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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的一天,项目部负责人四娘(公司里用的“花名”)不耐烦地把一份简历扔给我和小南,让我俩替她去面试一个人。我一看,这人应聘的职位属于外包岗,通俗来讲,就是“非正式员工”。公司为了节约用人成本,会把一些职位委托给外包公司代为招聘。外包人员虽和正式员工在一起办公,但劳务合同上的“甲方单位”写的是外包公司,薪资福利也比同岗位的正式员工差了不少。
在一间狭小的会议室里,我打量着对面的那个陌生男孩——作为一个在上海生活的“95后”,他的打扮着实有些土气,肥胖矮小的身体包裹在一件宽大的旧衬衫里,略显凌乱的头发下架着一副黑框眼镜,脸上长了不少痘痘和粉刺,整个人散发着一种与实际年龄不符的沉暮之感。
男孩说他大专毕业后自学了平面设计,之前在几家小公司上班,有3年的工作经验,想来应聘我们公司的平面设计师。同为设计师的小南看了他带来的作品,对我点了点头,表示认可——外包员工的学历、经历都不重要,只要能加班就够了。我问那男孩接不接受加班,他毫不犹豫地说:“只要公司需要,加多晚我都可以。”
看着他一脸的真诚和急切,看来是很需要这份工作。面试结束后,我给外包公司的联系人发去“面试通过”的消息,对方很快走完了后续流程,将男孩入职的时间定在了2天后。我说怎么将入职时间卡得这么紧,对方说,是男孩主动要求的,“他好像挺缺钱的,急着上班赚钱”。
我又看了眼他的简历——他从上家公司离开至今,已经失业3个月了。
男孩报到那天,我和小南去公司楼下接他。他穿的还是面试那天的白衬衫,下身搭配一条黑色长裤。在上海,做设计的人穿着一般都很潮,小南悄声跟我吐槽:“就差一根皮带,他就可以直接回到80年代了。”
男孩拘谨地跟着我们穿过公司大堂,搭乘电梯前往8楼项目部的办公区。他对一切都表现出好奇,一路上东张西望,还连连感叹:“我们公司好大呀,得有1千多人吧?”
“这就叫上‘我们公司’了,真不拿自己当外包呀?”小南在我耳边悄声说。我顶了一下她的胳膊,笑着和男孩搭话,说算上外地和海外的同事,差不多有5千人。
男孩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还是大公司正规,我以前上班的小公司,连老板带员工还不到10个人”。
按照公司的惯例,新人入职第一天,部门会有一个欢迎仪式。然而四娘只是三言两语地介绍了一下,就让男孩坐到我对面的工位去了。其他同事匆匆抬眼瞅了新人一下,便又面无表情地将头埋进电脑。
为了打破尴尬,我主动询问男孩为什么给自己起“鸣人”这个花名——在这家公司,员工入职后要给自己取一个花名,时间长了,同事们对彼此的真实姓名反倒记不清了。
男孩腼腆地笑了一下,说“鸣人”是他最喜欢的动漫人物。见我对日漫一窍不通,小南一通嘲笑。看着我俩斗嘴,男孩紧绷的嘴角才渐渐放松。
2个小时后,鸣人等到了外包公司的联系人送来的电脑、门禁卡等办公用品。我听到那人低声吩咐他:“外包员工没有公司系统权限,这张门禁卡也是临时的,需要每周报备一次。你有任何事情就和我联系,不要麻烦其他人。”
很快,鸣人就被安排了一堆活儿,入职第一天晚上就加班加到12点。小南说,这是四娘在故意测试他能不能吃苦,如果鸣人的表现不能令她满意,不出一个月,她就会向外包公司“退货”。
“外包公司的员工辞退起来很方便,连赔偿费都不用付。”小南说。
2
作为新项目部门的负责人,四娘以雷厉风行的管理作风得到了老板的赏识。老板还特地发公开表扬信,号召公司其他部门负责人向她看齐。但是当她的下属,真是苦不堪言。
四娘管理部门有两大法宝:罚款和辞退。部门晨会迟到一次罚款50元;文案中出现一个错别字罚款100元;设计图返工超过两次罚款100元……对那些犯错的员工,她认为罚款更能让他们长记性。
“试用期淘汰”则是四娘拿捏员工的另一个手段。这家公司的试用期是6个月,在这期间,但凡员工的表现不能令领导满意,就随时可能被辞退。在我入职以后的短短几个月内,眼看着四娘辞退了5个以上的新人。其中有一位因为有点便秘,上厕所的时间稍长了些,就被她以“工作态度不端正”为由辞退了。
四娘之所以敢这么干,背后当然少不了公司撑腰。如果她想辞退某人,公司人事部就会以“开具辞退单不利于再次求职”为由胁迫员工放弃裁员赔偿。对于那些试图提起劳动仲裁的员工,公司法务部也有丰富的经验让他们见识到大公司的“力量”。
在这样压抑的环境下工作,我每天痛苦而纠结,脑海中始终有两个小人在打架。冲动的小人说:“干得不开心就离职吧。”现实的小人说:“再坚持一下,现在工作不好找,去了下一家也未必更好。”现实一次次战胜冲动,于是我一天天熬下来,对四娘的铁腕手段逐渐麻木。
鸣人接连加了半个月的班,他任劳任怨的工作态度似乎赢得了四娘的认可。在月底的部门聚餐中,四娘特地叫上了鸣人,还让他坐到自己身边。我隔着两个座位,听着四娘询问鸣人的家庭情况、毕业学校以及之前的工作经历。末了,四娘说:“你这种学历和工作背景能进到我们这样的大公司,在农村算是给你父母长脸了。你在公司好好干,争取明年转正,农村出来的孩子一定要比别人更能吃苦。”
我和小南面面相觑,都知道四娘在打什么主意。
四娘喜欢招那些来自外地农村的年轻人,所以我们部门90%的员工都有着相似的出身——农村寒门。她曾自豪地向我们炫耀这一套用人理念:出身农村的年轻人家庭负担重,为了在上海赚到钱,他们能吃苦,还耐操。就算领导无限加压,他们也会拼命去干,且不会轻易离职。
至于四娘对鸣人许下的转正允诺,更是一个无法到嘴的“大饼”——这家公司从来没有让外包员工转正的先例,况且鸣人的大专学历根本达不到公司招聘的最低标准。
鸣人靠加班在四娘那里赢得的好感并没有持续太久。他毕竟不是科班出身,设计能力比起其他设计师差了不少,这逐渐惹得四娘不满。
11月的最后一个周五,我们部门结束了长达1周持续到凌晨的加班,终于可以早早下班回家补觉了。睡到一半,我突然听到手机“滴滴”响个不停,条件反射地打开工作群,几十条未读消息急促地蹦出,让我的心为之一颤。
原来是鸣人的一张海报设计出了错误,四娘让他立即赶回公司修改,但鸣人迟迟没有回应。四娘的情绪逐渐暴怒,在群里斥责鸣人“能力不行、审美糟透了、还不如实习生”;“要不是看你工作态度还行,以你这样的设计水平早就被淘汰了”……
大概是同事私下给鸣人打了电话,半个小时后,鸣人在群里回复:“对不起,刚刚睡得太死了,我现在就赶去公司。”
又过了大约40分钟,他发了一张在路边打车的照片:“我这边太偏打不到车,我能明天再去公司吗?”过了很久,四娘也没有回复他,他只能自顾自地回道:“那我再想想其他的办法吧。”
我看了一下时间,当时是凌晨3点多。
我拥着温暖的被窝,想到鸣人在寒夜里独自在路边打车的场景,不禁感到同情。但下一刻,我又为这个倒霉蛋不是自己而感到庆幸,甚至还有一丝幸灾乐祸:“让你喜欢当卷王,这下子让你卷个够。”
其实对于鸣人拼命加班这事,部门里有怨言的不止我一个。在他来之前,我们部门虽然也加班,但一般到了晚上8点大家都走了。可鸣人来了以后,四娘时常拿他来鞭策我们:“人家一个外包员工从没在10点前下班,你们这些正式员工拿着人家双倍的工资,每天不到8点就走了,你们好意思吗?”
自此,晚上10点以后下班成了我们部门默认的“规矩”。大家心生不满,却敢怒不敢言。
3
周一上班,我刚坐下就察觉到了部门里微妙的气氛。我看了一眼对面的鸣人,他低着头,我和他打招呼也没有反应。我偷偷撞了一下旁边的小南,问她发生了什么事情。
“刚刚四娘把鸣人叫过去骂了一顿,声音大得整层楼都听见,女魔头真的太恐怖了。”小南夸张地拍了拍胸口。
原来,那晚鸣人没有打到车,就没有到公司改图。活动发布的时间耽误了,虽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但四娘还是借题发挥把他狠狠地训了一顿。
我偷看鸣人,他不时抬手去揉眼角,厚厚的眼镜上泛着白雾,想来已经哭过了。我叹了口气,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在很多人看来,领导对员工严苛是在帮助员工成长,谁承受不住,谁就是“玻璃心”。
四娘已经不是第一次把员工骂哭了。之前,部门有一场活动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四娘在办公室里大发雷霆,大骂参与活动策划的员工们:“只有垃圾人才能做出这么垃圾的活动。”她命令所有人手写“我是垃圾”200遍。
那是我人生中最屈辱的一刻,恨不得立马把辞职信扔到她脸上。可裸辞不仅会失去经济来源,短暂的工作经历也会在面试下一份工作时遭到反复质疑。所以即便有满腹委屈也只能妥协、强忍,我准备在这里工作满1年再提离职。
那天中午,我拉着小南和鸣人一起去公司附近的美食城吃饭。之前同事们一起出去用餐从未叫过鸣人,有的是觉得他刻意努力令人生厌,有的是看不起他外包员工的身份。
面对我的邀请,鸣人受宠若惊,抢着说要请客。饭桌上我不停地追问上午他挨骂的情形,想借机从他嘴里听到对四娘的不满,好与他同仇敌忾、统一阵营。然而他并不像其他同事那样在背后吐槽领导,只是淡淡地说:“四娘骂我是应该的,是我自己工作没做好,让她失望了。”
我和小南对视一眼,不再多言,沉默地吃完这顿饭。饭后我们执意将饭钱转账给鸣人,借口有事和他分开回公司。
路上,小南忍不住说:“你说鸣人是傻还是被洗脑了,都这样了居然还替四娘找理由?”
我也不清楚鸣人是真的能忍耐,还是出于戒备不肯吐露真心。不过这次接触,无疑拉开了我们彼此之间的距离。
高压的办公环境实在憋闷,整个12月我都借出差的机会尽可能地逃离上海。等再回公司,已经是元旦假期之后了。
上班第一天,我发现自己被四娘拉进了一个新的工作群,群名是“新项目大家庭”,群成员基本没变,只少了外包设计鸣人和负责文案的一灯。
“这是我们项目部新的工作群,原来那个群作废,以后所有事情都在这个群里沟通,群内信息务必对群外人员保密。”四娘发了第一则消息,群里的同事们立马心领神会,纷纷回复“收到”。
我不明白四娘为什么突然如此针对鸣人,即使他能力一般,在工作中犯过一些小错,但也不至于如此呀。我疑惑地看了一眼对面的鸣人,他正埋头工作,似乎是感受到了我的注视,他抬头看我一眼,随即憨憨地笑了一下。
最后还是小南揭开了谜底,她说,我不在的这一个月里,鸣人不知道怎么回事,三天两头地请假,加班也没有从前积极了,“四娘哪能容忍他这样?我估计要不了多久,他就得彻底走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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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有了新工作群,鸣人彻底成了部门里的局外人。他发到旧工作群中的十几条消息,不管是征求修改意见还是询问项目进度,群里总是一片死寂,没有一个人回复他。有时他看到整个部门的人同时起身去开会,或者同声商讨一件事时,会不知所措,立马凑过来小声问我为什么他没有收到通知。
时间一长,饶是再迟钝的人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自此,鸣人在公司里变得越来越沉默,就连走路都变得悄无声息的。
除了鸣人,被排挤的员工还有一灯。一灯是正式员工,工作能力不错,但为人比较佛系。他总是部门里第一个下班的,每天下班后,他都要去健身房锻炼一两个小时。
每周我们公司的人事部会统计员工们的工作时长,再按部门总时长进行排名。四娘对这个名次很在乎,如果哪次我们部门没有排第一,她就会挨个找员工谈话,一灯每次都首当其冲。
可是,不管她如何软硬兼施,一灯依然我行我素,忙完一天的工作就准时下班去健身。于是四娘借着新年工作调整,干脆将他彻底边缘化——先是把他排挤在工作群外;之后把他和鸣人的工位调到紧靠楼道的地方(和部门其他人之间隔了一整排的空座位);最后抽掉了他所有的工作,让他每天都在无事可干的失落中煎熬。
一灯连续坐了半个月的冷板凳后,终于忍受不了,提了离职。
本来事情到这里就算结束了,可没想到一周后,四娘在部门周会上得意地告诉大家,一灯的新工作背景调查没有通过,他去不了心仪的大公司了。
“不要以为在这里干不好可以拍拍屁股去下一家,我们这行的圈子就这么点大,我随时可以把你们加入行业黑名单,让你们在这个行业彻底混不下去!”她警告所有人。
虽然我不相信四娘可以只手遮天,但凭借她在行业内这么多年的人脉,确实是有可能在我们跳槽的道路上设置重重阻碍。
我突然想起公司印在员工手册上的那句 “天地之大,任尔飞翔”的口号,感觉十分讽刺。我们还没有起飞呢,可能就要被领导折断翅膀了。
一灯走后,同事们更加如履薄冰,几乎将四娘的话当成了“圣旨”。只要她开口说话,所有人都会屏住呼吸,生怕弄出一点声响;但凡她在群里发通知,不出1分钟,几乎所有人都要回复“收到”。在这种情况下,不受她待见的鸣人很快就成了被所有人漠视、甚至攻击的对象。
一次,我眼见鸣人怯怯地蹭到一位同事面前,小声地询问一张设计图的色彩搭配问题。可没等他说完,那个同事就不耐烦地嚷道:“你到底懂不懂设计呀,就算你是一个外包,这么简单的问题你也应该会吧?”
“对不起,我之前没有做过这么复杂的设计,很多地方都不太懂。”鸣人嗫嚅着。
那个同事仍然不肯罢休:“你不懂是你的问题,你不要耽误大家的时间,我不管你想什么办法,总之明天上班前我要看到完整的设计图。”
我于心不忍,想为鸣人帮两句腔,余光瞟见四娘看向这边的眼神,又默默地把嘴边的话咽了下去。后来,小南劝我别多管闲事:“你回想一下读书的时候,班里是不是有一个人也不受大家待见?那个人是不是不聪明、嘴巴笨、家庭条件不好,还长得丑?”
我仔细地想了一下,真的想起高二班里有一个同学,他虽然学习很努力但是每次考试都垫底,再加上每天穿得邋里邋遢,不仅同学们嘲笑戏弄他,就连老师也对他避之不及。更神奇的是,他在我脑海中的影像竟然和鸣人的样子重合在一起,虽然他们长得一点也不像。
“对于鸣人这样一个外包员工,大家从来就没打心眼里瞧得起。你看这一屋子坐着的人,哪个不是重点大学毕业或者在大公司工作过?”小南无奈地笑了,“你听过鲶鱼效应吗?就是将一条鲶鱼扔在沙丁鱼中,让沙丁鱼产生危机意识不停地游动。鸣人就是四娘拿来逼迫我们加班的‘鲶鱼’。”
这些都是小南帮四娘设计演讲PPT时,从她的演讲稿中看到的——之前,作为我们公司的“年度优秀管理者”,四娘被邀请参加一场业内盛会,还要当主讲嘉宾分享自己成功的管理经验。据说,还有行业媒体找四娘合作开发管理类课程,想让全行业的管理者都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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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年底到来,部门内开始弥漫着一股紧张的氛围。
对每个员工来说,年底绩效考核的成绩不仅意味着年终奖的比例,更关乎来年的去留。公司对那些绩效分数不合格的员工有一套明确的“优化”制度,领导们看似在平平淡淡地打分,其实是在这一刻享受了生杀予夺的权力。
去年,隔壁部门有个刚毕业的女孩因为工作压力大得了溢脂性脱发,一头秀发秃了一大半。女孩趁着年底工作不忙去医院做植发手术,结果刚上手术台就接到电话,被告知领导给她打了最低的绩效分,她将被公司辞退。这件事对女孩的身心造成了很大打击,她患上了抑郁症,一年多都没有出去工作。
大家在焦躁的情绪笼罩下,对鸣人的态度愈加恶劣了。呼来喝去成了常事,就连实习生都开始指使他干活。
不过由于四娘不停地淘汰试用期员工,导致我们部门的人手严重不足,根本没有裁员的空间。在其他部门大刀阔斧地“优化”的时候,我们倒在风平浪静中迎来了春节前的最后一周。
就在所有人都翘首等待春节的时候,公司又临时决定上线一档春节特别企划活动,并且把活动筹备交给了我们部门。在一片兵荒马乱中,我们被迫开启了春节前的最后一轮加班。这个活动涉及到的图片制作非常多,小南和另一个设计师忙得人仰马翻,还是远远满足不了需求。
“我们不是还有一个外包设计吗?那个什么人跑哪里去了?”一个同事在“新项目大家庭”的群里着急地叫。
当鸣人的名字在群中被频繁提及,我有一刻晃了神,突然想起他已经在我的视线中消失很久了。
四娘在群里说:“他上周和我请假,说去住院了。你们这边评估一下工作量,如果确实少了他完不成,我让外包公司叫他回来。”
“真的完不成,四娘麻烦你赶快把他叫回来。”小南叫苦不迭。
当天下午,外包公司的人就取走了鸣人桌上的电脑,说是要送去医院。听到鸣人可以干活,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小南在旧工作群里一下子给他发去几十项作图需求。
最终,这个活动赶在春节前一天如期上线了。大家提着公司分发的礼盒,开开心心地开启了春节假期。身为外包员工的鸣人本来是没有礼盒的,是小南软磨硬泡从行政同事那里多要了一份,摆在了他的座位上,等他年后来拿。
“这次要不是鸣人帮忙,我肯定要加班加到猝死。”小南开玩笑说。
大年初八开工,部门的同事都到了,只有鸣人的座位空着,我想他大概是多请了几天假。第二天早上,我有事提前到达公司,刚迈进办公区就发现鸣人的工位上有人。我快步走上前,看见外包公司的人正将鸣人的个人物品收拾进一个大袋子里。
我诧异地问她怎么回事,她说鸣人辞职了,以后都不来公司了。我继续追问原因,她含糊其辞地说他家里有事,就着急忙慌地拎着袋子往外走。
我盯着空荡荡的桌子,突然瞥见桌角的春节礼盒,于是拎着追上去,想让她把礼盒带给鸣人。
“不用了,他不需要的。”她摆着手说。
当时我并未明白她的意思,直到几天后,公司内部突然流传一个消息,说有个外包员工过年期间在医院去世了。我立马想到了鸣人。
我联系上了已经离职的一灯,从他那里获知了更多的信息——鸣人虽然年轻,但一直患有高血压,12月的时候他察觉身体不舒服,就去医院检查。医生让他住院治疗,可他不敢请长假,只能三天两头地跑医院。由于没有得到稳定的治疗,他的病情逐渐加重,在2021年1月底转化成了尿毒症。
过年前的一周,鸣人在医院一边打吊针,一边熬夜赶做部门分派过去的工作。大年初七那天,尿毒症引发了肾衰竭,他离开了这个世界——没法确认这是否和他带病加班有关。
一灯告诉我,年前部门要求鸣人加班,外包公司告知他“必须配合工作”。他试图以自己没有携带电脑为由拒绝,没想到外包公司派人直接将电脑带到他的病床前。
一灯无奈地说:“现在最麻烦的是,你们公司和外包公司都不承认自己有责任,也不愿意赔偿。我去网上发过几个帖子,想为他讨个说法,但都被莫名其妙地删掉了。我也不知道还能帮他做些什么了。”
鸣人去世的消息传播得很快,公司特地发了一封内部公开信,澄清鸣人非公司正式员工,他去世完全由于自身的疾病导致的,和公司没有任何关系。而且不允许员工私下讨论这件事,否则将予以开除。
四娘特地将我们部门所有人召集起来开会,再三叮嘱我们不能透漏任何有关鸣人的信息,“如果有人问起他,你们就说不认识”。
很快,鸣人的工作账号就被注销,所有的聊天记录也被清空。公司里没有留下他的一点痕迹,似乎他不曾存在过。
刚开始大家还偷偷谈论,嘘唏鸣人遭遇的不公,痛骂四娘和公司的恶行。但没过多久,大家有了新的话题,就渐渐淡忘了这个人。
一天,我偶尔刷到《火影忍者》的视频,从来不看动漫的我,熬了好多通宵看完了所有剧集。动漫的最后,那个叫鸣人的少年经历了一系列的苦难,实现了自己英雄的梦想。然而现实中的“鸣人”,却被永远留在了一个寒冷的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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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的春天来得很早,公司楼下的桃花开得旺盛,让人心生喜悦。然而行业政策突然变动,我们项目部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一个老同事告诉我,他听到风声,说公司有可能会裁撤整个项目部门。
四娘显然十分焦灼,员工随口一句话或一件小事就能点燃她的怒火,继而招来一顿上升到人身攻击的斥责。不仅如此,项目部门还开始施行“一人犯错,整组受罚”的连坐制。只要有一个人在工作中犯错,整组同事都要陪着反思整改,常常到了凌晨一两点都下不了班。
短短2个月,项目部门不断有员工申请离职,这些人非但没有得到挽留,离职流程反而比往常缩短了一半,连工作交接都不需要了。我察觉出其中的异常,猜测这可能是公司为了节省项目裁员赔偿金,提前逼迫员工“自动”离职。既然如此,我铁了心要死磕到底,小南也信誓旦旦地说,“不能让公司如愿”。
到了5月底,小南突然说她怀孕了。我一边为她担忧,一边又为她感到庆幸——按照劳动法规定,公司不能辞退孕期和哺乳期的妇女。这意味着即使整个项目部门被裁,小南也可以留下。
得知这个消息,四娘嘴上说着“恭喜”,但不悦之情写在了脸上。她一直都介意小南已婚未孕,时常旁敲侧击地问她什么时候要孩子,小南说自己是丁克,不考虑这件事。如今,小南意外有了孩子,四娘可能会觉得自己被耍了。我就提醒小南要提防四娘,可小南并没有把我的话当成一回事。
那天,轮到小南做月度工作汇报,她还没说两句话,四娘就开始发难。她对小南展示出来的设计作品不停挑错,讥讽小南的设计水平大不如前。
小南不服气,说这些设计都是按照需求做的,并且也提交四娘审核了。四娘大概没想到小南会顶撞她,先是一愣,随即将鼠标重重地摔在桌子上,指着小南怒斥:“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怀孕了,我就不能拿你怎么样?你能干就干,不能干就滚!”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激素的影响,一向隐忍的小南,怀孕后仿佛“斗鸡”上身。她不甘示弱:“你让我滚我就要滚?真以为公司是你家开的?”
两个女人在会议室里吵得天翻地覆,差点动起手来。后来,在四娘一阵“滚出去”的怒骂声中,小南头也不回地拿着包离开了公司。
四娘似乎被气得不轻,整个下午都一言不发。我发信息给小南询问她的状况,一直没有得到回复。
次日上午,小南没有来上班,大家猜她铁定要离职了。可在下午,我突然收到小南发来的信息,她说自己昨晚流产了:“我要那个女人付出代价!”
小南讲,她和四娘吵完架回去,晚上肚子就开始痛,去厕所发现流血了。随后她被家人紧急送去医院,医生检查发现已经胎停,只能给她做了清宫手术。
我问她打算怎么做,她发来四个字:“鱼死网破。”
在我忐忑不安的等待中,暴风雨如期而至。公司的内网上很快出现了一篇《职场霸凌的领导杀了我未出世的孩子》的帖子,小南讲述了四娘长期以来如何对部门同事进行职场霸凌,在她怀孕后故意针对她辱骂她,导致她不幸流产。她还重提了鸣人的遭遇,暗示鸣人的去世是四娘强迫他加班导致的。文末,她写道:“我不要公司任何赔偿,只需要公司开除四娘,否则将联系媒体曝光。”
帖子一发出,立马掀起了大浪,不到半小时就有上千阅读量。小南还给公司所有领导发了邮件,内容和帖子相同。
很快四娘就被叫走了,直到第二天都没有露面。小南告诉我,公司行政部给她打了十几个电话,就连副总裁都惊动了,表示公司会尽快调查事情真相。
可半个月过去,小南还是没有等到结果。她不甘心地找来公司,却被人事经理搪塞:“调查取证需要时间,你回去安心休息,这期间工资会照常发放。”
我们所有人都以为小南肯定白忙活了一场,没想到事情发生了大反转——四娘居然悄无声息地离职了。我们看着她一夜之间被清空的办公室,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们把这一切归功于小南,认为是她斗垮了四娘。第二天,小南也春风满面地来上班,晚上还叫了几个相熟的同事吃饭。她扬眉吐气地说完自己的“斗争史”,突然提起了已故的鸣人:“我不仅是给自己出气,也在替鸣人报仇。”
其他人纷纷附和,我却沉默不言。在整件事中,小南替自己出气不假,但她重提鸣人的死,恐怕只是为了给自己增加斗争的筹码。扪心自问,如果没有流产,她会替鸣人发声吗?
当然,相比于小南,从始至终沉默的我们更加卑鄙。
7
经过这一番折腾,本来就摇摇欲坠的新项目很快走到了绝境。我们部门的大多数人,包括小南,都被公司直接裁员,只有我和另一个同事获得了内部转岗的机会。
被裁员的同事羡慕我没有失业,但我却放弃了转岗的机会,不仅离开了公司,也离开了上海。
很多人不理解,不停追问我离开的原因。我给自己找了很多借口,比如:30岁危机、在上海不能落户买房……这些都是能够让人信服的理由,也确实是促使我离开的一部分原因。
但是,有一个深埋在我内心的理由,我从未向任何人提及:自从鸣人死后,我无法遏制地厌恶这家公司,厌恶这座城市,厌恶那个在人群中隐忍、沉默的自己。我想远远地逃离这一切。
离开上海之前,我和一灯见了一面。
自从被四娘搅黄了新工作,一灯待业了很久,期间还帮助处理鸣人的事情,直到最近才入职了一家小公司。
谈起鸣人,我们都有点伤感。一灯说鸣人的家境不好,父亲在工地打零工,母亲也有病,还有一个上高中的妹妹。他一直努力工作,就是为了扛下养家的重担。
“他住院加班的时候还一直跟我说,他爸跟他说工作没有不受累受气的,忍一忍就过去了。要是不听他爸的话,或许他就不会死了。”
离开上海后,我偶然从一个老同事那里获知了四娘离开的真相(这个老同事和公司总裁办的人交好,总能探听到很多底层员工不能获知的消息)——四娘离开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小南在公司内网发帖,而是公司新项目失败,大领导们需要找一个“替罪羊”向投资人交待。小南这一闹腾,刚好给他们推去了一个绝佳的人选和理由。
“抛开其他的,这个项目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公司领导层决策的失误,不应该完全由四娘承担责任。不过她落得这样的下场,也确实罪有应得。”老同事说。
我不知道该不该把这个消息告诉小南。自从被公司裁员后,她因为已婚未育的身份一直没有找到工作。流产对她的身体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再怀孕也要等一年后,她的老公和婆婆对此颇有微词。
唯一让小南骄傲的,就是在这场对抗职场霸凌的斗争中,她凭借一己之力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我实在不忍心破坏她仅存的信心,最终选择了隐瞒。
来到二线城市后,我一度以为自己逃离了上海的职场环境,可新公司领导去参加了所谓的“员工管理”课程后,照葫芦画瓢地制定了新的管理制度,那些想要逃离的一切,又开始慢慢地回到我的身边。
在新领导的身上,我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四娘的影子。我害怕身边又出现另一个鸣人,更害怕自己将再次成为那只沉默的羔羊。
我想逃跑,可这次,我还能逃到哪里去呢?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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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底的一个深夜,我们接到一起奇怪的报警。
一位罗姓老妇人赶来派出所,说自己的丈夫周某与儿媳王巧在家发生冲突,丈夫被儿媳用剪刀捅伤,刚刚送进医院,儿媳则不知去向。
之所以觉得奇怪,是因为听完罗老太的报警后,我们当即联系了她丈夫,人确实在医院,刚处理完伤情。但周某却在电话里说,自己受伤与儿媳无关,是自己夜里摸黑取东西时不小心伤到的,而且伤得并不重,已经处理好了;与此同时,同事也联系了王巧,王巧说自己正在朋友家,对于公公周某受伤一事,自己完全不知情。
既然两名当事人都是这般说法,我和同事虽然不明白罗老太的意图,但确实也没有调查的必要,便劝慰了几句,准备打发她回家。
但罗老太却坚持说丈夫是被儿媳王巧捅了,要求警方立即着手调查。当时,她的情绪非常激动,并自称患有严重心脏病,同时带来了病历。言外之意大概是,如果我们不处理她的诉求,她就会在派出所犯心脏病。
稳妥起见,我又给周某打去电话,让他来一趟派出所,当着我们面把受伤的情况说明一下,同时把自己妻子领回家去。
周某在电话中再三推脱不过,终于还是来了派出所。
在派出所周某向我们展示了包着纱布的右手,说自己夜里摸黑去客厅取剪刀,不小心割伤了手。我看了一下伤情,确实没什么大碍,刚想让他带罗某离开,却不料站在一旁的罗老太突然冲上去,拉扯丈夫的裤带。
周某当时还穿着睡衣裤,大概也没料到妻子会突然做出这样的动作,睡裤随即被褪了下来。我们这才发现,在周某大腿内侧的隐私位置上,同样也有一处包扎。“说,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能伤到这?!”罗老太的吼声随之响起,带着异常的愤怒。
周某可能也被这突如其来的状况吓了一跳,一时间竟忘了把裤子提上。半晌才回过神来,一边提裤子一边解释说,这是剪刀从桌台上掉落过程中划伤了自己的私处,是因为受伤部位羞于启齿,所以刚才没跟警察说。但罗老太却不依不饶,先是说周某“放屁”,之后说“谁做了什么事谁心里清楚”,最后又转向我们,要我“把那个小*****叫过来对质”。
面对妻子的指责,周某就一直在旁边说“你想多了”,“你想哪儿去了”。看上去明显是不想通过警察处理这件事。
尽管从罗老太的言语中,能明显感觉出她在怀疑什么,但这种事情既然当事人不想追究,也自然不在警方的处理范围之内。没想到,正当我组织措辞,打算再一次劝说罗老太离开时,王巧却在闺蜜的陪伴下来了派出所。
王巧的突然出现令现场所有人都吃了一惊。
她约莫二十六七岁,面容姣好,只是面对警察时十分紧张,连头都不敢抬。而她的婆婆自从王巧一出现,就死死地瞪着王巧,仿佛站在面前的不是儿媳,而是仇家。
“哎呀,你这不是来添乱嘛——”公公周某见王巧来了,忽然咆哮一声,转身便往派出所大厅外走去,同事没喊住他。罗老太站在窗口朝周某吼了几声,也不顶用。
见自己老公径直走了,罗老太转过头来,把气都发在了儿媳王巧身上,说话间就要上前去伸手撕扯。我和同事见状赶忙制止,一番拉扯后,罗老太被同事控制在大厅调解室,王巧和她闺蜜则跟我去了二楼办公室。
“今晚怎么回事?”办公室里,我问王巧。
但自从上了二楼,王巧就一直坐在沙发上哭,什么也不说。一直这样也不行,我把王巧闺蜜叫出来,问她王巧到底是怎么回事。闺蜜明显知道实情,但似乎也有难言之隐,支吾了半晌,最后却说,她再去劝劝王巧,这事儿还是得让王巧自己说。
又过了一会儿,王巧终于在闺蜜的劝说平复了下来,对我说,公公周某的伤,的确是她造成的,“晚上我正在睡觉,迷迷糊糊看到眼前有个黑影,很害怕,便拿出放在枕头下面的剪刀给了他一下,结果就……”
王巧似乎是做了很大努力后才说出这句话的,但在我听来,这句话中却依旧有很多不合常理的地方。且不论刚才周某自己说,是在厨房找剪刀时受的伤;单是王巧在自家床上睡觉,枕头下面为啥放着剪刀?况且她与家人同住,即便夜里屋里有“黑影”,不也该先问一句是谁吗?哪有上来就拿着剪刀“给一下子”的?
闺蜜好像也对王巧刚才的说法不满,在一旁劝她说:“既然都闹到派出所了,就别藏着掖着了,你还要忍到什么时候?”
起先王巧并不为闺蜜的话所动,依旧坚持自己的说法。直到最后闺蜜撂下一句“既然这样,以后你别再大半夜为这种事儿来找我了”后,转身就要走,王巧才说了实话——
“周某趁我睡着后,把手伸到我内衣里,把我摸醒了,我把枕头下面的剪刀拿出来挥了几下,想赶走他……”王巧又解释说,之所以把剪刀藏在枕头下面,是因为这不是周某第一次对她做这种事,平时周某经常趁婆婆睡着后摸进她的房间,还钻进她的被窝,说是要跟她“谈心”。但周某到底想干什么,彼此心知肚明。之前王巧警告过他几次,但是没用。
“她婆婆大概也是察觉到了什么,但一直怀疑是王巧勾引姓周的。她婆婆本身就有心脏病,王巧怕她受不了,不敢跟她讲实话。王巧爸妈那边也不敢讲,外人又不好讲,出了事就只能往我家跑。我想问问警官,今儿晚上如果姓周的告她故意伤害的话,王巧能告姓周的‘强奸’吗?”王巧的闺蜜在一旁补充说。
我木然地点点头,这种警情我是第一次遇见,一时也有点懵。
2
“那个,你老公呢?他知道这事儿吗?”我整理了半天思路后,转头问王巧。
实话说,当时我还是有点不太相信王巧和她闺蜜的话,因为如果事情是真的,周某不仅需要避开妻子,还得躲着儿子,怎么也不可能在家里如此肆无忌惮。
王巧一直不说话,半天过后,她闺蜜却冷哼一声,说王巧老公是个废物,知道了又能怎样?我摆摆手示意闺蜜不要多说话了,我问的是当事人,不是她。闺蜜只好抱着手机坐回到办公室沙发上。
又是好一阵沉默过后王巧终于开口,说她曾经委婉地告诉过丈夫,但丈夫听后没有任何反应。
“没有任何反应?”我有些难以置信。但转念想想,这种情况也不是没有可能。一方是自己的妻子,一方是自己的父亲,王巧丈夫夹在其中,或许确有一些难以启齿的原因让他不想直面,但问题是也不能就这么躲着啊?
“躲是不行的,你老公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我叫他回来处理这事儿。”我问王巧,王巧却说她也不知道丈夫在哪儿。我说那你把你老公手机号告诉我,我去跟他沟通。王巧给了我一个号码,打过去,果然一直没有人接。
“我已经很久打不通这个号码了,不知道他是不是换了号,没告诉我。”王巧说。
我感到更奇怪了,既然是两口子,怎么会联系不上?换了号码怎么可能不告诉妻子?我要来王巧丈夫的姓名上系统查询。王巧丈夫叫周小民,网上显示的年龄跟王巧差不多,本地人,看照片是个很秀气的小伙子。
“你丈夫这是……?”我还想继续问王巧,但她只是摆摆手,说了句“感情不好”便不再说什么了。
既然她不想谈及丈夫,我也不好再说什么,只能继续跟她聊公公周某的事情。
“那今晚上这事儿你想怎么处理?”我问王巧,她没说话,旁边的闺蜜再次替她开口,问我能不能把王巧的公公周某抓起来。
我说如果真的涉嫌强奸的话,抓人法办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问题是王巧手里有没有必要的证据,比如周某涉嫌强奸、或者强制猥亵的视频资料,或者某些沾有周某体液的衣物,否则警方也很难认定。因为毕竟王巧和周某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又是亲属关系。
王巧说这些东西她都没有,而且公公周某只是趁夜里婆婆睡着之后去摸她,暂时还没有其他行为。
反复考虑后,我打给值班领导请示,领导咨询过法制部门后,也没找到太好的办法。斟酌再三,决定再把周某找过来谈一谈。
很快,周某就被同事叫回了派出所,但是面对警方的问讯,周某百般狡辩,并不承认自己有过类似行为,反而改口称要追究当晚王巧用剪刀划伤自己的责任。我问他刚才为何骗我们,周某说自己当晚确实是去儿媳屋里拿东西,被“误伤”的,只是担心妻子多想,所以才撒了谎。
周某和王巧二人各执一词,一时也分辨不出孰真孰假。我本想下楼去找罗老太询问一些情况,毕竟她是报警人。但楼下同事却告诉我,罗老太现在情绪很激动,吃了两次药情况还是不好,内勤刚通知了医院,让他们派辆急救车过来预防。这关口,如果不是很重要的事情,暂时不要惊动她,以防真出什么意外。
我只好又回到二楼办公室,征求王巧和周某两人意见后,决定先对双方进行治安调解。同事旁敲侧击地进行了一番警告,随后就见周某十分利索地在调解协议上签了字,表示不再追究儿媳划伤自己的责任。
我倾向于相信王巧的话是真的,看着周某的作态,感觉又恶心又好笑。周某签完字离开办公室,我对王巧说事已至此,为了自身安全尽快搬出公婆家。假如之后周某再有类似行为,及时报警并注意收集证据。王巧使劲点了点头。
送王巧离开时,我又一次劝她,还是把这件事找合适的时机告诉丈夫。王巧没做任何表态,但从她的神情中,我感觉她似乎还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3
等一个月后,我们再接到有关王巧的报警时,报案人换成了王巧的闺蜜。她在派出所值班大厅认出了我,扯住我胳膊时还喘得上气不接下气。我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她说王巧给她发了一条微信说要自杀,之后便再也联系不上了。说完闺蜜就把手机递给了我。
那条信息很长,大约有四五百字,大意是说自己被公婆逼得活不下去了,已经买好了安眠药。我看内容不像假的,便问王巧后来住在哪,她说还是住公婆家。“上次的事情后她没搬出去住吗?”闺蜜摇摇头。说她刚才已经去过王巧公婆家了,王巧不在,她公婆得知消息后,也出去找人了。
经调查,我发现王巧不久前刚在辖区一家旅馆开了房间,于是赶紧叫上同事和王巧闺蜜赶过去。路上我问闺蜜,公婆逼王巧做什么了?这都一个多月了,王巧还不搬出去,又是为什么?闺蜜叹了口气,说王巧有难言之隐,这次好像是因为离婚的事情。
我没太明白其中的关系,再问闺蜜,她却说王巧家的事情相当复杂,自己三两句也说不明白,让我还是问王巧本人吧。好在我们速度够快,在旅馆前台帮助下打开房门时,她刚吞下一整瓶安眠药不久,立即被我们送去了就近的医院抢救。
所幸送医及时,王巧身体并无大碍,医院有些治疗环节建议家属在场,我问她该打电话给谁,王巧不说话。我建议她把父母叫来,王巧却说不想让家人知道。
既然这样,我们征得医生同意后也没再坚持,让王巧闺蜜暂时负责照看她。确定王巧身体状况无碍后,我和同事开始例行向她询问这次自杀的原因。
第二次面对警察,病床上的王巧又向我们吐露了一些事情。
王巧说,上次从派出所回家后,虽然婆婆并没在派出所民警口中得到什么实质性的消息,但还是跟公公大吵了一架。吵架的结果是公公周某被赶去别处住,自己则跟婆婆罗老太住在一起。
想起了一个月前在派出所值班大厅里罗老太看王巧的那副眼神,我对王巧说:“这种情况最好的解决办法不是你搬出去住吗?这种关系下的婆媳二人共处一室,会有什么好结果?”王巧说自己没工作,也没钱付房租,况且公婆也不允许自己出去住。
我更不明白了,怎么还会有这样的家庭关系?
王巧解释说,结婚后一直都是这样。婆婆要“看着”自己,防止有别的男人“趁虚而入”。
“趁虚而入”?我感觉这罗老太甚是好笑。自己的老公管不好,却替儿子操心起了儿媳妇。
“你老公呢?上次的事儿告诉他了没?听说你们是要离婚?离就离呗,怎么还寻起了死?”同事也对王巧的做法感到不解。
“结婚时他们家给了我家一笔钱,上次的事情之后,我打算跟周小民离婚,他家就让我把钱拿出来……我拿不出钱来,他们就来逼我……”王巧说。
因为钱导致的婚姻家庭问题,派出所确实处理了不计其数,但对于王巧这事儿,我却觉得其中有些蹊跷。
一来,上次公公周某侵犯王巧事发后,我建议她把此事告诉丈夫,夫妻俩共同商议解决办法,如此看来,王巧是直接向丈夫提出了离婚?是两人在此事上没达成共识?
二来,彩礼这东西哪有离婚时索回的,况且王巧和周小民已经共同生活了三年多,即便打官司,法律上也不会支持周家的。
“他们家是怎么逼你的?还钱给他们?你告诉他们这彩礼钱他们要不着,不行去法院打官司呗,用得着想不开嘛……”我劝王巧说。
“他们现在说那个钱当初是借给我们家的,不是彩礼。两个人一起过日子的话就是一家人,这钱不用还。如果我要离婚,就得把钱拿回去。”王巧说。
我头一回听说这种下聘礼的方式,周家老两口也算是让我开了眼。“那笔钱有多少?”
“分两次给的,一次十几万,一次八十多万……”她说。
我吃了一惊,本地结婚彩礼大多在几万到十几万之间,周家给了王巧这么多,的确有些匪夷所思。
“你婆家做什么的?”同事好奇地问王巧。她说公公周某在临市开了一家工厂,效益不错。婆婆是退休职工,丈夫以前在公公厂里上班。周家经济条件的确很不错,当时那笔钱也是王巧父亲提的,其实也没打谱真要,只是想试试周家的经济条件和诚意,没想到对方二话不说就给了。
“现在那笔钱呢?”我继续问王巧。
“当时大部分让我哥拿去用了,最后剩下十来万,我爸拿去翻新了老屋……”王巧说,至于她哥拿那笔钱做了什么,她说很可能是还赌债去了。以前她哥滥赌,欠了不少钱,追债的人经常追到家里,但这几年好像没再听家里人说她哥欠债的事儿了。而父亲翻新老屋也是为了给她哥娶媳妇,现在新嫂子过门没两年,而那笔钱可能只剩下了几万块,连零头都不够了。
这事确实有些棘手,如果当初那笔钱不是彩礼,周家确实有索还的权利。想了想,我对王巧说,“你把这些情况跟公婆和父母两边都讲清楚就好。既然周老头能对你做出那种事,你也不必太惯着他们。已经撕破了脸,这笔钱他家就是把你告到法院,法院是否判你们家还钱,也得有个说法。这钱谁来还?还款期限、数额是多少?也都得听法院的,他们还能把你逼死不成?”
“他们家限我两个月内把那笔钱还上,否则……”王巧的话依旧说了一半便停了。
“哎呦,否则什么,你说啊!”同事终于耐不住性子,问了出来。
“否则就让她跟她大伯哥(丈夫的哥哥)生个孩子,孩子生下来再离婚,那笔钱可以以后慢慢还!”王巧一直语焉不详,一旁的闺蜜大概实在忍不住了,替她把话挑明了,“你死都不怕了,还怕说实话吗?费劲!”末了,她又加了一句。
我和同事两人都被这话惊得半晌说不出话来。
4
其实,王巧闺蜜的话只说对了一半。周家原本的要求是,王巧若想离婚,得和丈夫周小民的同胞哥哥周小亮生个男孩——必须得是男孩。
孩子生下后王巧可以和丈夫离婚,但孩子必须留在周家抚养,之后那笔钱双方可以再商量。
至于为什么是周小亮,是因为王巧嫂子已经连生了两胎了,都是女孩,医生说她现在的身体很难再怀,但周家二老迫切想要一个男孩传宗接代。
我觉得荒唐至极,不明白为什么这年头还有人重男轻女到此种地步,更难以理解即便周家二老想抱孙子、想要“传宗接代”,也该是去催小儿子周小民,怎么会想出这种乱伦的办法?
“她老公是同性恋,一直喜欢男人。”最终还是王巧的闺蜜替她说出了答案。
我和同事一起看向王巧,过了许久,她点点头,算是证实了闺蜜的说法。
“我是结婚之后才发现这件事的。”既然闺蜜把话挑明了,王巧也就没再瞒着。她说丈夫自结婚后就没跟她有过任何身体接触,家里那张双人床,两人只在新婚当晚睡过一回。后来丈夫向她坦白,自己从中学时代便喜欢男性,大学时还交过三任男朋友,这个情况家里人都知道。也难怪之前王巧说自己跟丈夫“感情不好”,始终自己一人睡在公婆家里。我瞬间又觉得,当初结婚时周家给王巧父亲的那百十来万,恐怕也没那么简单。
“结婚之前你就一点没发现吗?你俩咋认识的?”我继续问王巧。
她说她和丈夫周小民是通过一家相亲网站认识的,交往两个多月便结了婚。婚前她只知道周家的经济条件很不错,周小民个人条件也很好,不仅人长相出众,毕业于省城一所重点大学,关键是对她还特别好,身上没有一点纨绔子弟的影子,她很满意。
王巧说婚前相处的两个多月里,周小民表现得非常绅士,行为举止也恰到好处。两人结婚前没有任何身体接触,周小民当时的解释说是为了“尊重她”。这句话不但没有引起王巧的怀疑,反而在那时提高了周小民在她眼中的好感。
相比于周小民的条件及其家世,王巧家则逊色很多。王巧只有技校学历,认识周小民前一直在城里一家商场的服装专柜做导购,父母都在家务农,家里还有一个不务正业的哥哥。
王巧唯一能拿出手的大概只有她的容貌,结婚前也曾有人提醒过她,婚姻这事不要儿戏,起码相处半年才能决定要不要结婚,但无奈当时,王巧面对周小民的追求已经上了头,加上家里人的催促,她便很快和周小民结了婚。
后来回想,唯一一次让王巧感觉有些诡异的事,发生在结婚前一个月左右。那时周小民有位大学同学来本地找他,吃饭时她也去了。那天周小民的同学很反常,饭桌上看她的眼神很怪,但又不像是看异性的那种怪。
那天,那位同学晚上喝了很多酒,临走时还抱着周小民不肯松手,但当时王巧以为只是同学跟丈夫多年未见,感情好而已,并没有多想。
“现在想想,那个男的可能就是周小民的‘男友’吧。”王巧说。
我不知道此刻该说些什么。看向身旁的同事,他跟我的反应差不多。
“既然你老公是这个情况,他当初为何还要跟你恋爱结婚?他明明不喜欢女性,和你在一起他自己能接受吗?”我问王巧。
王巧说她后来也问过丈夫,但周小民告诉她,这些都是他家人逼迫的。父母一直不能接受他的性取向,尤其是哥哥周小亮连生两个女孩之后,父亲周某认为这样下去周家便“绝了后”,自己辛苦打拼了一辈子的财产都要随以后孙女的出嫁“便宜了别人家”,于是非逼着周小民找个女人结婚,给家里留个男丁。母亲罗老太更是在周小民的婚事上以死相逼,但她给儿子承诺说,只要能生个男孩,不用他来养,而且家里以后也不会再干涉他究竟是跟男人还是女人在一起。
周小民顺从了父母的意见,跟王巧相亲并结了婚。但对于生孩子这件事,他始终无法接受。公婆想过试管婴儿之类的途径,但也被周小民拒绝。最后,他干脆选择了用逃跑来躲避家里的压力。
两年前他便跑去了武汉,跟他的“男朋友”住在一起。偶尔回家也只是拿钱取物,站站便走,从没碰过妻子王巧一下,甚至话都没说过几句。
丈夫周小民“离家出走”后,婆婆便把王巧“看”了起来。虽然儿子对年轻貌美的儿媳不感兴趣,但外面对王“感兴趣”的男人却不在少数,罗某担心儿子不在家的日子里,花重金聘来的儿媳便宜了外面的“野男人”。
“她(罗某)不让我上班,说家里能养得起我,不让我跟异性朋友见面,哪怕跟陌生异性多说几句话她就会发火,这两年除了睡觉外,无论干什么她都要跟着我……”王巧说,就连自己唯一的闺蜜也被婆婆频频骚扰,警告她不要介绍年轻男性和王巧接触认识。
我无话可说,感觉罗老太的行为已经反映出她多少有些心理变态了。
“你提离婚,周小民什么态度?”我又问王巧。
本以为周小民已经向妻子坦白了自己是同性恋的事实,且已说明自己当年的“恋爱”和“结婚”都是受家人胁迫,当王巧提出离婚时,他应该举双手赞成,毕竟对双方来说都是解脱。但王巧却告诉我,这些年她不知提过多少次离婚,但周小民始终不同意,理由是他母亲有严重的心脏病,经不起自己离婚的打击。
王巧也曾经数次哀求周小民,问他什么时候才能“放过”自己,周小民说自己也不知道,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但对于王巧跟哥哥周小亮“生孩子”这事儿,周小民的态度竟然是默许的。
我长叹一声,看来周家老两口当年给小儿子娶妻时的动机的确不纯,慷慨掏出的一百多万,也只是拴住一个工具而已。我又问王巧:“你父母那边知道周小民是这个情况吗?”
王巧哭着说她跟家人说过,爸妈都是农民,并不理解什么是“同性恋”,什么是“同妻”。但听说离婚要归还周家当初给的那笔钱时,父母哥嫂都不同意,先是说家里没钱,给不出来,后来又怪王巧不会跟老公过日子,“拴不住男人的心”。
“说白了,就是因为那笔钱,不愿把那笔钱拿回来罢了。”王巧哭着说,她的嫂子甚至私下劝自己,说女人嘛,跟谁过不是过,跟谁生孩子不是生孩子。生个男孩能抵一百多万,以后还能继承周家财产,为啥不生?换她她就去生。
我让她赶紧打住,不要再说了,再说下去连我也要生气了。
5
离开医院后,我和同事去了周家。一来需要核实王巧的说法,二来如果事实真如她所说的那样,我们想帮她做点什么。
但这次我们吃了闭门羹。王巧的公婆拒绝跟我们谈论这件事,两人一个说“没有的事,听她胡说八道”,一个说“你们再这样多管闲事我可要犯病了”。
无奈,我们又转去了周小亮家,周小亮承认了弟弟周小民的性取向,也说当年周小民和王巧结婚一事,确实是因为受到了父母的压力。但他本人矢口否认父母要求自己和弟媳“生孩子”一事,只是在我们走后,周小亮的妻子、就是王巧的嫂子悄悄给我们打了电话,证实了王巧之前的说法。
“这事儿真要成了,对周小亮老婆没有丁点好处,她肯定会跟我们说实话。”同事说。我点点头,问他这事儿接下来怎么办?同事想了半天,说眼下好像真没啥办法能帮王巧,周家老两口那边只能劝诫谈话,最多给个警告。毕竟这事儿他们目前只是停在口头上,并没有真去付诸实施。王巧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离婚,赶紧脱离这个畸形的家庭。
“但说起离婚这个事情,也有一个关键阻碍,就是王巧现在很难用‘夫妻感情破裂’这个理由去法院起诉离婚,因为周小民明确表示过不同意离婚;没有性生活也不属于‘夫妻感情破裂’的衡量标准;她也没法以受到‘欺诈’为由,要求法院撤销当年的婚姻,因为同性恋目前并非《婚姻法》中认定‘欺诈’或者‘协迫'的要件之一。”同事无奈地说。
“再没别的办法了?”我问同事。他想了很久,说好像真没什么法子了。
“周家明摆着最初就是奔着坑她来的,局早就做好了。给她家那一百多万估计也是个‘双保险’,万一前面的计划不成功,这笔钱就是扯住王巧的最后一根线,弄不好姓周的一家结婚前就把王巧娘家的情况打听清楚了。知道这笔钱给了她,肯定还不上。”同事说,王巧这姑娘当年也是拎不清,婚姻大事,两个月的时间就敢确定。
我说这也难免,当年周小民年少多金、长得又好、还会疼人,只要隐瞒了自己的性取向,换哪个姑娘不动心?估计王巧也是怕夜长梦多,如意郎君跑了。
“也就是说这样下去,无论王巧和周小民离婚不离婚,周家肯定得死一个人喽?”我半开玩笑地对同事说。同事瞬间明白了我的意思。的确,离婚的话罗老太肯定要死要活,不离婚的话王巧寻死觅活。这事儿里外里得“死”一个。
“症结在于周家自己,那老两口非要儿子生儿子,儿子又不肯生孩子。王巧实际就是他们花钱‘买’来的一个传宗接代的工具而已,她娘家那边也是见钱眼开,这种事情放在哪个亲爹娘身上能让自家女儿吃这种亏……这姑娘着实可怜啊!”同事说。
“妈的!姓周的老头也真是个人渣,大半夜去骚扰儿媳妇,难不成儿子不行,他还想自己上手吗?”我啐了一句。同事没说话,似乎在思考什么。
“她离婚这个事儿倒也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只要王巧能够拿到丈夫周小民是同性恋的切实证据——比如与同性发生关系的视频,或者再让周小民把当初跟她坦白的那些话说一遍,录下来,交给法院。或许这样也能让法院认定两人‘夫妻感情破裂’,而后判他们离婚。”同事说。
我也叹了口气,说这话等于没说,眼下周家人已经知道了王巧的目的和诉求,肯定会防着她,尤其是丈夫周小民,怎么可能再把那些话说一遍呢?
王巧出院后,偷偷来派出所找过我一次,还是想打听如何才能跟丈夫周小民离婚。
我把之前同事说的话告诉了她,但她很为难,说自己现在根本不知道丈夫身在何处。我建议她找个律师咨询一下,她却说自己没有钱,根本请不起律师。无奈,我帮她联系了本地妇联,又帮她找了一位有些交情的律师朋友,算是暂时解决了钱的问题。后来我便没再关注这件事了。
直到4年后,2020年8月,我在街上偶遇王巧,见她身边跟着一个两三岁的小男孩。她还认得我,寒暄了几句,我看着孩子问她:“是周小民回心转意了?”王巧却摆摆手,说了句“不是”,又说自己还有要紧事,便领着孩子匆匆离开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律师朋友出差来到我所在的城市,一起吃饭时聊起当年王巧的案子。朋友感慨说,那个案子拖了一年多,大概算是他从业以来办得最艰难的一起案子了。
“我先尝试跟周家人谈判,看能否协议离婚。但周家一直闭门不开,周小民则躲在武汉不露面。”律师朋友说,协议无果,只能起诉离婚。法院一审果然驳回了离婚请求,因为周小民不同意,也不承认自己是同性恋,王巧又拿不出证明“夫妻感情破裂”的证据,况且她还一直跟公婆住在一起,花着他家的钱。
“那时我才意识到,周家人做的这个局有多毒,他们早就预判了各种结果,把所有能想到的漏洞都提前堵上了……”律师朋友接着说。虽然周家人不明说,但他们的目的昭然若揭,“借腹生子”嘛。至于之前我们想到的那些,诸如尝试拿到周小民与“男友”一起生活的视频录像、周小民向王巧“坦白”的话之类的证据等等,所有的获取尝试都失败了。
“那她最后怎么离的婚?现在身边那个小男孩又是谁的?”我问律师朋友。
他笑了笑,摇摇头。“王巧有个前男友,当年跟她一起在商场工作的,遇见周小民之后两人分了手,王巧现在的孩子是他的。这姑娘估计也是实在没办法了,还是‘夫妻感情破裂’,第二次法院判了……”
朋友说,王巧怀了孩子之后,本想净身出户,但周家不但要求王家还钱,还额外提出了赔偿。法院没有支持额外赔偿,但当初结婚时给的那笔钱的大部分也没被认定为“彩礼”,后续另案处理了。
另案的诉讼双方是男方家人和王巧的父亲,他们又各自聘请了律师,我的律师朋友也没再参与。听说,因为王巧怀的是前男友的孩子,王巧父亲起初还想跟前男友家商量,那笔百十来万的还款由前男友家出,作为“补偿”。前男友家自然不愿意,最后只给了王家不到十万块;而周家那笔钱在最初给王家时,并没有像正常借款那样写明归还时间,法院因此进行了调解,双方另行约定了还钱的方式和金额,“但还是肯定要还的”。
“听说王巧离婚后不久,罗老太太就病死了。看你给我介绍的好活,现在姓周的一家恨死我了,这都多少年了,他们还在网上发帖子骂我呢……”最后,朋友说。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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