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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教学成绩不错，2004年秋，我被学校提升为高三班主任。这也是我第一次当班主任。此前，我曾和大校长说，高三是决定孩子们一生命运的时刻，还是换一个更有经验的老师比较好。大校长却说，能对学生负责的就是好班主任，鼓励我放下包袱。即便如此，我还是唯恐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
2005年4月末的一天，当我清晨6点20分准时到达班级时，学校的德育干事忽然通知所有班主任老师开紧急会议，“任何人不得缺席”。
什么事这样着急，不能等吃完早饭再开？我虽然疑惑，也不敢怠慢，赶紧和班长交代几句，就急匆匆赶了过去。路上，遇见其他班主任，都是一副不情愿的神态：“啥事这么着急，今天又吃不上早饭了，我第一节就有课。”“领导开完会可以去吃饭，可是咱们哪有时间去吃？”……
我校的德育工作会议非常随机，有时即使是上课时间，如果分管德育的校长要开会，班主任们也要停课去参加，否则德育校长就会在大会上点名批评。班主任们对这种会强烈反感，但没人敢提意见。
这天也一样，大家心怀不满，但也在规定时间内全部到齐。
德育校长坐在主席台上，环顾了一圈：“事发突然，今天早晨召开一个紧急会议，班主任老师要把我说的话记在手册上，不折不扣地执行！”
接着，他通报了我校发生的一件大事：高二某班的一名女生和另一班的男生处对象被班主任发现。女生成绩不错，在班主任屡次劝说后，她表面上答应和男生分手，可背地里不仅没断了关系，而且还越了“雷池”——怀孕了。
女生觉得羞愧难当，想要跳楼，幸亏家长及时发现，马上带着孩子去医院做人流手术。在手术台上，女生哭得死去活来，气急败坏的家长要求男生家长负责手术费用以及相应的术后营养。男生家长则认为两个孩子发生关系是你情我愿，没有谁强迫谁，不愿意承担这笔费用。于是，女生家长到学校找班主任，认为是她没有教育和督促到位，导致孩子发生这样的错误，并扬言要学校负责这件事。
班主任耐心告诉家长，她对那个女生曾经劝说过好几次，女生也答应了说要好好学习。家长蛮横不讲理，不相信班主任的说法，班主任提出去家里当场和孩子对质，家长又不同意，还威胁班主任说这事没完，以后走着瞧。
那个班主任觉得实在憋屈，就把这件事报告了学校德育主任。德育主任知道后给这名家长打电话，家长却和之前判若两人，称一切都是孩子和家长的错，和学校无关，并承诺改日当面向孩子的班主任认错。
之后，主任把这件事向德育校长做了汇报，才知道女生的家长咨询了我校老师，被告知，如果把事闹大，不仅孩子没脸在学校读书，而且存在被学校开除的风险。所以，家长为了孩子不被开除，选择了“和解”。
但这件事还是没瞒住——那名男生炫耀地将这件事给同学说了，学生们在小范围内就传开了。为了不让这个消息继续蔓延，德育校长勒令那名男生回家反省。同时，紧急召集全体班主任会议。
“简直是奇耻大辱，我们这样一个示范性学校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德育校长怒不可遏，“如果再有学生传播此类消息，一经查实回家反省！”
他要求，每个班都要利用今天晚上两节课时间召开班会，重申学校规定，坚决禁止男女生处对象：“发现一对儿往家撵一对儿，要发情让他们回家发情去！”
刚开始，我们还没有反应过来，等到听清楚德育校长说的那句话，会场一下子便死一般沉寂，所有人都震惊得说不出一句话。
台上，德育校长已经完全失态，丝毫没有觉得不妥，继续往下讲。我们这些班主任都愣在那里，忘了记录。德育校长也有一个女儿，在读大三。无法想象，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是否想到了自己的孩子。
为杜绝此类事件，德育校长制定了新的校规：男女生在走廊交流不得超过一分钟；在食堂就餐时男女生分坐，如发现男女生混坐就扣分，回家反省。
好一会儿，我们才缓过神来，继而疑惑不已：一分钟，这是不是矫枉过正？在学校，男女生正常交往还是要有的。德育干事怎么判断是不是一分钟，还能拿着表数时间？
当然，这只是老师们小小的牢骚。德育校长紧接着说：“所有班主任老师课间都要下到班级，死看死守。工作不得力的老师，来年就别当班主任了！”
整个会议，德育校长都只是强调禁止学生处对象，丝毫没提“人流”给女生身心带来的巨大伤害。所有老师都明白，他之所以发这么大的牢骚，是因为他对大校长的位置觊觎已久。我们的大校长即将退休，而正当年的德育校长论资历排在所有校长里的第二位，仅次于大校长。据说他在教育局里已经做好了“工作”，只要德育工作不出意外，他就能顺利“晋级”。
2
会议结束时正好是第一节课课间。回到办公室，我还没等坐好，教数学的周老师就过来告诉我，说我班上的李超在数学课上总是低头。她以为李超在看课外书，走到跟前，却没发现什么。然而，等她走上讲台，李超的头就又低了下去，“感觉不错的一个学生，怎么会这样？”
我劝周老师别生气，下课我去找李超谈。稍微平静心情后，周老师小声告诉了我一个秘密——李超有女朋友，就在隔壁班。有一次，她在校外看到两个人手拉手逛街，看到老师之后，李超赶紧松开手，说女孩是他表妹。周老师一看两人的关系就不一般，这也是她今天生气的原因之一。
李超长相帅气，是女生喜欢的类型，成绩在全班排名10名左右，不出意外稳稳走一所重点本科。他平时表现不错，每次都积极回答问题，劳动课上干活也很卖力，所以我让李超做了我的课代表，对他寄予厚望。
下午第一节课是体育课，我去了教室，检查了李超的书桌。果然，书桌里有一本用书皮包上的小说，只看书皮根本发现不了。翻开一看，是一本校园小说，印刷挺精美，但是内容非常低俗，有很多大尺度的描写。
我浑身的血液都涌上头顶，一下子就想到了今早开会时高二女生的“人流事件”，李超有女朋友，还看这样的读物……我越想越害怕——这样下去，他还能考上理想的大学吗？我更担心的是，已经高三的他们如果做了出格的事，会遗憾终生。
体育课后，我在班级门口堵住李超。带他来到办公室，我一句话也没说，只是把书包往他面前一放，李超的脸霎时涨红，不说话也不看我。
“女朋友处多长时间了？”我的语气不容置疑。
李超怯怯地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那一刻，年轻气盛的我没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我真失望，就这样能有什么出息？你干脆别念了，回家结婚算了。”
然而接下来，李超的举动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他可怜兮兮地看着我，直直地给我跪下了：“老师，我错了，你打我骂我吧，我只是一时好奇，求您别告诉家长，我以后再不看了。”
我赶紧让李超站起来说话，了解了这事的前因后果。
4岁的时候，李超的亲生母亲就因病去世，7岁时，继母来到他家。继母只关心自己带来的孩子，对李超不闻不问，他爸爸常年在外打工，对他也少有关心，所以他从小就学会了如何讨好继母。
高三上学期，为缓解巨大的学习压力，李超和一个女生恋爱了。周末逛书摊，摊主向他推荐了一本校园小说，他翻开一看，里面有很多情色内容，脸色霎时通红，想走开，脚却不听使唤。摊主见状，便极力游说李超，并说可以打折卖给他。回家后，看着那本描写露骨的小说，李超脸红心跳，明知看这样的小说不应该，可是，又拒绝不了书中内容的诱惑。看完了一本，又买了第二本、第三本。晚上看不完，就把小说包上书皮带到了学校……
听完李超的讲述，我又气又怜。我实在害怕“人流事件”在自己班学生身上发生：“你俩处对象到什么程度了？”
“绝对没越界，老师，我发誓。我们平时只是拉拉手，她学习很好，不允许耽误太多时间。”李超说。
听李超这样说，我放下心来，把那本小说从书包里掏出来，往李超面前一放：“一个大男生都没有女生做得好，人家都知道啥是最主要的，再看看你，整天沉迷于色情小说里，你说你这点出息……”
李超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接着看吧。”我把小说递给李超，故意这么说。
“老师，我再不看了。”接过书，李超红着脸，用力地握住那本小说，几下就撕碎了，然后丢进了垃圾桶。
李超的行为让我消气不少：“以后怎么做，还能不能去买了？”
“再不买了，把精力用到学习上，不辜负老师的期望。”李超回答。
马上就要高考，一切以稳为主，我说：“今天的表现说明你是一个有担当的男孩子，你要以你女朋友为榜样，最后阶段来个冲刺。老师相信你。”
李超一下子立正，站好：“老师放心，你就看我行动吧。”说完，又给我鞠了一躬。
我们这里的学校，从小学开始直至高中毕业，学校里都不开设与“性”有关的课程，包括生理卫生课都不上。看着李超的背影，我觉得自己应该为即将毕业的他们做点什么。
第八节课上课前，我在走廊看到班级门口三三两两聚集了不少学生在窃窃私语，看到我来了，赶紧作鸟兽散。进到班级，也有学生在一起议论什么，我只恍惚听到一句“提前体验生活”。看来，高二的“人流事件”还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到了我们班。
我一下就想到了李超看的小说——再有一个多月就要高考，同学们就要各奔前程，步入成年。之后，很有可能会发生和“性”有关的事情，怎样保护自己，就成了当务之急。
我觉得很有必要和学生们讲讲这个问题。有些事想“捂”是捂不住的，与其藏着掖着去“堵”，不如去“疏导”。由此，我坚定了今晚班会的主题。
3
上课前，我提前进入班级，在黑板上写下了“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下面写上了“XX班主题班会”，并要求同学们把桌面收拾干净。
这个题目很显然引起了学生们的极大兴趣，他们不知道今晚的班会主题是什么意思，各个翘首以待。
上课铃声响起，我首先让班长走上讲台，递给他一篇文章让他读，文章的题目就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说的是一对美国夫妇的故事。丈夫深爱着妻子，妻子也深爱着丈夫。丈夫爱妻子的方式有些特别，每次妻子临行前，丈夫都要在妻子的包里放上一枚安全套。妻子不解，丈夫说：“和生命相比，一切都不重要。无论何时，都要保护好自己。”不言而喻，那位丈夫是怕妻子万一遭遇歹徒强暴而采取的爱心措施。
读的过程中，班长不时看看我，又看看台下，涨红着脸，不知所措。看得出，班长是强迫自己把文章读完的。再看看台下，同学们都把头埋得很深，有男生小声说：“班长真猛……”
看着台下，我清了清嗓子：“还有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你们就要进行高考。之后，大家就要步入大学生活。在大学里，你们不可避免要交男女朋友，这个时候，不论是男生还是女生都要懂得最起码的防护常识，尤其对女孩子来讲更为重要。”
接着，我把高二年级那个女生的“人流事件”简单说了一下，特意强调了“人流”给身体带来的伤害。之后，我给大家留了一道作业：健康是第一位的，怎样才能避免类似事件给身体带来的伤害？
我决定采取不记名的方式让学生们写在纸上。那一刻，班级异常肃静，同学们一改往日互相讨论的习惯，拿出一张纸，都若有所思，有的甚至在写的时候还用手遮挡起来以防同桌看到。
答案收上来了，大多数同学写的是作为女生要洁身自好，毕竟我们还是学生。还有的同学写道：“普及性知识，让性不再羞羞答答，也许这种事情就会减少许多。”从这些答案中我感觉到同学们的成熟，没有任何一个同学对高二女生表现出嘲讽，而是积极认真地寻找对策。
然而，我看到的一个答案却让我很震撼：“这么多年的寒窗苦读让我们了解了外面的大千世界，唯独对自己的身体不了解。所以，我觉得我没有发言权。这一课不知谁能给我们补。”
看来，在课堂上同学们都受着同样的教育，然而对自身关注的程度却有着很大的区别。
抬起头，我环视了一下在座的同学，用尽量平缓的语气说道：“这次班会我们重点不谈论这名女生的对与错，我想给大家讲讲我们自己——怎样自己保护自己。”说到这，几乎所有同学都抬起了头，注视着我。
“如果我问大家花儿为什么会开花，果树为什么会结果，你们不会觉得不好意思。但是，如果我问你们是否知道自己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怎么在性方面保护自己，也许就会有人觉得难为情。”
我看到，说完这些，有的同学，尤其女生还是禁不住低下头。
我接着说：“很多人，包括之前的我都对这类问题不知如何回答。其实，世间的万事万物都蕴含着科学，蕴含着性。没有性，这个世界就是一片寂然。没有阴柔就不会有阳刚，性实际上就是一种美。”听到这，有的男生笑了。
“不过，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性在带给我们快乐的同时，也会带来痛苦，比如就导致那位女生做人流。因此，我们每个人都要正视性，慎重地对待性，尤其是，再有几个月我们就要步入新的生活，有的同学会结交异性朋友，就更需要了解什么是安全的性……”
说到这，有个男生调皮地在下面小声说：“戴套。”
“说得不错。”我用赞赏的目光看向这位男生，“安全套是目前较为理想的预防疾病和意外事故的工具，想更好地保护他人和自己，就要学会利用好这个工具。”停了停，我又说：“但是，还有一种方法更安全更有效。”
说完，我看向同学。同学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明所以。
“那就是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在这个阶段少些私心杂念！”我重重地说，“我们只有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学习上，男女生之间交往注意分寸，用知识武装头脑，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春华秋实，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特点和重点，现在，我们青春正当时，应该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学习之中。希望一个月之后，我班的同学都能考入自己理想的大学。”
说完，同学们对我报以热烈的掌声。我感觉自己也完成了一次突破，之前，一说到和“性”有关的话题我也会脸红，感觉难以启齿。
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这次班会的后续直到今天仍让我刻骨铭心。
4
班会之后的第三天，为了保证校园安全，学校德育处突击检查管制刀具。检查时，学生们都站到走廊，德育干事在主任的带领下分组检查学生的书包和书桌。在检查到高二一个班级时，德育干事忽然在一个学生的书包里翻到了几枚安全套。班主任确认那是一名女生——一个女生的书包里竟然有这个东西，让德育干事和主任都羞红了脸，觉得难堪。
事关重大，德育主任马上让班主任通知女生家长来校。在德育主任办公室，当主任把安全套放到家长面前时，家长的脸霎时红到了脖子根，羞愧难当。一个女孩子竟然准备这个，用意不言而喻。家长当时气得就要打孩子，幸被班主任拉住。
家长质问女生安全套是从哪里来的，女生犹豫半天，才说，是我班的张亮送给她的。于是，张亮和女生处对象的事就被学校知道了。
德育主任让我通知张亮家长来学校。浓妆艳抹的张亮母亲，怒气冲冲地来到德育主任办公室。
“马上就要高考，怎么还有心思整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她质问张亮，然后，劈头盖脸地就给儿子一顿骂。张亮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看着放在桌子上的安全套，家长和德育主任都是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张亮的母亲伸手就给儿子一巴掌。
按照常规，张亮应该回家反省。他母亲向主任求情，说高考在即，原谅张亮一次，并说自己和德育校长认识，能不能通融一下。但是张亮的行为给整个学校都带来了不好的影响，主任不为所动。
张亮的母亲有些羞赧，把儿子拉到门外，逼问他买过几次安全套了。半晌，张亮才说，就买过一次，前几天我在开班会时和学生讲了关于安全套的事，让学生们学会保护自己。张亮觉得很神秘，所以，临近毕业，就给低他一届的女朋友买了几只安全套做纪念。女孩怕家长发现，就一直放在书包里。其实，两个孩子之间并没有发生什么事。
听到这里，张亮的母亲立刻找到了突破口，推门返回，转向我：“老师，你怎么能给学生讲那些乱七八糟的内容？马上就要高考了，你给学生多讲几道题不好吗？我就说嘛，我家张亮不会无缘无故买这个东西。”
事情突然反转，我有些发懵。
“我只是教孩子要学会自保，并没有怂恿孩子们做什么，这是我作为老师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如果孩子和家长误会了我的初衷，我很遗憾，我向你说声对不起。”我对家长和德育主任简单说了一下我开班会的初衷和内容。
但是，张亮的母亲不接受我的道歉，揪住那个班会说事，认为儿子的行为和我这个班主任有直接关系，不应该回家反省。主任看她态度蛮横，很是气愤，严厉要求她把孩子领回去。
眼看在主任这里没有回旋余地，张亮的母亲拽起儿子就走，临走还不忘对我说，要我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她出了主任办公室，直接去了德育校长办公室。事后，当时正好在那里的王老师告诉我，张亮的母亲把事情添油加醋，说我教育学生不得当，在班会上说一些不该说的话题。又说德育主任处理问题太教条，本来不怪孩子，偏偏让孩子回家反省。德育校长的脸当时就沉下了，让王老师通知我去他办公室。
推开门，张亮的母亲还在和德育校长说着什么。见我进来，没等我说话，德育校长直接愠怒地问我：“当时我给全体班主任老师开会，我让你们传达的是禁止学生早恋，还是让你教学生怎么发生安全的性行为？”
当着德育校长的面，我又把自己的初衷和李超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期待得到他的理解。
“可是，一个男老师在班会上讲这些东西你觉得合适吗，怎么安全那是他们的事，我们只要不教唆就可以。你不按照学校的要求去做就是和学校背道而驰，你知道不知道？！”看我还要说话，德育校长根本不给我机会，“你第一年做班主任工作就在高三，学校对你委以重任，充分信任你，想不到，最信任的老师却做出了这样的事情！”
“我也没有恶意，学生的做法也让我始料未及。”我真诚地对德育校长说。
听我这么说，德育校长马上变了脸色：“这里是学校，不是医院！我们没有义务给学生讲这些！你是在误导学生你知道吗？给学校和家庭都带来了不好的影响！”
我感觉自己颜面扫地，脸上火辣辣的，看着德育校长，知道自己再说什么都是多余。这时，一直没说话的张亮快步走上前：“校长，不是你们想的那样，不怪我们老师……”不等张亮说完，他母亲就拦住：“你别接话，听校长说！”
“和学校保持一致才是我们需要的老师和班主任，和学校对着干是什么结果难道你不知道？”德育校长话里有话。
我不再言语。接下来，德育校长换了一副语气，对张亮母亲说了很多道歉的话，把我晾在了一边。张亮走到我的跟前，拽着我的衣角，满眼愧疚地看着我。站在那里，我有一种极大的挫败感，不知说什么好。
事情的处理结果是：张亮和那名女生都没有回家反省，德育校长甚至没和我沟通，直接让张亮回班了。当然，张亮也没有转班，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我的身上。
给学校干工作，我没有权利不接收张亮，即便他家长和我不友好；更何况我和张亮的关系处得也还不错。好久之后我才知道，张亮的父亲在当地职权部门任要职，德育校长数次有求于人，所以，才有了那天的场面。
想起那天在德育校长办公室的场景，总有一种“秀才遇到兵”的感觉。
时值毕业前夕，我班一部分同学公然在留言册上写关于安全套的内容。科任老师们看到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班学生挺猛啊，在留言册上竟然写那些东西。”说完，他们意味深长地笑笑，然后走开。
“一个男老师，给学生讲什么安全套，讲什么性，我看是疯了，班里那么多女生，他怎么开的口？他是不是有什么毛病？”一天课间，和我一同毕业来到这所学校的肖锋把我拉到僻静处，告诉我，几乎所有的老师都知道了我给学生讲安全套的事，有的老师甚至在背后这样议论我。
看着肖锋的眼睛，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听完后，肖锋语重心长地说：“兄弟，我知道你是为学生好，也知道你的为人。可是，在班级公然说这样的话题终归不太好，特别是咱们男老师。”
“可是，这还分什么男女老师，只要对学生好，谁都应该说。”我一点底气都没有。
“我只是提醒你一下，你第一年做班主任工作，不要给学校和学生留下什么把柄。”还要再往下说什么，肖锋欲言又止。
“其实，我也感到了我的好心被人误会了，现在，我就是全身是嘴也解释不清了。”我说的是实话。
“好心不一定办好事，以后做到不多嘴就好，学校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其余的啥都不要说不要干——这是自保。”最后，肖锋拍了拍我的肩膀。
不出所料，第二天，组里老师告诉我，教学校长让我去他的办公室。过去的途中，我想着他会问我什么，我又该如何回应。敲开门，教学校长看了我足足有半分钟，才说：“你们班在文科班里很有竞争力，马上就要高考，这个时候是鼓励学生们背水一战的时候，怎么还在班会上公然和学生谈那些隐私话题？如果高考成绩不好，你说的那些话，那个班会，都会成为别人的笑柄。学生肆无忌惮地公然在留言册上画‘避孕套’，甚至买避孕套送人，这成何体统？你知道别人在背后怎么说吗，都传到我的耳朵了。虽然我知道你的为人，但我提醒你，不要因为这件事毁掉你的名声。”
教学校长声音不高，却字字敲在我的心上。我张开嘴，刚要解释一下，教学校长一摆手：“不要再解释什么了，我就看你班的成绩。学生怀孕是小事，这么多年咱们学校也没有几个这样的败类学生，倒是你，如果班级高考成绩不理想，会大大影响你的前途。”
听到这里，我忽然感到一种深深的悲哀，既为那个做“人流”的女生，更为校长的无知和自私。我惊讶于校长们对学生怀孕事件的轻蔑态度，也绝对没有想到对学生的一次教育会惊动这么多领导。我真的错了？可是，对学生进行青春期安全教育不是学校和老师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吗？
教学校长的眼里，成绩就是王道；而在德育校长那里，人情永远高于纪律，高于道理。那个班会，我真的是自以为是，开过分了？我一度这样问自己，也怀疑自己是不是“带偏”了学生。
我决意找大校长聊聊。然而，就在那天，张亮来办公室找到我：“老师，对不起，我知道你没有任何恶意，我也只是一时好奇买了那个。那天，我妈做得过分了，我给你赔礼道歉。”说完，给我深深鞠了一躬。想到马上就要高考，孩子是无辜的，如果我纠缠不休，势必影响张亮学习，我长出一口气，作罢。
学生们好像听到了一些什么，课间休息，李超走到讲台前安慰我：“老师，你别管那些风言风语，我们知道你是为我们好。倒是那些道貌岸然的人，把正常的事情歪曲成不正常了。”
听到这里，我稍感安慰。
几天之后，传来消息，为了严肃校风校纪，学校开除了高二“人流事件”的两个学生。
5
6月1日，高三退校，学生回家调整高考状态。离校前，学校召开欢送大会，给即将踏进考场的高三学子加油。会议有一个环节是每个班级都要给学校领导献花。当我班的班长怀抱鲜花走上主席台时，我看到他向我所在的方向笑了笑，然后把鲜花献给了德育校长。
结果，大会刚结束，我再次被德育校长叫到了办公室——原来，学生在花心里藏了很多彩色包装的安全套，还有一封信：“不要难为我们老师，这是最基本的人性，希望少一些‘人流事件’的发生。”落款上还标上了我们班。
“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学生？这都是什么素质，还教育上我来了？真是有什么样的老师就有什么样的学生！有你这样的班主任，学生的高考成绩可想而知！”德育校长气急败坏，把所有的怨气都撒到了我身上。
学生这么做，貌似在给我“出气”，事实恰恰相反。
如果是因为我工作没做好而批评我，我可以接受。可是现在，已经上升到人身攻击了。那一刻，我终于忍无可忍：“校长，我想问一下，在你眼里我是什么样的老师？我对学生进行青春期安全教育究竟错在哪里了？学校安全工作难道不包括青春期安全？难道你不希望你的孩子掌握一些安全知识？我只是提倡一种理念，也没有怂恿学生都拿着安全套去做爱，我怎么就错了？学生也是看到老师受委屈心理不平衡才以这种方式支持老师。那个班会不仅不会影响高考成绩，反而会对学生的成长有促进作用。”
说到这，我停了一下，他没想到我会反击他，愣愣地站在那。这多年来，他始终以说话不留情面著称，很有社会痞子的作风，无论年龄大小，只要他看不顺眼就会说几句。而老师们都因为怕得罪他，不敢还嘴。
不待他说话，我紧接着说：“如果让班主任都成为你的木偶，没有自己灵活的处理方式，这个班主任我宁愿不干！”
说完，我推门就走，不想再听他的教训。那一刻，我已经做好不再继续做班主任工作的准备。
据说，之后德育校长大发雷霆，在领导班子会议上对我提出了批评，并扬言永远不让我做班主任工作。
听到这个消息的肖锋赶紧约我出来。看着我，他不无担心：“兄弟，人间正道是沧桑。有时，明知是对的也不能做啊。况且，怎么能和领导顶嘴，以后还能有你的好果子吃吗？”
可是，让我委曲求全我也做不来：“如果工作没做好，批评我可以，可是，污蔑我的人格，我接受不了。”
肖锋急了：“生活永远是第一位的，人格才是第二位的。我的意思，如果你想继续做班主任，就给德育校长赔礼道歉，表示表示，否则……”
谢过肖锋，我告诉他：“我过不了自己心里这道关。与其让我低三下四地去求他，不如有尊严地做一名普通老师。”
欣慰的是，那年高考，我班有20名学生进了一本录取分数线，在全校文科班中遥遥领先，并且，二本进线率达到了85%，这样的成绩建校以来并不多见。李超和他的女朋友都考上了重点大学的法律系，张亮考上了一所普通本科。
这样的成绩让我放下了不快，我也对自己这一年的班主任工作有了一个交代，不再纠结那个“班会”了。
后记
2005年暑期开学，如我所料，学校没有再安排我做班主任工作，而我也没有找领导申请。那时，做班主任工作有一定的补助，更重要的是，我刚刚评上一级职称，接下来就要申请高级职称了。高级职称有名额限制，一年就那么几个，在众多老师中要想脱颖而出，“班主任”的加分是必不可少的。我安慰自己，能否评上高级职称，做不做班主任工作都无所谓，只要是一心为学生，就问心无愧。
2006年下半年，大校长退休，接任的并不是德育校长，而是从外校调来一位校长做了新的大校长。新校长全面提倡素质教育，任人唯贤，他不知从哪里听到了我的事，特意找我交流，我和新校长讲了我的那次经历。校长听后对我竖起了大拇指：“对学生有用的，就是我们应该做的。”
新学年开学，新校长力排众议，重新让我做班主任。第二年，学校分来一名心理学专业毕业的大学生，主持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内容涉及青春期安全知识，不时让我客串一下。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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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父亲从山里的伐木厂调到了县城的工厂，母亲依旧要留在山里工作。父亲不愿离开她，但母亲态度坚决，还发了火：“儿子7岁了，如果进不了县城读更好的小学，长大后会像我们一样吃没文化的亏！”
为了成为“有文化”的人，7岁的我离开母亲和伙伴，随父亲进了县城。父亲选择了去县里的国营印刷厂，他有自己的理由：印刷厂印书籍，儿子天天有免费的书看，怎能不成材？其实，我更希望父亲选择城北的罐头厂，那里生产午餐肉、红烧肉罐头。
父亲报到时，印刷厂的公房已经住满了，他只能去厂外租房。父亲找到故交老何。老何早他几年来县城，靠做木材生意起了家，在城郊结合部的马路边购地建了两层砖楼，有4间房。
那时的人不在乎公路上的嘈杂与扬起的灰尘，房子总建在路边，可能只是单纯地想离公路上偶尔行驶的汽车更近一些——当时，汽车是小县城的人所能见到的最具现代化的物件了。
父亲对老何竖起了大拇指：“几年不见，真了不起！”这句话既表达了佩服，又隐含了降低房租的期待。
老何却只顾自夸：“两层楼算什么？这只是开始，等生意做大了，我修六层楼。”
父亲饶有兴致地听老何吹嘘了半天，以为房租优惠有望，谁知末了，老何拉住父亲的手，笑着说房租的事得和他老婆去谈，他管不着。最终房租还算是优惠了，每月60元——父亲当时的月薪是140多。
就这样，我和父亲住进了老何家二楼的一个40平米的单间。上楼要经过一段没有护栏、没有电灯的楼梯，悬空的楼梯下面是一条淌着污水、散发阵阵恶臭的排水沟。走这段路没人会开心，除了我。因为父亲发明了一个属于我俩的游戏——每当要爬楼梯了，他就问我“准备好了吗？”我说“准备好了”，于是我俩深吸一口气，开始憋气爬楼梯，谁先吐气谁就输了。父亲总在到达家门口时弯腰摸胸，难受地说：“哎，受不了了，你赢了！”
那时我放学到家，父亲常常还没有下班。我没钥匙，就站在二楼的阳台上数路上的汽车。之前我生活在乡下，哪见过这么多车？等我数到天色转暗，父亲就回来了。
一个寒冷的冬夜，到了晚上9点父亲还未回，我进不了屋，就坐在地上，背靠房门等。楼道里寒风袭来，我缩成一团，瑟瑟发抖。老何的两个女儿让我去她们家，我摇头说我要等爸爸。
她们强行将我拽走，到了晚上10点，她们让我一起睡。我突然想母亲了，我快一年没见她了，于是哭了起来。何家大姐姐诚实而冷酷地说：“你妈在另一个县的大山里，离这里有2天车程呢。”我又哭着要父亲，何家小姐姐说：“你爸爸在加班。”
看我悲伤不已，她们提议分别扮演我的父母，我才停止了哭泣。
一年后，印刷厂的家属楼终于空出了一间房，我和父亲可以搬进厂里住了。印刷厂位于县郊，工厂前门通向县城，后门外是一片能听见蝉鸣蛙叫的农田，再远处是连绵不绝的山。
新家在一栋六层砖楼，一楼，面积不到20平米，采光、通风都是全楼最差的。屋子里只有一个小房间和一个地窖般的厨房，家具只有两架床、两个衣柜和若干个桌椅板凳。
我想，之前这些家具摆在老何家40平米的单间里已显得拥挤，这小房间怎么放得下？显然，我低估了父亲，只见他不紧不慢地搬家具，经过一系列折叠拼凑、排列组合，所有家具都顺利地进了屋。我相信，就是再来一架飞机，父亲也能拆了它塞进房间。
父亲还在屋内留出了一条弯弯曲曲、异常狭窄的过道。要想安全通过，得使身体在两处地方呈“S”状。早上，我睡眼朦胧地走过过道，脑袋撞到箱子或柜子伸出的一角，发出“砰”的一声。我愤怒地要求将撞人的家具换个位置，父亲摇头说不行，牵一发而动全身，这已是最优组合了。
我大失所望，觉得印刷厂的公房还不如老何的房子住得舒服。父亲拉我走到窗边，指着窗外说，前面的车间外边有个废品池，里面丢的都是残次的印刷品，有故事书、儿童连环画，谁都可以捡。
我仔细一看，果然有个红砖堆砌的池子，顿时来了兴趣。
父亲又说：“你说如果有连环画，这栋楼里的小孩，谁离那个池子最近？”
“当然是我！我要去捡。”
几天后，我果然在池子里捡到了故事书，但并没有小朋友和我抢。我兴奋地跑回家看了几页，发现有几页缺了，还有几页字迹模糊。
父亲指自己的脑袋说：“你看，我们看故事书是为了激发想象。这些空白处，你正好可以发挥想象，你想让主人公怎样，他就怎样，这多好。”
2
和以前的国企一样，印刷厂也是“企业办社会”的理念，厂内有食堂、职工诊所、家属住宅楼、幼儿园等各种配套设施。
我家的房子原本有两间房，但其中一间被隔壁占了做幼儿园，10多个工人的小孩就读于此。我希望自家再多一间房，于是对幼儿园充满敌意，期盼它早日垮掉。
每天，我在家能听到隔壁的声音，刘老师教小朋友们朗朗上口的儿歌，讲情节曲折的格林童话，还带孩子们玩老鹰抓小鸡的游戏。我对此惊奇不已——之前我在山里读过幼儿园，那里的老师从不讲这些，他们的工作标准只是确保小朋友们活下去。每次父母来接我放学，见我四肢还在，就谢天谢地。
我家所处的地理位置的确特殊。门外过道拐弯是杜阿姨的卤肉摊，她老公是本厂的工人，她无业，就摆摊补贴家用。吃饭时，过道的风把卤猪头肉的香味带进我的鼻孔，我嘴里嚼的白菜萝卜都显得寡淡无味了。
我端碗走出去，坐在卤肉摊旁的石凳上，一边刨饭，一边假装对卤肉摊视而不见。等杜阿姨不忙了，她就将卖剩的一小块边角肉夹给我。每次我都一脸惊讶，连连推辞，但杜阿姨说卖不完也要扔，我只好勉为其难地递碗接肉，再若无其事地回家，接着关门狼吞虎咽。
我家门外的过道是楼上住户出入的必经之地。为了透气，我家大门总敞开着，可能是出于好奇，路人常不自觉地向我家瞥一眼。有些不懂事的小孩甚至会驻足观看，仿佛我家是个动物园，我和父亲是两个灵长类动物。这时，父亲就走过去，“啪”的一声关门。但不到一刻钟，他又去把门打开。他想通了，与其在沉闷的屋内受罪，还不如做一只享受新鲜空气的灵长类动物。
我期盼母亲能早日来县城团聚，父亲也一直在想办法，但困难重重。等了4年，我读四年级时，母亲才调到县城来。冬天，我们一家三口在小屋里烤火取暖，门外的寒风吹进来，父亲就起身将门关上。但关了门，屋里煤味浓，惹人咳嗽，父亲又去开门。就这样反复地开门关门，父亲忙得像个陀螺。
我忍不住抱怨房子小，母亲望着炉里燃烧的炭圆，笑着说越小的房子越暖和。父亲也想换更大的房子，他找过厂领导，但领导说得再等等，僧多粥少，很多职工都等着换房。
父亲脸皮薄，他找了领导两三次，就不好意思再去了。
我在工厂子弟中颇受欢迎，也要归功于我家常打开的大门。
有时我正在吃饭，有小孩来找我，又怕我爸训斥不敢喊，就假装路人来回经过门口，吹个口哨或跺个脚。听到信号，我匆匆刨几筷子饭便丢下碗冲出屋去，身后传来父亲的责备，我也顾不得了。我就像24小时便利店那样一直处于“营业”状态，大家叫我“随叫随到男孩”。
找我玩的多是男孩，邻居李丽是其中唯一的女孩。她和我同龄，住五楼，每天都要含着雪糕或棒棒糖经过我家门口。她常停住脚步，倚在我家的门框上看电视，我就说：“你家彩电不看，我家黑白电视有什么好看的？”
李丽偶尔会问我她胖吗？因为胖，她常被一些男孩笑话。可能是我看多了习惯了，只觉得她是微胖，而且她皮肤白净，有一双大眼睛，如果瘦下来会挺漂亮。有时我安慰她，说胖一点的女生更漂亮。“我妈就胖，我爱我妈。”我说这话是发自内心的，但她听完，会狠狠地瞪着我：“你是在说我胖？”
“一点都不胖。”我盯着她手里捏着的一块钱人民币，知道只要这样回答，她就会请我吃雪糕。父母很少给我零花钱，李丽每次来找我，只要脸上挂着微笑，我就知道她有钱。
五年级暑假的一天傍晚，我正看电视，门外有人叫我，回头一看，是李丽。她把我叫出去，从包里掏出10块钱，我大吃一惊，不知她从哪儿搞来这样一笔巨款。李丽示意我不要声张，让我和她一起去吃麻辣串。
我猜她之前一定先找过厂里最帅的唐羽，又找过厂长的儿子余勇，被拒绝后才来找我的。我当然毫不迟疑地答应同她去，又建议去玩玩电子游戏。
我拉着她的手在游戏厅里窜来窜去，兴奋地给她介绍每台游戏机的玩法和我的作战记录。其他人好奇地看着我们，因为游戏厅很少会有女孩子出现。李丽买了好多游戏币，把我的裤兜塞得满满的。我全神贯注玩完一局，抬头发现她不在。当我惊慌失措，准备去找她时，她含着一根雪糕，面带微笑地出现了，接着又把另一根雪糕塞进我嘴里。
那是个美妙的夜晚，我多希望钱不会用完，游戏厅永不打烊。因为在20多小时后，我将在家里听到楼上的李丽发出凄厉的哭声。她被父母暴打，我心惊胆战，生怕她父母找来我家。听母亲说，李丽偷了家里的10块钱被发现了。她妈问她钱花在哪里了，和谁一起花的，李丽怎么也不肯说，于是挨了打。她像一个英勇的革命战士，保护了我这个“地下党员”。
3
印刷厂的小房子承载了我童年的记忆，其中很多记忆都跟厕所有关。
我家的厕所很奇特，它不在屋内，而是在过道上。厕所门与我家大门之间相隔不到1米，且朝同一个方向。从外观上看，仿佛我家和它正好组成了一男一女两间厕所。
因为位置特殊，过路的人都可以使用我家的厕所。但不是每个借用的人都会记得便后要冲水，也不是每个人都记得要从内侧锁门。有时我急匆匆地去厕所，拉开门发现里面蹲了一个人。如果是个大叔，他会冲我尴尬一笑，说不好意思，马上就完；如果是个阿姨，她就像受惊的猫头鹰一样瞪着眼睛，惊慌失措。我镇定地一手遮眼，一手关门，然后进屋告诉父母，厕所里有阿姨。
父亲义愤填膺：“真是岂有此理，我去看一下什么情况！”
母亲吼道：“你敢！”
有天晚上11点，我们正在睡觉，听到外面有人不停地撞厕所门，感觉快要撞破了。母亲很生气，穿上衣服出去，发现是楼上的一个邻居喝醉了。母亲大声呵斥他：“搞啥子？不要撞！”
“老子要上厕所！”那个醉汉也很生气，说着就朝母亲扑了过来。母亲抓起旁边的晾衣杆抵住他，又操起铁衣架猛敲他的头。
男人的惨叫声引来了两个邻居劝架，我和父亲松了口气，幸好有人来，不然以母亲的性格，那人狗头不保。邻居告诉醉汉，这女人惹不得，惹毛了她要拿刀砍人，醉汉这才骂骂咧咧地走开。
第二天，醉汉来我家道歉，母亲铁青着脸告诉他：“我家厕所是很小、很破，人人可以用，但谁要破坏它，我和他拼命！”
这间厕所给我家带来了不少麻烦，当然也影响到了我。小孩之间吵架最擅长说对方的痛处，一次我和厂领导的儿子吵了起来，他说我家住在厕所里，臭气熏天。这不是第一次有人这样骂我了，我没当回事。但这个男孩颇有人缘，他找来几个女生助阵，其中就有李丽。李丽是被强拉来的，她低着头，不安地躲避着我的目光。
在众人的唾沫中，我垂头丧气地回家，扑进母亲的怀里哭了：“他们说我家是厕所！”
母亲用手擦掉我的眼泪，后来她说，就是在那一天，她下定决心要买房。
为了买房，母亲去县城里转了一圈，便失望而归。当时县城里没有商品房，有私人修的独栋房，但手续不全，她不敢买。
到了1994年，印刷厂的家属区拆了几间平房，空出了一块地。厂里开大会，说以后再也没有福利房分了，要想住好房，只有集资建房这一条路。他们打算让职工自愿集资，在空地上盖一栋高6层、共18户的楼房。
现在看来，这个集资房充满了瑕疵：它没有产权，到今天都没有办到证；它设计不合理，几乎是挨着两旁的大楼拔地而起，采光和通风欠佳；阳台过大，占用了过多面积……不过，我父母认为这房子比我们住的小房好多了，至少它的厕所在屋内，外人上不了。
这栋房子分3个价，三到五楼价格最高，二楼和六楼便宜一点，一楼最低也要1万8。鉴于大家普遍没钱，厂里说可以在交房前的2年内，分3次付清房款。
当时我家的存款只有2千元，又没有银行按揭贷款。父母每月工资加一起只有200多，除去必要的生活开支，一年最多能存1千多元，想买房，要存10多年才够。最后，父亲只好找遍乡下的所有亲戚借了5千元，加上存款，一共凑了7千交首付，定下了二楼最小的一套户型。
多年以后，母亲说父亲是中国的“第一代房奴”。
4
从父母决定买房的那一刻起，我家便开启了精打细算的模式。该怎样形容一个本就很节约的家庭，因欠了一笔巨债而更加节约了呢？我想到父亲那件穿了10多年都舍不得丢掉的中山装，又想起母亲10年都没有再吃过她最爱的路边摊卖的酸辣粉。
大概有5年的时间，父亲规定家里3天才能吃一次肉。我反对，父亲说报纸上写少吃肉能保持身体健康，预防高血压。那张报纸我看过，是一个美国人说的，于是我深信不疑，抓起晾衣杆跑向厨房，欲将挂在墙上的腊肉挑走扔了。父亲在后面大声阻止，说我们可以吃肉。我回过头问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们全家是低血压。”
吃饭时，若一盘菜里有肉丝，父母总先让我吃够。我丢下筷子，他们才会动那盘菜，但往往里面已经没有肉了，只剩下油水和几根残留的菜叶。这时，父亲就将整盘油水倒进母亲的碗里，给她拌饭吃。
父亲进印刷厂时已经42岁了。他文化不高，又无特长，在厂里几乎没有前途可言。他也不强求，只想当个合格的普通工人。有时工厂里来了订单，时间紧，任务重，需要连续几个通宵加班。国企的正式工吃大锅饭，每月的工资是大头，没人愿意为了那点加班费去折磨自己的身体。但父亲要还房债，他主动带班，领着10多个临时工通宵加班完成任务。那些临时工多是进城的农民，之前在乡下挑粪种田，不嫌加班费低。
有时我会陪父亲加班，在那里一待就是几个小时。我把车间里压纸板、订纸箱的车床当成变形金刚，在上边爬上跳下。玩腻了，又如美猴王一般开始巡花果山——仓库里那一大片堆积如山的纸箱。
父亲虽依稀有了些白发，但精力旺盛，动作敏捷，体力、精神丝毫不输年轻人。由于连续通宵加班，经常有工人打瞌睡，但机器是不打瞌睡的，有的工人迷迷糊糊地将纸板送入机器，自己的手指也鬼使神差地跟了进去。在工厂里，手指被切断的事故时有发生，有的甚至危及手臂。
到了半夜，父亲依然专注地将纸板一件一件送入机器。他的后脑勺像长了眼睛一样，头也不转，直接吼道：“小王！不要睡觉！”
为了盖过嘈杂的机器声，他的吼声如狮吼一般。小王猛地一惊，睁开朦胧的双眼。他额头上的汗冒了出来，用既后怕又感激的眼神望着我父亲。
几年下来，父亲熬夜加了不少班，10根指头还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这主要归功于他在工作时始终坚定信念：手指千万不能断，断了就不能摸麻将了。
闲暇时，父亲靠在家里的椅子上，抿一口最爱的糖开水，怡然自得地望着墙上贴着的各种奖状：“先进工作者李远禄同志”、“1994年度社会主义建设先进生产者”……这些都是他透支身体换来的，在不知不觉中，也埋下了严重的健康隐患。
1995年8月，我家终于搬进了新房。不久之后，父亲得了严重的心脏病，市医院的医生说是长期劳累所致，建议他去省城看病。于是，父母借钱去成都的华西医院看病，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
白天我在学校上课，去亲戚家吃饭，晚上回家睡觉。新房有宽敞的客厅，我再不用担心头被撞了。我也有了自己的卧室，但没有父母的新房显得空荡荡的。晚上我难以入眠，担心从未去过大城市的父母会在成都迷路。他们那么节约，肯定舍不得打车，用满口土话问路，成都人能听懂吗？父亲的病能治好吗？
我不禁怀念起小房里的日子，一家三口围在火炉旁，母亲说越小的房子越暖和。看来，母亲是对的，当初若是不买房，父亲就不会那么累，就不会生病了。
一个月后，我放学时回到我家楼下，抬头看到二楼窗户打开了，有烟冒出来，那是烧炭圆做饭的信号。家里有人了，我激动地喊了一声“妈”，我妈答应了，我的泪水就流了下来。我冲上二楼，冲向那个新房子，那一刻我明白了，父母在的地方才是家。
5
1995年，全市迎来国企下岗潮。印刷厂的效益急转直下，工人的收入随之降低。父亲的心脏病稳住了，但需要长期吃药，也不能干重活，于是厂里劝他办理病退，这意味着以后他只能拿到极少的生活费。
父亲晚上睡不着，他喃喃自语，说儿子刚考上重点中学，自己就不上班了，这怎么行？第二天他就带着承诺书去找厂领导，那上面写着他是自己坚持带病上班的，如果出了问题，不关单位的事。父亲说他任何工作都可以做，厂领导研究后，把他调到了较轻松的岗位，在厂门口当门卫。
现在想来，厂领导能善待我家，是因为父母的口碑和好人缘。
父亲干工作尽职尽责，任劳任怨，每年都被评先进。母亲性格开朗，与邻为善，能织各种流行花样的漂亮毛衣。厂里的阿姨们常买一口袋毛线交给她，一两周后，母亲就将这些毛线变成一件件漂亮的毛衣，阿姨们要给工钱，母亲总推辞不要。
父亲成了门卫后，家里的日子还是一样过。平常要靠药物维持，病犯了就去住院，一年有一两次。病情刚有好转，他就跳下床，在病房外的过道上慢跑几步，原地跳跳，笑着对母亲说：“你看，我好了，快回家去！”
父亲说医院住起来不舒服，还是睡家里踏实。我们知道，他是担心多花钱。回家休息没几天，父亲又吵着要去上班，他跟母亲开玩笑：“我要早点去挣钱，给儿子存钱将来读大学。”
那几年，真不知道是怎样度过的，家里不但要还房债，父亲还要吃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在银行存了一个子女教育的定期储蓄，在我考上大学时才能取。
他们坚信，几年后我一定会考上一所好大学。即使后来我没考上重点高中，几乎放弃未来时，父母还是对此深信不疑。
搬进新房7年后，我考上了成都的一所大学，离开了家。父亲在厂里碰到熟人，跟别人聊天都会说：“我儿子读的本科专业好，将来能找个好工作。”
次数多了，弄得别人都厌烦了。我说父亲虚荣，搞得好像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好工作，我就对不起整个印刷厂似的。
此后，我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就是寒暑假都要先在学校里多玩几天电脑游戏再回家。家里的日子比从前好过了，炒菜时放的肉丝也足够多，但母亲依然喜欢用油水拌饭吃，说这么多油不能浪费。
读了大学的我像是懂了很多知识，觉得母亲思想落后。一次吃饭，母亲端起盘子，欲将盘里剩下的油水倒进碗里。我猛地放下碗筷，朝她吼道：“我说过多少次了！菜盘里的油不能泡饭，这样容易得高血脂。”
母亲端盘子的手僵在空中，随后缓缓放下盘子，眼里有些歉意，低声说“以后不了，不了”，眼里有些湿润。
每到冬天，父亲犯心脏病的次数就会增多，去了医院，还是急着要回去。母亲在电话里说：“你爸每次病好了都会说，等儿子把大学读完，将来找个好工作，挣了钱给他一些打麻将。”
我读大三的那年冬天，父亲从医院回到家，躺在床上，再也没有醒来。他再没有机会开玩笑了。大学毕业后，我问母亲，父亲常说我大学毕业后找个好工作，在他眼中什么是好工作？母亲说：“你爸一辈子最崇拜的是他当公务员的表哥。”
后来，我考了公务员。工作后，回老家的次数就更少了。再后来，母亲和继父也离开了印刷厂的那个房子，搬到了我工作的县城。
老房子被租了出去，每年的几千元租金解了我的燃眉之急。那时我想存钱在工作的县城买房，父亲留下的老房子，似乎在履行他未尽的遗愿。
2019年，我回了一次老家的印刷厂。厂外的农田已变成了一个个最新的高档商品房小区。破旧的厂子就像一座被人遗忘的孤岛，与四周的环境格格不入。
儿时的伙伴说，有好几个开发商看中了印刷厂的这块地，但厂区和家属区连片，改造面积大，涉及人口多，职工诉求复杂，几次拆迁补偿谈判都没谈拢。
我走到我家楼下，望着二楼那被租户封了窗户的阳台，默默不语。之后，我又去了父亲刚搬进印刷厂时住的那套单间——房子的外墙更烂了，走廊的厕所依旧是外人可以随便上。
朋友说，这房里住的是一对年轻夫妇，有个儿子，他们刚从乡镇搬来。朋友突然想过去上个厕所，我拦住他，认真地说：“那是别人家的厕所，不要去。”
（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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