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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大学寝室哥们伍强说他表弟伍盛来省城,约我一起吃个饭。我掰开指头一算,我和伍盛已有15年未见了。
“他还玩魔兽吗?吃完饭可以去网吧切磋一下。”我说。
伍强没接这个茬,心事重重地说:“你帮我劝劝伍盛,这小子正闹辞职呢。最近搞得家里天翻地覆,他爸妈、媳妇、各路亲戚谁也劝不住。”
我虽有些惊讶,但仍忍不住发笑,揶揄伍强说:“去年你跳槽时不是告诉我怕听到反对意见,现在怎么反而劝起人家来了?”
“我好歹是谈好了下家才走的,这小子虎超超地要裸辞。”
“好好的银行机关不做,到底想干啥啊?”
“说是要创业,开饭店。”伍强没好气地回应道。
我沉吟了一下,这事听起来确实有点不靠谱,作为好哥们,是得劝劝。
第一次和伍盛喝酒还是15年前我上大学时。2004年,伍盛考取省内一所重点大学,去报到时经转省城,特意跑到我们这里来要请表哥全寝的兄弟们吃饭,相约在校门口碰面。
伍盛中等身高,身材略胖,四方大脸,穿着耐克运动服,脚蹬一双炫目的乔丹18代篮球鞋。他领大伙直奔校门口档次最高的饭店,在包房里坐定后,要了五六箱啤酒,一瓶瓶起掉瓶盖码在桌上,吆喝着让每个人“手把瓶”。
看得出伍盛和他表哥一样,属于家里比较富裕的那种大学生。与伍强憨厚实诚的性格截然相反,伍盛是自来熟,跟我们这群大哥哥们一点不见外,一对眼珠子骨碌乱转,透着一股机灵劲。
作为准大学生,伍盛在酒桌上志得意满,意气风发,言辞间对大学生活充满憧憬。那个年纪的大男孩三言五语就成了朋友,伍盛一连喝吐了我们好几个兄弟,自己却若无其事。他也痴迷当时流行的《魔兽争霸》,争论起哪个英雄厉害,谈锋甚健。酒局散场时已临近寝室熄灯时间,由于争论未分高下,伍盛不肯罢休,非要拉着伍强和我去网吧“包宿对决”。那是我第一次在微醺状态下玩游戏,麻木的手指按下键盘,感觉不到反馈,一场战斗下来操作变形,无法掌控局势,是从未有过的奇怪体验。后来连谁赢谁输都忘记了,当然也没得出哪个英雄厉害的结论。
那天一别,我和伍盛再未见面,偶尔会相约线上玩魔兽,伍盛争强好胜,输得多了不肯罢休,非要玩到他赢为止。本科学历在当时就业还挺吃香,再加上富裕的家庭做后盾,伍盛的未来应该不是问题。
一晃几年过去,正如我所料,伍盛大学毕业后进入家乡所在市的一家国有银行工作。很快就买房买车,后来又娶妻生子,小日子应该过得不错。
2
我和伍强赶到饭店时,伍盛已经在包厢里等候多时了。
15年弹指一挥间,伍盛起码胖了两圈,岁月在他脸上留下重重的痕迹,笑起来眼角出现细微的鱼尾纹,需要仔细端详才能看出当年的模样。若非伍强在场,在街上遇见我都认不他出来。
“我这是‘过劳肥’。”伍盛还是那么热情,“我哥不能喝(酒),让他开车,我把车扔这,咱哥俩喝点!”
几样热菜上桌,我们连干数杯。3个人到中年在国有银行都没混出名堂的家伙扎堆,话题很快就转移到在银行上班的那些糟心事上。
“你在行里负责哪摊儿啊?”我问。
“科技,我离了柜(员岗),就在科技,*****10年了。”伍盛苦笑着说。
我几乎秒懂他要辞职的原因了——国有银行都差不多,基层行的科技岗听起来高大上,其实是坐冷板凳的。由于既不是业务口,也不是营销口,我当大秘那会儿做全行电话本,连那些岗位名称都吃不准,只好仿照市行科技部写成什么“信息管理”、“运营维护”。
在支行层级,科技岗归运营财务部管,部门中层是一正一副两个科长,就算腾出空缺,副职一般也是由懂业务的网点会计主管接任。伍盛想升职,一个选择是去分理处当会计主管,但整天蹲机房,长时间不接触业务,根本无法胜任;还有一招就是去网点当大堂经理,可这个岗位从不接触客户、没有资源,网点一把手不乐意要。
钱少事多,升职渺茫,想跑是人之常情。我们行科技岗10年换了9个人,2人直接跳槽,4人先是借调到省行,编制还留在支行,开支行的工资,在省行混几年解决不了编制问题,最终还是跳槽了。
最后,连省行一把手都感叹:“咱行的科技处就人家民营银行的人才培训中心啊!”
可能是在家里遭到太多的反对,见到辞去银行主任职务的我和已经跳槽的表哥,伍盛似逢知音,倒起肚子里积攒多年的苦水来。
伍盛刚进银行时,有前辈提点他说:“年轻人要尽快进步,逢年过节看看领导,不是钱多少的问题,为的是表达对领导的尊重。”伍盛马上照办,每年两节(中秋、春节)从没“落过”。伍盛的“尊重”很快起了作用,他只做了不到两年柜员,就被调到运营部的科技岗。能跳出柜员的坑去坐机关是幸事一件,他也就没多想。当时支行负责科技条线的有4个人,工作非常轻松,大量的闲暇时间,伍盛就在机房里玩游戏。
然而舒服日子只过了一年,上级行下令要求缩减机关编制,科技岗一下就只剩下他一人,负责本部大楼和7家分理处的活儿,工作日渐繁重,工资却不涨。省、市行科技部还有些新系统上线测试这种“高端活儿”,到了支行层面,科技岗就是个“网管”,重做系统、收回旧电脑、转发上级通知,既没有权利,也不创造利润,所以绩效系数很低,差不多就是到手3000多块的死工资。
伍盛叹气道:“这些年营销任务一年比一年重,行长追业绩都追不过来,谁还管你接了几根网线、报修多少电脑?我是学计算机的,毕业后就没敲过一行代码,天天就是钻到桌子底下接网线。”
3
伍盛所在的机房防盗门整天紧闭着,10多台电脑和各种设备嗡嗡响,屋里到处都是辐射和电路板发热的味道。远离业务与客户,只和网线,键盘打交道,伍盛自感前途渺茫,再这么干下去,人就废了。和他一起进银行的大学生很多都被提拔了,自己30多岁的人了,还是个普通员工,他开始着急起来,运作升职迫在眉睫。
第一次机会早在几年前就出现了——行里出了2个中层副职的空缺。伍盛去一把手王行长办公室,表达了一番追求进步的愿望,王行长笑容满面,对他积极进步的想法表示了认可。可一番竞聘下来,他却榜上无名。
伍盛总结失败的原因,是自认为和领导关系不错,可以“后表示”,但领导认为他“表示”没到位,心不诚。但又有人跟他说,不提拔他,是领导找不到接替科技岗的人选,年轻人都在人员紧缺的柜员岗,总不能让机关那些带老花镜看电脑的叔婶们去替他这个学计算机的大学生吧?
2年后机会再来时,伍盛学乖了,他跟上次一样,对王行长讲了一番冠冕堂皇的说辞,然后扔下“心意”就跑,在领导追上来之前逃出办公室,恰到好处地把门轻轻带上。没想到还没过1个小时,“心意”就被如数存进他的工资卡。之后一番竞聘流程走下来,他自然又是榜上无名。
伍盛他爸分析,这事有两种可能:一是早有人排在儿子前面,二是与过年过节轻描淡写的“表达”不同,没有接洽的人做保,领导不敢托底,“大数儿”也就不敢收。
但老爷子在金融系统中没有能“接洽”的关系,剜门盗洞才找到一家兄弟支行行长帮忙说情。中间人反馈回来的信息十分乐观。等第三次中层干部出缺时,武盛又去找王行长,见到他拿出信封,王行长嘴上说“可不能整这一套啊”,身子却没有动。
伍盛这辈子就没那么怕过收到进账短信,在忐忑不安中度过两三天,没什么动静,知道“心意”已被笑纳,一时间被巨大欣慰感包裹——看来这事儿基本差不离了,只等人事组织竞聘,甚至在机房就开始写起竞聘讲演稿来。
时间过了快一个月,竞聘也没组织起来。有一天伍盛看见王行长领着一位西装笔挺的中年男人在办公楼里转悠,知道是上级行来检查的领导,还特意避开了——万万没想到,那就是王行长在向新行长介绍各部室中层干部。市行一纸调令,当天下午王行长就去其他支行上任了。
几天后,王行长破天荒主动给伍盛打电话说,已经和新行长详细介绍他的情况了,好好表现,不会错的,只字没提退钱的事,言下之意是“礼”没有白送,新行长会“接力”提拔他。
伍盛恨得牙痒痒,但敢怒不敢言,还得连声称谢。
“是不是‘顶’得不够啊?”我插话问他道。
“一次性拿了这些……”伍盛伸出几根手指头。
“也不少啊。”我顿时费解了。
伍盛打听到的情况是,这次参加竞聘的人按“分量轻重”在王行长那儿有个排序——大领导打过招呼的人排在前面,像他这样只托了王行长的就排在后面。其间有黑马杀出,托大官帮递了话,就插了队,把他给挤掉了。而王行长家里在当地做煤炭生意,那阵子很缺钱,所以也没退还他的“表示”。
伍盛升职不成,倒搭了一笔,心中郁闷,更让他难受的是工作愈发繁重了——银行推进无纸化办公,各种系统上线,老员工不会用系统,一天喊他“指导”一百次。银行数字化转型加快,大厅里的客户越来越少,线上的活儿越来越多。视频会议一个接一个,伍盛要不停地调试,经常一天开两三次会,搞得他手忙脚乱。
部门经理换成了一个“90后”,他支使不动老员工,伍盛就倒了霉了,各种活都安他身上。下面分理处回收旧电脑,还得自己开车去搬,就连其他员工的考试也让他代答。
晋升时嫌你老,干活时说你少,伍盛难忍这口窝囊气,一来二去,和顶头上司闹得很不愉快。不知道是不是经理在老大那打了小报告,新行长也看他不顺眼了,别说是升职了,就是想换个岗位恐怕都没法实现了。眼瞅着奔四的年纪,连个副股级都没混上,伍盛才有了辞职创业的想法:“总不能接一辈子网线吧?开饭店可能会更辛苦,但好歹是为自己干,心理平衡些。”
听伍盛这样一说,他的“魔障”就不难理解了。他和我们一样都是在国有银行奋斗十几年,争取过,挣扎过,在失望中惊觉人生没有九万里了,仅余三万里残阳路,理想丧失后,想竭力逃避工作带来的不适。
我劝伍盛想开点,国有银行藏龙卧虎,越是经济不发达的城市提职就越“奇妙”。在我们银行像他这样3次运作升职都失败是常见的事。一届行长干5年,只要一两任领导不待见,一个本科生这辈子就没戏了。
我心里清楚伍盛属于在机关待废了的那种人,他和一把手关系不好,难有出头之日。这事没什么技巧,只能烧高香,祈祷下任领导能看自己顺眼点。但悲催的是,他已到35周岁的红线,按照上级行用人要求,竞聘正副科长、省市行内部招聘、甚至跳槽到民营银行,皆要求“35周岁以下”,所以造成了“34岁还在拼搏奋斗,几个月后一到35岁就马上躺平”的怪圈。更何况,伍盛所在支行的中层副职才是副股级,无论怎么努力,“硬杠”卡在那,纵有千般能耐,也只能徒呼奈何。在延迟退休的背景下,依伍盛的性格,未来30年的原地踏步,实在难以接受。
我们仨都是人到中年发展受阻,加速了上进心的消散。我深表同情地举起酒杯和伍盛碰了一下,安慰他说,当上中层也没啥意思,这几年银行卷得多厉害,奖励很难得到,处罚却又重又狠。理财都得每天拿几万元玩几百次申购撤单的把戏,虚构交易量,避免被罚款。保险之类的指标更是实行“连坐”制,一家网点没完成,辖属所有网点都扣绩效,为避免千夫所指,只能自掏腰包买单。原来业务督导会是按季开,慢慢变成按月、周、日开,现在发展到3小时一通报,半夜微信群里也响个不停,不胜其烦调成免打扰,领导发通知几分钟不回就被疯狂@。
“升职不成是塞翁失马,但不管怎么说,裸辞不是明智之举,真不想在银行干了,也得先找好下家。”我说。
“我这次就是来考察饭店的,打算开一家主外卖、轻堂食的饭店。”伍盛说,“趁着现在因为有疫情租金低时出手,等疫情结束涨上去,开店成本更高了……”
“想做生意那还不好办?先请病假,能休多久就多久,等饭店赚了大钱,再辞职也不迟。咱们年龄都大了,再找个稳定的工作很难。带着救生圈下海嘛,万一创业失败还有爬回岸上的退路。”我苦口婆心地劝道。
伍盛闻言沉默一会儿,忽然一拍大腿:“嗐,忘了……”说完,摸出一板二甲双胍,抠下来一粒扔进嘴里。“我是职位不高,工资不高,就是血糖高,要不是咱哥俩见,一般不喝酒……”
4
我们的那次劝没有起到作用,伍盛最后还是辞职了。超出我们预想的是,疫情没有像当年的“非典”那样忽然消失,伍盛的饭店迟迟没有开起来,真的成了不折不扣的裸辞。伍盛媳妇没有工作,这就意味着家庭断了收入,还要养个孩子。我不由得替他忧心,本来好好的小日子,可怎么过啊?国有银行出来就回不去,没有后悔药,我怎么也想不通,伍盛当年那么机灵一个人,经过这么多年工作的历练,怎么会做出这么冲动且不负责任的事情。
2021年秋,伍盛来省城办事,又张罗了一个饭局。
见面后,我发现他精神状态不错,完全看不出中年失业应有的颓唐。
“说辞就辞,行啊哥们。”我拍着他凸起的肚皮说。
“我是一辞解千愁啊。”伍盛笑着承认因冲动辞职,“我当时就一个念头,逃离这份工作。”
“我在一家商业银行的朋友能搞到低息贷款,有本科学历和营业执照就行,20万元,利息2%。”我开门见山,自以为是地奉上“大礼”。
伍盛的回答再一次让我大跌眼镜:“我啥也不整了,当‘家庭主男’!”
伍盛说他去辞职时心里爽得很,平日掐半拉眼珠子看不上他的大行长极力挽留——全行本就没几个大学生,本科学历员工辞职要上报省行,显然不是什么光彩事。当他办妥辞职手续走出银行大门时,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往后的日子手机都沉默很多。他被突如其来的自由的舒适感包裹了1个月后,才泛起无所事事的空虚。
伍盛来到省城,白天考察铺面,晚上就住在同学的公司里,让他倍感震撼的是,省城商业的萧条,和他所在的六线城市也差不了多少——市区黄金地段曾经的购物天堂空空荡荡,沿街随处可见上锁的大门上贴着“旺铺招租”。做生意的风险远超他的预想,之前决心大展拳脚的伍盛有些担心甚至动摇起来。
经过半个月的考察,伍盛还是找到两处中意的目标,一家是大学城里的咖啡店,另一家是紧邻一所名牌大学的“江鱼馆”,带租金盘下,都需要近30万。两位老板都声称经营得不错,说原来转让都得40万以上,考虑到疫情因素才降价的,等疫情结束肯定还会大涨。伍盛手头启动资金不足,还得向父母要钱,可他刚因裸辞和家里闹得很不愉快,一时间没好意思开口要钱。
就在这当口,伍盛父亲的脑血栓复发,他不得不赶到医院陪护。有天他外出买东西回来,正好听见坐在病床边的母亲对陷入昏迷的父亲说:“……你可不能死啊,你要是没了,儿子可要少一大笔钱呢。”
用伍盛的原话说:“我妈真是一语道破天机!”老太太的一句话惊醒梦中人,经过几天的深思,伍盛对未来规划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放弃创业想法,做“家庭主男”。
原来,伍盛的父母也算是当地闻名的“能人”。
伍盛的父亲曾是市档案局的领导,高级职称,每月有8000多的退休金。老爷子很有文采,出版过一部长篇小说,还获得过全市书法大赛第二名。他母亲原来在市广播电视事业局工作,每月退休金4000多,因为人脉广泛,退休后被一家保险公司返聘,带100多人的营销团队,销售业绩全市第二,年入30万左右。
我听了伍盛一说,禁不住一咧嘴:“这老太太赚得比我们行长工资都多。”
伍盛所在城市生活成本很低,仨人搓顿烧烤吃得沟满壕平才花100块。老两口的花销每个月不到2000块,伍盛媳妇把咸鸭蛋一切两半,吃了黄就顺手扔进垃圾桶,他母亲都赶紧捡出来用水龙头冲洗干净,就着饭自己吃。
伍盛掰着手指头给我们算账:“我爸妈一年能存下40万;我呢,银行上班,表面光鲜,一月到手工资3000多,‘两节’还得给领导表示一下,副的(行长)每人1000,正的2000,全员营销任务完不成再扣点,一年到头,落兜不到3万块,月均2000多。我媳妇自打怀孕后就没上班,再加上养儿子,要不是靠爹妈‘输血’,早他妈喝西北风去了!”
他的目光盯着杯中啤酒缓慢蠕动的泡沫,说:“其实我一直在‘啃老’——买房子首付是爸妈给的;结婚彩礼爸妈出的;儿子出生后,我爸妈搬过来,两家并一家,家庭支出这一块,我很久没花钱了。这个家真是有我不多,没我不少,赚不赚工资,其实就是‘啃’多‘啃’少的问题。”
“我爸妈能多活10年,顶我撅屁股接一辈子网线了。做饭、带孩子的活儿总要有个人做,所以最合算的,就是赚钱少的那个人干。”伍盛严肃地说。
我恍然大悟:他轻松的样子真不是伪装的,也不是为自己的选择而嘴硬,他的裸辞根本不影响家庭的生活质量,理论上足以“躺赢”。我觉得自己之前有些“咸吃萝卜淡操心”了,伍强听了,也是眉头紧皱不说话。
打定主意说干就干。伍盛把手里工作这么多年存下的10多万提出来,一次性提前还清了房贷,无债一身轻,由父母给他们小两口交社保,不定时再给些零花钱。
本来“两家并一家”后,都是伍盛他爸做饭、看孙子。这回出院后,老爷子一只手有些“挎筐”,同侧的腿也不灵活了,虽然坚持说自己还能行,但伍盛坚决不同意他做家务了。伍盛正式开启了操持家务的生涯:早饭之后,他开车送老太太去“上班”,回来后再筹备午饭,下午扶着老爷子在小区里绕圈恢复锻炼(这活儿媳妇是不方便干的),然后就是准备晚饭。
“我爸头脑清晰,还能写文章。之前我们那儿有个将军家属,请他帮写个长篇传记小说,开价5到10万。老爷子被家务拖累,一摞素材堆在桌上快一年没动笔,这回让他专心写!”伍盛一本正经地说。
中年人挑着“上有老,下有小”重担,老人养花遛鸟安度余生,是常人抱定的观念。可伍盛家的模式却是退休老人为家庭提供经济支撑,青壮年围着锅台转,这种奇怪的结构,让我有种说不出的怪诞,却又一时找不到理由反驳。这种选择看似荒唐,算起经济账来又是如此合理——父母延寿1年,相当于他工作10年起。更滑稽的是,伍盛35岁就被单位褫夺了晋升的权利,而他父母65岁了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被视作“宝藏”。
“那这样一来,家庭的未来就全押宝在老人身上了……”我隐晦地提醒他说。
伍盛笑了:“我家族有长寿基因,我姥去年才去世,活到99岁,奶奶现在101岁了。我爸妈如果都活到85岁,养老金收入就是300万,我妈要在保险公司再干几年,又有100多万的收入——这就是400万,等于我110年的工资!再说,我妈这老太太,走南闯北,身体棒着呢,我糖尿病好几年了,人生无常,指不定谁先走呢!”
“大账我都算过了:我儿子读省城的私立学校,小学加初中要30万左右,这笔钱无论我辞不辞职,肯定要爷爷奶奶出的,如果成绩不好进私立高中,再花10多万够了,加上大学花费,100万顶天了。”
“人生目标从当行长变成‘家庭主男’,这个落差也太大了吧?”我笑道。
“想通就好了,就是一个放下自尊的问题,人生过半,是时候调整自己的理想了。”伍盛说,“从前一心想着当行长,现在看看当上了又能怎样?小小的股级行长,代销保险是最赚钱也是最难完成的任务,就凭我蹲机房混的那点人脉,还能卖过我妈不成?再说,我媳妇没啥文化,初中念完就不上了,咱好歹是大学本科,当年高数都是‘一把过’。往起捡一捡,高中前还是能给儿子补补课,不也相当于月入2000了?”
我无言以对——我当过二级支行代理行长,升职也就那么回事,“到点就提”虽然很爽,但赚到的绝大部分钱都用来“表示”给领导了,手头很紧。当了一把手,还要自购销售不出去的产品,吸父母养老钱的力道会更狠。
5
像大学时争论魔兽的英雄孰强孰弱一样,伍盛这次辩得我和他表哥没了脾气。如果他真能把二老伺候到耄耋、期颐之年,不但享受“大孝”的称颂,还能增加数百万的财富,换位思考,我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在银行上班赚得虽少,却是老人眼里的正经工作,儿子围着锅台转,爸妈看着不上火吗?”我憋了好久,才又找到了一个槽点。
伍盛说,他辞职前父母竭力反对,好像没了工作就是世界末日了。可等到他真辞了职,二老又反过来安慰他说:“只要老爹老妈有一口气在,有一口吃的,分你一半。”不过,他发现的另一个残酷的现实是:人的爱总量似乎是恒定,抱了孙子后,老头老太太已经将大部分希望转移到隔辈人的身上了:“说句不好听的,别说是没前途了,就算是我死了,只要有孙子在,老两口也不会失去生存的动力和生活的希望。”
“那你媳妇不是也没上班吗?两口子都在家里干家务,是不是有点资源浪费了?”
伍盛忍不住笑了:“她马上就有事干了。”转而对伍强说:“她也准备干直播,有空让她去咱侄女那边取取经,不成功,最多赔点时间成本。”
我知道伍强的侄女原本在一家水暖建材商店做销售,月入3500元。2020年初受疫情影响“被辞职”后,只好在网上找到一份直播带货的工作,竟因祸得福,第一年就赚了80万。后来转型“颜值主播”,2021年光补税就补了6万多,可见收入也不差。
伍盛的媳妇原来是商场买服装的售货员,以前生意兴隆时一个月能赚2、3万,这两年经营形势急转直下,连老板都做不下去了,她就回家看孩子了。她比伍盛小10多岁,其实和伍强侄女一般大,只不过17、8岁跟伍盛处对象,过法定年龄没几天就结了婚。伍盛当初追她,就是因为她年轻漂亮。
“她如果做‘颜值主播’,还可以在家里,要是做直播带货,就得去公司上班,还得我当司机,这不又多了一个活儿。”伍盛说,“所以不管怎么说,我是家里最适合做家务、做后勤的人……”
伍盛为家庭绘就的新蓝图画风奇异,送走他后,我不停地摇头说:“凡尔赛,高级凡尔赛。”
伍强也连连说:“我只知道他家条件好,真不知道老叔老婶收入这么高。”
“也不怪盛哥(习惯称呼)有底气,他还没说老两口攒的家底儿呢,估计每年的利息比咱俩的收入加起来还多!就是这‘家庭主男’当久了,会不会影响家庭地位啊,尤其是她媳妇娘家那边?”我说出了最后一个疑问。
“不会。”伍强迟疑了一下说,“他媳妇家是普通农村家庭,没啥钱,亲家这边的收入对他家来说可是天文数字……”
“是啊,我父母工作一辈子,退休金才每人3000。”我叹气道。
“不错了,我爸是农民,每月只有100块的农村社保,好在他以前包地赚了钱,现在还握着30多万和2处房子,算有个保障。”伍强说。
“看来咱俩还没有当‘家庭主男’的资格哩。”我由衷地感慨道。
往后的几个月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在证明伍盛的选择是对的:本市疫情起起伏伏,大学一大半时间都在封校,伍强的高中同学投资80万开的面馆赔得底儿掉;有一位离职的同事2019年末兑下一家店铺,正赶上疫情爆发,一天没开业就倒闭了;他小叔子在本地开的一家鸭货店勉强维持,一年到头一算账,老板赚得还没有服务员多——如果伍盛当初兑下任何一家店铺,恐怕都得赔惨了。于是伍强在家族群里,开始公开支持表弟的选择。
去年2月,一个老同学想开一家棋牌室,向我借钱,不巧的是为“完成任务”,我的钱都买了本行销售的基金,封闭期1年。等新年聚会时再提起这事,老同学对我千恩万谢:“去年本市棋牌室一年关门6次,你要是借钱给我把买卖支起来,肯定赔毁了!”
今年1月份,一位做装修石材的朋友找我办贷款,我才知道他2年间赔掉了之前10年赚的钱,还搭上了父母在厦门2套房,这回是要抵押在本市最后一套房了。如今在我们银行新建的“企业户”里,老人当法人的比例升高,为子女扛风险的目的不言而喻。不寒而栗的我,也开始觉得伍盛的选择是聪明的。
但守成并非易事,人性有很“贱”的一面,忙时想偷懒,闲久了又耐不住寂寞要干点啥,最终还是被卷到各种“收割机”里去。坐吃山空总要比瞎折腾要撑得久一点的,只要伍盛能好好打理父母的财富,比我们这些埋头苦干的人强到不知哪里去了。
后记
伍盛的父母最终还是接受了这种“错位搭配”,将大部分资产交给儿子打理。伍盛在银行干了这么些年,也不是白给的,他把资金装入不同的篮子,在除原工作银行外的其他几家银行做了大额存单、银行理财、基金定投,甚至实物黄金,还在表哥伍强就职的财富公司买了100万元的信托。
今年2月,一次聚餐时,伍强告诉我,前阵子伍盛在老家开了家广告公司试水,6个月忙乎下来,毛收入总计300块钱。经历这次轻创业的挫折后,伍盛更坚定当“家庭主男”的想法,空闲时间就是刷视频、打游戏。
“他玩什么游戏啊?”我还是不放心地问。
“《魔兽世界》《英雄联盟》之类不花钱的游戏。”伍强会意地回答道,“他应该心中有数——‘苟住’就是胜利。”
然而,未来变幻莫测。眼看着快速增加的退休人群和低生育率,我隐隐觉得,退休金的巨大差距恐怕是要改的,遗产税恐怕是要收的,而正经历着的网络信息时代的银行,大厅已经门可罗雀,国有银行打破“铁饭碗”,恐怕也是早晚的事。
国有银行又不是没搞过末位淘汰和买断,努力工作的我会比做家庭主男的伍盛有更好的结局吗?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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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死人房子”

1973年的作者
1974年4月,镇政府发号命令:让所有占用耕地的坟墓迁走。农村不兴火葬,又到处穷困潦倒。那时财政没钱,不兴建陵园啥的,政府不规划死了人该埋哪儿不该埋哪儿,所以镇子周围的田地里随处可见星罗棋布的坟头子。
可能政府觉得坟墓占用了耕田就会减产,也可能觉得临涣镇子让大坟场包围着不好看也怪不吉利的。甭管啥原因,反正是政府一声令下不可抗拒地要平坟头,拆死人屋子,给尸骨搬家了。搬迁的方式是集中起来迁往临涣城西的土城墙。
土城墙可是个风水宝地。这土城是三国时期曹操在临涣屯粮垒筑的。土城墙六公里长,环绕古镇四周。城墙基础部分宽六十米左右,呈梯形越到上面越窄,上部宽七米左右,高有九米左右,是国家目前唯一现存的镇级土城墙遗址,也是安徽目前唯一保存完好规模最大的先秦古遗址。
记得那时土城墙连绵数公里,上面长满了郁郁葱葱的树木和草,像一座“绿色长城”,临涣集就在这风景优美的绿色环抱中。这下子可好了,破坏文物的号角一经吹响,只要开头就不会有收尾,人类的创造力与破坏力是等同存在的。在中国,毁灭性的破坏甚至超越建设。据说现在土城墙上坟堆林立,已经成了大坟场子,虽然不兴土葬了,但是人们照样堆个坟头把骨灰埋在下面。
在中国,很有些人捍卫出生和死亡的尊严往往比捍卫一生做人的尊严要坚决勇猛得多。
民主三队的地盘也有好几个坟堆。刨坟的这事儿也不分谁家的谁刨了,这么些个年头经历了兵荒马乱,经历了1959年的饿死人,经历了逃荒要饭大规模的流离失所迁徙他乡……上哪儿去找坟墓的主人啊。于是,队里派了几个男劳力每天刨坟不止。
我每天下了工都要去看刨坟,并不是看热闹,看死人骨头,人和动物的骨头都一个模样儿,有啥稀罕的。我是去坟地捡那有柴才能活的“柴火”去了。
这“柴火”就是棺材板子。
人家问:“你捡它干啥?”
“烧火做饭。”
“为啥烧它,不烧别的呢?”
“我没柴火做饭呀。”
“为么人家有你没有?”
我一个人分的少,又尽是些软塌塌不抗烧的麦秸,一股火苗就成灰儿。
我至今保留着一张在临涣插队时的照片——我坐在黑屋子里的小板凳上,翘着二郎腿,两手抱膝,脚穿轮胎皮儿凉鞋,裤腿卷着,神色沉郁好似后面乌黑斑驳的墙壁;身后是一小撮烧不了两天的麦秸;右边的竹床是为姐姐来看我跟老乡借的。照片后边写着:要把这牢底坐穿。
这张照片被我恭恭敬敬压在玻璃板底下时刻看着她——不忘插队苦,牢记活过事儿。照片上,我的身后放着一小堆烧了今天没明天的麦秸。因此,那几天我去坟穴“看货、挑货”成了一天中除了干活以外的重要事项,也是非常开心的事儿。
死人的美梦被几个壮劳力破坏了,他们像盗墓人似的把坟墓掘得乱七八糟。经过无数年,墓中已经没有死人形,只有孤零零的几根白森森的骨头摊在没有陪葬物腐朽不成形的棺材里。我和刨坟人还有看热闹的村民一块唏嘘感叹着:“唉,人活着有啥意思呀,受苦一辈子,早晚就落这么几块骨头。”
“可不,别看有的人活着光滚得跟蒜苔似的,死了都是这么几块骨头。”
“就是,别管你是当官的大人物还是猪狗百姓的,死了什么也不是。”
“可不咋地,睁着眼儿分贫富贵贱,闭了眼儿都是一家人,都姓‘死’。”
人们淡泊生死,理解得也实实在在。
板子都已霉变得黑黢黢,有的酥烂得几乎用手一捏就碎,看出是穷不起的人家用最廉价的不抗沤的材板为死者凑合着搭了个屋子。也有成型的没沤烂的板子,想是活人念着死人一辈子风雨漂泊没住上可心房子,咬牙跺脚整块好木料以此寄托哀思。别管好坏板子都是出于什么原因了,眼下,没腐烂的板子在我眼里大放异彩,让我激动得活力四射。
柴呀柴,你这生活中的老大哥,没了你,下边的六个弟弟妹妹(米油盐酱醋茶)都得干瞪眼。我就经常不为苦累折腰,而为找柴禾“竞折腰,折面子”。
记得有一次,我为了报答陈大爷、薛大爷对我的关心,红烧了四斤排骨给他二老每家送去一半。这一红烧心意尽了却把我仅有的一点煤油烧尽了。没的烧了,眼看就要断顿,又舍不得花钱买煤油,就萌生占点公家便宜的念头,于是抖着胆子来到队长广福家想跟他要点生产队的柴油做饭。
毕竟是要公家的东西,心虚肝颤的坐了半天也没好意思张口提这事儿。在莫旗横踢竖咬的精神都哪儿去了?但是在老家,要小心翼翼地做人,慎用自己的言行,取得别人对你的好感,不能给父辈丢人,中规中矩地为自己出头那天铺好路子。
我坐在那儿正欲言又止,止又欲言呢,王盛虎和他的妻子带着小孩来串门了。王盛虎是蚌埠来的下放干部,妻子带着孩子来临涣探望他。妻子是上海人,却长得高大丰满,皮肤白皙滋润,青春蓬勃,一看就是那种生活优越,不愁柴米的人。当时生活的窘迫让我羡慕所有挣工资吃皇粮生活无忧的人。
此刻,广福的精神为之一振,情绪立即转移到这两个有权有色的人身上了,寒暄客套个没完,把我晾在一边。我走也不是,因为还没完成我的任务,呆着又如坐针毡,实在不喜欢这个气氛。在这么有“身份”的人面前,我更难于启齿要公家东西,浑身不自在地坐在那儿挨着。好歹他们走了,我一扫在莫旗插队的匪气,心惊肉跳地跟广福说明了来意,没成想广福满口答应。广福就是这么个人,平时对社员的衣食冷暖不哼不哈,但你向他提出不过分的要求,在他权力和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他还是很痛快的。我高兴得心怦怦乱跳,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回到黑暗的屋里,明天的饭食有着落了。
最终公家的柴油还是没能让我惬意地烧个没完,过了个把星期柴油就用完了,我又犯难了,再一不能再二,我不好意思再去找广福了。
对门小学食堂做饭的吴师傅看我一个人不容易,让我拿面粉到他那儿换馒头或买馒头。吴师傅做馒头有一绝,他发的面不会酸,所以从来不用碱。他说发面只要掌握好固定时间一见面胖起来反复揉就行。吴师傅蒸的馒头又暄又甜。
我为了尽量不起火,吃干粮就去学校食堂解决,有时让邻居或队里要好的人家帮我烙个馍,当然我要不计成本地还给人家面;喝的水是在镇上茶社打。有一次提着暖水瓶去打水,迎面一个小孩低着头冲着暖瓶飞奔过来,我躲闪不及,暖瓶掉在地上摔碎了,幸亏没伤人;吃菜尽量买可以生吃的黄瓜西红柿。
棺材板的出现,让我觉得生活是多么美好,我可以敞开做自己爱吃的饭食儿,痛快洗每天被汗水泡馊了的头发和泥汗身子。
于是,每天下工我便绕道坟墓找上一两块质地较好的板子,拖着它,咯噔咯噔划过田埂、乡间土路、镇子的大街小巷,最后竖在了我房前的墙上,让它接受阳光的洗礼,把它晒得响干响干才好烧。
我解决了火头问题,逗事儿就接踵而来了。我拖着板子进了街北头,乡亲们就开始行注目礼了,惊讶、惶恐、不解、佩服,各种表情纷至沓来,复杂的目光一直把我检阅到家门口。
人们嘴里纷纷发出啧啧声:“你真胆大呀,你不害怕吗?搁我们要吓死了,那可是沾了死人气儿的啊。”
“这东西也能烧?再没的烧也不能烧它呀。”
“她一个人多难啊,要不你让她烧啥,分那点柴苗苗够干啥的。”
“北京来的真泼辣呀,她咋啥都不怕呢。”
我心话儿,你错了,我是东北农村来的,北京跟我没关系好几年了。有在东北摔打的基础才有今天敢与“死人屋子”为伍的胆量。
还有逗事儿呢。仿佛我浑身散发着阴气,干活歇气儿时在我身边扎堆说话的人少了,他们真的是恐惧呢,交头接耳传递着我做邪事儿的信息,定定看我的眼光惊恐万状,好像我摸过棺材板就是诈尸还魂的女鬼。
为了剁板子我要借砍刀。院里邻居知道这妮子要劈火板(当地人管棺材板子叫火板。就是啊,你都称为“火板”了,我何如不能拿它来烧火?),就拐弯抹角搪塞,不是说没有啊,就是说让谁谁借走了。我只好跟学校食堂吴师傅借,吴师傅问也不问就借给我了。用了几天,却不忍心了,怕长舌头把这事儿传到吴师傅耳里,人家会忌讳的,就赶快把刀还了去。自己揽下的事自己解决,别给别人找不肃静。没法子,用自己的菜刀劈吧,我就不信能变啥鬼怪。菜刀不如柴刀,使不上劲儿,于是每日里,我铆足了劲儿噼里啪啦剁板子,只差嘴里咿咿呀呀大喊,那个猛虎下山的劲儿,好似在把迷信守旧世俗蒙昧剁碎。
逗事儿继续。有好心人告诉我,“你弄个板子靠墙晒,院子邻居有想法呢。”哟,院子这么大,板子又是靠在自己房前,噢,板子被阳光晒后蒸发出阴腐气味,肯定是“硌硬人”的。唉,那就挪屋里去吧。挪到屋里大家就踏心了吧,没有,板子还在为我演绎故事。
经常在晚上,俺队小丫头们有事没事的就来我屋摸着油灯的昏光嘻嘻哈哈说说笑笑。板子来了她们就不来了。
住在街南头的小免经常上工路过我家门口招呼着我一块走,若时间早,在我屋里坐一会儿。有了板子,只是在门口叫我一声儿,不敢进来了。
女孩子里,只有小毛利不怕,照样来。她先礼貌地在我的窗前轻柔地叫我的名字,我感动地把她迎进来。我俩坐在黑屋里闻着板子的潮腐气味,回放各自呆过的大城市(毛利跟她爸从南京遣返回乡),近视临涣集,咀嚼民主三队,还嗤笑小丫头们的胆小,毛利咯咯地笑着。我问,你害怕吗?她说,棺材板是木头又不是鬼,有啥怕的,我就没往那上头想过。我爸就看着你得劲儿,老夸你,说你泼辣大方能吃苦,没有城里人的毛病。我听了又心酸又感动,真感谢她爸对我的理解。
男青年赵华山、周祥念过书,有点文化处事态度就不一样,他俩不愚昧不迷信,照常来我屋里跟我借书聊天。
估计全临涣、全安徽,不敢说全中国,也就我这么一个北京来的插队大姑娘每天跟拖死尸似的拖着棺材板呼呼往家蹽。
在别人眼里我拖的是阴曹地府的鬼魂,拖的是一块块沾满晦气的“尸骨”。我却幸福地觉得我拖的是一锅锅能温暖生活的鸡鸭鱼肉米饭馒头菜蔬,拖的是一锅锅热气腾腾的洗澡水,拖到家的是暂时没有后顾之忧的踏实心情。
缺少活人的关爱,“死人屋子”向我张开可怕的笑脸,牵着我的手,帮我度过了一段无助尴尬的生活。
2021-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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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涩的中学时代

我所经历的中学时代与现在的中学生生活的差别实在太大了。
那是1968年11月,因“文革”已“停课闹革命”在家闲呆了两年多的我,忽然接到通知;因“复课闹革命”的需要,立即上中学!消息很突然,让我惊喜甚至怀疑,不用考试就这么容易的进了重点中学?
课本发下来了,不是“数、理、化”,也没有“文、史、地”,而是当时新编的一种特殊教材《工农兵基础知识》,在这本厚厚的书里,前面很多篇幅是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歌颂“文革”的理论文章,然后才是十分浅显的数理化基础知识。而且,每个章节开头,都整页地印了好些条“最高指示”。就是这本书,一直陪着我读完了两年的中学时代。
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参加了1977年的全国高考时才发现,原来我在中学学的数学,仅仅才学了“因式分解”和“一元一次方程”,物理也只刚刚弄懂了家庭的照明电路及电阻、电流、电压等一些最粗浅的名词和符号;化学,好像只学了水、氧气和食盐的分子式,了解了“元素周期表”,掌握了几种物质的化合价……
后来,为了让我们“更紧密地与工农兵和生产实践相结合”,学校又相继发给我们两本书:一本叫《划线》,是木工师傅利用“勾股定理”、“圆、角、方”等粗浅的几何原理在木料上画图下料的知识;另一本书叫《制图》,是工人师傅利用“主、俯、旁三视图”的原理,进行机械绘图和加工的一本书。今天,如果我们重新审视这两本教材,其知识的含量实在让人可笑。
那时的体育课叫“军体课”,顾名思义,我们经常练习的就是投手榴弹和拼刺刀。为此,老师要求我们每人要自备一支“步枪”。我家没有木料,只好用红缨枪替代,结果遭到老师的严厉批评。后来,父亲求人要来一小块木板,锯成枪托,又用根木棍代替那长长的枪筒,虽然外型极像汽枪,但好歹算过了“关”。每当学校组织重大活动,我们一身草绿色戎装,肩背“各色不等”的木枪,随着“指挥员”的口令,一边杀声四起,一边挺枪突刺,那阵式也“颇为壮观”。
军体课的另一内容是“挖地道”,那是贯彻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的指示。地道就在我们教室的课桌下,从一间教室挖向另一间,最后,全校贯通。我们也学电影《地道战》的样子,把地道挖得既复杂、又隐蔽。既有“死胡同”、又有“陷阱”,真能让“敌人”摸迷糊。
“学工”课很有意思,我们学校是地区造纸厂派驻的“工宣队”,自然要到造纸厂去接受“学工”教育。我们被编排在不同的岗位,像工人一样“三班倒”顶岗。我在“压光机组”当操作工,就是把经过“打浆”、“抄纸”之后卷成整捆的纸坯送进压光机,利用压光机几吨、十几吨的自重却又镜子般光洁的钢辊上下碾压,把纸硬是压出光泽。两个月的“学工”,把我培训得能和师傅一样熟练地操纵压光机,了解了整个造纸的工艺流程,学到了许多在学校和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同时,也和许多工人师傅建立了友谊,至今难忘……
而今,看到孩子们坐在阳光明媚的教室,有老师耐心细致地辅导,还有先进的教学设备和高质量的教材,多么让人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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扔锄头

在安徽老家插队的夏天,为赶在太阳还没肆虐烧身,每天四点钟左右队长就在大喇叭里把睡梦正酣的人们吆唤起来去干活。
这天,人们睡眼惺忪地冲撞在乌涂朦胧的晨色中去锄黄豆。快见晨光时突然下起雨,一下雨再下锄就成了“和稀泥”。只好先住工回家吃早饭。
这几天光顾着和庄稼见面了,好歹盼来了雨,想趁雨天干点自己的好多荒疏了的事儿。正企盼雨你别停,不想还没吃完昨晚上剩的那点烂米粥,太阳公公就嬉皮笑脸地出来抢先代替大喇叭里队长的吆唤声儿,它催着人们赶快吃完饭去干活。
阴天是睡觉的好时光,又起那么早,整个人还恹恹的呢,又被太阳的光亮刺精神了。是农民,还老想在家干私活儿,你无非就是赶集买菜做饭洗衣服,穷极无聊串门子,看几眼成不了气候的书报,划拉几笔解忧闷的毛笔字……唉,无奈何,走吧,上地里划拉去吧。
刚干了十几分钟,突家伙从南边轰轰响起山雨欲来的呼啸声。哟,这老天爷怎么跟天底下所有生物一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刚才还满面笑容,这么一会儿就勃然大怒。南面黑压压的云用几乎触手可摸的低度徘徊在头顶,雷声雨声呜呜吼叫着朝北边扑过来。顿时天地一片昏暗。老天爷像被雷公劈破了肚皮,顷刻间泻下滂沱大雨,铺天盖地地把人们拍得抱头鼠窜。一眨眼,我身上已是干丝不挂。头顶霹雷炸响,茫茫旷野上每个站立的人就是雷公劈杀的制高点,加上导电的金属锄头就是致命的炸弹,让你觉得整个人就要通过锄头被雷公劈成碎片四散开来。因此吓得我一个劲儿地扔锄头。随着雷声的来去,锄头让我一会儿扔得老远,一会儿又跑过去捡起来,就这么着,边扔边捡边跑着。秀英、小免几个女娃看我在大雨中扔锄头捡锄头的,不知我耍的哪门子把戏,一边逃雨一边催我快跑一边被我的举动笑得不行。我也笑,但心中特恐惧,这恐惧源于老乡给我讲的一个真实故事——
有一天下大雨,一对来此地插队的上海知青姐妹走在空旷的田野上,两人打着一把由姐姐举着的伞,突然一个霹雷降落在雨伞上导电的金属尖上,雨伞和姐姐的衣服被劈成碎片,妹妹劈成重伤。姐姐青春美丽的身躯永远躺在了淮北广袤的平原上。
雷公可不像雨爷,雨爷有时还能逗你玩,一会儿大哭一会儿小闹;雷电是最没感情最没诗意最没想象力的天气现象。它凶残暴虐说一不二,杀起人来不像狂风雨雪冰雹还容你眨一下眼。因此,锄头不得不被我像投掷标枪似的反复扔着,一直到雷公渐行渐远。
雷公还有一个刺痛人心的残暴故事——
妈妈同事的三个儿子都被老同志放在了黑土地上。老大老二在莫旗我们博荣公社插队,老三在黑龙江某兵团当垦荒战士。
1971年的某天,兵团一个噩耗飞到老大老二那里——老三遇难了。哥俩代替北京的父母火速赶到兵团处理后事。
弟弟是在一次割黄豆的路上发现忘记戴手套,割黄豆若不戴手套,那豆壳尖锐的棱角扎在手上刺心地疼让你无法下手。弟弟返回宿舍取手套,他手拿镰刀走在一个高坡上。高坡、镰刀不容分说把霹雷拉到弟弟身上,秒间功夫弟弟变成黑炭永远躺在了黑土地上。
2021-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