波疫情开始后，他们的车被征用为防疫用车，拿到了上海市政府给的 “临时通行证”，成了上海车中的 “特权阶层”。
上海允许 “返乡” 后，阿冯的这些车顺利成了 “返乡车”。他得意地向我展示：“从上海回大连的美女，已经成功到达 —— 对方出发前给了一万块押金，抵达后给了一万二，共两万二千元。明码标价，童叟无欺！”
可 Mikey 觉得这分明是在抢钱，他宁愿在机场继续死磕，都不愿坐 “黑车”：“这个b白赚我几万，我还要坐在他旁边，感受他的呼吸、感受他英俊的面庞跟龌龊的头脑……”
为了不花冤枉钱，从学校去浦东机场的时候 Mikey 直接打 110 找了警察。据官方口径，上海民警接的单中，50% 都是求助出行、就医类的问题。理论上，这条途径是可行的。
但得知 Mikey 要回去高考，警察先让他出示了准考证，接着问了他一句，“为什么准考证上没有写明日期？” 警察还告知他，必须在 14 天内高考，才能开 “绿色通道”。Mikey 当场被这些 “套话” 气笑了，“我是参加全国统一高考，不是小升初考试。”
再加上，如今从上海回长春，难免不在其他城市中转，并就地隔离 14 天以上。回到长春后，还要接着隔离。所以 “14 天内高考，才能返乡” 的规定，不免有些可笑。
最终，Mikey 通过朋友联系上另一个警察局，顺利坐上警车到了浦东机场。
山西小哥张允更加生猛，他一个人连背带扛几十斤行李，从浦东新区曹路镇出发，徒步了二十多公里地到的浦东机场。他整整走了 5 个小时，一路上几乎看不到行人，只偶遇了一个男人牵着俩小孩走过，路边连辆共享单车的影子都看不到。
路是手机地图导航的，有几条小路是被铁丝网封住的，山西小哥还遇到好几个检查站 —— 几个穿防护服的警察站路边，用黄色护栏把路一挡，就是个检查站。检查站外，警察会仔细盘问：绿码、核酸、当日车票，或有无其他必要出行理由。
走在路上，山西小哥觉得自己像是军营里负重越野的 “兵哥哥”，只不过他掉队了，大部队消失不见，只剩自己一个人孤军奋战。
“方舱大叔” 要从宝山区跨越六十多里地到浦东机场，他一路换了好几种战略 —— 徒步、电瓶车、共享单车等。途经区与区交界的地方时，他甚至要手脚并用，爬过铁丝网，并巧妙地躲过值守的警察。
一开始，我会把这些故事想象成上世纪 “谍战片” 里的场景，实在没法与脑海中的上海对应上。直到越来越多上海人跟我讲述类似的经历，还给我看了实地照片，我才相信这些故事是如今上海普通人的出行日常。
在浦东机场“露营”是种怎样的体验？
如今的浦东机场正处在 “战时” 状态下 —— 所有商铺全部关停，吃不上东西、外卖难进、车难打，所有人被迫最大化利用现有物资。
Mikey、“方舱大叔” 与山西小哥，抢占了全机场最豪华的 “总统套间” —— 即无印良品店门口的那张木椅。木椅长两米左右，没有把手，可以整个人躺上去。全机场仅此一张。木椅的延伸处，有个像迷你版榻榻米的地方，Mikey 在上面铺了张瑜伽垫，作为他们的第二个据点。三人因此免于睡冰凉的地面。
三人中 Mikey 的年纪最小，普通话跟英文也最好，因此包揽了他们三人的对外交流。他顺利地从飞走的旅客手中，拿到了充气睡袋、瑜伽垫等生存物资。他说，全机场就他们几个睡得最舒服。通常，滞留旅客从飞走的旅客那里继承他们的过夜装备，这些装备之后将流入 “新来的人” 手中，循环往复。
浦东机场的 “轻奢套间”，是能躺的机场椅 —— 本身能躺的椅子很少，更多是拿两排扶手椅并作一排来躺的。“轻奢套间” 数量不多，极为抢手。资历深的滞留旅客，抢占 “轻奢套间” 的机会最多。幸存的极少数机会，只留给下一批来得最早的旅客。
当然，到机场早还不够，还要够 “社牛”。浦东机场过夜，不欢迎 “社恐”。
飞温哥华的姐妹 July，提前一天中午 2 点左右就到了浦东机场。可她一进机场，惊讶地发现机场的两排 “躺椅” 上都睡满了人。她当即把整个浦东机场的机场大厅转了个遍，瞄准了一张没有扶手的软皮躺椅。椅子上当时还坐了人，她厚着脸皮凑上前去问，“你好，你们要过夜吗？”
没想到，她幸运地听到对方说他们今晚就走。于是，她开始在这张 “躺椅” 旁死守。半小时后，她看到机场里好的位置都被占完了，连最次的只能坐的椅子，都所剩无几了。
在这之后抵达浦东机场的旅客，要么占张椅子坐一晚，要么只能选 “自助露营套间”，也就是睡地板。社交媒体上，输入 “浦东机场过夜”，就能发现五花八门的 “自助露营攻略”—— 如野餐垫配薄羽绒被；充气床垫搭配一次性野餐布；防潮垫配露营睡袋 …… 所有这些，统称为 “用过即弃过夜包”。
可实战之后，几乎所有人都会抱怨攻略欠佳 ——“床又冷又硬，被子就该带两床的”、“有充气床垫，就是太小了”、“感觉自己差一件羽绒服” 等等。
Nora 是极少数 “露营” 体验颇佳的姑娘，过夜当晚，她将自带的两个行李箱拼成一张床——一个当枕头、一个搁身子。这样做的目的，一来免于躺在冰凉的地面，二来也是为了安全起见，“我身上所有重要的物品，都压在身下的两个行李箱内。”
她当晚的准备很全乎——穿着羽绒服、裹好睡袋，戴上眼罩、口罩、耳塞等，最重要的是，她与另一位同伴挑了个附近有工作人员，还有摄影头对着的角落，才敢安心躺下。
最近每天在浦东机场过夜的人流，少则几十人、多达一二百人。Mikey 说，旅客聚集的机场出发层，能用的厕所男女各一个，打热水的地方，也只有一个。为了抢占稀缺资源，越靠近厕所与打热水处，睡的人越多。每天一大早，都会有人去厕所排队，女厕所尤其人满为患。
至于洗澡问题，Mikey 住了半个多月机场，一次澡都没洗过。他也没功夫想这事。
因为即使有了 “机场顶配” 的露宿装备，也没有和之匹配的高质量睡眠。睡在 “总统套间” 的 Mikey，为了防止猝死，强迫自己每天睡 3 个小时 —— 凌晨 3 点在头顶射灯的照耀下，艰难入睡，早上 6 点准时被机场广播声吵醒。
但在浦东机场之外，那些露宿火车站外的人，只能蜷缩在过道处，连个遮风避雨的地儿都没有。上海市民付先生亲眼目睹，在虹桥火车站外的流浪者把棉被一铺，就是张床，天一晴，就把棉被晾晒在附近的栏杆处。他们无处觅食和方便，连身为一个现代人最基本的 “遮羞布” 都无法维系。
机场里的“集体野餐”
每天中午，浦东机场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会推着一个卖泡面的货车经过。这时，几乎全机场的人的目光都会被小货车吸引，争先恐后地凑上前来。
货车里的泡面只有一个口味 —— 统一牌香辣牛肉面，没得挑，一个人只能买两桶。很多机场的滞留旅客，一天就靠这两桶泡面过活。Mikey 说，更早之前，整个浦东机场连卖泡面的地方都没有。
不过 Mikey 他们三人是个例外，他们的泡面可以论箱买 —— 不仅因为 Mikey 还在长身体，一天最多能吃八桶泡面，还因为他给机场抓到过小偷，立过功。
在机场偷东西的人，是位四五十岁的女性。某天，他亲眼目睹那位中年女性徒手拽开了上海某特产店的拉门，他看得目瞪口呆，“那个拉门只安了颗螺丝钉，拉垮得很”，他说，机场所有商铺的拉门，都是这个配置。理论上来说，只要你想拉，轻易就能拉开。
但当天，那位中年女性偷得实在有些过分 —— Mikey 看见她拉了个皮箱，拼命往里塞，烟、酒、泡面、老婆饼、奶糖、酸奶、纸巾等等。最终，她一人提了四大皮箱的东西，旁若无人地走了出来。他说，“对方把店里的东西都拿了个遍，连装东西的皮箱都是店里的。”
她的动静实在太大，但除了 Mikey 之外，机场里的所有人都对此熟视无睹。Mikey 跟这位中年女性有过结，早就想逮着机会整整她了。几天前，他在机场花 500 块钱点了份外卖 —— 一盒酸菜鱼、四份炒饭、一份小酥肉、一个南瓜饼、五六瓶可口可乐等。他盘算着跟 “方舱大叔” 与山西小哥一起吃。可等他中途打了个电话回来，那位中年女性把还剩大半的酸菜鱼一顿乱吃，炒饭也被她吧啦了几口，对方还拧开可乐直接喝。听 “方舱大叔” 说，当时他们几个人拦她都拦不住。
Mikey 当时一直饿着肚子，他吃不了辣，每次都要把泡面过一遍水再吃。吃到后面，一到饭点，他就感觉是去上刑，“怎么又饿了？” 这次，他好不容易点了份外卖，结果没吃什么就被那位中年女性给糟蹋了。他被气得直跳脚。
当天，趁对方还在收拾的间隙，他跑去找了好几位安保打报告说，“离你几百米处的地方，有人正在偷东西。” 可安保硬是没搭理他。无奈之下，他直接拨打了 110。警察到了现场，人赃俱获。那位中年女性当天偷了五千块钱的东西，被关进了拘留所。Mikey 摇身一变，成了机场的立功之人。
从那之后，机场工作人员经常会在给 Mikey 的泡面箱里偷偷塞些吃的，卤蛋、肉制品、面包、饼干等等。Mikey 他们三人跃升为整个机场的 “特权阶层”，“经常能吃到些普通人吃不到的东西。”
每天，Mikey 还会跟新来的旅客边搭话边要点吃的。“方舱大叔” 通常会借着交流 “过夜攻略” 的方式，跟他们换食物。他们也会从自己的库存里，拿出一些给没东西吃的旅客。
浦东机场内部，也盛行 “物物交换” 法则。Mikey 会跟新来的旅客交换食物 —— 基本就是交换不同口味的泡面、饼干、面包、咸菜等等，毕竟大家的食物都很有限。
饥饿，是所有浦东机场滞留客的共同记忆。每天早上醒来，Mikey 第一眼就会看到无印良品货架上的零食，还有隔壁冰柜里的可乐、冰淇淋。他已经快忘了泡面、饼干、咸菜之外的食物，是什么味道的，他很想尝一尝。
他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店铺宁愿白白开着冰柜、宁愿把东西放过期，都不愿把这些食物卖给他们？
可惜，他只能往肚子里咽口水，他离这些食物这么近，又那么远。肚子里咕咕叫的声音，反复提醒他：该吃泡面了！
只要能离开上海
白天，整个浦东机场分贝最高的声音，是循环播放的广播声：“温馨提示，请您全程佩戴口罩，并保持一米间距……” 这段话 Mikey 在机场听了成千上万次，每次只要前奏声一响起，他张口就能背出接下来的话，“先中文念两遍，后英文念两遍。
广播会在白天多个时段循环播报，晚上也不能幸免，Mikey 算了算，每十分钟就要播一次。每天早上，他都会被这个 “催命” 广播成功吵醒。白天，他也被吵得什么都干不进去，“连打一把王者荣耀，都不能打个痛快。”
吃完饭，Mikey 一时没戴口罩，立刻被机场内冒出来的工作人员抓住现行，“那个戴耳机的，快把口罩戴好。”
每次听到这个声音，Mikey 心里的愤怒就会增长一点。他不明白，在这个地方，“你没有饭吃，没人管你。你没有水喝，也没人管你。你没地方睡，更不会有人管你。没人管你是死是活，但你不带口罩，就一定会有人管你。”
近一个月多来，浦东机场就像是整个上海的一个横截面。
但机场里的所有人，都不在乎戴不戴口罩，他们只在乎怎么逃出这里、什么时候才能回家？
Mikey 有时会把自己想象成《荒野求生》里的 “贝爷”，在玩一个生存挑战游戏。但在游戏里，“贝爷” 至少知道明确的结束日期。不像他，完全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一切？
机票被取消了 20 多次后，Mikey 的情绪濒临崩溃，急需一个负能量宣泄的出口。在电话里，他跟我痛骂了三个多小时，尽情发挥了一个东北人的语言天赋。大部分时候，我只是听着，附和几句。
他还只有 17 岁，但却要面对这个操蛋的系统里最操蛋的状况，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竭尽所能让他骂得痛快。
他的心气很高，“你知道吗？我当时艺考连南艺、中传的复试都没去，我就要赌北电，结果我赌赢了。” 可下一句话，他的心情立刻跌回谷底，“可没想到，我输了，输在回不去高考上。”
“14 天内再回不去，我就要复读了，我发誓我绝对不会复读的。我快疯了。”
聊到后面，他开始在机场散起步来，语气逐渐恢复平静。散步，是他在机场这段时间里唯一的解压活动。他说，他所在的那一层，从头走到尾，大概几十米长。他每天要来回走四五十圈。
散步时，他喜欢观察机场里的人是怎么生活的。他发觉在机场滞留越久的人，越喜欢把自己闷在一个角落，一个人对着一个屏幕，不说话、也不活动。“（他们都是）能不动就不动，因为动多了就会饿，饿了就要吃饭，吃饭就要花钱。” 他对我说。
Mikey 说，唯一能让大家提起兴头的事，就是抢票，“赶紧离开这里，是所有人唯一的盼头。”
几天前，Mikey 时来运转，买了张高铁票，成功逃到了杭州。现在，他正在杭州的酒店隔离，这次隔离至少要花费 5000 元。但他不在乎了，“只要能离开上海就好。”
他说，山西小哥也用这个方法离开了上海，估计现在也在中转地的酒店隔离。等隔离结束，他们应该就能顺利买票回家。
三人中，只有 “方舱大叔” 还待在浦东机场。Mikey 说，“方舱大叔” 听闻去中转地隔离要自费，就打了退堂鼓。他们俩都离开后，我对 “方舱大叔” 很不放心。所幸，Mikey 跟我说，“方舱大叔” 有个儿子，一直在远程为他打理一切。
“方舱大叔” 还在执拗地等，等一班直飞家乡的航班、或是一辆能把他带回家的政府专车，不知道还要再等多久。我只盼望，近期要去浦东机场的朋友们，能为他多带点吃的去。
注：以上所有采访对象，均为化名；上述所有图片除特殊标注外，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