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异农村女如何嫁给亿万富豪？
========================================================
跋涉千里赶招工 迟到半晌一场空
那年，壶口公社的5名知青（寨子村的莫缭乱、桑柏村的钟解放和夏小欣、桃曲村的景文和西塬村的赵晨）厮干上回陕北赶招工。
到北京站上车前，看到商亭里有卖橘子的，在灯光下红红的橘子颜色鲜艳诱人，在当年，在北方橘子可是稀缺水果。莫缭乱老兄想起了在上堠村一个人苦熬的胡波兄，上前买了2斤，给胡波兄带上尝个新鲜。
第二天上午到了临汾，几位知青赶快跑到汽车站买去吉县的汽车票。但被告知，下雪了不通车。无奈，几个人又在临汾窝了一天半，到出发后的第四天上午才乘坐上去吉县的长途汽车。到吉县乘坐的长途车是大卡车，应该说是乘站的是大卡车。卡车上太脏，没法席地而坐，只能迎风站立。车开起来，迎面如同刮起5、6级大风，12月底的气温零下十几度，当风而立，周身寒彻。车上除了知青就是农民，大家都是受苦人，站在车上吹风总比走路强，刚上车时一个个的还兴高采烈的。大家把所有的衣服都裹上，头脸都包起来，挤站在一起。200多公里的路汽车开了7、8个小时才到吉县。
在吉县住了一夜，出发后的第五天早上7点，5位壶口知青从吉县县城出发，奔100里外的壶口公社桑柏村走去。从吉县县城出来沿着川道走20里平路，到狮子河村开始上塬。狮子河村口石崖下有一股碗口粗的泉水，水量充沛，甘甜可口。以前景文从壶口出发到吉县的路上，在这里总要停下来饱喝一通泉水。这次，天寒地冻的，又走了没多远，大家没去喝水。
上塬以后走几十里路，翻几架沟，到一座大山脚下。要再翻过这座上下几十里基本没有人烟的名为高祖山的大山就可以到黄河边了。到下午大家开始翻大山，几个人走得很慢，因为莫缭乱老兄和赵晨老兄都是得了肝炎刚刚好，还在恢复期，钟解放老兄也是得过肝炎，都不能太累。夏小欣是女同学，此时也很疲惫。大家此次回来虽是轻装前进，但一个人至少有一个大提包。景文没有病，倒是欢的太太了，看大家上山吃力，就分担几位的负担，身上背了三个人的行李，还不时地要回头等大家。
大约到下午4点多钟大家登上了高祖山的山顶，大家坐在路边休息，向西望去，看到了黄河河谷，看到了黄河对岸落日余晖下齐天高的壶口公社的制高点安乐山，看到了河对岸的壶口公社北面的由西向东如卧龙般蜿蜒伸展几十里的高柏塬，更北边的高齐天际的阁楼塬。在冬日斜阳余晖的照耀下，对岸的山和塬好像是近在咫尺，但实际上还要下到黄河河谷底，过黄河再从谷底上塬，还有4、50里地。
此时，虽是隆冬季节，大家爬山爬的浑身冒汗，口干舌燥。行囊中也没有水，还有漫长的路程。莫缭乱老兄考虑了一下，打开提包，拿出了在北京站买的2斤橘子给大家分。边分橘子嘴里边念叨：胡波兄弟，不是我们不想着你，实在是我们太渴了。大家一致坚持，无论如何得给胡波兄弟带几个橘子回去，最后留了四个橘子。
几人走下山到河谷谷底的七郎窝，天已经完全黑了。疲惫、寒冷、饥饿、干渴同时袭来，大家都走不动了。几位知青到新修的黄河大桥边上的军营里讨水喝、讨饭吃。解放军叔叔真好，端上了鸡蛋炒饭和开水让几位知青美美地吃喝了一顿，还不要钱。吃饱喝足，向解放军叔叔道一声谢，几位知青又匆匆上路，此时已是晚上7点多了。
过了黄河大桥，就踏上了陕西的地界，这里原来是圪针滩渡口，原来艄公在这里扳船渡河，每个乘客收1块钱，现在黄河大桥修好了，艄公们也失业了。
圪针滩渡口离壶口公社所在地桑柏村还有20里地。
三位男生病号和一位疲惫的女同学，鼓起最后的一点余力在黑暗中奋力向山上爬去，景文背着大包小包大步流星赶上。晚上9点整，用了14个小时，走了近100里路，五位知青终于走进了公社院子，直奔亮着灯的公社书记高延河屋里去。
高延河书记见到几位知青说，你们来晚了。8点半公社党委会才结束，会上决定，当下在公社的知青全部推荐招工，不在的就一律不考虑了。
几位知青当时就急了，说我们只晚到了半个小时啊。
高沿河书记说党委会已开完作出决议，没法改了。
夏小欣同学心里着急，拉着大家去找北京干部组组长老王。大家摸黑在村里转了半天，摸到老王住的窑洞，央求老王给想办法。老王的回答很明确，党委会开过了，决议做了，不可能为你们几个人专门再开党委会。这次招工没有可能了，等下次吧。
几十年以后景文才知道当时的真实形势。当时给公社下达的招工指标比在册的知青人数少了不少，今后可能不会再有大规模招工的机会了。怎么选拔，对北京干部来说实在是一个难题。最后只好作出决定，不在村里的一律不推荐，兄弟、姐妹二人在公社里插队的只推荐一人。可怜那些父母，原想兄弟、姐妹一起插队能有个相互照应，到头来，却只能一人走，一人留。
夜深了，交涉无果，几位知青沮丧地各自回村。
五位知青千里奔波赶招工的结果是，晚到了半个小时，失去了推荐资格，彻底完蛋了。
仅仅晚了半个小时就招不上工了，就断送了前途，就要一辈子呆在农村了，景文非常沮丧。要是早一天从北京出发，要是不下雪，不在临汾耽误一天；要是在吉县早出发1个小时；要是路上走快点，早到1个小时；要是不在解放军那吃饭少耽误点时间；要是…..，要是…….，要是能做到上述哪一条，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景文几乎一夜没睡着，不断地吃着后悔药，但没有一剂后悔药能救得了景文的困境。
第二天景文到桑柏邮电所给家里发了一个电报：回来晚了半小时，没赶上招工，一切都完了。
景文发电报光顾了自己发泄郁闷，差点要了老爹、老娘的命。几年后，景文再次见到父母时，他们告诉景文，看到电报，父亲和母亲霎时泪流满面，久久无言。他们知道，自己的儿子心气高，总是为怀才不遇而深深烦恼，现遭此重创，怕他精神上被击垮。他们都是平头百姓，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儿子在千里之外的困境中挣扎，却是丝毫帮不上忙。他们说，那段时间像行尸走肉一样，生活好像完全失去了意义。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从邮电所出来，景文顺便去看望钟解放和夏小欣同学。
钟解放同学是一位儒雅潇洒的人，非常豁达，见到景文忧心忡忡的样子，劝慰景文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心放宽点，天无绝人之路，没事的。钟解放同学的自信和坚强感染了了景文，景文也暂且放下了烦恼。
夏小欣同学则是情绪低落。夏小欣是干部子女，美丽而气质高贵，景文过去对她的印象是冷淡、高傲。文革以后，景文对干部子弟都敬而远之。景文一直以为干部子弟们都生活在天堂里。这一年多景文与桑柏村的同学们有些交往后，却发现夏小欣也有烦恼，甚至烦恼更大，和自己一样，都是落难的人，落难的人之间倒共同语言挺多。
夏小欣同学告诉景文，她父亲现在的状态比戴着大叛徒帽子的钟解放同学的父亲的情况好不了多少。她告诉景文，他的祖父去世早，祖母年轻守寡，将夏同学的父亲拉扯大。她的祖母辛勤劳作，供夏同学的父亲上学，最后把家产变卖殆尽，一直供夏同学的父亲直到从南京中央大学毕业。大学毕业后，夏同学的父亲到国民政府的学院里任职当教师，有一份不错的收入，于是将老母亲接来奉养。
没有多久，抗战爆发，夏同学的父亲经地下党的动员，决定去延安参加抗战，从此走上革命道路。为了去延安参加革命抗战，夏同学的父亲只能让老母亲回家乡。但家乡的田产已变卖殆尽，老母亲回到家乡生活陷入困境，经常要靠乞讨度日。夏同学的父亲为参加革命，牺牲了亲情，义无反顾，忠孝不能两全，殊为难能可贵。
可到了延安以后，在整风运动中，康生搞“抢救运动”，从国统区来的人一大半被怀疑是特务，夏同学的父亲成了国民党特务嫌疑人，被关起来，逼供信，整得死去活来。“抢救运动”中不少人被整的丢掉了性命，好在夏同学的父亲咬紧牙关熬到了最后，直到上级纠正“抢救运动”的错误，才被放出来重新工作。现在文化革命，这段历史又被翻出来，时任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局长的夏同学的父亲又被打成了“大特务、大叛徒”，再次遭到残酷迫害。好在有当年整风运动的经验，夏同学的父亲不惊、不怖、不畏，咬紧牙关，煎熬加坚持，坚信有出头之日。
当时招工、招生的政审条件已有所放宽，由原来的父母“历史清白”，改为父母“历史清楚”。从“清白”到“清楚”这条件可放宽多了。成分低点，甚至历史上有点污点都关系不大，只要清清楚楚，有政治结论就可以，哪怕结论稍差一点，也可以符合政审条件。
但正宗的干部子女钟解放和夏小欣同学的父亲们现在恰恰是专案还没有政治结论，达不到“历史清楚”的要求。他们现在的政审状态比景文这种知识分子出身的人还要糟糕得多。
知道了两位干部子女同学的烦恼后，景文才明白，这个世界上真是人人有烦恼，不要以为世界上只有自己一个人是苦孩子，景文的烦恼倒释然了很多。
=======================================================
起死回生 广播里喊你的名字呢
驮水，许崇平提起木水桶装上驮架，陶冶（作者景文）在边上看热闹
晚上8点钟，窑洞里的小喇叭响了，转播“新闻联播节目”。8点半“新闻联播节目”结束，喇叭里又广播了一个通知，通知里念了几个知青的名字，让这几位知青尽快到公社去，有重要事情。
景文漠不关心地听着通知，心中感慨道：又有一批知青要招工走了。
等等！景文好像在通知里听到了自己的名字。广播里又念了一遍通知，这次景文真真切切地听到了自己的名字。
过了一会儿，几位老乡来到窑洞里，进门都纷纷说，广播里喊你的名字呢，纷纷祝贺景文招上工了。
景文告诉老乡们，公社书记和北京干部组长很正式地向我们宣布过这次招工我们回来晚了，没我们的份。这个通知可能是别的事情，不是招工的事情。
老乡们说，肯定是招工，现在刚过8点半，公社只有2里路，你赶快去公社问问去。景文知道招工对自己来说已是大势已去，但此时心中的希望又有点死灰复燃，于是立即动身去公社找北京干部。
景文匆匆赶到了桑柏村南窑坡上的北京干部的窑洞里。窑洞里只有北京干部老陈和坪佐村的北京知青许国庆（时任公社的团委书记）。
老陈同志让景文坐在小凳子上，自己和许国庆坐在对面的炕上，老陈说，我们要和你好好谈谈。
景文问，谈什么？
老陈同志很严肃的问道，如果给你一个机会，推荐你去工厂，这一次你能不能服从分配（景文在1971年10月有过一次拒绝去梅七线汽车修理厂的想上大学的不服从分配的记录）？
从早上送走张启疆和胡波兄到现在不过十几个小时，景文却是度日如年，孤独、恐惧和在黑暗中沉没的感觉虽然没有摧垮景文，但已彻底地摧毁了景文的高远志向。什么上大学，什么去关中800里秦川的大工厂的最高理想，现在统统靠边站吧！“我已经受够了，赶快让我离开农村吧”是景文唯一的想法，能去延安的工厂就烧高香了。
这时，国庆问景文，如果分你去延安姚店电厂，你去不去？
听说姚店电厂离延安城足有60里远，很偏僻，说是在延安，实际应该在农村山沟里。
景文此时感到自己就像集市散场时没卖完的剩菜，赶快卖出去是唯一地选择，否则就要烂在手里，再低的价格也得卖。于是一拍大腿说，推荐我到哪里都去，延安姚店电厂我去。随后又胆怯地加了一句，你们可别让我去昝家山道班儿。
老陈同志和国庆对视了一眼，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国庆说，那就让你去姚店电厂了，怎么样？
国庆是景文小学和中学的双重同学，国庆询问时脸上现出调侃的微笑。
老陈同志说，好了，不要吓唬人家了。
老陈同志对景文说，好，有这个态度就好。我们决定分你去汉中54号信箱。汉中54号信箱是三机部的工厂，属于三机部在汉中的012（念作洞幺二）基地，012基地是三机部的大型运输机生产基地，汉中54号信箱离汉中市区65公里，是三线国防工厂。汉中是鱼米之乡，条件比延安地区好得多。
三机部！012基地！听起来就那么神秘，尖端（科技），航空工业！国防工厂！鱼米之乡！
美的很！燎地太太了！！！
真是起死回生，喜从天降，比自己的“最高理想”还要好。
巨大的喜悦使景文脑子里一片混乱，景文站起来，走上前去，紧紧地握住老陈同志的手，结结巴巴地说了一句话：感谢党的关怀！
在这个时刻，对政治一向消极的景文竟然脱口而出了一句高度政治化的感谢语。
景文在回桃曲村的路上想起了这十几天以来的失望和煎熬，张启疆和胡波兄走后这十来个小时里自己心中的恐惧和迷茫，一切就像一场梦，所有的痛苦，恐惧、煎熬和失落不过就是一场茶杯里的风波，就像一场假戏真做的悲喜剧。同行5人都招工落选，唯有自己一人最后不仅从死局中翻盘，而且其结果好的令人难以置信，超过了自己原来的“最高理想”。
但是“落单”在山村带来的恐惧还是沉淀在景文的内心深处，伴随了景文很多年。到工厂的前几年，景文曾多次梦见自己仍在山村，在无边的黑暗中挣扎、下沉，最后被惊醒。景文对一同回来赶招工的寨子村的道号莫缭乱得邓同学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景文一人在村里仅仅过了短短的十几小时，就被吓得好几年噩梦连连，而莫缭乱同学可是在偏远山村苦熬了8年，其中4年是孤身一人。8年啊！要多么坚强的神经啊！景文由衷地佩服啊！
当时景文还太年轻，只知道高兴，甚至有一种侥幸逃生的感觉，感觉自己的命是够好的了，但不太懂得感恩。随着岁月的流逝，年龄的增长，景文的感恩之心越发深重，真应该感谢诸佛菩萨的护佑，感谢上天的眷顾，感谢老陈同志和许国庆同学的帮助，感谢众生的恩情。
2008年10月，听说在蓝家庄插队的敏同学和与老陈同志在公社机关共事过的许国庆同学要到河北定兴去看望已退休回老家的老陈同志，景文为感谢老陈同志当年在关键时刻给了自己决定性的帮助，也和他们一同前往定兴看望老陈同志，并向他当面致谢。当年老陈同志和景文只见过两面，因为当年壶口公社有200多知青，他已记不太清楚景文，更记不得在招工的问题上给景文帮忙的事情了。但景文对他的感谢和感恩之心是永远也不会磨灭的。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前两天同村插队的陈苏平同学看了我的上一篇回忆文章《就剩我一个人了》后，告之我还有两个恩人。陈同学的原话是：你要感谢胡波，当年正是胡波把队长打了，队长最后跟当时负责招工的人说，强烈要求把村里的学生都招走，一个都不要留，所以你才得以离村。
实际上，对于贫困的乡村来说，知青不论好坏，都是来分吃农民本来就不够吃的口粮的外来户，给饥饿贫困的农民增加了负担，带来了麻烦。虽然经过几年的插队锻炼，但知青们劳动和生存能力比之农民还是有很大差距，这些知青实际上就是生产队的累赘，贺新明队长当时想把知青赶快送走的心情，可能代表了当时农民们普遍的想法。
真如赵晨兄诗词中写的：机运无情，人生有定。胡波打人肯定不对，但阴差阳错由此引发新的机缘，队长发怒，对所有知青产生厌恶感，强烈要求把所有知青召走是为我被招工出了大力。胡波兄和贺新明队长真真是我的大恩人！永远感恩！胡波兄几年前因心脏病离世。愿他早日超生，离苦得乐！南无阿弥陀佛！贺新明队长现已年过八旬，已经搬到县城里居住。愿老人家健康长寿，喜乐平安。
1972年12月31日，1972年的最后一天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冬日。景文一早去公社办招工手续，心境如朝阳般暖洋洋、亮堂堂。
景文办完手续，先到邮局发了个电报给父母，内容是，“分配到汉中54号信箱国防工厂请放心”。先把父母从担心忧虑中解救出来。然后到桑柏三队与解放同学和夏小欣同学道别，把村里的一瓶菜油和从北京背回来的几瓶猪油及其他食品送给他们，他们还要在村里艰难度日呢。大家互道珍重而道别。
景文回到村里和队长办理交接。按队里的要求，除了景文的行李衣物以外，所有的东西，包括粮食、灶具、工具等等全部无偿交给队里。景文一向和村里相处得很好，也不愿和村里算小帐，东西全部交给村里完事。
景文听说过各种各样的离村方式。景文的一位朋友，他父亲文革前是辽宁省委书记（当时有第一书记），和一帮省级干部的孩子一起下乡插队。辽宁省是文革的重灾区，老干部被整得很惨，他们这帮干部子弟在农村插了6、7年队才被招工，还是招到县粮库里当扛麻袋的装卸工。他们离开农村时，把除了房子以外的所有东西都堆到院子里烧了，真是怨气连天呀。
景文可是毫无怨气，心情轻松愉快地和老乡们告别。队里派副队长贺宗保赶毛驴送景文去县城。景文和贺宗保捆好行李，绑好驮架，已是下午。景文让贺宗保第二天赶毛驴将行李送到县旅社。景文下午先走，到西塬村去看望张启营兄和赵晨兄。
今天是12月31号，招工指标是不能过年的。1972年的招工到此结束了，赵晨和张启营二位老兄没招上工已成定局，还要在农村苦熬下去。景文要在今晚赶到20里外的西塬村，在离开之前无论如何要去看望二位老兄，并道别。
这次大招工后不久，北京派来的1300名干部完成使命全部撤回北京，延安地区再没有面向知青大规模招工了。剩下的知青还有1973年考试上大学的一次机会，但招生数量极少，此后大学不让考试了，推荐上大学机会渺茫，知青们完全没有正规的离开农村的路子了。有病的办病退回京，没病又没门路的只能苦熬10年等到改革开放，上山下乡运动彻底停止到时都可以回城了，但青春已逝，无知识，无技能，成为弱势群体，蹉跎终生。
在贺宗保热情邀请下，景文到贺宗保家吃了晚饭，临走时还带上了两块贺宗保婆姨给烙的锅盔馍。
下午6点多从桃曲村出发，天已完全黑了。景文先走15里到蓝家庄，穿过蓝家庄下沟，翻一架沟走2里到大贤村，从大贤村顺山梁缓缓下坡走5里到西塬村。
西塬村只有十几户人家，座落在一个向阳的山坡上，全村没有一间房子，全是窑洞户。西塬村穷的太太了，村子里人均一年才分200多斤粮食，不得吃，不得喝。西塬村的知青6个老爷们，粮食不得够吃，还要到南边鹿川公社的那山里去买黑市粮，这几年可真是把苦给受炸了。现在剩下张启营和赵晨二位老兄还要继续受下去，真是凄惶的太太了。
景文从村口下一个大斜坡来到知青的窑洞门口。窑洞里漆黑一片，没有灯光，没有人。景文用手电筒照了照，看到窑洞门上挂了一把锁，门板上有一行用白粉笔写的英文字，赫然清晰：The key is in the window。景文不禁哑然失笑，这肯定是张启营兄搞的名堂，用英文告诉弟兄们钥匙在窗户洞里，欺负老乡不懂英文。于是景文把手伸进窗户下角的洞洞在里面的窗台上摸了半天，却是什么也没有。看来那一行英文字“钥匙在窗户里”可能是很久以前写给某位知青的。
景文问边上的老乡邻居们（知青和老乡住在一个院子里），老乡说二位知青1个钟头之前走了，说是去桃曲村了。
好我那爷啊！景文招上工了来西塬看望张启营和赵晨兄，他两位老兄却是听说景文招上工了，去桃曲村看景文，两家走岔了。
景文原打算今夜住在西塬村，现在只好继续向前行。
景文向沟里走下去，沟里一片漆黑。冬夜狼饥饿，一个人走路遇到饿狼会很麻烦的。于是景文从书包里取出半导体收音机，打开收音机，找到美国之音电台，把声音开到最大。
在1972年的最后一个夜晚，景文走在壶口公社边缘的山沟里，在美国之音的壮胆和陪伴之下，景文离开了他度过了4年青春年华的壶口公社这块土地。
晚上9点多钟，景文走到了甘草中学。甘草中学校长是桃曲村的耀祥他大（耀祥1970年招工到华山12号信箱）。景文找到耀祥他大时，看到这位贺校长的屋里挤坐满了学生。停电了，屋子里黑洞洞的，贺校长面前点了一盏煤油灯，所有的学生（大部分是女同学）都睁大了眼睛看着校长，凝神倾听，很多学生眼角还挂着泪珠。原来贺校长在给学生们讲故事，在讲当时风靡一时的朝鲜电影《卖花姑娘》的故事。
贺校长在县里看了《卖花姑娘》的电影深受感动，学生们也听说了这个电影，这里离县城60里地，学生们没机会看电影，趁停电无法上自习，就到校长屋里来听校长讲电影。景文在北京看过这个电影，景文悄悄坐在学生后面和大家一起听电影。景文发现校长讲得非常精彩，学生们听得感情非常投入，一个个眼泪汪汪的。
当夜，景文在甘草中学住下。第二天一早出发，向60里外的宜川县城走去，开始了向陕南进发的征程。
2022-03-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