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艳刚进我们看守所的时候,我和她并没有过多接触。直到那天,同事王姐在餐桌上说起,我才知道原来那个在本地掀起巨大舆论风波的母亲就是她。
李艳是个家庭主妇,她身体健康,没有精神方面的疾病,如果把资料最下面的“案情介绍”挡住,完全是个正常人。
可一个正常人,是干不出杀死亲生孩子的这种事情的。
1
2021年的一天,领导叮嘱王姐把“重点人员”李艳提到谈话室。按照规定,看守所的管教要在24小时内和新入所人员谈话,掌握其基本情况和思想动向。
王姐坐下后,并不主动提案子,只让李艳先介绍介绍自己的家庭情况——这么做是为了避免刺激她。按照以往的工作经验,这类人在冷静下来之后,往往会对自己的罪行感到懊悔,继而引发很多过激行为,有的甚至会试图自残、自杀。
王姐悄悄观察李艳,感觉她就是一个普通的女人,面相也不是穷凶极恶的,但她脸上也没有预想中的痛苦和懊悔。她坐在椅子上,动作神态都很放松,缓缓答道:“我家在XX镇上,家里以前有四口人,后来俺婆婆走了,还剩三口。现在俺儿子也死了,就剩两口了。”
说完这些,李艳顿了顿:“儿子是我杀的,我认。”
李艳生于1976年,34岁那年才生下头胎,是个不折不扣的高龄产妇。
生产刚结束,李艳便不顾疼痛疲累,抱着儿子在床上哭了半个多小时。很多年来,她都不曾像这样掉泪,但看到儿子后,她再也忍不住了。这些泪,一部分是因为得子喜悦,还有一部分是为这些年求子走过的路、村里人在背后的议论而流。
李艳和丈夫老汪是经人介绍结的婚,在成为夫妻之前没有见过几面。这类婚姻幸不幸福,全看命。一开始,李艳觉得自己命还不错。婚后她和老汪相处和谐,只是过了几年,他们的婚姻出现了一点“瑕疵”——一直没有孩子。
刚开始,李艳和老汪并不在意,觉得自己还年轻,不想早早做父母。况且那时候结婚两三年怀不上孩子的小夫妻不少,日子长了不也生了?
他们不着急,可把李艳的婆婆急坏了。在婆婆的催促下,婚后第三年,李艳和老汪开始“求子”。在本地农村,第一个上场的肯定不是医生,而是各种“神婆”、“半仙”。到了2004年,李艳和老汪已经拜完了各路神仙,改了家里的风水,吃了祖传秘方,可李艳的肚子还是没有动静。
终于,他们决定去省医院检查。医生拿到检查报告,说问题出在男方身上,老汪有弱精症。这个病可以治,首先老汪要戒烟戒酒,其次是按时吃药。这次就医,他们花了1300多块钱。
药吃完了,又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李艳还是没怀上。之后,他们又陆续跑了几家医院,可每次都是失望。
两口子在希望与失望之间不停地摇摆,一晃几年过去了,周围的议论声越来越多。就在他们濒临绝望的时候,老天爷总算给了他们一个惊喜——2010年,儿子出生了。
老汪赶了一回时髦,特地找大师用电脑给孩子取名。大师收了600块钱,在键盘上一顿操作,最后电脑屏幕上出现了6个名字。夫妇俩仔细比对,最后选了带“豪”的那一个。是希望这个小子这辈子能活得自豪。
2
说起和小豪有关的往事,李艳的话匣子就关不上了,可以说个三天三夜不停歇。王姐并不关心这个,她只想知道李艳是怎么看待这个孩子的,于是打断了李艳的讲述,问道:“你怎么看待你儿子的病?”
李艳叹了口气,没有正面回答,只说:“当初要是听医生的,那就好了。”
2009年的夏天,李艳兴致勃勃地去县医院做产检。去拿结果的时候,医生叫她再去做一个“羊水穿刺”,怀疑她肚子里的孩子可能是个唐氏儿。
李艳文化程度不高,并不知道“唐氏儿”意味着什么。她没多问,按医生的指示去做了进一步的检查。后来确诊后,医生说,这个孩子最好还是别要了。
李艳听完一下子就懵了。她求子求了这么长时间,好不容易怀上,怎么能因为一个没听说过的病就把孩子拿掉呢?她实在接受不了,最后问医生:“这个病,要命吗?”
李艳知道很多“孬病”,例如癌症什么的,她在心里给自己打气,只要不是那种要命的“孬病”,她就把孩子生下来。
医生见状,就尽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跟李艳解释,说这个病不要命,就是会让孩子变成一个傻子。李艳松了口气,说:“那没事,我得把他生下来。”
嘴上说得坚定,其实李艳心里也没底。那天她回到家,把医生的话学了一遍,想听听家里人的意思。
婆婆说:“孩子笨一点怕什么?笨就笨嘛!只要知道吃饭穿衣睡觉干活就行了,要那么聪明干什么。再说了,咱这一大家子人还伺候不了一个孩子?就算是笨、是傻,咱家也能把他拉扯成人。”
听婆婆讲完,李艳感觉心定了:对啊,笨点怕什么?不是还有我和老汪嘛。再说了,傻人有傻福。无论如何,这个孩子我生定了。
小豪出生后,傻不傻还不知道,病先来了。
本地有给孩子“剃头”的风俗。办满月酒的那天,主人家要在客厅摆下一张大桌子,上铺红布,放上剪刀等工具,请近亲给孩子象征性地剪剪头发。
给小豪办满月酒的那天,天气不好,早上李艳一醒来就听见窗外北风呼啸。她嘱咐婆婆:“今天风大,来的人也多,给小豪剃头的时候注意关门,别冻到他。”
婆婆满口答应:“哎呦,这还用你说嘛,你就安心坐你的月子就行。”
事实证明,婆婆并没有把李艳的嘱咐放在心上。当天亲朋好友来贺喜,她抱着好不容易得来的孙子得意忘形,光顾着炫耀,结果孩子被冻到了。
剃了头没多久,小豪就开始发烧,送到医院,医生说是肺部感染需要住院。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李艳对婆婆都没什么好话。
婆媳关系不融洽,这其中既有多年来共同生活积累的矛盾,也有李艳对婆婆的误解——那时的她并不知道,唐氏儿自身的免疫系统有问题,婴儿时期就比一般孩子更容易生病。
3
不知出自何种原因,李艳在与王姐的谈话中,极力想证明小豪是他们家的“福星”。她说自从儿子出生以后,家里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这都是小豪“带”来的。
2008年前后,本地农村兴起了一股养殖热潮,老汪也跟风养起了鸡。后来有一次老汪陪李艳去县医院做产检,接到同村的一个养殖户打来的电话。对方知道他在县城,想拜托他捎些饲料回去。
离开医院,老汪就拉着李艳去了一家饲料厂,也因此结识了该厂的营销经理。在这个人的指点下,老汪后来把自家的鸡棚处理掉,转而做起了饲料生意。
随着业务量逐渐增大,老汪拿到了该品牌在本镇市场的代理权。他由此发家,摇身一变,成了汪老板。李艳认为老汪发财,儿子功不可没,“要是没有这个孩子,就不可能碰上这个事,对吧?”
不等王姐回答,她又讲起小豪有多么乖巧。
“刚出生头一年,这么小的时候,晚上闹吧?我们村那些小孩儿都闹,特别是晚上,不睡觉不说还得抱着,一放下就哭。那些娘们儿自从生了孩子,就没睡一个好觉,受了老罪了。可就怪了,俺家小豪就不闹。一到晚上9点,不用哄,自己睡得呼呼的,那些娘们儿都羡慕坏了。”
“小豪打5岁起就会煎鸡蛋哩,这个本事,方圆二十里没听说哪个小孩会。”
……
随着孩子渐渐长大,这些优点不再值得对外人夸赞了。到了2018年,8岁的小豪依然吐字不清,比哑巴强不了多少,语言功能远远落后于同龄人。
其实小豪说话有问题在三四岁时就显现了,那时李艳想带他去医院,身边的人都说:“费那个功夫干什么,孩子还小,等长大了自然就好了。”
眼看孩子大了,毛病却一点没好,还是“呜喽哇啦”地说话。李艳幡然醒悟,这是病。她心痛,恨自己耳根子软、没主见,耽误了孩子。于是她下定决心,要立即带小豪去医院看看。这事她没告诉村里任何人,包括自己的丈夫。
辗转县市两家医院,最后医生给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小豪的一切毛病都是由唐氏综合征引起的。这病没法治,但如果进行科学专业的康复训练,未来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从医院归来,李艳把这事告诉了老汪,但没有全讲实话——李艳了解丈夫,他这个人一向对医院有成见,在他的认知里,医院就是明着抢老百姓辛苦钱的地方,除非万不得已,不要听信医生的话。而且,做饲料生意需要资金周转,有时养殖户没钱就要赊账,自家得往里垫,长期康复训练要花一大笔钱,老汪怕是不愿意掏。所以,她只说小豪吐字不清是因为舌头底下有根筋没长好,医生建议做个小手术。她打算先攒钱,等小学放了假再带小豪去做康复训练。
万万没想到,就在这期间,她的婆婆突发脑梗,在ICU里住了一个多星期,终于把命捡了回来,但留下了半身偏瘫的后遗症,从此床前不能没人。婆婆生了两儿一女,按理说亲娘病成这样,儿女们要轮番照顾,可老二老三却把担子甩给了大哥老汪。他们说:“咱娘平时最亲你,况且她还给你看孩子,给你干活,挣那点钱也都给你了。现在她下不了床,你得管。”老太太出院那天,被直接送到了老汪家,老二老三连饭都没吃就走了。
老汪是个男人,给老娘擦擦洗洗多有不便,这个活儿最后就落到了李艳头上。带小豪去做康复训练这事,就被耽搁了。
4
2018年冬天,因为种种原因,老汪的饲料生意黄了。闲下来的老汪无事可做,决定带小豪去大医院看看舌头。
从市里回来后,老汪喝了两天闷酒,然后就当什么都没发生一样。他不主动说,李艳只好去问:“怎么样啊?人家医生怎么说?”
老汪把自己听到的和想到的一股脑儿地倒出来,他的意思是,在家给小豪搞康复训练,不去医院了。
李艳一听,当时脸就拉了下来——在家里搞康复训练,谁来指导,老汪吗?他除了自己的名字,一个字都不会写,手机都玩不利索;自己也不行,平时看手机,十行字里总有三五个不认识;更何况,隔壁还躺着一位老祖宗等着她伺候,这不是耽误小豪吗?
之前李艳上网查过,儿子的病,10岁之前是最佳介入期,过了这个岁数,康复训练的效果就要大打折扣了。一瞬间,李艳心里闪过无数句话,句句都在说“不行”。但冷静下来,她也清楚眼下没有别的办法。
李艳急得直咬牙,特别恨这个没有办法的自己。想到儿子这辈子被自己耽误了,她忍不住“啪啪”扇了自己两耳光……
老汪骂她:“你是疯了吗?发什么神经!”
李艳的心里本就憋得慌,老汪的话如同点了火药桶,夫妻俩大吵一架,两个人都觉得委屈,尽情发泄压抑已久的情绪。
2019年正月还没过完,老汪就经人介绍要去郑州打工了。他年轻时学过木匠,给工地上的大师傅打下手,每天能拿到200元的底薪。走之前他把钱都留给了李艳,说:“你看着办。”
其实,李艳并不想让老汪跑这么远去挣钱,但为了生活,他们别无选择。老汪走后,卧床的婆婆就像掉落的树叶一样迅速干瘪了下去。小豪虽然个子不高,却异常壮实,跟一头小牛犊子似的,这让他闯祸的本事更高了。有时气极了,李艳往他屁股上招呼几巴掌,就跟给他挠痒痒似的。
既要照顾老的,又要操心小的,李艳一个人疲于应付。“那段时间就有了想法,就觉得活着也就这样,没意思。当然了,最后这样做,肯定是受了她(婆婆)的影响”。
2020年7月,李艳的婆婆去世了。李艳告诉王姐说,婆婆瘫在床上的时候,家里每个人都不痛快,她这一死,所有人都松了口气。“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孝顺。相反,我和老汪越孝顺,活得就越难,难的不止我们,还包括我婆婆”。
婆婆瘫痪以后虽然有李艳照顾,但身心还是备受折磨。她曾不止一次请求李艳帮她“想想办法”,让她早点解脱。
李艳对王姐说:“我从这件事上学到一个道理,那就是,人活着受罪还不如死了好。就拿俺儿子来说,他一个话都说不利索的傻子,活着除了被人欺负、被人看不起,还能有什么呢?”
王姐注意到,李艳是第一次用“傻子”这个词来形容小豪,于是她追问:“你不是说你儿子不傻吗?”
李艳苦笑了一下:“要是我说他不傻他就不傻,那就好了。”
5
2021年,小豪已经11岁了,可医生说他的智商还停留在6岁。这让李艳非常难受。当一个人的智商配不上他健壮的体格,他对身边人的威胁就大大增加了。
在小学里,小豪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经常疯跑撞倒或伤到身边的同学。他闯祸绝对是无意的,可这并不是他可以伤害别人的理由。
在学校里不受欢迎,小豪并不会感觉到什么,可李艳不同了,她是一个正常人,更是小豪的监护人。“小豪上学的时候,手机一响起来我就害怕。”李艳害怕老师给她打电话告状,更害怕去学校面对其他家长的怒火和谩骂。
“谁家的孩子不是父母的心头肉呢?”李艳理解那些向她发火的家长,“要是咱家的孩子被人磕到了碰到了,咱肯定也生气,可惜啊……”
说到这里,李艳长叹一声,不愿意继续往下说了。
王姐安慰李艳,说不想说也没关系,她可以回监室休息了。
“不是不想说。”李艳犹豫了一会儿,接着开口,“这是没办法的办法……也只有这个办法能解脱了。”
2021年4月,正是春季出游的好时候。那天镇上逢集,又是一个周末,附近许多居民都出来逛街买东西,李艳母子也不例外。
在镇子的广场上,一个供儿童玩耍的充气城堡搭了起来——平时人少,老板舍不得摆出来。小豪见了“城堡”非常兴奋,李艳也痛快地掏钱买门票,小豪钻进去玩,她则躲在一旁玩起了手机。
没到10分钟,李艳就听到有人在喊:“这是谁家的儿子,怎么这么个熊样!”
李艳立刻往“城堡”里看去,只见小豪如同失控的小坦克一样,在里面横冲直撞。一个老头站在气垫上叫骂,他身旁有个小女孩坐着哭。
李艳觉得小孩在一块玩,磕碰在所难免,不是什么大事,但她还是第一时间钻到“城堡”里给人赔不是。
谁知小豪在那边仍不消停,又接连撞到了几个小孩。这下事情闹大了,护犊心切的家长们纷纷要求老板把小豪逐出去,还对这对母子指指点点,言语里尽是嫌弃。
一开始,李艳还挨个向他们赔不是,后来听到那些难听的话,她慢慢拉下了脸,要小豪赶紧出来跟她回家。小豪正在兴头上,当然不愿意,李艳就进去拉。小豪索性躺倒打滚耍赖,李艳拉不动,只好用两手拽着他的胳膊往外拖。
吵吵闹闹,哭哭嚷嚷,母子俩一前一后,渐渐把愤怒的家长们甩在了身后。那天,李艳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一鼓作气把小豪拖到了附近的一座小桥上。此时的她已经怒火中烧,可小豪却看不懂脸色,依然不依不饶要回去玩。
一瞬间,李艳再也克制不住了,她一伸手就把小豪从桥上推了下去。
“我也不会活的。”说到这儿,李艳的嘴里突然冒出一句话,“俺儿没了,我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我也不会活的。”
原本李艳也打算跳河,可她突然想起了老汪,“我打算和老汪告个别再走,为了这个家,他也算是辛苦了一辈子,我想着我得和他说一声再走,没想到……”
说到这里,李艳抬了抬胳膊,把手铐亮给王姐看。
王姐这才明白,李艳为何在一开始会表现得那样轻松——这个母亲寄情于死亡,在她的心里已经做好了一命抵一命的准备。
谈话结束后,王姐找到领导汇报:“在押人员目前情绪还算稳定,但能稳定几天说不准,建议安排双人包夹监视,确保不出问题。”
领导那会儿正忙,只回了一句:“行,你去安排吧。”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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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年前,我去参加亲戚的婚礼,第一次见到新娘子杨晓琴。听口音她不像是本地人,一打听才知道她老家在云南。
杨晓琴性格直爽乐观,说话腔调清脆,颇有些川妹子味道。她说老家在云南和四川交界的山区,当地人说话都有些四川口音,虽然很多年没回去了,但家乡口音始终改不掉。接触多了,我也渐渐了解到她的一些身世——十几岁离开家乡,独自在外漂泊二十多年才勉强安稳下来。前几天,杨晓琴找到我,希望我能把她的故事写下来。她想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提醒年轻的女孩们:如果可以的话,不要过早地草率安排自己的人生。
1
1995年春节刚过,云南靠近四川宜宾的山区下了一场大雪。杨七妹一大早就从屋里出来去找堂姐。她年前出麻疹,发烧躺了好几天,过完年才好转。她和堂姐约好,今天要到山下杨家沟收桔子背回镇上卖,好挣些零花钱。
也许是因为出生时不足月,杨七妹是兄弟姐妹里最瘦弱的一个,也是最好强的一个。她父母都是农民,从土里刨食养八个孩子,杨七妹从未有过零花钱,她就自己想办法挣——给哥哥洗衣刷鞋,能挣个一毛两毛;帮姐姐干活带小孩,有时也能给个几毛;完成父母安排的农活后,她还另外开荒地种菜,背到镇上卖掉。这样零零碎碎地攒着,终于攒够了十几元,有了做小生意的本钱。
这一回,她打算趁地里事情不多,收几篓桔子卖,攒钱买双新鞋。镇上杂货铺有新球鞋卖,回力牌的,两边有红道,可好看了。十几元一双,她卖掉四篓桔子就能买。如果有余钱,她还打算买两双袜子——长这么大,她还从没穿过新袜子。
去杨家沟要走很远的山路,按山娃子的脚力,单趟也要走上两个多小时。为这趟行程,杨七妹做足了准备。她没有毛衣,更别说棉衣,只能把一年四季的单衣全穿上,一层套一层,直到穿不下为止。
这些单衣都是哥哥姐姐们小了的旧衣,因为常年劳作的磨损,也很破旧了。杨七妹打小就没穿过一件新衣,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谁叫她排行老七呢?她也没有鞋,天暖和时就光脚下地,脚底板不知扎过多少刺。眼下天冷,一双脚冻得通红,脚趾头上生了冻疮,走远路只能穿大人的胶鞋。可胶鞋太大,光脚穿老是掉,她就把旧衣卷起来塞进去。
准备停当,背上竹篓,杨七妹到小叔家喊上堂姐,两人就高高兴兴地上路了。
杨家沟在山脚下,气温比山上高,雪落即化,适合种植柑桔,这里产的柑桔远近闻名。
杨七妹和堂姐沿着小路下山,走得很轻松,等到回程时,背篓里装满50斤桔子,上山路就走得格外吃力了。杨七妹本就体弱,背着沉重的背篓走一段歇一会,想到要买新鞋,只能咬牙坚持,天擦黑才回到家。
第二天,杨七妹和堂姐在镇上卖掉了一半桔子,为了尽快把剩下的卖掉,她们就背着去各个村子叫卖。杨七妹提议去她大姐家所在的村子。
年前,杨七妹生病没下地干活,父亲从大姐家回来,见她歪在床上,便脱下鞋子抽她,骂她不中用就知道偷懒。母亲推开父亲,指责他就算心里有火,也不能发到孩子身上,生病了还打,心肠太硬了。
后来杨七妹才知道,父亲生气是因为眼红——大姐夫的妹妹带着小孩从江苏回来探亲,大人小孩都穿着厚厚的棉衣,看上去好有钱的样子。自己家孩子太多,父亲又是个不管家的,弄到钱只管自己吃喝快活,对待小孩一贯苛刻,杨七妹早就习惯了。只是因为这顿打,她记住了大姐家来了个有钱亲戚。
大姐嫁的男人原是个矿工,在矿上因工伤致盲后,煤矿公司赔了一笔钱。大姐在婆家过得好多了,手头宽裕后,时不时喊杨七妹来帮自己干活,偶尔给她一些零花钱。只要得空,杨七妹总想往大姐家跑,这回也不例外,她知道大姐夫一家总会买些桔子的。
到了大姐家,她见到了一个陌生男人。她当时并不知道,这个人将改变她的一生。
2
陌生男人是连云港乡下的农民,三十来岁,看上去有些老相。他这次跟来,是想寻个云南媳妇回江苏。
那天,杨七妹和堂姐卖掉剩下的桔子后,又回到姐夫家,帮着大姐种洋芋。男人也跟来帮忙,时不时找堂姐搭话。堂姐比杨七妹大两岁,却懂事很多。她心眼活络,模样周正,比起来,杨七妹就是个营养不良的黄毛丫头。
男人似乎中意杨七妹的堂姐,就让人帮忙撮合。她们便来劝,说男人家境不错,“如果跟他耍朋友,以后嫁到他家去,可就享福喽”。
堂姐似乎有些动心,嘴上应着,趁机问了很多男人家里的事。杨七妹在旁边听着,才晓得男人家在平原上,一眼望出去看不到山。田地里没有石头,庄稼长得好,不用种很多地,粮食也够吃了。
杨七妹心里有些吃惊,居然没有山?她实在想象不出来。的确,长这么大她还没离开过家乡。在这里出门即是山,往前看、往后看、往四面八方看,都是山。翻过一座山,后面还是山。在她的脑袋里,一直以为世界就该全是山。
那时候的杨七妹,对堂姐和男人的对话充满好奇,甚至有些妒忌——她妒忌堂姐有机会跟着男人去平原,那里肯定很好玩。
杨七妹上过小学一年级,第二年父亲就不让去了。她去央求母亲,母亲说没钱交学费,父亲听见了,就拿起棍子揍她,骂她是个败家的,吓得她一溜烟跑了。
到了二年级开学,杨七妹拿出积攒的3块钱,自己交了学费。她每天六点不到就起床去放牛、割猪草、捡柴禾,然后赶回家吃饭,在七点半前赶去学校。有时回来晚了,就只能饿着肚子去上学。父亲仍不满意,经常连打带骂地说家里的活没人干,女孩读书没用,识得几个字就行了,强行中断了杨七妹的学业。
杨七妹虽然有些伤心,但也知道家里困难,哥哥姐姐们有的连一年级都没上过,她只好熄了上学的念头,安心帮家里干活。
后来杨七妹说,如果自己能多上几年学,就能从书本上知道世上不止有山,还有平原和大海。而这一切家乡以外的事物,对于自己而言,注定只能以别的方式去见识了。
拾掇完洋芋,姐妹俩要回家。男人想到堂姐家看看,也跟去了。可到了村口,堂姐突然变了脸,对男人说自己不会和他耍朋友,更不会带他回家。跟在后面的大姐和她小姑子听见,急忙来劝,又把男人家的好处夸赞一通。劝到最后,堂姐急了,气哼哼地说:“他家真要有你们说得那么好,怎不把你们家里人嫁给他?”说完扭身就跑了。
三个大人面面相觑,却也无话可说。男人随即抱怨起来,说这么多天见过几个女孩,一个都没成,他可不能白跑一趟。大姐没奈何,让男人先去自己娘家住下,在村里找找合适的。
单纯的杨七妹不明白堂姐为何变卦,以为堂姐是故意耍人玩,没有多想便领着客人回家了。男人在杨七妹家住了几天,大姐带他去了几个女孩家,尽管男人愿意出4000元彩礼钱,还是没人愿意跟他走——不是嫌他岁数大、长得丑,就是嫌他家太远。
男人非常郁闷,他家四处借钱凑彩礼,他还跑了两千多公里来到这个贫困山区,竟然一无所获。
杨七妹的父亲坐在凳子上,抽着烟叶,望着这个倒霉的男人,打趣道:“4000元在我们这不算少了,可惜我的二女儿嫁人了,三女儿还太小。”
大姐坐在旁边,眼神不由飘向正在切猪草的杨七妹,“三妹过完年就16岁了,不小喽。”她眼珠转了转,把凳子挪到杨七妹身边,关心地问:“这两天要翻地了吧?”
杨七妹说:“妈给我分了块山坡地,要翻十来天呢。”
“老六要去矿上打工,妈说他的地也让你来翻。”
杨七妹尖叫一声,跳了起来:“啊,我不干,凭啥六哥的活也要我来干?”
大姐叹气:“是啊,你个女娃娃家干这么多脏笨活,真是太辛苦喽。”她定睛看着细竹竿一样还没发育开的妹妹,劝道:“要是你和这个男的耍朋友,跟他回家去,嫁给他以后,就不用干这么多活了。”
“真的?”
“真的。而且坐火车到他老家去,让他给你买双新鞋,还有新衣服,你愿不愿意嘛?”
杨七妹的脑子一下懵了。她只知道男人家在平原上,地都是平的,种地不累人。还没想过去男人家要坐火车,她还没见过火车呢。据说男人家里有一条船,船是啥个样子的?男人家里还有电风扇,她也没见过……
“不想干活!我想出去玩!”杨七妹简单的脑壳渐渐被这两句话塞满,傻傻地点了头。
大姐起身去找母亲。父亲坐在凳子上抽着土烟,一声不吭。大姐和母亲具体说了什么,杨七妹不得而知。她只在切完猪草端去喂猪时路过厨房门口,听到她们的几句对话。母亲似乎有些吃惊,迟疑地问:“七娃怎么会看上这么丑的男人?她走了地里的活谁来干?”
单是这一句话,杨七妹就感到所有的委屈都要爆发了,“就知道让我干活,我偏要跟这个男人走,让你们后悔去。”
3
男人对杨七妹很满意。不过现在想来,到了这地步,只要是个女的他应该都会满意。他说自己身上没带钱,要回家拿,然后就走了。
男人走后,杨家就陷入了一种奇怪的氛围,每个人都绝口不提此事,也不对外张扬,似乎是在集体保守着一个秘密。最奇怪的是,没有一个家人认真地和杨七妹解释,她答应的事意味着什么。
杨七妹很高兴——哥哥们出去打工了,姐姐们也嫁人了,妹妹还小,家里的活眼看就都要落到她一个人头上了——现在好了,她要出去耍了,再不用管猪有没有饿?牛有没有赶回来?地翻没翻?玉米和洋芋有没有种?这些统统都和她没关系了,她自由了。
杨七妹就是抱着这样的念头上了火车。
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出远门,阵仗颇大,同行的共有7人:她的父亲,大姐夫和大姐以及他们的女儿,姐夫的妹妹和小孩,还有同村的一个妇人。妇人的女儿也嫁在江苏,说自己正好去探望。
至于父亲和瞎眼的大姐夫为什么同行,杨七妹不明白。后来想,大概是男人要求先把人送去才能给钱。
男人的家在连云港某县城的一个村子里,家里的情况比他描述的要差得多。只有两间土房,没有船,船是亲戚家的,他只是偶尔去帮忙而已。除了干农活,大多数时间他只能推着小车去做点小工。
这样的条件,使他三十岁还没在当地讨到老婆。杨七妹没计较这些,她老家的木头房子,比土墙房也强不到哪去。
有一点男人没骗她,这里的地真是平的。杨七妹站在田边往四周看,一眼望不到尽头,当真一座山也看不到。在这样的平地上种庄稼,简直太轻松了——
在老家,她的家在山坡中间的一小块平地上,开荒出来的土地都在山坡上,用石块垒出堤坝,整成一块块梯田。土地很贫瘠,只能种玉米和洋芋,也没有水源,把种子撒下去后,就只能靠天吃饭。即便如此,能种庄稼的缓坡地也不多,只能往远处去开荒,每天要走很久的山路。家里人口多,地很分散,从早忙到晚,着实累人。
相比之下,男人家的地就在村口,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有沟渠引水,翻地用拖拉机,真的是舒服。
几人去了大姐夫妹妹家休息,村里人闻讯赶来围观,围了里三层外三层,边看边议论,都说“这小蛮子挺好看的”。众人的夸奖让杨七妹稍稍放松了些,她从小体弱多病,长得细细长长,母亲说她像根竹竿,搞得她一直很自卑,自认是姐妹中最丑的。也许这里人喜欢我这样的吧,她心里想。
父亲和大姐一家住了没两天就启程了。他们像是来移交一件货物,平安送到地方,拿了货钱就回家去了。他们没留钱,也没说什么,神情如往日一般木讷平淡。只是临走之前,父亲说按风俗待嫁女不能送亲人出门,杨七妹只能静静地坐着,看着几个亲人的背影消失……
他们走后,杨七妹摸了摸口袋,里面有200元,是母亲塞给她的;还有些零钱,是她平时攒的;最里面还有张照片,是她和母亲的合影。母亲说,想家了可以看看——这是她全部的家当了。
之后,男人带杨七妹去赶集,给她买了身新衣裳,还有她心心念念的新鞋子。随后,就把她带回了家。杨七妹的新生活就这样开始了,没有仪式、没有酒席,也没有亲人的祝贺,只有一身新衣裳和一个托人办的结婚证。没人告诉她嫁人是怎样一回事,她以为就该是这样的。她满足,这里的人都看着她笑,没人骂她也没人打她,要知道在老家,她要是敢偷懒,挨打骂都是很平常的事。
头两个月,男人怕她想家,就让人领着她到处串门。这个村子里有一些从贵州、四川、云南各地嫁过来的女人,几个女人凑作一堆,说起各自的家乡话,也能解些乡愁。等新鲜劲一过去,杨七妹就不可抑止地想家了,她常常拿着和母亲的合影,站在无人的田地里默默流泪。男人要出门打工,怕她跑了,就把她托付给亲戚。亲戚家有条货船,经常往返各地运煤,杨七妹就在船上和亲戚们一起生活。
杨七妹的家乡也有条大河,可她从没坐过船,等上了船,才觉得船上的生活和坐牢差不多,巴掌大的一块地方,几个人面面相对,很快就厌烦了。
一天晚上,船行到淮安电厂旁边靠岸。从电厂里排出的水是热的,几人都下河去洗澡。杨七妹见她们洗得畅快,也从船尾下了河,一手拉着船边绑着的轮胎,一手慢慢地搓澡。
一只手搓澡不方便,她见旁边几人一边说笑,一边用两只手搓澡,也没有沉下去,便以为浮在水面上很容易,便也松开了手。随即一下就沉了下去。
河水大概有3米深,杨七妹的脚很快触到了淤泥,她害怕极了,张嘴想呼救,就呛了一口水。幸好旁边几人立刻发现她溺水,一人游到杨七妹下水的地方,抱住船尾轮胎,用腿在水里来回荡,希望能碰到她的身子。杨七妹乱挥的手正好碰到那人的腿,随即便像捞到救命稻草一样紧紧抱住,这才被人拉了上去。
她说自己那时候脑子里面只是想:“我那时候想自己要死在这里了,真不甘心啊,离家那么远,我的魂不晓得能不能回去。”
从那以后,杨七妹打死也不愿上船了。男人回来后,也不再出去打工了。过了段时间,杨七妹有了身孕,男人见她没有逃跑的念头,渐渐不再看着她。等到她生了孩子,便彻底不管她了。
4
从生孩子的苦痛中恢复过来后,杨七妹的思乡之情如溃坝的洪水般一发不可收拾。她找来纸笔,开始吃力地给家里写信。把自己小学一年级学到的字词,歪歪扭扭地写到纸上,实在不会的就画个圈。
信寄走后,再数着日子等回信。直到孩子四个月时,她才终于收到了家中的来信。母亲在信里说,对她甚是想念,可是因为晕车的毛病,没法去看她,希望她有机会能带小孩回家探亲。杨七妹跑去央求男人。男人倒是没有防范之心,只说家里欠债尚未还清,只要她能弄来路费,就随她去。
杨七妹的心思又活络了起来。九十年代的连云港,虽说比起云贵川算是好地方,但地处苏北,经济上仍比苏南差一大截。农村土房比比皆是,光棍更是不少。杨七妹的男人成功领回来一个云南媳妇,虽说欠下不少债务,仍让村里的光棍们艳羡不已。不少人上门来打听门路,并许诺如果成了,可以给介绍费。
杨七妹知道,无论夫家还是娘家,都不可能给她出路费。她只能放出风去,谁给她出来回路费钱,就带谁回老家找媳妇。没多久,果真有人找来了。
那人是邻村的,因岁数偏大,在本地找不到合适的女人,只能去山里碰碰运气。杨七妹跟他约定,由他负责路上开销,到了云南可以吃住在她家。她帮着介绍女人,但能不能成,要看他自己的本事。
等杨七妹此番千辛万苦地回到家,一如两年前大姐夫的妹妹一般,怀里抱着娃,身后跟着个陌生男人。为了完成承诺,杨七妹四处奔波。也同上回一样,附近村子有些女孩来见过男人,都没相中。
这也不奇怪,来云南找媳妇的光棍,全是岁数偏大、相貌普通、家庭条件差的男人。若不是家里穷到过不下去,哪个女孩愿意离乡背井嫁那么远?
杨七妹安慰男人,耐心多等些日子,等消息传到更偏远的山区,也许会有穷人家的女孩愿意跟他走。过了些日子,真有人领来一个四川女人,据说她家更偏远。女人是独自来的,坐在男人对面,低头不语。中间人说了男人的情况,问女人相得中不?女人沉默了一会,点了点头。
杨七妹抱起娃走开了,她对这男人的承诺算是完成了,至于男人要付出多少彩礼钱,她并不关心,甚至有些反感,觉得这像是女人被卖掉的价码。杨七妹甚至没去打听女人的事,直到他们一起坐火车回到连云港,她也不知道女人的名字。
这次回家,杨七妹本以为自己会舍不得离开,哪知分离的时刻来临,也没感觉到有多不舍。这让她多少有些困惑——山还是那座山,屋子还是木屋,母亲永远忙碌不停,父亲下地回来依旧闷着头抽烟,一支接一支……田地里的庄稼旺盛生长,街上的小吃摊还在卖酸辣粉和炸洋芋。
那天,杨七妹笑着同儿时的小伙伴告别。一瞬间她猛然惊觉,原来是自己变了。虽然从一个穷家嫁到另一个穷家,吃穿用度并没有多大改变,但她离开家乡,行程几千公里,眼界已被山外的世界打开。她不再是那个怯生生的,在火车上一句话都不敢说的女孩了。
命运把她早早带离了家人,也给了她别的东西。
5
回到连云港,男人有了新的挣钱门路。他带着杨七妹和孩子,在城里铁路附近租了间屋子,干起了疏通下水道的活儿。
下水管道堵塞是城市居民楼常遇到的事,一旦事发,污水恶臭弥漫,鲜有人愿意下手。况且管道砌在墙里,没有专业的工具还真不好弄。男人有亲戚在城里从事这个行当,见他有了孩子,就手把手教会了他。
这行当门槛并不高,只要买个小型机器,插上一根细钢丝条,接通电源,如银蛇乱舞的钢丝条就能伸入管道内,把淤结的污垢捣碎就可以。有的人家堵塞情况比较严重,连钢丝条也无能为力,那就得另接一根下水管,这是唯一具有技术难度的地方,当然这样的情况很少遇到。杨七妹很快适应了这种生活。她不怕污水和恶臭,和老家的猪圈牛棚农家肥比起来,下水道的气味实在不值一提。他们找人刻了个橡皮章,揣在兜里,溜进居民小区,拿出图章涂上印泥,在楼道里的白墙上啪啪乱敲一气,疏通下水道的小广告就做好了。
因为到处乱敲小广告,两人被小区居民驱逐过很多次,有一次甚至被人抓住,衣服都扯破了。哪怕这样他们也照敲不误,不为别的,只为打小广告才有生意。房东家有部电话,杨七妹和房东谈好,装了部分机,只接不打。每回外出敲完章,她就赶回去守着那部电话,等待电话铃响起。
有时男人出去干活,电话铃声又响起,杨七妹便会拎着机器上门。开了门,对方往往一惊。杨七妹就抬着头说:“女的也能通好。”
一单活轻轻松松赚20块,这可比在农村待着强多了。农村粮食够吃,可是手里没钱,哪像这里,“钱像从天上掉下来似的”。手里有了钱,能吃得好点了。进城几个月,杨七妹胖了,原本身材瘦弱、头发枯黄的她,脸色终于红润起来,显露出青春少女的气息。
那一年,她还没满20岁。
杨七妹租的房子在一个大院子里,左邻右舍住着许多外来的打工人,每回她走过人群,总能听到人们议论她:
“这么多女娃中,就这个小蛮子最漂亮。”
“太可惜了,这么漂亮,嫁给那个老男人。”
“真是一朵鲜花插到了牛粪上。”
听多了议论,杨七妹心中不免生了一些异动。为了挣钱,她奔波在城市的街巷中,见识到城里人的生活。她见过夫妻牵着手,漫步在林荫道上;她见过情侣在公园的长凳,依偎在一起;她见过房东夫妇躺在床上,边看电视边说话……
这座城市展示给她看的,是正常的恋爱、婚姻关系应当是什么样子的。可这些幸福的画面,从来都不存在于她的生活中——她是男人花4000元从山里买来繁衍后代的工具而已,谁会与工具谈感情?
她想要寻找自己的幸福了。
杨七妹是个直爽单纯的山里妹子,心里想的,就会立刻在脸上表现出来。再看自己的男人,她不再是麻木认命的神色,而是反感、厌烦的。他的手碰到她,她会有毛骨悚然的感觉,只想躲得远远的。
很快,男人就察觉到了杨七妹的变化。在村里,有过很多不安分的女人,男人们知道该怎么收拾她们。在这一点上,村里所有人都不会指责男人,相反如果他下不了手,反倒会被瞧不起。
那天,男人找了个借口把小孩送到亲戚家。回来后便换了嘴脸,开始殴打杨七妹。那段时日,杨七妹经常鼻青脸肿、一瘸一拐地出现在人前。她有过反抗,但不是男人的对手,只会被打得更惨。她只能在深夜里独自跑到天台上哭,她想起村子里同样苦命的女人,那些女人的惨叫听得她浑身发抖。可村里人听到了,只会冷漠地往地上吐一口痰,嘟囔一声:“该!”
村里逃走的女人有很多,有的是只身逃离,有的带走了孩子。有人成功,也有人被抓回来,下场不好。杨七妹也想带走儿子,可是男人不给她机会。他把小孩放到了亲戚家的船上,生活在水上。杨七妹害怕水,连河岸都不敢靠近,哪里能找得到呢?
终于有一天,在又挨过一顿打后,杨七妹实在不想再忍受下去了。她趁男人半夜睡着,挟着床被子,翻过墙跑了。为了防止男人追来,她反向沿着铁路走了一整夜,走到城市另一头的火车站,买车票去了徐州。
6
为了斩断过去,杨七妹给自己改了名字叫杨晓琴。她忘了是从哪部电视剧里看来的。
疏通下水道的经历,极大地开阔了杨晓琴的眼界,也锻炼了她的生存能力。她胆子大,有手有脚,相信自己在陌生的城市里也能活下去。
杨晓琴先在城郊租了个小屋子,交了50元租金,身上就没什么钱了,连买机器疏通下水道的本钱也没有。没办法,杨晓琴只能去找工作。她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看到一家招服务员的饭店,就大着胆子走进去问,没想到居然被录用了。
约好试用期3天,然后转正式工,杨晓琴高兴地答应了。此后的一周时间里,老板对杨晓琴嘘寒问暖,关心备至,以至于所有人都觉得不对劲了。杨晓琴也觉出来了,老板对她实在太好了,经常塞些零售水果给她。她只是个打工妹,只想赚一份工资,完全没有别的心思。只要老板没有出格的举动,她还是想在这干下去。
等到第二周开工的早上,杨晓琴去饭店上班,老板没来,老板娘来了。老板娘把杨晓琴喊到一边,撇着嘴上上下下打量一番,然后冷冷地告诉她:“你不用来了,你被开除了。”
杨晓琴吃了一惊,问道:“我没做错事,为什么开除我?”
老板娘一脸不屑:“开除就是开除,没有为什么。”
杨晓琴气急:“那我的工资呢?”
“试用期没工资。”
“老板说好试用期是3天的,我都干了7天了。”
“现在我说了算,赶紧滚蛋。”老板娘没打算讲理,蛮横地赶走了杨晓琴。
杨晓琴回到住处,越想越气,她认死一个理,该是我的钱,一定得讨回来。隔了几天,她又去饭店要工资,正好遇到老板。老板看到杨晓琴,赶忙向她道歉:“都是我的错,让你受委屈了。”他拿出100元递给杨晓琴,说这是她的工资,然后把她拽到外面,突然表白起来。
老板见杨晓琴没有反应,以为她不信,还拉着她说要带她去见父母。杨晓琴吓坏了,扭转身跑了。她又一次拿出全身的力气,在徐州的街头夺命狂奔,任凭老板在后面大声呼唤,也没有回头。
此后的日子里,杨晓琴辗转在不同的饭店当服务员,遇到过各种各样的老板和客人,这些人促使她不断成长。
杨晓琴在一家东北人开的饭店干了不满一个月,老板就把她开了,而且死活不给工资。这家人惯用这招数坑人,很多服务员闹上一两回也就算了,可杨晓琴偏不。一天,杨晓琴喊上一起打工的朋友们,在这家饭店大摆宴席,吃罢结账时,杨晓琴告诉老板,欠的工资就抵餐费了。老板见杨晓琴喊来的朋友多,不敢发作,只能报警求助。警察来了解情况后,指责饭店老板不该抵赖服务员的工资,老板最后只能自认倒霉了。
杨晓琴虽然没拿回工资,却狠狠地出了一口恶气,她终于有能力向欺负她的人反击了。认栽的饭店老板事后也感慨,杨晓琴要不是文化太低,肯定了不得。
没能继续上学是杨晓琴一辈子的遗憾,来到城市后,她深切地体会到没有文化的痛苦,不希望自己的儿子也因贫穷而失学。
最开始,杨晓琴的工资只有300元,每月拿到钱后,她就给孩子买件衣服,再往口袋里塞点钱。余下的钱扣掉自己的生活费,全部存起来,想等儿子长大后再给他。
衣服寄走,杨晓琴的心里才会好受点。
在城市里漂泊久了,杨晓琴开始渴望家庭的温暖。她知道没法回云南老家了,回去了父母兄弟也不会待见她。“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这句话在老家可不是空话。何况,她还牵挂着孩子。她只能劝解自己,兴许她跑了后,男人会后悔,只要不打她,她还是凑合和他过算了。
逃跑大半年后,杨晓琴带着礼物,忐忑踌躇着回到了连云港农村,准备做回杨七妹。一进家门,她就看婆婆背后的儿子,儿子又黑又瘦,似乎不认识她了,她扔掉手里的东西,扑了过去,嘴里喊着:“我的儿子,让我抱抱……”
婆婆看到杨七妹吓了一跳,以为她要抢孩子,用扫帚拦着她,厉声大叫:“不许过来,你还回来干嘛?”
男人闻声从屋里出来,一把扭住杨七妹的胳膊,扬手便往她脸上打,嘴里骂着:“你这臭不要脸的女人,居然敢跑,今天我非打死你不可……”
他一边打一边把杨七妹往屋里拖,婆婆趁机背着小孩跑了。眼见孩子被带走了,杨七妹急了眼,不知从哪来的力气,两手把男人的脸抓开了花,挣扎着想要去追孩子。男人暴怒,一脚踹倒杨七妹,用脚在她身上猛跺。杨七妹在地上来回翻滚,痛苦地惨嚎。
暴行持续了许久。天色渐暗,村庄中炊烟袅袅,家家户户都开始吃晚饭了。男人打累了,锁了屋门扬长而去。他要去吃饭,等恢复了力气,再回来好好收拾这个女人。
杨七妹知道,这是她逃跑的机会,她强撑着爬起来,操起凳子死命砸开门板,又一次翻墙逃离了这个表面安宁祥和的苏北村庄。这一次,她发誓此生永不回来。
以后,世间再无杨七妹,只有杨晓琴了。
7
杨晓琴辗转在不同的城市打工,无论身在何处,她都不会忘记给儿子寄钱。
2003年秋天,算算时间,儿子该上学了,她实在按捺不住思念,偷偷跑去镇上的小学见到了儿子。她问儿子:“我是你妈,你还记得不?”儿子长高了一大截,似乎认不出她了,愣愣地看着她,良久才咧开嘴笑。
儿子说爸爸找了后妈,把他寄养在姑妈家,平时也不管他。杨晓琴听着很心酸。儿子嘴里所说的姑妈,即是当年救过杨晓琴一命的跑船亲戚,对她比别人好。见过儿子后,杨晓琴打电话给姑妈道谢,说自己想经常回来看看儿子,请姑妈不要阻拦。
姑妈说:“你跑了以后,我弟弟又找了女人,你如果经常回来看孩子,被那女人知道,她恐怕就更不愿意养这个小孩了,为你儿子考虑,你就不要再回来打扰他们了,以后钱和衣服都寄给我就行了。”
杨晓琴默默地挂了电话,此后只能硬起心肠,没再回去找过儿子。
这么多年,见过杨晓琴的人,都会夸她好看,特别是她怎么也吃不胖的苗条身材。只要不说家乡话,谁也瞧不出杨晓琴曾是个山里土妹子。她如今打扮得时尚洋气,和城里的大媳妇小姑娘不相上下。
杨晓琴重新嫁了个男人,在城市里安了家。她最满意的,是这个男人从未打过她一次。为了领结婚证,杨晓琴特地回了趟连云港,在姑妈的安排下,和前夫办了离婚手续。
时隔多年再见面,那个当年殴打她的男人,已经成了头发花白、衣衫邋遢的木讷老头。两人面无表情地办完离婚手续,在民政局门口将要分道扬镳时,杨晓琴最后看了眼折磨过她的男人,鬼使神差般掏出一沓钱,递给他说:“去买套好点的衣服吧。”说罢,扬长而去。
2022年春节,杨晓琴给家乡的老父亲发了个大红包,又用视频电话聊了一会。视频那头,八十多岁的老父亲已经白发苍苍,老眼昏花看不清人了。
杨晓琴问他:“你还记得我小时候的事情不?”
父亲说:“你说啥子?我听不清。”
杨晓琴笑了,大声说:“我说祝你虎年吉祥!”
拜完年,杨晓琴在手机里刷到老家大侄子的直播间。只见大侄子梳着油头,站在老家的木头房子前,用手指戳着手机屏幕,声嘶力竭地向他老婆告白:“么妹子,你把我丢下跑喽算咋回事嘛,你嫌我没房子,我买个老家的房子给你要不要?”
播到一半,大侄子问一旁看热闹的爷爷:“爷爷,这房子要多少钱?”
爷爷说:“你说啥子?我听不清。”
杨晓琴拿着手机咯咯直乐:“这个瓜批,现在哪个女娃还稀罕老家的房子哦。”
就在一年前,她和前夫生的儿子找来了,说要在城里结婚买房,让她给点钱。
她想了想,把自己从20年前在徐州做服务员时攒的4万元全给了他。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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