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上海，阴性，如何“静止”了30天？
一位上海普通居民过去一个月的生活记录。这一个月，是遵守防疫规定“静止”的一个月，也是在信息的洪流里心力交瘁的一个月，能算做“好消息”是，她始终保持着阴性，也因此得以继续维持自己的“静止”生活。
文 | 李悦
编辑 | 金石
运营 | 栗子
我的这一轮“静止生活”是从3月15日开始的，比官方宣布以黄浦江为界正式开始封控的时间还要早很多，到现在已经整整“静止”一个多月了。
最初，我们接到的通知是封2天，期间做两次核酸检测。但等到48小时期满，第二次核酸报告迟迟出不来，解封更是毫无消息。第三天，原本是我要去住院的日子，因为和医生约好了在住院的第二天做甲状腺手术。朋友为了陪护我，经过重重审批才请好假，术后要住院三天再修养一星期，十天空档对打工人来说极其奢侈，我提前两个月就开始腾挪手上的工作——可所有的准备在警戒线面前都失去了意义。
在生活节奏被彻底打乱的那几个小时里，我坐立不安，开始出现刻板行为，绕着自己为住院准备的行李箱转圈，死死盯着群消息，每五分钟切出去刷新一次核酸报告页面，脑子里不停盘算，如果下一秒就解封，我来不来得及冲到医院办住院，如果来不及，我怎么和医生联系，下次什么时候手术，找谁陪护，工作又怎么再协调……千头万绪让我的大脑几乎要宕机。
微信群里，邻居们有人说从没这么想去上班过，有人翻出笔墨纸砚准备写字却静不下心，有人哀叹再请假要被开除了，有人给自己的店打广告，有人一遍一遍打市长热线，得到的答案永远是：等通知。
第四天，我们终于等到了楼栋解封，但没有人高兴得起来，因为新的坏消息很快就像潮水一样漫了上来——附近的菜市场发现病例而被封，从此封闭就成了常态，有时是封小区不封楼，有时是封楼不封小区，有时先封楼再封小区，有时会再反过来。
2就这样变成2+2……7也变成了7+7……14天膨胀得更快，变成每个今天都是崭新的14天。
我也终于不用为手术而焦虑了，因为医生直接告诉我：医院关了。我试探着问他：“我的病能拖吗？”医生谨慎地回复我“应该问题不大”。还没来得及焦虑，我的注意力就被囤粮吸引走了，等再想到这茬，楼里的癌症患者正在为出门去化疗犯愁，我也就躺平等待了。
因为职业的关系，我对自己获取信息的能力很有自信。但断断续续封控以来，我却发现自己所有的检索技巧都失效了，因为现实总是比信息先到。
每次都是亲眼看到围栏和警戒线、亲耳听到楼下喇叭喊话，才知道自己又被封了。
第一次听到喇叭声是在晚上11点左右，楼下空无一人，只有一个社区工作者穿着红马甲骑着自行车穿行，在每栋楼下停留几分钟，冲着高层循环播放提前设置好的女声电子音，提示核酸安排。我住的楼层高，即便开窗伸出头，声音也遥远而断断续续，还带着回响，像极了老式科幻电影的画面。
一开始，楼道还会贴出没有盖章的通知，后来通知也消失了。作为一个独居的租户，我像掉入荒岛一样慌张，那段时间，我每次下楼扔垃圾都要死皮赖脸听一会门口的阿姨爷叔们聊天，从他们的只言片语里获得线索，上海话听力也因此突飞猛进。但很快，这种聚集也被禁止，足不出楼改成了足不出户。
以前，为了专注，我白天都习惯关着窗帘，戴着降噪耳机，而现在，只要外面一有风吹草动，我就戴眼镜探出头去观察楼下动静，时间久了，也摸索出了一些规律——警车来说明有纠纷，救护车来说明有急需救治的病人，公交车来说明在转运，大巴车来说明要测核酸。
这些推测并不一定对，但我却非常需要它带来的信息安全感。
我在实体店买到的最后一笔物资，线索就是从楼下阿姨聊天中听来的。那是一个不能出小区但可以出楼的空档。
我顺着阿姨们给的方向找出去，远处每隔几米就会走过来一个人，手里提着大包小包，但是你往他们的来处看，只能看到一条被塑料围栏截断的死路，路上也很安静，小区路边小店的店门紧闭，如果不是白天，会误以为自己身处聊斋现场。
一个爷叔看出来我的困惑和迟疑，走过来小声告诉我，那家米面粮油铺里面有人，轻轻敲卷帘门就会给开。
我试着过去敲敲，等了有几十秒，果然门开了半人高的缝，我赶紧猫着腰进去，门又迅速被关上。店里像被洗劫过，装鸡蛋的空纸壳铺了一地，冰柜空空如也，货架上只剩几包红枣之类的干货。我在几平米的店里来来回回转了至少五分钟，睁大眼睛试图从犄角旮旯里发现被遗忘的宝藏，但很显然，比我消息更灵通的阿姨们不会留给我这样的机会，我只好很不甘心地提了一箱牛奶回家，但在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它成了我的蛋白质主力来源。
在上海，这次的封控和求助，都是有时差的。
我们的第二次封楼是从3月23号开始的，因此3月28日全浦东抢菜那天，我只是社交网络上的观众。后来浦西的朋友们没被封却率先收到物资，我酸溜溜地留言：悲喜并不相通。
4月1日一早，邻居们意识到浦东的封控根本没有松动的意思，六点，群里的求救信息就铺面而来：阳性感染者等了五天无人上门转运、化疗和血透的病人去不了医院、居委会成员全部阳性工作停摆……而与此同时，刚刚进入封控状态的浦西的朋友们，还在晒三菜一汤，讲究的还配着红酒、饮料。
到了4月6日，浦西的封控也没有如期解除，所有人的朋友圈突然都换了画风，无论什么职业、年龄、社会身份，无论住哪里，大家都在求助——整个上海终于形成了统一的时区。
不知道下一顿在哪里的匮乏感很可怕。我越买不到食物，就越焦虑，越焦虑就越容易饿，饿了之后看看捉襟见肘的储备，心一直悬着，就越觉得怎么吃都吃不饱，陷入“饿”性循环。
封闭以来我第一次崩溃，是因为珍藏的两颗西红柿长毛了，我对着它们愣了几分钟，甚至想过用热水烫一烫能不能拯救。
从此我养成一个习惯，每天晚上都要把冰箱里储存的食材一一拿出来闻一遍，第二天吃什么全根据紧迫性决定，因此我吃了几个颇有创意的搭配，比如西葫芦炒白萝卜、黄瓜炒蘑菇。
还有一次，团购的水果盲盒来了，拿到手后，里面的一把香蕉都被压伤了，眼看命不久矣。那天晚上，我蹲在地上小心翼翼地用酒精把外皮都擦了一遍消毒，然后一口气把五根都吃掉了，抵了一顿饭。
最窘迫的一天，我只剩一包金针菇、三片午餐肉。好巧不巧，金针菇是我唯一不喜欢吃的食物。我和在长宁区的发小说：“我感觉自己被金针菇‘强奸’了。”她说：“好巧，我正在被胡萝卜‘强奸’。”
好在，那天晚上社区的物资终于来了，我短暂得救，可看着那整袋的大米、整桶的油，心情不由地又沉重了几分——这绝不是即将解封的人应该收到的东西啊！
抢菜比预想的要消耗精力得多。
晚上12点开始加购物车，早上5点50醒来，手里握着手机，电脑屏幕还得播放着标准时——成败往往就在半秒之间。失败带来的挫败感混杂着困，会让人陷入一种呆滞状态，持续十几分钟停留在同一个页面，机械又徒劳地点刷新，直到8点半，第二场又要开始了。
在抢大平台的间隙，外卖App上有些小店也会偶尔开几分钟，我时不时就上去碰碰运气，像个伺机而动的互联网猎人。
社区团购终于活跃起来之后，一开始我还很矜持，盘算着怎么互相搭配，但很快，危机感让我变得不管不顾，在十几个群里上蹿下跳了整整两天，见二维码就扫，见龙就接，一边接一边想，我可真是“龙的传人”。
也是在团购中，我对“囤”的理解也越来越开阔。有个邻居家里有6口人，在群里被叫“海量哥”，别人囤鸡蛋最多几十个，他一次性买了300个。
做了两天“龙的传人”后，我终于填满了冰箱。那天晚上煎了一块牛排，炒了一盘青菜，是我近一个月以来吃过最奢侈的一餐。
为了不给志愿者增加负担，也为了减少传播的可能性，群里一直在呼吁非必要不团购——这些天，我也不断加深着对于“必要”这个词的理解。
慢性病人配药一直是大难题，直到最近在志愿者的努力下才稍微好转。有时候老人开出的药单只能配到一半。询问原因，得到的答复是：买药的绿色通道只解决最必要的需求。从此大家知道了，疾病也有必要和非必要。
任何平时随手就做的事，现在都需要经历一番自我拷问：变黄的叶子要摘掉吗？煮方便面打蛋花是浪费吗？吃小排不吃五花肉是矫情吗？
在“必要”面前，烟酒、饮料、零食是公认的堕落的象征，是团购鄙视链的底端。一个朋友为了喝一口可乐，以8元一小瓶的价格偷偷找代购买了几瓶，还特意交代让小哥装个黑色的塑料袋掩人耳目。
抗原检测做出十几户异常的那天，我们楼陷入前所未有的紧张气氛。恐惧并不仅仅来源于病毒，更来源于不再确定什么是真实。
应检尽检、应转尽转，但身边的阳性邻居四五天都无人问津，说加大力度保供，但附近一直开着的叮咚买菜站点反而关掉了——这倒是个好消息，再也不用每天5点50起来抢菜了。
健康云里的阴性报告不可靠，只有疾控中心的电话才是真的。因此，那几天我极其害怕接电话。倒不是有多害怕阳性，更多的是害怕阳性之后的一连串未知。
一天，有个021开头的座机打来，我吓得一秒钟之内把去方舱要带哪些东西都想好了，但接起来是个卖房的广告，我非常生气地吼了一句然后粗暴挂断，但挂了又想，这时候他还在工作，也不容易，我不应该这样。
还有邻居在群里说，半夜两点被敲门声吓醒，得知是疾控中心上门复检核酸，但一报名字又发现是敲错门了，尽管算虚惊一场，还是紧张得一晚上没能睡着。
在这种气氛里，我也被带动得草木皆兵，出门时全副武装，戴口罩、帽子、手套，外面穿防水冲锋衣，这还觉得不放心，甚至翻出了泳镜。我自己也知道这幅造型夸张到有些滑稽，只好心虚地等到晚上十点多才下楼。
我住的社区是个老小区，楼里有将近40户是老人，管理难度很大。再加上居委会早早就因为全部阳性而停摆，差点陷入混乱。幸好一个邻居姐姐以志愿者的身份站出来，组织大家有序做核酸，坚持保护阳性住户的隐私，还帮助老人们筹措物资，她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累到整个人都是浮肿的。
看到大家发在群里的统计药品需求，我发现，楼里的老人们大多写一手漂亮的字。还有人每天以抗疫为主题作诗、画画，鼓励大家。老人总是羞于求救，每次有年轻人给他们送菜，他们会在群里发一长段话，郑重地表示感谢某某室送来的爱心，也会尽力从家里翻出一些储备作为回礼。
做核酸的凭证从健康云改为随申码的那天，不太会用手机的老人们又陷入困境。群里的年轻人好不容易教会了他们怎么找到那个二维码，却败在最后一步——很多老人不会截图，甚至不理解“截图”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那一瞬间，群里突然沉默了，大家的脑子都短路了，不知从何说起。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知道他们的手机是什么品牌、告诉他们同时按哪几个键，按完后又该去哪里调出截图，每个步骤都很难用语言描述。
这时，我总会想到自己的父母，他们身边没有那么多年轻人，该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
这段时间，我每次和家里打电话都很简短，生怕自己的焦虑被他们听出来，甚至有时候会用不耐烦来掩饰。但后来妈妈告诉我，她在抖音上刷到别人买不到菜，在家里整夜睡不着，也同样不敢告诉我。
楼里第一个核酸阳性的是一个阿姨，她确诊后不敢出门、不敢开窗，也不敢用换气扇和油烟机。尽管已经这样谨慎，还是每天都对着紧闭的门和窗洒消毒水，生怕给邻居带来一点麻烦。
第一次通知她转运是在一个晚上，她在小区门口吹着风一直等了两三个小时，期间甚至不敢坐路边的隔离墩，怕自己身上有病毒污染环境。转运车终于来了，却告诉她位置满了，她只好再回家去。等到她终于住进了方舱，才把这些过程记录下来发进群里，安抚邻居们别恐慌。
另外一个邻居也在差不多的时间发来“给大家的信”。在信里，她用了非常大的篇幅来回溯自己确诊前去过哪里，又详细交代被转运时穿了防护服、经过的路都会有专人消杀，也生怕引发大家的焦虑，好在我们楼的气氛很融洽，大家都留言鼓励和安慰她们早日转阴。
那几天，每次等核酸结果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紧张。尤其是邻居的核酸报告出来而自己没有出来时，总是怀疑眼皮有点发热，不自觉地一直做吞咽动作，想确认自己有没有嗓子疼。
随着静止的时间越来越长，我们逐渐失去了名字，取而代之的是楼栋号和室号组成的5位数字。
再后来，大家会把核酸检测的结果标在头像中——为了讨口彩，大家把阴性打成老鹰的图标，阳性用一只羊替代。这些天的上海，羊也连带着成为了被嫌弃的对象。只有一个小区的业主们进行了一次逆向思维，他们不知道从哪儿团购了一只羊，养在小区里，取名“羊（阳）成零”。
最近，我常常打开微信群就能看到一个昵称是老鹰加一串数字的人问：我们楼里还有几只羊？
这种时候，你只要把聊天记录的背景换成绿色，就可以收获入驻赛博草原的奇妙体验。
第一次在小区里做核酸的时候，上海还很冷，下着雨，我在户外排了一个半小时的队，冻得直跺脚。等做到第8次的时候，气温竟然升到了33度。
天气变暖以后，为了增加间距，做核酸的动线外扩了一些，大家排队时会绕着门口的小块草坪转一圈，不能出楼的时候，这块草坪位于视觉死角，完全看不到。这回终又得见，邻居们兴奋地在群里说，四舍五入等于逛了小区，闻到草的味道，也算是没辜负这个春天。
一天，朋友发来几个聊天记录，是一个小区里团购的肉或包子不见了，大家查监控，发现是被小猫叼走了。另外还流传着一张图片，是小猫叼着老鼠，配文是“上海的猫终于学会了自力更生”。看到这些我稍稍放心，甚至有点羡慕小猫可以自由来去。
不知不觉，一个月的封控生活竟然也就这样过来了。我感觉到自己渐渐被新的生活节奏驯化。每天早上五点半左右就会自然醒，一开始是为了抢菜，现在是为了做抗原检测。就连崩溃都是按时的：每天下午六点到晚上十点才能腾出时间和情绪来消化网上的消息，有时会对着窗外发一会呆，不知不觉半个小时就过去了。邻居们也越来越高效，170户人，现在只需要一个半小时就可以完成核酸检测。
微信群的氛围也在发生着变化。大家很少再追问什么时候解封，甚至关于疫情本身的讨论都在渐渐变少，只有团购一直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这些天，团购需求渐渐从蔬菜过度成粮油，又变成调味品和纸品。最近，调味品尤其缺乏，有人在群里表示，某天炒菜掉了一点盐，心疼了半天。
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后，群里还计划有没有可能团购Tony上门理发，还打趣说20颗头应该就能成团。
前两天，有人联系了一个做甜品的商家，对方要求30个蛋糕起送，配送时间排到了5月1号，没有人觉得这个时间有任何问题，不到半小时这单就成团了。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一位远在北京的朋友，她神秘地发来了一段话：“我听说他们家的奶油不是纯的动物奶油，会掺一些植物奶油。”但很快，我们都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必要的提醒，最后，我用一个玲娜贝尔的表情包完成了这次交流。
对于这波疫情的蔓延，我的感知是慢慢建立的。
去年下半年，家属被外派到北京，本来每两周能回来一次，但渐渐每个月能回来一次，后来就彻底见不到了。
最沮丧的时候，我在微信里问他是不是我好好活着就行。从那之后，他开始事无巨细地给我直播他的生活，拍照片告诉我春天来了，路边的海棠花开了，丁香花也开了。他吃饭的时候先把菜单给我拍下来，让我点，拿到食物又给我拍吃播视频，让我听咬煎饼果子里薄脆的声音。
另一个朋友说，她想到在上海的朋友们团不到物资、做不了手术，面对自己的生活时，会充满负罪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过才算正当。我赶紧留言：请替我尽情享受宝贵的正常生活吧！
我家乡所在的省份人员流动不太频繁，因此，过去两年里几乎没有爆发过疫情，但最近也没能幸免，也被封控了。好在有了我的前车之鉴，父母和哥嫂两家都储备了足够的物资，他们因此没有过度恐慌和受罪，我不知道该不该为此高兴。
昨天，楼栋的微信群里传来几个好消息：我们会得到一批江苏援助的物资，里面还有一只盐水鸭。在方舱的邻居中也有几个人已经转阴了，很快可以回家。大家互相鼓劲，说“未来可期”。一个邻居回复：“为什么看到未来可期，我竟然觉得有点想哭？”
▲ 家属发来的“北京的春天”。图 / 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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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上海自救备忘录
1
4月18日0点01分，张宛清准时在朋友圈调侃：“庆祝小区坐完一个月子，迎接下一个月子。”
从3月17日封控算起，南新三村通往外界的大门，已经被居委会和保安轮流看守了1个月，至今没有任何松动的迹象。
封控的传闻，早在3月15日就蔓延到了居民群里。张宛清刚开始没当回事——上海的防控一向为人称道，过去两年，这座位于浦东北蔡镇的城中村也从未受到过疫情的侵扰。直到越来越多的消息袭来，说周围有确诊病例，说附近小区陆续被封，张宛清的神经才稍稍有些紧绷。
当晚8点，张宛清匆忙赶到社区超市，平日只有零星顾客的收银窗口前已经蓄起了长队，再往里走，蔬菜与肉类的货架空了，想来大家都陆续听到风声，在囤物资了，“至少要挨够14天”——按照规定，连续14天没有新增病例与无症状感染者，小区方能解封。张宛清采购了能储存久一些的速食水饺、馄饨以及冻肉，蔬菜的保鲜期短，她盘点着每餐用量，只买了大概维持2周的量。
但后面1个月，事态远超过人们的预料，新增病例的曲线一路走高，解封的日子也随之一延再延，最终与27日上海官方发布的“浦东、浦西将分批封控”的措施撞到一起。“全域静态管理”中，原有的供需平衡悄然摇晃：居民无法外出采购，只能消耗存粮；点开外卖平台，商家是清一色浅灰的“休息中”。张宛清只在刚封控的那几天，通过跑腿小哥代购到了1次蔬菜。
一江之隔的浦西，情况大抵相似。
住在宝山的王玉玲看到封控的消息时，参照“4月1日至5日”的封控日期，采购了能维持1周左右的食物。5天时间很快过去，冰箱里原本小山似的物资一天天变薄，她的焦虑也在一层层累积。
和2000多万被封控在家中的上海居民一样，王玉玲也开始把“5:30起床加购，6：00正式抢菜”加入了日程。常用的电商APP在这场疫情中几乎都失灵了，还能保持运转的屈指可数：5点半是叮咚，6点是美团，8点是盒马。精确到秒的闹钟一响，王玉玲就在提前加载好的购物车页面上飞速点按付款按键，与网速和后端较劲。
肌肉记忆偶尔会让她想起之前抢茅台酒的场景：食指低起轻落，猛烈地在屏幕上戳动，好像那不是手指，是打桩机的桩锤，“哒哒”砸了半天，桩子一寸没进。可抢茅台和抢菜有着本质的区别，“茅台酒转手能赚1000块，但菜不一样啊，这是命”。她不清楚同时抢菜的人数具体有多少，只知道全城的人都在竞争这有限的份数。
手机屏上，先抢光的是蔬菜，接着是肉类，随着“商品售罄”弹窗的不断跳出，购物车里的付款金额也从200多瞬间变为100多，再变为50多、40多，那红色数字的跳动有些触目惊心。
赶在数字扣完之前，付款的按键终于有反应了。连着10个早晨，只有两三次有点收获，少的时候，抢到的食物顶多让一家三口改善一顿伙食。后来王玉玲刷新闻，看到有人抢菜时甚至动用了筋膜枪点屏幕，依然一无所获。
封控中，社区争取到的免费物资成了居民们生活的重要保障。但这份保障并不总是稳定而及时。
4月1日后，在浦东的张宛清总共收到3次物资，按户发放的蔬菜包与食用油，以及按人发放的连花清瘟胶囊。蔬菜包的品种不算单调，莴苣、土豆、卷心菜、胡萝卜，只是分量远远无法匹配封控的时长，摊到一家三口人的身上，至多能吃两天。连花清瘟胶囊的量倒是足够，送来时，工作人员还特意叮嘱：“别乱吃。”
王玉玲则是在4月9日收到了社区送来的第一批蔬菜和熟肉，分量不轻，这让她稍稍从网络流传的小道消息中抽出神，心安了一些。她当时想象不到，一桥之外，隔壁楼的居民分到的物资数量，跟自己家有如天壤。
收到第四批蔬菜的那天夜里，微信群里突然有人询问“二居”发放物资的照片，说是要“投诉居委会”，二居的居民好奇地问：“居委会（物资）发得这么好，投诉人家干嘛？”
一聊，误会才解开——那个邻居要投诉的是“一居”。王玉玲的小区，被一条小河分割成东西片区，由两个居委会分管。封控至今，一居的居民连片绿叶菜都没见过，只能隔河遥望王玉玲他们二居这边的丰盈物资。找居委会讨说法时，工作人员先是说“忙忘了”，后来统一口径，干脆让他们直接“打电话找市里”。
在封控中的上海，这种近在咫尺的待遇差距并不是偶然现象，人们很难预测到谁会被放置在运气天平较重的那一端——至少，杨浦区某街道的“250弄”并不在候选名单内——居家半个月，除了连花清瘟胶囊，住在这里的杨维昕只收到1袋米和1个蔬菜包，里面包括2个土豆、3根胡萝卜、1颗生菜、1块酱肉。
对照朋友收到的物资，杨维昕暗暗嘲道：这就像是隔壁“300弄”遗留下来的边角料——每隔几天，那边弄堂的居民就会收到一批厚实的蔬菜，再后来，伙食条件进一步改善，连水果也有了。
她忍不住自我叩问：两个小区紧挨着，封控的措施同享，为什么待遇不能同步？隔天，群里陆续传出“隔壁住了某位副局”的流言，这股愤懑终于降了下来。再后来，她偶然看到一条新闻播报，说隔壁另一个小区的蔬菜包，在社区囤到腐烂也没有分发给居民。
2
物资的极端，催生出了一条互帮互助的自救之路。
忘了从哪天开始，张宛清的工作群中陆续跳出了“团长”这个词。当时同事们兴冲冲地讨论，说小区里有人带领他们团购到了口粮，张宛清在自己的邻居群也同步看到了团购消息，才知道小区早有了“团长”。
她翻阅着几个团购群，东西的价格大致比封控前翻了一番。但特殊时期，价格在人购物偏好中的支配地位早已被无限淡化，团购群流行的是一种新的购物逻辑：蔬菜、肉食的品类很少，且被固定组合在蔬菜包、套餐肉里，很难有个人化的选择；鸡蛋每份30个，香蕉每份18斤，没有其他的数字可选，只有“买”和“不买”2个选项。
即便想把钱花出去，也要看团购群的邻居们能不能合力接起这条长龙——通常情况，超过30人报名，老板就会送货上门，但也有商品的起送份额被定到了50甚至100，人数不够就只能“流团”。
参与了几次团购后，机缘巧合下，张宛清也中途“上车”，当了一次“团长”。那是4月8日，封控在家的第20天，楼上邻居把张宛清拉进了一个“买肉群”，接龙名单里很快就排满了30个电话与门牌号。起送份额是达到了，可老板呼唤对接的“团长”时，群里200多号人却没一句回应。
社区的几名工作人员如今已经很难撑起整个小区的正常运转，居委会已经把部分权力与责任让渡给了“团长”：发起团购的人，要担负起团购的整个流程，包括查验商家资质、在群里发起接龙、与商家对接物资、对货物进行消杀、核对居民名单、完成所有分发工作。
团购期间出现任何问题，皆由“团长”负责，所有居民确认“货物无误”的那一刻，“团长”的使命才算结束，不再有义务去照管群里后续的接龙。这份“团长责任制”，成了居民们的共识。
看到刚刚还在热火朝天接龙的群里瞬间变成了老板一人的专场，张宛清主动发消息给老板，揽下了“团长”这个任务。前期工作已经安排妥当，只剩对接和分发物资，这点，她有经验。
小区第二次封控时，张宛清报名成了社区志愿者，每晚工作结束后就到小区门口的快递柜对接物资，再按照名单分发给前来拿货的邻居。快递柜里有在叮咚抢到的蔬菜，有跑腿小哥送来的个人物品，也有一些企业给员工送来的慰问品。
平日不常见的混乱会在此时显现。有天，一位老大爷来到快递柜前徘徊了半天，看准了1号楼牌下的香烟，抬手就要拿走。张宛清刚核对完上一位取货人的信息，留意到大爷的动作，立刻赶了过去，提示要对照完门牌号才能把货拿给他。这位老大爷住在11号楼，明显不是烟的主人，却出奇固执，嚷嚷着：“这就是我的香烟，利群的，不用看了！”
张宛清没松手，坚持要给跑腿小哥以及1号楼住户打电话确认，缠斗了一会儿，老大爷才知道他买的香烟还在路上，又等了很久，终于拿到了货。
“一定要坚持，不怕得罪人，如果让大爷把香烟拿走了，真正的主人找上门来怎么办？”
猪肉送到的那天，订货的邻居们隔着2米间距自觉排起队——隔天一做的核酸检测，让他们对排队轻车熟路了。张宛清一边核对信息栏里的手机号、楼牌号与付款截图交接货物，一边照管着几十份物资，防止被人顺走。
有个男人看到猪肉来了，瞥了眼队伍，径直走过来就要先拿走他的那份。张宛清见状大喝一声：“你给我放下，去后面排队！如果肉丢了我负责，但你不排队直接拿走肉，如果别人肉丢了，你负责！”兴许是被吓到了，男人看了她一眼，乖乖加入了队伍。
“也许有人会觉得邻居之间用不着太严厉，但在这个时期恰恰是有必要的，因为很多人会不守秩序。”
以往的经验提醒张宛清，秩序才能保障流程的无误。这些经验来自之前的爱好：作为“饭圈女孩”，她参加过很多次上海本地追星群组织的“周边团购”以及“线下团建”。团购“爱豆”的立牌、海报等周边，要经历产品“数调（即数字调查，确认有购买意愿的人数）”、工厂打样、预售报名、接龙付款，随后就是漫长的工期，待工厂把货物送到，店主再逐条核对信息，寄出快递，一套流程，比如今的团购食物要繁琐得多。经历过多番锤炼，在如何控制人员报名以及分发、订购物资上，张宛清极有心得。
如张宛清一样，她在追星群里的多位群友，都担起了各人所在小区“团长”的责任。封控中的上海市民，就这样殊途同归地走入了“互助”的队伍，用各自专长为生活物资的传递输送着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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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媒体行业的从业者，王笠丹擅长在纷杂的信息中找到官方发布的货物渠道，只有再三确定了商品资质以及送达时间后，她才敢在群里开团接龙。她见过有些群里刚说完团购的物资，还没确定接龙人数与送达时间，就飞起了“红包雨”。而那些80份起送的牛排、100份起送的西瓜吐司，达不到人数，付款又要挨个退回。
小区的阳性病例多，核酸连轴做，社区的固定志愿者很难抽身前来运送物资。王笠丹提前在群里打好了招呼，征集志愿者——力气大些，最好有“大白”的防护服，方便在小区门外卸货，“如果没有人当志愿者，大家的东西都拿不下来”。
等到100多份鸡蛋送来时，楼下已经征集到了8位志愿者，不乏有刚刚退休但身体硬朗的大叔。王笠丹负责查看名单核对手机号与接龙号，志愿者们各自分工，有的维持队伍秩序，以防聚集；有的看守物资，防止冒领；有的把物资分配好，拿给已经核实过信息的居民。
接龙表格里能看到每位订购人的微信ID，字词的组合方式很年轻，分发的时候，才知道很多是住在小区以外的子女为老年的父母订购的。有些老人搞不懂团购的规则，王笠丹向他们一遍一遍详细解释，让他们和子女通话，拿到核对所需的信息。
王笠丹也为60岁的父母以及80岁的外公外婆订购过蔬菜，所以在面对小区里这些老人时，总会尽可能多分出些耐心。有些老人困在封控楼里，王笠丹就委托有防护服的志愿者骑车送到楼下。一切遵循秩序，每人就能按时拿到物资。
“上海的‘个性化’挺强的，封城之前其实根本就不需要发物资。”封控在家的第20天，王笠丹发了条朋友圈，思考最近的见闻，“上海这么乱的原因，大概是一个基本靠市场经济自己运转的城市，突然集中统一化封闭管理后，跟2500多万人的运行机制完全背道而驰。”
居民自发形成的团购，保障了人们的基础生活来源，也在一定程度扳回了这种“背道而驰”。
但“团长”面临的阻力，也在悄然生长着。
有天下楼，邻居拉住周若然，悄悄给她看了聊天记录截图：有人指责“团长”们在疫情期间团购了一些“非生活必要物品”——无非是面包之类的口粮——在2022年春天的上海，生活必要物品被局限为了“白饭”。
类似的劝阻，周若然早就在社区群里看到过，居委会反复转发一条视频，视频里，有人大声喊话：“‘团购’会造成阳性传播！”
4月1日静安区封控后，她见短期解封无望，在5日建了一个群，在社区群里吆喝，找志愿者帮她一起团购。群里的人数从起初的5、6人，一点点积累到了现在的100多名。志愿者的团队建立起来后，周若然在6号找到居委会的人沟通相关事宜，对方没通过好友申请，也自始至终没作出回应。后来某位干部拉进来了一位男士，自称“柏哥”，说能找到车并且联系居委会，周若然就默认与他对接了。
柏哥进群后，从居委会处联系到供应商，在7日开了款“蔬菜盲盒”的套餐团购，总共有80份。才隔了一天，前一批“盲盒”还没送到，他就又找到周若然，说要再开一个新的“蔬菜盲盒”团购，保证“当天能送到”。周若然仔细考量了一番，拒绝了他的要求——如果再“开团”，参与第一次团购的居民怎样想？会不会有人中途“换团”，让蔬菜包烂在“团长”手里？
谁想，柏哥颇有领导做派地“教训”周若然道：“你们跟着我的节奏，只需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周若然被他的理直气壮震得云里雾里：“我们都是‘帮忙’，怎么变成了‘工作’了？”
眼见群里的志愿者们没人附和他的要求，柏哥面上挂不住了，接连取消了此前发起的多个团购并且一一退款。这个举动引起了众怒，因为他的行为不仅是将志愿者们之前的工作付之一炬，而且简直是在拿小区居民们最基本的需求做筹码逼人就范。
周若然和其他志愿者们商量了一下，把柏哥从团购群里踢除了。
谁知这位“光杆司令”独成一队，又进了社区各群里开启了团购——从他的做法来看，不像寻常的“团长”，更像来与周若然他们“竞争”的。周若然的小区是封控区，有志愿者看到柏哥可以自由出入去超市采购物资。
4月10日，柏哥又在群里发起了个鸡蛋的团购，说预计3天后到货。长龙很快接起，订单达成。没多久，群里又进来一位水果店老板，发起的同样是“鸡蛋团”，打包票说“隔天就能送到”。时间的对比摆在明面，有人等不及，取消了之前的订单，转而加入了这位水果店老板发起的团购。
邻居们中途反悔导致的损失只能落到“团长”柏哥自己身上。3天后，他把没人要的30多盒鸡蛋领回了家里，堆在地上，拍了照片，和封控后物资紧缺的状态对比，仿佛两个极端。这些鸡蛋大概要花费1300元。
柏哥砸在自己手里的鸡蛋（受访者供图）
可又过了几天，柏哥在群里又发起了新一轮团购：蓝莓，数量10份，价格30元。
团购向来只有“起送份额”，何时开始“封顶”了呢？周若然对比了同规格蓝莓目前的售价，发现每份蓝莓至少能给柏哥带来一半的差价。可令人惊奇的是，当周若然与别的志愿者对这个价格提出质疑时，还没等柏哥回答，许多邻居就站出来替他挡了回去，话术很统一：“你看他多累啊，天天送货上门，把东西放在我们家门口。”居民们又反过来指责志愿者们，问为什么不能把团购物资搬到门口。
面对这些质疑，周若然不禁哑口无言：“封控期间本身就不应该过多接触，我们也怕交叉感染，你想想，志愿者也有家庭，如果阳性了怎么办？”还有另一层很客观的原因：在这次上海的封控中，每个社区的“团长”与志愿者群体里，成员绝大多数都是女性（有人估算比例在80%以上），周若然的志愿者团队里，只有两位中年男性志愿者，他们逐栋把货物送到楼道，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他就好像在‘内卷’，为了获得大家的个人崇拜。”
种种“阻力”交叠在一起，一些志愿者陆续退群了，周若然和其他人聊了聊，坚持了下来。
在朋友的群里，周若然也了解到了其他小区团购的种种失序：有人在群里开团，凑足名额拿到货后，又联系接龙的居民假称货不够了，退款后转手就把扣下来的货物拉去摆摊，高价卖给不会使用智能机团购的老年人，还有人花70元从“团长”这里拿走2盒鸡蛋，回过头就以120元的价格卖给了老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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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购在一些个人化、精确化的需求面前有明显的短板。在团购群里，王玉玲看到过有“煮夫”在求做饭的调料，“宝妈”在求孩子的零食，还有女性在询问“哪位姐妹手里有多余的卫生巾”。这些“最大公约数”以外的需求，很难征集齐商家敲定的起送份额，只能在居民群里采取一种原始的“以物易物”的方式解决。
封控后，王玉玲看到一位媒体朋友在朋友圈诉苦：“好几天没有吃香蕉了，看到别人吃，感觉自己就像好久没有见到香蕉的大猩猩。”王玉玲在团购群里看到过有人用葱换蒜，她便有预感到香蕉会在封控生活中派上用场。于是，当群里有人“开团”时，她就订购了一份香蕉，108元，18斤。
如她预料，随后几天，香蕉等水果真的成了“以物易物”中的“硬通货”。她在群里发了消息后，立刻有三四个邻居找了上来，其中有个大叔说家里的小孩子想吃香蕉，愿意用家里任何东西来换，最终俩人商量，3个番茄换3个香蕉。另一个“硬通货”是可乐，王玉玲观察着群里大伙的“换物”信息，又在团购时囤了一箱。
团购群里的接龙时时在进行，而这样原始的交换方式，也杜绝了单批物资的囤积，让没有来得及“参团”的居民获得了想要的物资。一来一往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交被重拾起来。
王玉玲家对门住着一位独居的老奶奶，留着短发，每次总穿着一件红色毛衣，腿脚有些不方便，孩子都在附近小区。有次小区做核酸，王玉玲做志愿者，看到了这位老奶奶的信息，才晓得她已经83岁，是江苏人。拿物资时需要签名，老奶奶的手颤颤巍巍地在纸上留下3个繁体字，让王玉玲印象深刻。
王玉玲和舍友后来给老奶奶送去了几根香蕉，回来后没过一会儿，传来了敲门声，她以为是通知下楼做核酸，打开门，却是对门老奶奶给她们端来了一碗煮花生。王玉玲有些感动。老年人群体，即使在特殊时期，也不愿意过多麻烦旁人，但总能维持着这份古老的体面。
基础的温饱得到解决后，杨维昕所在的居民群里有人说想吃炸鸡和蛋糕了，话题一出，其他人也加入进来。
杨维昕浏览着讨论，共情很快支配了思考。她从隔壁小区前两天订过肯德基的朋友那里要来了一份杨浦区所有肯德基门店的电话，挨个确认，终于联系上了一个能送货上门的门店。官方套餐里有3块原味鸡、6块鸡翅、9块无骨鸡，总价108元，和平日里持平。后来杨维昕才知道，在“黄牛”的手里，这个套餐已经涨到了200元一份，而如果找跑腿小哥代购，另付最低300元的“跑腿费”。
以原价为小区里的120户居民团到了炸鸡后，杨维昕直观感受到了周围邻居们的变化。封控前，她和小区里的人彼此不相识，如今，她好像成为了小区最受欢迎的人物之一。杨维昕点惯了外卖，连着吃了几天的黄瓜炒鸡蛋，邻居阿姨得知后，每天会给她送来一份热菜汤。
受访者供图
4月14日晚，有人在群里寻起一味药物：氯硝安定片。家里老人惊恐发作，急需药物控制，但去医院配药需出示48小时以内核酸阴性证明。小区连续5天没做核酸检测了，按照流程，要先到社区申请出门证，隔天核酸结果出来，再开一次出门证，才能去医院拿到药。
病情怎么能等呢。杨维昕3年前确诊过焦虑症，知道它的严重性。惊恐一般被医生视为焦虑的“高级阶段”，发作时会胸闷、发抖、呼吸困难。类似精神类疾病的药物只在医院或者精神卫生中心能开，每次药量至多1个月，然后医生会根据患者去医院复诊时的状态出具新的处方。即使同是焦虑者患者，服用的药物也不同。封控后，杨维昕赶在快递停止运转前收到了朋友托关系找来的药，可却不适用于邻居家的老人。
她在群里一问，才发现小区里患有焦虑者的人居然不少。大家各自把药物的名称、信息拍了下来发在群里，有在医院工作的则帮着甄别哪种是适合老人。最终，他们从另一位患有惊恐症的老人那里拿到了药，全程不过20分钟
杨维昕和朋友谈起这个“虚惊一场”的经历时，朋友说，他的亲戚前两天哮喘发作，没办法就医，去世了，刚50岁。杨维昕不知道说什么，只觉得心口一阵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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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如其来且不知何时能结束的封控，落实到每个人身上，都产生着不同的反应。
王玉玲和两个女生合租，其中一个本来早早和男友定好了双方见父母的日子，就在4月10号，租约到期以后。可解封遥遥无期，终身大事也只能跟着往后排。王玉玲自己在封控前找到了新的房子，刚签完租房合同，就被困在了合租的老房子里，现在已经凭空扔了近5400元的房租，她把账单发给朋友，直呼肉疼——可如果她不交，房东的损失谁又来弥补呢？
也有人在苦闷中咂摸出了一点甜。去年7月，顾采懿大学毕业，从北京来到上海，终于实现了7年前的夙愿——2014年，《小时代3》上映，电影画面里，“姐妹花”4人穿着貂皮礼服，举着高脚杯，在高端住宅的露台上又哭又笑，她们背后是一览无余的上海夜景。当时在考试大省山东的一个小城市里，为了筹备中考，一年多没有接触过电视与手机的顾采懿，正处在对“美”有初步感知的青春期，电影里光鲜亮丽的主角们，给那个“灰头土脸的小女孩儿”带来了的冲击。顾采懿下意识地把这份美好得有些不现实的生活与“上海”联系到了一起。在后面的应试压力中，每当觉得快坚持不下去时，她就抽出一点心思来幻想未来在上海的日子，也因此有了动力。
但当心中的寄托实化，滤镜却在一层层剥离。来到上海后，顾采懿接连找了3份工作：先是在一家小事务所，在一栋外表破破烂烂的写作楼里，每月只有4000元的工资，放在老家，这收入也许不算低，但在上海，这个数字会严重贬值到让顾采懿有时怀疑，这真是电影里光鲜的上海吗？
后来的两份工作，环境好了许多，待遇也提了上来，代价是每晚加班到12点以后。顾采懿的业务能力还算过关，但身体有时扛不住，时针每跳过日期的分割线，就觉得心脏狂跳。环顾四周，都是在工位上加班的同事，他们似乎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状态。每到这时，顾采懿就想起高考前、考研前和同学一起奋笔疾书的片段。
但这次她没了寄托，她开始怀疑这份工作的强度是不是适合自己，是不是在上海就只能用这样的状态工作。以前的执念的确有一些坍塌：自己真的能在喜欢的城市，过上想要的生活吗？
3月中旬递交辞呈后，顾采懿休息至今。偶尔想到舍友还在照常工作，拿着工资，她心里会有些失落，但这股情绪很快就过去了——封控的1个月来，她找回了对上海的一些感觉，那是和前7年完全不一样的。
“团长”与志愿者们带领大家团购物资，邻里居民互帮互助，前些天，有邻居用小瓶生抽和她们换了一瓶可乐，没有合适的容器，直接把生抽倒在了空饮料瓶里，没人计较细微处的得失。看楼下偶尔有老太太与老爷爷闲逛，顾采懿头次感受到了上海的烟火气。
这样淳朴的生活气息和她以前在电影里看到的上海是有所区别的，但她慢慢适应了这样的上海，觉得“在上海做普通老百姓也是挺有意思的”。这样纯粹的安宁，一如她刚到上海的时候和男友在上海街头漫无目的地闲逛，骑着车感受每一块从层峦交叠的梧桐叶里倾洒下来的阳光，清风的温柔，吹拂到肌肤，又渗透进每一寸毛细血管。顾采懿感受到，每次呼吸，都是她喜爱的味道。
顾采懿去年7月拍下的上海夜景（受访者供图）
顾采懿这样逛过上海的每一方土地，每一处建筑，让脑海里过了不知多少遍的电影场景与现实重合。那个晚上，她和男友来到外滩，隔着黄浦江，看着明亮的“东方明珠”，幻想起未来在这座城市的生活。
一年过去，虽然生活没有严丝合缝地贴上她当时的憧憬，但总归让她发现了隐匿在另一面的美好。与舍友有共同的空闲时间时，她会下楼打羽毛球，锻炼身体，在人少的地方摘掉口罩，大口呼吸。
那一刻，她走进的，还是那个春风沉醉的上海。
尾声
4月中旬的几场新闻发布会，多次重申了“做好居民生活物资保障”的说法。随着新措施的释出，居民区的气候似乎也迎来了回暖。
20号晚，居委会给已经封控在家1个多月的张宛清送来了份数量可观的“礼包”，说是外省援助的。一个星期前，张宛清也收到过外省的物资，包裹标注着“福建三明”，食品都保存得完好。这次的物资没有额外标志，但里面有特殊时期极为珍贵的海鲜和鸭肉。张宛清把他们摊开在桌子上，心里踏实了一些：今后的物资终于有保障了。
受访者供图
但好心情没持续多久——刚在朋友圈里晒完礼包，张宛清忽然想起当天上午追星群里的讨论：各区近来的礼包内容并不相同，但都混杂着一些“三无产品”。看到姐妹们的提醒，她检查起了刚收到的那批物资——那袋真空包装的鱼，翻来翻去，怎么也找不到生产厂家和生产日期。她又在电商平台上挨个核对其余食品的品牌、包装与厂家，终于确定，礼包内几乎全是“粤利粤”式的山寨货，只有那两袋20元左右的咸鸭蛋与鸡蛋干能对得上信息。事件在网络发酵后，张宛清收到的物资终于“正常”了。
而周若然最近团购的物资，无论面包或是猪肉，发货时间都比从前延缓了许多，向商家催了几回，等到通知：政府征用，请申请退款；在志愿者群里，王玉玲看到有人从社区门口传来的照片：几辆共享单车被抬了起来，横放在小区大门上——据说是为了加固大门，减少团购。
受访者供图
有时在群里看到朋友们的吐槽，杨维昕会有种侥幸感，带着点矛盾。她所在小区的居委会，向来无力管理偌大的社区，封控后，居民没收到过几次物资，但依靠团购与互助，基本的生活需求从不用担心。隔壁小区就不同了，他们的居委尽职尽责，已经完全禁止了任何由居民自主发起的团购。
最近两天，杨维昕抢菜时感觉比往日轻松了一些，但蔬菜依然难抢到，倒是价值千元的白酒总是有货；偶尔蔬菜有货了，运力又会不足，“送货时间”中找不到能选的选项。望着街道统一送来的稀薄口粮——其中有块酱肉经核实是“三无产品”——杨维昕不由担忧，那个小区的人们，要怎样生活下去呢？
4月下旬的上海，已游离于晚春与早夏之间。杨维昕的窗子外种着一棵树，她叫不上名字。刚封控时，这棵树的枝干上稀稀疏疏开着白黄色的小花，前两天，杨维昕往窗外探了一眼，那棵树已经缀满了绿叶，风一吹，舒展地来回摇晃。
一个月来窗外大树的变化（受访者供图）
以往这个时候，杨维昕会和朋友们一起踏青、野餐，很少注意到这样近在眼前的景色。但她现在心里想到的是：这样稀疏平常而又无限美好的景色，有些人再也看不到了。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