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被烂尾楼打乱的生活
那天，我在手机上刷到了一条本地的短视频。画面里，一扇破旧的施工铁门紧锁着，镜头透过铁门缝隙，拍到了围墙内的一片杂草。高楼已经停工，下面支了两个大型帐篷，旁边的牵绳上还挂着洗净的衣服。很明显，有人住在这里。
我把这条视频转给一位做房地产自媒体的朋友，她回复说：“万国二期，我听过这个项目，烂尾3年毫无进展……”
没过几天，当我们重新看这条视频时，发现它已经被删除了。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和朋友约着一起去实地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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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们到达万国二期的工地时，惊讶地发现它位于H城的中心地带，距离西二环最热闹的商场仅几百米。
工地上的脚手架、塔吊等设施还没有拆除，似乎随时都能复工。大概是因为所处地段实在好，不知情的人从外面看，会觉得它完全不像一个深陷危机的楼盘，反而会产生一种“即便烂尾，也能很快被消化掉”的错觉。
然而几年过去，万国二期的楼体依然是一副“骨架”。残破的工程绿网随风飘荡，裸露的窗口像一只只空洞的眼睛。到了夜晚，在周围商圈的灯光映衬下，只会更加黑暗，那些密集的窗口就化为一个个巨大的无底洞，吞掉了上百个普通家庭。
破败的烂尾楼（作者供图）
我们走近，发现施工铁门敞开着，一位穿着素净的老太太正弯腰在楼前采摘野花野草。见到两个突然出现的陌生人，老人并没表现出反感。她说自己是万国二期烂尾楼的业主之一，叫李青。
李青梳着简单的低马尾辫，瘦瘦小小，动作利索，如果只看背影，不大像是快60岁的人。她指指不远处——她的丈夫大齐正在工地内走圈锻炼。大齐穿着一身运动服，看上去却没什么精神，步伐还有些踉跄。
李青说，从城市边缘搬到中心地段曾是他们夫妻俩的一个盼头，结果用掉半生积蓄买了万国二期的房子，换来的却是糟心的日子。
李青有一个儿子，他结婚时没有购房，一家人挤住在旧房里。旧房在西四环外，离市中心较远，面积小、没电梯，但一家人和谐相处，欢乐从未因此而减少。
2017年，李青和大齐退了休，儿子儿媳涨了工资，生活稳定；儿媳又生了个健健康康的孩子。一家人的生活幸福、安逸。每天老两口都会抱着孙子下楼散步，一次李青下楼时没踩稳，幸好走在前面的大齐反应快，一把撑住了老伴和孙子。孩子没事，可李青的脚却崴了，脚踝肿得老高。
李青养伤期间，大齐有了“买个带电梯的新房子”的想法，他说：“我们上下楼梯越来越吃力，也该改善改善生活了。”
李青的第一反应是反对，她觉得眼下有房子住还要买房，是花冤枉钱。但她心里也清楚，现在这个屋子太小，老人勉强住，年轻人肯定嫌挤；另一方面，旧房附近没有好学校，要是以儿子儿媳的名义买房，将来孙子上学就不愁了。
对于工薪家庭来说，买房的花销算是人生中最大的一笔支出。家里几口人共同商议决定，把旧房卖掉凑首付，其余的钱走贷款，儿子儿媳承诺未来每月还房贷。期间，一家人就暂时租房过渡——这个决定并不草率，周围很多手头紧张的人都这么干。
2018年春节过后，李青家的旧房信息挂到了网上，她和大齐开始在城里看新房。他们先把选择范围圈在儿子儿媳单位附近，但实际考察后发现，那边生活气息太弱，而且连看两处楼盘，售楼部都没有出示完整的“五证”。一家说：“只差一个证了，在走程序，马上就能办下来。”另一家说：“今年下半年，公司重点会转到二期新的售楼部，到时候‘五证’肯定是全的，但价格会上调。现在一期就剩几套了，您现在买，等于是享受最大折扣。”
李青和大齐是警惕性较高的购房者，对于“五证”不全的楼盘，无论价格多吸引人，他们都不考虑。从冬到夏，他们跑遍了H城的意向楼盘，要么已售罄，要么配套不足，要么价格远超预算，总有令人不满意的地方。
看多了，两人还产生了紧迫感——本地房价节节攀升，他们觉得，如果再不买，往后可能更买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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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城并不是一个百分百按环线体现房产价值的城市。比如西二环整体经济发展速度较慢，一些楼盘的价格反比三环的某项目还要低一些——当然，低也是相对的，比如这个主打“低价”、吸引了很多中低收入人群的万国二期，1万6一平的价格，也足以掏空普通家庭大部分、甚至所有的积蓄。
李青夫妇也来到了万国二期的售楼处——这里地段不错，位于生活氛围浓厚的西二环边；价格较为适中，周围学校、医院、商场等配套样样齐全；“五证”更是完整地公布在销售大厅内，唯一的缺点是期房。
“叔叔阿姨尽管放心，我们一期业主都已顺利入住，二期计划在明年完工。”销售一边介绍，一边带李青和大齐带到样板间参观。
样板间的设计以白绿两色为主基调，看起来十分清爽。再加上一期业主们的真实生活就近在窗外，李青几乎当场就要畅想未来了。
回家之后，老两口赶紧把自己听到、看到的告诉儿子儿媳。儿子有些犹豫，他更青睐大牌开发商，觉得“万国”是本地的小开发商，不稳妥。可他上网搜索了这家公司，看到的基本都是正面消息，“五证”齐全，也使他放松了戒备。
到最后，他妥协了，觉得父母年纪大了，就随他们心意吧。
2018年9月，万国二期正式开盘，仅仅几天时间，200余套房被抢购了90%以上。李青喜悦地计算着，按照约定的交房时间，不到一年半，他们一家人就能住进新房了。
就在不久前，她家的旧房已经顺利出售。大齐算了一笔账，卖房款不仅能付新房30%以上的首付，还有余钱供一家人租1年的房子。
2018年的整个秋天，李青和大齐除了带孙子，剩余时间就是在打包物品。他们住了几十年的家，东西似乎越收拾越多。大大小小的旧物李青都舍不得扔，哪怕是一只瓷盘、一把勺子，她都要用报纸一件件包好，小心放进纸盒里。
11月，一家五口从旧房搬离，住进离万国二期不远的一处老小区里。在出租屋里安顿下来以后，大齐感到疑惑：怎么还没接到办理新房网签备案的通知呢？他多次打电话询问“万国”的销售，对方的回应都是：“有部分业主已经办理了，未办理的业主需要等通知，在年底前后会有消息。”
到了2019年1月，大齐坐不住了，他拿着购房认筹书、房款收据等相关资料，去售楼部想详细问问情况。他在售楼部现场遇到几位业主，也都是来问网签程序的。
年轻的工作人员答复他们：“这边采取分批办理的形式，不可能每个人来就进行单独办理。”
业主们对这种态度相当不满，但也勉强接受了“再等等”的建议。毕竟春节临近，中国人有啥事都可以等到过了年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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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完春节，到了3月，大齐又一次来到售楼部。这次“万国”的工作人员不再像以前那么迂回了，而是直接告知：“我们公司遇到了紧急事件，必须处理完才能进行网签。”
可“紧急事件”到底是什么事？对方没有说。
十几位业主摸不着头脑，就当场建了一个微信群，约好在群里互通消息。回出租屋的路上，大齐隐隐意识到“出问题了”。到家后，他把老伴李青也拉进了群。
试图推进网签备案的业主们每天都会在群里交流想法，后来有人说，“万国”正在处理一期项目的官司——他们调整了建筑面积计算方式，要求一期的业主补差价；还有人说，“万国”私自更换了一期的物业，想自己赚这笔钱，还涨了物业费，结果被业主起诉了。
“这些都不算蛮严重的事吧？”心存侥幸的李青对大齐说，“可能是我们精神太紧张了。”
直到一天晚上，一名业主在群里发了一份判决书，最后一段清楚地写着：“2018年12月29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万国公司在参加土地使用权司法拍卖时存在与其他竞买人恶意串通、损害当事人或其他竞买人利益的情形为据，依法撤销拍卖，并查封‘万国二期’项目中的房产及项下土地使用权……”
李青和大齐反复读了几遍才反应过来——在他们购房后的第三个月，还没建好的房子就被查封了，而他们对此一无所知。
看到消息，有的业主情绪激动，在群里破口大骂，更多人瞬间沉默了，他们无法相信这种看似只会出现在新闻里的事，会像一只突然飞落的铅球砸到自己的头上。
这天晚上，李青几乎一夜没睡，第二天上午，她昏昏沉沉地赶到万国二期的工地，看见戴着安全帽的工人还在高空劳作，和以前并没什么两样。她的心里得到了一点安慰：“楼的外部主体都快完工了，又能出多大的事呢？”
她期待事情发生转机，就打算先瞒儿子儿媳一段时间，但消息传得很快，儿子第二天就知道了，并判断“凶多吉少”。李青让他不要瞎说，儿子烦躁地解释：“查封的后面肯定有一堆理不清楚的关系，还有一堆乱账。现在我们看能不能想办法快点脱身！”
大齐听着这些话，眼神呆滞地坐在一边，不吭声。
很快，有业主发现“万国”在某写字楼租的办公场所已经空无一人。情急之下，业主联络了本地的电视台，准备到售楼部做报道。
工作人员以“还在打官司”为由，许下了几句空头承诺。业主反问：“要不是我们自己在网上看到文件，你们只怕是不打算把实际情况告诉我们吧？”
记者又现场联系市房管所，对方回应：“目前万国公司的说法是在7月前了结这场官司，了结后才能给业主办理网签备案，我们这边会督促他们加快速度把官司打完。”
媒体介入后，事情也并无实质进展，业主们只能继续等待。每天，大家轮流到售楼部“站岗”，遇到前来询问二期网签事项的业主，就拉进微信群。就这样，100多个倒霉蛋陆续聚在了一起。
在等官司完结期间，业主们搜索大量信息，还原了整件事情的始末。
原来，万国二期使用的那块地原属于一家叫“兴汇”的公司。在2015年年初，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拍卖该地块，“万国”以不到5800万元的“最高价”竞得该土地的使用权——这个价格仅高出起拍价20万元，远低于它的实际价值。
之后，“万国”顺利取得该宗土地不动产登记权证，办理了规划、建管等相关手续，启动项目建设……“兴汇”方面十分不满，以“拍卖价明显低于市场价”为由，上诉至法院。此后几年，“兴汇”的老板搜集到了“万国”的法人和某法官及评估公司在司法拍卖活动中恶意串通的证据。这些证据错综复杂，大致指向“万国”的法人花重金，或威逼、或利诱竞争对手，令其在竞拍当日不举牌竞价。
李青和大齐还吃惊地发现，万国二期被查封后，“万国”的法人又被曝出了多项“老赖”行为，他被限制高消费数量近150次，相关法律诉讼近2000起，万国二期的官司只是其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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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7月，官司仍未了结。万国二期已全面停工，连之前做做样子的工人都没了踪影。业主们没有办法，就在售楼处拉横幅要求退钱，对方派出保安驱赶他们。
“在网上买东西，货不对版都能要求退，现在我们买到烂尾楼还成惹事的了？”李青质问来没收横幅的保安。
保安面无表情地说：“你跟我们讲没有用，我们只管维持秩序。”
业主们又想到找专业律师，分头去咨询了三四位律师后，发现说法各异，不过倒是有个隐晦的共识：这个项目的锁链太繁杂，还涉及到政府、法院等部门，有些环节“不能去动”。业主打官司，只会浪费大量的精力和钱，意义不大。
几个月的等待，等来的全是僵局，李青感到有些绝望。她想起一个业主在群里说的话：“如果烂尾楼是多米诺骨牌，业主永远是倒塌时，压在最底下的那一块。”
多年前，李青曾在政府门前看到过很多哭诉的上访者，那时的她只觉得他们太夸张。如今，快60岁的李青跟着几十位业主去信访，才明白有些人是真的只剩这条路可走。
信访并不顺利。一开始，他们连负责人的影子都见不着，对方不是在出差就是外调了。后来也许是担心舆论影响不好，H市政府成立了专班负责对接万国二期的业主们。可一个工作人员直说：“说实话，成立专班就是希望能帮你们快速解决。但法院查封了房子，政府不能干预司法，所以暂时什么都动不了。”
信访近5个月，烂尾楼原封不动地立在那里，一切毫无起色。可每次回家，面对大齐满怀期待地询问，李青总会忍不住编点积极的话安慰他，她不想刺激老伴的情绪。
大齐参与业主们组织的维权活动不多，他得在家照看孙子，而且他的身体也不允许。如今，他走路变得跌跌撞撞，晚上的睡眠质量也差，每天晚上几乎都是想着房子的事入睡，不到3小时就会猛然惊醒。
很多次，李青凌晨起夜，都会看到大齐站在出租屋的阳台上，沉默地面对着窗外的一片漆黑。
5
新的一年即将到来。2020年除夕这天晚上，一家五口吃年饭时，李青给自己倒满一小杯白酒，在心里许了几个关于房子的心愿。孙子在饭桌上“咿咿呀呀”的，大人们则笼罩在愁云惨雾中，一桌菜最后根本没动几筷子。
更大的变数还在后面。新冠疫情导致封城，救护车、警车的声音不时在窗外响起，街上几乎没有一个人。
万国二期业主微信群里有两位业主不幸染病，其中一人前一天还在发消息，第二天就不在了。他在这个群里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你们一定要把房子拿到，几代人的血汗钱，不能就这么白白丢了啊！”
有一阵子，对疫情的恐慌冲淡了李青原有的坏情绪。然而当她一想起房子，又会遭到恐慌和坏情绪的双重打击，越发感到无助。2020年3月，本是约定交房的日子，可现实是交房遥遥无期，人还被关在家里。
儿子儿媳因疫情工资砍半，加上连续数月每天24小时待在一起，一家人变得极易动怒。儿子把气撒在父母头上：“自从买了这个房子，就没遇到过好事。要你们不买这里，非要买！旧房子也卖了，现在连个窝都没了。”
听着家人争吵，大齐压抑已久的情绪突然失控，他嚎啕大哭，语无伦次地说：“我真的想不通，明明买的时候‘五证’齐全，都是审核通过的房子，怎么说烂尾就烂尾……每个环节看着都没责任，但其实每个环节都有责任啊！”
疫情期间，万国一期被选为H市“防疫优秀小区”，电视台来做了宣传报道，但很少有人关注到作为镜头背景的万国二期烂尾楼。解封后，部分小区还不允许居民出门，等李青他们再次集聚信访，已是2020年的夏天了。
这次来的业主明显更多了，李青见到了一个新面孔小杨。小杨来自偏远农村，在H城读完大学后，响应落户政策留在这里，决定在此安家。务农的父母拿出了所有积蓄，又找亲戚借了一圈，才让他付了首付。
与李青他们不同的是，小杨已办完网签手续，这意味着他每月要还6000多元的贷款。疫情期间公司发不出工资，小杨曾尝试断供，但很快就接到电话：“若再次逾期，名下银行卡均将被冻结。”
小杨压力很大，但他什么也没对家里说，只计算着自己的积蓄大概还能撑多久。这次他参加信访，诉求跟大家是一样的：要求开发商尽快归还购房款，并给到应得的补偿。他希望解除房屋买卖合同，与银行解除贷款合同。不过一旦解除合同，已付房款可能更难追回了……
疫情使这座城市所有的办事流程变得缓慢，直到冬天，大家才收到明确回复：“工作专班多次要求万国公司对二期购房业主进行退款补偿，但目前项目预收款大部分已用于工程款、缴纳相关税费和银行贷款利息，暂不具备支付业主退款补偿的能力。”
其实，业主们早就听到了传言。本该在项目监管账户中的预收款，并没有做到“专款专用”，早被挪走了，至于挪向了哪里，谁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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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业主群中，与小杨家境相似的年轻人还有好几个。他们每人每月还贷款加房租的支出少则六七千，多则上万元，只有节衣缩食拼命工作，才能勉强付清这些费用。
经济压力实在太大，一些撑不住的人就打算铤而走险，去住烂尾楼——这样至少能省一笔房租。
2021年春节过后，他们想办法打开了项目工地的围墙铁门。工地上矗立着未完工的住宅楼、公寓楼，中间是一小片荒地，堆放着杂物和锈蚀的钢筋，灰扑扑的杂草长得比人高，远处还有一座没修完的凉亭。
业主们商量了一下，计划共同出资出力，在原本入户大厅的地方安装两顶大帐篷。每个帐篷里放10套铁架高低床，算临时的房间。后来，又有业主拿来自家的锅碗瓢盆、米油酱料。入住的第一晚，大家一起做了一顿简易的大锅饭庆祝。
业主们搭的厨房（作者供图）
就这样，十几个业主陆续住进了烂尾楼，年纪最大的一位75岁。没有电，大家凑钱买一台小型发电机对付；风大，就在帐篷上再钉一层帆布；厕所离得远，晚上结伴前行……工地上的水龙头只能保证生活基本用水，如果想洗澡，就要自己想办法。
一周后，相关人员前来劝退，大概是为了避免激烈冲突，对方没有强行赶人。不过自那天以后，业主们但凡有什么新打算，比如挂横幅之类，都会提前接到严肃警告，提醒他们接下来的行为涉嫌违法犯罪。
有时白天没事，住在附近的李青和大齐会来到烂尾楼，义务帮那些去上班的年轻人看守他们的“家”。李青会帮大家做做卫生，也会在荒地上采一些野花野草，插在瓶子里，试图给简陋的居住环境带来一点生机。
烂尾楼里的花（作者供图）
在最炎热的夏天，小杨离开了烂尾楼，他担心睡眠差影响白天上班，就咬牙租了两个月的房。等天气稍稍转凉，他又赶紧退租搬回来，“多在这住一个月，就能多省一个月房租”。
不知不觉，小杨在这里熬过了四季，也瘦了15斤。他不知道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才能到头。
一天半夜，大风把帐篷刮得呼呼作响，后又传来警笛声，小杨紧张地问同伴：“会不会是警察知道了，要来赶我们？”
75岁的爹爹说：“怕个什么，犯法的又不是我们！”
疫情过后，大齐被确诊为抑郁症，需要服用药物治疗。他的孙子已经上了幼儿园，小孩模仿能力很强，“骗子”这个词不时会脱口而出。
李青了解过，用钢筋水泥建造的房屋一定要有人住或用重物增压，它的材质才稳固。而空置的烂尾楼即使没有遭遇地震之类的天灾，材质也会渐渐劣化。
就算万国二期有朝一日复工，她也不确定这栋房子的质量能否达标。又或者最终退了款，但再想以1万6的价格买新房，也不可能买到这种好地段了。
不管是哪种结局，似乎都在指向深渊。
从决定买房的那年算起，4年已经过去了，有时李青觉得这4年好像有十几年那么漫长。她总是回想起2018年的春节，他们一家人生活在旧房子里，每天有说有笑的。
新的一年又要到了，城市晚上的灯光秀闪烁得更加耀眼，有一栋楼的彩色灯光组合成了“新年快乐”的字样。李青拍下这幅画面，发到了业主群里。她心想：这么明亮的灯光，究竟什么时候能照进我们这片阴暗的角落呢？
后记
直到现在，李青和几位业主还坚持每月信访四五次。这期间，“万国”的法人因强迫交易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处罚人民币2万元。
后续业主们收到了有关部门的回复，称万国二期项目涉及多轮轮候查封，工作专班正积极协调各方，寻求化解途径和办法，“力争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分阶段解除查封工作，以利购房群体能够顺利办理网签备案”。
然而事情具体解决到哪一步，“最短时间”是多久，没有人有说明。
（文中楼盘项目、人物均为化名）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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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企业老板的投机致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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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江浙一带的生产休闲鞋的公司来说，冬季的保暖鞋、雪地靴和加绒的运动棉鞋才是贡献产值的大头。所以，从每年的8月初到腊月底，工厂生产线忙得热火朝天，几乎能做完一整年的产量。
但6、7月是相当尴尬的。春鞋季早已结束，凉鞋线也接近尾声，头顶的太阳将车间烘成蒸笼。生产的淡季，有的工厂会付一些基本工资安抚流水线上的工人，有的为了节约支出，干脆歇上一两个月，只留几个设计师打样。可我们这些为鞋厂提供辅料的供应商不能歇，只能到处转悠，大小订单来者不拒，勉强维持自家工厂的正常运转。
2017年年中，天气稍稍转凉，开发区的鞋厂都开始摩拳擦掌，备战即将到来的冬鞋季。我早早四处活动，想争取多占几个“坑”——清闲了半年，就等这几个月回本了，绝对马虎不得。
那天，我去拜访一家老客户，路过开发部时，跟设计师小吴打了个招呼。他朝我点点头，之后无聊地打着哈欠，和厂长嘀嘀咕咕。听见他们在讨论开发区某个新开业的鞋厂，我的耳朵立即竖了起来。小吴和我是老相识，没打算瞒我，他说那家新鞋厂叫“匠心”，这两天早早就开工做棉鞋，生意相当不错。
小吴有个老乡在“匠心”当车间主任，整天忙得脚不沾地，就连约一场夜啤酒都抓不着人。我赶紧问他愿不愿意牵牵线，将他们公司的辅材业务介绍给我，小吴满口答应。
拿到地址和小吴老乡的电话，我马不停蹄地出发了，一刻钟都不愿耽搁。做生意讲究开源节流。不过，“开源”可比“节流”重要多了。
我一路晃到开发区的角落，从车窗探头望出去，心里有些失望——“匠心”的门头搞得挺寒酸，没有半点儿匠心的味道。门头仅刷了一层灰漆，贴上蓝底的彩布，布面上简简单单地写着公司的名号，字似乎还有重影，显然是印刷技术低劣导致的。除此之外，空空如也。
要知道，开发区的厂房一律都是标准化的7层工业楼，能让企业“自由发挥”的地方不多，横竖就是一个门头了。财大气粗的公司，会买一块高壮的巨型泰山石立在门口，刻上深深的红字，威武、庄重又漂亮。想节约的，往门头挂上一块白底厂牌，在楼顶立起霓虹灯，看起来也很正式。相比之下，“匠心”的门头太“简约”了，我心想，这莫非是借鉴了苹果公司的“极简风”？
不过从大门跨进去，我立即感受到了火热的氛围。附近的工厂哀鸿遍野，这车间里却人来人往，拉料的小推车停的到处都是。我很快打消了心里的蹊跷——只要工厂效益好，哪怕门头立个烂木牌都不碍事。
我从工厂侧边溜进了办公室，找到开发部，用半盒中华将样品册留了下来。第二个目标是底仓，我从工人口中问明仓管阿春的工位后，凑上去巴巴地作了自我介绍，又将事先准备好的报价册递过去。
这套操作我早已轻车熟路。老实说，成功几率并不高。本地供应商之间竞争激烈，在大多数情况下，生意兴旺的工厂就像一块散发着血腥味的鱼腩，多少条大鲨鱼闻着味儿就来了，很少有我们小鱼小虾乘虚而入的机会。
我见缝插针，竭力向仓管阿春吹嘘自家的优势：“我在这边的工业区做十来年了，新阳，还有那边的亚韩，都是我的客户，交货很快的。”
“知道了。”阿春接过报价册随意翻了翻，语气十分冷淡。
我点点头，心里没抱多大期望——这本刚递出去的报价册，兴许很快就会出现在垃圾桶里，册子是我定制的，一本值5块钱呢。
谁知阿春又抬头看了我一眼，接着抄出一张报料单，随手扔给我：“开发部在办公室二楼，先去拿色卡吧。”
我挠挠头，一下没反应过来。阿春接着说：“我事先跟你说好，质量一定要过关，入库前会跟色卡比对的。价格倒不是大问题，你只管写上去，不要比市场价高就行。”他语速很快，跟我交待完供货时间之后，接着又去忙了。
我听得一愣一愣的，肚子里原先打好的小算盘一个都没用上——我的报价普普通通，竞争力并不算太强，我已经加了车间主任的微信，原本打算走走“偏门”的。县官不如现管，有些公司的管理人员权限极大，我常常要和他们谈到5%以上的回扣，才能挤进供应商的名单。有些人面善心黑，甚至开出更狠的价码。
到了“匠心”这里，潜规则居然不灵验了。
2
夏秋之交，“匠心”简直忙得不像话。每天都有一车一车的成品鞋发往外省，湖南、陕西、贵州……什么地方都有。
我头一天进门推销，就拿到一张三四千元的订单，简直是天上掉馅饼。刚刚做到满月，“匠心”就已经欠了我3万多块的货款。
开发区的企业节奏偏慢，连结账也比市区缓一些。当市区的企业开始每季度结算一次的时候，开发区这边还在遵循最原始的结算周期——中秋和春节。中秋节前对一次账，有时能给一部分货款，余下的部分要等到年底对账后一起打款。如果供应商催得急，说不准也能拿到几万块“定心钱”。一年结一次帐，没人觉得不妥，本地商人都觉得：谁会拿自己的信誉开玩笑呢？
那年中秋，我找去“匠心”的财务部，女会计爽快地签字领条，再交出纳确认。从对账到打款，前前后后只花了半个小时，甚至连条子上的零头都没抹多少。回到家我连连感叹：“多好的一家公司。”
“匠心”的老板姓金，看上去是个相当靠谱的人。我和他见过几面。金总不到60岁，戴一副细脚金丝眼镜，头发微白，文质彬彬，很儒雅的样子，看不出是生意人，倒像个大学教授。他不常在公司露面，但出手豪爽，抽百来块的细支烟，很懂茶艺，一说起来就滔滔不绝。
年终结账的时候，财务部的会计忙不过来，金总就亲自下场。“正主”在后头稳坐，也就少了一道确认的程序，效率很高。他在条子上签字，问现金还是转账，要现金的话当场就给，要转账也没有问题，等上几分钟就打过去。
“我的办公室里煮着茶，先坐一坐吧，这边马上就好了。”金总笑眯眯地朝我跟供应商们打着招呼，对谁都很和善。
我说我不急，明天来也行，他很客气地回了一句：“大家辛苦一年了，等着用钱呢，都不容易。”
有一段时间，开发区的老板圈子里很流行养龙鱼，几乎人手两三条。金光闪闪的“金龙”，尊贵大气的“红龙”，动辄七八千元一条，还得买缸布景。为了保证龙鱼的健康，每个月要找水宠店的人上门清理、换水，前前后后的花费不是小数目。后来又流行木雕，办公室门口摆个圆圆的船舵，底座硕大，舵盘上刻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字样，财务部里则置一座木弥勒，寓意和气生财。
但金总不爱搞这些玩意儿，他的办公室里甚至连一盆花草都没有。“匠心”整个行政区域草草装修过，门看起来是旧的，里头用几块落地玻璃做隔断，摆的是老式连体桌，寒酸的胶粘板加上深黄的漆水，散发着一股子上世纪老干部的味道。
有一回，我去开发部取色卡，刚好在楼梯间遇上女会计。我随口对她说：“您家的行政部可有点儿小气，连金总的办公室也整得跟游击队似的，说搬走就能搬走，和他的身价不太相符呀！”
女会计听完，悄悄白了我一眼，倒是没说什么。
3
“匠心”发生变故，几乎是毫无征兆的。2018年底，距离公司正式开业仅过了1年多后，金总不见了。
消息是从老柯那边传出来的。他是“匠心”的供应商之一，负责材料复合，业务量不小，每年光加工费就能达到三四十万元，还不包括其他零碎业务。
老柯40来岁，脸圆圆的，长得有点憨，皮肤黝黑，一副耕地老农的形象。去哪里都戴着一顶草编的太阳帽，就像随时要下地插秧似的。他干活很麻利，一大卷革料上了肩，说走就走，半口气都不喘。
那天，我刚在“匠心”的底仓卸了货，见老柯在办公室门口转转悠悠，时不时往里头瞅一眼，像是有什么心事。我过去拍拍他的肩膀，他就拉住我攀谈起来。
老柯说，他上周五从财务部领到对账单，直接交到了金总手里。金总签了字，说出纳暂时不在，周末也没有空，等过两天再将货款打过去。老柯没有多心，结果一直等到本周三，总经理办公室依然大门紧锁，一个进出的人都没有。可“匠心”各大车间仍然马力十足地开动着，开发部，财务部，底仓，都没有出现任何异样。
“就算再等几天，也要先把条子还给我呀。”老柯一脸狐疑。
他这一年在“匠心”做了40多万的业务，刚拿到18万货款，剩下的都还欠着。他问起我的情况，我说今年他们的辅材用得少，中秋前后也结算了一部分，我的账只剩不到6万了。
“怕什么，金总开着大奔呢，还能少了你的？”我随口开了句玩笑——金总的座驾是一辆黑色的奔驰SUV，市价落地接近200万，一看就是不差钱的主。车子又长又宽，有时停在门口的过道里，能够堵住前后的进出。在“匠心”，就连公司采购员开的也是一辆本田奥德赛，比其他公司的大金杯和小面包不知高到哪里去了。
老柯听了点点头，眉头总算松弛了一点。
可到了下午，“匠心”财务部就围了五六个人，都在询问金总的下落。从这一天起，金总就再也没有现身过，任何一个职员和供应商都联系不上他，他仿佛在人间消失了。
“匠心”彻底轰塌之前，我们仍心存侥幸，觉得金总或许遇上了什么麻烦，一时半会儿脱不开身，“他肯定会在除夕前出现的，对吧？”
在整个供产销链条中，供应商其实是弱势群体，处于相当被动的位置。生意不好做，谁都不想喝西北风。所以从第一笔订单开始，只要客户能够撑过一年半载，每个供应商都会放松警惕，将赊欠的截止期无限拉长。况且，先前已将本钱投进去了，不是所有人都有“壮士断腕”的决心。
结果这一拖，就拖到了春节，供应商们都回过味：凉了。
除夕前，我将总账理了一遍，拣出了两笔“烂账”，一笔是“大迪”的2万块，另一笔是“匠心”的6万。“大迪”的老板娘还在正常办公，尚有追讨的可能性，“匠心”却早已人去楼空。
我心里窝火，只好每天跑一趟开发区，渴望奇迹发生。“匠心”的销售经理言辞暧昧，说了真话：“前段时间，‘匠心’的成品鞋似乎成了烫手山芋，批发价一降再降，最后疯了似地发走，一只也没有留下。”
生产车间的员工被遣散了，连门卫都走了。开发区种了很多行道树，枯黄的落叶常常飘到“匠心”的厂区里，久久无人打扫，平添一丝萧索。偌大的厂区里只剩下财务部的年轻会计。听说，她是金总的远房侄女，被留下来处理“后事”。
10多家供应商里，最多的一家被欠了80万，最少的也有4万多，加起来的金额超过400万。小姑娘倒是很爽快，遇上供应商来对账，打欠款单，就好言好气地开给人家，签了字，盖上红色的财务章。毕竟是拿薪水的职员，供应商们也不好发作。我们都明白，这些单据已成废纸。
金总的总经理办公室早被几个供应商占据了，颇有些“患难之交”的味道。大家伙儿你一句我一句，关系网开始疯狂运转，搜集到的信息被一一编织成型，拼凑出了一个完整的故事。
4
金总单名一个“仁”字，据说他在瓯北搞垮两家企业了。
最开始，金仁在一家服装公司当厂长，结识了很多生意场上的朋友。后来他出来单干，用关系网拉起了一个服装公司，做袜子、针织帽、裤头之类的小玩意儿。新公司的生意蒸蒸日上，金仁出手很阔绰，愿意赊账给他的供应商越来越多。但好景不长，新公司很快便因经营不善，淹没在了汹涌的商海中。过了两年，金仁又立起一个新摊子，跨圈做休闲鞋，也是没过多久，这家公司便“离奇”倒闭了。
金仁欠了不少供应商的钱，他和他老婆都成了“限高”失信人。名声在瓯北彻底败落后，他就跑到没人认识他的开发区，重新鼓捣出了“匠心”。这种事儿说起来很复杂，但做起来却简单——找个年纪较大的亲属当法人，金仁在幕后遥控，一来二去，“匠心”就在一片鞭炮声中闪亮登场了。
想要生意红火，金仁的诀窍是：高买低卖。
供应商这边，以较高的价格收入原材料，获取他们的信任。另一边，对外低价卖出成品，讨得批发商的欢心，增加销路和回款速度。至于赚到的钱，都进了金仁的口袋。长此以往，公司必定撑不住。到了时候，金仁飘然抽身，让法院任意处置，他和他老婆都是铁了心摆烂。
有限责任公司，妙就妙在“有限”这两个字。金仁是专业玩家，将企业当成一个纯粹的敛财工具，而且自有一套应对法院的办法。不知内情的人还以为金仁屡败屡战，是个内心强大的企业家。然而，他一次次搞垮自己的厂子，座驾却从“奇瑞”升级成了“大奔”。
奸商的日子过得滋润极了，而老实人办企业，往往会把自己的身家和性命都搭进去。
得知内情后，我气极了。去年我还满心欢喜接下“匠心”的订单，今年却糊里糊涂地丢失了货款。我横下心，一个人跑到了车间里，将底仓的储备先搜罗一遍，再把流水线剩下的辅材统统捣下来，用麻袋打包装好，一点点拖进车里。底仓的角落里堆了一些断码鞋，我也顺手牵羊，一并拉走。
其他供应商有样学样，也开始翻找自家的产品，打算做一点最后的补救。老柯在一旁急得直跺脚：“这么点东西，能值几个钱呀？”
他是加工商，实在没什么东西可拿。
第二天，几个相熟的供应商又在“匠心”碰头，开始估算剩余的资产，也好让大家心里有个数。但越算心越凉——据消息人士说，金仁的大奔挂在别人名下，职员常用的几辆公车也都是如此。
那时国内的税法并不十分细致，存在某些灰色地带。以“匠心”为例，平时的资金往来走的几乎都是私账，真正的经营状况只有金仁一个人知道。明面上只有上百万的销售票据，看起来是个经营困难的小微企业，暗地里却可能做了几千万的生意。等到公司遇到债务危机，留下的实际资产屈指可数。
“匠心”的厂房只剩下半年租期了，金仁那两条半新不旧的流水线，加起来也不值20万。最有变卖价值的东西，反而是工人们留下的铁皮工字椅。废金属价格涨势不错，椅子没两天就让废品公司拉走了，空荡荡的车间里，流水线无人认领。
江浙一带，历来把做生意用的器具称为“生财”，其中有着美好的寓意。这个流传千年的词放在金仁身上却变了味——他的“生财”并不是那两套流水线，而是我们这帮倒霉供应商的血汗。
5
牵头起诉的供应商叫“伟力”，是一家做鞋底的大公司。他们厂历史悠久，客户辐射全省，对“匠心”的债务倒是不太在意。从始至终，他们也只有两个业务员露过面。对他们来说，这一笔欠债大概属于毛毛雨，慢慢走法律程序就行。
事实上，大多数供应商并不愿意走法律程序。“匠心”早就一穷二白，只剩下一些锈迹斑斑的机器，现在我们尚能拿着条子满世界找金仁，一旦进入法院的清算程序，供应商的货款属于普通债权，优先级排在最底下。等公司职员拿走资产大头去抵薪，剩下的零碎，我们连喝汤都不够。到那个时候，我们天经地义的讨债行为也会变成无理取闹。毕竟，清算就代表着烟消云散，连同它的债务也一并消失。
老柯是最倒霉的供应商，没有之一。他是重庆人，10年前在附近的夜市摊上卖烤鱼。后来那一片小吃夜市被城管取缔，老柯找不到新地方，就进了旁边的工厂当普工。他是做过生意的人，脑子活络，在厂里没待两年就出来自己找活，靠着一帮万州老乡办起了鞋材加工厂。前年老柯添了一辆SUV，又买了一间小产权房，生活算是慢慢走上了正轨。
我们这群供应商多数都是本地人，手里有些家底，虽说对金仁恨得咬牙，但始终顾及体面。老柯就不一样了，他将生意做起来，靠的就是老乡的信任，如今金仁跑路，几十万货款成了烂账，简直就跟抽了老柯的筋一样，他怎么跟加工厂的老乡们交待？
所以老柯讨债最积极，他拉了个群，把供应商们都加进去，一有最新的消息就发布出来，互通有无。我和他原本是点头之交，遇上这件事后反而亲近了一些。
一次，一个群友偶然在商场碰见金仁的老婆，赶紧拍下照发到群里，老柯第一个作出响应，打算亲自去堵她。群里的同行都让他不要激动，等法院的程序。万一真他动起手，反而理亏，说不准要进派出所。
老柯很气馁，嘴巴倒不饶人：“谁理亏，那对狗男女才理亏呢！”
我心里明白，老柯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老柯的厂子在业务上一直不太顺。与他合伙的几个万州老乡都是普通工人出身，个个老实巴交，哪怕已经当了股东和小老板，他们仍然亲自下场，有时还要通宵加班，挣的都是血汗钱。老乡们出于谨慎心理，并不愿扩展太多业务，而老柯是个好胜心极强的汉子，“匠心”的业务就是他拉过去的，如今金仁跑了路，老乡们嘴上不言语，心里不知有多怨他呢。
我曾听老柯说，万州乡下的老宅快塌了，他打算卖掉那间小产权房，换一套万达广场旁边的房子，把父母从重庆接来享福。到了现在，他的买房的钱迟迟攒不出来，连厂子都要散伙了，他哪还有心思置换房子。
老柯双眼通红，垂头丧气，声音充满了疲惫：“这年没法过了。”
“匠心”公司的清算程序走了1年半，才渐渐步入尾声。
从法律意义上来说，破产案结束，公司职员作为优先群体拿到了应得的工资后，仅剩不多的公司资产则变卖的变卖、抵债的抵债，被均给了银行、信用社和一众供应商。银行和信用社财大气粗，承受得住这一部分损失，但供应商们却只是一群为生活奔波的普通人，哪怕有些人小有家底，也绝对无法甘心承受损失。
供应商们决定以牙还牙。老柯从不明途径搞来了金仁儿女的信息，纠集了几位供应商上门讨债。金仁的儿子在市区开了一家声乐学校，规模不小，名下拥有某个热火商圈数百平米的铺面。坊间传闻，金仁为那套铺面支持了一部分资金。老柯带着几个弟兄上门吵闹了一番，打破了两块玻璃，推翻了几张桌凳，派出所的警察也来了。
最后，这场闹剧也算略微收到了效果。没过几天，金仁就主动出面，给几个供应商的支付宝账号各转5000元。之后，他又玩起了消失，既不接电话，也不回微信。
老柯是通过微信语音告诉我这件事的。他嗓音沙哑，有气无力，就跟卧病在床似的，失去了原有的底气。他说，有个熟识的老乡也在双屿那边遭了骗，气得不行，想搞网赌捞回来，结果落得倾家荡产。前两天，万念俱灰的老乡爬了河，幸好让几个老大爷救上来了。
成年人的崩溃往往在一瞬间，我很诚恳地说：“我还得谢谢你呢。”
托老柯的福，我的支付宝里也多了1000元，金仁还给我打了个电话。他在电话里十分委屈，说自己是真心实意地做生意，自家的住宅也被封了，夫妻俩即将无家可归。
“他在放屁！新城那套房子我去过，和咱们的案子根本无关。那个混蛋以前从信用社借出几百万，身上背的经济纠纷多的要命。无家可归？他儿子有好几套房子呢，两夫妻说不准就在哪儿逍遥快活！”老柯气呼呼地说。
我听得心里焦灼，问老柯接下来怎么办。
老柯只回复了一个表情，是个讽刺味十足的笑脸。
6
“匠心”的厂房很快又租了出去，接手的还是一家鞋厂——新阳公司。这里将作为“新阳”的分厂，继续产出一双又一双皮鞋。
“新阳”也是我的客户，创始人张总是老派商人的典范。几千万身家的老板，性格却相当朴实。他把厂区的顶楼装修过，家具齐全，还特地装了一架客梯，就住在那里。到了晚上，你在他厂里吼一嗓子，他下楼的动作保证比门卫还快。
当年遇上金融危机，几个经销商都跑路了，“新阳”欠下近千万外债。张总给供应商们打了几十张欠条，花了五六年才恢复元气。最终，他的欠条一一如数清偿，半个子儿都没少。
然而，张总马上就要退休了，“新阳”将由他的二女儿接任。我认识张家的千金，她背LV穿爱马仕，一看就和父亲不一样。
有一回，我去新阳公司对账，排在我前边儿的恰好是老柯，他在和张总聊退休的事。
张总很落寞：“眼光不行了，跟不上时代。一双鞋子究竟好不好看，受不受客人的欢迎，我已经分辨不出来了。”
我和老柯竞相起哄，说张总是开发区最后一颗良心。张总听了红光满面，对这一句马屁话十分受用。张总说，他早就看不懂如今这个疯狂的市场了，沉下心做产品的人凤毛麟角，以致劣币驱逐良币，市场上只剩下投机派和黑商人。老鼠屎坏了一锅汤，现在的生意人，不管是工厂还是供应商，彼此都冷漠了许多。
“做生意就是交朋友，是一桩大事业，怎么就搞成这个样子。”张总一拍桌子。
“就该把那些人全抓起来，坐一辈子牢。”老柯脸上抽动两下，嗓音很低沉。“匠心”成了他心里的一根刺，或许下半辈子都忘不掉。
张总叹了口气，说还真没有办法。公司法实际上是保护企业家的，为了提振经济，鼓励贸易，减少营商风险。国内的法律法规对企业家的约束却并不多。当企业家们明白这一点，甚至深谙此道的时候，事情往往就会失去控制。
张总是过来人，历经开发区企业潮从巅峰到落坡的全过程。他颇有感触地说：“企业家失去道德，整个社会都将惴惴不安。”
2021年中秋，我姐在市区某个综合市场里盘下铺位，开了一家辅材店。她刚从塑料业转行，两眼摸瞎，什么也不懂，于是请我去坐几天班带带她。
店铺开在市场的三楼，人流不多，但租金也便宜。姐姐说明年一定要搬到二楼去，在这边守株待兔，一天下来连个鬼影都见不到。我跟她说，店毕竟刚刚开业，业务量能抵掉房租和人工就不错了。如果宾客盈门，也千万要把持住，不能随随便便接单，愿意做现金账的客户并不多，一旦赊出去，风险就转到了我们身上。看起来再“优质”的客户，也得先问过身边的熟人，做好细致调查。
“开发区的‘匠心’公司，金仁，我跟你说过吧？”我撇撇嘴。
“咱们没那么倒霉吧？”姐姐悻悻地说。
一天，我正在市场门口转悠，碰见了一个老熟人——原“匠心”的仓管阿春。他提着大包小包，面包车里已经堆满了皮革。
我凑上去打招呼，把他吓了一跳。他言辞闪烁，表情不太自然，只说他朋友刚开了一家鞋厂，就在综合市场附近，因为人手紧缺，他又正好对这些东西熟得很，就自告奋勇来当采购。
我心想，姐姐的辅材店刚开起来，还没几个固定客户，阿春或许能帮上点忙。和他认识几年了，多少有点面子，以后再包个大红包给他就是了。于是便问他详细地址，说改天登门拜访。
阿春似乎颇为尴尬，支支吾吾地不愿开口，与从前的爽快大相径庭，随便应付了我几句，便溜之大吉，跟做了贼似的。
我心里觉得十分怪异，便将所见所闻告诉老柯，又将阿春的名字讲给了市场里相熟的“万事通”大哥。
那大哥不愧是地头蛇，没多久就搞来了一堆消息：
两个月前，市区某个租赁厂房里举行了一场隆重的开业典礼。红幅，彩带，花篮，一直排到街上去。门头装潢精致，公司铜牌又闪又亮。车间里的设备都是全新的，办公室和开发部也都十分气派。
金玉其外，内里的“配方”却还是老味道。
阿春其实是新公司的法人，事实上，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金仁的外甥。这回，金仁的堂弟司职仓管，也负责会计和其他一些管理事务。至于厂长，是金仁的某位好友，“匠心”的老班底之一。
尽管金仁的堂弟反复跟同行解释，说新公司和金仁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不过，这个公司里3个最关键的职位都是金仁的亲友，其中的奥妙不免让人浮想联翩。
越往深处想，我的心便越往下沉——这次，他们会老老实实地做生意吗？
（文中公司名、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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