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奶奶，是被拐卖来的
一
我父亲是抱养的，这在我们家并不是秘密。现在看来，抱养是件隐晦的事，可在那时并没有人把它当成不可提及的禁忌。在我的记忆中，他们说起这件事就如谈论家长里短一样风轻云淡。
那时，父亲的生父家被划作地主。50年代的农村，家庭成分往往是许多人命运的分水岭。地主家庭出身的人除了要经常挨批斗外，孩子上学也会受到限制。
大概是出于对我父亲前途的考虑，他们寻思给父亲找个成分好的人家送养。贫农成分、多年膝下无子的爷爷家成为了他们的不二人选。
那时，爷爷为了拴住奶奶的心，也有了抱养父亲的念头。
于是两家人一拍即合，我父亲很快成了奶奶的养子。现在想起，我父亲的不幸也是从这时开始的。有些事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我奶奶从我父亲还没有进家门前就不愿接手抚养这摊事，所以无论谁成为奶奶的养子，其中的遭遇大抵都一样。
几年后，他们又抱养了小姑，小姑是奶奶的命根子。据说，奶奶请人给小姑算过卦，算卦的人说小姑是吃商品粮的命，这让奶奶喜出望外，同时也深信不疑——小姑就是那个能带她脱离苦海的“贵人”。
奶奶的确苦。她的苦，源于那个残酷的年代，也源于她的执拗。
二
奶奶的童年很悲惨。
她出生的那一年，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战火也烧到了奶奶的家乡——中部的一个省，那里成了日本飞机频频轰炸的目标。
从记事起，年幼的奶奶就跟着家人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没有人知道炸弹什么时候会从天而降，绝望和害怕充斥着奶奶的整个童年。
周围经常有人被炸死，奶奶每天都活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一天深夜，日本飞机又发起突袭，父母们慌忙带着还在睡梦中的孩子仓皇逃命，奶奶也跟着父母加入了避祸的人群。很快，他们一家被四散逃命的人流冲散，弱小无助的奶奶不知所措，只能站在路边哇哇大哭。
这种状况下，被丢弃的、找不到父母的小孩比比皆是，但幸运的是，奶奶后来又回到了父母身边，重逢的具体经过，我如今已无法得知。
但很多年后，满头银发的奶奶无意间对我说起这件事时，我仍能看见她脸上的痛苦，听得出她声音中的惊恐。那种刻骨铭心的恐惧始终伴随着她，无论是青丝华发的中年还是历经沧桑的晚年。
现在想来，也许正是这种极度没有安全感的童年经历才造就了奶奶对事的固执和对人的不信任。
重新回到父母身边的日子并不好过。奶奶一家人除了躲避枪弹，还得面对饥饿的威胁。
战火遍野，到处是逃荒的人群。人们几天吃不到一口食物是很常见的一件事。没有粮食可吃，大家开始啃树皮、吃白泥，许多人得了怪病——肚子涨得又大又圆，四肢却干瘦如柴。周围不断有人死去，十里八乡饿殍遍野。
万般无奈之下，父母托人给奶奶找条活命的路。几经辗转，奶奶落在了人贩子手里，他们连哄带骗地把奶奶带到了千里之外当童养媳卖。
彼时，爷爷孑然一身，靠经营豆腐摊过活，虽不至于饿肚子，但也是家徒四壁。人贩子带着奶奶和其他几个小女孩来到我们这里，在村里人的撺掇下，爷爷东拼西凑了几块大洋，买下了奶奶。
从此，一省之隔的家，成了奶奶的天涯海角。
兵荒马乱的年代，为了能活下来，女孩被当童养媳卖掉仿佛是常事，人们见怪不怪。但无论处在哪个年代，人性都是相通的，人被当作商品售卖的屈辱感及无法掌控自己人生的绝望感，不会随着岁月流逝而烟消云散。
我想，奶奶的一生大概就是在和这些过不去的心结在抗衡。
三
得知自己成了童养媳，加上又思念父母，8岁的奶奶没日没夜地哭着要回家。可任凭奶奶怎么哭闹，爷爷并没放她走，而是日夜看守她，生怕她逃走。
奶奶渐渐长大，逃跑的念头愈发强烈。后来，爷爷抱养了我父亲，他一门心思地想着，有了孩子的羁绊，我奶奶定能安下心和他过日子。
对于爷爷心里的小算盘，奶奶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她对我父亲这个养子的照顾并不尽心，甚至有些嫌弃。即使我父亲从小乖巧懂事，学习努力上进，甚至小小年纪就会洗衣做饭，但这些也很难讨奶奶的欢心。奶奶一心想离开这个家，摆脱这些人，而我父亲就是爷爷放在她面前的一块绊脚石。
爷爷仍旧把奶奶盯得很紧，生怕她趁自己不注意逃跑，所以平日把她赶进屋子、锁上房门，就算奶奶出去上厕所也是寸步不离。
人与人的缘分不同，奶奶虽然不喜欢我父亲，但对我小姑却视若珍宝。自从请人给小姑算过那一卦后，奶奶对姑姑格外上心，尤其是对小姑的学业非常重视。小姑在奶奶的悉心栽培下，成为我们村第一个上高中的女孩。
见奶奶对小姑如此稀罕，爷爷的防备也逐渐放松，几年后，奶奶再次提出回老家的想法。这次，爷爷终于点头答应了，但前提是他和奶奶一同回去，并且不能带孩子，欣喜若狂的奶奶马上答应。
几天后，爷爷把小姑和我父亲托付给亲戚，他和奶奶几经周折，终于回到了奶奶日思夜想的家。奶奶抱着十几年未谋面的老娘痛哭流涕，发誓再也不回那个让她不堪回首的地方了。
见奶奶铁了心不愿跟他走，几天后，爷爷只能只身返程回家。
奶奶离开时，家里的弟弟妹妹还小，现在他们都已成家生子，这么多年没见，奶奶觉得和弟弟妹妹很生疏。后来老娘又劝奶奶：你已经是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了，况且女人总得嫁人，姑爷看着人也挺好，不如回去和他好好过日子。
奶奶知道，自己在娘家是没有可以落脚的地方了，思来想去，满腹委屈却只能流着泪又回到了爷爷身边。
从此，曾经的异乡成了奶奶的故乡。
四
对于逃脱不掉的生活，有的人选择心平气和地接受，有的人则选择对抗，奶奶属于后者。她的对抗成了她生命的一种本能，这种本能在保护自己的同时也伤害了周围许多善良的人。
心有不甘的奶奶，动不动就和爷爷吵架。“躺平”也成了奶奶对付爷爷、表达不满的杀手锏。
不管是平时还是农忙时节，奶奶一旦不高兴，就装病躺在炕上、可以躺好几天不理人，也不会关心任何事，这种孩子气的处理方式常常让爷爷束手无策。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奶奶的这种“懒惰”行为成了大家司空见惯的事。对于奶奶的蛮横和执拗，爷爷任由她来，家里的活儿就由他领着孩子们去干。
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我父亲结婚。
婚后，我母亲很快发现了婆婆的懒和“不合群”。
新婚后的第一天早上，母亲做好饭，一家人都来吃饭，唯独没见奶奶，出于尊重，母亲便主动进屋请她。但那时，奶奶却还未起床，面对笑脸相请的母亲，奶奶狠狠地瞪了她一眼：“知道了！”头一回就给了母亲一个下马威，我母亲当时心里有些许不痛快，但并未多想，她哪里知道这只是奶奶刁难她的开始。
我母亲很勤快，是干活的一把好手。尽管她对奶奶整天躺在炕上的行为很看不惯，但作为刚进门的媳妇，也不好说什么，只能视而不见，尽量维持着一家人的和气。
在这种状况下，一家人的日子过得也还算平静。可一大家子人生活在一起，怎么可能没有磕磕绊绊呢？况且牙齿和舌头也终会打架。
我出生后，一家人都沉浸在喜悦之中，除了奶奶。那段时间，奶奶依旧装病躺起，对坐月子的母亲和我不理不睬，这让年轻的母亲很有压力，她经常偷偷地流泪生闷气。我父亲暗暗着急，便把我姥姥请过来照顾我母亲。
但奶奶对姥姥的到来并不领情，她四处造谣姥姥的是非，姥姥一怒之下回了家，以后也很少来我家。
看着姥姥被欺负，隐忍很久的母亲终于和奶奶吵了起来。因为月子期间动气流泪，母亲落下了病根，从此眼睛见风就落泪。
爷爷为此说了奶奶几句，奶奶却更变本加厉了。从那以后，凡是我爷爷和村里的妇女多说几句话，她便跑出去骂街。
如果骂完不解恨，她还会跑去村委会告状。奶奶的想法就是，既然在这块举目无亲的地方，没有娘家人帮她，那她就去找政府，政府就是她的靠山，一定会帮她解决一切麻烦。
去的次数多了，村委会的人都开始躲她。奶奶可不管这些，她在村委会门口一坐就是一整天，最后再由爷爷和我父亲拉着架子车把她接回。然而，第二天她又继续去村委会告状，奶奶仿佛对这种事情“乐此不疲”。
我无法想象，当年的父亲和爷爷是什么样的心情一趟趟拉着架子车上的奶奶往返于村庄和村委会之间。
农村的家长里短传得跟风一样快，很快，奶奶的这件事沦为村里人的笑柄，面对人们背后的指指点点，我母亲只能低头骂道：“真不知道要脸！”
五
为了维持一家6口人的生计，除了农忙季节，父亲常年外出打工挣钱。我父亲结婚后，爷爷就不再下田，那时小姑还在上学，家里6亩多的自留地（农村当时对分给自己种的土地的一种称呼）里的农活几乎全由母亲一人包揽。
母亲经常要下田，尚在襁褓的我还需要人照看，所以那个时候，母亲下地前便把我交给奶奶照看。奶奶并不愿意带我，但碍于面子没有明说。
有一次，母亲下地锄草，奶奶把我哄睡后独自放在炕上便出门找人闲聊去了，而这一聊似乎忘记了我。
被饿醒的我嗷嗷大哭，然而哭声并没有引回奶奶，我不知道哭了多长时间，大概是哭累了，便又睡过去了。我母亲收工回家后，看见两个小脸蛋上挂满泪水却还在熟睡的我，心疼不已。
从此，母亲和奶奶之间的怨恨就如玻璃上的裂痕一般，越来越大。
见奶奶如此不待见我，过了没多久，母亲便把才几个月大的我送去了姥姥家，从此我的童年时光就在姥姥家度过。
姥姥一家人对我非常好，但长期和母亲分离，我非常想念母亲。母亲有时候会来姥姥家看我，但总是吃顿饭就匆匆离开。面对母亲远去的背影，小小的我总是要追出很远，哭得撕心裂肺，这也成了我童年最不堪回首的往事。
多年后的我总在想，如果奶奶当时能带我，也许我的人生就没有那么多遗憾。所以，我对奶奶的怨恨在长大后的日子里逐渐多了起来。
但那时年幼的我，还不懂得大人们之间的事情，只是觉得奶奶和姥姥有很大不同。
姥姥会给我唱歌谣，轻轻地搂住我、疼爱地亲亲我。奶奶只是远远地看着我，脸上挂着陌生的微笑。很少见奶奶的我，觉得眼前这个老人好白净，好精神，心里总盼着她能过来牵我的手，可是从来没有过。
奶奶为难自己，母亲尚能隐忍，但奶奶对我的种种不善待，母亲则丝毫无法容忍。
有一次回家，我告诉母亲想吃鸡蛋，母亲便拿了奶奶放在盒子里的鸡蛋煮了给我，没想到这两枚小小的鸡蛋，却引来一场轩然大波。
原来这鸡蛋是奶奶留给小姑的，奶奶发现少了两个后，把我母亲痛骂了一顿。生性好强的母亲气不过，和奶奶争了起来，两人一浪高过一浪的吵架声引来邻居里三层外三层的围观，从没见过这种架势的我，吓得直哭。
母亲事后给父亲诉苦：娃好不容易回来一趟，给娃吃个她的鸡蛋都不让吃！她的心怎么能这么硬？
奶奶和母亲之间的矛盾一日多过一日。
那之后不久，我的左腿受伤，医生建议尽快去省城的大医院检查治疗，否则有残疾的风险。心急火燎的母亲收拾好行李后，带着走路一瘸一拐的我向奶奶告别，奶奶则一脸讥讽：“你们要去看病就去，别给我说，我还不舒服呢。”
奶奶如此冷漠的态度刺激到了母亲，走出家门的母亲气得直发狠：以后你奶奶要是死了，你一滴眼泪也不许流。母亲发誓再也不和奶奶说话了，让我只当没有奶奶。
虽然母亲很气奶奶对待我们的态度，但一家人的日子总要过下去，所以许多事她只能尽量忍让克制。
奶奶依旧会躺在炕上“示威”，每到吃饭的时候，爷爷总是吩咐我给奶奶端饭过去。小孩子不会记仇，会很快忘记过去发生的不愉快。所以每到这个时候，我总是很快活地端起饭菜走进奶奶的屋子，把饭菜给奶奶摆好：“奶，吃饭了。”奶奶躺在炕上，背对着房门，并没有回头理我，只是轻轻地哼一声“嗯”，表示她知道了。
但奶奶也有勤快的时候，譬如她爱护小姑，这个时候的奶奶仿佛就像换了一个人。
奶奶时常会给小姑炖鸡汤，说小姑念书很费脑子，需要好好补充营养。因此她总是隔一段时间，就把养的鸡杀掉，用慢火熬成新鲜美味的鸡汤。那香气四溢的味道经常馋得我站在锅边直咂吧嘴巴。
汤熬好后，奶奶有时候亲自送，有时候会让爷爷给小姑送到二里之外的中学。
虽然奶奶对小姑寄予了重望，总盼望小姑能有一天走出这个地方，这样她也可以出去跟着“享福”，但命运似乎无情，并没有照顾奶奶这些美好的想法，连续复读几年考大学无果的小姑还是回家成了“泥腿子”。
奶奶并没有甘心，她四处托人给小姑安排工作。后来又帮小姑一手操办婚姻，毫无怨言地为小姑带孩子。
不曾拥有的东西，就会让人很渴望。我曾经很羡慕地看着奶奶抱起小姑的孩子一口一个“臭蛋”、爱不释手的样子，而我却在奶奶的眼里一直如空气般透明。
六
我喜欢找爷爷玩，爷爷每次都给我讲笑话，挠我痒痒肉，逗我哈哈大笑，但一旁的奶奶并不参与进来，她总是远远地斜眼看着我们爷孙逗乐。
其实，细想想，奶奶并不是坏人，她只是一个被命运套在套子里自始至终拼命挣扎却无法走出去的一个孤独的人。在我翻遍脑海中所有过往的记忆里，也曾有奶奶对我好的画面。
我记得，那年暑假，我因贪玩中暑呕吐不止，一整天茶饭不思。母亲或许恼怒我一贯的顽皮，或许是忙于家务，对我的难受并未在意。
晚上当我昏昏沉沉地半睡半醒之时，奶奶推门进来，把手里的绿豆汤递给我，让我喝下去，说绿豆汤能解暑，她专门从别家要来的。我惊喜地看着奶奶，赶忙一口气把绿豆汤喝完，那碗绿豆汤真好喝。果然，第二天我又开始活蹦乱跳起来。
我很愿意把对奶奶的回忆停留在那碗温馨的绿豆汤上，就如我和所有孩子一样，都渴望来自长辈们更多的关爱。
奶奶对待我们的这种态度，曾让我痛苦过。若干年后我才明白，在这举目无亲的地方，面对村里人对外地人的轻视和排斥，在这庞杂纷乱的人情世故里，目不识丁的奶奶要生存下去，只能用“作”来应对一切她无法做出正确回应的人和事。
天有不测风云。身体一直很瘦弱的父亲，在我高考那年患上重病。我拿到高考录取通知书的一个月后，父亲离世。
父亲去世后，本就不睦的婆媳关系更加恶化，母亲只得改嫁他乡。奶奶三番五次地找到我母亲，用尽了难听的话对她破口大骂，我因此被夹在奶奶和母亲之间，过着如坐针毡的日子。
不久，备受丧子之痛的爷爷也去世了。爷爷弥留之际，我流着泪为爷爷洗脚，一旁的奶奶则脸色凝重。她整理着爷爷的衣服口袋，突然从里面翻出了几张纸币，她有些恼怒：“死老汉，还给自己藏钱。”奶奶给爷爷穿上寿衣，然后声音有些悲怆：“你先走了，不管我了？”
亲人的相继离世，让奶奶感伤了一段时间，但之后她仿佛像卸掉了身上几十年的枷锁一般又精神起来。妈妈得知后，叹了一口气：“毒火虫终于过上自己想过的生活了，她以后想怎么做都没有人拦她了。”
七
大学假期，我回去看奶奶。她见到我比以前开心多了，很想和我说话聊天，但我每次见她并不知道要说些什么。只是她对我所说的，大多是数落我母亲的不是，我听着很刺耳，如坐针毡。
为了避开这让我窒息的数落和不满，我逐渐找借口不想回去，但每年的清明、冬至我都会如期回家上坟。
那年的清明，我独自一人去上坟。
走近坟园才发现，坟地的杂草因为雨水充沛已长到一人多高，并且异常茂密，爷爷和父亲的坟堆都被淹没在杂草里，我并不能很容易地辨别出。四周一片寂静，周围也并没有人在烧纸上坟，我只好硬着头皮，拨开杂草凭着记忆摸索着走近。
正当我神经绷得紧紧时，突然听见奶奶喊我的名字，我赶忙回头，看见奶奶蹒跚着走了过来。我如遇到救星般慌忙迎过去问她怎么来了，奶奶喘了口气：“我操心你害怕，过来给你壮壮胆”。
原来奶奶心里还是惦记我这个孙女的。那一刻，我的内心仿佛被一道光照进来一般，暖暖的，而对奶奶之前的怨恨，也在这一刻化为乌有，烟消云散了。
回去的时候，我扶着奶奶的胳膊说：“奶奶，我们回吧。”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和奶奶靠得这么近。田间小路上的山樱花正热烈地绽放着，奶奶折了两支，拿到嘴边轻轻地嗅着，那姿态仿佛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女，如此纯粹、如此美好。
暮年的奶奶，身体依旧康健，对我也温和了许多。我给她钱，她总是推搡着不要，说她有。她似乎开始在意起我的感受，见了我也不再数落我母亲的种种不是。
只是每次回去，奶奶又开始絮絮叨叨地对我提起父亲，提起我父亲的哥哥姐姐，一遍又一遍地讲，似乎在讲着一个和她无关的人。我尴尬地听着，不知道如何回应，看着这个并未将我父亲放在心里的奶奶，我很难过，我父亲一生把奶奶当生母，而在奶奶心里，他却终究是别人家的孩子。
八
后来我远嫁生子，母亲过来我这边照顾我坐月子，奶奶托小姑给我打电话，说她想过来看看我和孩子。我担心长途跋涉，她的身体会受不了，不让她来，我过段时间就带孩子回去看她。
但奶奶执意要来，于是我叮嘱一旁的母亲，见了奶奶，不要吵架。母亲觉得我的担心很是多余，脸上有些不耐烦，“我知道分寸，再说也没啥可吵的了。”
奶奶和母亲再次相遇后，都表现得很客气，并没有我想象中的剑拔弩张，母亲询问着奶奶的身体状况，奶奶一边点着头一边回应。
临走前，奶奶偷偷地把我叫到一边，从贴身的衣服里掏出一个手帕，她小心地把手帕打开，从里面取出一叠钱，然后塞给我，压低声音说：“这是一千块钱，你拿着用，你现在正是需要钱的时候。”见我不肯要，奶奶又说：“你别担心我，我有钱呢。”送走奶奶，母亲若有所思，半晌无语，后来她对我说道：“你奶奶的身体还挺硬朗，我看胃口也好着。”
奶奶跌了一跤后卧床不起，我去看她，她拉着我的手，我很别扭——她从来没有牵过我的手啊。
看着这个躺在床上，白发苍苍的老人，我有些恍惚。恍惚中，仿佛看到年轻的奶奶牵起那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的手。
就在所有人都认为奶奶没有多少时日时，奶奶竟又颤颤巍巍地下床走路了。我的奶奶啊，像一棵不被生活眷顾的野草，但却始终不向命运屈服，倔强地以自己的姿态活着。
后来，我每次回去要离开时，她都挣扎着起身要送我，我再三叮嘱她不要起来。但奶奶似乎并没有听见，仍然坚持杵着拐杖慢慢地、慢慢地一步一步地移到大门口。
我坐上车，车缓缓前行，我回头看时，她依旧站在那里冲我挥手告别，我的眼角慢慢湿润。
三年后，90岁高龄的奶奶在一个阳光普照的下午，斜靠在椅子上，再也没有醒过来。她走得很安详，也很平静，身边陪着的是她一直深爱的小姑。
小姑说，奶奶去世前一直在念佛，奶奶向她念叨：“念佛的人以后会去西天的极乐世界，那个世界没有今世的苦，自由自在地，能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奶奶遭遇战乱，在饥饿交迫的生存线上走过，受过被遗弃的苦，遭遇过被贩卖的耻辱，她一生渴望爱又怀疑爱。为了生存，她把自己活成了一个长满刺的人，这些刺保护了自己，但也伤害了周围的人。
我父亲渴望奶奶的爱，我也渴望奶奶的爱，但她给予我们的都很少，她的大半生都被无法做主的生活强行按住，爱本身是相互给予，没有相互给予爱的亲情其实是一种伤害。奶奶也许不知道，以前的我也不知道，但现在我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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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上火车去追梦
大约是1975年吧，我在老同学单志伟家看到两张彩色照片，是一位邻居移民香港以后寄回来的。照片上的两个孩子才十来岁，手腕上就戴着手表，这让我实实在在地看到了两地的差距。当时我还在太原矿山机器厂子弟中学任教，工资36.5元。因为对未来看不到任何希望，便萌生逃港的念头。
进入1976年以后，整个社会更加混乱。与此同时，种种迹象也让我觉得，社会到了物极必反的时候。正因为如此，我在放了暑假以后，便决定南下广州，看看有没有让梦想变成实现的机会。我也知道这事情风险极大，甚至会丢了性命，但我还是想尝试一下。
当时到广州只能乘坐火车，而且价格绝非一般人所能承受，所以我只好选择逃票。这种行为本来为常人所不齿，但是我的想法是：你们欠我的太多了，我为什么还要恪守你们的规定？
那一年7月下旬，我在太原火车站买了一张站台票，轻而易举地上了开往石家庄的列车。到了石家庄以后，我连站台票也没买便换车南下。为了躲避查票，我先后在邯郸、安阳、新乡、漯河、驻马店、信阳等地下车，一是为了避免查票，二是顺便逛逛市容，领略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有时候，还可以花上两毛钱在火车站附近的竹躺椅上休息四个小时，这样可以消除疲劳。
我记得在驻马店下车以后，看到整个城市淤泥遍地，混乱不堪。一打听才知道前一年发生垮坝事件，死了数十万人。对于这么大的灾难，由于当局封锁消息，我竟然一无所知。
进入湖北以后，我只是在孝感停留片刻，便匆匆赶往武汉。在汉口车站下车后，因为过于疲劳，就在候车室的凳子上睡了一觉。醒来以后，才发现丢了一件的确凉衬衣。它的价格，相当于我一个月工资的三分之一。随后，我还去过岳阳、长沙、韶山等地。去韶山的时候，由于毛泽东已经很久没有露面，让我难免会想入非非。
到了衡阳以后，我看到内燃机车与客车车厢之间有一个二三十厘米宽的平台，那是两个车厢的接口处。我想这是个躲避查票的好地方，便悄悄爬了上去。这个地方非常危险，所幸当时我身强力壮，再加上从小受《铁道游击队》的教育，还能应付过去。
不曾想到了半夜时分，列车突然停了下来，等了好久没有动静。我决定让自己放松一下，便踩在一个突出之处跳了下去。没想到顿时响声大作，就好像打开了蒸气锅炉的阀门一样。
我觉得闯了大祸，便拼命向前冲去。跑出二三十米以后，前面有一堵墙拦住去路，于是我奋不顾身地翻了过去。没想到墙外是一片烂泥塘，让我重重地摔了进去。这时候，才听到司机从机车上下来，用南方话不知道说了些什么，便制止了巨大的响声。
我原来以为车站里会像电影里似的哨所大作、汽笛长鸣。但事实上很快就风平浪静，周围像死一样寂静。当时正下着小雨，我等了好长一会儿，估计事情已经过去，才从泥塘里爬了上来。我看到附近有个水池，便把手脸和衣服简单地洗了一下。因为换洗的衬衣已经丢失，我只好光着膀子向有灯光的地方走去。
原来这是车站的候车室，进去以后才知道这是一个名叫“小水”的火车站。候车室里有几个赶早市的农民，那形像真是三根筋挑着个脑袋，瘦得像鬼似的。此情此景让我怀疑自己已经丧命，所以来到鬼门关一带。现在回想起来，这就是农村和农民的真实写照。
直到一个多小时以后售票窗口打开，才让我回到实现中来。刚才的经历，让我觉得逃票过于危险，所以便买了一张前往郴州的车票，大摇大摆地上了火车。
在郴州下了火车以后，要爬一段土坡才能到达市区。当时时间还早，我转了一圈以后，又返回车站。因为还是舍不得花钱，所以我爬上一列放空的货车。上车以后，才发现这列货车不仅走得太慢，而且停车以后不知道要等多长时间，让我就像被困的野兽一样。
到了韶关以后，我只好跳下货车，买了一张前往广州的车票。车到广州，已经是华灯初上，正好有一列开往深圳的客车，上车的男男女女，全是奇装异服，光鲜亮丽。尤其是那些戴着太阳镜、穿着“松糕底”的女士，就像外星人一样。
我想买一张前往深圳的车票，但售票员要我出示港澳同胞回乡证或者有关证明，我的心情一下子沉到谷底。正在这时，突然下起瓢泼大雨，就像老天爷为我哭泣一样。
随后，我看到车站对面有一家旅社，便冒着大雨跑了过去。本来想在旅社住上一夜，没想到服务员却要我出示市级以上单位的出差介绍信。
无奈之下，我只好等到大雨稍微小了一点以后，到附近寻找可以睡上一觉的地方。找了一会儿，终于发现在货场出口有个小木屋。过去一看，虽然门被锁着，但是却可以从没有玻璃的窗户爬进里面。
小木屋的面积只有一平米左右，里面是一个固定的凳子，人在里面转身都不方便。当时我也顾不得多想便爬了进去，把身体蜷缩在里面睡了一觉。第二天一早，我被人推醒。还以为是警察，便夺路而逃。对方没有追赶，估计是货场的人把我当作流浪汉了。因为没有地方住宿，我在广州勉强呆了两天便踏上归程。因为疲劳已极，只好买了回程的全票。这次旅行，让我看到整个社会的乱象，并预感到一个时代即将结束。如今，类似的预感又经常浮上我的心头，只是不知道它会以怎样方式出现，又会以怎样的方式来收场。
阿门！
2021-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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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媳妇与买老婆
老樵于1968年11月，下放到寿县堰口区陶店公社王墙大队柴拐生产队（后不久，陶店公社撤销，并入堰口公社）。一个小组两个人，小王和我，当时暂时寄宿在队长王西山家里。
生产队有一个破房遗址，房顶朽坏塌陷了，泥坯的土墙东倒西歪。村上的人说，这就是“大跃进”时候的村中食堂，最后的一段时间，好几个饿死在门口，屋里土炕上饿死了做饭的老头。此后房子废弃了，1964年四清工作队要下来，王西山才把尸骸清除掉。我们插队不到一个月，这所房子被翻盖完毕，我和小王就住了进去。
王西山家里原有9口人，“跃进年”饿死6口，老婆跟人跑了，只有一个儿子叫王文宝。爷儿俩挣的粮食不够吃的，到了冬天王西山便到霍邱那边去讨饭。我们下放到村里的这一年，大队干部给王西山拨了30斤救济粮，叫他不要再出去丢人了。堂堂生产队长，抱着碗到外面讨饭，成何体统？
王文宝已经20岁，小时候订过一个“娃娃亲”。女家姓李，住在陶店附近，已经到了19岁，但是看着王家穷的一塌糊涂，李家人便萌生了悔亲的念头。消息传来，王西山招来了直系的亲戚，商议以后，决定抢亲。
那天，王家去了几十口子男女，把李家女子按住绳捆索绑，用一架木床抬到柴拐村。进了王家，李家女子大哭嚎啕，几个婶子、嫂子辈的女人不顾羞耻，竟生拉硬扯李家女子，帮助王文宝得了手。米已成粥，李家女子不哭了，于是王家开席，全村人都被请去喝了喜酒，每人交一块钱。
酒席上，知情者滋滋有味地描述着王文宝如何“占了”李家女子的细节，大我两岁的小王说：“这样抢人、强奸，是犯法的呀。”德高望重的大队党支部书记说：“犯卵子法，这是当地风俗，你们下放学生狗屁不通，以后慢慢适应！”
由于“解放”乃至实行“人民公社”制度以后群众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村民们口粮严重紧张，溺杀女婴竟然也成为风气，心软一点的人就把活着的女婴遗弃乱坟岗。到了我们下放到这里的时候，乡村间15岁到18岁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调，至少有四成男人无法在当地找到配偶，光棍汉随处可见。
从1963年开始就有人从外地贩卖女孩。虽然当时贩卖人口必处死刑，但是有些人贩子还是常常潜入当地，总要带来三、五个女孩子，明码标价出卖。这些女孩子都来自江苏泗洪、宿迁二县，百分之百尚未成年。她们那里极其艰苦，她们的父母以50元、60元的代价把她们卖给人贩子，人贩子然后再以100元到120元的价格卖给我们这里的单身汉。贩运途中，女孩们大多都要遭受人贩子的奸宿，当地农民谓之“开苞”。
柴拐队的会计季某外号“大糟虾”，年近30岁，稍有积蓄，也想弄个老婆。他的一个叔叔也是人贩子，为了捞个没“开苞”的女孩，他居然随叔叔亲自跑了一趟宿迁县。他以55元钱买回一个14岁的女孩，他的母亲说孩子太小还没成年，养两年再说，他却于带回来的当天夜晚就把这个女孩抱上了床。邻近的村民说，整个夜晚，女孩一直都在惨叫。
柴拐队至少有五个这样的女孩子，被人贩子卖过来，被迫成为人妻时最大的15岁（虚龄），最小的13岁（虚龄）。村里的人常常说，那个13岁的女孩被买以后，将近一个月每天晚上都在惨叫。她的男人26岁。我们插队以后，这个女孩刚刚到了16岁，已经生了两个孩子，身高不及1米4，挺着大肚子，不久就生了第三胎。
1969年冬闲的时候，一个人贩子带了四个女孩来柴拐出卖，大队书记的儿子刘玉香（他已结婚，妻子也是买宿迁县的，买时14岁）邀我去“看热闹”。到场以后，发现村中的光棍都来了，有的还有父母陪着“长眼”。
女孩们抖抖瑟瑟，像几只等待宰杀的小羊窝在角落里。一个女孩突然抱住了我，眼泪簌簌地乞求道：“大哥，你把我买了吧，我可勤快了，什么都能干……”人贩子和村里的人都笑了。刘玉香说：“哎呦，这个小丫头眼眶还怪高呢，看中下放学生了。你这个‘大哥’是城里来的，人家‘家中还有一枝花’哩，买了你怎么搞？”
至今，这些可怜的女孩应该大多还在，她们早已做了祖母，或是曾祖母了。
2012-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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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湖造田和歌舞升平
当年的湖区和现在一样，修水利是每年冬季必不可少的节目。我下放的黄茅洲区与南大区、草尾区以及茶盘洲农场、千山红农场连成一片，是洞庭湖区中央最大的“垸子”，而一到冬天，却还要组织全体劳动力修筑新的堤坝，继续向外扩展。那时候的口号是“向湖水要粮”，和现在所说的“退田还湖”，正好相映成趣。据我所知，现在的冬修水利一般只限于加固堤防，不再围垦新的湖洲，特别是在98年特大洪水袭击长江、洞庭湖流域之后。
1971年冬，我随垸内数万男劳力步行五十余里，沿塞阳运河直抵五门闸外的贺兴洲，我们要在这里筑堤围垦，将上万亩湖洲纳入“垸子”变成新的良田。我们住的是芦苇搭起来的工棚，上面可以透过苇杆间的缝隙观看星光的闪烁，若下雨必用脸盆水桶四处接漏。睡的“通铺”也是芦苇搭成，下面开沟将挖出的土块堆起，上面架上捆成把子的芦苇。床铺很结实，略为凹凸，尚能忍受。铺下面开的沟内却积满渗出的水，使我们的被褥潮得滞手。
吃的远比在知青点要好，大锅饭虽不是尽量，但抢饭得法，吃饱不成问题。诀窍是第一碗不盛满，迅速吃完后将第二碗按紧堆起，若再吃完还侥幸能抢到块锅巴，肚子里就基本上会感到些饱胀的快感了。还不时有些肉吃，肥瘦相间，四、五分厚，只搁盐绝无酱油。那肉有时吃起来很费劲，须反复咀嚼，最后还是经常得囫囵咽下。听农民们说，那就是著名的猪婆肉，而且是下崽下到了育龄极限的老猪婆。
工作却是超级强度的，取土处离筑堤处约二百米远近，泥土极松软，基本上不用锄头，使用得最多的，是木锹前面包上铁皮尖头，号称“指甲锹”的，因前端两边伸出两个长长的铁尖，状似指甲而得名。指甲锹在使用者手中旋转飞舞，两三下就切下一块四五十斤重的长方形泥块来，反手拍在箢箕里。一担箢箕放上四块，就将近二百斤了，稍为瘦弱者便奈不何。行走的路线同样通过松软地带，脚踩下去又象走浪桥又象陷在棉花堆里，无比吃力。向堤上登攀时更须见功力，扁担压弯了，箢箕会在堤坡上拖擦，而增加极大阻力，必须双手努力向上提，使箢箕底部与堤坡脱离接触。那是需要全身每一块筋肉都处于绝对紧张状态的劳作。好在那时我不过二十出头，又在中小学期间经省中心青少年业余体校长期的半专业游泳、田径训练，打下的体质基础较好，故尚能勉强应付。
没想到问题出在那潮湿的工棚上。大约一周后，早上起床时穿裤子，膝盖疼得不能打弯，用手摸可以感觉到发烫。一起来挑堤的同学中有父母当医生的，略懂医学术语，告知这必是急性关节炎无疑。我听了不禁大喜，当即跟带队来的生产队长请假，向他挽起裤脚展示已见发红的膝盖。队长模了摸，点头说确实烫手，这么远你走又走不回去，就在这里休息吧，工分照记。我于是开始堂而皇之地瘸着腿游荡，将附近其它公社和大队的同学们都走访了一遍。
膝盖刚刚有所好转，有另一公社的同学兴冲冲地来通知我，说黄茅洲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重新召集集中。这个宣传队并无常设机构，但每年都会在冬季农闲时集中排练节目，目的总是为了参加县里组织的文艺汇演。队员大部分是知青，也有“文革”中下放回乡的原县剧团的人。成员按特长分为乐队和演员队，节目不外乎歌舞、曲艺、样板戏片段、器乐独奏合奏之类。我自下乡第一年就是该队队员，直到离乡回到城里的五、六年间，无一年间断。听到这个好消息，真是心里乐开了花。赶紧打背包，约齐其他宣传队成员，当天就出发了。腿疼走不动，就沿路搭拖拉机，也花钱搭了一截机帆船，天黑前回到我下放的队上，第二天中午到达区政府所在地黄茅洲报到。
节目排练了不到一周，离县里汇演时期尚远，区里却催着我们再到贺兴洲去为挑堤的民工演出。这回出行就比较神气了，包了一艘机帆船，大家一路边欣赏运河沿岸风景，边连说带唱，整个一付文艺工作者下乡的派头。到了目的地也不再住工棚了，而是被安排在老堤内一个大队部里住宿。特别记得那天的晚餐，米饭多得吃不完，根本不用使用抢饭的技巧。还有好几大蒸钵猪肉，和辣椒煮在一起，香气扑鼻。这餐晚饭还有几个留在贺兴洲挑堤的知青和我们一起吃的，是经宣传队长特许，说饭菜多吃不完，招待招待同学也是好事。
刚吃完晚饭，我们生产队的几个青年农民就找我来了。见了面就哈哈大笑，说：“戏子师傅来了？今朝夜里风蛮大，攒劲唱啊！不然鬼听得到喔？”我便也笑：“听不到就看人影子，总比栽在棚子里讲信河强吧？”又问他们堤挑得离标高还有好多，几时可以打转回队上？他们都唉声叹气起来，告诉我这几天堤竟越挑越矮了，原来是地面太软，承受不住堤身的重压，挑着挑着两边就鼓了出来，根本不象是堤坝，倒象是白案师傅揉好了准备切馒头的“面龙”。
我问，那怎么搞？他们说，原来每挑一层土就用拖拉机压紧一层，现在已经不敢压了，管他娘，就这样一路挑上去，差不多够高就散工！我心想，那样的堤挡得汛期的水住？这时宣传队的队长喊化妆了，我赶紧打发他们走，说，等下看戏吧，这队长是区里的干部，好恶的。他们还有些不甘心，边磨磨蹭蹭往外走边说，不就是搽点红吗？又不得把你们那些女知青的脸块看成了绿的。
演出的台子就搭在新筑的堤附近，半人高，仅十来平方米，是木板的，下面的柱脚不太结实，站上去摇摇晃晃。台前挂了两盏煤气灯，发出“嘶嘶”带响的光芒，照得台上一片惨白。原来的几个保留节目如三句半、对口词、小话剧一一演了下去，台下的喧闹一直没有停止。宣传队长是区卫生防疫站抽调来的李大姐，是个北方人，站在台后面嗓门挺大地说：“观众太没文化，不愿听说的，快快快，上唱的！”这是该我上了。我将从长沙带下乡的那件破羊皮袄翻转过来穿上，刚要上台，李大姐又拉住我说：“别唱打虎上山了，唱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我傻了，说：“调门太高，我唱不了！”她不由分说地：“叫拉胡琴的降调！这段子是指挥部点的，专为鼓舞士气，不然民工心都散了，这堤要挑到哪天才是头啊？”话说到这个份上，只差没明说是政治任务了，我只好连忙脱了皮袄，纵身上了台子。
脚下的木板一阵乱晃，拉胡琴的老杨赶紧蹲下，冲我叫着：“秀气点！莫踩塌了！”过门之后，我一开口就知道糟了，准唱不上去。果然，到第三句“一青松啊……”逼得我只能一下子落下来一个八度。心里正在懊恼，台下却有一迭连声的叫好声传来。我定睛看去，明明是我们生产队那几个青年农民，不由得精神一振。有了自己的基本观众，自然得要更加卖力才是。我一口气唱了下来，没再出差错。之后又加了一段打虎上山，还返场唱了一首挑担茶叶上北京，才高高兴兴下了台。
后面一个节目是女知青们的舞蹈，好象是采茶舞吧？反正跳的时候因为台子太小人挤人，所有的动作都缩小到正常动作的三分之一，而且为了怕台子塌掉，基本上只有上肢在动，脚只是在台上蹭来蹭去，看上去令人忍俊不禁。
节目演完了，观众们还舍不得走，围在台前嚷“再唱一个”。指挥部来了个副指挥长，爬上台吼了一通什么“要感谢上级领导的关怀”啦，什么“演员同志们很辛苦”啦，什么“希望大家看了戏，明天革命干劲冲云天”啦等等，才哄得民工们恋恋不舍地逐渐散去。我们生产队那几个青年又把我围住了，硬说我唱得象广播里的一模一样，哪里有什么唱砸了？我解释了半天高八度低八度，他们还是不得要领，说能唱到这个样子要得了，考县剧团都够水平了。
晚上睡觉前，李大姐还召集开了个总结会，说大家在这么简陋的条件下，演出还是高质量严要求的，可见与贫下中农的感情已经很深，主席教导的接受再教育已经初见成效。我和拉胡琴的老杨抢着承担责任，解释唱段唱不上去降八度的原因。李大姐却说，只要观众没听出来，我们就算完成任务，我还怕你迎着风唱哑了嗓子，影响到县里的汇演呢，那才是不惜一切代价拼老命的时候嘛！她接着又表扬了女知青们有应变能力，台子小不结实，马上晓得只做样子不真跳，下次再遇到类似情况还要汲取这次的经验。
这两年老在电视上看到中央电视台“心连心”艺术团，不时到某某革命老区或偏远山乡为群众演出，就不禁要想，不知他们是如何在演出条件受限制的情况下，变通表演形式、缩减表演质量的？或许他们不象我一样，因为是真正的艺术家送真正的艺术下乡，而会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崇高感吧？我当时可是觉得台上台下都是一起挑堤的伙伴，你们只要不嫌弃肯跟着笑，就是学狗叫我也愿意。是我当时的想法与贫下中农更“心连心”，还是现在的“大腕儿”们比我更“心连心”？真是很难说清楚。
贺兴洲我再也没去过，听说也再去不成了，因为地基太软，堤坝终于没有筑成，那里至今还是湖面。那么多人的劳动白费了，我的膝盖白白发了一回炎。说到底这还是幸事，特别在98年大洪水之后，我进一步明白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