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艳刚进我们看守所的时候，我和她并没有过多接触。直到那天，同事王姐在餐桌上说起，我才知道原来那个在本地掀起巨大舆论风波的母亲就是她。
李艳是个家庭主妇，她身体健康，没有精神方面的疾病，如果把资料最下面的“案情介绍”挡住，完全是个正常人。
可一个正常人，是干不出杀死亲生孩子的这种事情的。
1
2021年的一天，领导叮嘱王姐把“重点人员”李艳提到谈话室。按照规定，看守所的管教要在24小时内和新入所人员谈话，掌握其基本情况和思想动向。
王姐坐下后，并不主动提案子，只让李艳先介绍介绍自己的家庭情况——这么做是为了避免刺激她。按照以往的工作经验，这类人在冷静下来之后，往往会对自己的罪行感到懊悔，继而引发很多过激行为，有的甚至会试图自残、自杀。
王姐悄悄观察李艳，感觉她就是一个普通的女人，面相也不是穷凶极恶的，但她脸上也没有预想中的痛苦和懊悔。她坐在椅子上，动作神态都很放松，缓缓答道：“我家在XX镇上，家里以前有四口人，后来俺婆婆走了，还剩三口。现在俺儿子也死了，就剩两口了。”
说完这些，李艳顿了顿：“儿子是我杀的，我认。”
李艳生于1976年，34岁那年才生下头胎，是个不折不扣的高龄产妇。
生产刚结束，李艳便不顾疼痛疲累，抱着儿子在床上哭了半个多小时。很多年来，她都不曾像这样掉泪，但看到儿子后，她再也忍不住了。这些泪，一部分是因为得子喜悦，还有一部分是为这些年求子走过的路、村里人在背后的议论而流。
李艳和丈夫老汪是经人介绍结的婚，在成为夫妻之前没有见过几面。这类婚姻幸不幸福，全看命。一开始，李艳觉得自己命还不错。婚后她和老汪相处和谐，只是过了几年，他们的婚姻出现了一点“瑕疵”——一直没有孩子。
刚开始，李艳和老汪并不在意，觉得自己还年轻，不想早早做父母。况且那时候结婚两三年怀不上孩子的小夫妻不少，日子长了不也生了？
他们不着急，可把李艳的婆婆急坏了。在婆婆的催促下，婚后第三年，李艳和老汪开始“求子”。在本地农村，第一个上场的肯定不是医生，而是各种“神婆”、“半仙”。到了2004年，李艳和老汪已经拜完了各路神仙，改了家里的风水，吃了祖传秘方，可李艳的肚子还是没有动静。
终于，他们决定去省医院检查。医生拿到检查报告，说问题出在男方身上，老汪有弱精症。这个病可以治，首先老汪要戒烟戒酒，其次是按时吃药。这次就医，他们花了1300多块钱。
药吃完了，又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李艳还是没怀上。之后，他们又陆续跑了几家医院，可每次都是失望。
两口子在希望与失望之间不停地摇摆，一晃几年过去了，周围的议论声越来越多。就在他们濒临绝望的时候，老天爷总算给了他们一个惊喜——2010年，儿子出生了。
老汪赶了一回时髦，特地找大师用电脑给孩子取名。大师收了600块钱，在键盘上一顿操作，最后电脑屏幕上出现了6个名字。夫妇俩仔细比对，最后选了带“豪”的那一个。是希望这个小子这辈子能活得自豪。
2
说起和小豪有关的往事，李艳的话匣子就关不上了，可以说个三天三夜不停歇。王姐并不关心这个，她只想知道李艳是怎么看待这个孩子的，于是打断了李艳的讲述，问道：“你怎么看待你儿子的病？”
李艳叹了口气，没有正面回答，只说：“当初要是听医生的，那就好了。”
2009年的夏天，李艳兴致勃勃地去县医院做产检。去拿结果的时候，医生叫她再去做一个“羊水穿刺”，怀疑她肚子里的孩子可能是个唐氏儿。
李艳文化程度不高，并不知道“唐氏儿”意味着什么。她没多问，按医生的指示去做了进一步的检查。后来确诊后，医生说，这个孩子最好还是别要了。
李艳听完一下子就懵了。她求子求了这么长时间，好不容易怀上，怎么能因为一个没听说过的病就把孩子拿掉呢？她实在接受不了，最后问医生：“这个病，要命吗？”
李艳知道很多“孬病”，例如癌症什么的，她在心里给自己打气，只要不是那种要命的“孬病”，她就把孩子生下来。
医生见状，就尽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跟李艳解释，说这个病不要命，就是会让孩子变成一个傻子。李艳松了口气，说：“那没事，我得把他生下来。”
嘴上说得坚定，其实李艳心里也没底。那天她回到家，把医生的话学了一遍，想听听家里人的意思。
婆婆说：“孩子笨一点怕什么？笨就笨嘛！只要知道吃饭穿衣睡觉干活就行了，要那么聪明干什么。再说了，咱这一大家子人还伺候不了一个孩子？就算是笨、是傻，咱家也能把他拉扯成人。”
听婆婆讲完，李艳感觉心定了：对啊，笨点怕什么？不是还有我和老汪嘛。再说了，傻人有傻福。无论如何，这个孩子我生定了。
小豪出生后，傻不傻还不知道，病先来了。
本地有给孩子“剃头”的风俗。办满月酒的那天，主人家要在客厅摆下一张大桌子，上铺红布，放上剪刀等工具，请近亲给孩子象征性地剪剪头发。
给小豪办满月酒的那天，天气不好，早上李艳一醒来就听见窗外北风呼啸。她嘱咐婆婆：“今天风大，来的人也多，给小豪剃头的时候注意关门，别冻到他。”
婆婆满口答应：“哎呦，这还用你说嘛，你就安心坐你的月子就行。”
事实证明，婆婆并没有把李艳的嘱咐放在心上。当天亲朋好友来贺喜，她抱着好不容易得来的孙子得意忘形，光顾着炫耀，结果孩子被冻到了。
剃了头没多久，小豪就开始发烧，送到医院，医生说是肺部感染需要住院。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李艳对婆婆都没什么好话。
婆媳关系不融洽，这其中既有多年来共同生活积累的矛盾，也有李艳对婆婆的误解——那时的她并不知道，唐氏儿自身的免疫系统有问题，婴儿时期就比一般孩子更容易生病。
3
不知出自何种原因，李艳在与王姐的谈话中，极力想证明小豪是他们家的“福星”。她说自从儿子出生以后，家里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这都是小豪“带”来的。
2008年前后，本地农村兴起了一股养殖热潮，老汪也跟风养起了鸡。后来有一次老汪陪李艳去县医院做产检，接到同村的一个养殖户打来的电话。对方知道他在县城，想拜托他捎些饲料回去。
离开医院，老汪就拉着李艳去了一家饲料厂，也因此结识了该厂的营销经理。在这个人的指点下，老汪后来把自家的鸡棚处理掉，转而做起了饲料生意。
随着业务量逐渐增大，老汪拿到了该品牌在本镇市场的代理权。他由此发家，摇身一变，成了汪老板。李艳认为老汪发财，儿子功不可没，“要是没有这个孩子，就不可能碰上这个事，对吧？”
不等王姐回答，她又讲起小豪有多么乖巧。
“刚出生头一年，这么小的时候，晚上闹吧？我们村那些小孩儿都闹，特别是晚上，不睡觉不说还得抱着，一放下就哭。那些娘们儿自从生了孩子，就没睡一个好觉，受了老罪了。可就怪了，俺家小豪就不闹。一到晚上9点，不用哄，自己睡得呼呼的，那些娘们儿都羡慕坏了。”
“小豪打5岁起就会煎鸡蛋哩，这个本事，方圆二十里没听说哪个小孩会。”
……
随着孩子渐渐长大，这些优点不再值得对外人夸赞了。到了2018年，8岁的小豪依然吐字不清，比哑巴强不了多少，语言功能远远落后于同龄人。
其实小豪说话有问题在三四岁时就显现了，那时李艳想带他去医院，身边的人都说：“费那个功夫干什么，孩子还小，等长大了自然就好了。”
眼看孩子大了，毛病却一点没好，还是“呜喽哇啦”地说话。李艳幡然醒悟，这是病。她心痛，恨自己耳根子软、没主见，耽误了孩子。于是她下定决心，要立即带小豪去医院看看。这事她没告诉村里任何人，包括自己的丈夫。
辗转县市两家医院，最后医生给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小豪的一切毛病都是由唐氏综合征引起的。这病没法治，但如果进行科学专业的康复训练，未来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从医院归来，李艳把这事告诉了老汪，但没有全讲实话——李艳了解丈夫，他这个人一向对医院有成见，在他的认知里，医院就是明着抢老百姓辛苦钱的地方，除非万不得已，不要听信医生的话。而且，做饲料生意需要资金周转，有时养殖户没钱就要赊账，自家得往里垫，长期康复训练要花一大笔钱，老汪怕是不愿意掏。所以，她只说小豪吐字不清是因为舌头底下有根筋没长好，医生建议做个小手术。她打算先攒钱，等小学放了假再带小豪去做康复训练。
万万没想到，就在这期间，她的婆婆突发脑梗，在ICU里住了一个多星期，终于把命捡了回来，但留下了半身偏瘫的后遗症，从此床前不能没人。婆婆生了两儿一女，按理说亲娘病成这样，儿女们要轮番照顾，可老二老三却把担子甩给了大哥老汪。他们说：“咱娘平时最亲你，况且她还给你看孩子，给你干活，挣那点钱也都给你了。现在她下不了床，你得管。”老太太出院那天，被直接送到了老汪家，老二老三连饭都没吃就走了。
老汪是个男人，给老娘擦擦洗洗多有不便，这个活儿最后就落到了李艳头上。带小豪去做康复训练这事，就被耽搁了。
4
2018年冬天，因为种种原因，老汪的饲料生意黄了。闲下来的老汪无事可做，决定带小豪去大医院看看舌头。
从市里回来后，老汪喝了两天闷酒，然后就当什么都没发生一样。他不主动说，李艳只好去问：“怎么样啊？人家医生怎么说？”
老汪把自己听到的和想到的一股脑儿地倒出来，他的意思是，在家给小豪搞康复训练，不去医院了。
李艳一听，当时脸就拉了下来——在家里搞康复训练，谁来指导，老汪吗？他除了自己的名字，一个字都不会写，手机都玩不利索；自己也不行，平时看手机，十行字里总有三五个不认识；更何况，隔壁还躺着一位老祖宗等着她伺候，这不是耽误小豪吗？
之前李艳上网查过，儿子的病，10岁之前是最佳介入期，过了这个岁数，康复训练的效果就要大打折扣了。一瞬间，李艳心里闪过无数句话，句句都在说“不行”。但冷静下来，她也清楚眼下没有别的办法。
李艳急得直咬牙，特别恨这个没有办法的自己。想到儿子这辈子被自己耽误了，她忍不住“啪啪”扇了自己两耳光……
老汪骂她：“你是疯了吗？发什么神经！”
李艳的心里本就憋得慌，老汪的话如同点了火药桶，夫妻俩大吵一架，两个人都觉得委屈，尽情发泄压抑已久的情绪。
2019年正月还没过完，老汪就经人介绍要去郑州打工了。他年轻时学过木匠，给工地上的大师傅打下手，每天能拿到200元的底薪。走之前他把钱都留给了李艳，说：“你看着办。”
其实，李艳并不想让老汪跑这么远去挣钱，但为了生活，他们别无选择。老汪走后，卧床的婆婆就像掉落的树叶一样迅速干瘪了下去。小豪虽然个子不高，却异常壮实，跟一头小牛犊子似的，这让他闯祸的本事更高了。有时气极了，李艳往他屁股上招呼几巴掌，就跟给他挠痒痒似的。
既要照顾老的，又要操心小的，李艳一个人疲于应付。“那段时间就有了想法，就觉得活着也就这样，没意思。当然了，最后这样做，肯定是受了她（婆婆）的影响”。
2020年7月，李艳的婆婆去世了。李艳告诉王姐说，婆婆瘫在床上的时候，家里每个人都不痛快，她这一死，所有人都松了口气。“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孝顺。相反，我和老汪越孝顺，活得就越难，难的不止我们，还包括我婆婆”。
婆婆瘫痪以后虽然有李艳照顾，但身心还是备受折磨。她曾不止一次请求李艳帮她“想想办法”，让她早点解脱。
李艳对王姐说：“我从这件事上学到一个道理，那就是，人活着受罪还不如死了好。就拿俺儿子来说，他一个话都说不利索的傻子，活着除了被人欺负、被人看不起，还能有什么呢？”
王姐注意到，李艳是第一次用“傻子”这个词来形容小豪，于是她追问：“你不是说你儿子不傻吗？”
李艳苦笑了一下：“要是我说他不傻他就不傻，那就好了。”
5
2021年，小豪已经11岁了，可医生说他的智商还停留在6岁。这让李艳非常难受。当一个人的智商配不上他健壮的体格，他对身边人的威胁就大大增加了。
在小学里，小豪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经常疯跑撞倒或伤到身边的同学。他闯祸绝对是无意的，可这并不是他可以伤害别人的理由。
在学校里不受欢迎，小豪并不会感觉到什么，可李艳不同了，她是一个正常人，更是小豪的监护人。“小豪上学的时候，手机一响起来我就害怕。”李艳害怕老师给她打电话告状，更害怕去学校面对其他家长的怒火和谩骂。
“谁家的孩子不是父母的心头肉呢？”李艳理解那些向她发火的家长，“要是咱家的孩子被人磕到了碰到了，咱肯定也生气，可惜啊……”
说到这里，李艳长叹一声，不愿意继续往下说了。
王姐安慰李艳，说不想说也没关系，她可以回监室休息了。
“不是不想说。”李艳犹豫了一会儿，接着开口，“这是没办法的办法……也只有这个办法能解脱了。”
2021年4月，正是春季出游的好时候。那天镇上逢集，又是一个周末，附近许多居民都出来逛街买东西，李艳母子也不例外。
在镇子的广场上，一个供儿童玩耍的充气城堡搭了起来——平时人少，老板舍不得摆出来。小豪见了“城堡”非常兴奋，李艳也痛快地掏钱买门票，小豪钻进去玩，她则躲在一旁玩起了手机。
没到10分钟，李艳就听到有人在喊：“这是谁家的儿子，怎么这么个熊样！”
李艳立刻往“城堡”里看去，只见小豪如同失控的小坦克一样，在里面横冲直撞。一个老头站在气垫上叫骂，他身旁有个小女孩坐着哭。
李艳觉得小孩在一块玩，磕碰在所难免，不是什么大事，但她还是第一时间钻到“城堡”里给人赔不是。
谁知小豪在那边仍不消停，又接连撞到了几个小孩。这下事情闹大了，护犊心切的家长们纷纷要求老板把小豪逐出去，还对这对母子指指点点，言语里尽是嫌弃。
一开始，李艳还挨个向他们赔不是，后来听到那些难听的话，她慢慢拉下了脸，要小豪赶紧出来跟她回家。小豪正在兴头上，当然不愿意，李艳就进去拉。小豪索性躺倒打滚耍赖，李艳拉不动，只好用两手拽着他的胳膊往外拖。
吵吵闹闹，哭哭嚷嚷，母子俩一前一后，渐渐把愤怒的家长们甩在了身后。那天，李艳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一鼓作气把小豪拖到了附近的一座小桥上。此时的她已经怒火中烧，可小豪却看不懂脸色，依然不依不饶要回去玩。
一瞬间，李艳再也克制不住了，她一伸手就把小豪从桥上推了下去。
“我也不会活的。”说到这儿，李艳的嘴里突然冒出一句话，“俺儿没了，我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我也不会活的。”
原本李艳也打算跳河，可她突然想起了老汪，“我打算和老汪告个别再走，为了这个家，他也算是辛苦了一辈子，我想着我得和他说一声再走，没想到……”
说到这里，李艳抬了抬胳膊，把手铐亮给王姐看。
王姐这才明白，李艳为何在一开始会表现得那样轻松——这个母亲寄情于死亡，在她的心里已经做好了一命抵一命的准备。
谈话结束后，王姐找到领导汇报：“在押人员目前情绪还算稳定，但能稳定几天说不准，建议安排双人包夹监视，确保不出问题。”
领导那会儿正忙，只回了一句：“行，你去安排吧。”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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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年前，我去参加亲戚的婚礼，第一次见到新娘子杨晓琴。听口音她不像是本地人，一打听才知道她老家在云南。
杨晓琴性格直爽乐观，说话腔调清脆，颇有些川妹子味道。她说老家在云南和四川交界的山区，当地人说话都有些四川口音，虽然很多年没回去了，但家乡口音始终改不掉。接触多了，我也渐渐了解到她的一些身世——十几岁离开家乡，独自在外漂泊二十多年才勉强安稳下来。前几天，杨晓琴找到我，希望我能把她的故事写下来。她想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提醒年轻的女孩们：如果可以的话，不要过早地草率安排自己的人生。
1
1995年春节刚过，云南靠近四川宜宾的山区下了一场大雪。杨七妹一大早就从屋里出来去找堂姐。她年前出麻疹，发烧躺了好几天，过完年才好转。她和堂姐约好，今天要到山下杨家沟收桔子背回镇上卖，好挣些零花钱。
也许是因为出生时不足月，杨七妹是兄弟姐妹里最瘦弱的一个，也是最好强的一个。她父母都是农民，从土里刨食养八个孩子，杨七妹从未有过零花钱，她就自己想办法挣——给哥哥洗衣刷鞋，能挣个一毛两毛；帮姐姐干活带小孩，有时也能给个几毛；完成父母安排的农活后，她还另外开荒地种菜，背到镇上卖掉。这样零零碎碎地攒着，终于攒够了十几元，有了做小生意的本钱。
这一回，她打算趁地里事情不多，收几篓桔子卖，攒钱买双新鞋。镇上杂货铺有新球鞋卖，回力牌的，两边有红道，可好看了。十几元一双，她卖掉四篓桔子就能买。如果有余钱，她还打算买两双袜子——长这么大，她还从没穿过新袜子。
去杨家沟要走很远的山路，按山娃子的脚力，单趟也要走上两个多小时。为这趟行程，杨七妹做足了准备。她没有毛衣，更别说棉衣，只能把一年四季的单衣全穿上，一层套一层，直到穿不下为止。
这些单衣都是哥哥姐姐们小了的旧衣，因为常年劳作的磨损，也很破旧了。杨七妹打小就没穿过一件新衣，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谁叫她排行老七呢？她也没有鞋，天暖和时就光脚下地，脚底板不知扎过多少刺。眼下天冷，一双脚冻得通红，脚趾头上生了冻疮，走远路只能穿大人的胶鞋。可胶鞋太大，光脚穿老是掉，她就把旧衣卷起来塞进去。
准备停当，背上竹篓，杨七妹到小叔家喊上堂姐，两人就高高兴兴地上路了。
杨家沟在山脚下，气温比山上高，雪落即化，适合种植柑桔，这里产的柑桔远近闻名。
杨七妹和堂姐沿着小路下山，走得很轻松，等到回程时，背篓里装满50斤桔子，上山路就走得格外吃力了。杨七妹本就体弱，背着沉重的背篓走一段歇一会，想到要买新鞋，只能咬牙坚持，天擦黑才回到家。
第二天，杨七妹和堂姐在镇上卖掉了一半桔子，为了尽快把剩下的卖掉，她们就背着去各个村子叫卖。杨七妹提议去她大姐家所在的村子。
年前，杨七妹生病没下地干活，父亲从大姐家回来，见她歪在床上，便脱下鞋子抽她，骂她不中用就知道偷懒。母亲推开父亲，指责他就算心里有火，也不能发到孩子身上，生病了还打，心肠太硬了。
后来杨七妹才知道，父亲生气是因为眼红——大姐夫的妹妹带着小孩从江苏回来探亲，大人小孩都穿着厚厚的棉衣，看上去好有钱的样子。自己家孩子太多，父亲又是个不管家的，弄到钱只管自己吃喝快活，对待小孩一贯苛刻，杨七妹早就习惯了。只是因为这顿打，她记住了大姐家来了个有钱亲戚。
大姐嫁的男人原是个矿工，在矿上因工伤致盲后，煤矿公司赔了一笔钱。大姐在婆家过得好多了，手头宽裕后，时不时喊杨七妹来帮自己干活，偶尔给她一些零花钱。只要得空，杨七妹总想往大姐家跑，这回也不例外，她知道大姐夫一家总会买些桔子的。
到了大姐家，她见到了一个陌生男人。她当时并不知道，这个人将改变她的一生。
2
陌生男人是连云港乡下的农民，三十来岁，看上去有些老相。他这次跟来，是想寻个云南媳妇回江苏。
那天，杨七妹和堂姐卖掉剩下的桔子后，又回到姐夫家，帮着大姐种洋芋。男人也跟来帮忙，时不时找堂姐搭话。堂姐比杨七妹大两岁，却懂事很多。她心眼活络，模样周正，比起来，杨七妹就是个营养不良的黄毛丫头。
男人似乎中意杨七妹的堂姐，就让人帮忙撮合。她们便来劝，说男人家境不错，“如果跟他耍朋友，以后嫁到他家去，可就享福喽”。
堂姐似乎有些动心，嘴上应着，趁机问了很多男人家里的事。杨七妹在旁边听着，才晓得男人家在平原上，一眼望出去看不到山。田地里没有石头，庄稼长得好，不用种很多地，粮食也够吃了。
杨七妹心里有些吃惊，居然没有山？她实在想象不出来。的确，长这么大她还没离开过家乡。在这里出门即是山，往前看、往后看、往四面八方看，都是山。翻过一座山，后面还是山。在她的脑袋里，一直以为世界就该全是山。
那时候的杨七妹，对堂姐和男人的对话充满好奇，甚至有些妒忌——她妒忌堂姐有机会跟着男人去平原，那里肯定很好玩。
杨七妹上过小学一年级，第二年父亲就不让去了。她去央求母亲，母亲说没钱交学费，父亲听见了，就拿起棍子揍她，骂她是个败家的，吓得她一溜烟跑了。
到了二年级开学，杨七妹拿出积攒的3块钱，自己交了学费。她每天六点不到就起床去放牛、割猪草、捡柴禾，然后赶回家吃饭，在七点半前赶去学校。有时回来晚了，就只能饿着肚子去上学。父亲仍不满意，经常连打带骂地说家里的活没人干，女孩读书没用，识得几个字就行了，强行中断了杨七妹的学业。
杨七妹虽然有些伤心，但也知道家里困难，哥哥姐姐们有的连一年级都没上过，她只好熄了上学的念头，安心帮家里干活。
后来杨七妹说，如果自己能多上几年学，就能从书本上知道世上不止有山，还有平原和大海。而这一切家乡以外的事物，对于自己而言，注定只能以别的方式去见识了。
拾掇完洋芋，姐妹俩要回家。男人想到堂姐家看看，也跟去了。可到了村口，堂姐突然变了脸，对男人说自己不会和他耍朋友，更不会带他回家。跟在后面的大姐和她小姑子听见，急忙来劝，又把男人家的好处夸赞一通。劝到最后，堂姐急了，气哼哼地说：“他家真要有你们说得那么好，怎不把你们家里人嫁给他？”说完扭身就跑了。
三个大人面面相觑，却也无话可说。男人随即抱怨起来，说这么多天见过几个女孩，一个都没成，他可不能白跑一趟。大姐没奈何，让男人先去自己娘家住下，在村里找找合适的。
单纯的杨七妹不明白堂姐为何变卦，以为堂姐是故意耍人玩，没有多想便领着客人回家了。男人在杨七妹家住了几天，大姐带他去了几个女孩家，尽管男人愿意出4000元彩礼钱，还是没人愿意跟他走——不是嫌他岁数大、长得丑，就是嫌他家太远。
男人非常郁闷，他家四处借钱凑彩礼，他还跑了两千多公里来到这个贫困山区，竟然一无所获。
杨七妹的父亲坐在凳子上，抽着烟叶，望着这个倒霉的男人，打趣道：“4000元在我们这不算少了，可惜我的二女儿嫁人了，三女儿还太小。”
大姐坐在旁边，眼神不由飘向正在切猪草的杨七妹，“三妹过完年就16岁了，不小喽。”她眼珠转了转，把凳子挪到杨七妹身边，关心地问：“这两天要翻地了吧？”
杨七妹说：“妈给我分了块山坡地，要翻十来天呢。”
“老六要去矿上打工，妈说他的地也让你来翻。”
杨七妹尖叫一声，跳了起来：“啊，我不干，凭啥六哥的活也要我来干？”
大姐叹气：“是啊，你个女娃娃家干这么多脏笨活，真是太辛苦喽。”她定睛看着细竹竿一样还没发育开的妹妹，劝道：“要是你和这个男的耍朋友，跟他回家去，嫁给他以后，就不用干这么多活了。”
“真的？”
“真的。而且坐火车到他老家去，让他给你买双新鞋，还有新衣服，你愿不愿意嘛？”
杨七妹的脑子一下懵了。她只知道男人家在平原上，地都是平的，种地不累人。还没想过去男人家要坐火车，她还没见过火车呢。据说男人家里有一条船，船是啥个样子的？男人家里还有电风扇，她也没见过……
“不想干活！我想出去玩！”杨七妹简单的脑壳渐渐被这两句话塞满，傻傻地点了头。
大姐起身去找母亲。父亲坐在凳子上抽着土烟，一声不吭。大姐和母亲具体说了什么，杨七妹不得而知。她只在切完猪草端去喂猪时路过厨房门口，听到她们的几句对话。母亲似乎有些吃惊，迟疑地问：“七娃怎么会看上这么丑的男人？她走了地里的活谁来干？”
单是这一句话，杨七妹就感到所有的委屈都要爆发了，“就知道让我干活，我偏要跟这个男人走，让你们后悔去。”
3
男人对杨七妹很满意。不过现在想来，到了这地步，只要是个女的他应该都会满意。他说自己身上没带钱，要回家拿，然后就走了。
男人走后，杨家就陷入了一种奇怪的氛围，每个人都绝口不提此事，也不对外张扬，似乎是在集体保守着一个秘密。最奇怪的是，没有一个家人认真地和杨七妹解释，她答应的事意味着什么。
杨七妹很高兴——哥哥们出去打工了，姐姐们也嫁人了，妹妹还小，家里的活眼看就都要落到她一个人头上了——现在好了，她要出去耍了，再不用管猪有没有饿？牛有没有赶回来？地翻没翻？玉米和洋芋有没有种？这些统统都和她没关系了，她自由了。
杨七妹就是抱着这样的念头上了火车。
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出远门，阵仗颇大，同行的共有7人：她的父亲，大姐夫和大姐以及他们的女儿，姐夫的妹妹和小孩，还有同村的一个妇人。妇人的女儿也嫁在江苏，说自己正好去探望。
至于父亲和瞎眼的大姐夫为什么同行，杨七妹不明白。后来想，大概是男人要求先把人送去才能给钱。
男人的家在连云港某县城的一个村子里，家里的情况比他描述的要差得多。只有两间土房，没有船，船是亲戚家的，他只是偶尔去帮忙而已。除了干农活，大多数时间他只能推着小车去做点小工。
这样的条件，使他三十岁还没在当地讨到老婆。杨七妹没计较这些，她老家的木头房子，比土墙房也强不到哪去。
有一点男人没骗她，这里的地真是平的。杨七妹站在田边往四周看，一眼望不到尽头，当真一座山也看不到。在这样的平地上种庄稼，简直太轻松了——
在老家，她的家在山坡中间的一小块平地上，开荒出来的土地都在山坡上，用石块垒出堤坝，整成一块块梯田。土地很贫瘠，只能种玉米和洋芋，也没有水源，把种子撒下去后，就只能靠天吃饭。即便如此，能种庄稼的缓坡地也不多，只能往远处去开荒，每天要走很久的山路。家里人口多，地很分散，从早忙到晚，着实累人。
相比之下，男人家的地就在村口，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有沟渠引水，翻地用拖拉机，真的是舒服。
几人去了大姐夫妹妹家休息，村里人闻讯赶来围观，围了里三层外三层，边看边议论，都说“这小蛮子挺好看的”。众人的夸奖让杨七妹稍稍放松了些，她从小体弱多病，长得细细长长，母亲说她像根竹竿，搞得她一直很自卑，自认是姐妹中最丑的。也许这里人喜欢我这样的吧，她心里想。
父亲和大姐一家住了没两天就启程了。他们像是来移交一件货物，平安送到地方，拿了货钱就回家去了。他们没留钱，也没说什么，神情如往日一般木讷平淡。只是临走之前，父亲说按风俗待嫁女不能送亲人出门，杨七妹只能静静地坐着，看着几个亲人的背影消失……
他们走后，杨七妹摸了摸口袋，里面有200元，是母亲塞给她的；还有些零钱，是她平时攒的；最里面还有张照片，是她和母亲的合影。母亲说，想家了可以看看——这是她全部的家当了。
之后，男人带杨七妹去赶集，给她买了身新衣裳，还有她心心念念的新鞋子。随后，就把她带回了家。杨七妹的新生活就这样开始了，没有仪式、没有酒席，也没有亲人的祝贺，只有一身新衣裳和一个托人办的结婚证。没人告诉她嫁人是怎样一回事，她以为就该是这样的。她满足，这里的人都看着她笑，没人骂她也没人打她，要知道在老家，她要是敢偷懒，挨打骂都是很平常的事。
头两个月，男人怕她想家，就让人领着她到处串门。这个村子里有一些从贵州、四川、云南各地嫁过来的女人，几个女人凑作一堆，说起各自的家乡话，也能解些乡愁。等新鲜劲一过去，杨七妹就不可抑止地想家了，她常常拿着和母亲的合影，站在无人的田地里默默流泪。男人要出门打工，怕她跑了，就把她托付给亲戚。亲戚家有条货船，经常往返各地运煤，杨七妹就在船上和亲戚们一起生活。
杨七妹的家乡也有条大河，可她从没坐过船，等上了船，才觉得船上的生活和坐牢差不多，巴掌大的一块地方，几个人面面相对，很快就厌烦了。
一天晚上，船行到淮安电厂旁边靠岸。从电厂里排出的水是热的，几人都下河去洗澡。杨七妹见她们洗得畅快，也从船尾下了河，一手拉着船边绑着的轮胎，一手慢慢地搓澡。
一只手搓澡不方便，她见旁边几人一边说笑，一边用两只手搓澡，也没有沉下去，便以为浮在水面上很容易，便也松开了手。随即一下就沉了下去。
河水大概有3米深，杨七妹的脚很快触到了淤泥，她害怕极了，张嘴想呼救，就呛了一口水。幸好旁边几人立刻发现她溺水，一人游到杨七妹下水的地方，抱住船尾轮胎，用腿在水里来回荡，希望能碰到她的身子。杨七妹乱挥的手正好碰到那人的腿，随即便像捞到救命稻草一样紧紧抱住，这才被人拉了上去。
她说自己那时候脑子里面只是想：“我那时候想自己要死在这里了，真不甘心啊，离家那么远，我的魂不晓得能不能回去。”
从那以后，杨七妹打死也不愿上船了。男人回来后，也不再出去打工了。过了段时间，杨七妹有了身孕，男人见她没有逃跑的念头，渐渐不再看着她。等到她生了孩子，便彻底不管她了。
4
从生孩子的苦痛中恢复过来后，杨七妹的思乡之情如溃坝的洪水般一发不可收拾。她找来纸笔，开始吃力地给家里写信。把自己小学一年级学到的字词，歪歪扭扭地写到纸上，实在不会的就画个圈。
信寄走后，再数着日子等回信。直到孩子四个月时，她才终于收到了家中的来信。母亲在信里说，对她甚是想念，可是因为晕车的毛病，没法去看她，希望她有机会能带小孩回家探亲。杨七妹跑去央求男人。男人倒是没有防范之心，只说家里欠债尚未还清，只要她能弄来路费，就随她去。
杨七妹的心思又活络了起来。九十年代的连云港，虽说比起云贵川算是好地方，但地处苏北，经济上仍比苏南差一大截。农村土房比比皆是，光棍更是不少。杨七妹的男人成功领回来一个云南媳妇，虽说欠下不少债务，仍让村里的光棍们艳羡不已。不少人上门来打听门路，并许诺如果成了，可以给介绍费。
杨七妹知道，无论夫家还是娘家，都不可能给她出路费。她只能放出风去，谁给她出来回路费钱，就带谁回老家找媳妇。没多久，果真有人找来了。
那人是邻村的，因岁数偏大，在本地找不到合适的女人，只能去山里碰碰运气。杨七妹跟他约定，由他负责路上开销，到了云南可以吃住在她家。她帮着介绍女人，但能不能成，要看他自己的本事。
等杨七妹此番千辛万苦地回到家，一如两年前大姐夫的妹妹一般，怀里抱着娃，身后跟着个陌生男人。为了完成承诺，杨七妹四处奔波。也同上回一样，附近村子有些女孩来见过男人，都没相中。
这也不奇怪，来云南找媳妇的光棍，全是岁数偏大、相貌普通、家庭条件差的男人。若不是家里穷到过不下去，哪个女孩愿意离乡背井嫁那么远？
杨七妹安慰男人，耐心多等些日子，等消息传到更偏远的山区，也许会有穷人家的女孩愿意跟他走。过了些日子，真有人领来一个四川女人，据说她家更偏远。女人是独自来的，坐在男人对面，低头不语。中间人说了男人的情况，问女人相得中不？女人沉默了一会，点了点头。
杨七妹抱起娃走开了，她对这男人的承诺算是完成了，至于男人要付出多少彩礼钱，她并不关心，甚至有些反感，觉得这像是女人被卖掉的价码。杨七妹甚至没去打听女人的事，直到他们一起坐火车回到连云港，她也不知道女人的名字。
这次回家，杨七妹本以为自己会舍不得离开，哪知分离的时刻来临，也没感觉到有多不舍。这让她多少有些困惑——山还是那座山，屋子还是木屋，母亲永远忙碌不停，父亲下地回来依旧闷着头抽烟，一支接一支……田地里的庄稼旺盛生长，街上的小吃摊还在卖酸辣粉和炸洋芋。
那天，杨七妹笑着同儿时的小伙伴告别。一瞬间她猛然惊觉，原来是自己变了。虽然从一个穷家嫁到另一个穷家，吃穿用度并没有多大改变，但她离开家乡，行程几千公里，眼界已被山外的世界打开。她不再是那个怯生生的，在火车上一句话都不敢说的女孩了。
命运把她早早带离了家人，也给了她别的东西。
5
回到连云港，男人有了新的挣钱门路。他带着杨七妹和孩子，在城里铁路附近租了间屋子，干起了疏通下水道的活儿。
下水管道堵塞是城市居民楼常遇到的事，一旦事发，污水恶臭弥漫，鲜有人愿意下手。况且管道砌在墙里，没有专业的工具还真不好弄。男人有亲戚在城里从事这个行当，见他有了孩子，就手把手教会了他。
这行当门槛并不高，只要买个小型机器，插上一根细钢丝条，接通电源，如银蛇乱舞的钢丝条就能伸入管道内，把淤结的污垢捣碎就可以。有的人家堵塞情况比较严重，连钢丝条也无能为力，那就得另接一根下水管，这是唯一具有技术难度的地方，当然这样的情况很少遇到。杨七妹很快适应了这种生活。她不怕污水和恶臭，和老家的猪圈牛棚农家肥比起来，下水道的气味实在不值一提。他们找人刻了个橡皮章，揣在兜里，溜进居民小区，拿出图章涂上印泥，在楼道里的白墙上啪啪乱敲一气，疏通下水道的小广告就做好了。
因为到处乱敲小广告，两人被小区居民驱逐过很多次，有一次甚至被人抓住，衣服都扯破了。哪怕这样他们也照敲不误，不为别的，只为打小广告才有生意。房东家有部电话，杨七妹和房东谈好，装了部分机，只接不打。每回外出敲完章，她就赶回去守着那部电话，等待电话铃响起。
有时男人出去干活，电话铃声又响起，杨七妹便会拎着机器上门。开了门，对方往往一惊。杨七妹就抬着头说：“女的也能通好。”
一单活轻轻松松赚20块，这可比在农村待着强多了。农村粮食够吃，可是手里没钱，哪像这里，“钱像从天上掉下来似的”。手里有了钱，能吃得好点了。进城几个月，杨七妹胖了，原本身材瘦弱、头发枯黄的她，脸色终于红润起来，显露出青春少女的气息。
那一年，她还没满20岁。
杨七妹租的房子在一个大院子里，左邻右舍住着许多外来的打工人，每回她走过人群，总能听到人们议论她：
“这么多女娃中，就这个小蛮子最漂亮。”
“太可惜了，这么漂亮，嫁给那个老男人。”
“真是一朵鲜花插到了牛粪上。”
听多了议论，杨七妹心中不免生了一些异动。为了挣钱，她奔波在城市的街巷中，见识到城里人的生活。她见过夫妻牵着手，漫步在林荫道上；她见过情侣在公园的长凳，依偎在一起；她见过房东夫妇躺在床上，边看电视边说话……
这座城市展示给她看的，是正常的恋爱、婚姻关系应当是什么样子的。可这些幸福的画面，从来都不存在于她的生活中——她是男人花4000元从山里买来繁衍后代的工具而已，谁会与工具谈感情？
她想要寻找自己的幸福了。
杨七妹是个直爽单纯的山里妹子，心里想的，就会立刻在脸上表现出来。再看自己的男人，她不再是麻木认命的神色，而是反感、厌烦的。他的手碰到她，她会有毛骨悚然的感觉，只想躲得远远的。
很快，男人就察觉到了杨七妹的变化。在村里，有过很多不安分的女人，男人们知道该怎么收拾她们。在这一点上，村里所有人都不会指责男人，相反如果他下不了手，反倒会被瞧不起。
那天，男人找了个借口把小孩送到亲戚家。回来后便换了嘴脸，开始殴打杨七妹。那段时日，杨七妹经常鼻青脸肿、一瘸一拐地出现在人前。她有过反抗，但不是男人的对手，只会被打得更惨。她只能在深夜里独自跑到天台上哭，她想起村子里同样苦命的女人，那些女人的惨叫听得她浑身发抖。可村里人听到了，只会冷漠地往地上吐一口痰，嘟囔一声：“该！”
村里逃走的女人有很多，有的是只身逃离，有的带走了孩子。有人成功，也有人被抓回来，下场不好。杨七妹也想带走儿子，可是男人不给她机会。他把小孩放到了亲戚家的船上，生活在水上。杨七妹害怕水，连河岸都不敢靠近，哪里能找得到呢？
终于有一天，在又挨过一顿打后，杨七妹实在不想再忍受下去了。她趁男人半夜睡着，挟着床被子，翻过墙跑了。为了防止男人追来，她反向沿着铁路走了一整夜，走到城市另一头的火车站，买车票去了徐州。
6
为了斩断过去，杨七妹给自己改了名字叫杨晓琴。她忘了是从哪部电视剧里看来的。
疏通下水道的经历，极大地开阔了杨晓琴的眼界，也锻炼了她的生存能力。她胆子大，有手有脚，相信自己在陌生的城市里也能活下去。
杨晓琴先在城郊租了个小屋子，交了50元租金，身上就没什么钱了，连买机器疏通下水道的本钱也没有。没办法，杨晓琴只能去找工作。她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看到一家招服务员的饭店，就大着胆子走进去问，没想到居然被录用了。
约好试用期3天，然后转正式工，杨晓琴高兴地答应了。此后的一周时间里，老板对杨晓琴嘘寒问暖，关心备至，以至于所有人都觉得不对劲了。杨晓琴也觉出来了，老板对她实在太好了，经常塞些零售水果给她。她只是个打工妹，只想赚一份工资，完全没有别的心思。只要老板没有出格的举动，她还是想在这干下去。
等到第二周开工的早上，杨晓琴去饭店上班，老板没来，老板娘来了。老板娘把杨晓琴喊到一边，撇着嘴上上下下打量一番，然后冷冷地告诉她：“你不用来了，你被开除了。”
杨晓琴吃了一惊，问道：“我没做错事，为什么开除我？”
老板娘一脸不屑：“开除就是开除，没有为什么。”
杨晓琴气急：“那我的工资呢？”
“试用期没工资。”
“老板说好试用期是3天的，我都干了7天了。”
“现在我说了算，赶紧滚蛋。”老板娘没打算讲理，蛮横地赶走了杨晓琴。
杨晓琴回到住处，越想越气，她认死一个理，该是我的钱，一定得讨回来。隔了几天，她又去饭店要工资，正好遇到老板。老板看到杨晓琴，赶忙向她道歉：“都是我的错，让你受委屈了。”他拿出100元递给杨晓琴，说这是她的工资，然后把她拽到外面，突然表白起来。
老板见杨晓琴没有反应，以为她不信，还拉着她说要带她去见父母。杨晓琴吓坏了，扭转身跑了。她又一次拿出全身的力气，在徐州的街头夺命狂奔，任凭老板在后面大声呼唤，也没有回头。
此后的日子里，杨晓琴辗转在不同的饭店当服务员，遇到过各种各样的老板和客人，这些人促使她不断成长。
杨晓琴在一家东北人开的饭店干了不满一个月，老板就把她开了，而且死活不给工资。这家人惯用这招数坑人，很多服务员闹上一两回也就算了，可杨晓琴偏不。一天，杨晓琴喊上一起打工的朋友们，在这家饭店大摆宴席，吃罢结账时，杨晓琴告诉老板，欠的工资就抵餐费了。老板见杨晓琴喊来的朋友多，不敢发作，只能报警求助。警察来了解情况后，指责饭店老板不该抵赖服务员的工资，老板最后只能自认倒霉了。
杨晓琴虽然没拿回工资，却狠狠地出了一口恶气，她终于有能力向欺负她的人反击了。认栽的饭店老板事后也感慨，杨晓琴要不是文化太低，肯定了不得。
没能继续上学是杨晓琴一辈子的遗憾，来到城市后，她深切地体会到没有文化的痛苦，不希望自己的儿子也因贫穷而失学。
最开始，杨晓琴的工资只有300元，每月拿到钱后，她就给孩子买件衣服，再往口袋里塞点钱。余下的钱扣掉自己的生活费，全部存起来，想等儿子长大后再给他。
衣服寄走，杨晓琴的心里才会好受点。
在城市里漂泊久了，杨晓琴开始渴望家庭的温暖。她知道没法回云南老家了，回去了父母兄弟也不会待见她。“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这句话在老家可不是空话。何况，她还牵挂着孩子。她只能劝解自己，兴许她跑了后，男人会后悔，只要不打她，她还是凑合和他过算了。
逃跑大半年后，杨晓琴带着礼物，忐忑踌躇着回到了连云港农村，准备做回杨七妹。一进家门，她就看婆婆背后的儿子，儿子又黑又瘦，似乎不认识她了，她扔掉手里的东西，扑了过去，嘴里喊着：“我的儿子，让我抱抱……”
婆婆看到杨七妹吓了一跳，以为她要抢孩子，用扫帚拦着她，厉声大叫：“不许过来，你还回来干嘛？”
男人闻声从屋里出来，一把扭住杨七妹的胳膊，扬手便往她脸上打，嘴里骂着：“你这臭不要脸的女人，居然敢跑，今天我非打死你不可……”
他一边打一边把杨七妹往屋里拖，婆婆趁机背着小孩跑了。眼见孩子被带走了，杨七妹急了眼，不知从哪来的力气，两手把男人的脸抓开了花，挣扎着想要去追孩子。男人暴怒，一脚踹倒杨七妹，用脚在她身上猛跺。杨七妹在地上来回翻滚，痛苦地惨嚎。
暴行持续了许久。天色渐暗，村庄中炊烟袅袅，家家户户都开始吃晚饭了。男人打累了，锁了屋门扬长而去。他要去吃饭，等恢复了力气，再回来好好收拾这个女人。
杨七妹知道，这是她逃跑的机会，她强撑着爬起来，操起凳子死命砸开门板，又一次翻墙逃离了这个表面安宁祥和的苏北村庄。这一次，她发誓此生永不回来。
以后，世间再无杨七妹，只有杨晓琴了。
7
杨晓琴辗转在不同的城市打工，无论身在何处，她都不会忘记给儿子寄钱。
2003年秋天，算算时间，儿子该上学了，她实在按捺不住思念，偷偷跑去镇上的小学见到了儿子。她问儿子：“我是你妈，你还记得不？”儿子长高了一大截，似乎认不出她了，愣愣地看着她，良久才咧开嘴笑。
儿子说爸爸找了后妈，把他寄养在姑妈家，平时也不管他。杨晓琴听着很心酸。儿子嘴里所说的姑妈，即是当年救过杨晓琴一命的跑船亲戚，对她比别人好。见过儿子后，杨晓琴打电话给姑妈道谢，说自己想经常回来看看儿子，请姑妈不要阻拦。
姑妈说：“你跑了以后，我弟弟又找了女人，你如果经常回来看孩子，被那女人知道，她恐怕就更不愿意养这个小孩了，为你儿子考虑，你就不要再回来打扰他们了，以后钱和衣服都寄给我就行了。”
杨晓琴默默地挂了电话，此后只能硬起心肠，没再回去找过儿子。
这么多年，见过杨晓琴的人，都会夸她好看，特别是她怎么也吃不胖的苗条身材。只要不说家乡话，谁也瞧不出杨晓琴曾是个山里土妹子。她如今打扮得时尚洋气，和城里的大媳妇小姑娘不相上下。
杨晓琴重新嫁了个男人，在城市里安了家。她最满意的，是这个男人从未打过她一次。为了领结婚证，杨晓琴特地回了趟连云港，在姑妈的安排下，和前夫办了离婚手续。
时隔多年再见面，那个当年殴打她的男人，已经成了头发花白、衣衫邋遢的木讷老头。两人面无表情地办完离婚手续，在民政局门口将要分道扬镳时，杨晓琴最后看了眼折磨过她的男人，鬼使神差般掏出一沓钱，递给他说：“去买套好点的衣服吧。”说罢，扬长而去。
2022年春节，杨晓琴给家乡的老父亲发了个大红包，又用视频电话聊了一会。视频那头，八十多岁的老父亲已经白发苍苍，老眼昏花看不清人了。
杨晓琴问他：“你还记得我小时候的事情不？”
父亲说：“你说啥子？我听不清。”
杨晓琴笑了，大声说：“我说祝你虎年吉祥！”
拜完年，杨晓琴在手机里刷到老家大侄子的直播间。只见大侄子梳着油头，站在老家的木头房子前，用手指戳着手机屏幕，声嘶力竭地向他老婆告白：“么妹子，你把我丢下跑喽算咋回事嘛，你嫌我没房子，我买个老家的房子给你要不要？”
播到一半，大侄子问一旁看热闹的爷爷：“爷爷，这房子要多少钱？”
爷爷说：“你说啥子？我听不清。”
杨晓琴拿着手机咯咯直乐：“这个瓜批，现在哪个女娃还稀罕老家的房子哦。”
就在一年前，她和前夫生的儿子找来了，说要在城里结婚买房，让她给点钱。
她想了想，把自己从20年前在徐州做服务员时攒的4万元全给了他。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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