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一位女性主义者的改嫁之路
民国时髦女性
称得上一位真正的女性主义者。
民国女星胡蝶和她的结婚照
不乏一批进步女性，大胆求爱，主动离婚。
以下是他的讲述。
讲述 周利成
我收集的画报大多是1920年到1937年间的，这段时间因为出现了摄影画报，是画报最鼎盛的时期。
画报和报纸不同，当年被称作小刊小报，是不正经的刊物。
除了《良友》画报能请到鲁迅、林语堂外，其他的画报请的是张恨水、刘云若、王小隐、吴秋尘这些二流作家，他们笔下的生活更接地气。
民国著名演员阮玲玉
虽然在五四运动以后，妇女解放，男女平等，这种思想深入人心，1930年也颁布了新的民法典，废除了纳妾制度，倡导一夫一妻制，但实际上，女性在婚姻当中还是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
令人震撼和感动的是，你会看到一个个进步女性勇敢地站出来，“遗孀再婚先行者”危文绣应该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最早我只是在画报上看到了湖南同乡会发的一篇文章，谴责危文绣“再婚不仅玷污了民国的大总统，也玷污了国家”。
我觉得这个论调很匪夷所思，于是就顺着这个线索开始找，她是谁，是怎么嫁给大总统黎元洪的，黎元洪死了之后她做了什么……
《礼教压迫下的危文绣》
原来，危文绣最早是一个风尘女子。1907年，黎元洪只是个普通官员，到妓院里冶游，看上了危文绣，让她从良，纳她为妾。这在当时，是一件附庸风雅的事儿。
不久之后黎元洪就当上了总统，因为危文绣善于应酬，他就让原配主内，危文绣主外，甚至把总统印都交给危文绣管，当年的报纸对这位姨太太也是一片赞誉之声。
黎元洪病故后，给危文绣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危文绣是一个很有投资头脑的人，就拿这笔钱投资绸缎庄、饭店，还和一个比她小十几岁的绸缎商人王葵轩产生了感情。
为了跟王葵轩结婚，危文绣离开了黎家，两个人躲到了青岛去结婚，结完婚以后，她在报纸上高调刊登了再婚的声明。
这一下就把黎家给惹恼了。他们发动了各地的同乡会写文章抨击她，甚至给青岛市长施加压力，青岛市长就被迫把危文绣驱逐出境，把她丈夫拘押起来，逼他跟危文绣分手。危文绣只能逃到了南方，万念俱灰，到了杭州一个尼姑庵出家。
1935年2月9日《申报》对熊毛结婚的报道：
“熊氏剃髯作新郎，一时传为佳话。”
但是刚一个月以后，她听说了 66 岁的熊希龄和小他 20 多岁的毛彦文结婚的消息，熊希龄曾经是中华民国国务总理，继他们结婚之后，接连又有两对“老夫少妻”的婚讯。
这一下子刺激到正在尼姑庵修行的危文绣：为什么他们再娶年轻女孩就是佳话，而我就要忍受这些痛苦？就是因为我是女性吗？
她当即从尼姑庵出来，走到了上海，还写了一首词“回怼”：“欲树女权新生命，唯有精神奋斗”，“礼教吃人议沸腾。”发在了《申报》的《妇女园地》上，寻求舆论的声援。
当时有数百篇文章来议论这个事儿，光是《妇女园地》就发了十几篇文章。有律师站出来，从法律的角度论述了危文绣再婚的合法性，很多地方的妇女团体、妇女代表也发文章声援她。
比如南京市妇女文化促进会给危文绣的慰问电里写道：“敝会同人愿协助女士，为无量数丧偶之妇女开辟一条光明大路。”
但现实还是比较骨感的，最后危文绣不得不屈从于封建势力。后来她再回到北京，想投奔亲戚，亲戚都对她避而不见。根据我查到的资料，最后她一直孑然一生，在天津的一个赌场落入法网。
时尚社交名媛周稚芙
1932年第809期《上海画报》封面上
民国的婚姻整体上呈现一个非常杂乱的状态，有明媒正娶、父母之命的旧式婚礼，也有到教堂披着白纱的西式婚礼，有一夫一妻，也有妻妾成群，也有嫖娼，是一特别混乱、庞大的婚姻演变的过程。
于是，我的新书《老画报里的婚恋故事》是按照结婚的过程：征婚、订婚、结婚和离婚，又额外增加了情殇，组成了和婚恋有关的五个板块。
在普通人结婚还在听父母之命的时候，很多知识分子、社会上流开始效仿西方的自由恋爱，天津的《大公报》《益世报》，还有上海的《申报》上面都出现了各种征婚广告。
征婚广告的先驱，当属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
早在1900年，蔡元培就在报纸上发了征婚广告。当时他刚好从日本回来，思想很先进，在征婚启事里提了五个条件：女子不缠足；须识字；男子不娶妾；男死后，女可改嫁；夫妻不合可离婚。
前两个条件是对女方的约束，后三个条件其实是对自己的约束，说明他是非常体谅女性的，在那个年代很难得。
对孔子第77代嫡长孙孔德成婚礼的报道
有些征婚启事非常混不吝，比如一个留美学生的征婚要求：
"身家清白，只求面无麻子，身无斑点。受过五年以上之家庭教育、十年以上之学校教育，稍悉育婴经验者。"
为了证明“面无麻子，身无斑点”，他要求应征者除了要递交详细履历之外，还要附上“全身裸体照片”，“合则约其面试，不合原件退还。”
那个年代已经有了不婚主义者，却也在《申报》刊登了征婚：
“本欲效仿西方不婚之伟男，经案绳床，从此终老。奈椿萱（此处指爷爷）年事就衰，抱孙愿切，朝夕以男长须婚，无后为大等说，絮絮相强聒。”
在他的观念中，结婚的结局无非是始乱终弃。但是挡不住爷爷一直催婚，不得已才来征婚。
民国摄影家陈嘉震和影星貂斑华订婚失败，对簿公堂
1935年第2卷第9期《青青电影》记录了诉讼当日的情景
一些新女性也不甘落后，主动出击。
当时婚姻对女性来说，还是改变生存境遇的方式之一。征婚时女性对男性的要求依次为：一是职业、二是家产、三是品貌、四是兴趣、五是教育。
但1928年3月24日《申报》刊登的征婚广告，就有点不走寻常路。登广告的是一个上海女子，出身官宦，是个独生女，说自己“虽无西子之美，亦非无盐之陋”，父亲还给她留下了两万两嫁妆。
条件这么好，但她对男方的要求很宽松，唯独不可以是上海人。因为她父亲生前常说上海男人“浮滑”，嘱咐她必须要嫁给外省人。
我翻这些老画报，感觉特别吸引人眼球的，就是封面上那些女郎，有的是彩色的，有的是大照片。
其中最吸引人的就是穿着洁白婚纱的新娘，旁边先生穿着西服领带。二三十年代居然有这么时尚的婚礼，出乎我的意料，就有意识地收集了有关婚礼的部分。
1947年的空中婚礼，新人与嘉宾在飞机前留影
天津的第?场和第二场集体婚礼
那个时候的婚礼，就已经不限地面了，海、空都有。
1929年，国民革命军的航空司令刘沛泉是在飞机上结的婚。一来是为了追求浪漫，二来是因为当时飞机事故率高，民众不敢坐飞机，以此给民航做宣传。
全程还有一架摄像机记录，后来出了个新闻纪录片，在上海的影院里上映。
1935年，滑稽演员徐卓呆的女儿徐綦，和著名报人孙漱石的儿子孙志超，在上海第六号轮渡上结婚，是中国第一场水上婚礼。
还有一股风气在慢慢流行，就是婚礼仪式在越来越简约、文明，最先在上层社会和知识界盛行。
比如漫画家王石之结婚的时候，只是在报纸上发了一封请柬，说要请亲朋好友吃饭，朋友到了现场才知道是他要结婚。不收礼金，也没有婚礼仪式，只有一位证婚人，大家一起吃个饭，就算结过婚了。
就说当年已经超脱到这么一种程度，到了一种不可理解的不重视，你说现在的人能达到这个境界吗？
溥仪当时很时髦，喝咖啡，吃西餐，开汽车，打高尔夫球，都是带着婉容，从来没有带着文绣。甚至结婚9年，她都没有和溥仪同过房。
1931年8月的一天，文绣突然离开了当时的住所，差遣身边的佣人回去通知溥仪：“我要和他离婚。”历史上还从没有过敢和皇帝离婚的妃子。
我分析了一下，文绣为什么要离婚？
一是因为1930年颁布的民法典，规定了“一夫一妻制”，相当于不再鼓励妾的存在，文绣自己也不认可妃子的身份。
二是因为文绣的妹妹文珊，是一个思想比较超前的女性，加上闺蜜玉芬，两个人鼓励文绣一定要脱离这种不幸的生活。于是文绣鼓起勇气提出离婚，因为她感到“不能再用封建伦理观念，来强行维系这种不幸的婚姻了。”
文绣的堂哥是很反对她离婚的，他给她接连写了两封信，上面说，文绣给溥仪做妃子是家族的荣耀，被虐待也只能忍耐牺牲，还连带着文珊一起骂，说文珊是离婚幕后的罪魁祸首。
溥仪当时虽然是废帝，但在皇族圈子里他还是以皇帝自居，这一下子颜面扫地。他也召集了一批律师，商量对策，说一定不能闹上法院。最后两个人讨价还价，他给了文绣5.5万银两，两个人就离婚了。
文绣后来把赡养费分给了玉芬、文珊，付了律师费等等，自己只剩下了2.6万元左右。离婚之后，她成了小学老师，日本投降之后，她和一名少校军官再婚了。
关于“妃子革命”的新闻报道
这件事后来在历史上被称为“妃子革命”，既然是“革命”，必然有社会影响。我翻阅了此后两年的报纸，发现华北地区报道了很多女性发动的离婚案。
比如北平地区的一个妇女李王氏，在法庭上控诉自己的丈夫：“我嫁李仲玉六七年了，他不养活我，并且有白面嗜好，逼我为娼，把我押在南市窑子里。我实在不能再跟他了，请求离婚。”
当红歌星周璇和丈夫严华离婚时
有画报出了七期《严华周璇婚变特刊》来八卦
再比如1937年，袁世凯的女儿袁祜贞，和曹锟的儿子曹士岳，按照当年的标准称得上是门当户对了，但是结婚仅五个月就闹上了法庭。
曹士岳喜怒无常，又经常去花街柳巷，一天晚上醉酒回家，袁祜贞指责他了几句，他竟然把袁祜贞的右臂给拧断了。
袁祜贞娘家知道了，大为震怒，立刻报警把曹士岳抓了起来。虽然曹家找了很多有权有势的人试图调解，但是袁家坚持要告曹士岳家暴，要求离婚。
还有消息说，袁祜贞当时已经有了身孕，因为这件事还流了产。曹士岳离开警局后倒是很快就回复正常了，每天吃喝玩乐。
民国时期的离婚案档案
六月份，两家第一次达成和解，同意离婚，但是具体条件还没有商量好。袁祜贞于是再次上诉法院，要求法院扣押曹家的不动产。曹家没办法，只得向袁家支付了“出洋费”12万元，让她出国调养。
所谓“出洋费”，指的是当时的官员到了没法安置的时候，就会给他们一笔“出洋费”，送他们出国。之前，“出洋费”一直是男人独占的权利。袁祜贞是第一个因为离婚拿到“出洋费”的女子。
这些女性都拿起法律武器，因为有妃子离婚的示范作用，它是一个榜样的力量。
其实看到这些，还是挺感动的，女性终于有了摆脱痛苦、选择幸福的愿望，并且开始付诸行动，虽然每一步都很难，但都是在给后人铺路。
民国当红舞星贺蝶
书里的最后一章“情殇”是我最后才加上去的，因为我在关注老画报中的葬礼、讣告时，发现很多和婚恋相关。比如恋爱不成，反目成仇，最后造成了情杀。也有非常壮烈的，比如男女恋爱遭到父母反对，选择以死明志。
民国舞星贺蝶和恋人杨怀椿的故事，就是一出悲剧。
贺蝶是当时全上海的当红舞星，只有17岁。杨怀椿是一个舞客，21岁，和她跳了一次舞后就被她倾倒，每晚都去舞场，对她一掷千金。
两个人很快就坠入爱河，除了在舞场跳舞，就是去约会，约会结束了还要打电话、传情书。
杨怀椿虽然是个富家公子，但他是个比较懦弱的人。当时因为杨怀椿经常“霸占”着贺蝶，舞场其实很不欢迎他，还有舞客放风说要收拾他，然后他就两个星期没有去过舞场。
他们的恋情很快就被双方父母发现了，他们当然非常反对，觉得门不当户不对。贺蝶的母亲不许女儿再和他见面，每晚都去舞场守着，散场后护送女儿回家。
杨怀椿的父母就更不同意了，坚决不允许一个下九流的舞女进家门，逼着他和另一个女子结婚，时间就定在几天之后。
两个人抗争不成，决定殉情。一天晚上，贺蝶假装和一个舞客出门，躲过了她母亲的“监控”，然后去和杨怀椿见面。两个人跳舞到两点半，一起来到百乐门饭店。
房间里，杨怀椿已经准备好了毒药，他们谈笑、唱歌、跳舞，闹到凌晨4点多，然后双双服下毒药。等到服务员发现的时候，两人已经奄奄一息，送到医院就过世了。
这件事当时轰动了整个上海，各家报刊竞相报道，舆论的焦点都在贺蝶身上。
有人觉得贺蝶之死是懦弱的表现，有人觉得这是对“舞女无情之说”最有力的回击，有的认为贺蝶一个弱女子不可能和封建势力作斗争，只能选择以死抗争，已经非常勇敢了。
通过她的悲剧，我们也能看到，当时所谓的“男女平等，婚姻自主”还是在停留在口号上，停留在知识阶层和上流社会，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我最早是在旧书摊上淘到了10本叫《369画报》，我才知道有“画报”这个东西。当时是2000年，我正在天津档案馆工作，用报纸、文献来写故事，但一直苦于照片过少，所以看到老画报时，更是眼前一亮。
只要是周末，我就到天津的三宫、文庙、古文化街这几个地儿，甚至去北京的潘家园、报国寺、琉璃厂那边去淘。
以前100块钱能买到一张4开的报纸，后来一下子涨到400元，我就买不起了。我就联系了全国各地的档案馆、图书馆，如果馆里收藏了老画报，我就去查去看。
当时他们都能提供原件，没什么人翻看过，书页上全是灰尘。我开始扫描这些画报，一边还做目录索引的工作，最后收集了20多万页。
部分图片由时装插画师廉子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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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导演的“喜剧”人生
网友们觉得我的故事悲剧性太强，那么好吧，今天我就来给大家讲一段喜剧性的故事。说是喜剧，但或许大家听了还是嫌太悲，那么就说它是黑色幽默吧，于是我给标题中的喜剧二字打上了引号。
故事中的主角是一位话剧导演，他是我妈抗战时在湖南教的学生，后来成了一名话剧导演。顺便说一句，我妈从北京调到湖南，以致我终身成了湖南人，就是这位做的“好事”。当年他到北京中央戏剧学院跟苏联专家进修，找到我妈，劝她调到湖南来工作的。在这个故事里，这位导演的代称是S。
S在抗战时上中学就不是个安分的角色，我妈说他有一次跟训育主任闹翻了，竟手持一条扁担，将训育主任追得围着操场跑得比兔子还快，以致事后险些被开除。日军相继攻占长沙和衡阳后，在逃难的路上S和几个同学一起，被抓了壮丁，也是我妈得知后，亲自出马软硬兼施将他们救出来的，然后S又参加过国民党的青年军。解放初期S是怎样进入剧团的，我妈大概不大清楚，他们师生重逢时，S已经是一个很有才华的青年导演了。
S的妻子是个歌唱家，在省歌舞团工作，与S生了三个孩子，我家初到长沙时，两家经常往来。特别是剧团外出巡回演出时，我常常被寄放在S家里，与他的孩子们一起，跟着S的老母亲生活。我管S的母亲也叫奶奶。可没多久S就和他的妻子离婚了，也不知道是说他们俩谁有了一次婚外恋吧，反正离婚离得很坚决。之后，S又与省里某戏曲剧团的一位有名的女演员结了婚。他的第二位妻子也离过一次婚，前夫是另一位被打成了右派的导演。S的第二位妻子又为他生下了一个女儿。S的第二次婚姻在当时，哪怕是在文艺界都算是很引人注意的。除了他和她都是不大不小的名人之外，他们二人的行迹也是很惊世骇俗的。那时候各家都没有自己私密的空间，比如说都不会有自己家的卫生间吧？S和他的第二位妻子就敢双双占据公用的小洗澡间，二人在里面嬉笑打闹，水声、欢叫声传出老远，令其他来洗澡的人听得耳热心跳，避之唯恐不及。他们的好日子到文革时彻底结束了。
文革一开始，S挺不甘寂寞的，贴了不少大字报。可他自己是很有些把柄给人家抓的，比如说当过国民党青年军，另外他的出身也不好，老辈子家中大概还是颇有些产业的。于是他的大字报成了惹火烧身的导火线，马上就被打成了“白专”典型，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份子。S不服，宣称以绝食对抗，可他躺在床上饿了五、六天，却一点未见消瘦。造反派觉得有蹊跷，抓住他的被窝一抖，马上露馅了！被窝里滚出了很多吃的东西，有水果罐头，有肉包子……这下子可就真正开始对S专政了！S挨了整，老实了一段时间，很快又到“反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S于是又再次“跳”了出来，宣布自己也造反了。
他快四十的人了，竟也弄了个红卫兵袖章戴上，爬上火车上北京串连。在路上有人查他的来历和出身，他大大咧咧地告诉人家，我原来是党员，可已经把党证给撕了，我要跟着毛主席重上井冈山，重新入党……
结果北京没去成，闹了个被押送回长沙，交原单位看管！文革中各派你方唱罢我登台，S寻找着各种机会，但凡有一点可能，就绝不置身事外。闹来闹去，到最后“大联合”时，S终于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正式判了十几年的刑，关进了监狱！
S的第二个妻子成了现行反革命的家属，可倒了大霉了！接着又有个搞专案的军人，乘人之危占她的便宜，却在公园里双双被捉。没说的，反革命的家属腐蚀革命军人，革命军人当然要受处分，但反革命家属更得罪加一等。她只能带着孩子被遣送到边远的山区去接受改造，并且也听组织上的话，与S办了离婚手续。S的第一个妻子生的孩子们总算还有个亲妈，都又重回亲妈的名下，而他的老母亲也只好依靠其他的亲属接济，苦熬着等待儿子释放的日子到来。
今天回头想，当年的时间其实过得挺快的，转眼就到粉碎“四人帮”了。S的案子也得以重新审理，说到底，他的事用那时候的话来说，充其量算个“跳梁小丑”，哪够判那么重的刑啊？于是好像也就顺理成章地又弄成了平反昭雪，无罪释放了。大伙儿说，这叫什么事？闹了半天牢算是白坐了，老婆孩儿可全不是自己的了！S能想得通吗？他开始了新的一番锲而不舍的努力。
S努力的对象不止一个，他轮番向自己的两个前妻进攻，但求能有一个回心转意，与自己破镜重圆就行。可这两个女人却像商量好了似的，全都软硬不吃，没有一个愿意回到他的身边的，尽管她们两人此时都未再找伴侣。S的第一个前妻早已不唱歌了，成了一个电影剪辑师，他的第二个前妻也不再唱戏，调到艺术学校当了教师。S一段时间中间，几乎不干别的事，不是跑电影厂，就是泡在艺校不走，弄得这两位前妻都不敢在自己家里多待。
据说有一回S在艺校被自己与第二个前妻生的女儿往外赶，他暴跳着怒吼：“你不晓得老子是谁啊？老子是你的爷（父亲）！你这个黄眼畜牲（相当于北方话中的‘白眼狼’之意）！”可他的女儿竟毫不被他的声色俱厉所动，可见确实让他骚扰得恼了火。
S终于死了心，另辟蹊径，开始了他的又一次情感冒险。他到一个地区剧团去为那里排演一出京剧，与一个比自己小二十多岁的女演员纠缠上了。那女人的丈夫也是同一个剧团的男演员，被分在另一个演出队外出不在家。S于是在排练之余，常偷偷溜进这女演员的家，与其幽会。没想到这个女人楼上的邻居与她有些嫌隙，一来二去注意到S可疑的行踪，决定找机会来个捉奸行动，出出那女演员的丑。
话说那一天，邻居看到S又进了女演员的家门，等了半天估计火候差不多了，就率几个帮忙的突然打上门来。门敲了半天仍不开，门外的人更认定里面一定有戏，敲打得更紧。终于那女演员打开门，横眉冷对地说：“你们想干什么？”邻居二话不说，拨开她就闯了进去，心想抓到老家伙再看你有何话说！可没想到室内遍寻不见S的踪迹。来捉奸的人们不相信，床地下、柜子里都翻看了，就是不见那个大活人。女演员抓着理了，双手叉腰提高了嗓门，声称要说个明白。捉奸的人正理屈词穷步步后退，楼上他自家的老婆听到了吵闹声，知道自家男人捉奸未能得手，反被对方占了上风，担心地从楼上窗口探头出来向下张望。这一探头不要紧，谜底就此揭开，真相大白了！邻居家的老婆三步并作两步从楼上冲下来，将自家男人拉到窗口向外一指，尖叫道：“你快看！”只见S赤着上身，仅裹着一床被子，站在窗外突出的窄窄的遮沿上，身子紧紧地贴着楼房的外墙。要知道，那女演员家可不是在一楼，起码是二楼以上吧，而S那年已是近六十的人了！
S出了这天大的丑闻之后，那女演员干脆离了婚，搬到长沙与S同住了，他们之间好像没办正式的结婚手续。那女演员的工作都丢了，一、二十年的工龄也不算数了。两人很快就矛盾重重了，加上那女演员的前夫数次跑到长沙来吵闹，号称要杀了S，据说有一次他拿着刀追到话剧团的排练现场，将正在给演员说戏的S吓得钻进了座位底下。S怀疑那女演员是与自己的前夫串通好了的，是为了谋财上演的一场滥情戏，S出狱后得到过一笔较大数额的补偿费，他坐牢好几年，光补发的工资都有近万元，在那时候倒也确是很诱人的一笔财产呢。
女演员当然不承认，二人便从口角发展到动手厮打，没多久就分道扬镳了。
S年逾花甲之后，基本上是一个人过的。他与第一个前妻生的大女儿就在同一个话剧团里工作，但从来对他避之惟恐不及。本来嘛，谁要是有这么一个爹整天在眼皮子底下晃，恐怕都不会觉得是件光彩的事吧？我妈也与她这位“高足”早没了往来，只是还能常听到些关于他的叫人哭笑不得的事。
突然有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S死了，而且不是自然死亡，是自杀！那过程是我亲耳听S的邻居说的，据说是一天晚上七、八点钟的样子，天刚黑下来不久。别人家都正在看电视，突然听到楼外一声沉闷的钝响，就像是有人从楼上往下扔了一截木头似的，“嘭”地一声。从楼上阳台上往下一看，只见一个黑影横在流水的明沟旁边，黑咕隆咚看不真切，黑影的一端还有两个发亮的白点。大家下楼仔细一看，S已经气绝，血流五步之内，那发亮的白点却是他穿了一双白色的网球鞋。
大家可别以为S自杀是因为什么情感因素，他浪则浪漫，却绝不是会因情殉死的类型。S是为了排遣寂寞染上了麻将瘾，有个开修汽车作坊的人盯上了他，天天找他打牌。S可能是入了人家的圈套，逐渐输得需欠帐乃至于借赌资。他欠了上万元的赌债，被人家追索不已。S的死令人剧团的同事们感叹，说他一生惊世骇俗，不甘寂寞，连死都要死得吓人一跳。我回家告诉我妈说：“您那高足死了。”她一时没反应过来，问：“谁死了？”，我说是S，她惊讶地“哎呀”了一声。
我妈听我把S因赌欠债而自杀说了一遍，半天无语，然后只说了一句：“这小子！蹲大狱都挺过来，怎么还这么想不开……”事发后不久，我碰到过一次S的大女儿，我们是一块儿长大的，我小时候被寄放在他家时，还在一张床上睡过觉呢，本是熟得不能再熟的“发小儿”。我不知该说些什么安慰她，刚说了一句：“你爸的事我听说了……”她立刻打断了我的话：“他死了还好些！只是何必这样死呢？还嫌我们跟着他出丑出得不够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