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2021年8月之前，我一直“隐居”在老家，那是一所废弃高中的家属楼。后来有人在此开办私立高中，我不得不搬家，找了几处房子都不满意，索性来到上海打工。
我先在一家工厂里做小时工，一个小时21块，干了6天觉得工资太低就辞了职。后经朋友介绍，我骑着新买的电动车跑了二百多里，去了浙江的一家服装厂。
厂里生意不好，12月初就放假了。天一冷，电动车的续航里程大大降低，我无法骑车回上海，便又买了一块锂电池，打算等春暖花开时直接骑电动车回老家。但总闲着也不是事儿，逛了十来天，我又骑着电动车回到了上海。
我在嘉定区外冈镇葛隆村租了一间小房子，350元一个月，外面还有一小间用石棉瓦搭的小厨房。我打算安定下来，再继续找工作。
我租的小房子刚搬进来时的样子（作者供图）
村里的房子低矮破旧，每当看到这些老房子，我总想起郁达夫的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中所描写的100年前的老上海。
小说中的“我”和陈二妹租住的小房子，和我们这些打工者租住的房子似乎没什么两样，而陈二妹打工的卷烟厂和我很快就找到的工厂，应该也没有太大的区别。
后来，我应聘到一家汽车天窗厂，也是做小时工。厂子占地几十亩，前面是3层楼，楼前有草坪和停车场，楼后是巨大的车间。工厂有8条生产线，各类工人加起来约摸上千。工资还可以，白班每小时25元，夜班每小时26元。如果过年不回家，还有1000元奖励。
1月28日，该回家过年的工人都走了。工厂每月5日发上个月的工资，这意味着如果想拿到春节加班奖励，必须要做到3月5日。
厂里把剩下的人集中到餐厅，先表演节目，后又组织了些游戏，提前庆祝新年。
到了3月初，我跟曹线长说自己做到周末就辞职。他挽留了几句，我执意要走，他也就同意了。
当时我如释重负，想着终于要结束这牢笼似的生活，重获自由了。结果还没到周末，上海的疫情就严重了起来，曹线长再次劝我：“你现在回老家要被隔离的，你真的决定现在回家吗？”
我考虑了一下，决定留下来再干几天，看看情况会怎么发展。
2
年前，工厂的生意非常好，每天都要加班，周末也不休息，年后忽然就闲了下来。
3月前两周，我还一直在上夜班，12日一早，曹线长忽然在工作群中通知：“双休两天，周一统一上白班，如有变化我会及时通知大家，请保持电话通畅。”之后，我们就每天只上8小时班了。
第二天一早，曹线长又在工作群里发问，让大家都去确认一下所在村或小区的封闭情况，如果有不能正常出行的，在群里反馈。工友们所在的村不一样，有的封2天，有的封7天，还有封半个月的。
他们大多数住在临镇，那里已经有确诊病例了。于是全线25人，只有我和老吴还能出去。中午，我去村中的小理发店理发，回到小屋刚躺下，曹线长的电话就打了过来，让我立刻去上班。
我骑着电动车从小路走，刚出村口，就发现小路的限高栏下停了一辆卡车，路边还摆着两把椅子。有个老头坐在椅子上，说我现在可以出去，但晚上12点之前必须回来，因为12点之后就不允许进出了。
我拍下拦路的卡车发给曹线长，说不想去了。他说没关系，回不去可以住厂里。我又转去大路看了看，发现大路上依旧车水马龙，没人拦路，就觉得没多严重，晚上应该能回来，于是就没准备换洗衣服。
村口拦路的卡车（作者供图）
赶到厂里，温主管正在集合到厂工人，不到30个，只能开一条流水线。厂里一共有8条流水线，每条流水线做的产品都不一样，每个岗位也不一样。我们这些拼凑起来的人大多数都是4线的，因此主管决定就开4线。如果生手忙不过来，就两个人做一个岗位。
那天从下午2：30上班，到晚上10点下班，吃晚饭扣半个小时，共计7个小时。可后来结账时，发现给大家的工时费都是9个小时——我们当时还想，这可能算是线长给我们的小小奖励吧。
下班后，大家还在开心，温主管却忽然告诉我们，所有人都不许离开公司了，怕明天来不了。现在厂里还勉强能开一条生产线，万一再封几个人，那全厂就得停产了。
之后，温主管给我们每人发一条军绿色的睡袋，然后把男工们都带到三楼（4个女工在二楼），指给我们几个能睡的地方：一间很大的健身房，还有三间会议厅。
一直以来，公司大楼的三楼和车间是两个世界。
平时，车间里的工人从来不被允许来三楼。因为三楼是那些读过大学的人工作的地方，安静、整洁、干净，他们都坐在电脑前办公。卫生间都是坐便器，小便自动冲水。而车间里则是没读过大学的人工作的地方，各种机器发出噪音，还有有毒的气体，所有人都是站着打螺丝、搬玻璃。卫生间是蹲坑，小便手动冲水。
这次进厂之前，大多数人都没带什么东西，有的甚至连牙膏牙刷都没有。大家只能站在水龙头前脱掉一只劳保鞋，把脚伸到水龙头下洗。洗完了，用擦手纸擦一下，穿回劳保鞋，再换另一只脚。为了祛除脚上的臭味，大家都用洗手液来洗脚。
这情景正好被一个在三楼工作的男白领看到了，他和另一个白领小声嘀咕：“天哪，你猜我看到什么了？车间里的工人居然用公司的洗手液洗脚，拿手在脚上搓完了又去挤洗手液。天哪，那个洗手液的瓶子我是再也不会去碰了……”
之后，我去健身房看了看，里面睡了8个人。先去的抢到了一块瑜伽垫，后去的只能直接睡在地板上。我刚开始睡在会议室，里面有地毯，总共睡了六个人。我怕吵，就出去看了看，发现隔壁较小的另一个会议室一个人也没有，就搬了进去，找了一处还算干净的角落，把睡袋摊开。
人生第一次睡在会议室里，我没好意思脱衣服，直接钻进了睡袋。看了会手机，刚准备入睡，就又进来一个人，他说他睡在健身房，但那边睡的人打呼噜太响了，他睡不着，就搬了过来。
半个小时过去了，我还是毫无睡意。后搬来的伙计睡着了，打着很响的呼噜，我想他应该听不见自己的呼噜声吧。
我们在公司会议室和健身房打地铺（作者供图）
又过了半个小时，仍旧是毫无睡意，我索性起来，去工位上搬了一把转椅，放到卫生间的门口，坐在那里看手机。整个三楼，只有卫生间的门口亮着灯。坐到凌晨三点，楼下有脚步声，一会儿，一个保安拿着手电上来查看了一圈，又下去了。我又回去躺了一会儿，还是没睡着。
一夜没睡，第二天下午我感觉非常难受，实在困得受不了，就在头上倒一点水，让冰凉的水顺着脖子往下流。很多人都抱怨说昨晚没有睡好，有的只睡了2个小时，有的根本没睡着，只闭着眼睛躺了一夜。
3月14日晚上9点下班之后，大家都很想睡觉，可主管却告诉我们，谁都不许睡，马上要做核酸检测。一直等到10点医生才来，大家立刻排队去公司门口检测。
这是我第一次做核酸检测，之前的2年我一直在村里，从未出过远门。听有人说做核酸检测很难受，捅得想吐，未免有些忐忑。排队的时候，“大白”让我们先把检测码弄出来，我不知道怎么弄，大白十分难以置信，他把我拉出队伍教我。
三十多个人，一会儿就检完了，比我想象的简单得多。
3
3月15号的晚上，有两个工人想回家住，温主管怕他们回去了出不来，不同意。可两人坚决要回，并向主管保证他们一定能回来。他们应该是知道进出村子的小路才敢这样说吧，主管劝了好大一会儿，终于无奈放行。
第二天早上，两名工友果然在上班之前回到了厂里。温主管很高兴，为了激励工人的士气，说要给大家加工资：正式工按平时工资的1.5倍给，还有绩效奖励啥的；小时工也有同等的奖励，但具体多少并没说。
我和几个小伙子刚来应聘时，负责培训的人老是诱导我们从小时工转成正式工。还向我们介绍正式工的种种好处，比如有社保，公司也不会随意辞退，万一疫情封城了也能拿到最低工资，还有生育补贴，假期也有工资。
但我们都不为所动——小时工的工资更高些，也比较自由，拿了工资想走就走，和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了。正式工虽然有各种福利，但扣除杂七杂八的，每个小时只剩下十几块钱。小时工可以随时转成正式工，可正式工转成小时工根本不可能。
由于工人总是抱怨休息不好，温主管向上反映，公司领导决定让我们去住宾馆。晚上还给每人发了一箱很好吃的丑桔、饮料和零食。
下班后，我们几个人就乘坐4辆小车去了宾馆，宾馆门前的大街上照样人来人往，跟平常一样。住了两天，到了3月18日一早，得知宾馆所在的区域要封控，我们的宾馆也被征用作为“隔离宾馆”后，温主管急忙把大家叫起来，一起坐车“逃走了”。
听说加了工资，这天厂里又来了不少人，还有些工人是从已经封控的村子里偷跑出来的。听他们说小路没人管，只是车没办法开出来。到这一天，厂里已经能开三条生产线了。
早晨，我正在5线忙活，4线的一个工友垮着脸来告诉我们，新来的主管对他们说小时工不加钱，“还说别人都封在家里，我们在这儿有吃有喝，还能拿工资，已经比那些封在家里的人好多了。要想加钱就从小时工转成正式工，而他们都不想转。”
我们立刻不干了，3条生产线停止运转了，20多个小时工围着新主管，质问他为什么公司说话不算数？如果不加钱就早说，每天在公司睡地板，一天干十几个小时容易吗？
那个主管只好说：“你们先回去生产，让我们商量一下，到吃晚饭时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不过有句话那个工友说得没错，这家厂的伙食还是挺不错的，是我打工多年吃的最好的地方。
我们工厂的伙食（作者供图）
我旁边的小伙子是97年的，和我是老乡，也是小时工。他干活儿挺快，最近这几天他听说小时工加钱，干得还挺卖力，现在一听不加钱了，立刻就像泻了气的皮球，流水线的后面很快就空了。
5线线长封在家里，管理我们的是8线线长，他也觉得公司做得过分，并不催促我们，而是跟我们一起聊天。就这样做到晚饭时间，主管叫小时工上3楼的会议室。人都到齐之后，一个女主管开始讲话，说这段时间大家为了保订单辛苦了，晚上都睡在地板上，可能都睡得不太好……女主管讲了一堆好话，然后又说已经向公司领导请示了，可以给加工资，“你们觉得加多少合适呢？”
一个小伙子说：“就按你们最初说的，按平时工资的1.5倍。平时是25一个小时，现在就是37.5一个小时。”
女主管问：“你们都同意吗？同意的举手。”
我们都说同意，并举起了手。旁边一个男主管拍了照，说以后不许反悔。大家没想到这么顺利，兴高采烈地跑去餐厅吃饭了。晚上，大家干活儿也快了。97年的小伙儿像打了鸡血一样拼命地干。
8线线长模仿他吃晚饭之前干活的样子，“25块钱一个小时你像这样干，半死不活的。”然后又模仿他现在干活的样子，“37块5一个小时你他妈跟充了电一样，这样看钱真是好东西，以后干脆叫你‘37块5’算了。”
小伙子也笑了：“那是，别的方面你随便开玩笑，钱的方面不要跟我开玩笑，一家子等着我挣钱吃饭呢！”
4
“37块5”也住在葛隆村，之前我们并不认识。
3月23号的晚上，我们得知葛隆村已经解封，只要去村委会办一张通行证就能正常出入。“37块5”毫不犹豫地回去了，我却有些拿不定主意，担心出入证不好办。万一办不下来，还得回到厂里。而电动车已经10天没充电了，怕是没法再跑一个来回。
可我的胡子已经10天没刮了，胡子长得粗硬浓密。我每天戴口罩主要不是防病毒，而是遮住胡子。想来想去，最终我还是决定回去一趟。
我骑着电动车飞驰在空荡荡的大街上，有一种鸟儿飞出牢笼的快感。葛隆村的6个出口封了5个，只有村委会旁的一个出口可以进入。出口旁站着3个老年志愿者，让我去村委会办出入证。村委会的一位女士只看了我的核酸检测结果，马上就开了出入证，整个过程不到2分钟，出乎意料的顺利。
我打开阴暗破旧的小屋，开开灯，站在门口愣了一会儿——我终于回来了。十多天前买的梨和桔子还好好的，我吃了几个，然后洗脸刮胡子，把换洗衣服找出来。
该办的事都办了，我有些犹豫要不要现在就走，疫情期间朝令夕改是常有的事儿，万一明天早上出不去了咋办？但我太累了，还是决定睡一觉，明早再走。被子虽然有些霉味儿，但仍比睡在公司的地板上好多了。
第二天早上不到7点我就出门了，很顺利地出村。路上只有很少的车，也没几个行人。往日我骑车上班时，路上的电动车流像非洲大草原上迁徙的角马群一样多，可今天只有我一个。
走着走着，我突然发现远处的路边居然还睡着一个流浪汉。走近了才看出来不是流浪汉，而是看守被封村庄的志愿者。他应该在这里坐了一夜，下身裹在睡袋里，坐在那里弯着腰看手机，身后还放着一瓶水，就像三和大神。
志愿者在路边休息（作者供图）
这天晚上，主管又让我们去住宾馆，好好休息一下，明晚开始上夜班。
这次找的宾馆好一些，仍是双人间，我拍了张宾馆的照片发在工作群里，有工友很羡慕地说：“现在厂里竟然住这么好了？”他们也很想来上班，可惜都被封住了。
我看窗子外面是亮的，打开窗帘一看，原来是假窗子，外面是一道一尺来宽的空间，上面装了一盏日光灯。我去工友们的房间看了看，全是这样设计的。想在大城市住一间带窗子的房间竟然如此之难，对比自己之前“隐居”的高中家属楼，南北通透，阳台外面就是田野和河流，一眼可以看出去几公里远，真是太奢侈了。
第二天早上，我想出去吃早饭，外面下着大雨。问前台，伞全被借走了。大堂里有沙发有书架，我就坐在沙发上看书。后来又有几个工人下来了，大家就给主管打电话，问午饭怎么解决，主管说他考虑考虑。
我饿得不行，就去一间地下超市买了一桶泡面和一根火腿，回到宾馆泡着吃。等到中午，主管派人送来一箱方便面，每人分了一桶。傍晚6点多大家坐车回厂里上夜班，给我们留的晚饭放在保安室里。
和我搭班的男人是个小个子，瘦瘦的，一张黄脸，眼角都是皱纹，脑门秃得发亮，看上去应该有40来岁了，一问居然是90年生人。他是正式工，已经在这里做6年多了。我问他怎么能坚持这么久，他说：“我之前也干过好几个厂，条件都差不多，换来换去还挣不到钱，最后就在这里安定下来了。”
尽管已经做了好几年，他仍旧没能适应夜班。凌晨3点之后，我并不感觉太累，就是困，有些轻微犯恶心。可以看得出来大家都很困，只要有几分钟的空闲，就会坐下来趴在胳膊上睡。
我对面的小个子又困又累，一直在咬牙强撑着，已经有些犯迷糊了。我俩的工作是先拿一根橡胶条装上，再装两块玻璃。天窗流下来，橡胶条还没装，他却去搬玻璃。经我提醒，他尴尬地笑笑说：“我快撑不住了，难受得要命，怎么还不吃早饭呀？”
我说现在就是有早饭也吃不进去，他说：“我也吃不了多少，但起码可以歇半个小时，我没一点儿力气了。”
平时夜班我们都是5点吃早饭，可由于疫情的原因，迟迟不见早饭送来，大家都开始抱怨，说饿了没力气。主管拿来一箱小点心，我们每人分了两块，吃过之后，感觉不太困了。
直到7点钟，早饭才送来。每人3个包子，一枚煮鸡蛋，一小碗稀饭。看没人管，有人就开始多拿鸡蛋，后来的人没有鸡蛋吃，只能吃包子。
这天早上8点下班之后，我没去宾馆。
以前我们去宾馆都是坐主管的车，觉得理所当然。这几天只能坐工友的车，大家都是萍水相逢，没什么感情，就有工友向坐他车的人每人收10块钱。我坐的这辆车的工友倒是没说收钱，但老抱怨油费贵，明天他就不带人了。再说了，去宾馆来回要花近一个小时，还没有饭吃，我决定还在公司睡地板。
我去会议室，他们上白班的人刚起来不久，屋里一股脚臭味儿。会议室没有窗户，无法通风透气。我又在三楼各处看了看，发现东头的小图书室不错。
图书室里住着两个上白班的工人，他们已经走了，窗户大开着，没有任何异味儿。我忙把睡袋搬了过来。插上门，关好窗户，从书架上抽了本书，翻了几页，很快就睡着了。
连着上几天夜班，已经习惯了。想着别的工人封在家里，每天吃喝都成问题，而我们住在厂里有吃有喝，每天挣400多块钱，还能经常领到些水果、零食之类的小东西，大家都觉得自己很幸运。
5
很多村子陆续解封，不断有工人回来上班，看样子疫情很快就要过去了。可我们哪里知道，最困难的时刻才刚刚开始。
三月的最后几天，有人传言说干到月底就放假，只留二十几个老工人。上海市政府的文件下来了，上海要封城，以黄浦江为界，浦东浦西各封5天，我们浦西从1号封到5号。
到3月31号的早上，确定传言属实，我们要放假回家了。小时工回家之后不再有一分钱的工资。正式工哪怕一天班不上，仍旧可以拿到两千多块的最低工资。但正式工这一年所有的假期也都扣完了，绩效奖励啥的也会减少。
而且，我们也没听说哪个工厂要裁员，因为几乎每个工厂都积压了不少订单，急等着开工。工作群里，线长经常追问哪个村解封了。
早上7点左右，我们还没下夜班，上白班的已经来了。有个上白班的男人说，隔离的时候政府会发物资的，“37块5”和他对面的小伙子不相信，两个人还和他争吵了一会儿，说政府不可能给打工的人发物资。
那天下班后，很多人都把睡袋带走了，我没要，留在公司的小图书室里。
怕进村后再出来不方便，我打算先去菜市场买点菜。
菜市场门口有几个工作人员看核酸检测报告、测体温。里面人很多，菜品也还算丰富，就是价格比平时贵些，猪肉22元、青椒14元、鸡蛋7元、土豆5元、蒜苗8元一斤。
想着家里还有一块腊肉，4斤面条，我就只买了1斤青椒、3斤鸡蛋、1斤蒜苗，想着这些东西足够我吃5天了。再说来的时候我也没打算在上海长待，也就没有买冰箱，东西买多了也没处放。
连上了几天夜班，夜里睡不着，迷迷糊糊睡了一会儿，天刚亮我就饿醒了。吃夜饭习惯了，这一夜没吃东西，饿得头昏眼花。我忙起床去村头的小吃店，发现小店还在营业，忙进去要了一碗热干面，两根油条。一共8块钱，吃得饱饱的，真舒服。
我问店主这几天都营业吗？她说营业呀，食材她都准备好了。我放心了，说早知道自己就啥也不买了，在她的店里吃就挺好。没想到第二天一早，我又兴冲冲地跑去吃饭，发现店门已经封了，只得回家煮面条吃。
4月2日下午两点多，村委会的大姐挨家挨户发“疫情防控应急物资领用券”。又过了一会儿，我听有人在喊物资到了，就随大家一起去村中老街排队领取。
我不清楚上海别的地方怎么样，但在葛隆村，外地人和本地人没有区别，每户不论家里有几个人，领到的也都是一样的：2根莴笋、5个土豆、4个西红柿、5棵小白菜、3盒牛奶、1只鸭子。有不少人都把领到的物资拍照发到微信朋友圈，或者发到抖音，说些感谢政府的话。
4月2日政府发的物资（作者供图）
4月3日的上午，每户发了5个苹果；4月6日下午,发了4包中药液、2小袋连花清瘟颗粒，我领回来就扔在桌子上，一包也没喝；4月8日下午，每户领一包青菜，有3棵生菜、4根黄瓜、十几棵上海青；4月9日的晚上，我们领到了2斤五花肉；4月10日的上午，我们又领到了防疫服务包：4枚桔子、10支抗原试剂、2盒连花清瘟胶囊、20个口罩，以及一封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信。
4月10日领到的莲花清瘟和4个橘子（作者供图）
6
到这一天，葛隆村已经有好几个阳性感染者了，有大白来把他们拉走，密接者居家隔离。房子周围拉着隔离带，门口放着专用的垃圾桶。我们这些没感染的人也不觉得害怕，去村口核酸检测路过他们门口时，还有人伸着脖子往里看看。
按要求，封控区所有人要足不出户，但实际上完全办不到。
葛隆村里的本地人大多是农民，靠种地和收租为生。除了房子值些钱，他们本身也并不太富裕。外来的租户大多是工厂里的体力劳动者。两口子，甚至有两口子带一个小娃的，只租着不足10平方的小屋，屋里当然没有卫生间。
有很多本地人家里也没有卫生间，他们每家都有一到两个用来方便的小木桶，上面有盖子，肚子鼓鼓的，形似罂粟的果壳。每天早上天刚蒙蒙亮，他们就把小木桶提出去摆在门口。有两个本地口音的女人拉着铁架子车，边走边把小木桶提上车。一层摆满了，上面再摞上一层，拉到公厕去倒掉，用竹刷子清洗干净，再拉回来摆到原来的地方。
她们应该是多年干这个，哪个木桶是谁家的都分得很清。可能是为了散味儿，有些木桶会敞着盖子摆在门口，好几个小时都不收回去。
这边有很多农村都是这样做，也算是上海独特的景观了。
村里收马桶的女人（作者供图）
外地人大多没有马桶，也有少数人买了红色的塑料马桶。但这种马桶是没人帮忙倒的，要自己提去公厕。有人不想跑路，就直接倒在小河里，再在河边清洗干净。我一直不理解，这种小河居然还有人在里面洗衣服。
还有的人半夜想方便了，不想穿着内衣往公厕跑，就在阴暗的角落里大小便。于是经常会在房角处见到这样的标语——
“禁止在此大小便！”
“在此大小便*****！”
这就是我们的居住环境，这样的环境是不可能做到足不出户的，因此也没人管，大家都可以在村子里到处走。村中的小河边有很多人在钓鱼，我亲眼看见一个小伙子钓起一条3斤多的鲤鱼。
村中还有不少菜地，看着菜地，我想起罗翔老师的话：人在快饿死的时候是可以吃大熊猫吃老虎的，这不犯法，这叫紧急避险。我总会想，那如果我们这些租户快饿死的时候，来拔几棵菜吃，算不算紧急避险呢？
村子西南头有个小公园，里面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有一天，我带了本书坐在长椅上看，却看不进去，总想出去。我去公园边的围栏查看了一下，发现围栏很简陋，很容易就能翻出去，有的地方明显有人翻过。翻过去走几十米就是大马路。往日大马路上车流如水，现在静悄悄的，一辆车也没有。
村子的东南头是葛隆菜市场，菜市场和村子之间也有围栏。菜市场的小贩把自家的手机号码和商品种类写在泡沫板上，挂在围栏上。村子里的人需要什么，就打电话，小贩很快就会把东西送过来。每天都有不少人站在围栏两边进行交易，村委会的人也没有进行干涉。因为政府发的物资根本不足以维持生活，如果不许交易，他们就得提供更多的物资。
村口的围栏上，全是附近小贩的售卖信息（作者供图）
4月8日，我在此买了50元猪肉（22元一斤）、两袋面条（19.6元）、20元鸡蛋（7元一斤）；12日，我又在此购买了10斤大米（3.5元一斤）、2斤粉条（8元一斤）、1.8升油（40元）、1袋调料，一共100元。比平时贵一些，但也可以接受。
村中的村民也会出售自己种植的青菜，韭菜5元一把，莴笋5元3棵，也不算贵。所以就物资来说，我们暂时不太缺乏，但如果一直封控下去就不好说了。
网购已经完全停止了，我没能在网上买到过任何东西。村里建了一个团购群，但我一次也没参加过。听说有快递员一天能挣上万块，但自封控以来，我就没见过一个快递员。现在快递也不是谁想送就能送的，不然也不可能挣到那么多。
7
从4月6日开始，就不断有人在葛隆村民群里追问，什么时候才能解封。
“说到6号解封，就没有准备多少菜，现在没菜吃了。”
群主——也就是村委的人说：“村里不断有阳性感染者，怎么解封？”
有村民追问：“本村不是一直处于封闭状态吗？为啥还有这么多感染的？是不是翻墙进来的？村里总得给我们广大村民解释一下，搞得我们现在很恐慌，也很害怕，有什么办法可以杜绝此类事情的发生？”
“想控制除非全部在家封闭管理，足不出户。”
“咋能做到足不出户？我天天看见一群人在河边钓鱼。”
“钓鱼咋啦？我们一不扎堆二不聚集。”
“那上厕所咋办？屋里又没有厕所。”
“公厕脏得很，也没人打扫没人消毒。”
这时候群主才说：“我们会派人去打扫消毒的。”
有村民发了一张动图，一个男人左手端着一大碗土，右手拿着筷子往嘴里扒拉。说：“再不解封我只有吃土了。”
有村民说：“早点睡吧，不要想太多，想太多也没用，这不是你我能解决的事儿。管好自己，保护好自己就行了。”
群里安静了一会儿，又有人冒出来说：“听说葛隆又有人中奖了？妈的，解封遥遥无期了。”
片警立刻出来发言：“不信谣不传谣，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大家已经越来越难以忍受了，几天前，我房子对面的两个男人大吵了一架，差点打起来。第二天，我房子后面的两口子又吵了起来。每个人都好似憋着一肚子火。
4月16日一早，我收到了厂里发的物资：30枚鸡蛋，3斤多猪肉，2根莴笋，3根青茄子，3根紫茄子，3根西葫芦，3棵生菜，1棵花菜，17棵上海青。
很多工厂都不会给工人发物资，更何况我们只是小时工。我们工厂已经很不错了。
4月16日工厂发给工人的物资（作者供图）
根据上海小区疫情速查小程序得知，葛隆村目前仍属于最严格的封控区，最近的阳性确诊日期是4月8日，预测解封日期是4月22日。但如果22日之前再有确诊，解封日期还得往后顺延，所以具体哪一天能解封仍不确定。
就像新闻里说的，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耐心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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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陷上海滩
这一次，上海就是真正的风暴中心。蝴蝶在风暴中心扇了扇翅膀，也会掀起整个中国汽车业的一场飓风。
文 | 曹默涵 曾诗雅 李清扬
编辑 | 金匝
运营 | 绘萤
3月29日，是生活在浙江湖州的陈子语提车的日子。
那是一台黑色的特斯拉Model Y。为了将它开回家，陈子语已经等待了105天。之前承诺的一季度交付期快结束了，但始终没什么进展，她觉得煎熬。直到3月26日，特斯拉的销售在微信群里告诉她，29日可以提车了，她有种“终于等到了”的激动。
但仅仅是第二天，提车的进度条又陷入停滞，3月28日下午3点多，销售更新情况：“受上海疫情管控影响，交付预期有所变动，具体提车时间暂时还无法确认。”
同样是订购了Model Y的准车主，浙江绍兴的安清也从销售口中获知了坏消息。原计划3月30日提车，没赶上，她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延期的消息，一下子涌进来134条评论。同城另外两位车主的遭遇与她相似，甚至其中一位以为能按时提车，已经把自己原来的燃油车卖了，这几天只能打车出行。
疫情反反复复，安清的销售仍然需要每周更新一次进展，但也只有那么一句：“请大家耐心等待。”安清看他的样子有些可怜，忍不住问了他一句：“你还好吗？”对方立刻发来几个哭泣的表情：“我快崩溃了。”
提不了车，一定不只是行业的末端出了问题，更严峻的现实，要往上游去看。
整个3月，位于浦东临港的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经历了停产—复产—再度停产的曲折。最近一次变动，是3月28日起，整个工厂跟随浦东实行封控，一开始说停工4天，后来复工变得遥遥无期。有传言说，特斯拉最早要到5月中旬才能复工，特斯拉对外事务副总裁陶琳立即回应称，这是谣言，但也并未给出复工的准确时间。
不论何时复工，特斯拉的生产陷入沉寂是事实。86万平方米的园区里，长达637米的Model 3生产线不再运转，原先上下翻飞的红色机械臂也停了下来，上万名工人的忙碌身影遍寻不见。有消息称，上海超级工厂，每周为特斯拉的中国和欧洲市场生产超过6000辆Model 3和10000辆Model Y，如果停工一个月，意味着64000辆左右的产能，消失了。
被迫停产的车企远不止特斯拉一家。4月9日，蔚来汽车通过官方App宣布暂停整车生产，不少用户的车辆要推迟交付。虽然蔚来的生产基地不在上海，而是在安徽合肥，但一辆车子构造复杂，涉及上万个零部件，供应商众多，而蔚来位于吉林、上海、江苏等多地的供应链合作伙伴，已经陆续停产。
李斌，蔚来汽车创始人，不得不抱歉地跑到App的评论区向用户们解释，“一辆车差一个零件都没法生产”。他补充说，蔚来自3月中就存在零部件断供的现象，“这个情况也不是我们一家，很多厂商都暂停生产了”。整个3月份，蔚来的销量是9829辆。按照一辆车超过30万的均价计算，一旦停工一个月，涉及的损失至少30亿。
李斌话音刚落，长城汽车旗下热销款SUV坦克300，也宣布自4月14日起暂停生产，原因是受上海、江苏、吉林等多地疫情影响，这个车型涉及的8家供应商也已经停工、停运了。
无论是特斯拉还是蔚来，都是没有多少库存的。因为订货周期和结款周期长，整个汽车行业并不愿预备库存，尤其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更新换代速度之快，预备库存，很可能导致跟不上节奏，落后于行业。
将库存压力压到最低，是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的使命，也是CEO马斯克的夙愿。知名汽车博主常岩告诉每日人物：“为了降低仓储成本，特斯拉向来是接到多少订单，生产多少新车。”但现在，就像一个崇尚“极简”和“断舍离”的人，突然被隔离在家，新能源汽车们因为没有囤货的习惯，如今成了疫情里最最先受影响的一方。
疫情真实地改变了所有人的生活，包括汽车制造链条上的人。之前在流出的群聊里，李斌晒过自己被困上海家中，用栽种的小葱和邻居换盐的经历。常岩加了一个车友群，发现李斌也在里面，有一天，李斌在群里说，自己租了个有院子的房子，开始种菜，“准备持久战”。
李斌的朋友何小鹏看了看自家的食物储备，发文感慨称，如果自己遇到这样的状况，“只有两袋牛肉干和几大瓶蜂蜜可以撑下”。作为小鹏汽车董事长的何小鹏，人不在上海，却时刻关心着上海的变化。4月14日，他在微博发出一个颇为惊人的判断：“如果上海和周边的供应链企业还无法找到动态复工复产的方式，5月份可能中国所有的整车厂都要停工停产了。”这段话后面，他还加了一个哭泣的表情。
这个观点得到了华为消费者业务CEO、智能汽车BU CEO余承东的附议，他预测的停产范围，扩大至“所有科技/工业产业涉及上海供应链”的公司。
一辆汽车的诞生，是一个完整的链条。链条上的供应商、制造商和消费者，每个环节的齿轮都紧密地咬合着，只有不停转动，才能源源不断地创造利润和价值。
2020年，疫情最初袭来时，链条上的齿轮被拆散，就打了汽车业一个措手不及。当年2月，因为位于湖北省的35家供应商没有复工，红旗汽车面临全面停产危机，一汽董事长徐留平特意向时任湖北省委书记发出一封函件，用上了“恳请”“求援”这样的紧急字眼。国内汽车市场也在那个时候跌入史无前例的低谷——2020年2月，汽车产、销量均环比下降83.9%，全行业不得不展开艰难自救。
前车之鉴足够痛苦，这一次，尽可能地保证链条运转，成了不少上海车企的头等大事。
上海，汽车产业难以抛弃的一环。中国每生产10辆汽车，就有1辆来自上海。这座城市的新车订单也是全国最多的，一年能卖73.67万辆。对上海来说，汽车业也关系巨大，2021年，这个行业的总产值是7586亿元，占上海全市GDP的17.5%。
浦西的嘉定安亭和浦东的临港隔江相望，分别坐落着上汽大众和特斯拉的工厂，也是两个时代汽车故事的主角，一个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家轿车合资企业，造出了中国首辆国产组装的桑塔纳，另一个是上海有史以来最大的外资制造业项目，用短短两年的时间，撑起了特斯拉全球交付量的半壁江山。
还有如今在造车新势力中崭露头角的蔚来，2015年诞生于上海，安亭托住了李斌的造车梦。而小鹏、理想这些玩家，也都选择在上海设立研发中心。百度为了参与智能汽车竞争，和吉利共同成立了集度，同样选中了上海，并计划将办公室迁往嘉定。它们和上汽系的新能源汽车们一起，构筑了上海对未来汽车的野心。
上汽大众在全国一共有9座整车工厂，位于上海的4座都在嘉定区安亭镇，承载了超过112万辆的产能，而上汽大众整个2021年的汽车总产量是125万，上海如果停产，几乎是按住了上汽大众的命门。在一份重点企业“白名单”中，上汽上报了上汽大众和上汽通用两家合资公司，理由为“经济支撑类”。
所以，汽车制造不能彻底停下。3月14日，上海安亭镇先于全市进入了48小时疫情防控静默期，3月20日周日晚8点，嘉定区又通知安亭镇进入封闭管理，上汽大众的近2000名员工连夜从上海的四面八方赶回工厂，保证了封闭生产下，流水线还能在21日早晨8点半准时开工。
位于上海浦东金桥的上汽通用凯迪拉克工厂，给保供员工搭建了临时铺位，原先的会议室和车间地面，被睡袋、瑜伽垫、行军床铺满。住宿条件的简陋，还不是最让人担心的，随着疫情的变化，供应商工厂24小时内即将封闭的电话随时都会打来，车企的物流部需要立刻调配运输车辆，争取最后的时间，把零部件抢运回厂里。
在上海及周边区域，除了造车工厂，还聚集了上千家规模较大的汽车零部件企业，安波福生产的线束（汽车电路的主体）占全国供货量的80%，博世生产的车身电子稳定系统（ESP）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则高达70%。
江霖和他的公司就是这些零部件企业中的一员。他是上海一家汽车智能座舱初创企业的CEO，和车企合作开发腰托、按摩系统、音乐律动系统、主动安全头枕等产品，蔚来、小鹏、哪吒等新造车公司都是公司的客户。疫情袭来后，量产的工厂已经被迫停产，工人们都回了家，但从3月下旬开始，江霖就和二十多位研发人员一起住进了公司宿舍，每天线上和客户开视频会议，做提案报告并讨论研发细节。
经历过武汉的混乱和慌张，江霖学会了未雨绸缪。2021年下半年，长三角疫情出现反复时，他就在公司囤了三十多个电磁炉和几十套餐具，今年过年的时候，又往公司运了50包大米和十几桶油。这些物资在公司食堂关闭后显得格外珍贵，加上团购抢来的菜和肉，每天能保证这二十多个员工填饱肚子。
但要真正“突破封锁”，并没有那么容易。
刘安宏是上汽和通用合资企业泛亚的一名工程师，他在浦东的出租屋里已经被封了半月有余，许多项目都卡住了。负责汽车电子软件的他，需要将软件安装到实车上进行测验，但现在，没人能够去厂区接触到实车，整个项目只能延迟。眼下，他所有的工作规划已经变成“如何在复工时以最快的方式推进所有项目”。而另一位上汽通用的工程师，因为业务涉及生产制造环节，完全无法推进，他已经有半个月没怎么开过电脑了。
高合汽车在上海有两三千名员工，在浦东封控之前，人力资源部门询问了员工们的意愿，最终大约有500人自愿前往公司进行闭环工作，作为研发人员的姜杉没有多想，也去了，连夜打包好衣服，那个晚上，他睡到了公司里。
姜杉的工作还好，大多在线上完成，“只要一台电脑就行”，但公司其他部门的同事，不少也需要在线下实车上完成测试和调整，甚至需要出差去一线工厂，而高合汽车的生产基地，是距离上海300公里外的江苏盐城。
罗铁在一家民营车企做汽车设计师，疫情发生后，他也只能通过家里的笔记本远程操控办公室里的电脑，卡顿、掉线时有发生，往往一天过去，只能完成过去两个小时的工作量。他唯一庆幸的是，“工资还在发”。
行业按下暂停键，汽车从业者最切身的利益也会受损。罗铁回想起2020年春天，他还在另一家汽车公司，当时公司以疫情下效益差为由降薪，“到手的工资还没有平时的一半”，有同事因为还不上贷款，马上要逾期，还站上了公司研发大楼的楼顶表示抗议。
如今让江霖无比忧心的，自己作为还在工厂的一名供应商，就算已经生产了货，也交付不到下一个生产环节。
江霖所在的松江区洞泾镇，方圆三四十公里，分布着小鹏和理想的研发中心。车企对供应链的依赖形成了“就近采购”原则，大家集群而栖。但现在打开地图，这一片区域被密密麻麻的红点占领——都是封控区。
他的公司此前和吉利一起做了一批产品的样件，“大概装了牛奶箱那么大的两个箱子”，需要送到位于杭州湾的吉利研究院进行下一步对接，但如今卡在了路上，死活运不出上海，“已经耽误十多天了，只能等到上海政策松了，再想办法运出去”。
还有一批货，事实上也已经违约。按照最开始的通知，浦西会于4月6日前解封，江霖把一笔订单安排在了4月8日寄出，客户那边也表示，4月15日能收到即可。然而封控的时间一再延迟，15日已过，“货一直交不了”。每个人的心情是一样的急迫，希望能知道一个确切的交付时间，最多的时候，江霖一天能接到七八通电话，对方的采购、工程人员，甚至集团副总、研究院院长，挨个打来，都在问货什么时候能发过去。
时隔两年，汽车业又陷入困境。只是，和彼时受武汉疫情的波及不一样，这一次，上海就是真正的风暴中心。蝴蝶在风暴中心扇了扇翅膀，也会掀起整个中国汽车业的一场飓风。
常岩最近时常回想过去上海汽车业的盛况。
2020年疫情刚开始，那一年的北京车展被推迟到了9月份，但到了2021年4月，上海车展还是在虹桥机场旁的国家会展中心如期举行。10天的展期里，81万人踏进了展馆，128辆新车进行了全球首次发布。
尤其是新能源汽车，似乎正在迎来最好的时代，小鹏P5、蔚来ET7、极氪001、智己L7，新势力们，带着新车意气风发地亮相。而宝马、奔驰、奥迪等传统品牌，也在奋力推出纯电车型和汽车智能系统。当然，人们也记得，一位女士激动地爬上了一辆红色特斯拉的车顶，大声高呼自己的维权诉求……热闹、信心、争议，汇成一股浪潮，充斥着整个会场。
“给大家打了一针强心剂，尤其是我们看到全球的汽车产业链都因为疫情停工停产时，中国市场还能呈现出繁荣，大家都很乐观。”常岩回忆说。
进入2022年后，尽管时有疫情影响，常岩仍然会不断收到车企体验新产品的邀约，“这一年给所有人的感觉是一种（各家都）要进入战斗的状态，就大家摩拳擦掌也好，或者说整装待发也好，都准备着在今年短兵相接，进行竞争”。
到了4 月，按照惯例，本应该已经进入北京车展时间，包括理想L9、集度汽车首款概念车、蔚来ES7、智己L7 Pro、岚图梦想家等新车，都会在车展前后上市或亮相。
但现在，一切都归于沉寂。2021年上海车展的举办地国家会展中心，成了上海规模最大的方舱医院，去年展出了1310辆整车的室内展馆，如今陆续被改造成隔离病房，最多可容纳50000张病床。原本将于三天后开幕的北京车展，也在此前宣布延期，位于顺义区、展出面积近20万平方米的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暂时等不来它的观众。
一些原定于线下举办的发布会，不得不临时改为线上录播，比如4月17日晚智己汽车的上市发布会。集度汽车原本摩拳擦掌，要在4月18日举行线下ROBODay，发布首款汽车机器人概念车，但后来也取消了，改为线上媒体沟通会，同步研发进展。
疫情不仅影响上海。3月的最后一天，常岩被李一男创立的“自游家NV”邀请，成为品牌北京上市发布会的暖场嘉宾，然而，就在3月30日，常岩参与彩排时得到通知，由于疫情，这场发布会将取消。搭建好的会场，投放好的广告，还有三辆从常州运来的新车，都派不上用场了。“这是这个品牌的第一次发布会，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布会。但现在，肯定遭受了一个很大的损失。”
为了让未来可能到来的损失降至最低，有些工作必须要在现在提上日程。广州一位小鹏汽车的工程师看到，公司让员工们提报驻点公司的人员名单，并计划给大家购买行军床、帐篷。园区也开放给更多私家车出入，建议“能开车的人就开车，不要几个场地来回跑，直接去目的地（实验室或者工厂）”。
变化也在随时发生。4月11日，上海宣布实施“三区管控”，幸运的是，江霖的公司被划进了防控区，还获得了珍贵的两张通行证。这意味着，企业每天可以派出2名固定员工出门采购，但只能步行或者骑共享单车，不能开车。
生活方面的需求大致能满足，但疫情牵扯下企业的经营却依然让他挂心。4月16日，苏州市宣布，吴江区、吴中区、相城区、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和苏州高新区6个市辖区进一步升级疫情防控措施，包括全面加强社会面管控，取消各类公众聚集性活动和堂食等。
“如果未来上海清零了，苏州又爆发，就受不了。”江霖说，他们工厂有很多原材料是在江浙这一带，“一旦江浙的工厂被停工，交付不过来，我们生产不了系统，也就没办法交付给客户（车企），客户还是要停工”。
作为团队的核心，江霖努力使自己的心态保持稳定。“不能有太多沮丧的时刻，就算有也要努力克服，因为我的情绪可能会影响下面的同事。”他的公司里有一间展厅，安置了4D座椅，有时他会组织同事们一起看电影，看历史片和战争片，“对比一下过去和现在，让心态稍微豁达一点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