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看刘清扬 近学浦熙修
这可是一幅“历史名联”呢，尤其一九五七年的民盟高层，几乎无人不晓。因为，这幅名联就出在他们那里，所涉及的四位人物也多是民盟精英。然而，这又是一幅历史内涵极为沉重的名联，不仅树立了两位女性楷模——刘清扬、浦熙修，而且深深挂着她们身后的两位著名男性——张申府、罗隆基。
刘清扬与人民公敌张申府划清界限
要解释这幅名联，实在一言难尽，说来话长。先说说两位女性，她们可都是名重一时的了得人物。刘清扬（一八九四——一九七七）乃周恩来入党介绍人、大革命时期武汉国民政府妇女部主任、民盟中央执委兼妇女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一九六一年重新加入共产党（一九二八年脱党）。一九六八——一九七五年被拘于秦城。不消说，能够入“住”秦城，本身也是一种级别与档次。至于浦熙修（一九一〇——一九七〇），乃彭德怀之妻浦安修的二姐，早年毕业于北师大中文系，担任过中小学教师及《新民报》采访部主任，抗战时期重庆新闻界活跃人物，与周恩来的秘书班子杨刚、乔冠华、龚澎等人极熟，时人呼曰：“浦二小姐”。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浦熙修因撰写时政被国民党抓捕入狱，一九四九年参加首届政协，出任《文汇报》副总编兼驻北京办事处主任，民盟中央候补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为一九五〇年代中国新闻界四位著名女杰之一。
可见，刘清扬乃是五四—大革命时期风云人物，不仅是中共早期党员，而且还是中国妇女运动早期领导人。他与张申府因思想追求一致，“走到一起来了”。张申府既是刘清扬的入党介绍人，也是她十分钟情的恋人。他们的婚恋关系保持了二十八年（一九二〇——一九四八），其间张申府数度红杏出墙，先与女一中校长孙荪荃、再与女学生董桂生，不断闹出绯闻，同行又同居，刘清扬都忍了，最后都好回去，让张申府再度进门。可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三日，张申府在储安平的《观察》上发表了一篇时评《呼吁和平》，客观上有助于败势中的国民党，十一月十五日民盟总部宣布取消其领导人之一张申府的盟籍，斥众民盟的叛徒。十二月二十六日刘清扬《人民日报》上刊登离婚启事，宣布与“人民公敌张申府”断绝关系。刘清扬真是做了因政治而爱，因政治而恨。
浦熙修以床笫之语揭发罗隆基
浦熙修的榜样作用则是在反右火线中，揭发相恋并同居十年的罗隆基，并以床笫之语为“重磅炸弹”。一九五七年八月十日下午，北京南河沿大街政协文化俱乐部举行“民盟中央第六次扩大整风座谈会”（即批斗罗隆基大会），浦熙修最后一个上台，拿着的发言稿题为《罗隆基是只披着羊皮的狼》。浦熙修揭发罗隆基的家庭出身本来就是地主。土地革命时期，他在江西安福的老家即遭共产党清算，父母双亡，主持家务的寡嫂亦遭批斗，罗隆基因幼时由寡嫂抚养，至今每月汇款供养寡嫂及其侄子，这一件事上即可看出罗隆基对共产党的阶级仇恨。浦熙修最厉害的揭发是：“罗隆基解放后对于美帝国主义并未死心，在家中曾说张东荪勾结过美国的三等特务，太不争气。而他自己始终想和美国头等特务搭上关系。”居然这样制造“莫须有”，罗隆基指责张东荪不争气勾结三等特务，就是按照当时的价值标准，也不能算过错，浦熙修居然发生这样的联想，指证罗隆基此言意欲与美国头等特务搭上关系，实在是生拉硬拽的“联想”呵！
针对罗隆基曾说与自己是“十年亲密的朋友关系”，浦熙修的最后通牒是：“让这所谓亲密朋友的关系丢进茅坑去吧！我再一次警告罗隆基，你永远不要想利用我了！…… 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是一贯的，他说他的骨头烧成了灰，也找不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实际上，他的骨头烧成灰，就是剩下来的灰末渣滓也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浦熙修的揭发还包括许多臆想式的内容，如罗隆基对她买一双红皮鞋不甚满意，乃是暴露了他内心对共产党的深仇大恨；罗隆基对勤务员发了一次火，说是对劳动人民像狼一样凶狠……
章伯钧夫人抗压力不学刘浦
由于这“远看”与“近学”有这些特殊内涵，所以，当年传诵一时。章伯钧被划为第一号大右派后，上面曾派人章妻李健生的工作，便要李健生“远看刘清扬，近学浦熙修”，希望她以刘浦二人为榜样，赶快与章伯钧划清界限，揭发他的问题，并与他离婚。其时，李健生也是有一定社会身分的人，时任北京文化局副局长、北京红十字会长。由于李健生未能遵循领导嘱咐，既未“远看”，亦未“近学”，反以“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相推托，一九五八年也被打成右派。
最最令人不解的是：那位赫赫有名的浦熙修，都立为楷模了，居然也未能爬出右派的泥淖，竟也被划了右。对此，受伤深重的罗隆基激愤万分：“浦熙修为了自己生，不惜要我死呀！把床笫之语也当做政治言论，拿到大会上去揭发，是条条致命呀！难怪孔老夫子要说‘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浦熙修出卖了我，只不过保住了一个全国政协委员的身分，还是划了右，何苦呢！”
今天回顾这一名联，沉思之下，不禁毛骨悚然，原来这“远看”“近学”就是鼓动窝里反，真正的“堡垒从内部攻破”，而且还要像刘浦二女一样做得既彻底又决绝，揭发别人不能揭发的内容，投掷别人无法投掷的炸弹。一点都不讲那“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这幅名联除了传递出当年极端偏激的火药味，也透射出当年强烈的“时代氛围”——政治第一。在一个追求政治化的社会里，人们的日常生活完全被政治所异化，也就是完全观念化与概念化。一语不合，一识不同，辄起争议，既无聊又无趣，既大伤和气破坏安定团结，又耗时费力影响工作效率。而且，还将整个社会搞成像一只随时要爆炸的火药桶，人人自危，日日恐怖，缄口钳舌，生怕哪一句话被“革命群众”揭发了。那一代人真是过得太辛苦噢！
看来，不仅远处的刘清扬“看”不得，近处的“浦熙修”学不得，就是整个时代都需要彻底反思，应该问一声：怎么走到那么偏激的路上去了？至于这两位可怜的女性，她们的后半生是否萌生过悔意，自然不得而知。但照一般常理，她们“好心无好报”，赔了夫人又折兵，一个仍然被划右，一个下了大牢，鸡飞蛋打，能死硬到底么？能不回头想一想么？
《开放》2005年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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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的情史与病史
1932年，上海，朱自清与夫人陈竹隐
在人们的印象中，朱自清是一个文笔优美的散文家，是一个“宁可饿死”也不吃美国救济粮的“民族英雄”。前者有他的《荷塘月色》和《浆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文章为证，后者与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有关。1998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朱自清全集》，其中的书信和日记，对于人们重新认识朱自清很有帮助。
在朱自清书信中，保留最多的是他与陈竹隐的情书。陈是朱自清的第二任妻子，两人是在朱自清丧偶以后，经溥侗和叶公超介绍认识的。陈女士1904年生于成都，比朱自清小6岁。她16岁父母双亡，完全靠自己努力考入北平艺术学院，向齐白石学画，向溥侗学昆曲。溥看到陈竹隐孤身一人，便与叶公超共同作媒，成全了这桩婚事。
当时朱自清已经是5个孩子的父亲，而陈竹隐却是年轻漂亮、阅世未深的女生。尽管如此，当陈小姐看到朱是一位正派而又孤独的学者时，便产生侧隐之心、爱慕之意。于是二人很快坠入爱河，这一点从他们的书信可以看出。
在《朱自清全集》第11卷中，收有二人的书信75通。从称谓和落款来看，他们从“先生/女士”开始，经过“自清兄/竹隐弟”、“佩哥/隐妹”、“清/隐”，直到“亲爱的宝宝/你的清”，可谓与时俱“近”。这与鲁迅和许广平的《两地书》有点类似。不过，他们的恋爱没有任何障碍，而鲁迅和许广平之间，还有朱安夫人。
从内容上看，他们那幽默风趣、浪漫无邪的表达，实在令人羡慕。值得注意的是，陈竹隐虽然在文坛默默无闻，但她的水平不在朱自清之下。
比如二人在1930年冬天约会之后，朱在信中对陈说：
昨晚在亚北的谈话，似乎有些意思。至少我这个笨人这样想。我佩服你那若即若离的态度，你真是聪明人！——原谅我，我用聪明两个字太频了，但我惭愧，实在找不出别的字来说明我的意思。
自然，更有意思的是我们的散步——其实应该老老实实说是走路！可惜天太冷了，又太局促，……希望下星期有一个甜的——当然还是散步！
收到这封信以后，陈竹隐开门见山说：
十一日信悉。
我的态度是“若即若离”吗？我自己倒不觉得。我只发见自己太憨直了，太欠含蓄。
从来信中，我发现了新的原则：以“聪明”代“笨人”，以“笨人”代“聪明”；这样一来，似乎字典都非重行改编不可。而在新的字典未出版以前，这笔账仍然算不清楚，只有“由他去吧！”
原来散步还有“甜”与“不甜”之分？这也是第一次知道。很盼望能实际领教，一笑。
过去，我一直以为大学教授都是些正襟危坐的老夫子；读了这些文字以后，让我对朱自清的认识有了很大改变。
除此之外，朱自清究竟是怎样“饿死”的，也是我心中的一个未解之谜。翻阅朱氏日记，可以看出他很早就患有胃病，但是并不严重。不过他爱喝酒，这对胃病的康复非常不利。比如他在1924年11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十时徐，在家中饮酒，有丐尊、绶青、叔琴、敏行、天縻等人，菜难为继。……晚吃酒，开席而坐。”年轻时嗜酒，也许尚无大碍，但是随着年龄增长，就会留下很大隐患。果然到了1937年3月2日，他在日记中说：“近来胃口很坏，且一周来睡眠不好，略感忧虑。”
不幸的是，全面抗战的突然爆发和随之而来的流亡生活，让他的病情不断加剧。到了1938年12月7日，他在日记中又有“一多邀至新雅晚餐，胃病发作很厉害”的记录。到了抗战后期，他又患上支气管炎，并出现肠道出血、体重下降，经常呕吐，以至夜不能寐等症状。
抗战胜利后，他的病情更加严重。1948年1月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胃不适，似痛非痛，持续约十二小时，最后痉挛，整夜呕水。”几天后，连藕粉、牛奶也吃不进去了。
值得一提的是，所谓不吃美国救济粮，是指朱自清在一份声明上签字的事。据清华校史研究室在研究孙敦恒说：“1948年6月间，当一份拒领美国救济粮的声明送到他手上时，……他毫不迟疑地第一个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接着签名的有吴晗、朱自清等110人。”这里的他，不是朱自清，而是张奚若。这让我想起一位未曾谋面的朋友，昨天是他逝世的日子。本来想撰文纪念，却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只好放弃。
朱自清在签名以后有些后悔，经过反复思考，还是说服了自己。所以他在日记中说：“我在《拒绝‘美援’和‘美援面粉’》上签了名，这意味着每月使家中损失六百万法币，对全家生活影响颇大；但下午认真思索的结果，坚信既然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政策，就应采取直接的行动，就不应逃避个人的责任。”
1948年8月10日，朱自清因病去世，享年50岁。
最后要说的是，朱自清长子朱迈先在高中时代就秘密加入中共，战争时期奉命潜伏于国民党军队，据说他在桂林战役中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在1950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却以“匪特”的罪名被判处死刑。那一年，他才33岁。
2021-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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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永远的思考者
二〇〇五年伊始小娟（杨小凯夫人）和孩子从大陆回来，路经香港住在我家。这天我刚回家，小娟从她带回来的一堆行李中取出一张嵌在木框里一尺见方的黑白照片，“你看，我的帅哥”，说完，她先爽声笑了起来。她的笑很有感染力，使我一颗本来悬着的心放了下来。我接过照片，拿到窗下，借着亮光仔细看了起来。
啊，罗丹的“思考者”，我们年青时的相册里都有的“那一张”——一张年青、自信、凝重的脸，一只手托着下巴，目光深远，坚定。“什么时候照的？”我问小娟。“二十八岁，从牢里放出来以后在庐山拍的。”我找了一张特别的包装纸，小娟小心翼翼地把照片包好，弯着腰，放进箱子。想了一下，她怕旅途中照片被压坏，又打开箱子，取出衣服，把照片放在中间，再放几件衣服隔在上面。我看着小娟最后盖好箱子，拉上了拉链，平静凄笑。忽然一股难言的痛楚和辛酸涌上心来，那些锁不住的记忆又悄然泛起。
第一次见到小凯是我到了澳洲Monash大学，开始读博士。那天我一个人找到他的办公室，三楼最后一间——紧挨着楼梯口。这时他已经很有名，刚从香港大学访问归来。因为我读过十多年前他写给我父亲的信，此刻带着好奇和钦佩敲开了他的门。
初见小凯和他的牢狱后遗症
小凯的房间里除了一台电脑和他眼前的一小块空地，桌子、椅子、书架、窗台、所有空间都堆放着书稿。来人不能说无处下脚，落座的地方是没有的。我的突然造访显然把他从电脑上引开了，但思绪似乎还没有离开。他没有按照一般的待客之道招呼我入座，倒是省去了找不到座位的尴尬。我站着，望着他，一时我们俩都有点不知道说什么好。
还是他先开口，询问了一些我当时的情况。很快我发现他好像“很害羞”，说话时经常避开目光接触。我当时只觉得有点不自然，也不明原因。尽管如此，他还是表现出了相当的热情，并友善地邀请我下次到他家，认识他的太太小娟。
这之后我听说了一些他的“故事”，也目睹了不少他不同“常人”的所作所为，然这些都与大牢生活有关。我们私底下归纳了几条：
牢狱生活的后遗症之一——与人交谈时很少喜形于色，不习惯看着别人的眼睛说话。
后遗症之二——人多时经常出现“愣神”、“走神”，大概是坐牢时的自我保护。
后遗症之三——不喜欢聚众人多，特别是华人社会。听说在香港他做恶梦，因为见到太多中国人，以为回到了从前，使他想起了大牢里的日子。
这些故事听得辛酸，使我感到非常压抑，常想他当年经历的是怎样的折磨啊，即使到了自由天地那阴影竟然还没有退去，而他的太太是怎样在这阴影下生活呢？疑问一直在我心里，直到那一天见到了小娟：
一个善良、能干、开朗、热情、坚强的女人，觉得真是上天配好的一对——小娟是一个可以使小凯摆脱恶梦的人。我和小娟一见如故，成了好朋友。
小凯和小娟的热心帮助
当时我已经知道尽管小凯在Monash大学有稳定的教职，但他们一家在海外是白手起家，小娟也像我们这些留学生一样要去外面打工。而小凯还是经常招待我们吃饭，有时在他家，有时在外面。
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汽车，生活诸多不便，如果有事让他们知道了，小娟就风尘仆仆开着辆不算新的车来到我的住处，二话不说接上我就走。当时她要照顾两个孩子和一家人的生活，晚上还要干活，占用她的时间经常使我倍感不安与内疚。但她好像从不介意，一路总是有说有笑。
他们的第三个孩子Eddy比我儿子大十个月。一开始小娟就对我说：“你做学生没有收入，生活不容易，能不花钱就不要花，Eddy用的东西我都给你留着。”事情果真如此，孩子吃、穿、用的东西源源不断从小凯家转移到了我们家。
我和孩子还在医院时，一天清晨小凯和小娟来了。来得那么早，一定是两个人去上班之前先转到了医院来看我们。我身体不适，连站起来招呼他们的力气都没有。小娟忙着捺住不让我起身，小凯径直走到小床前，看着还在熟睡的孩子说了句：“Baby is very cute”（婴儿非常可爱），说完自顾自地笑了起来。
他是不是想起了自己的孩子？小娟说他们前两个孩子出生和成长时正是最艰苦的时候。那压力、困惑和忧虑使小凯终日寝食不安，很难身心放松地和孩子们在一起，尽管他内心极其渴望。我记得有一次晚上我们一伙人吃饭，小娟感慨地对我说：“你真幸运，还有空闲和朋友一起吃饭、聊天。小凯当年做博士，忙得什么都顾不上，一天到晚都在办公室。导师交待的书多得看不完。”我听了既惭愧又紧张，生怕自己的博士做不完。
看过了孩子，他们俩要走，小娟塞给我一个信封（里面有现金），我既感意外又百感交集。那时他们为了还银行贷款，小娟生完孩子就去工作，这钱我怎么能收？小凯看着我，好像有点不好意思，慢慢地说：“这没有什么，一点意思。”当年在那样的条件下，他们所表达的“一点意思”，令我感慨万千，至今难忘。这次我又向小娟提起当年的那个信封，她又是以爽朗的笑声回应我，并且说：“可惜当时的条件不好，不能帮助你更多。”什么是世间最美好，最珍贵的东西？我想我是得到了！
买地盖新房，一生自强不息
小凯买了一块地，要盖房子了，我们都为他高兴。这么多年他们搬了几次家，住新房子还是第一次。那一阵小凯整天乐得合不拢嘴，大伙聚在一起就听他讲怎么用心地勘察地基，小心地丈量每一寸土地，精心地设计房子结构，细心地查看图纸，费心地走访施工现场，耐心地与施工队切磋技艺，以保证房子有质有量。说起他的房子，小凯兴致高昂，充满期待和向往。他不仅发现澳洲盖房子不打地基，盖得快，而且砌砖的方式也和中国不同。
有一次说起新房子，他的兴致来了，说自己在劳改时动过瓦刀，盖过房子，“真要房子有质有量，只能自己亲自操刀。”我便趁着热闹和他打趣，“小凯，你专门研究劳动分工，怎么这会儿连盖房子都要自己动手？”大伙笑作一团，小凯红着脸，也跟着笑，半天没有说话。房子盖好了，很快成了我们的据点。那房子够大，小凯好客，小娟会做菜，再有他们家小朋友多，大人孩子各取所需。就是小凯不在家时，我们也经常去玩。
房子的正堂显著位置挂着一桢小凯父亲写的字“自强不息”。每次看到，我都为之一振，它好像在讲述小凯的生平，又似在教导我们人生本该如此，要自强不息。再想想小凯每天在这里演绎着它的真正含义，更使这座大屋有了别样的意义。我想那几本经济学巨著就是在这大屋里完成的吧？他所要重建的经济学大厦也是在这里构思的吧？“只道旅途人太倦”，小凯最后也是在他心爱的大屋里静静睡去。
这晚，夜阑人静，我和小娟清茶一杯，相望而坐。对她的到访我期待已久，同时心里一片凄惶。那目睹亲人渐去的伤感、伤心、伤痛，想想也觉悲凉。我不忍猜想小娟会如何说起，又如何面对那锥心剌骨的创伤，我做了再经历一次悲痛欲绝煎熬的心理准备。
一缕清烟从杯中缓缓溢出，小娟的脸变得朦胧，她的声音低缓平静。她说起这三年来小凯生病、诊病、治病，病情时好时差时危，生命渐强渐弱渐逝。一家人焦躁焦虑焦急；希望失望盼望；祈祷祈盼期待。她没有了眼泪，有的只是无尽的感怀和回忆。而当谈起朋友们的关心、支持和帮助，她双眼泛光，泫然欲泣。她要我们放心，她要带着孩子回到那亲爱的大屋去，那里到处弥漫着小凯的气息。我听着，内心激荡却无言以对。小娟没有泪飞如雨地倾诉痛苦，她还是那么坚强，乐观和镇定，那么充满阳光和生命，尽管那痛苦足以令人痛不欲生。对她，我难道还需要再说些什么？
夜幕沉沉，四周一片寂静，我走向窗口，仰望繁星。生命也许真的脆弱，随时可以消失，世间之物也许没有永恒，一切都可能转瞬即空，唯有死者的灵魂和生者的情感可以超越时空，永续长存。这晚，我久久难眠……
小凯已经离开，我自以为早已习惯于人生中各种各样的损失，但仍然摆脱不了沉重的心情。我又想起那张照片，我认识他，曾是他的学生，做过他的朋友，这是多么好啊！
这晚，我又看到了他，那个永远的“思考者”，小娟心中永远的“帅哥”。他已不再“二十八”，面容有些苍老，但还是那么凝重、自信，目光还是那么深邃、坚毅。这晚，他兴高彩烈地说：“我正在盖一座大厦，有个很大很大的花园……”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小凯，我们是那么地想念你啊……
二〇〇五年二月二十八日香港
《开放》2005年6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