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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底的一天，我正在办公室备课，背后的朱老师忽然转身捅捅我，指着门口，压低声音说：“这开学第三周都结束了，怎么又转来个学生？”
我往门口看去，那里站着一对父子，男孩长得高瘦白净，没穿校服。男人又高又胖，一脸横肉，胳膊上还文了一条小花蛇，一看就不好惹。
同桌的老师低声说，这孩子本该上九年级的，因为休学耽误了，打算到八年级插班，“不知道谁又要倒霉喽！”见我没懂话里的意思，她干脆说：“你想啊，休学的，多半是不好管教被老师找借口甩掉的——哎，不知道又要祸祸我们哪个了！”
我说这事操心也没用，按学校的惯例，上一年级念哪个班，转到下个年级就插到哪个班，公平公正。可同事又贴过来说，这事难就难在，这孩子在上一级念13班。眼下，八年13班的班主任是教务处的张主任，他为人精明，一旦涉及到自己的利益，哪怕是学校的惯例也很难妥协。可如果张主任不接收这个孩子，规则就被破坏了，这样一来，就更没有班主任愿意要这个孩子了。
在这所学校里，教师们对学习差的学生避之不及。原因很简单，老师不能给学生排名，但领导却会根据班级的平均成绩把教师分成三六九等。那些带班成绩上不去的老师就是“下等教师”，开会时被领导戴上“能力低下、没有责任心”的帽子是再平常不过的事。
而“差生”，就是一个班级平均成绩高低的关键所在。多的不说，就是往下拉2分平均分，老师们一学期披星戴月的辛苦就“归零”了——“评先评优”没资格不说，还要被罚钱公示，学生们都能看到，一点面子都没有。
尽管如此，我还是心存侥幸，觉得这个孩子不大可能分到我的班——我带的1班和2班是全八年级里最差的2个班，里面什么样的学生都有。这一点大家有目共睹，想来领导也不好意思再塞给我一个更难管的吧？
谁知第二天下午，我正低头改作业，忽然听到有人在办公室门口报出我的名字。我一抬头，正是那对父子。我脑袋里“嗡”了一声，表面上还是笑着接待了他们。
那位父亲面无表情地告诉我，教务处张主任让他的儿子周凯进八年级1班读书。一时间，我没了主意，正为难间，搭档老魏和老唐（我们仨带1班和2班的3门主课）使眼色让我出去说话。
到了无人处，老魏一开口就怪我眼皮子不活——不久前，他去交材料的时候看见几个老班主任在校长那里演苦情戏，“别人早早就跑领导那里说清楚了，你还跟个没事人一样”。老唐则为我辩解，说就算我去了也没用，毕竟在八年级所有的班主任当中数我最年轻，当然也是最没有话语权的。
老魏一挥手，说只要名没报，就还有转圜的余地，“这学生我们坚决不能要，3门功课加起来不到100分，要他干啥？给我们抹黑添堵？”他说领导这么安排简直就是欺负人——开学第一周，从外校转来了3个优等生，等大家知道消息的时候，这3个学生都已经进了13班。前几天，学校又转来一个智商有欠缺的孩子，领导收了钱，二话不说就把那孩子塞到了2班，再加上这个休学的周凯，我们仨带的2个班就各来了一个拉后腿的，“难道我们3个是‘捡破烂’的？”
我们仨越说越气，最后决定去行政楼找张主任评理。在办公室里，张主任笑容可掬地接待了我们，虽然理亏，态度却十分强硬。老唐老魏轮番上阵把他问得哑口无言，沉吟半晌，张主任忽然冷静地说：“你们知不知道，学生和老师之间也讲究‘门当户对’啊。什么锅配什么盖儿，你们成绩哪年不是倒数，想教好学生，不是开玩笑吗？”
此话一出，老魏差点和张主任打起来。他是9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教学基本功扎实，讲课也风趣，因为性子过分耿直和领导不对付，才带了半辈子的差班。而张主任背后有大校长撑腰，他的函授本科学历还是上班后才拿到的。
我和老唐拉着暴怒的老魏离开主任办公室，一出来，就看见周凯背身站在楼道尽头，望着远处的公路发呆。他那单薄的背影看上去有点落寞，那一刻，我有点同情这个孩子，但随即又有些厌恶——要不是他，我们怎么会被领导侮辱。
下了楼梯，老魏的情绪依然激动：“这学生坚决不能要，要了就等于我们承认自己只配教差生，士可杀不可辱！”
可小教师哪有什么选择权？当天快放学时，我被大校长喊过去“商量”，他几句话就逼得我没有退路，只能当场答应给周凯报名。
第二天，老魏见我带周凯去班里，气得脸色乌青。我找机会跟他解释，他拂袖而去。在他眼里，我就是个临时倒戈的叛徒。
2
周凯转来的第二天，麻烦就接踵而至。
先是图书馆没有多余的改版新课本，周凯的父亲又不愿意花20几块钱在网上买。我耐着性子解释说，孩子来迟了，免费教材几周后才能到，还不一定有，为了几十块钱耽误孩子学习不值得。他骂骂咧咧地挂了电话，到最后也没说买还是不买。
免费的课本好不容易等来了，校服又出了问题——我们学校3个年级的校服看着差不多，其实条纹和颜色都有区别。跑操的时候着装不整齐要扣班级分，学生会已经跟我反映几回了，我只好再次拨通周凯父亲的电话。
他一听又要花钱，立马就炸了：“开学这才几天，孩子屁股都没坐热呢，天天变着花样要钱！”我解释了一遍，他粗暴地打断：“行了，你也别说那么多，就说咋弄，我还忙着呢！”
于是，我把全市唯一一家校服制造商的电话号码给了他，他冷笑一声，就挂了电话。
过了两周，学校要举行体操表演活动，我忐忑地拨通周凯父亲的电话，询问校服是否已经拿到。他却说自己还没打听到哪里可以订做，我提到那个电话号码，他突然粗暴地说：“我就是不想让你赚这个钱，咋了？你告我啊！”
被人误解难免委屈，但我不想跟这种人计较，只是对这对父子的印象更差了——周凯进班没多久，各科老师纷纷跑来跟我告状。有的说他目中无人，作业不交，天天迟到；有的说他总是一副仇大苦深的模样，好像全世界都欠他的钱；还有的说他上课也不抬头，睡得昏天黑地……
我也观察了一段时间，果真是这样，没办法，只好找周凯单独谈话。可他冷着脸，好像和我有仇一样，扭着脖子看向一边，怎么都不应声。我说轻了不顶事，说重了又怕他父亲来学校找麻烦，几次联系他母亲，发现他报的手机号都是空号。到后来，我对这个孩子简直是无可奈何。
两周后，我正在开会，班长跑来说周凯在厕所打了6班的赵宇航，对方鼻血糊了一脸。我跑过去处理的时候，赵宇航已经被人扶去洗脸了，周凯梗着脖子站在楼道里，我问他为啥打人家，他冷冷地回道：“不为啥，就看他不顺眼，想打。”
第二天下午，赵宇航的家长闹到学校，我给周凯父亲打电话，他说自己在四川送货，半个月之内回不来，“要钱没有”，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结果赵宇航的父母直接去班里揪出周凯，在班级门口大骂。我和6班的班主任杜老师闻讯赶过去，正遇上赵宇航父亲质问周凯为啥打他儿子，周凯依然梗着脖子说：“就想打。”
赵宇航父亲情绪激动，跳起来甩了一巴掌，身体单薄的周凯被打得一个趔趄。我心里一疼，冲上去问赵宇航父亲知不知道这是学校，杜老师也好言相劝，希望他心平气和地说话。赵宇航母亲此时也跳了出来，扬言要告杜老师不负责任、和稀泥，杜老师的脸红了又白，态度好到近乎乞求。见杜老师好说话，赵宇航父亲就更加肆无忌惮了，又要伸手打人。
我痛恨赵宇航父亲的粗暴，又气周凯倔犟。在我的印象里，周凯最大的毛病就是不求上进，他的性格并不暴躁，于是我故意提高嗓门问他为啥打人：“肯定有原因，你讲出来呀，他咋了你？你说啊。”
周凯的眼圈红了，他嗫嚅着要开口，但终究什么都没说。就在赵宇航父亲又举起巴掌时，我们班的几个孩子七嘴八舌地说出了两人打架的原因：“赵宇航跟同学宣扬周凯他妈跟别的男人跑了，是个‘碧池’，还说周凯是没人管的*****，周凯气急了才打了他一下，我们看得真真的。”
周凯瞬间涨红了脸，用力咬了咬嘴唇，又紧紧地握起了拳头。我问赵宇航有没有这事，他见有父母撑腰，就骄纵地说：“本来就是嘛，我们小学一个班，他妈在他二年级的时候就跟人跑了，他去年的同学都知道。不然他为啥休学‘倒’一级啊，就是因为他班里的同学老说他妈的事儿。”
我这才明白周凯为什么要休学、隐瞒母亲的电话号码，原来不过是想换个环境守护自己的秘密，维护那份单薄的自尊心。我突然很心疼周凯，也为自己误会、反感他而感到内疚。
可赵宇航父亲听了儿子的话，不但没有教育孩子，反而说：“原来是没人管，怪不得没教养，今天我就替你家长好好管管你！”他胡搅蛮缠，非要多还一巴掌回去不可。我怕周凯吃亏，就把他挡在身后，和赵宇航的父亲越吵越凶。杜老师跑去喊政教主任主持公道，主任却说自己没空，让我们不要把事情闹大。
赵宇航母亲在一旁也没闲着，她要周凯带她儿子去医院验伤、赔钱。我看着周凯脸上肿起来的巴掌印子，说要验伤就一起验：“我还要告你儿子宣扬他人隐私、侮辱同学呢！这些事记入诚信档案，以后考学、找工作都是麻烦！”
听我这么说，赵宇航的父亲才带着儿子跟周凯道歉，并保证以后再也不提此事。赵宇航的家长离去后，政教主任才来找我，嫌我和家长针锋相对，传出去有损学校名誉，之后又似笑非笑地说：“小程啊，没看出来，你书生气质倒是有侠女风范呀！”
一旁的周凯都听出了其中的讽刺意味，抱歉地看了我一眼，而我经历了一些事情，根本不在乎领导怎么看我了。
3
下班回家，天已经黑了，我穿过一个巷子，看到学生们三五成群，叽叽喳喳，周凯的背影在其中显得格格不入——他独自走，因为背的书包带子放得很长，书包一直有节奏地打着屁股。
想起赵宇航说的事，我心里涌起一阵心酸。别的孩子说说笑笑地回去有父母等着盼着，有滚烫的饭菜吃，可他回去冰锅冷灶，什么都没有。
我快步追上周凯，问他父亲回来了没。他说没有，我又问他父亲常回来吗，他沉吟了半晌说：“一个月也就两次吧。”
母亲的事我知道他不愿说，就没问，只问他平时怎么吃饭。他很平静地答：“自己做啊，我都习惯了。”语气中依然能听出好强和倔犟。
看天色已晚，他还当众挨了赵宇航父亲一巴掌，我估计他回去也没心思做饭。快分路时，我诚恳地说：“要不老师带你到外面吃吧，你做熟都几点了啊！”
他难为情地挠挠头，说不了，自己做饭挺快的。看着这孩子倔犟的背影消失在黑暗里，我的鼻子酸酸的，只能暗下决心以后在学习生活中尽量照顾他。
自从班里的学生站出来为周凯说话，我发现周凯开始和同学们有一点接触了。课间的时候，他会站在边上看别人打篮球，但从来不上手。
一开始我以为他不会，有次傍晚我出去跑步，遇到周凯在独自打篮球，还挺像那么回事。见我过去，他腼腆一笑，我问他为啥不在班里露两手，他摸摸后脑勺，半天说了句“谢谢老师”。
我感觉这孩子挺自卑，于是私下总跟同学们说周凯不坏，就是性格有点闷，大家玩的时候尽量拉上他，另外谁也不能拿周凯的家事说事儿。我们班的孩子虽然学习差，但都单纯善良，尤其是体育委员，一听我这么讲，不管做什么，都死乞白赖地拽着周凯一起。
到了10月底，学校要举办秋季运动会，学生们先自主报名。我注意到周凯一项运动也没报，就开玩笑说：“周凯，我可是见识过你的球技啊，是时候展示你的运动天赋了。”又转身问其他同学：“你们说周凯报不报啊？”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报”，周凯大概是许久没有受到这种关注，脸红扑扑的，有点扭捏，但是也没有反驳。于是，几个班干部干脆替他做主，报了长跑和篮球两个项目。看得出来，同学们都想借这个机会和周凯打成一片。
运动会上，周凯表现得很好，尤其是长跑，遥遥领先。不仅如此，核算成绩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个集体项目和破纪录没有翻倍加分，周凯一眼就看出来了，立即和体育委员一起跑到核算组把成绩改了过来。要不是他盯得紧，我们班就白白失掉了16分，我抓住机会对他大加赞赏，自此以后，体育课上也能看到周凯打球的身影。
我突然理解，像周凯这样的孩子，他害怕被人围观，但也最渴望被人看见。
想起一开始，我为了不要周凯费尽心思，老魏甚至和领导大打出手，想起学校立下的种种不合理的考核标准……我感慨颇多。这个世界很现实，人现实一点也没错，但总有一些更重要的东西值得我去跨越那些现实，去成为一个温暖的人。
4
一个下午，学校团委临时要求所有班级重办黑板报，迎接次日上午的省领导检查。眼看就要放学了，我打算和之前一样，选几个同学去办，草草应付过去。
谁知大家一致推举周凯，说他是“绘画天才”。我不知道周凯还会画画，就留他和几位同学一起设计。不得不说，周凯真的挺有绘画天赋，他设计的黑板报从版面到色彩都无可挑剔，内容还贴合主题。
黑板报做完已经快晚上9点了，我们走出校园的时候，教学楼里还有许多班级齐刷刷地亮着灯。我提出要请几个学生吃饭，他们欢呼雀跃，可家长已经等在校门口了，孩子们只好回家。临走时，一个学生朝我喊：“老师，你请周凯吃饭吧，他天天买泡面呢。”
周凯不好意思地挠头，我故作随意地说：“周凯，你隐藏太深了啊！这次你为我们班立了大功，今晚必须给你加鸡腿。”他腼腆地笑了，没有拒绝和我一起吃饭。
饭间，我问周凯是不是学过画画，他说没有，就是喜欢，无聊的时候一个人随便画画。我夸他有天赋，可以和家里商量一下走艺术这条路。
周凯沉默地拨了拨碗里的饭，半晌说：“太贵了，学不起，我打听了，集训一学期要十几万呢。”
渐渐聊开了以后，周凯告诉我，他父亲脾气不好，爷爷奶奶也不愿进城帮忙，父亲去南方送货的时候，他就一个人住。父亲一般半个月回来一次，有时回来还要到阿姨（女友）那里住两天。平时父亲两天给他打一次电话，就问他吃了啥、冷不冷之类的。
我问那个阿姨对他好不好，周凯说：“挺好的吧，又不经常一起生活，客客气气的就行了呗。”
其实，我很想问问他母亲的事，但又怕伤了他，就问他平时都做啥饭。周凯说自己会做好几种菜，我惊叹他的自立，顺势说：“你各方面都很优秀，只是不愿意表现出来，所以大家才不了解。如果你肯在学习上用心，一定能学到前面。”
周凯咧嘴笑了，沉默一会儿，突然说：“老师，有机会我到你家做客。”我一时没反应过来，他挠挠头纠正：“不是，有机会你来我家做客，我做饭给你吃。”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邀请给暖到了，连声答应了他。
11月，市里要举办一个大型诗词诵读活动，各学校都很重视。我们学校的领导为了取得好名次，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学业负担还不太重、学生又相对成熟的八年级。年级主任搞了很多新花样，除了诵读的学生，还安排了翻花的、打鼓的，拿旗杆跑场的，周凯就是6个鼓手中的一个。
表演当天的中午，八年级全体师生都没回家。学校出于安全考虑，没有统一订外卖，让家长们把饭送到礼堂。我突然想到，如果这样做，没人送饭的周凯岂不是很尴尬？于是我赶紧给年级主任提建议，说打鼓的孩子太辛苦，不如让这6个孩子和老师一起吃盒饭，吃饱了下午打鼓有气势。
年级主任爽快地答应了，给打鼓和拿旗杆跑场的学生发了一筐盒饭。看到周凯和同学们围着筐子抢饭，我的心里才踏实了。
忙了一圈，等我刚拿到盒饭坐下来，年级主任又喊女教师去给女生们盘头，我只好苦笑着把未动的饭递给身边的学生，什么也没吃。
等演出结束回程，已经是晚上9点半了。学生们在车上叽叽喳喳，生活委员给大家分发零食。当他拿出一个毛毛虫面包时，周凯像弹簧一样跳起来抢，他说自己快饿死了，惹得大家哄笑。破旧的公交车载着一车的欢声笑语穿过黑暗，清冷的车窗映出孩子们烂漫的笑容，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很快乐。
回到学校，清点完演出服装，大部分学生都被家长接走了，校园里只剩下零星的学生和刚忙完的班主任。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突然看到周凯站在校门口，像是在等什么人。
见我出来，他默默地跟在后面，突然递给我一个东西，是毛毛虫面包：“我在门口等你好久了，老师，你中午都没吃一口。”
接过那个面包，我又欣慰又难过。礼堂里有那么多的学生和同事，只有周凯注意到我没有吃上饭。大概是从小没有母亲在身边，没有被人好好疼爱过，这个男孩才有了一颗如此敏感的心。当他感到别人对他好一分，他就要努力还一分。
5
下学期开学没几天，离我们学校不远的一个小区发现了一个密接者，第二天那个小区就被封了。一时间，学校里人心惶惶。
糟糕的是，周凯在这个节骨眼却发烧了，他给我打电话请假，我叮嘱了几句，就给学校报备。到了中午，周凯被带到市医院做了核酸检测，并被隔离了起来。我给周凯父亲打电话，他说疫情形势严峻，他在外地也被隔离了，一时半会回不来，让我帮忙照顾周凯。
当晚，学校就决定开启线上教学模式，让师生们把自己的东西搬回家。半个小时后，我们班的学生都离校了，只有周凯的书还整整齐齐地码在桌子上。我帮他把书收拾好，连同我的东西一起带回了家。
两天后，周凯的核酸检测出来了，是阴性，烧也退了。想来他是因为身体单薄，抵抗力差，才感冒了。社区的工作人员听了周凯的身世，连连感叹：“没妈的孩子像根草。”
本地所有的小区都被封了，我赶紧报名做疫情防控志愿者，这样才能出入小区，尽早把课本和食物交给周凯。
周凯开门的一刹那，我傻眼了——不到一周的时间，这孩子更瘦了，那种夸张的、陡然的消瘦，我以为只有动画片里才有。
我打开他家的冰箱，果然，里面除了几罐可乐和几包薯片，别无他物。周凯尴尬地笑，说他还没来得及去买。于是我把带去的菜和鸡蛋码进冰箱，怕他过意不去，就说他父亲已经给我转了钱。
我们聊了一会儿学习，我告诉他一定要利用这次线上教学“弯道超车”。周凯说，他刚进班的那段时间，其实是故意破罐子破摔，现在想来觉得自己挺可笑。
我问他为什么那么干，他嗫嚅了一会儿，坦诚地说：“其实我知道，你和魏老师、唐老师都不想要我，所以我不想进1班。可是我找教务主任要求进别的班时，主任说其他老师的态度都很坚决，这事儿没有商量的余地。我知道自己从小到大一直都挺多余的，要不我妈怎么可能不要我呢？怎么学校里老师都不愿意接受我呢？”
我突然想起那天看到他站在楼道里望着远方的公路发呆的样子。那时候，他一定非常难受。从小被母亲抛弃，父亲又不大体贴，原来班里的同学排挤他，他唯一的希望就是进入新班级重新开始。可老师们却视他如瘟神，避之不及。
我感到自责，但还是郑重地告诉他：“有时越是不被别人接纳，就越要通过努力，证明自己值得被期待，这样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和喜爱。”
周凯听了点点头，要开口说什么，却欲言又止。
临走之前，我给他布置了两项任务：好好吃饭、好好学习。吃饭是第一，学习第二。
第二天上完网课批改作业时，我发现周凯上传了6张图片。3张是作业和课堂笔记，2张是他做的菜，还有1张是手机屏幕截图。只见“王者荣耀”和“和平精英”两个游戏软件被圈了起来，点了“卸载”。我瞬间有了一种教书育人的成就感，给他写下评语：“学习新星，做饭老手，我心甚慰，请继续努力！”
于是，作业加饭菜的图片，周凯一直连续上传了半个多月，直到这次线上教学结束。我从作业和课堂笔记中看到了周凯的进步，老唐和老魏也说他的学习态度端正了很多。但这孩子的数学、英语基础实在太差，考试成绩仍然是班里的中下水平。
不过相比过去，这已经很好了。
6
进入初三，周凯的考试成绩依然不理想，上高中几乎无望。我找周凯谈话，他说学美术家里肯定不同意，他喜欢篮球，也打得不错，想去读花费不大的体校。
到了3月中旬，疫情反复，我听说今年体校招生的计划取消了。但看着周凯每天雷打不动地在操场上训练，隔三差五因为拉伤韧带一瘸一拐走路的样子，我不知道怎么开口跟他讲。
几天后，周凯还是知道了这个消息，他跑来问我是不是真的。看着他复杂的眼神，我有点不忍，但还是告诉他很有可能，希望他继续努力学习，做两手准备。
周凯低下头沉默了，他的鼻翼一张一翕，嘴唇也在颤动，就快哭了。最终，他忍住了泪水，我连忙安慰，只见他的喉结滚动了一下，然后认真地说：“其实，打篮球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老师你不知道，我以前一个人打篮球，是因为它能让我忘了烦恼和孤单。后来我又发现，打篮球是最能让我感受到有价值的事。篮球，它就像我的玩伴。”
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能用力拍了拍他的肩膀。
好在几天后，正式文件下来了，体校招生依然正常进行。我还没来得及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周凯，就有学生跑来喊我，说周凯又在厕所打人了。
这次被打的是隔壁班的“刺头”，我看着周凯那副欠揍的表情，气不打一处来。我以为他已经变了，没想到还是那么冲动。而且，当时“优秀班主任”的评选在即，虽说即使没有这次打架我被评上的几率也是微乎其微，但周凯动手打人，我就直接被取消了参评资格，实在丢人。
我问周凯为啥打人，他说就是想打，被逼问半天之后，他突然涨红了脸，支支吾吾地说：“他侵犯了我最在乎的人。”
我知道母亲一直是周凯的软肋，但他不能总是因此打架啊。我对周凯的行为感到失望，就同意了政教处让他回家反思3天的决定。
中考结束后，7月初的一天，一个叫“苏东坡”的人请求添加我为微信好友。通过后，他说自己是周凯，然后迫不及待地跟我分享了他刚被体校录取的喜讯。
我很欣慰，跟他聊了几句，周凯竟主动提起那次打架。我适时劝他在体校要成熟一点，少冲动：“现在只要打架，就没有不吃亏的，你吃了那么多苦考上体校，别因为打架毁了前途。”
周凯说他长这么大，其实只打过两次架：第一次是因为赵宇航用语言侮辱他母亲，第二次是因为隔壁班的“刺头”用语言侮辱我。
我吃了一惊：“侮辱我什么？”
“反正就是骂女孩子不好的话，挺欠揍的，你还是别知道了。”
我突然想起那一天，我问他打架的原因时，他支支吾吾地说对方侵犯了他“最在意的人”。我以为是他的母亲，根本没想到这个人会是自己。
那一刻，我的喉咙有点哽咽了。
没多久，周凯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九宫格图片里，有几张是他训练时受伤淤青的腿脚，有几张是学校操场的照片，还有一张体校录取通知书，并配文：“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我给他点赞，他给我发私信说：“老师，你还记得吗？这首《定风波》是你在星期三下午的语文课，亲手写在左边黑板上的。”
我惊奇他居然记得这么清楚，便回复道：“是啊，我喜欢苏东坡的乐观向上。”
“我知道，你还说过，如果可以穿越，你一定要嫁给苏东坡。”我还没有回复，他又接着说：“我一个练体育的，也以苏东坡为人生偶像，嘿嘿，可笑吧？”
我说不可笑，相反我很欣慰，因为他也是我的偶像。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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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我回济南陪母亲过年，又因为她患抑郁症开始药物治疗，便陪伴至今。算起来，这是我离家二十载后，在故乡待的时间最长的假期。以前都来去匆匆，只看到城市日新月异，却没有去多想那些在变化里消失不见的人与物——当然，也不愿多想。
直到这个充斥着疫情和困境的四月即将过去，春意微醺的深夜，独坐窗前，听到楼下河畔传来的蛙声，我才又想起那条街，一条消失了的街，还有那条街上消失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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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光明街，它曾位于济南城北，属于天桥区北坦（坛tán）片区，走路十几分钟就到大明湖。北坦面积不大，但小街小巷错综复杂，拆迁前几年，片区内大多仍是鳞次栉比的平房，平房红砖外墙上满是灰色的水泥补丁。路边站着贴满小广告的电线杆，连接着各家牵出的电线，杂乱密集得令人恐惧。
我小时家就在北光明街上，一座典型的济南老四合院，坐北朝南的大门口有青石铺成的三级台阶。进门穿过阴暗的门洞，是个长宽各五米的小院，院子地面比街道高出近一米，西、南、北各有三栋独立的屋子。北屋是正房，面积最大，被隔成内外两间；南屋临街，三十多平米；西屋方方正正，约十几平方；东边原本是院墙，后来搭了个简易的小厨房，小到在里面转个身都很难。
房子里是芦苇秆混着粘土的屋顶，外边房顶是瓦片，两者之间的夹层是土鳖虫和其他生物的乐土，我就曾被从屋顶上掉下来的土鳖砸到过。有时，躺在床上，会听到头顶窸窸窣窣有东西爬过的声音，零星的尘土随之落下。爸妈后来搭了一层薄薄的塑料天花板，算是解决了天降土鳖的危险，但虫子爬行和泥土掉落的声音从没停过。
我妈说，每家的屋顶上都住着一位大仙，大部分是蛇，也可能是黄鼠狼，甚至是老鼠，“大仙儿是一家的守护神，土鳖落在头上可能就是大仙儿逗你玩儿”。多年以后，我家房子拆迁，我妈信誓旦旦地说，她看到过一条大青蛇从废墟里爬走不见了。
自我记事儿起，我妈就神道儿（迷信）得很，什么用手指彩虹要烂手指头，正月里不能理发、不能穿浅色衣服，总有一堆说法。
有次，夏日黄昏，大家在院子里乘凉，我妈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在她老家，有个女孩父母早亡，跟舅舅一家住，舅妈对她很苛刻。有次，舅妈带她出去办事，发现她跟一个小伙子眉来眼去，回家后就对她又打又骂，女孩一时想不开上吊了，舅妈就给她草草下了葬。后来，舅妈在院子里乘凉，偶然间扭头看了眼正房，结果看到屋里悬着个人，硕大的脸上没有五官，白花花一片，当场就吓死了。
我妈讲这段的时候，我正好对着黑黢黢的北屋，吓得立即就背过身去，头都不敢回，那种恐惧感尾随了我许久。
我妈什么神都信。厂里同事拉她去了趟教堂，她就带回来一本《圣经》，开始天天祷告、拜上帝。那本《圣经》摆在床头，被我从小当成儿童文学读得滚瓜烂熟，她却还没翻上几页。拜上帝也不影响我妈遇仙求仙、见佛拜佛，她秉持“只要给我办事儿就行”的实用主义，对漫天神佛都敬畏。
这或许不是偶然现象，济南历城区的华山华阳宫里面就供奉着耶稣、三清、孔孟、妈祖、黄帝以及那些鲜有人知的各路神灵，每家待遇都差不多，享有一个单独的小庙和祭坛。跟古罗马气势恢宏的万神殿不同，这个穷乡僻壤完全没有迎接万神来朝的野心，就是想着摆个摊儿让大家少走几步路，给人以心安，给自己多添几个香火钱。
后来我读了《马可·波罗游记》中对苏州的记载，说元代的苏州人家里供奉不同的神像，大部分人信仰不止一种宗教，看来这是大江南北从古到今的共同特点，也更深刻理解了“白猫黑猫”理论中所蕴藏的民间智慧。
从幼儿园到小学上学期间，我只有寒暑假才会住到四合院里，其余时间都跟着奶奶住在城南省委附近的机关大院——毕竟学校就在大院对面。那时我天天跟奶奶挤在一张床上睡，随着我块头越来越大，老人也休息不好了。我当时最向往的就是有个自己的房间，晚上可以随意翻身、蹬腿而不被骂。
这个愿望终于在我小学毕业时实现了——1990年上初中后，我开始长期跟爸妈住在北光明街上了。我搬回去的时候，家里刚通自来水（之前都要到双井街的公共水龙头挑水）。水池子搭在小厨房的门口，上面是葡萄架。由于管道架在了室外，冬天我家的自来水管经常会冻住，需要在水池子下面生火把冰化开。
平房烧炉子取暖用的是蜂窝煤，每年家里都要买很多，堆在西屋和北屋之间的小过道旁，上面用油毡纸搭了个棚子防雨。晚上封炉子早上起来换煤是冬天的日常，有时候炉子灭了还要重新生火，搞得屋里乌烟瘴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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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妈没有更早让我在自己家住，还有另外的原因。虽然这个四合院是姥爷留下来的房产，但曾经充公被重新分配。1980年，济南市政府出台了关于解决公占私房问题的相关政策，只是，小院里其他住户以没分到其他住房为由拒绝搬走。就这样，又拖了五六年。
我爸妈为了拿回属于自己的房子，进行过一场场争夺战。
他们结婚以后住在南屋，有家人三世同堂住在北屋，西屋是个单身汉。由于我爸妈坚持要收回自己的房子，自然就跟其他住客有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尤其是北屋的一大家子人。平时口角磕碰是家常便饭，大打出手也不是没有过。据说有次双方动了肝火，我爸还叫了七八个朋友到家里来“吓唬吓唬”一下对方。那次纠纷的结果，是所有人都被带去了派出所。有个姓高的叔叔是我爸同事，也在被“邀请”助阵之列，他临时有事路上耽搁了一会儿，赶到四合院以后发现家里没人。从邻居那里打听到事情经过，他立刻赶去派出所，进门就开始大声嚷嚷：“还有俺嘞，俺和他们都是一伙儿嘀！”
我爸对这件事津津乐道，说那时候的人讲义气。我对高叔叔的印象也很深，因为他骨骼清奇（个儿矮），人有异象（丑得惊人），三角小眼黑麻子脸，大嘴恨不得咧到耳朵根儿，黄黄的龅牙参差交错，鼻毛从鼻孔里探出老长。他常常抱怨说先天营养不足，个儿没长高，后天要补上。他喜欢表现自己好汉的豪爽，我亲眼见过他用刀割生肉吃。他在厂里养着几只羊喝鲜羊奶，有时候，他干脆直接把羊摁住用嘴嘬奶喝。
我爸说高叔叔有次在厂里跟保卫处的人打架，对方高大魁梧练过摔跤，一拳就能把他打几个跟头。他挨不住了抱头蹲地，对手看这意思以为打完了，刚一愣神儿就被他猛地扑上来抱住脖子，一口咬掉了整只耳朵。众人大惊，连忙把他摁住，送伤者去医院。有人说咬掉的耳朵要一起带上，说不定还能接回去，结果他含在嘴里拒绝吐出来。大家费了半天工夫才让他吐出来，他又趁大家松懈时，一个箭步冲上去用力踩住，还在地上碾了几脚。后来到了医院，医生看到那块从烟盒里拿出来还粘着烟丝的烂肉的时候，直接就让丢垃圾了。
工厂后来被兼并，我爸进入了新企业工作，高叔叔则和其他大部分人下岗自谋职业。他下岗以后在人民商场推着三轮车卖过磁带，城管、派出所的人都不愿惹他。后来，听我爸说他肝儿上检查出来有寄生虫，病没治好，在医院活活疼死了——这是后话。
派出所民警尽量息事宁人，但两家的仇恨就此埋下。那之后，高叔叔经常晚上来我家串门，故意先去北屋，不打招呼就推门把头探进屋里，用他那副尊容把人吓个半死，然后没等对方反应过来，就说自己走错了。
爸妈跟北屋住户算是彻底撕破了脸，双方都开始找“道儿上的人”来解决这个矛盾。我爸妈找的是当时北坦的老大，外号叫“老天”，他是北坦的老街坊，老一辈上跟我姥爷有交情。
双方约好的那天，老天带着人来我家跟对方谈判。北屋的人找的也是附近片区的流氓头儿，跟老天也算是认识。认识归认识，事情还得解决。我爸说当时对方口气不善，老天先给对方敬了颗烟，把炉子盖掀开，用五个手指插进烧得正旺的蜂窝煤孔里，把蜂窝煤整个抓了起来给对方点烟。手指在黑红的炭火里烧得滋滋作响，空气中弥漫着皮肉烧焦的味道。老天面不改色地点完烟，把蜂窝煤又放了回去。对方没说话，抽完烟直接起身撤了。
1986年，西屋和北屋的住家先后搬了出去。我后来问我爸这事儿给了多少钱，我爸说老天就拿了两瓶酒几包烟，其它说啥也不要。
90年代，我上高中的时候，有次看到我妈在街上跟一个白白胖胖的中年人打招呼，后来我妈说那人就是老天。他当时在北坦的街上支了口锅炸油条卖早点，从乡下雇了几个人替他看着。后来大家都说油条里面掺了洗衣粉，生意渐渐就黄了。
3
时代变迁把老天那一代重义气的好汉推出门外，同时又打开窗户迎来新的血色黎明。北坦的居民多为工厂工人和自由职业者，国企改制，大量工人下岗失业，导致很多家庭生活艰辛。
随着经济迅速发展，催收账款、色情行业等灰色产业陆续涌现，北坦崛起了不少黑道人物，其中最出名的莫过于当年济南的黑老大徐宗涛。
徐宗涛家住北坦顺河街的一个大杂院里，距我家只有百十米。他家屋门口有棵石榴树，寓意多子多福。徐宗涛言语不多，但打架下手特别狠，北坦的街坊邻居都叫他“小涛”，我们小孩儿则尊称他“涛哥”。
徐最早在天桥火车站附近摆摊卖家电，1990年以后开始在城南的蔬菜和海鲜批发市场收“保护费”，后来涉足餐饮、娱乐、建筑行业，生意越做越大，手下笼络了不少兄弟，都是狠角色，各自占据一方地盘，形成一统江湖的局面。
徐的“兄弟”中有个人叫杨斌，平时行事低调，有高人给他算命，说他是天杀星下凡煞气重，还说他命硬，只有“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地方才是他的葬身之处。或许出于要“上位”的野心，1994年初杨斌悄悄到北坦上门枪杀了徐的父母，徐当晚没在家逃过一劫。
由于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知道是谁下的手，济南江湖上掀起了一阵腥风血雨。徐宗涛到处追杀自己的仇家，甚至把天桥“老大”左亮的四肢都砍断了，也没找到。直到1995年夏天，杨斌在火车站附近的天桥上停车乘凉，巡警偶然间盘查时发现车上有枪支，要对他执行逮捕，杨斌拒捕逃窜，被警察当场开枪击毙。传说他死的时候尸体挂在一棵树上，应验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卦象。
这个案子曾经被拍成电视剧，叫做《济南七·九大案侦破纪实》。片中所有警察都是由本人扮演，高度还原了事件经过。其中时任天桥刑警大队大队长的张龙义后来被提拔为天桥分局副局长，也因为破案与徐宗涛结缘，成了其“保护伞”之一。
1999年，做了十几年济南黑道大哥的徐宗涛被立案通缉，同年底被捕落网，2002年4月4日执行枪决。他被捕之前已经资产过亿，在那个年代也称得上济南数一数二的富豪了。他涉及多起命案，倒台后引发了官场振动牵连无数，其所犯案情的文件用坏了两台打印机，卷宗多到一辆卡车都装不下。
我上初一的时候，在学校里提起我家住北坦，跟“涛哥”是街坊，别人顿时就肃然起敬。对一个十几岁的懵懂少年来说，被同龄人尊敬和认可的感觉实在美妙。那时我荷尔蒙分泌旺盛，又在学校体育队，于是在飘飘然中也开始了自己短暂的“江湖生涯”。
初中里的“江湖”，无非是一群无知少年学着社会人抽烟喝酒，拉帮结派，在学校里称王称霸，惹是生非。然后大家稀里糊涂拜把子排名次，我当时排行老三。那时候我们经常出没游戏厅台球室“砸钱”——就是寻找合适的落单目标下手，让对方把身上的钱都掏出来，否则就一顿胖揍。砸来的钱大家平均分，或者找地方去吃吃喝喝。
我的“江湖生涯”止于初二的一次砸钱。那次，有个辍学的朋友叫上我去大明湖砸钱，我还带了把自己磨制加工的匕首。我们找到一个外地来旅游的学生，看我们两个气势汹汹的样子，对方很快掏出了几十块钱。拿钱以后我想赶紧走人，但我那个朋友却看上了人家的相机，可对方死活不同意交出来。
我朋友大概认定对方不敢反抗，就顺手把我带的匕首拿出来，说拿相机玩两天，用匕首做抵押，留个联系方式回头给对方还回去。那个学生被逼急了，接过匕首反手就捅了我朋友两刀，我当时赤手空拳，傻站在一边，眼看着他跑掉了。
事情结局不难想象——我们很快被派出所的人抓获，我朋友是腿上挨刀，医院缝了几针没有大碍。派出所的人看我们年龄小，也没有其他案底，把我教育一顿后通知了家里来领人。这件事是我人生道路的转折点，我妈在派出所悲伤的神情让我不知所措，满怀内疚，熄灭了我混社会的冲动和热情。
回家以后，我决定做回一个普通的学生，老老实实补习以前落下的功课。学校里的“兄弟”们觉察到我的变化，也渐行渐远。初中毕业之后，我跟他们彻底断了联系。
回想起那次犯事儿的经过，我总有种身不由己的感觉。我也曾幻想过穿越回到那一刻，如果当时我坚持拿钱就走，也许就不会发生后面的事。我还会是学校里的狠角色，或许结局是既做江湖大哥，又有自己的生活和事业。毕竟当年跟那些兄弟们在一起还是很开心。
后来在同学聚会上听到的消息，彻底粉碎了我这个幻想：据说我当年的“老大”在2006年“扫黑”期间想退出江湖，为了养家糊口开起了出租，有两个东北的朋友来济南找他玩儿，火车站接站后顺道接活儿拉了个女乘客，结果那两个东北人见色起意，等车行至偏僻的地方就把人奸杀了，案发被捕后，老大在法庭上说他曾极力劝阻，但被两人用刀逼着不得不参与，但还是被判了死刑；另一个“兄弟”则跟房地产公司联手干起了暴力拆迁的勾当，因为威胁恐吓伤人等恶性事件，被当替罪羊吃了牢饭。
在我的记忆里，这两个人并非鲁莽之人，相反，他们都懂得审时度势，也熟悉社会丛林法则。从关于他们案情的只言片语里，我再次嗅到了“身不由己”的味道，正所谓“出来混，总是要还的”，这是个被天谴的行当，即便深谙世事，依然沦落其中，等待厄运降临。
4
初二决心继续求学之后，我在家里的时间多了起来，也更加关注起我家的生活环境。我家没有卫生间，所有人拉屎撒尿都要去街上唯一的公共厕所。厕所靠街那边是黄土墙，墙根有个下水道一样的井盖连到粪池。粪池上面有两排各四个蹲坑，中间用墙隔开分成男厕女厕。蹲坑上面有遮雨棚，其余地方露天。
男厕里有小便池，地上尿液横流，冬天一结冰，让走在上面的人提心吊胆。夏天粪池里密密麻麻蠕动的蛆自不必说，连墙壁的砖缝里都能零零星星爬出蛆来。厕所一墙之隔就是住家，户主姓张，留着络腮胡子，夏日里经常在大门口冷着脸，用水一遍遍冲洗自家墙壁和地面。
夏天蹲坑绝不能穿漏脚趾的鞋，否则感觉到脚趾头缝里的蠕动会让人恶心半天。苍蝇幼虫对鸟类来说却是免费的盛宴，麻雀、鸽子、喜鹊还有些叫不出名的鸟，经常从天而降大快朵颐。夏日里，有时听到空灵的鸽哨从空中掠过，有可能就是圣洁的和平鸽又到这人世间最腌臜的场所去汲取营养升华自己了。
济南三面是山，北临黄河，还是条地上河。大明湖及其周边的泉群，地势最低，是济南的洼地。北坦靠着顺河街，旁边有条宽十几米、深五米的臭水渠，由南向北从高到低承载着市区的工业废水。城市的排水能力是有限度的，降水量超过极限，水渠的水就会溢出来。
我经历过水淹，那次北光明街上的水有半米多深，黄褐色的水里混杂着粪便菜叶塑料袋和各种垃圾，还不时漂过底面朝天的鞋子——这时就不得不佩服我爸妈的先见之明，我家的院子比街道高出不少，水不会倒灌进来。
不少街坊自家院子低，或者几家人混居在一个院里，谁都不愿出钱把院子地面垫高，这时候就只能干瞪眼了。雨过天晴，街两边的晾衣绳上会多出一排排的衣服和带着黄色污渍的被子，墙根儿和窗台儿上则是洗干净的鞋子。
影视作品里常说，以前的四合院或者筒子楼里邻里关系团结和睦，一家孩子吃百家饭长大。那情形，至少在北光明街上没发生过。我家院子当年的事儿自不必说，街上几户大杂院里人多是非多，简直不要太热闹。
以街西头的“高大门儿”来举例，那原本是一处大宅子，门口还保留着以前的门楼，墀头上的缠枝葫芦石雕保存完好。那处宅子的主人早就埋没在历史的糊涂账里不知去向，由于门楼比其他房子都高出一截，街坊们就称呼那个院儿“高大门儿”。
在我印象里，“高大门儿”里的住户，主要是各家的女人们，几乎每周一吵，每月一架。吵的时候，北光明街从头到尾都能听到高亢的女音；打起来，则在街上推搡哭骂，围观人数众多，常常造成交通拥堵。“高大门儿”里的矛盾复杂，我人都认不全，事情缘由实在拎不清，只记得人多势众的那家女儿众多，小名分别是大罐子、大瓶子、大盆子之类的器皿。每次老妈一干架，罐、瓶、盆响作一片，一群娘们儿撒欢儿耍泼，地动山摇。
除了环境的不同，我也深刻体会到了不同地方的人对于获取信息的需求完全不同。之前住在机关大院的时候，门口的传达室也是报纸收发室，每天各家订的报纸杂志种类繁多，孩子们是取报纸的主力军。北光明街上几乎没人订报，买报纸还要去集上的报摊。
另外，机关大院有食堂提供一日三餐，有锅炉房专门烧开水，还有暖气、电话、闭路电视等特权设施，这一切我曾经心安理得地享用。相比之下，北光明街上无人问津的公共设施，还有暴戾而冷漠的人际关系，都折射出了底层生活的残酷。
这种得失对比之间，让我意识到了特权和阶层的存在，也让我打定主意，日后一定要走出北光明街，走出北坦，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追寻一个光明的前途。
5
前面说过，北光明街上的四合院是我姥爷当年购置的。他在民国时期的山东铁路部门工作，我姥姥是他中年丧妻以后娶的，比他小很多。姥爷1951年去世，房子后被政府给没收了，姥姥带着还不懂事的妈妈被赶回老家。山东农村重男轻女欺负人的现象非常严重，姥姥回去没几天就备受欺侮，无奈嫁了人，过了没几年就郁郁而终。我妈孤身一人回到济南，投靠了她的舅舅。
姥爷除了我妈还有三个子女，二舅闯关东去了东北中年早逝，大姨嫁去了南京，大舅则在解放前夕随军去了台湾，走那年才十六岁。大舅是跟街上一位姓毕的学长一起从的军，毕学长比他年长三四岁，两人乘火车随军一路南下，到了厦门要上船的时候，毕学长想起了家里的老母和刚结婚的娇妻，犹豫纠结中就没赶上船，留在了大陆。
返回济南之后，毕学长在学校教书，过了几年太平日子。随着政治运动此起彼伏，他当国民党逃兵的经历被扒了出来，从此逢批斗必被揪，而施虐者不乏邻居街坊。文革期间他眼睛差点儿被打瞎，关在牛棚差点儿丧命。他的妻子也被牵连受尽凌辱，被剃了阴阳头、脖子上挂着破鞋游街。但他们顽强活了下来，等到了平反的那天。等我记事儿时，就经常看到毕伯母挽着戴墨镜的毕伯伯从街上走过，悠闲而从容。
大舅撤离到金门驻守，退伍之后在大学读书，勤工俭学时认识了大舅妈。大舅妈是台湾本省人，家境殷实，两人后来在女方家族的资助下共同赴美求学，毕业留在美国大学教书。大舅的儿子，我的表哥，有次突然问他为什么要在国外而不是回自己的国家生活，大舅思考了很久，决定举家回台，后入职成功大学，担任教授直至退休。
文革结束，两岸恢复往来，大舅从台湾来信询问亲人的下落，才知道有我妈妈这么个小妹。我妈1985年应邀去香港跟他第一次见面，1991年大舅在离开故乡四十多年后首次返乡探亲，回到阔别已久的老宅。
由于大舅属于知名学者，闻讯而来的老街坊和街道办、侨办人员络绎不绝。我家的小院似乎从未这么热闹过。毕伯伯夫妇当天也联袂而至。两位好友见面很是感慨，相互诉说各自经历之后，大舅提起当年参加毕伯伯的婚礼，新娘子名门闺秀、如花似玉，让大家惊为天人，只羡鸳鸯不羡仙。当时两个人弃笔从戎，本想做一番事业来抚慰满腔热血，结果被时代裹挟身不由己。这些年来，他惦念着老友，也由衷敬佩老友当年毅然折返的勇气，“当然最主要还是因为老婆太漂亮了，换了我，也舍不得一个人就这么离开”。
毕伯母羞涩地说：“都半老徐娘了，不复当年风采。”毕伯伯哈哈大笑，紧握着妻子的手，环视围坐的街坊邻居，豪迈地说：“人生无常，唯有坦然面对，我从未后悔当年的选择。”两人起身告辞，携手悠然而去。
多年以后我在看《西西里的美丽传说》时，情不自禁地想起毕伯伯和毕伯母。一样普通的城市和街道，一样有着平庸之恶的人们，都见证了闪耀着人性光明的灵魂和爱情。
大舅探亲给我很多触动，在那个以有海外亲戚为荣的年代里，我家成了北坦地区为数不多的侨属，逢年过节经常有街道办领导上门拜访。抱着对未来的向往以及对前途的思量，那之后的时光单调而平凡，学习占据了我所有的生活。高中毕业，我以优异的高考成绩考上了理想的大学，离开北光明街，离开那条肮脏的、充斥着不公不义与黑暗的街道。大二时，我被公派去欧洲留学，走上了跟初中兄弟们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济南和家，一道逐渐淡出了我的生活。
这期间我曾偶尔回家短暂停留，作为看客目睹了随着顺河街高架桥开通，临街洗头房曾如雨后春笋，入夜后红灯交相辉映的繁荣“娼”盛。也见证了随着人口涌入，破旧的社区更加拥挤不堪。
很长一段时间里，意气风发的我也庆幸自己永远远离它，远离与之相关的一切了。
2010年，北坦陆续完成了棚户区拆迁，我爸妈在大明湖附近住了一辈子，舍不得离开，就选择在附近买了商品房。新家小区在一条新修的水渠边上，源头是大明湖和趵突泉泉群，渠深十几米，水道宽阔。
几年后，北光明街消失在了时代的洪流中，原址现被购物中心所取代。济南在重点开发东部的高新区，那边有着广袤的土地，以前的老城区逐渐沉寂下来。
父亲去世后，母亲跟我在南方待过几年，可故土难离，后又回到济南。只是，母亲抱怨居民楼隔音差，楼上住户吵得她睡不好觉。她常常怀念曾经的老宅，说那里“接地气、风水好”，怀念曾经的街坊走动频繁，不像现如今邻居见面不相识，来来往往都是陌生人。那条街上的腌臜往事仿佛都被她一一抹去，镀上一层温馨、甜蜜的荣光。
随着老街消失，我儿时的记忆也渐渐淡去。人到中年，历经世事，见识了外面的世界，我知道那些黑暗与不公不义不仅只存在于曾经的北光明街上，也不止只存在于那个时期。而我少年时所想要追求的“光明”，或许不是走出北光明街就能轻而易举获得的，那只是我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