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北京，如何诗意地安居？侯磊在《北京烟树》里面，给出了自己的思索和答案。 “燕京八景”中有“蓟门烟树”一景，意指北京前身蓟城的古城墙上树木蓊郁，如雾如烟。作者侯磊借此化成本书书名《北京烟树》，寄望于依依柳烟中，述世态变迁，品人情冷暖，发怀古幽思。本书是一部地域色彩浓厚的散文集，也是一部有关北京日常的生活之书。侯磊是老北京的后代，他在一系列的回忆中，记叙了胡同人生、街面儿江湖、古都掌故，展现了一位80后青年作家眼中北京市井的人间烟火。
朱四爷的简介中，写自己是浙江萧山人，是朱熹的第二十五世孙，可生活中他说一口道地（北京话中的“道地”就是“地道”）的老北京话，因为他的曾祖是“萧山相国”朱凤标，家中世代为官，居京已有五代了。
朱四爷深爱北京。他在文章中写道：“回忆从前的印象,无论是居住的‘绿槐荫里、深深庭院’，还是登高远眺的‘城门矗立、甲第连云’，都令人神往。”
他的父亲朱文钧（1882—1937），字幼平，号翼盦，是第一位毕业于牛津大学经济系的中国人，还是著名的金石学家。翼盦先生共有四子，分别为朱家济、朱家濂、朱家源、朱家溍。朱家溍行四，有个官称叫朱四爷。而他的一生，是以玩当学、以学当玩的一生。少年时代，他痴迷于溜冰、吃馆子、书法、绘画、摄影等，花钱请先生到家里来教京剧、昆曲，在家里练刀枪把子功。
要是家里不拦着，真没准儿下海唱戏去了。然而，这些爱好倒促使他“文革”以后恢复了许多传统京昆戏，有《麒麟阁》《青石山》《宁武关》《湘江会》等，整理了梅兰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三册），著有《清代内廷演剧始末考》，主编了大量文物图册。一个爱好，玩出如许门道。
业内流传着众多朱四爷学问大、学问广、学问杂的故事。读他的《故宫退食录》，他上一篇文章谈宋代米芾、米友仁父子的绘画，考证宋徽宗《听琴图》、马麟《层叠冰绡图》，下一篇谈清代珐琅器的制造，再下一篇谈古家具、古典建筑，而上网搜搜，到处都是他的书法和演京剧、昆曲的录像。不论是古代建筑、园林、工艺，还是家具、戏曲等，都有著述。
袁世凯当“皇帝”时为了表示和以前的皇帝有所区别，下令把故宫太和殿内的匾额，和历代皇帝的宝座——髹金雕龙大椅都换了。后来，是朱四爷在1959年时翻遍了故宫，根据一张清末的老照片，在堆满残破家具的库房里找到了原装宝座，并指导修复出来，又摆回太和殿当中供人参观。
他的学问，都是从小受到熏陶，并在兴趣的前提下玩出来的。
在自家的花园划船
清末政权易手，是北京居住者的一次大换血。北京城在政权交替时没有被夷为平地，实属历史的万幸。而京城文物的主要损失，则是在八国联军的战争和义和团内乱期间，使得中华古物屡集屡毁、屡聚屡散。
朱家世代收藏，世代书香，对文物有着数代人的积累。家中祖宅位于东交民巷，房屋众多。朱家曾将家中开辟成萧山会馆，以供进京赶考的萧山籍举子吃住。而宅院却毁于义和团的兵火，地方便荒废了。
朝廷发了六千两白银安家费，不够重置家业，只能先租房。直至其父朱文钧学成归国时，他们还没有置办产业。朱四爷出生在临时租住的东城区西堂子胡同的四合院内，这里临近灯市口商业区，是旧京的繁华所在。而朱家的收藏，虽然遭此大难，但始终就没断过。
在朱四爷九岁时，全家迁居帽儿胡同的可园。帽儿胡同是现在的旅游胜地南锣鼓巷中一条知名的大胡同，多是重臣的大宅。可园是清代大学士文煜（1820—1884）的故居，有“凉亭、水榭、暖阁、假山、走廊、拱桥、清池、怪石、花木、翠竹”，后来宅院易手，租给了朱家。
朱四爷留有一张童年的照片，是在园中的池塘内划船的情景。看上去不过几岁的样子，在一个周围都是太湖石的小池塘里煞有介事地支开双桨，而岸上则是一圈游廊。能租住在这样的大四合院内，也能看出此时的房租并不算高。
朱家很重教育，使得幼年的朱四爷仍旧在家读家塾。他仍按照古人的方式，熟读《孝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左传》等功课，并像古人一样背诵。与此同时，家塾先生辅以当时教育部审定的高小国文课本，教给朱家的子弟们用浅近文言编写的历史故事。五四运动以后，像这样仍接受旧式教育的人家不多了。
僧王府五十一间
1930年，朱家从蒙古王爷僧格林沁曾孙阿穆尔灵圭手中，以拍卖的形式，花一万零五百大洋买下炒豆胡同僧王府的中部共五十一间房。僧王府分东、中、西三部分，每一部分都有四进院，东西部分成为其他机构或民居，中部归了朱家。朱家刚搬进来时，当时墙上挂的弓，都是僧王本人用过的。
旧王孙阿穆尔灵圭（1886—1930），六岁继承了亲王的爵位，二十五岁以前的营生是当王爷，后支持袁世凯，在民国时做议员，但已远不如做蒙古王爷时的风光。四十四岁早逝后，家中欠族中赡养费而惹上官司，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法院拍卖房产。
蒙古王爷卖房之日，便是朱家买房之时：他们都曾供职于清廷，同殿称臣，彼此知根知底。此时北京贫富更迭，北洋政府乃至国民党的军政要人买了前清败家大臣的宅子，此类事件不胜枚举。不少宅邸很大，堵上道月亮门或砌上堵墙，拆成几个部分卖给不同的人家。大量的败家故事与民国新生活的蓬勃，真实的居住状况是一种体现，也构成了社会新闻和通俗小说的素材。
如府学胡同36号，明思宗田贵妃之父的宅子，据说被刘宗敏占据后，陈圆圆曾在这里住过，在清朝又先后成为靖逆侯张勇、兵部尚书志和的宅院。民国时东院归了天主教神学院，西院住的是北洋政府海军上将刘冠雄。
黄米胡同的半亩园，清完颜氏居住，主人完颜麟庆著有《鸿雪姻缘图记》，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卖给清末军机大臣瞿鸿禨家。
黑芝麻胡同13号，清四川总督奎俊的府邸，为民国外交总长顾孟余所居。
……
一朝天子一朝臣。那些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各路诸侯，都是发家了就买房子住富地方，败家了就卖房子搬到穷地方。铁打的宅院，流水的名人。大四合院里，清代住清代的名人，民国住民国的名人。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那些豪宅的易手，昭示着八旗权贵阶层的衰落。
八旗制度是一种全民皆兵的军队编制，仿佛后来的军队大院，叫“在旗的”和“不在旗”的，旗内与旗外不通婚，并非所有的八旗都是贵族或都是满族，之间级别很严。旗人不能从商只能从军，不打仗时就操练或闲着。北京城外各处都是八旗营房，如朝阳门外北小营，海淀周边火器营、镶黄旗等，香山前一站叫红旗村，全名叫正红旗村。
八旗营房只有正房没有东西厢房，建筑精良，级别高的自然住房就大，级别低的就一般，早年都按月发饷，相对富裕，也养成了寅吃卯粮的习惯。买东西都赊账，等下个月一关饷先还账，因此破败时也极为凄惨。
前朝旧臣无法在新朝廷谋职，或职位收入远不如前清，旗人又不善经营者居多，便只能靠变卖家产过活。典当会改变落魄者的思路，仅仅会为家中还有哪些东西能卖而窃喜，不去想家产只减不增，总有一天会败光。
中下层的旗人，有点文化的去教书，没文化的去当巡警或拉洋车，女人也要劳作贴补家用。他们的言行做派与不在旗的不一样，女人也不裹脚，在街面儿上饱受歧视。
老舍先生的故居在内城西四缸瓦市，但他的父亲每月三两银子，庚子年阵亡后抚恤家属一两五，家人几乎无法生存。北京本是一座富有的城市，渐渐在市中心出现了贫民。而京郊的八旗营房几乎拆迁殆尽，一代的往事也无人再提。
在深宅大院里长大的朱四爷，则与我们想的不同。
他于十四岁时直接考入了中学，初中是励志中学，高中是北京四中。中学时，他遵父命点读了全部《资治通鉴》，看不懂的地方先跳过去，往后再读一遍。带着对旧学的爱好，他于1937年考入了辅仁大学这所著名的教会学校，跟随陈垣、沈兼士、余嘉锡、顾随等先生读书。
他本属于“穿苏格兰花格子绒布衬衣，骑凤头、汉牌自行车，抽英国三B烟斗（英国的BBB烟斗俗称三B烟斗），会吃西餐，能说一口流利英文”的阶层，却在1937年赴宋哲元二十九军学习刺杀、射击，要上前线抗战。
“八一三”上海抗战时他和同学赴南京请愿，在铁道上卧轨向政府死谏，直至1941年毕业后去重庆的大后方工作。
1943年，他借调到故宫参与“中国艺术品展览”工作，故宫中成箱文物的搬运，当年都是由朱家溍、王世襄这样的大师亲自动手来扛箱子，并亲自布展、写说明牌，等等。体力、脑力劳动都能做。
1946年，他回到北平，正式进入了故宫，开始他的学者生涯。这种旧式家庭出身的人并非不革命，他们不靠革命来为自己“刷色”（色，北京话念，刷色指靠革命来做资历）。
从私房到公房
北京真正变穷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经济政策失败，平津战役爆发。围了城，很多行业无法展开，公园都关门了，没有大众娱乐消费，北京百业俱废。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经历了公私合营和房屋的公有化（公租房运动），北京的房地产市场再次经历大规模易手。
很多大型四合院是国民党机构或有钱人逃跑时扔下的，我们将其作为敌产接收后，分给了各个机关单位，作为办公地点或宿舍。这叫“对口接收”，以前是医院的还归医院，是公安的还归公安，有部分成为领导人的住房。作为仍旧住有众多房屋的北京市民，十五间房子以上转为公租房，房主或把房子卖（捐献、上交）给国家，或者为了控制租金而由国家代替原房主出租房屋。
当时多有主动将私房、私产交公，以支持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人们以私营、私房为耻，国营、公房为荣（至今很多平房的门楣上有个小圆铁片写着“私”或“公”），即很多四合院改叫公房。需要租房的话，便由向个人租房改为向政府租房，以控制房租。公房只进不出，只能私转公，不能公转私。
“据内务部一九五四年八月十四日提交的《城市私人房屋情况及今后意见》，在北京，私人房地产占全部房地产的百分之五十四，私人房产主当中不少人拥有大量房产，百分之六十四的房主拥有房屋百间以上。”
然而，正当的房屋买卖并没有禁止，北京胡同里的房价，50年代是一百多块至几百块一间。老舍从美国归来用五百美元折合成一百匹布，买下丰富胡同四百多平方米的“丹柿小院”。而买房子最划算的或许是刘绍棠，从1953年到1957年，从他十八岁至二十二岁，共出版了五本小说，稿费近两万元，他花两千多元在光明胡同买了个四合院，是同时代中买房最划算的作家。
当时人们都挣几十块钱，最低生活标准七块钱，学徒工二十八元，大学生五十六元，八级工一百零二元八角。而房价也是不断增长的，1960年，东四北头条的大北房要到了一千块，房子不论是哪个朝代，都不是普通人随意能买的。
朱家的住房，是1954年将大部分房屋卖给了煤炭部，剩十六间半以自家居住。和从前相比，朱家的居住条件下滑了。而更磨难的事接踵而来。1952年，在“三反”运动如火如荼的一天，故宫的工作人员和学者们在神武门的广场上集合，事先已经准备好大卡车，由公安人员点名押送上车，分为两队送往两处公安学校，一队开往白云观附近，另一队开往东岳庙看守所，其中就有朱四爷。
平常朱四爷好唱戏勤练功，人群中便谣传朱四爷会轻功，一垫脚就上房，押送他的时候便如临大敌。而据朱四爷自己说，他还是做了个京剧亮相，在临审查前过过戏瘾，直至1954年4月1日才被释放回家，后又重归故宫工作。
而一同接受审查的大玩家王世襄先生就没那么幸运，从此离开了故宫。在隔离审查期间的1953年，朱家人遵从母命（父亲朱翼盦先生已于1937年逝世），向故宫博物院捐献了碑帖七百余种一千多件。
这次捐献并非迫于时局，是父亲朱翼盦在世时的许诺，以及朱母和家济、家濂、家源、家溍四兄弟的共同主张。民国时马衡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准备申请专款十万元收购朱家的碑帖，但被朱翼盦先生婉拒。
他的理由是：“将来身后捐赠博物馆。”
抄家
朱家溍先后于1958年、1969年和1971年，分别下放江苏宝应、湖北咸宁、湖北丹江劳动锻炼。朱四爷能作诗，但自己从不在意，只有他在70年代下放这一段的诗保存得最多。他与内兄在通信中唱和了一首写武当山的诗：“道院清秋暮，推窗望碧空。长松迎落照，桂露染琳宫。太岳当无愧，幽奇自不同。重阳期畅聚，楝叶满山红。”颇有古人风貌。
“文革”中，朱家被扫地出门，藏书被北京市文物处抄走，住房改成了街道“五七”工厂。幸得“文革”后将大部分退还。而此时知青返城，胡同中的居住成了大问题。就像电视剧《孽债》的主题歌：“爸爸一个家，妈妈一个家，剩下我自己，好像是多余的……”
很多知青回来没地方住，工作也很难找，一大家子哥哥嫂子、弟弟妹妹的，只能在屋里搭个铺板，甚至睡在凳子上，生活穷困且艰辛。个别知青干脆回到插队地方安家，至今也没回来。
各家被占的房子，由占据单位分给职工做宿舍，住进了外人。要退赔时，却是大部分单位无法解决，职工也住着不走。而原房主自然要请走这些外来户，两下里过了过招，僵持许久，才发现请神容易送神难。有的房子不退，只是折价给钱。
而拿折价的钱去买房，一般人却没有这等观念。那时少有正式的房屋买卖，都等着单位福利分房或继承祖传的家产。可等需要买房时已错过了便宜的时候，弄得谁都买不起了。有不少至今尚未解决，院落中矛盾重重，胡同中便世风日下，民风不古。而每当住不下的时候，便开始加盖小厨房。
原先朱四爷家的院落已经搭满了小厨房，而自家的前后也被挤得空气逼仄，狭窄而堆满了杂物。朱家的收藏中，有多达两万册的古籍，朱翼盦先生因收藏有宋蜀本《唐六人集》而自号“唐六人斋”，直至1967年还保持着“万卷琳琅，致多善本，几案精严，庋置清雅”，收藏家袁珏题写给翼盦先生的寿联是：“万卷琳琅昨者汲古阁；一船书画今之英光堂。”
朱四爷曾写过一篇《我家的藏书》，谈旧时藏书家中的书香本为事实。宋元刊本、明代精刻、康雍乾武英殿版、道咸年间许珊林刻书、苏州诗局、扬州诗局、楝亭家刻本、抄本书等有书香，而平装铅印书、影印书、晚清金陵书局、崇文书局等都无书香。
1976年，这些古籍全部捐献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全部的家藏明清黄花梨、紫檀家具和文房四宝捐献给了承德避暑山庄。朱四爷只保留了一份他于1973年毛笔手录四册八卷的《萧山朱氏六唐人斋藏书录》，没有了藏书，看看目录以存个念想。而他父亲的著述文稿，以及母亲的画作，也几乎散失殆尽。
从四合院到大杂院
20世纪80年代的发展比想象和预计的要快，平静的胡同被嘈杂所打断。北京大规模地拆迁，很多四合院被打着“危房改造”的旗号变成楼房。
1983年，“五七”工厂终于从朱家搬走，而炒豆胡同里那座昔日的僧格林沁王府，朱四爷家这个昔日的书香世家，多少显得有些破旧。只好各种因陋就简，用装裱的字画挡住破旧的窗棂。不少朱氏子孙新中国成立后到各地工作，如今也渐渐退休归来。
朱四爷住的两间半小房更显得逼仄，家中几乎无现代化设施，还用十二英寸小电视机、蜂窝煤炉子、马口铁烟囱、铝制的水吊子（水壶）、用十一块钱买的折叠椅……蜗居于几间小房之中，家猫野猫随意出入。挚友启功先生为他题写了“蜗居”二字挂于屋中，朱先生便怡然自得。他有不怕吵的神功，再嘈杂也照样写稿，那是他被关看守所时练就的。
有一回，几个土暴发户在一起神吹，大侃自家的楼房有多么好。朱四爷听不下去了，他只回了一句：“能划船吗？”
朱四爷家的院子，小时候是能划船的，可现在不能了。
残存的四合院大量沦为大杂院了，宽敞整洁的胡同沦为棚户区和贫民窟。曾经满院子是花，有天棚鱼缸石榴树，房檐下挂着鸟笼子，养着猫狗的生活渐渐远去。见不到一群男孩背着女孩在院子里玩骑马打仗，见不到外面的孩子跑进来撅尾巴管儿（弯腰跟公共自来水龙头嘴对嘴喝凉水）。
但朱四爷一如既往地过精神生活，他忙着恢复传统京昆戏曲，一个月能唱十场，要把自己会的杨派武生戏都过一遍。他曾为历史影视剧做顾问，但因作品乱改历史而十分不满，遂不再做此类工作。
除了故宫、中央文史馆和民革中央组织的活动，他很少参与社会上的文物鉴定。除了微薄的稿费，他不收车马费。直至八十三岁，他还骑着1946年的大力神牌自行车游走于后海，闲逛于北京。
1994年，他将二十六件珍贵书画再次捐献给浙江省博物馆。他说“聚是一乐，散亦是一乐”，用子女的话说，“他自己把他的心供得高高的”。晚年时，朱夫人病重，却不寻求找单位想办法报销。而他于2003年去世时，存款只有几千元。
如果给朱四爷的家列个表，表格或许可以是这样的：
学者赵珩先生的书中写道：“朱先生住的三〇五医院楼道很长，楼道最东头的窗户可以俯瞰故宫和北海。据说朱先生经常请护士把轮椅推到东窗下，长时间地伫望着故宫——那是他五十多年为之贡献的所在。”
他的一生都很高贵。
回看朱四爷的一生，再来看北京城百年以来的生活史，百年来的北京仿佛是一部“败家史”。在外人看来，物质上朱家是越来越贫乏，爸爸比儿子过得好，爷爷比爸爸过得好（不少老门老户都这样）。
但朱家人不一定这样看。晚年的朱四爷身陷蜗居，但他活得高贵，活得有尊严。几乎没有哪位像朱四爷这位祖籍浙江、居京五代的北京人，这般留恋自己的家园。
北京不是最好玩的地方，也不是最宜居的地方，而是最令人舍不得的地方。我们要思考，如何在北京活得快乐而自由；在北京，如何诗意地安居？
北京出版集团出品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2022年1月
（本文选自《北京烟树》，北京出版集团出品，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略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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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正和论文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时，阿汤给我发来了消息，说今年的调剂后，“棺材板已经钉死了，这回真的要放弃了”。
作为旁观者，想想她毕业3年来的考研经历，看着她不断“在棺材里仰卧起坐”，我实在觉得她是个狠人。
1
我来自德阳，阿汤是成都人，我俩都是成都中医药大学2015届的学生。她的专业是应用心理学，前3年半时间里除了公共课和心理学专业课，还要必修中医学基础、人体解剖学和推拿学。
我主修中医学，先在新校区待了3年学完中西医的各类基础课，再搬去附属医院旁边的校区学1年临床课，最后去医院实习1年才能毕业。我俩有缘做了一年室友，一起加入了校读书社团，平日相谈甚多。即使后来我换了寝室搬了校区，我们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阿汤被心理学吸引，是受到中学时看的各种影视作品的影响，尤其是《心理罪》里的主角方木那从蛛丝马迹中看穿人心的能力，令她羡慕崇拜。所以填高考志愿时，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个专业。后来她回高中看老师，班主任听闻此事后，很是恨铁不成钢：“哎呀，喊你们不要靠近心理学的嘛”。但阿汤并没有后悔，她喜欢自己的专业，更想未来某天也能像方木一样厉害。
真的进了大学，才会发现不是所有的专业都和想象中一样。除了身体力行“坚决不挂科”的原则，我俩在看书、上课之余用功不算多。阿汤闲时最爱泡在散打社，和一堆男子汉近身肉搏。估计散打社的潜规则是“打人不打脸”，好长一段时间，我都以为阿汤还挺厉害的，后来才听一个朋友说起，她和体院那些男孩子打架没讨到一点好，身上都青一块紫一块的。我从那时意识到，看起来白净斯文的阿汤比我想象中更加拼命，但凡喜欢的就会执着追求。
2018年春天，我发现阿汤爱上了自习，正式加入了考研大军。她不再像大一大二那样随心所欲，作息也全跟着课表来。9点到12点，14点到18点，19点再到21点，有课上课，下课自习。当时她要上的课不算多，常有大段连续的时间可用来复习专业课，其余散碎时间则奋战英语和政治。
那时新校区图书馆还没修好，任何一间没有在上课的教室都会成阿汤的自习室，虽然经常遭遇“这间教室被征用，请各位上自习的同学另寻他处”的驱逐，但阿汤还是在教学楼里辗转，耐着性子慢慢啃书。她想着自己有专业基础，就没看任何的复习视频，只等着靠专业课本、辅导书、练习题和背功，在12月的研究生入学考试上一击即中。
7月，我搬了校区，每天都打起十二分精神学习临床技能。至此，我俩都和悠闲的校园生活彻底无缘。
本以为阿汤成竹在胸，10月，我却听闻她要放弃考研。原来，她在7月中旬考完期末考试回家后，失去了在学校的浓厚学习氛围，又为了“抓住本科最后一个珍贵暑假”，选择了彻底给自己放假休息。
对于考研这种长时间的拉力赛来说，没到终点就说暂停，无疑是中场退出战局。9月开学回来继续复习计划时，阿汤悲伤地发现：之前看过的专业书已经忘得差不多了；由于之前的盲目自信，完美错过了报考研班的好时机。放下了英语、政治好几年，本是文科生的她，对原以为熟悉的知识点的印象也不深了。连续的“暴击”之下，背不完书的压力如影随形，最终导致了阿汤的身体状况直线下降。她先是腿抖腿痛，后来是腰疼，紧接着又出现了耳鸣。
这些症状刚出现的时候，她和我提过，当时我以为都只是她躲避紧张复习任务的借口。可她去校医院检查后，被诊断为神经性耳鸣，经过了几次针灸治疗和中药调理后，病情也没有太大改善——治疗这种症状，中医针灸疗效明显，我们校医院的水平也是有口皆碑，如果种种治疗都无效，说明阿汤的身体状况属实值得担忧。
那段时间，她总念叨着自己复习不完，背不住，学不进。无限的迷茫和不自信，令她无法安抚自己的紧张情绪，即使家人安慰也毫无作用。一进入安静的自习室，她就觉得耳边的“嗡嗡”声无法忽视，书上的字只是用眼睛看过，却不能进入脑子。时间有限，心理学的专业知识需要大段背诵，但心慌和害怕让她根本不能专心复习，压力之下，她真的快不行了。
决定放弃后，阿汤和我说了她的心路历程：早在2017年三级心理咨询师资格证被取消后，她就一度在对未来的迷茫中打转。本科老师们的职业建议也都明里暗里透露着，“不考研不深造，在成都基本是不可能找到正规的心理咨询相关工作的”。所以在大三选择考研时，仍没有想清楚自己未来规划的阿汤随大流地陷入“大家都考所以我也考”的境地，再被卷到无力承受压力，临阵脱逃。
她发现，只要坚持不学习，耳鸣就自然而然不治而愈，身体也不再有任何的不舒服。看来，一切真的是情志影响。年纪轻轻又没有基础疾病的小姑娘，如果不是压力太大思虑过多导致的耳鸣，还能是因为什么？看来就算学心理学的人，也不是那么容易疏导自己的心理问题。之前虚假的努力没给她带来心安，反而更让她觉得未来渺茫。她对自己并不了解，对未来也没有实质性的规划，想来想去，决定还是先工作。身体无碍后，她找了一家单位做起了HR助理，工作内容基本就是打杂，她也没有更多期望，就等着熬过实习期后，离职回去准备毕业论文。
阿汤就这样和2018的考研说了再见。那时的她估计也没想到，往后很多年，她都在为这次的放弃做补救。
2
2019年6月，我进入省中医院实习，在五脏六腑各个科室间轮岗时，阿汤毕业了。她想离开家乡出去看看，便跑去了重庆一家心理咨询机构做咨询师助理，每月工资4000元，租房花去900。我们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坚持着，偶尔互相吐槽，之后又加油打气，鼓励着彼此继续熬下去。
一年到头有那么多考试，唯独12月对于广大考生来说最是艰难——公务员考试和研究生考试的两座大山，上百万人在较劲攀爬。相比本科毕业直接进入社会摸爬滚打，这两条竞争白热化的道路，对于应届毕业生来说却都是更保险的选择，尤其是医学生，基本没有不想考研的，我也不能免俗。
本科阶段我就为中医的博大精深而着迷，实习期在病房里、围观抢救时的经历更让我对拯救生命有了具象的认知。我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够对他人的生命产生影响，一想到那样的时刻，就充满了成就感和愉悦。因此，不论是出于深造提高自己能力的强烈意愿，还是“起码得是硕士才能进入市级医院工作”的现实考虑，考研对我而言都是必经之路。
我给自己定下了一个“远在天边的目标”——上海中医药大学曙光医院。建国后，4所中医药大学分别在中医学底蕴深厚、名医云集的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建立，就目前的综合资源来说，前3个优于后1个。作为有志青年，我自然想去另一所“老四所”中医药大学深造。
然而上中医的报考风险极大，学校要求在报考时就选好导师，所有过线的初试考生一起参与复试，复试成绩与初试成绩叠加后，成绩最高者录取，其余人都只能调剂。好在家人尊重并支持我的决定，免去了我很多后顾之忧，所以我当时只期望能顺利“上岸”。
为了通过考试，我只得在实习之余勉力复习。
我每天8点到科室，午休2个小时，晚上6点前后下班回学校。实习生每月轮岗一个新科室，由于运气实在“太好”，前半年我被轮到的多是急诊、心血管、普外、肝胆这种让人心跳加速的科室，有时候白天工作太累，我下班回寝室后都会先补个觉养足精神，再利用晚上的黄金时间“文火慢炖”搞复习。
从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这些基础课开始，然后是方剂学、针灸学、中医内科这些临床治疗学科，在理解的基础上背诵，再到一册又一册的辅导书、练习题。我拒绝了一切娱乐项目，除了实习就是看书。
医院的实习生一切按照科室安排上班值班，没有休假。虽然上完夜班第二天上午查房后就能下班，但我却并没有多出个白天的时间复习——在没有好好睡一觉之前，我是不可能学得进去的。熬夜，我不是对手，更怕猝死。
等我转到耳鼻喉科，才有了稍稍喘息的机会。我发现自己的发量正在急剧减少，体会到了去年阿汤正遭受着怎样的心理折磨。平心而论，考研大军每年都在扩大，能报考的学校就那么多，想“上岸”、家里又没什么人脉的人，谁没有压力？
考试前一个多月，学校“大发善心”放了考研假，让我们直至考研前都可以暂时不用实习，专心备考。终于挨过了那乏善无味的重复学习过程，考完初试的我，开始了昏天黑地地放空。中医综合考试结束，我回去吃了午饭，总算是睡了一个毫无压力的、长长的觉。小半年没有在网上快乐冲浪的我，在之后几天里把这一年出的爆款电视剧以及自己错过的大瓜都疯狂刷完，这才又觉得自己回到了年轻人的世界。
之前的“禁娱”都是值得的，我的初试成绩超出校线近30分。
那几个月里，阿汤也在一边干着咨询师助理的工作一边备考。
因为工作缘故，她接触到了很多咨询师和心理医生，虽然每天只是做些帮咨询师整理文件、预约等杂事，职业氛围还是唤起了她就读心理学专业的初心，重燃了她的考研斗志。
8月末，她再次加入了考研大军，这次她有了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西南大学应用心理系。
她也和我一样，只能榨取晚上下班后不多的时间背单词和刷题，继续背去年那些没有背完的书。但在12月考完初试后，阿汤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是过不了线的，便又埋头工作。不久后，距离复试线差21分的成绩证明了她的预感。
经历了去年的考研备战，阿汤如今更在意自己的身心健康，对这次考试也是抱着见见试题、看看流程的态度。她将一切希望寄托在了下一年。年底时，她的工作也有了起色，从助理升为了新媒体运营，负责公司公众号的推文撰写。不过这样的变动脱离了阿汤原先的规划，使她既疲惫又无奈。
在一位咨询师的建议下，阿汤还做了心理咨询，核心话题是“为什么我做什么都不成功”——为什么写不好工作要求的文章？为什么做事不够细心？为什么考研考不上？他们聊了很多，但阿汤只记住了咨询师说：“你要是现在可以写出很好的东西，做很完美的事，那对那些40多岁的人岂不是很不公平……”
这样的心理咨询进行了6次，阿汤也说不上这个过程对她有没有帮助，但这句话多少让她重拾了信心，在沸腾的生活中继续挣扎。
3
2020年1月，我再次回到医院实习，又回归了每天收病人、写病历、带病人做检查的日常。当我在呼吸科按部就班打杂时，突如其来的疫情将人们的生活秩序完全打乱。医院勒令实习生“非必要不许到岗”，于是23日除夕之前，我回家开始了最后半学期的“家里蹲”大学时光。
我在家一边通过上网课赚学分换取毕业资格，一边等候着复试的消息。复试通知一拖，我的耐心消磨殆尽，心态逐渐崩溃。
5月，终于等来了线上复试，我本就紧张，面对快节奏的问答时，失去了一贯的沉稳。面试结束后没几个小时，录取名单就公布了，上面没有我的名字。
我心里一沉，很多念头一股脑涌上来：我考研真的失败了？复试老师怎么这么没有慧眼！深造的愿望就此破灭了？我是不是报名的时候就不应该冒险，该在母校的荫蔽下直接考本校？
结束面试的那个晚上，从来睡眠好得像个猪的我，翻来覆去，天不亮就醒了，在家里走来走去。第二天我接到电话通知，招生科老师说，虽然我没被目标导师选中，但是总分排名还行，就问我意愿接不接受院内调剂。
我又参加了一轮调剂——也没什么好准备的，老师就是和我聊聊天。最终调剂也失败了，不过我本来也没有对那些专业很心动，难过程度远不及一志愿复试面试。
医学生的考研深造选择多，需求与目标决定了选择。选择“专硕”，除了考虑找工作容易和发展空间，还要兼顾科室的选择——比如肿瘤科肯定是既有中医特色又有发展前途的；肛肠科的中医疗法也独树一帜；皮肤科相比其他科室更轻松，还不愁赚钱，但以后找工作小医院里可能不设这个科室。如果想进医馆或者门诊，读“学硕”其实也不亏，能有更多自己的时间跟老师出门诊和看书，更符合传统中医的教学。
我的第一志愿是专硕，也接受调剂到理论基础研究的学硕，但我不喜欢做实验，可中医类调剂名额最多的往往就是实验类的专业。一般情况下好点的学校名额紧俏，根本不会把调剂名额放到系统上，多是直接院内或校内消化。
经历复试的打击后，我去了重庆散心，看望了阿汤。本来出去玩是抱着“不要想了，先快乐再说”的念头，但朋友们和师兄师姐们都纷纷劝我，说这个分数不积极争取调剂很可惜，他们告诫我，“千万不要太挑剔”，还跟我举出身边例子，中心思想都一样——“研究生终归比本科生选择多些”。这种场景真的很像被催婚的翻版。
其实我心里很慌，我知道自己有好多的选择：调剂，“二战”，或者直接去医院“规培”……只是有点怕，怕一不小心就会做出让自己后悔终生的选择。
多亏了高出国家线60多分的初试成绩“保命”，经过一段时间的挑拣后，我成功调剂“上岸”，被外省一所中医药大学录取。由于坚决不想做实验弄死小白鼠，我选择继续攻读中医临床基础学，研究《伤寒论》。
那一边，阿汤也过得十分煎熬。由于公司人事调动，她有了新上司。这是个对事业充满干劲的领导，上任后不仅要求她日更公众号，还要她积极地在各类社交平台上推广公司的商业广告。
阿汤实在难以应对上司要求的工作内容，饱受琐碎工作的折磨，有时一篇推送文章只因排版不符合上司的审美，就被打回来返工。物色一个新工作逐渐被提上日程，最终在4月，她选择了离职。
5月，阿汤入职了一家创业公司做视频剪辑。接受这个新的考验纯属巧合——受疫情影响，很多公司面临倒闭，找工作也愈发困难。辞职后宅在出租屋的阿汤在B站上学了几期视频剪辑课程，正想上手实操一下时，就赶上了这个刚成立没几天的新公司招人。虽然每月工资只有3000块，但因为员工少，工作氛围轻松，工作也不累，阿汤每天只需要用公司的素材剪视频，更新账号内容。
这一次，阿汤提前规划起了复习计划。她决心每个月存一笔钱，为最后3个月脱产考研做准备。
这是个相当破釜沉舟的决定，意味着她将没有任何退路。我身边坚持考研的朋友，大多是边工作边考研，既逃脱了父母的担心和唠叨，也不至于断了经济收入，又能在考研失败后小小地安慰自己一下——是我没有全力以赴，毕竟还要兼顾工作。这样，他们还能怀着信心，继续参加明年的考试。
但阿汤还没等到计划实施，新公司就先倒闭了。6月末的一天，房东在上班时间来赶人，他们这些员工才知道公司的办公室到期了。老板叫他们先回去等待，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这是阿汤第一次遭遇“下岗”，她深切体会到，在充满各种不确定性的后疫情时代，进入大公司拥有一个铁饭碗的重要性。可即便如此，她依旧没有放弃考研的念头。
4
开学了，读研生活没有带给我太多新鲜感，我始终放不下调剂带来的心不甘情不愿。我只能埋怨自己不够优秀，否则，应该也不至于只能在命运的限制安排下做出“退一步”的选择。
阿汤安慰我，说有书读就好，“不管怎样，至少能有研究生学位，找工作也容易点儿”。她在求职和工作经历中逐步意识到，“专业性”不强的本科生，看上去什么工作都可以做，实际上是什么都不能做。助理，视频剪辑，哪一个用上她的专业知识了？哪一个又非得是本科生才能胜任的？工作让她痛苦迷茫——核心信息没接触到，值得学习的技能也几乎没有，她从来没有找到让自己满意的工作，只能一直在“将就”和“不差”之间徘徊。只有备战考研会让她对未来充满信心——考上研究生，是换工作的有力加持，让她能触到更高的工作门槛，过上有所选择的生活。
8月底，求职屡屡碰壁的阿汤离开了重庆，回到中医药大学，和学妹们一起合租，每天家、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早出晚归，只为年底的考试奋力一搏。
之前阿汤报考的西南大学用的是全国卷，只有考试大纲，里面几乎涵盖了所有的专业课。为了减轻背诵压力，她这次将目标改为重庆医科大应用心理学系——学校自主命题，专业综合考试科目只有医学心理学和行为医学。背诵任务不再像以前那样繁重，脱产后充足的复习时间也让她干劲十足。为了得个“好彩头”，她去染了一头绿毛，迫切地希望自己能转转运——她相信，绿色代表幸运和希望。
我在学校按部就班地上课，学习，看书，写论文，跟老师出门诊。导师是个热心实在的老大爷，平时一面坐诊，一面在学校还有行政职务，常在学校找我们几个同门谈话，上小课，费心督促我们。从调剂的盲选结果来说，我觉得自己还是幸运的，好过摊上我室友那个“名医传承人”导师——忙，基本不主动搭理学生，帮一个学生修改论文，一年都没有任何反馈。
我在远方为阿汤打call。只可惜，这一年，她离复试分数线仍差了2分。
脱产考研的再次失败没有令阿汤消沉。她下定决心要从事心理学相关工作，于是重新给自己规划了2个职业方向——进医院成为精神科医生，或者去学校或社区医院的心理咨询室做咨询师。
复盘过往的经验，阿汤认定自己不适合死记硬背。经过一番调研，她再次将目标锁定在了重庆医科大学，只不过把这次想考取的专业换成了精神病与精神卫生。这个专业额外接收应用心理学专业的本科生，虽然是学校自主命题，但考试科目中的西医综合却只有选择题！阿汤想着这样不仅能减轻学习压力，也增加了毕业后拥有一份稳定职业的可能，满心欢喜自己终于找到条充满光明的路。
2021年，阿汤准备就在成都找份工作，就地备考。经过一番寻觅，她入职了链家做房产销售。公司的招新政策保障了新人在入职后3个月的试用期内每月有5000块保底工资，过了试用期才按照绩效获取收入——这正是阿汤想要的。略有社交恐惧症的阿汤根本不相信自己能够凭一张嘴卖出房子，她只想老老实实干些力所能及的活，把3个月待满，拿了保底就走人——吸取了之前的教训，她想提前预留出半年时间复习。
阿汤借住在离门店不远的亲戚家里，除了在门店熟悉业务和基本话术之外，也在负责的周边小区里转悠，寻找潜在客户，带看房子。这种不太费脑子的工作令她比之前轻松了不少。虽然有时也忙得晕头转向，没有多余的精力备考，但这份工作实实在在让她存下了不少余钱。
试用期过后的6月，看着到手的1700元“绩效”，她心平气和地如期离职，按着计划回到母校附近开始毫无牵挂地备考。这一次，她没有再给自己安排任何的休息日。每天早上8点半之前就会到图书馆占座，三餐直接在学校食堂解决，直到晚上9点40图书馆闭馆才会回出租屋。有一段时间疫情反弹，学校封校，她逼不得已，伙同租房室友一起翻墙进出。早出晚归，看书，刷题，黄皮书，“肖四肖八”，这些共同构成了她的下半年。
因为换了报考专业方向，考试科目也有所变化，阿汤需要重新学自己并不是很熟悉的生理学和生物化学。她先看一遍网上的专业课视频讲解，根据考点做好笔记，有针对性地重看一遍教材后，再逐章刷题；后期，每天只剩下看书刷题，整理错题，巩固薄弱点。
有时看着图书馆里一起学习的学弟学妹们，阿汤也会萌生年龄焦虑——身边熟识的同龄人，有的已经结婚生子离婚，有的手握好工作高薪酬，都在各自的人生轨道上不断前进。每每想到别人的道路看起来是那么光明，而自己居然还在“三战”，焦虑、害怕、伤心就不时向她袭来。
阿汤跟我说，还好有朋友可以倾诉，似乎只要说出来心里就好受多了，焦虑过后还是要定心继续备考。她心里明白，失败的人也有很多，她只是其中一个。
到了11月，饱受毕业论文开题折磨的我，也没忘了关心阿汤的备考情况。她很高兴地告诉我，今年状态比往年好太多：“简直是学霸附体。”听到这样的话，我很替她开心，毕竟这几年里最常从她嘴里说出的是：“我不行，我真的不行。”
可一个月过去，阿汤又突然和我说，她在刷政治选择题的时候错了很多，心里顿时慌了。
我只能佯装镇定地告诉她，慌就对了，这才说明她这次用心了，是因为害怕努力都落空才会这样。然后，我发给她我考研前夕的自我反省，想着用亲身经历向她表明：你看，我当时和你一样慌，也考上了。最重要的前期工作已经铺垫好了，剩下的就是调整心态，你要相信自己之前背过的书、看过的题，它们已经在你的脑子里了。
临考试前一天下午，阿汤像以往一样去吃饭，注意到一群学生在图书馆门口聚集，像在谋划一场公开表白。那匆匆的一眼让她感叹，“真是青春啊”。结果晚上闭馆收拾东西回家，发现那群人还在那儿站着。已经紧绷一天的阿汤忍不住靠近，想假装不经意路过，看看牌子上写的是哪位幸运儿。天太黑，她还没看清字，那群学生中站在最边上的一个女孩突然对她说：给个拥抱吧！犹豫了一秒钟，阿汤就走上前去抱了抱她，那个女孩在她耳边说了句：“加油！”来自陌生人的善意，治愈了阿汤被困在千篇一律的琐碎与重复中的疲惫和倦怠，也稍稍缓解了她临考前的紧张。
平安夜是初试第一天，当晚我向阿汤发去了祝福。两天后，考完初试的她姗姗回复，说起在考场上连专业课卷子都做了两遍，之前从来没有过这样充足的答题和检查时间。
听到她这样说，我深感欣慰。
1月，阿汤向我打听复试的流程。虽然我们专业不同，但我也倾囊而授，不厌其烦地嘱咐她去找目标院校同专业的师姐师兄，再不济也要是同方向的学长学姐，礼貌地旁敲侧击一下复试的具体过程和题型；还要好好准备英语自我介绍，让自己的口语显得更厉害一些；除此之外就是复习专业知识，一定要抱好佛脚，这是最基本的……
她听完很是受用，对我说这次她自我感觉还行，还向我列举了很多吉兆：比如茶水间里的正能量贴纸、从没说过话的同学给的鼓励小纸条等等。我很想笑，但转念一想，这些都至少说明阿汤这次确实很乐观积极，心态很好。
5
出成绩当天，面对“337”这个数字，阿汤瞬间心凉了一半，心底有个声音清晰地告诉她：跟第一志愿无缘了。
这个分数虽然超过了国家线不少，却远低于阿汤的预期。她不愿意相信这个结果，甚至陷入了深深的质疑：难道那些“天降吉象”都是假的吗？她马上找了一直信任的算命先生解惑，只有一个疑问：这次到底有没有希望？那个“小神仙”说，有六成把握。闻言，阿汤悬着的心才稍稍放下。
3月，校线分数线公布，345。看着自己低了8分的成绩，阿汤悲伤又遗憾，甚至想：总有人当最后一名（进入复试），为什么不能是我呢？
每次她离圆梦都差那么一点。“三战”失败后，阿汤无法不对自己的目标和能力产生怀疑。她承认自己有过偷奸耍滑投机取巧的想法，但真的不多，她也知错了，她好希望那些掌管好运的天神能睁开眼看看她，别把好运气都使劲往别人的篮子里放。
阿汤流泪反思，觉得自己是一步错，步步错——先是本科开始就没有早做规划，直到毕业进入社会后才想起来努力；在过往的备考中，从没有像网上鸡血考研贴中的主角一样，早起熬夜和不要命地复习，自律到严守每个时间段的复习计划，总是只给自己制定一个粗略目标，这让她一直无法更好地利用时间，只是慢条斯理地走在自己的蜗牛赛道上。
她觉得，这都是她考不上的重要原因。
唯一令她庆幸的是，失败了这么多次后，家人朋友们还都鼓励她：没关系，还有别的机会。
我也只能再次劝她千万不要放弃，毕竟调剂“上岸”也是“上岸”，该好好把握过了国家线的好机会，在一切尘埃落定之前，先尽可能地去搜集调剂信息。
阿汤也明白，如果今年还想“上岸”，积极准备调剂是她唯一的选择。
4月6日，调剂系统开了，阿汤填了3个满足条件的志愿，但是左等右等，一天过去了，都没有收到任何回复。她在第二天挨个给学校打电话询问进展，其中广东的一所高校回复称，刚好有个学生拒绝了调剂复试通知，所以他们需要补上一个复试名额，按成绩顺延名额，让她继续关注后续通知。
没过一会儿，阿汤就收到了通知，她终于如愿进入复试名单，还幸运地成了最后一名入选者。虽然是“三进一”，但总算让她感到一线生机。
两天后的下午4点半，线上面试开始了。从准备打印复试材料到进入复试系统的监控页面，阿汤一直十分紧张。候考页面转成了屏幕中的考官老师后，阿汤磕磕绊绊地做了自我介绍，又凭残存的理智回答了英语翻译和专业课问题。
面试结束后，阿汤顿觉，自己今年又要凉了——她复试被调剂到该院校临床医学院的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专业，而她本科并不是医学专业，初试时复习的也仅是重庆医学院的自主命题范围内的知识点，收到通知后时间也太过仓促，来不及多复习。这次调剂复试，对阿汤而言，没有任何优势。
当晚8点，就在阿汤沉浸于“我是个loser”的情绪中生不如死时，一同进复试的同学发消息告诉她，说自己拒绝了offer，阿汤可能很快会收到拟录取通知了。这个转折让阿汤又惊又喜，但随即想到了另一个竞争者。对面回复道：“我们两个都拒绝了，你放心吧，祝好运。”
阿汤看着屏幕上的字，不敢大口呼吸，生怕好运随着呼气被吐出去。这时的她选择性地忽视了为什么别人都拒绝了学校的offer——一心惦记着好运终于降临了，她高兴地像要飞上云端。
“‘小神仙’算得真准！”当她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我时，我也不禁在想，这一次真是峰回路转，果然阿汤以前的香火钱没白送。
可是两天过去了，拟录取通知并没有如期而至，心急的阿汤再次联系了学校询问情况，被告知“没有通过复试”。她心直口快地质问：“3个人面试，前面2人都拒绝了，为什么还不能顺延到我？”
对面只回答：导师们有自己的想法。
阿汤的心情就这样再次跌至谷底。
调剂并没至此结束，4月10日，阿汤接到了该校另一个老师的电话，称阿汤很符合学校接收心理学硕士研究生的要求，询问阿汤考不考虑调剂到心理学硕点，她可以去向学校申请名额。
阿汤的回复当然是：“我愿意！”我也为她高兴，波折的考研之路能这样惊喜收尾，也算得上是绝处逢生。只是距离这个喜讯没过2个小时，阿汤就收到那老师的消息：抱歉，学校没有指标了。
拒绝的消息发来后，阿汤彻底心冷了。隔天，她发来消息说，喝了点酒，纵了下欲，好些了。这下她真的不会再抱有任何期待了。生活或许就是这样，成功总是缺席，考验却一个不落。
6
几天后，阿汤重新找到了工作，在一家医院的精神科做文案编辑，实习期月薪4000元，转正后能再涨1000多块。虽然只是负责写些心理疾病的科普稿件，但总归是在医院工作，好歹离她之前的目标又近了些。
等工作再稳定一些后，阿汤想去参加心理咨询师培训。她好像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必须掌握一门技术，才能在职场中拥有更多的“不可替代性”，摆脱专业焦虑，获得更多的安全感和选择的机会。
说起来，阿汤算是我朋友中的一个特例。我的中学好友们本科毕业后，基本都回了家乡，职业不外乎老师和公务员，剩下的也多半是在考公的路上。本科的好友几乎全都在读研，不出意外的话，以后都会成为医生。西医或者中医，反正一经进入医院系统，面前的路，基本上也就已经看到头了，毫无新意。我不觉得这样稳稳当当的路不好，我很喜欢自己的专业，未来也想做一名医生，但我还是很佩服阿汤的选择。
我无意为阿汤辩解和开脱，她在考研和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存在自己的问题，但我认为她是在不断地按照自己的喜好和心意去“闯荡”，虽然不是为了飘向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但她总在主动选择想去的城市，想尝试的工作，随时调整目标和方向。即便是这几次世俗意义上失败的考研经历中，她也有在成长。
很多时候人做出新尝试想要获得什么，就必然要承受失败的风险，必然要消化失败后的负面情绪和自我怀疑。对于我这种抗击打能力不太强的人来说，不可能承受得住“三连败”的打击，而在阿汤的经历中，我感受到的是，年轻时候遭遇的挫折和失败，好像也是多了机会去探索自己的边界。
说到底，我和阿汤都不想放弃挣扎，只活在没有上进心的平庸里。我想起《新华字典》里的那个梗：“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我还是相信，只要年轻的我们还愿意奋斗拼搏，不管走上哪条路，进入哪个学校，都不会妨碍我们拥有光明的未来。
我问阿汤还会不会“四战”，她说，还是会考的吧。她还想再扑腾一下，不过她不会再脱产考研了，固定收入能保证她不至于太过焦虑或是感到挫败，她也不想再掐断自己的另一条路。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