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杨林问我借钱，我微信转他5千，他秒收款。10分钟左右，他把钱转了回来，说“用完了”。我不问也知道，他是在“倒账”还网贷。
8月底的一天晚上，他再次给我发消息，言简意赅：“借1万，急用！”我把钱从支付宝提现到银行卡里，正要给他转时，他就已经打电话过来催了：“快点，我的网贷要逾期了！”
这次他并没有立马还钱。9月中旬，他约我见面，解释说这几年他借的网贷有点多，近8万块钱，每月差不多要还7千左右的贷款，又说上个月因为被骗了钱，没能按时还款，导致他征信受损，各大网贷平台综合评估分不够，无法再进行循环借款——换言之，就是从我这儿和从别的朋友那儿借来周转的钱，都被“冻”在平台里，套不出来了。
如果是高中时期的杨林，这点钱对他来说就是一个电话的事。但这几年里，他那原本富裕的家庭接连出了大事，生活数米而炊。他又因为没有拿到学位证而错过了就业，没有任何收入，身上囊空如洗，怎么负担得起这么高额的网贷呢？
说起这些，杨林痛心疾首，悔不当初，他连连摇头，直言：“网贷害人不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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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杨林高中时虽不同班，但同在一个社团，所以关系不赖。他父母那时在县城经营一家美食城，虽不是大富大贵，但生活也算过得自在。
杨林父母忙于生意，没有时间陪他这个独子，只好用钱来代替“爱”——高中寄宿期间，杨林每周的生活费就有一两千，在这个西北小城来说，实属高花销。每次拿到生活费，杨林都会请一些关系要好的同学出去吃饭、唱K，一顿下来少则几百，多则上千。有同学遇到经济困难时，他也都慷慨解囊，伸以援手。他成绩还不错，喜欢他的女生也不少。
没成想，事情在高三发生了转折。
2016年春，市郊一个花卉基地首次引进并种植成功了6亩“鲁冰花”，迅速成了网红打卡地，获利近千万。这让杨林的父亲杨广原很是眼红——那几年，美食城的生意中规中矩，经营又辛苦，他一直想着转型，只是苦于没找到好机会。
“我爸就信‘站在风口，猪都能飞起来’的道理。他想顺势而为，从餐饮转行到旅游业，也搞一个类似的花卉公园，打造成网红基地加农家乐，他说肯定会爆火。”杨林回忆说。
杨广原知道要打造一个能吸引游客的花卉公园，不仅地理位置要好，更重要的是得有政府的支持，为他做宣传、打广告，帮他引流。经熟人介绍，杨广原认识了一个在县文旅局工作的领导，请对方来美食城吃了个“便饭”，喝了点酒。借着酒劲，他“顺便”跟那位领导说了下自己的想法。领导拍手称绝，说很有前瞻性，又说县里有意在西郊规划、打造一个度假村，与东边的4A级景区遥相呼应，只是因为没有“领军人物”，便一再搁置。那个领导鼓励杨广原“大胆干”，还表示只要花卉公园建成规模、顺利投入使用，他不仅帮忙大力宣传，招揽游客，还可向有关部门申请发放专项贷款，“保底200万”。
有了领导的保证，杨广原便有了十足的底气。他不顾风险，将美食城低价盘出，又拿出所有存款，在那位领导“指定”的西郊大草原上“开荒”，选了十几种在当地并不常见的名贵花种，种了十多亩，还在一旁修了一个二层的农家小院。这个花卉公园搞了3个月，总投资210万，其中130多万是杨广原找亲戚朋友借的，承诺几个月后一定如数奉还。
2016年的暑假，杨林高考成绩不错，正等待着被大学录取的好消息。可通知书没等来，倒是先来了两则坏消息：因为气候，他父亲斥巨资种下去的名贵花卉，全都烂在地里，“种植之前，我爸咨询过这方面的专家，专家收了钱，说是没问题”；随后，县里有几个领导因贪污、吃空饷被撤职查办，答应给他父亲做宣传、发放贷款的那位领导也包括在内，而他所谓“要在西郊打造度假村”的说法，据说还只是“提议”，都未形成“草案”。
不过百十来天，杨广原就从“百万富翁”变成了负债累累的债务人。为了偿还债款，他变卖了家产，可仍有70余万的债款没有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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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林的录取通知书到了，他被兰州的一所大学录取，学医，5年。本是件好事，但家里的钱全都用来还债了，学费竟然都成了问题。杨林尝试申请助学贷款，可鉴于他家以前的情况，达不到申请助学贷款的条件，杨广原只能再次找亲朋好友给儿子借钱。
在我们这种小地方，孩子上大学是一件光耀门楣的大事。不论杨广原之前借的钱有没有还、能不能还，亲戚们也都乐意借钱给他——一年学费7000块钱，也不算多。杨广原又厚着脸皮，东拼西凑了1万元，给杨林当生活费，嘱咐他别苦了自己。
杨林不是不知道家里的状况，只是到了大学，他还是秉持着往日的高水平消费：周末几乎天天泡吧，花销动辄成百上千；理发只去高档发廊办卡充钱；抽烟只抽18块钱一包的黑兰州，每天两包；打游戏买装备，充钱毫不含糊；吃饭、穿衣更是挑剔，不像同学们那般精打细算。
他说，那时这样做，不仅是因为习惯了花钱大手大脚，也是享受惯了高消费后被众星捧月的感觉，更怕同学知道家里的情况后对他冷眼相待。
就这样，开学不到3个月，1万块钱生活费已瓮尽杯干。杨林打电话跟父亲要钱时，发现电话怎么也打不通了——那段时间，杨广原每天被催债，他偷偷躲去青海一个亲友的家里。杨林只好发消息给母亲，母亲也没钱，到处去借，给他转去了1500块。
“我妈嘱咐我说，家里的情况不容乐观，让我省着点花，但由奢入俭难啊！”
生活急转直下，杨林不习惯，杨广原也不习惯。或许清楚儿子是被自己用钱“养大”的，没钱花就跟没奶喝是一样的道理，杨广原不忍儿子受苦，所以就算自己远在青海躲债，他也会借钱给杨林打过去。
当然，即便收到父亲打来的钱，杨林也不如往日那般轻松。他说，自己第一次网贷，就是源于他对父亲的“体谅”。
大一下学期，杨林发现，稍有“品位”的同学都以拥有一双正品AJ篮球鞋为荣。上大学前，不打篮球的他，也不穿篮球鞋，认知中也只有安踏、李宁、特步等这些品牌。这让杨林为自己狭窄的眼界而感到羞耻，在虚荣心的驱使下，他进入了“鞋圈”，了解到不少更“高档”的潮牌——其实他并不懂所谓的球鞋文化，他只知道，贵的就是好的。
“经同学介绍，我相中了一款鞋子，平台价格4千多。同学说，这款鞋子的发售价在1千左右，但因为货量不多，被鞋贩子炒到高价。他说，高价买鞋才能彰显我的阔气。”
于是，杨林开始想方设法筹钱买鞋。搁以前，他只要给父亲打个电话，钱马上就能到位。可是如今父亲到处躲债，他自知得“懂事点儿”，要体谅父亲的不容易，不能连买鞋这种小事都要向他伸手。
他找朋友借钱，可身边的朋友也都是学生，家境一般，除了基本生活费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当时他也找过我，我爱莫能助。那时我还不知道他家的变故，只听他支支吾吾说起几句家里的事，以为是他父母要稍微控制下他的消费而已，过一阵就会好。
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有个朋友给他指了条明路：下载一个“分X乐”的APP，一般都会给5000左右的额度。
杨林下了APP，按照要求录入信息后，经审核，可以贷款的额度果然有5000元——买双鞋绰绰有余了。他迅速提交借款申请，分12期，至于每月利息多少，要还多少钱，根本不在意。眼下，他最在乎的是那双能让他“一步登天”的AJ鞋。没几分钟，钱就到账了，杨林立刻下单买鞋。剩下的钱，他请那个朋友吃了个饭，感谢他“指点迷津”。
鞋子拿到手以后，杨林拍照发QQ空间和朋友圈晒了一圈，之后就穿出去“炸街”。搞收藏鞋的都说“头可破，血可流，AJ不能有褶皱”，但杨林却不以为意，他不是专业“玩鞋”的，对他来说，鞋就是鞋，不是什么宝贝疙瘩，他只想穿出去给别人看：“你们瞧，我穿的是高价AJ。我当时穿着新鞋，大步流星地走在学校里，发现女生们都看着我，眼睛里都是羡慕和仰望。”
“会不会是你想多了？只是一双鞋子而已，会有那么大的反响吗？”我弱弱地问。
“也许那只是我的臆想。就像你说的，有谁会在意别人穿什么鞋呢？可我那时非常期望别人的关注，非常享受那种感觉，甚至沉醉其中。”
从那以后，杨林就算是正式“入圈”了，他在班上拥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号：潮鞋达人。为了保住这个名号，杨林不得不隔一段时间就买双新鞋——而买鞋的钱，多半来自网贷。
3
接触网贷后，杨林每到月初的还款日，就跟家里要生活费；生活费到手后，他就把当月的欠款还进去（一开始并不多，一个月几百块钱）。平台抵扣掉利息后，马上恢复额度，他再把那几百块借出来，分12期或9期还。不过那时他从来不看利息，也从来不会控制自己的消费。
起初，这种“以贷养贷”的方式并没有给杨林带来多大的苦恼，毕竟这样的还款方式就等同于他每月只还不到100块钱的利息。但是随着网贷的次数变多，网贷的金额越来越大，杨林渐渐招架不住了。
大二时，他被邀参加一个联谊活动。为了显得有排面，他穿着网贷买来的各种“潮牌”，还软磨硬泡租了（起初是借用，舍友不肯，只好商议租用，租金一天100块）舍友新买的三星S8双曲面屏手机撑场面。
活动中，他使劲让别人注意到他的衣服、鞋子以及“新手机”，可这点小心思没有得逞，他没有得到别人的赞许，哪怕是一句“你换新手机了？”这样的问候都没有。
他有点郁闷，喝了点酒，回宿舍时，踉踉跄跄在楼梯上摔了一跤。这一摔，不仅把腿摔伤了，还把舍友的手机给甩了出去，前后屏幕都碎成了渣。舍友知道他家里的事，没有怎么责怪他，只是让他赶紧把手机修好，同时也劝他节俭些。
杨林不想授人以柄，也不想因为这件小事而被人看不起。正好那时他的花呗额度被提升至5000，“雪中送炭”。他自己又添了些钱，分期买了同款手机给舍友。他当时已经背了1万多元的网贷，每个月要还900块左右，但他并没有感觉太大的压力，无非就是“还进去再借出来”，只需承担一些利息而已。
杨林有个高中女同学叫吴菲，在南京上大学。她得知杨林摔伤了腿，对他嘘寒问暖，关心备至。某天，她突然跟杨林表白，说喜欢他很久了。
杨林知道吴菲高中时就患有抑郁症，性格古怪，敏感多疑，有过多次轻生的举动，所以不想跟她谈恋爱，嫌累，就以“不喜欢”为由拒绝了她。没想到，次日一早，杨林就收到吴菲自残的照片，还说，若24小时见不到杨林，她就跳河自杀，“如果我死了，那都是你害的”。
这可把杨林吓坏了，只能赶去南京看吴菲。坐火车肯定来不及，坐飞机自己又没钱——那几天，他全身上下只剩150块钱的生活费。他四处借钱（也找了我），一圈下来，也没借到多少。
他只能再次把手伸向网贷。分X乐和花呗都已经没有额度了，他上百度搜索，又选了一家推荐度较高的“XXX借条”，下载、注册、输入基本信息、进行身份验证、提交银行卡信息……一气呵成。经短暂审核，他信誉“良好”，平台给他的额度是1万。
杨林立马借了款，依然是分12期。这次，他还特意看了下利息，12期下来，总利息1000多块，在他可接受范围内。
钱到账后，杨林马上买了机票赶往南京。吴菲见到他，心情好转了许多。随后，杨林又用网贷来的钱带着吴菲在南京周边玩了一周，才算彻底安抚好她的情绪。返校时，杨林身上只剩600块钱，不够买机票，只能坐火车，近24个小时的硬座，让他苦不堪言。
“从那以后，我发誓，我要杜绝跟女生往来。”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杨林在大学里没有交往过一个女朋友，确实也为他省下不少钱。但他自己花钱仍然大手大脚，只有到了还款日还不上钱的时候，才知道要借一分钱是有多难。
久而久之，每月1500块的生活费已经不足以支撑他“以贷养贷”了，他只能再想办法——而办法，就是继续找平台借贷。他从来没有吃过苦，不可能像别的同学那样找兼职、做家教，自食其力。
到大二下学期期末，杨林的网贷金额已高达3万元，每个月光利息就要还好几百，“以贷养贷”的雪球越滚越大。
4
2018年10月，杨林父母在他舅舅的帮助下重操旧业，在青海开了一家小饭馆。夫妻俩从美食城老板退回到后厨，一个掌勺，一个拉面，回到当年白手起家的日子。
好在两人厨艺不减当年，饭馆每天能入账三四千，刨去房租等成本，一天保底也能挣七八百。杨广原盘算着什么时候能把欠债还清，不再四处躲避，早日正大光明地回到家乡。杨林则盼着父亲能再做大做强，早日恢复以前的富二代生活，这样他就不用为钱烦忧，也不用靠网贷度日了。
2019年1月，杨林84岁的爷爷心脏病复发，住进了ICU。杨广原只能暂时关停饭馆，回到小城照料老父亲。高额的治疗费用让杨广原不堪重负，开饭馆挣的几万块钱就像一滴水消失在大海中。他只能再次求助于人，但因为已经成为大家口中欠钱不还的“老赖”，没人敢借钱给他。
就这样，杨林的爷爷因为没钱继续治疗与世长辞。杨广原悔不当初，抱着老父亲的遗体痛哭，不停地扇自己耳光。
“在这之前，我爸从来没有为那件事（搞花卉公园）后悔过，他说一切都是命，他需要过过苦日子，才能知道生活不易，才不会一心想着去挑战生活。我爷去世的时候，他特别后悔，痛问自己当初为什么要做那么蠢的决定，否则我爷就不会没钱治病了。想当初，家里有钱的时候，我爸也帮过一些人，后来也没找他们借过钱。可当我爷病重，我爸找他们帮忙时，他们都躲着。我爸知道，他们是担心他还不上钱。世态炎凉，人情淡漠，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真谛！”
爷爷的去世，让杨林对钱有了新的认知，他第一次真正意识到钱的重要性，他很认真地说，“钱可以续命”。
从那以后，他花钱非常谨慎，不再像之前那样挥霍无度，吃饭穿衣开始精打细算起来，外出时也会“屈尊”挤公交。他的想法很好，省钱，然后还贷款，彻底跟网贷“Say good bye”——他已经被网贷搞得精疲力竭了：“他妈的，一旦逾期，平台的电话就像催命似的狂轰滥炸，影响信誉不说，还有可能影响征信，所以我就想早日摆脱网贷，早点脱离苦海。”
可是作为一名学生，他毫无经济来源，就算不吃不喝，1500块钱的生活费也只够还一半当月的还款。杨广原因为痛失至亲，消沉了好一阵，整天喝酒度日，饭馆足有2个月没有开张，自然也没钱给杨林打生活费了。
为了按时还款，也为了能够“生存”下去，杨林只好一次次把手伸向网贷。X团、X浪、X狗、安X花、宜X花、你X贷、拍拍X、省X……只要是能够下款的平台，他都申请过了。
2个月后，杨广原重振旗鼓，小饭馆重新开张，生意蒸蒸日上，有时一天能挣两三千左右，杨林的生活费才重新有了着落。可杨广原每次给杨林转钱时，杨林都以“我有”为借口，拒绝收款。有时候实在没办法，隔两三个月才要一次钱，一次只要3000。这样的生活，他维持了一年。
2020年年初，疫情爆发之前，杨广原回老家过年。前一年里，他挣了25万左右，还清了部分债款。疫情彻底爆发后，小饭馆一直处于暂停营业的状态，夫妻俩就在家待了一段时间。杨林有好几次都想跟他们坦白网贷的事，但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家里的债务还没还清，他还不想父亲有太大的压力。
“自从我爷去世，我就决定不再伸手跟我爸要钱，我想做个自食其力的大人，不给他徒增烦恼。每当我还不上款的时候，我就找朋友借，借不上我就找网贷平台，只要有平台下款我就申请，管不了利息多少，下个月该还多少，我只能先想办法渡过眼前的难关。”
杨林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使窟窿越补越大，就像无底洞似的，怎么也填不满。到大四时，杨林的贷款已累积到了6万左右。每个月的4号、10号、13号、15号、21号、28号都是他的还款日，他几乎每天都会收到来自各大平台的“催债”短信，身心俱疲，如履薄冰，在借钱、还钱中往复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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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我毕业参加工作，而杨林则去医院实习。实习期间，为了省钱，他几乎不外出。他尝试找过兼职，但吃不了那个苦，只能作罢。他始终坚信自己终有一天会发大财（偶尔也会买彩票），“等我发财了，我不仅可以还清网贷，还能帮我爸还清债务。到时阳光洒肩头，我就是真正的自由人了”。
但这终究只是他的幻想，他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变化，也没有为此做过任何努力，甚至他连最基本的功课都没有按时完成——在医院实习时，他还有两门功课处于挂科状态，如果毕业前还修不过的话，他将拿不到学位证，这也就意味着他不能正常参加工作。
杨林也清楚结果，但仍静不下心来学习。他心力交瘁，惶惶不可终日，每天睡醒想的第一件事就是：是不是又到了该还款的日子？需要还多少？该找谁借点钱呢？或者该找哪个平台贷点款呢……“我满脑子全是网贷，哪里还有学习的精力和心思呢？”
可另一面，在经历投资失败、四处躲债的日子后，杨广原变得格外重视儿子的工作问题，一打电话就要叮嘱几句。在我们小城里，“不孝有三，无编（制）为大”。杨广原期盼着杨林能像别人家的孩子那样考取编制，一辈子不愁吃穿，自己脸上也有光。
可杨林满脑子都是他的网贷，一心只想挣大钱，不想进入体制内过按部就班的生活，但他拗不过父亲，还是买了考编的书，有一搭没一搭地学着。为了能让杨林顺利考取编制，杨广原花了3万块给他报了一个培训班（协议班，考不上全退款），相当于一节课500块——如果杨林顺利考上了，那么3万元学费将一分不退；倘若杨林没考上，同时因私有请假、旷课等行为而错过课时，就要按照课时从那3万元中扣费。为了不辜负父亲的心意，杨林都按点去上课。
然而在医院实习结束，杨林挂的那两门课只修过了一门，学校通知他延迟毕业，报下学期的重修，参加12月份的考试，通过后才能拿学位证。这让杨林万念俱灰，这事是万万不能让家里知道的——上了5年大学，到最后连学位证都拿不到，传出去丢人，而且，“我爸一心想让我考编，我不能断了他的念想呀，那样对他太残忍了”。
但他只能一如既往地去上那个培训班的课，偶尔给父亲拍视频，让他放心——因为他不去上课的话，就要被扣除课时费，属实浪费钱，换句话说，他是在用他自己的时间“赚回”自己的钱。看着同学们一个个都找到了心仪的单位，签了“三方（协议）”，杨林心里很不是滋味，可他也只能自食恶果。
杨林的一个远房堂叔就在医院工作。堂叔说，市里的几家医院有“引进人才”招聘计划，转正后为事业编，本科生还有5万的安家费。杨林的专业符合他们的要求，他让杨林投简历，还说自己受杨广原委托，已经跟人家打好了招呼，初审稳过，杨林只需在面试环节中发挥正常，就能“上岸”。
杨林清楚这是大好的机会，但知道过了初审、面试，资格复审时自己没拿到学位证的事便会败露。他硬着头皮投了简历，同时也想好了“对策”。
确如堂叔所说，他初审稳过，以3比1的比例进入了面试。为了不漏破绽，面试时他没穿正装，还故意迟到，面对考官的问题也不好好回答（提前打招呼的缘故，问他的题都是最基本的），故意结结巴巴，东拉西扯，搞得考官面面相觑，看他的眼神就像看傻子一样——最终，他以面试65分的成绩成功“落选”。堂叔打电话责问他怎么连最基本的问题都回答不上，他就打哈哈搪塞了过去。
“我也想好好回答问题，通过面试参加工作，拿工资、领安家费，这样我就有能力还网贷了。可是我没办法正面回答，万一面试通过了，资格复审的时候被我爸知道我延毕的事，他该多伤心呢……我没法儿坦白，只能硬着头皮上，走一步是一步。”杨林跟我讲到这里时，情绪开始激动。
接下来，在他堂叔的安排下，他又投了好几份简历给别的医院，每次都是稳过初审，面试时又“状况百出”，都以低于70分的成绩被淘汰。堂叔非常郁闷，打电话问杨林是不是中邪了，杨林再次打哈哈，以“学术不精”为由，将罪责全揽到自己身上。眼看他像“扶不起的阿斗”，堂叔也不好说什么，便放弃了帮他找工作的想法。
2021年的夏天，为了拿回那3万元学费，杨林顶着巨大的压力，参加了事业单位以及“三支一扶”等招考（没有学位证也可报名，笔试、面试全部通过后进入资格复审时才审查）——成绩如他所愿，很“不理想”。杨广原为此愁眉锁眼，担心儿子的未来，杨林却暗自窃喜，“终于不用浪费3万块钱了”。
那之后，杨林一边假装四处找工作应付家里人，一边为了还网贷胡乱想办法。他一度想挣“快钱”，差点走上贩毒的不归路——不知从哪儿找的关系，他跟当地一名毒贩搭上桥，毒贩承诺，只要杨林愿意运毒，安全送达指定地点后，钱不在话下。杨林为了尽快还清网贷，决定放手一搏，幸好那名毒贩还没来得及行事，就被绳之以法。杨林得知后，吓出一身冷汗，“还好我没去，要不然我也就完蛋了”。
那时杨林的网贷已经累积到8万左右，每月本金加利息他需要还7千多。他每天都在找人借钱，借不到就用别人的信用卡套，或者用别人的身份进行借贷，凑够以后还进去，再借出来，还给别人。
网贷搞得他心绪不宁，精神萎靡，日渐消瘦。母亲以为他是因为工作的事，对他心疼不已，劝慰他慢慢来，不要着急。
6
2021年9月，自从不能“循环借贷”以后，杨林每天都为了还款而抓耳挠腮，他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一天下午5点左右，正被如何还款所困扰的杨林接到了一通来自香港的电话，说是借贷公司的，问他是否需要借贷，要贷多少。
杨林心里咯噔一下，似是抓住了救命稻草，想都没想，就说自己确实要用钱，需要贷5万左右——他想一次性多贷点出来，然后还清一部分，之后只欠几家平台的钱，这样也轻松些。
电话那边让他加一个支付宝账号，说会通过支付宝与他联系。加了支付宝好友以后，客服给他发来了一个截图，让他下载一个叫“度X满”的APP，装好以后填写基本信息，绑定银行卡，然后就可以申请贷款额度了。
那个平台真给了他5万的额度。他申请了贷款，分24期，一共需要还57200元，每月需还2383元左右。但是贷款资金并没有直接下款到他的银行卡里，而是在他的“度X满”个人金融账户里，并提示说，需要跟他的“信贷专员”联系开通会员，才能获取提现权限。
会员分中级会员（价格999元，免1个月利息）和高级会员（价格1799元，免3个月利息）两种，在客服的介绍下，杨林往他们的指定账户里打了999元，开通了中级会员，获得了提现权限。而那999元的会员费则如客服所说，确实返还到了他的个人账户里。
发起提现申请后，客服说30分钟内钱就会到账。杨林等了半个多小时，并没见钱到账。他问客服，客服不好意思地说，他们的贷款是银行下款，这个时间点银行下班了，需要等到明天早上才能下款。
杨林心如急焚地等了一夜，第二天一醒，就急忙查看账户，但是依旧没有入账。他打开APP一看，上面显示“由于您的银行卡信息和身份信息不匹配，导致系统放款失败”，他把页面截图给客服，客服“假装”疑惑，让他仔细查看基本信息是否填写正确。
杨林仔细看了下，确实发现银行卡号填写错误，中间一个“2”和“3”颠倒了位置。他很纳闷，昨天填写的时候可是非常认真仔细，而且还订正了好几遍，怎么就错了呢？他问客服，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能不能自己修改？
客服告诉他，信息提交以后，他自己是没有权限进行修改的，还说他们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需要跟上级领导请示。过了15分钟左右，客服给他发消息，让他下载一个叫“连X”的通讯APP，在上面添加他们的主管，主管会告诉他怎么做。
他加上那个主管以后，那个男人给他发了语音，意思是他的借贷申请已经递交上了去，贷款也已经生效，目前所有信息在北京信贷中心那边，如果需要修改或更换卡号，要么自己委托律师到北京进行修改，要么交纳20%的保证金（1万），由他帮忙委托人修改，修改好以后，这1万块钱再返还到他的个人账户里。
杨林一开始有点犹豫，总觉得自己遇上了骗子，但是一想到那么多网贷需要还，便铁了心，认为打1万块钱过去，能借5万出来，也划算——他好说歹说，从大学舍友的借呗里借了1万出来，将信将疑地往那个男人给的“指定账户”里打了过去。
钱打过去以后，主管又给他发了信息过来，“义正词严”地说了他一通，“责问”他为什么打款的时候没有备注“保证金”三个字。他说信贷中心那边即使收到了款，也不知道是谁打的钱，怎么替他修改账户？
杨林急了，问他有何补救方式。主管说，再打1万，一定要备注“XX的保证金”几个字。杨林一听还要打1万，直接傻眼了，他哪还有钱呢？但是那人告诉他，既然你已经打了1万了，不妨再打1万，修改卡号，顺利把5万借出来，而且打的那2万块钱是会一并返还的。
杨林一听，没有这样的道理啊，心里起疑，便打退堂鼓，让主管把他的钱退给他，说自己不贷了。主管显得特别不耐烦，说他就算不贷款了，也要到信贷中心那儿修正信息，还说贷款已然生效，从下个月起他就得按时还款，否则将影响他的征信不说，还会被纳入失信人黑名单。
杨林隐隐察觉到不对劲，怎么贷个款，自己还要搭进去这么多钱呢？不贷还要影响征信，被拉进黑名单？他想起来有个同学在市公安局工作，便给他发消息问了下情况。同学告诉他，这是“套路贷”，是骗钱的，让他赶紧报案。
杨林当即就到市公安局报案，电诈中心的警察给他做了笔录，查了他打款的账户（账户是云南的），发现钱已经被划走了，追不回来了。警察用他手机调查取证过程中，他特别担心警察会发现他网贷的事，“丢人呐！这么大的人了，还在靠网贷活着，难道不会被别人笑话吗？”
从公安局出来后，杨林狠狠扇了自己一耳光：“我真蠢，这种当也上！”
不久后，杨林拉我见面，除了想当面解释不能还我钱的原因外，更多的是想倾诉最近这些不顺。在酒吧里，几瓶啤酒下肚，微醺的他开始细细说起这些年的来龙去脉。他满脸憔悴，双眸无神，早已不是当年那个神采飞扬的富二代。
我不知该说什么，只能举杯，宽慰他：“向前看，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诈骗”这事，的确让杨林痛定思痛，他决意要做出改变，积极备考，想着来年一定“上岸”，尽快拿工资，还清网贷和借朋友的钱。
“你的钱，我一定还，就是晚点。”临走时，他有些不好意思地拍着我的肩说。
我没催他，但还是劝了他一句：“我觉得还是告诉你爸吧，家里人一起想想办法，先把钱还上再说。”
可他坚决地摇了摇头，疲惫的眼神里又添了坚毅：“我还是不想告诉我爸，我不能给他增添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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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杨林决意要努力时，又一件让人始料未及的事发生了——2021年11月，杨广原突然病倒了。起初杨林的母亲以为丈夫只是操劳过度，便让他从青海回家休息。可回来后，他的状态越发差劲，时而有头痛、恶心、昏厥等症状。
看着父亲的状态每况愈下，杨林实在放心不过，便带他到兰州的医院进行检查。母亲也从青海赶了过去，饭馆暂时交由杨林舅舅打理。
“那个时候，饭馆的生意逐渐有了起色，每天少说也能挣两千，如果能一直持续下去，家里债款很快就能还清了，生活又会好起来了。但是天不遂人愿，我爸倒下了，这一切都怪我……”杨林说。
做了检查以后，医生初步诊断杨广原为脑癌。这消息好似晴天霹雳，杨林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随后，他们一家三口又去了趟广州的大医院，结果更糟——肿瘤已经恶化了一段时间，癌细胞已经扩散，即便做手术，活下去的希望也不大了。
“我妈说，她细想了下在饭馆时的种种情况，我爸确实有很多非常反常的举动，比如流鼻血、呕吐、晕厥等，但是她以为我爸是因为债款和我工作的事，压力太大了，就没有太放在心上。”
那之后，杨林有段日子跟我们失联了。有次我给他打视频，他正坐在医院门口的马路边抽烟，看上去状态不是很好。
我问他：“叔叔没事吧？”
“嗯……没事，过几天就出院回家了。”他说了这么一句，就匆匆挂断了电话。
一个月后的周末早晨，我正在睡觉，朋友突然打电话给我：“杨林他爸过世了，今天回老家下葬，咱们去送一程吧。”
听出我很诧异，朋友又说：“去广州之后就恶化了，据说在重症室躺了好些天，最后几天甚至都没有任何意识，都没能好好告个别。”
我翻起身，简单收拾了下，便赶往杨林家。我和他家距离90多公里，赶到时已是10点。杨林披麻戴孝，正像个大人似的挨个接待前来送殡的人。看到前来送殡的债主，他主动迎上前，除了感激他们来送杨广原最后一程外，又保证“父债子还”，说父亲欠他们的钱，他一定还上。
见到我们，他满眼通红，冲我们点了点头，我抱了抱他，跟他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杨林“嗯”了一声，握着我的手更紧了……
那之后，杨林仿佛突然间就长大了。他在家附近的医院里找了份工作，老老实实地上班，每天下了班就回家，陪着他母亲。至于网贷，他依然没有还清，仍需要不断借钱来周转。
2022年元旦，我、杨林以及几个高中同学聚会。酒过三巡，杨林有点醉了。他说：“我爸进重症室前，我鼓起勇气坦白了延毕的事。他很艰难地点头，示意他知道了，还努力挤出一丝微笑，让我安心……”
他趴在桌子上，呜呜哭了起来，嘴里嘟嘟囔囔，后面就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但大概意思是——如果他顺利考上工作了，他父亲兴许能走得更安心些。
（本文人名均为化名）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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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在国内外升学体制之间的母子
都说高考是人生最大的关卡，但我觉得中考的重要性显然是被低估的——多年来，杭州市区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的招生比例始终保持大体相当，也就是说，一半的初中毕业生在人生的第一次分流后就划向了中等职业学校，走职业教育道路，几乎再也没有机会进入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更不用说是名牌大学了。
我的领导罗佳敏和她的儿子俊俊，就是在接到一个告知有一半学生要上职高的电话以后，人生路线完全改变。今年秋天，俊俊的小学同学就要上高中了，他却因为母亲一个一意孤行的决定，学历还停留在小学。
1
罗佳敏是我们单位的二把手，也曾是我心目中的励志女神：杭嘉湖平原不知名的小镇出身，靠上大学走出农村，考进我所在的杭州城区事业单位，工作非常拼，没到40岁就成为单位副主任。她很会保养也很会打扮，看得出来夫家家境优渥，任何时候见到她都神采奕奕，外表精致。
2019年春节前，单位工会组织迎新春茶话会，地点在满目苍翠的龙井茶园。大家坐在茶园里喝茶吃点心嗑瓜子拉家常，活动过半，罗主任主动坐到我们这桌，她神情有些忧虑，仿佛是有什么事想说又不想说，犹犹豫豫最后还是说了：“袁大姐，你儿子准备考什么大学啊？”
袁大姐是和我一个办公室的出纳，儿子正在杭州一所末流普高上高三。她儿子成绩不好，单位的人多少都知道，所以她也非常坦然，表示：也就上个高职吧，打算上个“订单班”，就是那种用人单位和高职院校有协议的，至少工作是没什么问题的。
罗佳敏显然对袁大姐的回答没什么兴趣，她一向是很周全的人，但是那天她连客套的“挺好挺好”都没说，转头就又问另一个部门的吴科长：“吴琳，你女儿是不是刚上高中啊？你们以前怎么没去上民办初中啊？”
吴科长正在嗑瓜子，冷不丁地被领导一问，微微有些尴尬：“啊，我女儿刚上了半年高一呢，中考快要了她半条小命，总算是上高中了。她从小读书就吃力，我跟她爸商量过，觉得没必要花这个钱，读书么，总是靠自己的，也不是靠学校的，您说是吧。”
罗佳敏对这个回答似乎也不太满意。袁大姐和吴科长快速交换了一下眼神，还没来得及想好怎么往下说，罗佳敏就讲出了她的忧虑。
她儿子俊俊过了寒假，就是小学六年级最后一学期了，虽然读的是重点小学，但是成绩处于中游。马上就要面临小升初，她花了大价钱在外面辅导机构给他请了一对一全科家教，机构里还有专门所谓给规划学业的老师。前不久，她和机构的老师长谈了一次，她说自己对俊俊的期望是起码要能考上浙大，老师则直言希望渺茫。现在普通高中的升学率只有一半，按照现在她儿子的成绩，如果能摇号上一流的民办初中，还有希望能上个二线的重点高中，要是摇不上民办初中，上职高是大有可能——很多公办初中，上职高的比例都超过了70%。
在杭州，走中考序列的初中，分为公办和民办，相对来说，民办的教育资源比公办好，管理比公办严，但学费贵——公办初中有的学校只收书本费，民办分档次，一年学费基本都要几万块。要进民办学校，名义上是只能摇号进，跟摇车牌一样（当然，要有各种“关系”就再论）。摇号是自愿参加的，不少家长怕花钱，对自家孩子的学习没信心，就不参加摇号，直接上片区的公办初中。
吴科长家显然属于这一种，她听到这里，不由放下了手里的瓜子，脱口而出：“（上一流民办）初中上到大学，那得花多少钱啊……”感觉她咽下了后面半句——就凭我们单位的收入，能付得起吗？
不过罗佳敏毕竟是领导，吴科长话锋一转：“不过我女儿怎么能跟罗主任家的公子比呢，聪明的孩子当然要好好栽培，国内的教育选拔体系一点都不科学，孩子的天赋都被埋没了。”
这几句让罗佳敏很是受用，她非常赞同：“机构的老师也是这么说，说我儿子很聪明，就是不太适应国内的教学方法，说不定到了国外，潜力就带出来了。”
吴科长又拿起了瓜子，大家也恢复了言笑晏晏，只是我不经意看到，袁大姐和吴科长又交换了一个复杂的眼神。
袁大姐和吴科长都是杭州本地人，也都是事业单位里典型的“老油条”，年轻时走门路进了单位后就开始“躺平”，从单位分派成立时就没挪过窝。她们看着罗佳敏毕业进单位一路做到了自己的领导，知道此人惹不起，但心里又看不上。所以，她们对罗主任儿子的事情，表面上奉承着，其实存着微妙的幸灾乐祸。
不过那时，我们当罗佳敏也就是说说而已，对杭州普通工薪家庭来说，初中就出国留学，无论是理念上还是经济上，都等于是天方夜谭。
2
春节后上班不久，一天午休的时候，我被罗佳敏叫到办公室。作为单位的小透明，我还以为自己犯了什么错，战战兢兢准备挨骂。没想到，她递过来一小盒酸奶：“小颖来了啊，坐啊。”
她先是问了下我最近的工作情况，夸我进单位这几年表现一直不错，说领导都看在眼里，她准备跟主要领导推荐我云云。绕完圈子，她递过来一沓密密麻麻的英文材料，说麻烦我没事的时候帮她看看，翻译成中文，也不用太精确，翻个大概意思就行，“外人说得天花乱坠，还是自己人靠得住”。
领导要你帮着办私事，这是别人求都求不来的机会，我赶紧点头如捣蒜，说保证按时完成任务。罗佳敏在后面又跟上一句：“有些私人的事情我不想影响大家的工作，你明白的吧。”
这就是要我闭紧嘴巴的意思了。我白天在单位没敢把材料拿出来，晚上回家仔细一看，原来是一些英国留学语言培训和预科的介绍材料，结合她说的那句话，想必这是在考虑儿子去英国的事了——她显然是对中介的介绍半信半疑，怕被套路，所以自己也在做搜集和准备的工作。
我一边尽量准确地给她翻译纸面上信息，一边也上网搜索她儿子读的培训机构的资料。这家培训机构很有名，除了补课，留学也是拳头产品。我看了他们官网上的一些案例，讲的大多是在国内“唯分数论”下读得有些吃力、不够拔尖的孩子，中学阶段就出国，在欧美更宽松、更全面、更先进的教学体系下，创造力和更多潜能被激发，最后上了欧美名校的故事。这些故事写得有理有据，令人心动，说实话，作为普通家庭应试教育出来的我，看完都很羡慕。
越是成绩上上下下的学生，读书的时候就越苦，直到成年以后，我还经常梦见自己坐在中学的考场上抓耳挠腮，题目不会做，吓出一身冷汗。哪个孩子不想摆脱枯燥高压日复一日的学校，去外面更大的世界看看呢？
我把翻译材料交给罗佳敏后没几个星期，有一天早上一上班，袁大姐跨进办公室连包都没放下，就神秘地把吴科长拉进我们办公室，关上门，一脸兴奋地跟我们说：“哎你们知道吧，上次罗佳敏说要送儿子出国，我以为她随便说说的。没想到昨天晚上她在食堂跟我说，真要去了，现在去还得上一年什么语言，多耽误一年——你说她是不是魔怔了？”
我不动声色，假装也很惊讶：“真的呀？那她哪来这么多钱啊？光我们这儿的收入，肯定不行吧？”
袁大姐还背着包，就说开了：“哪是她老公啊，她老公估计赚得还没她多，还不是得靠她那特别难搞的公公婆婆。”她压低声音：“你不知道，别看罗佳敏在单位跟个老虎一样，她这半辈子，可没少吃她公婆的苦。有钱是有钱，但她也没花上，所以就变着花样想让公婆掏钱。”
吴科长平时总是没睡醒的样子，说到罗主任的事情，倒是精神奕奕了起来。
“我爸有个朋友，知道她公婆的，都退下来这么多年了，无非是退休工资多一点，要到英国去，我觉得也够呛，后面还有那么多年呢，万一……”她跟袁大姐挤挤眼，“人么总是要走的，你们说是吧……”
那个早晨，袁大姐始终没顾上把包放下，和吴科长一起，从罗佳敏大学毕业进单位开始说，一直说到她昨晚公布儿子要去英国的消息。原来，罗佳敏自己是杭大（后并入浙大）毕业的，对儿子的要求，是不能比自己差。她当年刚进单位，就经老领导牵线，认识了她老公。和她小镇姑娘的出身比，老公家庭背景确实不错，父母都在老牌垄断国企身居高位，但她老公是个妈宝男，性格懦弱不求上进，介绍给罗佳敏的时候已经年过三十，比罗佳敏大了整十岁。
讲到这里，吴科长拍拍我的手：“小颖你晓得吧，罗佳敏年轻时候就这样，什么都要争第一，什么都要比别人强，自己是这样，现在她儿子的事情也这样。什么国内教育体系不适应啊，那是看在她是领导的份上我们安慰她的，她还真以为自己儿子被埋没了，其实就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不是读书这块料。”
袁大姐也点头：“小颖，我跟吴琳是看着俊俊长大的，小时候带到单位来，看着就不怎么聪明。要我说，上什么民办初中啊都是瞎花钱，出国更是瞎胡闹，考上清华北大的难道个个家里都有钱上民办？都是靠孩子自己读出来的，她不认命也没用。还不如我们这样，实实惠惠读个高职，将来工作也不愁。”
说完，她转向吴科长：“吴琳，你女儿考大学什么打算啊？”
吴科长说得轻轻巧巧：“我们是女孩子，到时候读个财务，本科考不上就大专也行，出来早点嫁人生孩子。读到博士还能怎么样啊，难道想当科学家啊？科学家最后也要生孩子的……”
3
2019年夏天，对罗主任和袁大姐来说应该都很难忘。
罗佳敏的儿子小学毕业，暑假举家到英国毕业旅行了一趟，开学后，先去英国读一年语言过渡，然后入学英国排名很靠前的一所初中，据说上牛津剑桥也不是没有可能。
袁大姐的儿子参加了国内高考，发挥平平，考上省内一所高职院校，选了酒店管理类的“订单班”，毕业后就去酒店做基层工作。
待到工会组织中秋茶话会，我们又来到了龙井茶园。罗佳敏做到了自己想做的事，人的状态也不再是忧心忡忡。袁大姐的儿子说不上发挥失常，但人总是有些侥幸心理的，儿子没有超常发挥考上本科，她多少是有些失落的，看着大家围着罗佳敏半真心半恭维地夸她儿子前途一片光明，我听见她和吴科长小声嘀咕了一句：“她不就是花钱了？”吴科长胆子小，对袁大姐摆出一个“嘘”的手势。
我一直记得那年龙井茶园的秋色。在那个时候，接受了各类网络信息和网络焦虑的我，自然觉得袁大姐和吴科长，代表的是中年女性的油腻和狭隘。可能是中介网上的案例做得太好，我以为罗佳敏的儿子最终是会曲线救国成功的。
然而生活就是那样瞬息万变。那时候谁也不会想到，就在短短的3个多月以后，习以为常的世界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前只道是寻常的很多事，都突然要翻盘重来。
2019年夏天，对罗主任和袁大姐来说应该都很难忘。
罗佳敏的儿子小学毕业，暑假举家到英国毕业旅行了一趟，开学后，先去英国读一年语言过渡，然后入学英国排名很靠前的一所初中，据说上牛津剑桥也不是没有可能。
袁大姐的儿子参加了国内高考，发挥平平，考上省内一所高职院校，选了酒店管理类的“订单班”，毕业后就去酒店做基层工作。
待到工会组织中秋茶话会，我们又来到了龙井茶园。罗佳敏做到了自己想做的事，人的状态也不再是忧心忡忡。袁大姐的儿子说不上发挥失常，但人总是有些侥幸心理的，儿子没有超常发挥考上本科，她多少是有些失落的，看着大家围着罗佳敏半真心半恭维地夸她儿子前途一片光明，我听见她和吴科长小声嘀咕了一句：“她不就是花钱了？”吴科长胆子小，对袁大姐摆出一个“嘘”的手势。
我一直记得那年龙井茶园的秋色。在那个时候，接受了各类网络信息和网络焦虑的我，自然觉得袁大姐和吴科长，代表的是中年女性的油腻和狭隘。可能是中介网上的案例做得太好，我以为罗佳敏的儿子最终是会曲线救国成功的。
然而生活就是那样瞬息万变。那时候谁也不会想到，就在短短的3个多月以后，习以为常的世界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前只道是寻常的很多事，都突然要翻盘重来。
到了3月中旬，罗佳敏因为强行飞往英国、差点被纪律处分的消息传遍了全单位。
“她硬要去英国接儿子，领导拦都拦不住。你们都懂的么，现在这个时候，肯定不给批的呀。领导都给她想办法了，叫她老公去嘛，她老公是企业的，总归好一点，她反正就是要去……”平时看不出来，杨秘书这么喜欢说领导的是非。
“她怎么敢叫她老公去，你们又不是不知道，罗佳敏在我们这里说一不二，在家里屁都不敢多放一个的人……本来他们家就是都不同意送孩子去英国，她一意孤行非要去，现在出了这么个事情，那还不是所有的锅都她一个人背。”这个故意压低又难掩兴奋的声音，来自袁大姐。
接下去，她们俩又絮絮地说了不少话，声音很小，但是内容隐秘又劲爆，一边说一边笑，我也不忍再参与。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打开电脑搜索新闻——原来英国不少学校在3月中旬提前开始放假，后面的课程也改为网课。袁大姐讲得刻薄些，但是实际情况恐怕只会更糟，海外留学生不仅要孤苦无依面对疫情，还要抵抗特殊情况下激化的种族歧视。
罗佳敏的儿子只有13岁，出国还不到半年，寄宿在英国家庭，此前没有任何独立生活的经验。罗佳敏的心急如焚，我感同身受。
有时候，我们下意识就会以为我们在社交网络上看到的就是这个世界的常态。社交网络上，到处是北上广的高知家长们“鸡娃”不遗余力，仿佛拼尽一切众星拱月才是养娃的常态。罗佳敏有条件，给孩子更好的教育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生活要复杂得多，中年人微妙而又酸楚的嫉妒心藏在重重掩映之下：因为没钱或者不舍得花钱放弃了“鸡娃”的家长，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都要不断说服自己才是做了正确的决定，甚至不由自主地希望别人“鸡娃”失败，进一步印证自己的精明和决断。
很难说哪一种孩子更幸运。“鸡娃”这件事，好像怎么选都是两难。
4
中国有句古老的谚语，屋漏偏逢连夜雨。
到了5月，天气转暖，疫情缓解，罗佳敏结束了三天两头请假的日子——杨秘书带来了她最新的坏消息：罗主任正式请了长假，照顾从英国回来的儿子和突发小中风住院的婆婆。
“啧啧啧，惨是真的惨。她婆婆那个人，你们晓得吧，都小中风了，听说一个星期还赶走好几个看护嘞……我跟领导到医院去慰问，当着我们的面，也没给罗佳敏什么好脸色看……阴阳怪气，话里话外说儿媳妇毁了这个家，孙子都是她害成这样，病就是被她气出来的……就这样噢，她老公居然还在上班，家里一点也不管，搞得好像多大的领导一样，啧啧啧……”
“那她婆婆万一要是咽气了，退休金不是没了？那她儿子还去不去英国读不读书了？”吴科长依然在嗑瓜子。
“我就说，去英国就是瞎胡闹，现在湿手捏干面粉了吧，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还浪费这么多钱，也不知道是哪根筋搭错了……”袁大姐语气格外得意。
我实在听不下去，忍不住打断：“那罗主任自己还好吧？”话说出口，也觉得自己明知故问，能好到哪儿去呢。
“小颖你还没男朋友吧，听我们的，不要跟他们外地人一样，就盯着人家家里条件好。有的人家是看着条件好，其实空心老官，再说有钱不给你用，还不是等于没有？等人家瘫在床上，还得你伺候……”杨秘书暧昧地跟吴科长、袁大姐交换一个“你们懂的”的表情。
三个人说完罗佳敏的事情，又絮絮说起自己的孩子，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袁大姐的儿子在高职才读了不到一年书，学校就预通知，如果疫情缓和，这一届学生就要开始去酒店实习。袁大姐有些舍不得，19岁的男孩子，正是精力旺盛受不了拘束的年纪，从小在家里娇生惯养，去了酒店实习，在袁大姐看来就是“做服务员”。她怕儿子受委屈，但要是不去实习，完不成“订单班”的实习计划，将来毕业了就不能“包分配”，正是两难。
吴科长的女儿转眼就要上高三了，只是一所普通高中，在学校成绩不上不下。她也想过给女儿请家教，可请家教的话，要长期才有效果，她算来算去，这笔钱相对于我们单位的工资，是一笔不小的花销，她怕“女儿不是读书的料”，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又怕这笔钱没花，最后落下埋怨和遗憾，也是两难。
杨秘书的孩子上小学三年级，是个不爱学数学、很爱唱歌跳舞的漂亮小姑娘，成绩也是中等，她安慰两位大姐，说她刚进单位的时候，招聘的编外人员都是大专生，但是今年最近一批招进来的编外人员，已经都是研究生了。“现在研究生也很难找工作，未必比高职好得了多少”。
她说的也没错，我当初考上单位的编制，手握的只是省内一所普通大学的本科学位。短短几年时间过去，我要是现在再找工作，连劳务派遣人员的资格都没有。
2020年的夏天，罗佳敏的婆婆身体好转，她重新回到单位上班。她打扮依然精致，人更瘦了，眉目间却添了好些人到中年的疲惫。
从3月她几乎是赌上职业生涯飞赴英国去把儿子接回国开始算，此时俊俊已经在国内上了半年的预科在线教育。按照原计划，俊俊在英国读一年预科后入学英国的初中，本来就要比同级的孩子晚一年上中学，只不过中介机构的老师给罗佳敏算过，英系的硕士学位只要一年就可以获得，晚一年也没什么关系。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全球疫情都在反复，预科又没有正规学位，如果不确定什么时候能重返英国正式上中学，上网课等于是浪费时间。
初中是我国的义务教育，这就意味着，如果俊俊就此放弃赴英留学，可以在2020年的9月入学本学区划片的公办初中，回归国内教育体系。
在我以为罗佳敏会放弃让儿子留学做稳妥的选择时，她又请了长假，这回让袁姐都有些同情她了。
经辅导机构的中介介绍，俊俊暂时搁置了赴英计划，也不在国内体系入学，转而到常州读一家所谓可以“无缝对接”英国教育体系的国际学校进行过渡，等疫情缓和，可以直接转学到这家中学的英国总部。
据说这家国际学校的英国总部赫赫有名，牛津、剑桥的录取率很高，课程与国际接轨，有大量的素质教育课程，比如戏剧、骑马、小语种、高尔夫什么的——当然，价格也与国际接轨，常州的这所分校每年的学费就是近15万人民币，光做四季校服的钱就要再加5000多。
我看到这个价格的时候，第一反应是：从小到大，我爸妈为了我上学花的钱，加一起都没有15万。
罗佳敏在儿子留学这件事上执念越来越深。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内外疫情形势的变化，她越来越被动，却越来越偏执，她把儿子送到常州国际学校后，回来像祥林嫂一样逢人就夸国际学校好，还劝其他同事也送孩子去读国际学校，比如杨秘书。
杨秘书来找袁大姐抱怨这件事的时候非常生气、情绪激动，一边大力扯开我们递给她消气的零食包装袋，一边就讲起来：“你说罗佳敏有意思吗，自己儿子现在弄成这样，她就不盼别人好。成绩拔尖的孩子毕竟是少数，大多数孩子不就是我女儿这样的中段生？你知道她讲什么啦，她说我们女孩子升到高年级，读书会更吃力的，万一滑到职高，好好的孩子就毁了，职高有一半人要上呢，不如早点做打算……”
我不动声色地偷看了袁大姐一眼，没想到袁大姐对着我意味深长地笑了一下，我被她笑得后背一凉。
5
2021年秋天，俊俊在常州国际学校升入初二，他的同学们在“双减”之下升入初三，课外补课都没有了，人生的第一次分流却还在。到了冬天，杭州的疫情又有几次有惊无险的反复，我们单位也随之忙了一阵。
元旦前，我们谁也没有想到，会在那样的情形下见到罗佳敏的老公和儿子。
和保养得当的罗佳敏相比，她老公实在是不修边幅，秃头、啤酒肚、略微浮肿，黑色羽绒服下摆居然还露出一角咖啡色格子的家居服。他到我们单位来，叫嚣着说罗佳敏中了中介的邪，说不定还跟中介是一伙的，合伙起来害了他儿子，要单位做主，让她把钱吐出来，要跟她离婚。俊俊跟在爸爸身后，已经是个少年的模样，他不躲闪也不说话，戴着眼镜，看着这样的爸妈，摆出一脸青春期特有的故作无所谓。
我们这才知道，原来常州的国际学校虽然名义上是那所英国学校的分校，在罗佳敏老公出面再三逼问下，中介被迫提早摊牌，承认国际学校的学分和年级在英国并不能被承认，转学一事只是为了让罗佳敏继续“投资”的权宜之计，如果俊俊还要去英国上中学，从2019年到现在的所有学习经历几乎都是白费劲，他的起点还是小学毕业。同样，因为这所国际学校和国内教育体系不能互认，俊俊要在国内上学，也要重新读初一——而他以前的同学都马上就要上高中了。
如果不想白白耽误这3年，只能接着听从中介的建议，在常州的国际学校升入高中，将来从国际学校申请英国的大学——而这已经远远偏离了罗佳敏当初的计划。在过去的近3年里，他们一家已经为了俊俊的“留学”花费了将近100万，换来的只有儿子的前途未卜和被气中风了的奶奶，罗佳敏的老公知道真相后，近乎崩溃，才来我们单位大闹，一口咬定中介是骗子，甚至臆想出了自己妻子和中介合伙欺骗他们一家的情节。
我的记忆，定格在那个疲惫的中年男子在走廊里破口大骂自己的老婆，面沉如水的青春期少年对着这样的父母一言不发，大家站在办公室门口指指点点，和罗佳敏“砰”的一声大力关上办公室的门。
一眨眼，2022年已经快到4月了。听说俊俊还留在常州那所国际学校，接下来也应该会继续留在那里读高中。我们私下暗戳戳地分析过，常州这家学校看起来很正规，从官网上看，历年申请成绩斐然。如果走国内的教育路线，苦哈哈地埋头读3年初中，参加中考几乎就要脱一层皮，再地狱般读3年高中，走上高考的独木桥，还大概率考不上985高校。这样一看，在国际学校读书不需要参加中考，大学是申请制，学校和中介机构都能提供文书服务，申请到名校的概率也挺高的，如果官网描述的一切都是真实的，那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当然，算上中学6年的学费、申请费用、大学后留学的费用，价格也是十分辣眼的。我们几个家里条件一般的下属，也不知道哪来的劲头，还凑在一起认认真真给罗佳敏按计算器算过，算出了一个令人咂舌的数字，连袁姐都忍不住透露出一丝羡慕，走这条路，除了贵，没别的毛病。
我忍俊不禁，心想，“贵，是我们自己的缺点吧……”但我到底是不敢说出这句话的。这一大笔钱，对哪个家庭来说都不是小数目，这条路的难，大部分都难在了罗佳敏身上。不知道罗佳敏为此会在家里怎样斡旋，为了儿子她能做到什么程度。
从2019年初到现在，3年时间，有的孩子已经走过了千山万水，有的孩子还没准备好就要走上社会，他们背后的家长，则在这段时间里从意气风发到迅速衰老。对于我，更多的是恐惧，我怕将来我的孩子也只是资质平平，而我也没有能力给TA最好的学习生活条件。我怕TA问我：妈妈，为什么我同学不用中考、不用高考啊？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那些嘲笑罗佳敏像祥林嫂一样执迷于出国还到处给人安利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平心而论，这件事轮到自己头上，我们未必能比罗佳敏做得更好。
我可以对孩子没有要求，但我很怕TA对这个世界失望。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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