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北京人，在乌克兰20年，现在成了难民
这是《自拍》第291个真实口述故事
我是阿光，北京人，80后。我原来在乌克兰做生意，踏踏实实过着日子，俄乌一发生冲突，我成了难民。带着全家逃出乌克兰，走了半个欧洲，仍没找到落脚地。等回到乌克兰了，也许家已经不存在了，房子可能毁掉，生活被战争碾碎，难以复原，只有慢慢去粘合、重建。
我1983年出生在北京。父母是普通工薪阶层。打小我就淘气，大人忙于工作，顾不上我，我没考上大学。那会儿出国留学是个新鲜事，东欧留学不用考雅思、费用低，所以我想出国继续学业，尝试独立自主的生活。
因为我爷爷建国初曾被公派留苏。小时候的我，特喜欢把玩他带回来的苏联钟表和苏联相机，对俄语天然地有兴趣。刚好，有个学长从乌克兰留学回来，给我讲那边怎么怎么好，我立马动心了。回家就和爸爸认真地说，老爸，我想出国留学。我记得很清楚那个画面，老爸坐在沙发上，停顿了几秒说，那你就去呗。
这是我在小学一年级入队仪式上，第二排中间做鬼脸那个是我。
老爸不是口头说说，是立马行动——借钱，找中介，办手续，买机票，4个月搞定一切，出发。朋友、老师、亲戚，没一个看好我的。父母月薪只有一千多块，顶着压力帮我凑足：学费一年两万，中介费两万，还有机票钱加生活费呢，老爸把他当月的薪水都拿出来了。
2002年9月30号，飞机降落在乌克兰基辅。中介派人接我，一路上黑漆漆的，没有路灯。
第一年是预科。我给自己定目标，语言一定得过关，否则别说毕业了，找个女朋友都费劲。我决定住到当地人家里去，逼自己只能说外语。打小衣食无忧，从没离开过家，这会儿都得自己来。
托朋友找到一户人家，房东老头老太太和儿子，三室，租给我一室，55美金，我一个月房租顶房东半个月薪水，他们特满意。比比划划，我开始试着和他们交流。
北京孩子本来就会聊天，加上我敢说还不怕丢脸，没几个月，我就能听懂一些词。把眼前能看到的东西都用俄语记下来，使劲背，天天说，不到一年，口语听力差不多能应付个逛街买菜了。
吃的不习惯，蔬菜少得可怜，贵得吓人。白菜一公斤7美金，当时美元对格里夫纳的汇率是1:4.5，那会儿北京白菜才几分钱一斤。我很节省，自己做饭吃。土豆洋葱胡萝卜最便宜，我就吃这些，圆白菜的菜叶子没人要，我就买这种。吃不起肉，就买大骨头炖汤喝。
房东儿子笑话我说，你还吃这玩意？这是喂狗的东西。挺尴尬，没办法。那时有手机，但话费贵，只能买电话卡和家里联系，说几句话钱就没了。特想家，第一个春节没回去，省钱。
第二年入俄语系。经验多了，知道去哪能买便宜东西，每周去几十公里外的批发市场买菜，整天琢磨这些。大一快结束，开始出去刷盘子，在中餐馆。110美金一个月，日子好过一点。很少出去玩，知道自己兜里有几个子儿。
这是大二时的我在宿舍里和同学们合影。
第三年开始住校，语言好了，当地朋友就多了，天天聊，北京孩子爱聊天嘛。以为中苏友谊深，对人家特热情，慢慢才发现，根本不是那回事。人家处处欺负你打压你，这让我一直感觉特别扭。其实他不如你，没什么钱，经济倍儿落后，走哪都能碰到酗酒的、吸毒的、打劫的、流浪的……
留学生哪个没被人打过、抢过、讹过？他欺负你听不懂，吓唬你。直接开骂，你们这帮臭小子！来这干嘛的？没事滚回你们中国去！直接说，我要喝酒，给点钱！身上就这点钱，给钱了结呗。敢回嘴？他真给你拉局子里去臭揍一顿，一点招没有。
同学毕业基本都回国了，谁不想拿到文凭赶快撤？这破地儿怎么待呀。像我这样的一个毛头孩子，什么也不懂，全仗着第一年过了语言关，社会经验多一点，不然的话，别说闯出一片天了，命都有可能保不住。留下来，是因为我成了家，有了孩子，离不开。
认识第一任妻子是在学校宿舍，那时我大三。乌克兰女人比较直接，我也看上她了，从恋爱到结婚不到一年。那是2006年，我大四。娶个洋媳妇，父母很高兴。我们搬出去租房住，俩穷学生都要在外面打工赚钱。她在小饭馆里做前台，我刷盘子。快毕业时，老爸建议我卖汽车配件，他原来在交通部工作，懂行。
我开始从国内进货。把A4纸剪成小纸片，自己设计成小广告，满基辅走，见中国车就往里塞，遇到冷眼和谩骂，不管，就塞。后来也在报纸上打广告。记得我赚到第一笔一万块钱，高兴坏了，哪见过这么多钱啊。
打电话给家里，老爹，你看我挣了一万多！老爸说，真不错。那时，中国汽车刚刚走向世界，是个机会。大四时，我注册了公司，租库房，雇员工，有模有样做起生意。那一年，我24岁。
妻子很快怀孕了，心疼孩子一出生就要住出租房，我决定贷款买房。70多平米，基辅左岸，穷人区，22万美金，那会儿这笔钱能在北京买房。基辅房价高，贷款利率14%，抢钱一样。她妈妈和姐姐的房子拿去做抵押，我老爸帮忙出首付。
孩子出生了，双胞胎，父母乐坏了。没过几个月，金融危机来了。乌克兰货币格里夫纳迅速贬值，几天功夫汇率就从1:8跌到1:40，房子立马缩水40%，现在更惨，就值4、5万美金。一人工作，养四口之家，生意刚起步，每月还房贷2千5百美金，瞬间我压力山大。
早起晚归拼命干，几乎见不到俩孩子。我在家那几小时，她们总是在睡觉。年轻，冲动，结婚太早，婚姻意味着什么，我们根本就不懂。
两个人开始天天吵架，一点小事就引发大战，我累死也不爱回家，分居一年。为了孩子，想忍，可想到要痛苦一辈子，不值。好合好散吧，我们协议离婚。按照当地法律，孩子跟母亲。那时孩子三岁。
这是我的双胞胎女儿。
我的孩子在这里，我无法离开。郁闷，孤独，一个人苦撑着，继续做生意。房子跌了，欠银行的钱照还不误。买房后第五年，老爸再次出手相救，拿出省吃俭用的30万人民币，帮我还清了房贷尾款。
刚松口气，克里米亚危机又来了！刚稳定几年的汇率又从1:14跌到1:26。生意一落千丈，从鼎盛时期月入十万多到最后只能简单维持公司开销，我麻木了。
人在无助时，急于攀住一点踏实的东西。2015年初，我有了第二任妻子莲娜。她看上我性格好，直率，我看上她人好，朴实。她有个儿子叫万尼亚，跟爷爷奶奶过。幼年丧父的万尼亚很孤僻，对我有点抗拒。但我想这一切都是暂时的，我想用爱感悟他，让他成为一个真正的老爷们。
这是2015年我和莲娜在基辅。
2018年，我和莲娜有了新的孩子马克。重组新家庭，日子过得热闹，相处却不易，所以我们非常珍惜彼此。她会持家，挺大肚子下厨，任劳任怨。从没跟我要过什么名牌包包和香水，有钱理发美甲就知足了。两人也有吵架，斯拉夫人倔，一根筋，我就多让着她呗。
她父母在乡下住，离基辅三百公里。俩人的退休金加起来不到1千5百人民币，交完物业费水电费，剩不下什么钱。冬天更惨，再加上交供暖费，一分钱都没有了。他们自己种地，养鸡养猪养牛，尽可能自给自足，辛苦得很。我们经常开车去乡下，帮两个老人干活。
这是2018年，我现在的媳妇莲娜、继子万尼亚和我的小儿子马克。
我和前妻离婚后关系变好了，我们本来就不是仇人，我们都是老实善良的人。两个女儿EVA和KIRA和我都很亲，她们的花销我全包下来了，夏天带她们去度假，开学给她们买新衣服，时不时接来一起吃个饭。
最大遗憾的是，她们不会说中文，因为她们小的时候，我不在她们身边。后来，我把她们送到乌克兰基辅东方语学院去学汉语。不知哪一天哪一个举动打动了万尼亚，也许长大懂事了，他终于接受了我，他也开始在网上学中文。我的小不点儿薇拉在2021年出生了。一下子成为5个孩子的父亲，我开心得不得了。
这是2021年，我的5个孩子合影。
以前我每年都回国两三次。除了小不点儿薇拉，几乎我的每个乌克兰家人都去过中国。俩大女儿去过四五次，连原来的丈母娘都去过。她们太喜欢北京了。2020年初，疫情来了，乌克兰4千万人口，10%得新冠，说实话，我估计，10个人中最少有5个得过病。
这是2019年我带全家回中国，那时小薇拉还没有出生。
战战兢兢熬过疫情，生意快完蛋了。我一直想，干脆回国吧。可回国机票太贵，越来越贵，回不起。回国的事一直拖拖拖，一拖就是三年。
2022年2月24号，俄乌战争来了！亲兄弟打起来，在乌克兰人眼里，自己家被占了，兄弟肯定成仇人了。其实在开战之前，媒体战已经打得火热。一周内，老百姓从平静渐渐变成恐慌，这种氛围也影响到我。
开战前一天，乌克兰政府突然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当时我就想，可能这只是个口头命令，就算真的封城了，也没啥可怕的。以我往年的经验，最主要的就是，别自己吓自己。
有一天，我在回家路上被拦截，十个人抄着家伙，喝令我们下车，货都卸下来，椅子下面到处翻，找武器！他们怕有人往城里运武器。因为那会儿手雷枪支泛滥，打架时一言不合手雷就掏出来了，那都不算个事。我家楼下一天就被烧了七辆车。
开战当天早上6点05，我正看新闻，说5:20基辅发生五次爆炸，就在左岸。突然听到窗外有点乱，我打开阳台门出去，楼下已经有人，倒很淡定。我问，刚才是什么声音？他答，爆炸吧？有人已经准备撤了。嘣！我问，这又是什么声音？他答，这是又爆炸了！明白了。
战争还是来了！不能赌，赌不起。我让媳妇把东西收拾好，随时准备撤。
这是2022年2月24号我在基辅街头，我后面是被轰炸后的居民楼。
2月24号，最漫长的一天。晚上七点，我收到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信息，中国政府准备为中国公民包机撤侨了！没有祖国的安排，回国难比登天。这个回国机会对我来讲，非常非常难得。
激动过后，我开始伤感。我这一大家子，只有我有中国护照，他们走不了。茫然呆坐，象征性把表格填好，然后取消。我不可能把他们撇下，自己一人回去。我肯定要留下来陪他们。
炮声越来越近，离我家两公里处有炮弹炸开了。真真切切，战争就在眼前。不是生就是死，这就是大时代。我突然意识到，一切都回不去了。太平盛世下的海边漫步、乡下烧烤、今天吃什么、明天去哪玩、吵架、嬉戏、欢笑、为一点小事烦恼、拼命挣钱、任性花钱、结婚、离婚、再结婚……
你一生中的大事小事都不算什么事了。战争能把一切抹平。
在焦灼中无所适从。3月2号凌晨两点，一个大哥转过来中国大使馆信息，说撤侨可以带外籍家属了。简直不敢相信，我们全家都可以回中国了！我说莲娜，咱赶快走，轻装上阵，带上现金，几件衣服就OK，走吧。还好手里有一些现金，因为从不相信乌克兰银行，我挣到钱都马上换成了美元。
我火急火燎给前妻打电话，让她赶快把双胞胎女儿送到我这来，但她们的妈妈不肯放她们走，好在她们在基辅外一百多公里的小镇，那里暂时是安全的。老丈人他们也不想撤，哪都不愿意去，就守着家，守着他们的猪牛羊鸡鸭兔。
这是战前在乌克兰乡下，我的老丈母娘给我看她养的羊。
在中国大使馆协助下，我们一家五口坐上大巴车，和别的中国同胞撤到了摩尔多瓦。在边境，当地志愿者为我们提供了免费食物，热咖啡、泡面、水果什么都有。我们已经逃出战火纷飞的乌克兰！
休整之后，我们将前往罗马尼亚，在那短暂停留。下一步何去何从，我还不太清楚，跟着大部队走，一切听从大使馆安排，有什么可担心的呢？背后有个强大的祖国。我无数次对自己说，最重要的是，我们还活着。
这是在摩尔多瓦的救济站里，有志愿者在为难民分发免费食物。
30多个小时9百多公里的奔波，终于来到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本来大使馆帮我们安排住宿，一个北京老乡乔大哥专门跑过来，他听朋友说有个基辅的北京人来了，“都给你们准备好了，放心吧。”非要请我们去他家里住。他和家人睡地板，把卧室让给我们。
莲娜是一路哭过来的，她正在从自己的家乡撤离，没来得及和她父母道别，父母也天天在那边哭。谁知道呢？前几天还踏实过日子呢，还拍视频有说有笑呢，今天就成难民了。什么是难民？难民就是活着像野草，不知会被风吹到哪里，死了最多算个数字，像没存在过一样。
这是我们中国大使馆撤侨的大巴车。
双胞胎女儿准备跟着我前妻去德国，她们的继父去前线了。离乌克兰-波兰边境三十公里的地方，火车窝那9个小时不动。她们给我打电话，跟我诉说被挤上火车和一路的狼狈，听到女儿们说：我们可能回不去家了，也许是永远。最后一句话是，爸爸，我们真的很爱你，告诉弟弟妹妹我们也很爱他们，还有大家。
电话里她们都哭了，我心都碎了。如果在基辅，我们可以一个月见一次，现在她们去德国，我们回中国，以后见面就难了。
我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怎么办？一块去中国又不现实，医疗、学校、吃住……各种费用我付不起，再说，前妻和孩子分不开，前妻和我现在的媳妇怎么相处？我面临人生中最大一个选择，到底去哪？何去何从？
3月7号，双胞胎女儿已经到了德国，当地志愿者帮她们免费安排了住宿、食物和衣服。
这是德国政府为女儿们提供的免费房屋。
我们准备去德国和孩子们汇合。我们急需一个落脚处，走一步看一步，明天怎么样我们真不知道。薇拉害怕，我说，有我呢。最重要是全家人在一起。一路上有那么多朋友帮忙，网上还有那么多粉丝出主意，怕什么？
离开北京乔大哥家，坐火车举家北上。火车上，不断有志愿者发放免费食物和水，过道里都是从乌克兰逃出来的难民，都是女人和小孩。19个小时颠簸，终于到了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第二天再一路向北，去柏林。
在奥地利维也纳中转后，到达柏林。一个中国朋友开车送我们去女儿们那里。那是距柏林180公里的一个城市。当地市长的朋友给她们提供自己的房子住，四室三卫，食物酒水免费，新衣服都为她们准备齐了。
看到她们被安置得很好，我放心了。她们暂时不想跟我们走，她们还要留在德国和妈妈在一起。看到5个孩子又能在一块玩，我心想，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这个画面。当着孩子的面，我第一次落泪。
这是我和女儿们在德国小镇团圆。
去哪呢？我们想选一个福利好的地方，能让孩子踏踏实实上学，最好离乌克兰别太近，因为战火很有可能会燃烧到欧洲，既然逃出来了，干脆逃远点。到丹麦几天后，我们决定去瑞典。
整个欧洲全境，从柏林到汉堡，汉堡到到丹麦，丹麦到瑞典，车票对乌克兰难民全程免费。到瑞典的赫尔欣，去瑞典移民局拿号，填表，办暂住证，拿着暂住证就能免费享受医疗，教育、食宿，16岁以上的成人可以打工，所有难民有权申请国家救济金。
不管你是哪国人，只要你是2月24号以后从乌克兰逃出来的，你就有资格享受这些待遇。出去逛街，发现物价和乌克兰差不多，工资却高出4、5倍，乌克兰人民真是太可怜了。
这是在瑞典的赫尔松我们被分到的免费宿舍。
暂住一天后，我们又被瑞典政府分配到1千公里外的一个城市，离北极圈很近了。没想到这么快又要上路了，真想早点安顿下来，能安稳地睡一觉。这次我们被安排住在一个学校体育馆里，几乎看不到一个男人。
战时状态下，乌克兰成年男性16-60岁不许出境，能跑出来的都是有钱人，据说过海关的价格已经炒到2万美金了。能跑出来，我们算是幸运的，没有中国大使馆的帮忙，我们只能在那边等死。
这是我们在瑞典当地政府为难民安排的学校体育馆临时住所。
刚住下来没两天，又接到通知，一星期后我们要被送到更北边的一个城市。已经跑2千多公里了，全家都累垮生病了。我们决定单飞，去哥德堡找个小镇安顿下来。
一路走来，我们已经得到太多帮助，中国大使馆、志愿者、红十字会、朋友、老乡、同学、粉丝，我们不想再向人索取，再依靠别人了，那样总是欠别人的，人家可以帮我们一星期，一个月，甚至一年，但我们必须独立。
兵荒马乱的年代，小人物无处安身，但总有一处地方能容下一对平凡的夫妻吧。我们有手有脚能工作，不能老把自己当难民，我们想自己去争取好的生活。
终于到了哥德堡，等身份，找房子。小家伙一路吃了睡，睡了玩，他不知道这是在逃难。有一天，孩子累得走不动了问，爸爸，你咋不开车呢？我说，我哪来的车呀？咱家车在基辅呢，他说，怎么着？咱家车是不是坏了？我说，车没坏，车在乌克兰呢，在家呢，你知不知道？说笑间，我一阵心酸。
两台货车，两辆小车，两套公寓，一间乡下祖屋，库房里价值二、三百万的货物，四个零售店，二十年的心血都留在乌克兰了，带不走，无法变现。我的公司仍然在交管理费，我还在给雇员发基本工资，我难，他们更难。
战后物价疯涨，老丈人他们更艰难了，我也要资助他们。现在我们活着全靠原来的积蓄，幸亏我还有自媒体收益，不然坐山吃空。
现在我全职做自媒体，这是唯一收入。俄乌战事后，我成了热门博主，很多网友为我们出谋划策和打赏，让我们非常感动。我尽量发我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东西，可是，我也有不怎么开心的时候，也许战争时期，人们比较焦虑，有时我发什么都会挨骂，歌颂祖国的，外网骂你，说欧洲好，国内骂你，两边不是人，真难。
我们一家人的合影。
二十年前来乌克兰，听不懂，不会说，兜里没钱。现在要在另一个离家更远更陌生的国家再次面对这些问题。老了20岁，学外语，找工作，租房子，一步不能少，得重走一遍。我做错了什么？那些和我一样失去家园、流离失所、不知所措的人，他们又做错了什么？我们不求别的，钱、生意都不重要，我们只求战争早点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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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心的故事
红卫兵——作者钱钢1966年在北京
红心——红心是什么？网路游戏？手机图片？中国大陆一种萝卜或咸鸭蛋的品名？说不定，你还听到潮起潮落的股市上有股民说：
“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你还记得——也许根本不知道，“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动员毕业学生上山下乡的口号。那一代人还会说“广阔天地炼红心”、“一颗红心忠于党”、“红心献给毛主席”，还会唱：“千万颗红心在激烈地跳动，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
红极一时的红词和红句，于今安在？“突出政治”、“反修防修”、“世界一片红”、“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还有“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它们烟飘云散许久后的一九九二年，我开始使用电脑。这时听说，有人在用电脑解析整本《红楼梦》，探寻这部名著的语言奥秘。二〇〇一年，我卸下《南方周末》常务副主编一职；坐在香港中文大学的电脑前，学习用光碟，对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作计量分析。
我寻寻觅觅，追索那些红色口号。它们在历史的某一刻呱呱坠地。渐渐——有时会突然，越长越高，甚至疯长成巨兽哥斯拉（Godzilla）。它们也会衰竭，染病，被冷落或是遭遗弃，渐渐——有时只在一夜间，夭亡，消失。它们还会变形。有些词失踪了，可是冷不防，你还会撞上它的游魂。
确切说，“红心”不是口号，是各种口号里频繁出现的热词。它语义朦胧，包罗万象，但却曾是一个影响过几亿人的图腾。如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在《乌合之众》一书中所说，“说理和论证战胜不了一些词语和套话。……许多人把它们当作自然的力量，甚至是超自然的力量。它们在心中唤起宏伟壮丽的幻象，也正是它们含糊不清，使它们有了神秘的力量。”
“红心”的生命轨迹是这样的：
这是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八二年，“红心”在解放军报历年被使用文章篇数的变化曲线。在文革时期，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并称“两报一刊”，是毛泽东号令天下的最重要传播工具。它也是我从事新闻职业的第一个媒体。
我考证过“红心”的来历。人民日报创刊于一九四六年。截至一九五七年底，仅在一九四九年，发现一个与后来的用法勉强相近的“红心”。早期军队文艺作品中偶有“红心”这字眼，并不流行。解放军报一九五五年创刊，一九五七年以前的报纸上，“红心”，指的是战士打靶的十环靶心；“命中红心”，象征高超的射击技能——无独有偶，台湾国民党军也有完全相同的说法。
不过，“红心”盛行之前，中国人的辞典里却有“黑心”：“黑心商人”、“黑心的汉奸”……。一九五七年夏天以后，报纸上“黑心”多了起来。“右派分子的黑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心”……。在革命阵营，黑，象征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一切丑恶的主义。而“红”却正相反。“红旗”、“红军”、“东方红”，红，代表所有被崇尚被讴歌的事物。
政治话语也是一种植物。从古老的忠奸分明到现代的红黑对立，“红心”的种籽已在。一九四九年后，社会主义改造扫荡旧的所有制和资本主义思想，“红心”有了土壤。反右的气候使它破土而出。
一九五八年，作为政治词语，“红心”降生了。
这年四月六日，解放军报报导，某医院高级知识份子主动开会向党交心。为了表示交心要交得勇、交得诚、交得深、交得透，他们举着红旗和一颗大红心，在全院游行。无独有偶，四月十九日，乌鲁木齐的民主人士和知识份子举行“自我改造跃进大会”，向党交心，决心改造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立场，终身效忠社会主义。会后，敲锣打鼓游行。走到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门口，向区党委书记敬献了用红布、红纸做成的红心。此种形式被各地效法，北京民主党派举行交红心游行，民盟的队伍高举纸糊“红心”，率队者沈钧儒。
这就是中国大陆传媒上“红心”一词的词源：在反右运动中，作为“黑心”的对立面，“红心”降生。
一出眼花缭乱的大戏，从“号召”人民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开锣，到把五十五万说了几句真话的人打成“右派”、使数百万人受牵连打击落幕。朱正先生在其所著《两家争鸣——反右派斗争》一书的结尾写道：
没有人再提意见。
通往大跃进的道路打开了。
通往文化大革命的道路打开了。
“红心”问世，起初实有其物（从民间女红、剪纸中移来），此时被赋予政治意涵。它开始的语义是“听话”。紧接着，便是“奉献”。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大跃进，到处是驱赶麻雀的锣声和小高炉炼钢的滚滚浓烟。一些来自农村的官兵，对土改后家中已有的骡马和鸡鸭突然“归公”心存抵触。军中广泛开展共产主义教育，要让他们认清：“革命战士火红心，党的立场最坚定，个人得失云霄外，一心一意为人民。”
为“胡闹经济”、“命令经济”埋单的是数千万条消失的生命。那时的“红心”，意味着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无条件拥护，意味着克己、灭私。“红心”后面的动词，多是“为”、“献”、“交”，而宾语，则几乎全是“党”、“祖国”、“公社”。
童年的我们被告知，国家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国际上又掀起了反华大合唱。敢于对抗美国的古巴是我们的好朋友。所以，古巴人民也有和我们一样的红心。于是之、英若诚等北京人艺著名演员激昂地朗诵：
菲德尔·卡斯楚发出了号令，
号召人民以铁和火来回击敌人！
七百万颗红心一个意志，
七百万支枪口，对准这批帝国主义的雇佣兵……
巴西也和我们作对，以间谍罪名拘禁新华社记者和贸易官员等九人。全国各报连载长篇通讯《九颗红心向祖国》。我至今还能记得，有个反迫害记者的名字是王唯真。
文革爆发前，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宣传了许多“先进典型”，他们都是“红心”的代表，有的至今仍为楷模，例如雷锋。当时公布的“雷锋日记”云：
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全人类的自由、解放、幸福，就是入火海上刀山，我也心甘情愿！就是粉身碎骨，也是赤胆红心，永远不变！
在解放军报工作时曾遇到过一位总政治部的老干部，他参加过对雷锋事迹的“挖掘”。我在八十年代亲耳听他说，雷锋日记是经过“加工”的。所以，后人读到的雷锋日记，并非字字真迹。
那时代，报纸上彷佛时有书法展览。每出一个英雄，党、国、军领导人便纷纷题词赞颂。解放军战士欧阳海，拦惊马救列车而牺牲。国家副主席董必武赋诗：
向欧阳海同志学习：赴汤蹈火如需要，脸不变色心不跳，毛主席的好战士，说得出来做得到。曾经跳入冷水井，救出小孩非由请，又曾跑进大火房，背出邻家老大娘。见义勇为出天性，生平只知干革命，一本毛选不离身，书能活用可通神。舍生冒险救车祸，百千人命得安妥，忘我精神世所钦，钢铁意志火红心。
董老喜用“红心”。有时为押韵，他便以“赤”代“红”。如在赠给海军轮机兵麦贤得的诗中，他写道，“不怕死在眼前迫，毛泽东思想哺育此心赤”。
麦的事迹惊心动魄。报导称，在台湾海峡一次海战中，他头部被弹片击中，脑脊液外流，在神志不清、脚步不稳的时候，仍坚持战斗三小时，居然能够从密如蛛网的管道中和千百个螺丝里，检查出一个震松了的小螺丝钉，创造了无法从生理学上找到答案的奇迹。董诗给出答案：“思想若能革命化，五官百骸听驱策”，十分切合当时流行的“精神原子弹”之说。“钢铁战士”麦贤得的日记也被报纸刊登。日后谱写大量毛主席语录歌的音乐家劫夫，专为麦贤得的日记作歌《掏尽红心为人民》。
报纸告诉人们，红心不是与身俱来的。取得红心的办法很多，“归纳起来有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学好毛泽东思想。”有个从大学参军的士兵，入伍后感到屈才。通过学习毛泽东著作，“找到了自己的思想根源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怪，是受了家庭和旧社会的影响”。他写了篇学习心得，题为“换心记”。他写道：“入伍后，我换了一颗心（把私心变为红心），这颗心，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给我换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半期，解放军中最流行的词语有“高举”、“紧跟”、“突出”。有红心，必须“高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必须“紧跟”——紧跟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必须突出——突出政治。一九六五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取消军衔制。从元帅、将军到士兵，一律无差别地佩戴红帽徽、红领章。那时有支名为《全军上下一片红》的歌子非常流行：
红色的帽徽红领章，红色的战士红思想，全军上下一片红，颗颗红心忠于党。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红光闪闪照四方。
继承红军好传统，学习红军好榜样，红色军队代代红，颗颗红心向太阳。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千年万代放红光。
少年时代的我喜欢这首歌，那么多的“红”，听得让人血脉贲张。就在这首歌红遍大江南北的时候，我们一个猛子，扎进了红得不能再红的文革红海洋。一九六五年全年，解放军报上“红心”的使用篇数是一〇三篇，一九六六年达到了二二七篇。许多此类文章，和毛泽东八次检阅红卫兵有关。那时满眼是这样的句子：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的帽徽和领章是红的，我们的心是红的，颗颗红心向着您”……
“千万遍欢呼毛主席万寿无疆亿万颗红心飞向毛主席身边”……
“千万双眼睛仰望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千万本红色的《毛主席语录》高高举起，千万颗红心在激烈地跳动”……
文革，各式红色口号喧哗升腾。在一九六七年的解放军报上，“红心”的传播强度继续攀升，达到二四一篇，一九六八年，再翻一番——四九五篇，一九六九，四八二篇。这是“红心”传播的巅峰期，它像符咒，通过报纸、广播、样板戏，在痴狂的人群中播散。
下面的句子，摘自一些省成立革命委员会时发给毛泽东的致敬电：
毛主席啊，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派永远忠于您！蘸尽东海万顷水，写满蓝天千里云，写不尽我们对您的无限热爱，无限崇拜！表达不尽我们对您的无限信仰，无限忠心！我们生为捍卫您而战斗，死为捍卫您而献身。为捍卫您，鲜血染红革命旗，生命献给毛主席！为捍卫您，我们刀山敢上；为捍卫您，我们火海敢闯。海枯石烂，我们忠于您光辉思想的红心永不变，地动山摇，我们高举您光辉思想的伟大红旗不动摇！（甘肃）
您和您最亲密的战友林副主席亲切接见了四川在京学习的革命战士，喜讯传来，全省军民心潮似海，激情如火，红心涌向红太阳。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们一定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永远读您的书，永远听您的话，永远照您的指示办事，永远做您的好战士！无限忠于您，无限忠于您的光辉思想，无限忠于您的革命路线，无限忠于以您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四川）
我们井冈山儿女坚定不移地表示：天变地变，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伟大毛泽东思想的红心永不变！地动山摇，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决不动摇！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永不丢！对毛主席的指示句句照办，字字照办，永远照办！（江西）
毛主席啊，毛主席！在这盛大节日里，祖国南方大门的儿女，红色宝书贴胸口，豪情洋溢喜泪流。……四千万颗红心迸发出震天动地的声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四千万颗红心凝结成世界上最美好的祝愿：敬祝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广东）
“红心”的传播达到顶峰时，定义归一，即“忠心”。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国土成为地球上最大的剧场，亿万人竞相献艺，把世上最美好的语言全部敬奉给毛，而把最一切毒咒喷向毛的敌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这时成为最大的“黑心”恶魔，被称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江苏有位不识字的农妇顾阿桃，据报导，她刻苦学习毛主席著作，用图画画出“读书笔记”。文革初，报纸整版刊出她批判刘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漫画和发言，题为《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和他拚》。其中，刘少奇号召学习马列竟也成了罪证：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黑心黑肺黑肚肠，写了一本黑《修养》。……黑《修养》里借口要共产党员“作马克思和列宁的好学生”，不提我们要当毛主席的好学生。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提我们当毛主席的好学生，目的就是要我们不读毛主席的书，不听毛主席的话……
如果不回到彼时彼地的历史现场，后人怎么可能理解这种逻辑？面对光天化日下的错乱，那时的实情是：有人热泪盈眶地服膺，有人不假思索地跟从，有人怀着忧悸，在大合唱中隐身自保，有人——那种每个时代都不缺少的精明者，则不问全信、半信或不信，皆本能地加入高呼，更对虚言夸词进行不乏灵感和激情的创造性再传播。而在这一切背后，是专政机器的强大威慑，和独立思考者的悲惨身影。
一九六九年，我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那年十六岁，说是“六八届初中毕业”，其实唯读到初一便“停课闹革命”。我爱作文，伴随我进军营的是一本《革命委员会好》——“两报一刊”祝贺各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社论和各地给毛主席的致敬电。我笃信红词红句，还爱慕那些社论标题，什么《东北的新曙光》（黑龙江）、《七千万四川人民在前进》（四川）、《芙蓉国里尽朝晖》（湖南）、《不到长城非好汉》（宁夏）。一九七〇年元旦，两报一刊社论《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其中一些句子多少年后还能脱口而出，如“旧世界风雨飘摇，一座座火山爆发，一顶顶王冠落地。在整个地球上，再也找不到一块帝国主义的‘安定的绿洲’了”。
就在这年元旦后没几天，我目击了一起手榴弹爆炸伤人的严重事故。
那是个阴冷的下午，连队行军来到宝山县海边。许多年后那地方成了“宝钢”。当年是国民党留下的废弃机场。我们在那里进行实弹投掷。
当兵次年我担任了文书，那天，在指挥投弹的副连长身边，记录每个战士的成绩。海边细雨寒风，我打着哆嗦，不时抽着鼻子。副连长见状，指着不远处的一个旧弹坑说：“小钱！到那里避避风！”
弹坑距副连长和投弹者很近。我刚刚跳进弹坑，投弹的战士上来了。接下来的事情在瞬间发生，几乎不可能看清细节。我只在突如其来的震撼中听见极近的爆炸声，看见两个人腾空而起，接着像被一根铁棍击落到地下。我头脑一片空白，呆怔了几秒后才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哭喊着，跳出弹坑，向副连长奔去。
事情的完整经过，是后来经投弹战士的描述和现场勘验，才拼接出来的。那战士是个饲养员，平日忙碌喂猪，很少训练。他很紧张，已经拉了弦的手榴弹脱手落在脚下。副连长扑上去，左手抓起，扔出，但手榴弹在他头顶左上方爆炸了。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的恐怖经历。我看见鲜血和脑浆，看见被炸断皮带的涂血的手枪，看见被炸成蜂窝状的衣袖，听到惨叫，卷入一片混乱的抢救。饲养员轻伤，幸免一劫。副连长被三个弹片击中头部，经抢救脱险，却终生残疾。
出事当晚，整个连队弥漫着令人透不过气的压抑情绪。满满一锅米饭，到夜深都没有人碰。有摩托车声由远及近，我被叫出去，师部的新闻干事来找我和一些战士谈话。
我们宿营在海边的村庄，没有电。忽明忽暗的油灯下，新闻干事说：
“你看到什么就说什么，一是一，二是二！”
一些日子后，这起重大训练事故，演化为一个英雄故事：副连长奋不顾身，舍己救人。这不是一般的“爱兵”故事。一年前，毛泽东在“九大”上说，“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所以，我们的副连长，被定为“两不怕”的典型。
新闻干事的长篇通讯在军区报纸刊出。他在采访时让我“一是一，二是二”，但他笔下的副连长，却让我感到陌生：这是个刻苦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标兵，有很高的无产阶级觉悟。事实是，这位一九六二年从苏州入伍的高中生，最突出的是军事技术强。他当过团里的参谋，军服整洁，爱穿擦得很亮的皮鞋，在连务会上被人批评“清高，骄傲，有小资产阶级思想”。他想违反上级的戒律，在驻地谈恋爱，找了个上海姑娘。请求建立恋爱关系的报告被党委否决，我亲眼见他脸色铁青，把被打回的报告扔进抽屉。
文章还用副连长的事迹去批判刘少奇。说，手榴弹从拉弦到爆炸只有短短的三秒钟，我们的副连长啊，不管三秒钟，只管往前冲，用他的英雄壮举，给了刘贼“钟爱自己”的“活命哲学”一记响亮的耳光！
我当时读到报导的感觉是，钦佩，仰慕！
我被抽调到团部，奉命以英雄壮举目击者身份到各个连队巡回报告。我问领导：怎么报告？领导说，按照报纸的报导讲！报告题：《不管三秒钟，只管往前冲！》
我被抽调到更高级的机关——上海警备区政治部，学习文艺创作。这是我写作道路的起点。我在那里创作和发表了处女作。
那是一个歌颂副连长事迹的说唱台本。我不仅模仿报纸报导里的“闪光语言”，还对真人真事进行“升华”。我写道，迎着喷薄欲出的朝阳（不是阴冷的下午），副连长率领我们来到海边。他挺立队前，带领我们背诵毛主席语录，进行战斗动员（不是只做具体的实弹投掷准备）。他高声问战士，前方的靶子是什么（其实投弹无须靶子）？大家满怀仇恨地回答：那是美帝国主义、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好！”他下令：“狠狠地打！”——当然，此皆杜撰。我用劲咬着笔杆，要“挖掘”副连长的思想境界。我的处女作的标题是《一颗红心永向阳》。
是的，这是我的“红心”故事。了解“红心”和红色政治口号的生灭史，便不难理解，当我和我的同代人开始写作时，那些成为后人笑料的词语，何以会如此自然地出口成诵。这也是我走进文学和新闻的第一课。命运安排我，刚踏足这职业，就遇到“真话与谎言”这核心命题，只不过多年后才转向截然相反的方向，奋力前行，并付出代价。
其实也就在“红心”的传播到达巅峰的时候，我和许多同代人自己的心，已经悄悄变色。一九七〇年，我渴望入党而不获批准——因为父母随着文革深入成为“有问题的人”。到了一九七一年林彪“自我爆炸”，毛的神像在眼前动摇。
朱学勤曾说，林彪事件后公布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其中那些“恶毒语”，将他和下乡的同伴一棒喝醒，而乡间苦况和大饥荒史实，更将他们的左翼迷幻彻底轰毁。朱学勤在《南方人物周刊》发表的《李“红心”的秘密》，讲了他的“红心”故事：
在他下乡的村子里，有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妇女队长。报纸记者来采访这位孤老婆婆，搜集了许多感人的事迹（朱回忆，事迹全部真实。如同我的副连长舍身扑救士兵，是让我铭记终生的真实情景）。但记者遇到难题：老人没有名字，像许多农妇一样，她的称呼也是“张王氏”、“李赵氏”之类。记者灵机一动，文章见报前给老人起了个名字：李红心。
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有人无意中窥见了“李红心”品质高尚的秘密：一天半夜，一位住在“李红心”家的女同学听见微弱说话声。悄悄起身，发现“李红心”一个人在屋里，右手在胸前划十字，口中喃喃自语。她在祷告！这位乐于助人的“李红心”婆婆，原来是个虔诚的基督徒。
林彪事件后，红色口号，尤其是发源于军队的一整套“高八度”语言，迅速降温。解放军报上“红心”的传播强度，回落到一九六五年前的水准。一些新的口号——“反潮流”、“破法权”、“全面专政”开始风行。但“红心”犹在，仍配合着一波又一波政治运动。林彪垮了，红心意味着“批林批孔当闯将”；邓小平倒了，红心又意味着积极参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夜间，“深入揭批四人帮”成了红心的标志。毛泽东死了，报纸的大标题变成：《红心向着华主席》！
朱学勤说得对，“文革是以文革的方式结束的”。看看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报纸吧：“几天来，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普遍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集会和游行，热烈欢呼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千万面红旗辉映着胜利的笑脸，千万颗红心发出了同一个战斗的声音：‘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
“红心”这个词，应当成为人类史的标本。它是强权的另一张脸，崇高而美丽。亿万人，数十年，无数遍口口相传，使这咒语的迷幻力日增。红心的“红”是形容词，更是动词，是强人驱动体制运转的动词。这就是为什么，被红其心灵的中国人会如此驯顺地缴出一切，利益与生命，常理与常情，还有爱和诚信。人们被诱导，震慑，裹挟——不只被领袖声威、党国大义，每一个人还被其他人——同学、同事、朋友甚至亲人所裹挟，被语言的声浪所裹挟，更被自己的羞耻感赎罪感所裹挟。“换心术”是暴君得逞一时的秘密武器。而“红心”的淡出，又恰是这三十年“中国奇迹”得以发生的玄机之一。
“红心”真正冷却，是在改革开放开始之后。就像在文革前反对“突出政治”一样，邓小平在文革后坚决抛弃了“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这是邓的务实主义带给中国人的最重要转变，其意义绝不亚于告别饥饿。当然，历史的钟摆也开始强劲地摆向另一端。物欲横流，逐肉弃灵。人心冷漠，眼睛注视的是脚尖而不是星空。是报应？
更确切说，“稳定压倒一切”的主轴下，即使越来越多人想找回各自的“心”，也并不受到嘉许。政治动员惯性犹存。“主义”不那么时兴了，可是精神驱使之速效，声音一致之便利，对政治家还有着难以抵御的诱惑力。身居高位的大奸巨贪，也每每口吐红言。“红心”尚未绝迹。它的同义语——“世界观”、“人生观”、以及“讲政治”、“以德治国”等新说法，仍飘来耳畔。然而时移世易，尽管权力还时有闯入人们内心世界的冲动，但已不再无所忌惮。真正的思想自由还在远方，但杂色斑斓的个人精神领域已经开始隐然成形。毕竟，“红心”等一整套政治话语，连同它们的语境、语义、传播者与接收者的相互关系，特别是“红”——崛起于二十世纪中国的民粹型极权主义政治文化——这个最根本的语源，彻底变异了。
有部德国电影，名叫《Good-bye，Lening》（《再见，列宁》）。我对这块化石说：
别了，“红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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