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因为教学成绩不错,2004年秋,我被学校提升为高三班主任。这也是我第一次当班主任。此前,我曾和大校长说,高三是决定孩子们一生命运的时刻,还是换一个更有经验的老师比较好。大校长却说,能对学生负责的就是好班主任,鼓励我放下包袱。即便如此,我还是唯恐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
2005年4月末的一天,当我清晨6点20分准时到达班级时,学校的德育干事忽然通知所有班主任老师开紧急会议,“任何人不得缺席”。
什么事这样着急,不能等吃完早饭再开?我虽然疑惑,也不敢怠慢,赶紧和班长交代几句,就急匆匆赶了过去。路上,遇见其他班主任,都是一副不情愿的神态:“啥事这么着急,今天又吃不上早饭了,我第一节就有课。”“领导开完会可以去吃饭,可是咱们哪有时间去吃?”……
我校的德育工作会议非常随机,有时即使是上课时间,如果分管德育的校长要开会,班主任们也要停课去参加,否则德育校长就会在大会上点名批评。班主任们对这种会强烈反感,但没人敢提意见。
这天也一样,大家心怀不满,但也在规定时间内全部到齐。
德育校长坐在主席台上,环顾了一圈:“事发突然,今天早晨召开一个紧急会议,班主任老师要把我说的话记在手册上,不折不扣地执行!”
接着,他通报了我校发生的一件大事:高二某班的一名女生和另一班的男生处对象被班主任发现。女生成绩不错,在班主任屡次劝说后,她表面上答应和男生分手,可背地里不仅没断了关系,而且还越了“雷池”——怀孕了。
女生觉得羞愧难当,想要跳楼,幸亏家长及时发现,马上带着孩子去医院做人流手术。在手术台上,女生哭得死去活来,气急败坏的家长要求男生家长负责手术费用以及相应的术后营养。男生家长则认为两个孩子发生关系是你情我愿,没有谁强迫谁,不愿意承担这笔费用。于是,女生家长到学校找班主任,认为是她没有教育和督促到位,导致孩子发生这样的错误,并扬言要学校负责这件事。
班主任耐心告诉家长,她对那个女生曾经劝说过好几次,女生也答应了说要好好学习。家长蛮横不讲理,不相信班主任的说法,班主任提出去家里当场和孩子对质,家长又不同意,还威胁班主任说这事没完,以后走着瞧。
那个班主任觉得实在憋屈,就把这件事报告了学校德育主任。德育主任知道后给这名家长打电话,家长却和之前判若两人,称一切都是孩子和家长的错,和学校无关,并承诺改日当面向孩子的班主任认错。
之后,主任把这件事向德育校长做了汇报,才知道女生的家长咨询了我校老师,被告知,如果把事闹大,不仅孩子没脸在学校读书,而且存在被学校开除的风险。所以,家长为了孩子不被开除,选择了“和解”。
但这件事还是没瞒住——那名男生炫耀地将这件事给同学说了,学生们在小范围内就传开了。为了不让这个消息继续蔓延,德育校长勒令那名男生回家反省。同时,紧急召集全体班主任会议。
“简直是奇耻大辱,我们这样一个示范性学校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德育校长怒不可遏,“如果再有学生传播此类消息,一经查实回家反省!”
他要求,每个班都要利用今天晚上两节课时间召开班会,重申学校规定,坚决禁止男女生处对象:“发现一对儿往家撵一对儿,要发情让他们回家发情去!”
刚开始,我们还没有反应过来,等到听清楚德育校长说的那句话,会场一下子便死一般沉寂,所有人都震惊得说不出一句话。
台上,德育校长已经完全失态,丝毫没有觉得不妥,继续往下讲。我们这些班主任都愣在那里,忘了记录。德育校长也有一个女儿,在读大三。无法想象,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是否想到了自己的孩子。
为杜绝此类事件,德育校长制定了新的校规:男女生在走廊交流不得超过一分钟;在食堂就餐时男女生分坐,如发现男女生混坐就扣分,回家反省。
好一会儿,我们才缓过神来,继而疑惑不已:一分钟,这是不是矫枉过正?在学校,男女生正常交往还是要有的。德育干事怎么判断是不是一分钟,还能拿着表数时间?
当然,这只是老师们小小的牢骚。德育校长紧接着说:“所有班主任老师课间都要下到班级,死看死守。工作不得力的老师,来年就别当班主任了!”
整个会议,德育校长都只是强调禁止学生处对象,丝毫没提“人流”给女生身心带来的巨大伤害。所有老师都明白,他之所以发这么大的牢骚,是因为他对大校长的位置觊觎已久。我们的大校长即将退休,而正当年的德育校长论资历排在所有校长里的第二位,仅次于大校长。据说他在教育局里已经做好了“工作”,只要德育工作不出意外,他就能顺利“晋级”。
2
会议结束时正好是第一节课课间。回到办公室,我还没等坐好,教数学的周老师就过来告诉我,说我班上的李超在数学课上总是低头。她以为李超在看课外书,走到跟前,却没发现什么。然而,等她走上讲台,李超的头就又低了下去,“感觉不错的一个学生,怎么会这样?”
我劝周老师别生气,下课我去找李超谈。稍微平静心情后,周老师小声告诉了我一个秘密——李超有女朋友,就在隔壁班。有一次,她在校外看到两个人手拉手逛街,看到老师之后,李超赶紧松开手,说女孩是他表妹。周老师一看两人的关系就不一般,这也是她今天生气的原因之一。
李超长相帅气,是女生喜欢的类型,成绩在全班排名10名左右,不出意外稳稳走一所重点本科。他平时表现不错,每次都积极回答问题,劳动课上干活也很卖力,所以我让李超做了我的课代表,对他寄予厚望。
下午第一节课是体育课,我去了教室,检查了李超的书桌。果然,书桌里有一本用书皮包上的小说,只看书皮根本发现不了。翻开一看,是一本校园小说,印刷挺精美,但是内容非常低俗,有很多大尺度的描写。
我浑身的血液都涌上头顶,一下子就想到了今早开会时高二女生的“人流事件”,李超有女朋友,还看这样的读物……我越想越害怕——这样下去,他还能考上理想的大学吗?我更担心的是,已经高三的他们如果做了出格的事,会遗憾终生。
体育课后,我在班级门口堵住李超。带他来到办公室,我一句话也没说,只是把书包往他面前一放,李超的脸霎时涨红,不说话也不看我。
“女朋友处多长时间了?”我的语气不容置疑。
李超怯怯地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那一刻,年轻气盛的我没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我真失望,就这样能有什么出息?你干脆别念了,回家结婚算了。”
然而接下来,李超的举动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他可怜兮兮地看着我,直直地给我跪下了:“老师,我错了,你打我骂我吧,我只是一时好奇,求您别告诉家长,我以后再不看了。”
我赶紧让李超站起来说话,了解了这事的前因后果。
4岁的时候,李超的亲生母亲就因病去世,7岁时,继母来到他家。继母只关心自己带来的孩子,对李超不闻不问,他爸爸常年在外打工,对他也少有关心,所以他从小就学会了如何讨好继母。
高三上学期,为缓解巨大的学习压力,李超和一个女生恋爱了。周末逛书摊,摊主向他推荐了一本校园小说,他翻开一看,里面有很多情色内容,脸色霎时通红,想走开,脚却不听使唤。摊主见状,便极力游说李超,并说可以打折卖给他。回家后,看着那本描写露骨的小说,李超脸红心跳,明知看这样的小说不应该,可是,又拒绝不了书中内容的诱惑。看完了一本,又买了第二本、第三本。晚上看不完,就把小说包上书皮带到了学校……
听完李超的讲述,我又气又怜。我实在害怕“人流事件”在自己班学生身上发生:“你俩处对象到什么程度了?”
“绝对没越界,老师,我发誓。我们平时只是拉拉手,她学习很好,不允许耽误太多时间。”李超说。
听李超这样说,我放下心来,把那本小说从书包里掏出来,往李超面前一放:“一个大男生都没有女生做得好,人家都知道啥是最主要的,再看看你,整天沉迷于色情小说里,你说你这点出息……”
李超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接着看吧。”我把小说递给李超,故意这么说。
“老师,我再不看了。”接过书,李超红着脸,用力地握住那本小说,几下就撕碎了,然后丢进了垃圾桶。
李超的行为让我消气不少:“以后怎么做,还能不能去买了?”
“再不买了,把精力用到学习上,不辜负老师的期望。”李超回答。
马上就要高考,一切以稳为主,我说:“今天的表现说明你是一个有担当的男孩子,你要以你女朋友为榜样,最后阶段来个冲刺。老师相信你。”
李超一下子立正,站好:“老师放心,你就看我行动吧。”说完,又给我鞠了一躬。
我们这里的学校,从小学开始直至高中毕业,学校里都不开设与“性”有关的课程,包括生理卫生课都不上。看着李超的背影,我觉得自己应该为即将毕业的他们做点什么。
第八节课上课前,我在走廊看到班级门口三三两两聚集了不少学生在窃窃私语,看到我来了,赶紧作鸟兽散。进到班级,也有学生在一起议论什么,我只恍惚听到一句“提前体验生活”。看来,高二的“人流事件”还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到了我们班。
我一下就想到了李超看的小说——再有一个多月就要高考,同学们就要各奔前程,步入成年。之后,很有可能会发生和“性”有关的事情,怎样保护自己,就成了当务之急。
我觉得很有必要和学生们讲讲这个问题。有些事想“捂”是捂不住的,与其藏着掖着去“堵”,不如去“疏导”。由此,我坚定了今晚班会的主题。
3
上课前,我提前进入班级,在黑板上写下了“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下面写上了“XX班主题班会”,并要求同学们把桌面收拾干净。
这个题目很显然引起了学生们的极大兴趣,他们不知道今晚的班会主题是什么意思,各个翘首以待。
上课铃声响起,我首先让班长走上讲台,递给他一篇文章让他读,文章的题目就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说的是一对美国夫妇的故事。丈夫深爱着妻子,妻子也深爱着丈夫。丈夫爱妻子的方式有些特别,每次妻子临行前,丈夫都要在妻子的包里放上一枚安全套。妻子不解,丈夫说:“和生命相比,一切都不重要。无论何时,都要保护好自己。”不言而喻,那位丈夫是怕妻子万一遭遇歹徒强暴而采取的爱心措施。
读的过程中,班长不时看看我,又看看台下,涨红着脸,不知所措。看得出,班长是强迫自己把文章读完的。再看看台下,同学们都把头埋得很深,有男生小声说:“班长真猛……”
看着台下,我清了清嗓子:“还有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你们就要进行高考。之后,大家就要步入大学生活。在大学里,你们不可避免要交男女朋友,这个时候,不论是男生还是女生都要懂得最起码的防护常识,尤其对女孩子来讲更为重要。”
接着,我把高二年级那个女生的“人流事件”简单说了一下,特意强调了“人流”给身体带来的伤害。之后,我给大家留了一道作业:健康是第一位的,怎样才能避免类似事件给身体带来的伤害?
我决定采取不记名的方式让学生们写在纸上。那一刻,班级异常肃静,同学们一改往日互相讨论的习惯,拿出一张纸,都若有所思,有的甚至在写的时候还用手遮挡起来以防同桌看到。
答案收上来了,大多数同学写的是作为女生要洁身自好,毕竟我们还是学生。还有的同学写道:“普及性知识,让性不再羞羞答答,也许这种事情就会减少许多。”从这些答案中我感觉到同学们的成熟,没有任何一个同学对高二女生表现出嘲讽,而是积极认真地寻找对策。
然而,我看到的一个答案却让我很震撼:“这么多年的寒窗苦读让我们了解了外面的大千世界,唯独对自己的身体不了解。所以,我觉得我没有发言权。这一课不知谁能给我们补。”
看来,在课堂上同学们都受着同样的教育,然而对自身关注的程度却有着很大的区别。
抬起头,我环视了一下在座的同学,用尽量平缓的语气说道:“这次班会我们重点不谈论这名女生的对与错,我想给大家讲讲我们自己——怎样自己保护自己。”说到这,几乎所有同学都抬起了头,注视着我。
“如果我问大家花儿为什么会开花,果树为什么会结果,你们不会觉得不好意思。但是,如果我问你们是否知道自己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怎么在性方面保护自己,也许就会有人觉得难为情。”
我看到,说完这些,有的同学,尤其女生还是禁不住低下头。
我接着说:“很多人,包括之前的我都对这类问题不知如何回答。其实,世间的万事万物都蕴含着科学,蕴含着性。没有性,这个世界就是一片寂然。没有阴柔就不会有阳刚,性实际上就是一种美。”听到这,有的男生笑了。
“不过,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性在带给我们快乐的同时,也会带来痛苦,比如就导致那位女生做人流。因此,我们每个人都要正视性,慎重地对待性,尤其是,再有几个月我们就要步入新的生活,有的同学会结交异性朋友,就更需要了解什么是安全的性……”
说到这,有个男生调皮地在下面小声说:“戴套。”
“说得不错。”我用赞赏的目光看向这位男生,“安全套是目前较为理想的预防疾病和意外事故的工具,想更好地保护他人和自己,就要学会利用好这个工具。”停了停,我又说:“但是,还有一种方法更安全更有效。”
说完,我看向同学。同学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明所以。
“那就是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在这个阶段少些私心杂念!”我重重地说,“我们只有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学习上,男女生之间交往注意分寸,用知识武装头脑,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春华秋实,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特点和重点,现在,我们青春正当时,应该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学习之中。希望一个月之后,我班的同学都能考入自己理想的大学。”
说完,同学们对我报以热烈的掌声。我感觉自己也完成了一次突破,之前,一说到和“性”有关的话题我也会脸红,感觉难以启齿。
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这次班会的后续直到今天仍让我刻骨铭心。
4
班会之后的第三天,为了保证校园安全,学校德育处突击检查管制刀具。检查时,学生们都站到走廊,德育干事在主任的带领下分组检查学生的书包和书桌。在检查到高二一个班级时,德育干事忽然在一个学生的书包里翻到了几枚安全套。班主任确认那是一名女生——一个女生的书包里竟然有这个东西,让德育干事和主任都羞红了脸,觉得难堪。
事关重大,德育主任马上让班主任通知女生家长来校。在德育主任办公室,当主任把安全套放到家长面前时,家长的脸霎时红到了脖子根,羞愧难当。一个女孩子竟然准备这个,用意不言而喻。家长当时气得就要打孩子,幸被班主任拉住。
家长质问女生安全套是从哪里来的,女生犹豫半天,才说,是我班的张亮送给她的。于是,张亮和女生处对象的事就被学校知道了。
德育主任让我通知张亮家长来学校。浓妆艳抹的张亮母亲,怒气冲冲地来到德育主任办公室。
“马上就要高考,怎么还有心思整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她质问张亮,然后,劈头盖脸地就给儿子一顿骂。张亮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看着放在桌子上的安全套,家长和德育主任都是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张亮的母亲伸手就给儿子一巴掌。
按照常规,张亮应该回家反省。他母亲向主任求情,说高考在即,原谅张亮一次,并说自己和德育校长认识,能不能通融一下。但是张亮的行为给整个学校都带来了不好的影响,主任不为所动。
张亮的母亲有些羞赧,把儿子拉到门外,逼问他买过几次安全套了。半晌,张亮才说,就买过一次,前几天我在开班会时和学生讲了关于安全套的事,让学生们学会保护自己。张亮觉得很神秘,所以,临近毕业,就给低他一届的女朋友买了几只安全套做纪念。女孩怕家长发现,就一直放在书包里。其实,两个孩子之间并没有发生什么事。
听到这里,张亮的母亲立刻找到了突破口,推门返回,转向我:“老师,你怎么能给学生讲那些乱七八糟的内容?马上就要高考了,你给学生多讲几道题不好吗?我就说嘛,我家张亮不会无缘无故买这个东西。”
事情突然反转,我有些发懵。
“我只是教孩子要学会自保,并没有怂恿孩子们做什么,这是我作为老师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如果孩子和家长误会了我的初衷,我很遗憾,我向你说声对不起。”我对家长和德育主任简单说了一下我开班会的初衷和内容。
但是,张亮的母亲不接受我的道歉,揪住那个班会说事,认为儿子的行为和我这个班主任有直接关系,不应该回家反省。主任看她态度蛮横,很是气愤,严厉要求她把孩子领回去。
眼看在主任这里没有回旋余地,张亮的母亲拽起儿子就走,临走还不忘对我说,要我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她出了主任办公室,直接去了德育校长办公室。事后,当时正好在那里的王老师告诉我,张亮的母亲把事情添油加醋,说我教育学生不得当,在班会上说一些不该说的话题。又说德育主任处理问题太教条,本来不怪孩子,偏偏让孩子回家反省。德育校长的脸当时就沉下了,让王老师通知我去他办公室。
推开门,张亮的母亲还在和德育校长说着什么。见我进来,没等我说话,德育校长直接愠怒地问我:“当时我给全体班主任老师开会,我让你们传达的是禁止学生早恋,还是让你教学生怎么发生安全的性行为?”
当着德育校长的面,我又把自己的初衷和李超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期待得到他的理解。
“可是,一个男老师在班会上讲这些东西你觉得合适吗,怎么安全那是他们的事,我们只要不教唆就可以。你不按照学校的要求去做就是和学校背道而驰,你知道不知道?!”看我还要说话,德育校长根本不给我机会,“你第一年做班主任工作就在高三,学校对你委以重任,充分信任你,想不到,最信任的老师却做出了这样的事情!”
“我也没有恶意,学生的做法也让我始料未及。”我真诚地对德育校长说。
听我这么说,德育校长马上变了脸色:“这里是学校,不是医院!我们没有义务给学生讲这些!你是在误导学生你知道吗?给学校和家庭都带来了不好的影响!”
我感觉自己颜面扫地,脸上火辣辣的,看着德育校长,知道自己再说什么都是多余。这时,一直没说话的张亮快步走上前:“校长,不是你们想的那样,不怪我们老师……”不等张亮说完,他母亲就拦住:“你别接话,听校长说!”
“和学校保持一致才是我们需要的老师和班主任,和学校对着干是什么结果难道你不知道?”德育校长话里有话。
我不再言语。接下来,德育校长换了一副语气,对张亮母亲说了很多道歉的话,把我晾在了一边。张亮走到我的跟前,拽着我的衣角,满眼愧疚地看着我。站在那里,我有一种极大的挫败感,不知说什么好。
事情的处理结果是:张亮和那名女生都没有回家反省,德育校长甚至没和我沟通,直接让张亮回班了。当然,张亮也没有转班,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我的身上。
给学校干工作,我没有权利不接收张亮,即便他家长和我不友好;更何况我和张亮的关系处得也还不错。好久之后我才知道,张亮的父亲在当地职权部门任要职,德育校长数次有求于人,所以,才有了那天的场面。
想起那天在德育校长办公室的场景,总有一种“秀才遇到兵”的感觉。
时值毕业前夕,我班一部分同学公然在留言册上写关于安全套的内容。科任老师们看到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班学生挺猛啊,在留言册上竟然写那些东西。”说完,他们意味深长地笑笑,然后走开。
“一个男老师,给学生讲什么安全套,讲什么性,我看是疯了,班里那么多女生,他怎么开的口?他是不是有什么毛病?”一天课间,和我一同毕业来到这所学校的肖锋把我拉到僻静处,告诉我,几乎所有的老师都知道了我给学生讲安全套的事,有的老师甚至在背后这样议论我。
看着肖锋的眼睛,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听完后,肖锋语重心长地说:“兄弟,我知道你是为学生好,也知道你的为人。可是,在班级公然说这样的话题终归不太好,特别是咱们男老师。”
“可是,这还分什么男女老师,只要对学生好,谁都应该说。”我一点底气都没有。
“我只是提醒你一下,你第一年做班主任工作,不要给学校和学生留下什么把柄。”还要再往下说什么,肖锋欲言又止。
“其实,我也感到了我的好心被人误会了,现在,我就是全身是嘴也解释不清了。”我说的是实话。
“好心不一定办好事,以后做到不多嘴就好,学校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其余的啥都不要说不要干——这是自保。”最后,肖锋拍了拍我的肩膀。
不出所料,第二天,组里老师告诉我,教学校长让我去他的办公室。过去的途中,我想着他会问我什么,我又该如何回应。敲开门,教学校长看了我足足有半分钟,才说:“你们班在文科班里很有竞争力,马上就要高考,这个时候是鼓励学生们背水一战的时候,怎么还在班会上公然和学生谈那些隐私话题?如果高考成绩不好,你说的那些话,那个班会,都会成为别人的笑柄。学生肆无忌惮地公然在留言册上画‘避孕套’,甚至买避孕套送人,这成何体统?你知道别人在背后怎么说吗,都传到我的耳朵了。虽然我知道你的为人,但我提醒你,不要因为这件事毁掉你的名声。”
教学校长声音不高,却字字敲在我的心上。我张开嘴,刚要解释一下,教学校长一摆手:“不要再解释什么了,我就看你班的成绩。学生怀孕是小事,这么多年咱们学校也没有几个这样的败类学生,倒是你,如果班级高考成绩不理想,会大大影响你的前途。”
听到这里,我忽然感到一种深深的悲哀,既为那个做“人流”的女生,更为校长的无知和自私。我惊讶于校长们对学生怀孕事件的轻蔑态度,也绝对没有想到对学生的一次教育会惊动这么多领导。我真的错了?可是,对学生进行青春期安全教育不是学校和老师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吗?
教学校长的眼里,成绩就是王道;而在德育校长那里,人情永远高于纪律,高于道理。那个班会,我真的是自以为是,开过分了?我一度这样问自己,也怀疑自己是不是“带偏”了学生。
我决意找大校长聊聊。然而,就在那天,张亮来办公室找到我:“老师,对不起,我知道你没有任何恶意,我也只是一时好奇买了那个。那天,我妈做得过分了,我给你赔礼道歉。”说完,给我深深鞠了一躬。想到马上就要高考,孩子是无辜的,如果我纠缠不休,势必影响张亮学习,我长出一口气,作罢。
学生们好像听到了一些什么,课间休息,李超走到讲台前安慰我:“老师,你别管那些风言风语,我们知道你是为我们好。倒是那些道貌岸然的人,把正常的事情歪曲成不正常了。”
听到这里,我稍感安慰。
几天之后,传来消息,为了严肃校风校纪,学校开除了高二“人流事件”的两个学生。
5
6月1日,高三退校,学生回家调整高考状态。离校前,学校召开欢送大会,给即将踏进考场的高三学子加油。会议有一个环节是每个班级都要给学校领导献花。当我班的班长怀抱鲜花走上主席台时,我看到他向我所在的方向笑了笑,然后把鲜花献给了德育校长。
结果,大会刚结束,我再次被德育校长叫到了办公室——原来,学生在花心里藏了很多彩色包装的安全套,还有一封信:“不要难为我们老师,这是最基本的人性,希望少一些‘人流事件’的发生。”落款上还标上了我们班。
“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学生?这都是什么素质,还教育上我来了?真是有什么样的老师就有什么样的学生!有你这样的班主任,学生的高考成绩可想而知!”德育校长气急败坏,把所有的怨气都撒到了我身上。
学生这么做,貌似在给我“出气”,事实恰恰相反。
如果是因为我工作没做好而批评我,我可以接受。可是现在,已经上升到人身攻击了。那一刻,我终于忍无可忍:“校长,我想问一下,在你眼里我是什么样的老师?我对学生进行青春期安全教育究竟错在哪里了?学校安全工作难道不包括青春期安全?难道你不希望你的孩子掌握一些安全知识?我只是提倡一种理念,也没有怂恿学生都拿着安全套去做爱,我怎么就错了?学生也是看到老师受委屈心理不平衡才以这种方式支持老师。那个班会不仅不会影响高考成绩,反而会对学生的成长有促进作用。”
说到这,我停了一下,他没想到我会反击他,愣愣地站在那。这多年来,他始终以说话不留情面著称,很有社会痞子的作风,无论年龄大小,只要他看不顺眼就会说几句。而老师们都因为怕得罪他,不敢还嘴。
不待他说话,我紧接着说:“如果让班主任都成为你的木偶,没有自己灵活的处理方式,这个班主任我宁愿不干!”
说完,我推门就走,不想再听他的教训。那一刻,我已经做好不再继续做班主任工作的准备。
据说,之后德育校长大发雷霆,在领导班子会议上对我提出了批评,并扬言永远不让我做班主任工作。
听到这个消息的肖锋赶紧约我出来。看着我,他不无担心:“兄弟,人间正道是沧桑。有时,明知是对的也不能做啊。况且,怎么能和领导顶嘴,以后还能有你的好果子吃吗?”
可是,让我委曲求全我也做不来:“如果工作没做好,批评我可以,可是,污蔑我的人格,我接受不了。”
肖锋急了:“生活永远是第一位的,人格才是第二位的。我的意思,如果你想继续做班主任,就给德育校长赔礼道歉,表示表示,否则……”
谢过肖锋,我告诉他:“我过不了自己心里这道关。与其让我低三下四地去求他,不如有尊严地做一名普通老师。”
欣慰的是,那年高考,我班有20名学生进了一本录取分数线,在全校文科班中遥遥领先,并且,二本进线率达到了85%,这样的成绩建校以来并不多见。李超和他的女朋友都考上了重点大学的法律系,张亮考上了一所普通本科。
这样的成绩让我放下了不快,我也对自己这一年的班主任工作有了一个交代,不再纠结那个“班会”了。
后记
2005年暑期开学,如我所料,学校没有再安排我做班主任工作,而我也没有找领导申请。那时,做班主任工作有一定的补助,更重要的是,我刚刚评上一级职称,接下来就要申请高级职称了。高级职称有名额限制,一年就那么几个,在众多老师中要想脱颖而出,“班主任”的加分是必不可少的。我安慰自己,能否评上高级职称,做不做班主任工作都无所谓,只要是一心为学生,就问心无愧。
2006年下半年,大校长退休,接任的并不是德育校长,而是从外校调来一位校长做了新的大校长。新校长全面提倡素质教育,任人唯贤,他不知从哪里听到了我的事,特意找我交流,我和新校长讲了我的那次经历。校长听后对我竖起了大拇指:“对学生有用的,就是我们应该做的。”
新学年开学,新校长力排众议,重新让我做班主任。第二年,学校分来一名心理学专业毕业的大学生,主持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内容涉及青春期安全知识,不时让我客串一下。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
1
1989年,父亲从山里的伐木厂调到了县城的工厂,母亲依旧要留在山里工作。父亲不愿离开她,但母亲态度坚决,还发了火:“儿子7岁了,如果进不了县城读更好的小学,长大后会像我们一样吃没文化的亏!”
为了成为“有文化”的人,7岁的我离开母亲和伙伴,随父亲进了县城。父亲选择了去县里的国营印刷厂,他有自己的理由:印刷厂印书籍,儿子天天有免费的书看,怎能不成材?其实,我更希望父亲选择城北的罐头厂,那里生产午餐肉、红烧肉罐头。
父亲报到时,印刷厂的公房已经住满了,他只能去厂外租房。父亲找到故交老何。老何早他几年来县城,靠做木材生意起了家,在城郊结合部的马路边购地建了两层砖楼,有4间房。
那时的人不在乎公路上的嘈杂与扬起的灰尘,房子总建在路边,可能只是单纯地想离公路上偶尔行驶的汽车更近一些——当时,汽车是小县城的人所能见到的最具现代化的物件了。
父亲对老何竖起了大拇指:“几年不见,真了不起!”这句话既表达了佩服,又隐含了降低房租的期待。
老何却只顾自夸:“两层楼算什么?这只是开始,等生意做大了,我修六层楼。”
父亲饶有兴致地听老何吹嘘了半天,以为房租优惠有望,谁知末了,老何拉住父亲的手,笑着说房租的事得和他老婆去谈,他管不着。最终房租还算是优惠了,每月60元——父亲当时的月薪是140多。
就这样,我和父亲住进了老何家二楼的一个40平米的单间。上楼要经过一段没有护栏、没有电灯的楼梯,悬空的楼梯下面是一条淌着污水、散发阵阵恶臭的排水沟。走这段路没人会开心,除了我。因为父亲发明了一个属于我俩的游戏——每当要爬楼梯了,他就问我“准备好了吗?”我说“准备好了”,于是我俩深吸一口气,开始憋气爬楼梯,谁先吐气谁就输了。父亲总在到达家门口时弯腰摸胸,难受地说:“哎,受不了了,你赢了!”
那时我放学到家,父亲常常还没有下班。我没钥匙,就站在二楼的阳台上数路上的汽车。之前我生活在乡下,哪见过这么多车?等我数到天色转暗,父亲就回来了。
一个寒冷的冬夜,到了晚上9点父亲还未回,我进不了屋,就坐在地上,背靠房门等。楼道里寒风袭来,我缩成一团,瑟瑟发抖。老何的两个女儿让我去她们家,我摇头说我要等爸爸。
她们强行将我拽走,到了晚上10点,她们让我一起睡。我突然想母亲了,我快一年没见她了,于是哭了起来。何家大姐姐诚实而冷酷地说:“你妈在另一个县的大山里,离这里有2天车程呢。”我又哭着要父亲,何家小姐姐说:“你爸爸在加班。”
看我悲伤不已,她们提议分别扮演我的父母,我才停止了哭泣。
一年后,印刷厂的家属楼终于空出了一间房,我和父亲可以搬进厂里住了。印刷厂位于县郊,工厂前门通向县城,后门外是一片能听见蝉鸣蛙叫的农田,再远处是连绵不绝的山。
新家在一栋六层砖楼,一楼,面积不到20平米,采光、通风都是全楼最差的。屋子里只有一个小房间和一个地窖般的厨房,家具只有两架床、两个衣柜和若干个桌椅板凳。
我想,之前这些家具摆在老何家40平米的单间里已显得拥挤,这小房间怎么放得下?显然,我低估了父亲,只见他不紧不慢地搬家具,经过一系列折叠拼凑、排列组合,所有家具都顺利地进了屋。我相信,就是再来一架飞机,父亲也能拆了它塞进房间。
父亲还在屋内留出了一条弯弯曲曲、异常狭窄的过道。要想安全通过,得使身体在两处地方呈“S”状。早上,我睡眼朦胧地走过过道,脑袋撞到箱子或柜子伸出的一角,发出“砰”的一声。我愤怒地要求将撞人的家具换个位置,父亲摇头说不行,牵一发而动全身,这已是最优组合了。
我大失所望,觉得印刷厂的公房还不如老何的房子住得舒服。父亲拉我走到窗边,指着窗外说,前面的车间外边有个废品池,里面丢的都是残次的印刷品,有故事书、儿童连环画,谁都可以捡。
我仔细一看,果然有个红砖堆砌的池子,顿时来了兴趣。
父亲又说:“你说如果有连环画,这栋楼里的小孩,谁离那个池子最近?”
“当然是我!我要去捡。”
几天后,我果然在池子里捡到了故事书,但并没有小朋友和我抢。我兴奋地跑回家看了几页,发现有几页缺了,还有几页字迹模糊。
父亲指自己的脑袋说:“你看,我们看故事书是为了激发想象。这些空白处,你正好可以发挥想象,你想让主人公怎样,他就怎样,这多好。”
2
和以前的国企一样,印刷厂也是“企业办社会”的理念,厂内有食堂、职工诊所、家属住宅楼、幼儿园等各种配套设施。
我家的房子原本有两间房,但其中一间被隔壁占了做幼儿园,10多个工人的小孩就读于此。我希望自家再多一间房,于是对幼儿园充满敌意,期盼它早日垮掉。
每天,我在家能听到隔壁的声音,刘老师教小朋友们朗朗上口的儿歌,讲情节曲折的格林童话,还带孩子们玩老鹰抓小鸡的游戏。我对此惊奇不已——之前我在山里读过幼儿园,那里的老师从不讲这些,他们的工作标准只是确保小朋友们活下去。每次父母来接我放学,见我四肢还在,就谢天谢地。
我家所处的地理位置的确特殊。门外过道拐弯是杜阿姨的卤肉摊,她老公是本厂的工人,她无业,就摆摊补贴家用。吃饭时,过道的风把卤猪头肉的香味带进我的鼻孔,我嘴里嚼的白菜萝卜都显得寡淡无味了。
我端碗走出去,坐在卤肉摊旁的石凳上,一边刨饭,一边假装对卤肉摊视而不见。等杜阿姨不忙了,她就将卖剩的一小块边角肉夹给我。每次我都一脸惊讶,连连推辞,但杜阿姨说卖不完也要扔,我只好勉为其难地递碗接肉,再若无其事地回家,接着关门狼吞虎咽。
我家门外的过道是楼上住户出入的必经之地。为了透气,我家大门总敞开着,可能是出于好奇,路人常不自觉地向我家瞥一眼。有些不懂事的小孩甚至会驻足观看,仿佛我家是个动物园,我和父亲是两个灵长类动物。这时,父亲就走过去,“啪”的一声关门。但不到一刻钟,他又去把门打开。他想通了,与其在沉闷的屋内受罪,还不如做一只享受新鲜空气的灵长类动物。
我期盼母亲能早日来县城团聚,父亲也一直在想办法,但困难重重。等了4年,我读四年级时,母亲才调到县城来。冬天,我们一家三口在小屋里烤火取暖,门外的寒风吹进来,父亲就起身将门关上。但关了门,屋里煤味浓,惹人咳嗽,父亲又去开门。就这样反复地开门关门,父亲忙得像个陀螺。
我忍不住抱怨房子小,母亲望着炉里燃烧的炭圆,笑着说越小的房子越暖和。父亲也想换更大的房子,他找过厂领导,但领导说得再等等,僧多粥少,很多职工都等着换房。
父亲脸皮薄,他找了领导两三次,就不好意思再去了。
我在工厂子弟中颇受欢迎,也要归功于我家常打开的大门。
有时我正在吃饭,有小孩来找我,又怕我爸训斥不敢喊,就假装路人来回经过门口,吹个口哨或跺个脚。听到信号,我匆匆刨几筷子饭便丢下碗冲出屋去,身后传来父亲的责备,我也顾不得了。我就像24小时便利店那样一直处于“营业”状态,大家叫我“随叫随到男孩”。
找我玩的多是男孩,邻居李丽是其中唯一的女孩。她和我同龄,住五楼,每天都要含着雪糕或棒棒糖经过我家门口。她常停住脚步,倚在我家的门框上看电视,我就说:“你家彩电不看,我家黑白电视有什么好看的?”
李丽偶尔会问我她胖吗?因为胖,她常被一些男孩笑话。可能是我看多了习惯了,只觉得她是微胖,而且她皮肤白净,有一双大眼睛,如果瘦下来会挺漂亮。有时我安慰她,说胖一点的女生更漂亮。“我妈就胖,我爱我妈。”我说这话是发自内心的,但她听完,会狠狠地瞪着我:“你是在说我胖?”
“一点都不胖。”我盯着她手里捏着的一块钱人民币,知道只要这样回答,她就会请我吃雪糕。父母很少给我零花钱,李丽每次来找我,只要脸上挂着微笑,我就知道她有钱。
五年级暑假的一天傍晚,我正看电视,门外有人叫我,回头一看,是李丽。她把我叫出去,从包里掏出10块钱,我大吃一惊,不知她从哪儿搞来这样一笔巨款。李丽示意我不要声张,让我和她一起去吃麻辣串。
我猜她之前一定先找过厂里最帅的唐羽,又找过厂长的儿子余勇,被拒绝后才来找我的。我当然毫不迟疑地答应同她去,又建议去玩玩电子游戏。
我拉着她的手在游戏厅里窜来窜去,兴奋地给她介绍每台游戏机的玩法和我的作战记录。其他人好奇地看着我们,因为游戏厅很少会有女孩子出现。李丽买了好多游戏币,把我的裤兜塞得满满的。我全神贯注玩完一局,抬头发现她不在。当我惊慌失措,准备去找她时,她含着一根雪糕,面带微笑地出现了,接着又把另一根雪糕塞进我嘴里。
那是个美妙的夜晚,我多希望钱不会用完,游戏厅永不打烊。因为在20多小时后,我将在家里听到楼上的李丽发出凄厉的哭声。她被父母暴打,我心惊胆战,生怕她父母找来我家。听母亲说,李丽偷了家里的10块钱被发现了。她妈问她钱花在哪里了,和谁一起花的,李丽怎么也不肯说,于是挨了打。她像一个英勇的革命战士,保护了我这个“地下党员”。
3
印刷厂的小房子承载了我童年的记忆,其中很多记忆都跟厕所有关。
我家的厕所很奇特,它不在屋内,而是在过道上。厕所门与我家大门之间相隔不到1米,且朝同一个方向。从外观上看,仿佛我家和它正好组成了一男一女两间厕所。
因为位置特殊,过路的人都可以使用我家的厕所。但不是每个借用的人都会记得便后要冲水,也不是每个人都记得要从内侧锁门。有时我急匆匆地去厕所,拉开门发现里面蹲了一个人。如果是个大叔,他会冲我尴尬一笑,说不好意思,马上就完;如果是个阿姨,她就像受惊的猫头鹰一样瞪着眼睛,惊慌失措。我镇定地一手遮眼,一手关门,然后进屋告诉父母,厕所里有阿姨。
父亲义愤填膺:“真是岂有此理,我去看一下什么情况!”
母亲吼道:“你敢!”
有天晚上11点,我们正在睡觉,听到外面有人不停地撞厕所门,感觉快要撞破了。母亲很生气,穿上衣服出去,发现是楼上的一个邻居喝醉了。母亲大声呵斥他:“搞啥子?不要撞!”
“老子要上厕所!”那个醉汉也很生气,说着就朝母亲扑了过来。母亲抓起旁边的晾衣杆抵住他,又操起铁衣架猛敲他的头。
男人的惨叫声引来了两个邻居劝架,我和父亲松了口气,幸好有人来,不然以母亲的性格,那人狗头不保。邻居告诉醉汉,这女人惹不得,惹毛了她要拿刀砍人,醉汉这才骂骂咧咧地走开。
第二天,醉汉来我家道歉,母亲铁青着脸告诉他:“我家厕所是很小、很破,人人可以用,但谁要破坏它,我和他拼命!”
这间厕所给我家带来了不少麻烦,当然也影响到了我。小孩之间吵架最擅长说对方的痛处,一次我和厂领导的儿子吵了起来,他说我家住在厕所里,臭气熏天。这不是第一次有人这样骂我了,我没当回事。但这个男孩颇有人缘,他找来几个女生助阵,其中就有李丽。李丽是被强拉来的,她低着头,不安地躲避着我的目光。
在众人的唾沫中,我垂头丧气地回家,扑进母亲的怀里哭了:“他们说我家是厕所!”
母亲用手擦掉我的眼泪,后来她说,就是在那一天,她下定决心要买房。
为了买房,母亲去县城里转了一圈,便失望而归。当时县城里没有商品房,有私人修的独栋房,但手续不全,她不敢买。
到了1994年,印刷厂的家属区拆了几间平房,空出了一块地。厂里开大会,说以后再也没有福利房分了,要想住好房,只有集资建房这一条路。他们打算让职工自愿集资,在空地上盖一栋高6层、共18户的楼房。
现在看来,这个集资房充满了瑕疵:它没有产权,到今天都没有办到证;它设计不合理,几乎是挨着两旁的大楼拔地而起,采光和通风欠佳;阳台过大,占用了过多面积……不过,我父母认为这房子比我们住的小房好多了,至少它的厕所在屋内,外人上不了。
这栋房子分3个价,三到五楼价格最高,二楼和六楼便宜一点,一楼最低也要1万8。鉴于大家普遍没钱,厂里说可以在交房前的2年内,分3次付清房款。
当时我家的存款只有2千元,又没有银行按揭贷款。父母每月工资加一起只有200多,除去必要的生活开支,一年最多能存1千多元,想买房,要存10多年才够。最后,父亲只好找遍乡下的所有亲戚借了5千元,加上存款,一共凑了7千交首付,定下了二楼最小的一套户型。
多年以后,母亲说父亲是中国的“第一代房奴”。
4
从父母决定买房的那一刻起,我家便开启了精打细算的模式。该怎样形容一个本就很节约的家庭,因欠了一笔巨债而更加节约了呢?我想到父亲那件穿了10多年都舍不得丢掉的中山装,又想起母亲10年都没有再吃过她最爱的路边摊卖的酸辣粉。
大概有5年的时间,父亲规定家里3天才能吃一次肉。我反对,父亲说报纸上写少吃肉能保持身体健康,预防高血压。那张报纸我看过,是一个美国人说的,于是我深信不疑,抓起晾衣杆跑向厨房,欲将挂在墙上的腊肉挑走扔了。父亲在后面大声阻止,说我们可以吃肉。我回过头问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们全家是低血压。”
吃饭时,若一盘菜里有肉丝,父母总先让我吃够。我丢下筷子,他们才会动那盘菜,但往往里面已经没有肉了,只剩下油水和几根残留的菜叶。这时,父亲就将整盘油水倒进母亲的碗里,给她拌饭吃。
父亲进印刷厂时已经42岁了。他文化不高,又无特长,在厂里几乎没有前途可言。他也不强求,只想当个合格的普通工人。有时工厂里来了订单,时间紧,任务重,需要连续几个通宵加班。国企的正式工吃大锅饭,每月的工资是大头,没人愿意为了那点加班费去折磨自己的身体。但父亲要还房债,他主动带班,领着10多个临时工通宵加班完成任务。那些临时工多是进城的农民,之前在乡下挑粪种田,不嫌加班费低。
有时我会陪父亲加班,在那里一待就是几个小时。我把车间里压纸板、订纸箱的车床当成变形金刚,在上边爬上跳下。玩腻了,又如美猴王一般开始巡花果山——仓库里那一大片堆积如山的纸箱。
父亲虽依稀有了些白发,但精力旺盛,动作敏捷,体力、精神丝毫不输年轻人。由于连续通宵加班,经常有工人打瞌睡,但机器是不打瞌睡的,有的工人迷迷糊糊地将纸板送入机器,自己的手指也鬼使神差地跟了进去。在工厂里,手指被切断的事故时有发生,有的甚至危及手臂。
到了半夜,父亲依然专注地将纸板一件一件送入机器。他的后脑勺像长了眼睛一样,头也不转,直接吼道:“小王!不要睡觉!”
为了盖过嘈杂的机器声,他的吼声如狮吼一般。小王猛地一惊,睁开朦胧的双眼。他额头上的汗冒了出来,用既后怕又感激的眼神望着我父亲。
几年下来,父亲熬夜加了不少班,10根指头还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这主要归功于他在工作时始终坚定信念:手指千万不能断,断了就不能摸麻将了。
闲暇时,父亲靠在家里的椅子上,抿一口最爱的糖开水,怡然自得地望着墙上贴着的各种奖状:“先进工作者李远禄同志”、“1994年度社会主义建设先进生产者”……这些都是他透支身体换来的,在不知不觉中,也埋下了严重的健康隐患。
1995年8月,我家终于搬进了新房。不久之后,父亲得了严重的心脏病,市医院的医生说是长期劳累所致,建议他去省城看病。于是,父母借钱去成都的华西医院看病,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
白天我在学校上课,去亲戚家吃饭,晚上回家睡觉。新房有宽敞的客厅,我再不用担心头被撞了。我也有了自己的卧室,但没有父母的新房显得空荡荡的。晚上我难以入眠,担心从未去过大城市的父母会在成都迷路。他们那么节约,肯定舍不得打车,用满口土话问路,成都人能听懂吗?父亲的病能治好吗?
我不禁怀念起小房里的日子,一家三口围在火炉旁,母亲说越小的房子越暖和。看来,母亲是对的,当初若是不买房,父亲就不会那么累,就不会生病了。
一个月后,我放学时回到我家楼下,抬头看到二楼窗户打开了,有烟冒出来,那是烧炭圆做饭的信号。家里有人了,我激动地喊了一声“妈”,我妈答应了,我的泪水就流了下来。我冲上二楼,冲向那个新房子,那一刻我明白了,父母在的地方才是家。
5
1995年,全市迎来国企下岗潮。印刷厂的效益急转直下,工人的收入随之降低。父亲的心脏病稳住了,但需要长期吃药,也不能干重活,于是厂里劝他办理病退,这意味着以后他只能拿到极少的生活费。
父亲晚上睡不着,他喃喃自语,说儿子刚考上重点中学,自己就不上班了,这怎么行?第二天他就带着承诺书去找厂领导,那上面写着他是自己坚持带病上班的,如果出了问题,不关单位的事。父亲说他任何工作都可以做,厂领导研究后,把他调到了较轻松的岗位,在厂门口当门卫。
现在想来,厂领导能善待我家,是因为父母的口碑和好人缘。
父亲干工作尽职尽责,任劳任怨,每年都被评先进。母亲性格开朗,与邻为善,能织各种流行花样的漂亮毛衣。厂里的阿姨们常买一口袋毛线交给她,一两周后,母亲就将这些毛线变成一件件漂亮的毛衣,阿姨们要给工钱,母亲总推辞不要。
父亲成了门卫后,家里的日子还是一样过。平常要靠药物维持,病犯了就去住院,一年有一两次。病情刚有好转,他就跳下床,在病房外的过道上慢跑几步,原地跳跳,笑着对母亲说:“你看,我好了,快回家去!”
父亲说医院住起来不舒服,还是睡家里踏实。我们知道,他是担心多花钱。回家休息没几天,父亲又吵着要去上班,他跟母亲开玩笑:“我要早点去挣钱,给儿子存钱将来读大学。”
那几年,真不知道是怎样度过的,家里不但要还房债,父亲还要吃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在银行存了一个子女教育的定期储蓄,在我考上大学时才能取。
他们坚信,几年后我一定会考上一所好大学。即使后来我没考上重点高中,几乎放弃未来时,父母还是对此深信不疑。
搬进新房7年后,我考上了成都的一所大学,离开了家。父亲在厂里碰到熟人,跟别人聊天都会说:“我儿子读的本科专业好,将来能找个好工作。”
次数多了,弄得别人都厌烦了。我说父亲虚荣,搞得好像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好工作,我就对不起整个印刷厂似的。
此后,我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就是寒暑假都要先在学校里多玩几天电脑游戏再回家。家里的日子比从前好过了,炒菜时放的肉丝也足够多,但母亲依然喜欢用油水拌饭吃,说这么多油不能浪费。
读了大学的我像是懂了很多知识,觉得母亲思想落后。一次吃饭,母亲端起盘子,欲将盘里剩下的油水倒进碗里。我猛地放下碗筷,朝她吼道:“我说过多少次了!菜盘里的油不能泡饭,这样容易得高血脂。”
母亲端盘子的手僵在空中,随后缓缓放下盘子,眼里有些歉意,低声说“以后不了,不了”,眼里有些湿润。
每到冬天,父亲犯心脏病的次数就会增多,去了医院,还是急着要回去。母亲在电话里说:“你爸每次病好了都会说,等儿子把大学读完,将来找个好工作,挣了钱给他一些打麻将。”
我读大三的那年冬天,父亲从医院回到家,躺在床上,再也没有醒来。他再没有机会开玩笑了。大学毕业后,我问母亲,父亲常说我大学毕业后找个好工作,在他眼中什么是好工作?母亲说:“你爸一辈子最崇拜的是他当公务员的表哥。”
后来,我考了公务员。工作后,回老家的次数就更少了。再后来,母亲和继父也离开了印刷厂的那个房子,搬到了我工作的县城。
老房子被租了出去,每年的几千元租金解了我的燃眉之急。那时我想存钱在工作的县城买房,父亲留下的老房子,似乎在履行他未尽的遗愿。
2019年,我回了一次老家的印刷厂。厂外的农田已变成了一个个最新的高档商品房小区。破旧的厂子就像一座被人遗忘的孤岛,与四周的环境格格不入。
儿时的伙伴说,有好几个开发商看中了印刷厂的这块地,但厂区和家属区连片,改造面积大,涉及人口多,职工诉求复杂,几次拆迁补偿谈判都没谈拢。
我走到我家楼下,望着二楼那被租户封了窗户的阳台,默默不语。之后,我又去了父亲刚搬进印刷厂时住的那套单间——房子的外墙更烂了,走廊的厕所依旧是外人可以随便上。
朋友说,这房里住的是一对年轻夫妇,有个儿子,他们刚从乡镇搬来。朋友突然想过去上个厕所,我拦住他,认真地说:“那是别人家的厕所,不要去。”
(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