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碗楼市｜大疫第三年，众生皆苦
作者：葫芦娃
上周末，我带团队在长三角考察，恰好碰上了常州和苏州的散发疫情。
苏州和无锡，关闭了一半以上的交通要道。剩余开放的高速口，也设置了疫情检查点，暂时仅允许“行程码上只有苏州”的车辆下高速。
成堆的货柜车，滞留在苏台高速上。
拥堵的车流，绵延不到边。
我突然意识到：我们的生活，已经被该死的疫情覆盖了整整两年。
那一刻，浓重郁结憋在心底，压得我喘不过来气。
是时候该说点什么，却又不知该从何说起。
大疫第三年，众生皆苦。
3月的一天，我看到一个朋友圈。
赵德宝，还是把车卖了。
赵德宝是河南人，50多岁，胡子拉碴，爽朗健谈。
2018年，我因为一篇稿子想找个货车司机，聊点素材。经朋友介绍，就认识了赵德宝。
一来二去，我和老赵成为了朋友。
我们偶尔会约在郑州前进路上的胖娃川菜馆里，我听他讲跑长途的各种见闻，也听他抱怨路政、运费、罚款和偷油。
酒过三巡，一起骂“货拉拉”这个狗娘养的。
自2015年以来，无数资本涌入货运行业，试图培养出一个“货车版滴滴”。到了2017年底，两家最大的货运平台合并，重复滴滴合并快的形成垄断的故事。
大货司机们面对资本和互联网的入侵，毫无抵抗能力，眼睁睁地看着运价被一杀再杀。
老赵的大运重卡是贷款买来的，每月要还5000多。疫情之前，扣去贷款油费轮胎和修车，一年能进账10多万。
像这样的货运司机，中国有1700多万名。他们和赵德宝一样，没日没夜的穿梭在中国的高速、国道和省道上，维持着这个庞大国家的经济系统运转。
疫情之后，这个庞大经济系统的阴晴起伏，也投射在老赵的朋友圈里。
去年1月8日早晨6点半，赵德宝在朋友圈发了段小视频。
——背景是劲爆的音乐，前方三条车道上塞满了车，漆黑中闪烁着一片片鬼魅的红色尾灯。
老赵说，完蛋了，堵车了。
这趟活儿，是从河北香河拉家具，送往河北沧州。两地均属于河北省，但之间却隔着一个天津市。
——行程距离大约234公里，不堵车的话只需要3个小时。
老赵送完货的返程当天，河北新冠疫情集中爆发。
——河北境内多条公路封路，多地对河北牌照车辆和途经河北车辆进行劝返。
这一天开始，诸多货车司机就与老赵一样，被困在高速公路上。
不到3个小时的返程路，老赵开车整整走了5天6夜。1月6号下午返程，1月11日凌晨2两点抵达。
这趟到沧州的运费是1200元，正常情况下，空车返回只能赚到450元。
这次老赵空车而归，堵了5天6夜。路上已经一省再省，除非不得已，基本不住旅馆。但最终的住宿、吃饭和油费，老赵依然花了1100多。
折腾五六天，赚了100块。
老赵说，还是亏了，服务区的饭太贵。
赵德宝的儿子，之前一直在新乡老家种药材。去年河南发大水，家里的水没到腰部，地里的药材被淹的绝了种，仓库里的药材飘在水面上。
老赵儿子坐在临时安置的塑料棚里，给老赵发了个微信：爹，我真的不想活了。
老赵怕儿子想不开，拉着儿子出来跑车。
下半年，老赵又贷款给儿子买了辆冷藏货柜车，想专门跑“绿通”。
结果，又被郑州乐鸿物流公司给骗了。
买车前说的好好的，只要在他们那高价买车，就能进入他们公司。
公司负责货源，保证每月纯收入1.5万。
车买了没半年，郑州又连续遭遇两轮疫情。物流公司跑路了，高价买的冷藏货柜车，一下子又没了货源。
老赵的儿子说，河南的规定太不合理。
——4.2米的冷藏车，国家没有明文规定必须要资格证和营运证。但开上路只要被路政发现，就要罚款。
——更可气的是，这么大的车只能拉货半吨，否则就按超吨处理，被逮到还是罚款。
去年过年，老赵爷俩都没回家。
老赵，在四川湖南和湖北跑车。
小赵在上海跑车，遇上了疫情，被作为重点人群隔离在苏州。
老赵最近一次发朋友圈，还是在骂货拉拉。
——再这样压价，是要把我逼死。
小赵最近一次发朋友圈，是在借钱。马上要还车贷，货款还没结，谁能借我2000块。配了一张图，图上有四个字
——我太累了。
作为一名投资者，我经常告诫自己要客观。
但目睹老赵和小赵的苦不堪言，让我的情绪不由自主的站在他们这边。
在中国——
庞大的人口基**数导致任何一个防疫政策波动和细分行业变动，都会牵扯到数千万的家庭。**
变幻无常的政策和试图颠覆的资本，或许仅是为了更宏大的叙事目标，或许是真的能提升运转效率，但被牺牲掉的一定是底层的司机们。
大疫第三年，货车司机过的很苦。
北京怀柔燕山脚下的渤海镇，有一家福建茶馆。
老板叫林永如，50多岁，泡得一手好功夫茶。
五年前，我在怀柔出差了两个月，酒店就在老林的茶馆旁。偶尔去喝喝茶，与他还算相熟。
近两年，老林时常感叹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自己万一活到90岁，该怎么办。
第二件事是，生意难做。
老林有一对儿女，身体不好的女儿，留在福建。儿子毕业后在北京打拼，有个刚上小学的孙子，日子过得紧紧巴巴。
七八年前，老林从福建来到燕山脚下，经营一家茶馆。一方面，做做游客生意，贴补儿子。另一方面，离得近点，能看看孙子。
福建人信风水，老林常说自家祖坟风水绝佳。
——老爹活了九十一，老娘活了九十二，爷爷活了九十三。
说完这句话，老林的眼神随即黯淡下来：
现在都快成累赘了，要是也活到90多，该怎么办？
老林经营茶馆七八年，也不是没攒下养老钱，只是为了儿子成家，赞助了自己大半辈子的棺材本，还借了几十万，帮儿子凑了首付买了房。
现如今儿子两口，一个月三万多的收入，扣除房贷教育和日常消费，基本所剩无几。
老林半生积蓄全空，一把年纪还要帮着还债。
渤海镇是个度假区，老林的茶馆主要做游客生意。
两年疫情，大家都懂。
尤其是去年，北京为了冬奥，严防死守。每来一次疫情，茶馆就要关门。去年一年365天，开门营业不到150天。剩下的时间，哪怕开门，也看不到人。
老林说，前两年囤的老茶饼都快发霉了。
老林租了台滴滴，跑起了网约车
——茶馆还开着只是撑撑场面，维持生活只能靠滴滴。
疫情之前，全北京约有14万量滴滴。截止2021年底，滴滴司机注册量增长到37万量。
新增的20万名滴滴司机中，有多少人和林永如一样——
被疫情和现实打败，没日没夜的穿梭在北京的夜幕中。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灵活用工人员”。
自打来到北京，老林的生命中就多了一道红线：每月净收入1万。
他给我算过一笔账，帮儿子还债、给女儿治病、给自己交上保险，给老家人情往来……每月至少一万，才能填上窟窿。
茶馆有生意，就坐着挣到红线。茶馆没生意，就得开着滴滴挣到红线。
老林说，现在想挣到红线，越来越难。
以前可能每天跑12个小时，一个月就能赚到1万，现在得跑16个小时。
跑滴滴的人越来越多，单越来越少。
滴滴有个规定，驾驶员的年龄不能超过55岁，老林只能再开不到2年。两年之后，老林就变成了自己口中的“累赘”。
真恨不得把自己锁在驾驶座上，老林说。
去年过年，他没有休息。年三十，我看到他在朋友圈发了张照片。照片是开着车拍的，车窗外是央视的大裤衩，灯火辉煌。
穿过灯火辉煌的大楼，似乎能看到春晚舞台上的笑魇如花。
照片上面，老林敲着一行字——
世界上什么人最傻，做父母的最傻，我就是那个最傻的人。
最近一次看到老林的消息，是他前两天发了个朋友圈。
——北京正飘着雪，地上已经积了薄薄的一层。
我跟老林说，下雪路滑，下台阶要注意安全。
老林说，没事，社区雇了邻居的老太太扫雪。
邻居老太太跟老林一样，也是外地过来帮忙照顾子女。家里条件不宽裕，碰上了疫情，子女收入有点拮据。为了帮儿女减少负担，她承担了附近的保洁工作。
最近北京的疫情有点严重，老太太却扩大了工作范围，承担了更多保洁工作。
老林问过老太太，不怕被感染么？
老太太说的一句话，真的有点让我绷不住了。
——为了赚更多钱，今年还能多存点。
——要是被感染了，也好，不用再攒养老金了。
在那一刻，我感到一阵恍惚：
一个农村的底层家庭，辛勤劳动走出贫困，培养出一个大学生，这是中国波澜壮阔的城镇化进程中的无数个故事之一。
现如今，他们年轻的一代在城市中承担着压力。
而老去的一代，也被捆绑在战车上，碾着血与肉，轰隆前进。
大疫第三年，为人父母过的很苦。
2020年6月12日。
99%的人已经记不起这一天发生了什么，而张志勇却永远记得。
我家楼下有家开了五六年的日料店，老板张志勇早年间在日本打工。用他的话讲，拼不动了，伺候不动小鬼子了，回国开了这家店。
做内容的，时常加班。回家时偶尔看到亮着灯的店，我就会进去喝一杯。
6月12日的深夜，阿勇发了一个朋友圈：事情不妙，明天闭店。
当天，北京新发地爆发疫情中传出“三文鱼切割案板，检出新冠病毒”的消息。
即便后期有多位专家表示
——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证明三文鱼本身可以感染并传播新冠病毒。
尽管后期海关监测数据表明
——对来自高风险国家或地区的15,638个生鲜冷链样品进行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但是，但是，但是！
涉及三文鱼，连同进口生鲜和日料的多米诺骨牌，还是被推到了。
第一个下架三文鱼的，是永辉超市。
紧接着，北京多家超市和日料店，纷纷紧急下架。
再然后，数家媒体报道“三文鱼可能是新冠新宿主”，餐饮协会倡导大众“不要吃生食”。
到最后，三文鱼，甚至日料店，都被直接打上“传播新冠”的标签。
自此之后，阿勇的日料店营业额跌到了平日的一成。
——一天能卖七八十，客人打包一碗面或一份寿司就走了，连店都不进。
有天下班回家，我看到张志勇把自己的核酸报告做成了易拉宝，放在门口。
阿勇说，我还想把店里的三文鱼拿去送检，但是被拒绝了。
——连人都测不过来，还测鱼？
我对张勇说，就算成功自证清白也是徒劳。
我是做内容传播的，深知自从那条“未经核实且充满诱导性的报道”发出来，就足以引发公众对“三文鱼和日料”的恐慌。
当天晚上，我看到阿勇发了条朋友圈：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
阿勇说，他这家小店最多也就每天赔个一千多。
更惨的是他的供货商“老董”，每天赔10万。
短短十天，老董已经赔了100多万。
6月13日，老董看到了有关三文鱼的消息。看到消息时，新进的1000多件三文鱼，已经正在运送途中。
冰鲜三文鱼的保质期，只有15天。从原产地运到批发市场的店里，需要4-5天。
卖不出去，就会臭到店里。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冰鲜三文鱼送到加工厂，变成冷冻三文鱼，保质期能长达2年。
为了不让损失扩大——
老董把进价90元/斤的冰鲜三文鱼，变成了30元/斤的冷冻三文鱼。
200万的三文鱼进去，60万的三文鱼出来。
一进一出，10天，140万。
三个月后，阿勇的日料店关门了，老董也发誓“疫情不走，不碰三文鱼”。
阿勇说，原本还能再挺一阵子，但是没意义了。
刚熬过二三四月份的疫情寒冬，感受到疫后的回暖。为了迎接新局面，还专门重新修缮了店面，更新了菜单，就遭遇了一帮傻逼媒体的“诱导宣传”。
全中国一共有30家的三文鱼一级批发商，1000多家的中大经销商，7万多家品牌日料店，上百万生鲜进口和日料从业者……
6月12日的这天，是他们的生死线。
那篇“毫无依据却充满诱导的文章”，是斩向他们的刀。
最终的最终——
我不知道有多少批发商、日料店和从业者，如阿勇一样，倒在了那天，倒在了那篇文章下。
阿勇关店的那天深夜，在朋友圈写了一段长长的文字：
理性的报道再多，也会淹没在‘日料传播新冠’的有罪推定中……大众舆论已经陷入了“日料是元凶”的狂欢中。
今年，阿勇又开了家中餐馆，主打小龙虾。
墙上挂着花枝招展的招牌，上面了一句话：我爱你不后悔，也尊重故事的结尾。
这句话，是于文文在《体面》里的一句歌词。与此同时，它也是青年创业者茅侃侃选择赴死时，给这个世界留下的告别词。
今天，它在阿勇的中餐馆，我想可能是——
一个餐饮中年面对他已经无法预测的后疫情时代，给出的一个最苦涩的告白。
大疫第三年，阿勇创业的第五年，餐饮人过的很苦，中小个体户过的很苦。
过去不做企业，对诸多事情，无法感同身受。
只知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按月领钱，不发就跳槽。
自从前年开始创业，我才知道“创业之艰难，赚钱之不易”。
自打创业后，我们经历了无数次见不到落日的加班，无数次吵得面红耳赤的头脑风暴，无数次没有尊严的市场拓展，无数次披星戴月的考察调研，无数次奔袭在外与疫情擦肩而过，扣扣搜搜节约所有能节约的成本……一年辛辛苦苦，才堪堪勉强有那么一点利润。
——这还得是你运气足够好，不犯方向性错误，不死掉，不被商业以外的麻烦盯上，顺利躲过疫情冲击。
外人看到的大碗，光鲜亮丽。
于我们自身而言，或许千疮百孔，满身疲惫。
往日里，我往往会在一篇文章的收尾，告诉你遇到问题的解决方案。
遗憾的是，今天在这种“疫情频发”和“泥沙俱下”相互叠加的大环境系统风险面前，我无法告诉你解决方案。
个人再多的折腾，遭遇大时代的不幸，可能也是螳臂当车。
你越努力、越勤勉，死的可能越快。
甚至临死那天都不知道——
谁是哪个引致惨祸的执刀手？有没有办法让它停下来？
就好像，我无法预测疫情到底何时结束，你的小店到底何时开门。
我能做的只有“祈祷它早点结束”，祈祷在遥远的未来——
我们可以不再经历如此多的殚精竭虑，如此多的惶恐无奈，如此多的波折磨难。我们可以简单地思考，简单地赚钱，简单地去爱，简单地去生活。
40多年前，北岛在《今天》杂志的创刊词中写到：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尚且遥远，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今天，只有今天！
40多年后，“今天”对与我们来说，像贴面刀锋一样冰冷而真实。大货司机、底层父母、个体商贩……我们都被疫情裹挟进这个焦灼的时代，无人独善其身。
大疫第三年，众生皆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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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停」的春天，深圳骑手睡在桥洞里
文 | 李晓芳
编辑 | 王一然
剪辑 | 张歆玥
「有依之地」
34岁的外卖员易强随身带一顶粉红色帐篷。他爱好钓鱼和露营，特地花了500块大价钱买了一顶专业户外帐篷。而为什么是粉色？易强笑了，这是他7岁女儿最喜欢的颜色。这顶帐篷在接下来几天派上了大用场，跟着易强在一个又一个桥洞迁徙，搭在城市的缝隙里，成了临时的家。
一周前，3月13日晚7点，深圳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关于做好全市三轮全员核酸检测的通告》，从3月14日到3月20日，全市公交、地铁停运，全市社区小区、城中村、产业园区实行封闭式管理。
易强是一名众包外卖骑手，同时接两个平台的订单，每天工作十二小时，送餐范围在深圳市福田区，租的房子也在福田区，而这里也是这轮疫情中每日新增病例最多的区域，被划定了多个封控区。
当天夜里9点多，他送完手上的外卖，回到租住的小区，黄色围挡已经立在门口，保安拦住了他。准确地说，只要准备好了核酸结果、绿色健康码、工作证明、14天行程卡等等材料，易强还是可以进入小区，但小区实行“只进不出”的封控原则。
社区的保安熟悉易强，知道他租一个二十来平的房间，五个外卖员挤在一起，每人每月房租加水电就要900来块。
保安提醒他，“你进去了，明天就不能出来喽，你还要不要上班？”
易强不能接受没法挣钱，而“失去自由还不能挣钱，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他让室友把自己的粉色帐篷，还有床上的被子、垫子一起打包，从门口给他递了出来。这天晚上，还有许多担心“明天一早被封在小区，没法挣钱”的外卖员从家中仓促离开。
●水厂桥洞里的临时居住点。讲述者供图
对很多外卖员来说，在出租屋外睡觉不算难事。许多个深夜，刚收工的易强骑着电动车驶过这座城市，看见脱下工作服的同行们睡在桥洞或公园长椅上，他们通常是送同城订单的，距离远，有时横跨十几公里，来不及赶回家，就干脆在城市的各处角落凑合一晚。
易强从没想过住旅馆，“最便宜的宾馆也100多，就为了洗个澡洗衣服”，这笔账不用细想，铁定是不划算的。他每天晚上让家里的室友把自己的帐篷和行李递出来，早上打包好再递回去，因此，他选择的几个桥洞距离小区都不超过2公里，方便运送行李。
充电不需要担心，深圳街头遍布电动车换电柜，换完电池的车还能给手机充电，保证他24小时都可以工作。
而一处合适的桥洞，必要的条件是保证用水与离公厕近。这意味着能洗漱甚至洗澡，即使长时间在外流浪，也能维持一个人的基本体面。按照这个标准，易强不太满意第一晚睡的桥洞，那是在福田区车公庙水厂附近的一处地下通道，去公厕刷牙洗脸还得走上一公里，易强只能买了包湿巾擦脸擦脚。
人也太多了，3月13日通告发布的当晚，桥洞里挤下了30来个骑手。每个人的电动车支在一边，旁边的空地就是一块“床位”。许多人匆匆出门，买不上帐篷，就从家里抱了一床薄被；有人找小卖部老板要了一块纸箱皮，或是拿外卖平台发的雨衣垫在身下；还有人直接裹着外套躺在地下，和衣而睡。易强看同事什么都没准备，就在帐篷里挪了一块位置，两人拥挤着过了第一晚。
大家似乎都无法入睡，在自己的“床位”上或坐或躺，有人边刷抖音，边实时“播报”：“有个村被封了。”“20号以后就恢复了吧？”有人在讨论今天栖身的桥洞，考虑明天是不是得换个更好的。
直到凌晨两三点，忧心忡忡的讨论才渐渐平息下去；而桥上，运输物资的卡车、零星出现的网约车和的士呼啸开过，没人知道桥下睡着一群外卖员。
比起导航里的城市街道，外卖员心中的“地图”这时更有作用。38岁的外卖员陆翔住了三天旅馆，快负担不起了，选择搬出来睡桥洞。白天，他带着130元买的帐篷和防潮垫，边飞驰着送外卖，边沿路考察，“脑子里储备的地理环境知识要全部发挥起来，疯狂回忆哪里有厕所。”他会在300多人的微信群里热情推荐，哪个公园还没被封禁，附近有哪些公共厕所可以洗澡。他发过来的语音里，还带着呼呼的风声。
随身携带的行李要精简。外卖员张海龙十天前刚到深圳，为了省钱，他一直没租房子，住龙华区每晚30元一个床位的小旅馆，每天坐地铁赶到福田区送外卖。通告发出后，地铁第二天即将停运。张海龙用一个双肩包装下了自己的所有家当——几套换洗衣服、毛巾牙刷、充电宝，临时买了一张垫子和被子，双肩包当枕头，就这样睡在福田汽车站的广场上。每天早上起来，垫子和被子一叠，薄薄的一层，绑在外卖箱上，丝毫不影响白天的工作。
但这两天，张海龙认真地考虑，该添个帐篷了——天气早晚凉，还偶尔飘点雨丝，跑同一片区域的易强给他推荐了自己睡过的水厂桥洞，好歹能挡雨。而且无论哪里，深圳的蚊子都太恼人，咬得他几天没睡好，“有个帐篷还是舒服点。”
●骑手将帐篷和衣架绑在外卖箱上。讲述者供图
外卖员彼此间的关系总是既熟悉又陌生，少有的空闲时，可以一起磕着瓜子喝啤酒，说起家里生病的父亲或等着上学的孩子，却可能根本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和籍贯。前一天还在路上打过招呼，下一秒离开这座城市，微信列表里的头像就再也不会浮起。他们真切又热心地在微信群里分享桥洞信息，转发能买到帐篷的链接，他们穿同样的外卖服，用类似的电动车，也在此刻跻身桥洞，共享着一些相似的人生经历和体验。
易强今年原本没打算重回深圳。他之前在老家陕西汉中经营一家发廊，2019年底将店面盘出去，计划做点更大的生意。没多久，疫情来了，做什么生意似乎都不太合适。表哥介绍他到深圳，开始送起了外卖，他皮肤晒得黝黑，长年穿一双洞洞鞋，以应对深圳多雨的天气。
在深圳送了近两年外卖，2021年11月，易强选择回到汉中。他想留在家乡，到女儿学校门口开一家文具店，如果可以，再在文具店旁边开一家发廊。他已经考察好了，一间店面年租金6万多，加上水电和进货支出，启动资金大约是15、6万。但文具店还没开起来，今年年初，又一波疫情来了，女儿的学校停课，转为线上教学。
易强庆幸自己还没把钱花出去，“今年搞了的话，说不定我两年都收不回成本。”3月，他又回到了深圳。当时每天都在新增确诊病例，出于谨慎，上火车前，他把粉色帐篷塞进了行李箱。
前往深圳打工的外卖员理由大多相同，“能挣更多钱。”张海龙今年32岁，上一份工作在西安做共享充电宝地推销售，这份工作不怎么赚钱，“共享充电宝赚的就是人流量，疫情一来，人流量减少，对企业的利润率影响挺大。”因此，他白天上班，晚上兼职送外卖。
他前不久刚经历过一次封城，去年12月，西安出现疫情，今年1月解封，但公司没扛过去，他被裁员了，只剩外卖员这一份工作。
张海龙现在每天早上睁眼先做核酸，做完开始接单，跑到下午两三点，花半小时吃午饭，接着一口气跑到晚上十二点，直到平台系统监测24小时核酸过期，将他强制踢下线。他的声音里总有股浓浓的疲倦感。但张海龙停不下来，他的父亲刚做了胆结石手术，零零总总家里还欠着七八万外债。他希望能在深圳赚上足够的钱，还掉债务，再剩一些，回西安或山西老家做点小生意，然后娶个媳妇。
●陆翔为自己挑选的地下通道。讲述者供图
比起其他稍显焦虑的外卖员，38岁的陆翔总是乐呵呵的。他为自己千挑万选了一个安静无人的地下通道，两侧墙壁铺满蓝色海豚壁画，他特地拍了一张照片，郑重又难掩兴奋地向其他骑手宣布：这就是我明天要睡的桥洞。那架势不像是露宿街头，更像只是在春日里，来了一场难得的城市露营。
很快，深圳部分骑手无法正常出入小区、选择在街边搭帐篷的消息得到了广泛关注，3月16日傍晚，深圳市相关部门就表示临时调用了学校、驿站等活动场所，铺设床铺，分发食物、口罩等物资，接待外卖员。
陆翔幸运地没用上自己选好的桥洞，在3月17日凌晨住进了一所小学。他喜滋滋地在微信群里分享住宿环境，和学校里那位热情待人的校长，对方一听他反映没地方晾晒衣服，马上表示可以将一处小操场空出来，搭上架子做晾晒场。他有些跃跃欲试：“不知道能不能把我的帐篷支在学校里？有多少学生的梦想是在教室里露营啊！”看起来，这场暂时的流浪对他似乎没太大影响。
只有提到从事外卖行业的原因时，陆翔显出了一点无可奈何，叹了口气：“一半是因为疫情吧。”大半年前，他还在一家汽车配件运输公司工作，负责送货，公司规模不大，加上老板总共20来人。当时陆翔还没有接种第一批新冠疫苗，恰好深圳又出现了几起确诊病例，老板以陆翔没接种疫苗为由，让他自己申请了离职。
●空荡寂静的深圳街道。讲述者供图
在深圳近两年，外卖员易强很少能慢下来，好好看看这座城市。他没注意到这个时节，路边的黄花风铃木开了一簇又一簇，风起的时候，黄花落了一地，远远望过去，像是他老家汉中的油菜花田。他喜欢钓鱼，以前开发廊时，下班了就和同事们到附近水库，擎着钓竿消磨一个晚上。到了深圳，他总是没时间，顶多在送完餐回家途中，看到在公园钓鱼的大哥，上去递根烟，套个近乎，问两句“这儿钓鱼怎么样？”
睡在桥洞的日子里，易强发现了一些以前从未留意过的城市碎片：他第一次知道，这座钢筋水泥包裹下的城市，居然有那么多从清晨5点就开始啼叫的小鸟。“太吵了。”他有点受不了。过去谁会有闲心观察小鸟呢？他住的小区密密麻麻遍布着居民楼，里面住的大多是早出晚归上班的白领。
“桥洞”可以容纳这个城市里所有不可或缺却鲜少被关注的群体，比如外卖员，比如环卫工。被小区拒之门外的第二晚，易强睡在红树林公交站附近的地下通道，旁边就是深圳湾，有水浪拍击海岸的声音传来——他骑着电动车进去，看见两名环卫工带着一个刚上小学的女孩，裹着被子呼呼大睡，橙色的工作服挂在电动车把手上。
易强后来才知道，他们住在附近的城中村，小区封闭，实行“只进不出”的管控原则。为了维持城市的基本运转，也是为了保住工作，他们同样选择睡在桥洞里。
其他人被困在房间里的时候，他这个睡在桥洞里的人却仿佛拥有了更多自由。易强敏感地发现，过去一周，随着各个小区实行封闭式管理，大家的作息似乎都变得混乱起来。以往的午高峰从上午10点半开始，持续到下午1点半，直到白领们的午休时间结束，而现在要在上午11点半左右，大家似乎才慢悠悠地在家里苏醒过来，开始下单点餐。下午5点，写字楼里的员工就会在加班前点好一份晚餐，现在晚高峰大约要在7点才开始。
订单没怎么变多，人们照常点螺蛳粉、烧烤和奶茶，没有察觉一些餐饮商家关门了，易强猜测，可能店主也正被关在家里。配送的速度变慢了，部分外卖员同样被困在家里，一些订单迟迟无人接收。
水厂桥洞附近的大厦，也困着好几个保安。大厦后面有公厕，早上去厕所时易强碰到他们，保安们半开玩笑半抱怨地跟易强说，队长不让他们回小区，回去就要丢工作，他们已经在大堂里睡了20多天。又问易强，你这准备睡哪啊？他给另一座办公楼的保安送过餐，对方说自己出不来，但楼里的蚊子太凶，拜托易强给他买盒蚊香。
红艳艳的木棉花开了又落下，两旁的行道树大叶榕长出新芽，没有人或车来跟它们争抢，飘落的花朵和树叶就长时间地覆在马路上。外卖员陆翔会在夜里驶过空荡街道时，拍下落满一地的木棉花，发到骑手群里吐槽。陆翔特别诚实地说，木棉花开一点也不浪漫，“它掉下来砸人脑袋上很痛的。”而且落得多了，环卫工没及时清扫的话，他总觉得街上弥漫一股酸酸的腐烂的味道。
●街道上散落一地的木棉花。讲述者供图
整座城市“慢”下来的第六天，天气不错，少云，晴朗，陆翔骑在电动车上看月亮，喊骑手群里关在家里的兄弟们趴窗看天，“今天晚上的月亮好漂亮呀。”有人说，他看不到，他的房间在最深的小巷里。陆翔为他感到遗憾，又用文字给他形容，“今天晚上的月亮特别特别咸蛋黄的那种，是满月。”他补充道，“一个橘红色的大咸蛋黄。”
易强没有抬头看月亮，他只想挣更多的钱，计划在今年10月回到家乡，“深圳不适合生活。”他的老丈人在老家的菜市场卖猪肉，没受到这波疫情影响，想让他一块做这门营生。
好在解封的日子很快来临了。3月20日下午新公告发布，深圳市已完成三轮全员核酸检测，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但总体可控。机关、企事业单位回复生产经营，公交、地铁全面恢复运行。慢下来的城市再度一寸寸恢复搏动。
等疫情彻底过去，易强还是更想做个悠闲些的小个体业主，在女儿学校门口开文具店，生意好了，旁边再开家发廊，他剪发，妻子卖文具，每天早上7点半顺路送女儿上学，下班了就能去水库边钓鱼，重新过上和疫情前一样的生活。
（文中人物陆翔、张海龙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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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much｜一个上海居民的新冠记录：
“社会疫情”是否可以减减压？
作者：hemuch 原标题为《一个上海居民的新冠记录》
作为一个对上海执政有长期的信任与认可的人，我多希望我接下来所说的事情不是真的发生一
0.我目前核酸检测阳性，正在集中隔离。检测到异常的过程我就不说了，3月18号社区检测混检时发现，同日我发热。19日单独检测确认异常。19号晚我的发热症状已经消失。19日晚八点，疾控通知我异常，需转运到医院集中隔离治疗，而和我同住的妈妈的结果不确定，需要再测。
1.被通知之后，我接到了八九组人员的无数个电话，很多，很重复，很频繁，工作人员很辛苦。在被一系列电话轰炸得无法休息，而在这么多电话中，没有人知道我会被送去何处，也没有一人知道感染者之后会面对怎样的安排，以至于我不知道如何准备隔离所需的东西。
2.转运车原本20日上午来接我，但在一片重复无效的沟通混乱中姗姗来迟。21日凌晨1点50分才到小区。我在2点18分到了隔离地华山医院北院。到了没让下车，两眼一抹黑地又等了半个钟头，好不容易进了医院的大堂，又从头等一遍。当时大堂已有二十多人在站着，其中好几位老的老人，还有一位得坐轮椅，他们不知已经等了多久，也没有人告诉我们还要等多久—这无尽的等待是因为床还没有准备好，也没分配好。
工作人员说一间房住四人，进了就再不能出房门。让每人领一袋生活用品，里面有烧水壶和牙膏牙刷之类。我记得有人问这么多人同住会不会交叉感染，得到的回答是“所以你们需要24小时戴好口罩”，还有人想讨一双桌上放着的防疫手套，也被拒绝了，还附送了一条理由说“这病是通过飞沫传染的”。
3.我看到一位姑娘肚子痛得蜷到了地上，医院的工作人员却让她忍着，等上楼了再看；姑娘说忍不了了，对方只说那也没办法，现在没人。旁人看不下去，问难道没有医生吗？没人回答。—好像这里不是医院一样。
一位老人佝偻着，等得太久了，已经直不起身子，难受异常，旁人径自拉了一把工作人员的椅子拉来才给她坐下。和我同车的一位大姐喊着冷；身边的咳嗽声也慢慢多了起来。就这样又等了一个半小时，直到凌晨四点半，我们终于进了那间房。
4.我和另外三位“核酸异常”人士的混住生涯开始了。工作人员大喊要我们通风开窗，可他们不管外面有多冷，他们还拒绝了我们加被子的请求。好不容易，我们为同屋一位虚岁九十的老奶奶争取到了一床被子。但老人晚上睡觉戴口罩很挑战，呼吸不过来。
5.现在是3月23号，在这里的第四天。迄今我们没有见过医生，护士也没来过（至少没有见到干真正的护士工作的)，没有人给我们做过任何检查，没有核酸，没有CT，没有抽血，甚至连测体温也没有。我们就在这间屋子里画地为牢。这里对我们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投喂三餐，没发过药物、没发过消毒用品，没发过防护用品！前天晚上我向送饭人讨口罩，她说次日上午十点会有，结果到现在，我也没见到过一根棉纱！奶奶的一个口罩已经戴了四天。室友喊着求药，喊了三天，获得一小包一次量的连花清瘟；我看到微博上有一位同样软禁在华山北的姑娘说牙齿发炎，痛得脸都肿了，却一样无医无药。但我们的身份证信息，他们的系统要的登记信息之类，倒是有人不厌其烦地来要，反复要。
6.九十岁的老奶奶有高血压，起床翻身一次都要一分钟，也没有人来看过。奶奶说平常吃很多药，之前已经登记过。但医院说不知道，又嫌听不懂奶奶的话。奶奶自己带的高血压的药已经快吃完，九十岁高血压病人停用高血压药，我不敢想象后果。奶奶原本还带了中药过来，但现在已经全部变质，不能吃了，因为工作人员说不能帮她存进冰箱。老奶奶现在急得要命，却无法可想。同屋另一位姑娘发汗，每天要汗湿衣服好几次，被子也湿了，但因为没得换的，也没法洗，现在已经馊了。我自己的感冒本来已经好了，现在有卷土重来，而且比变本加厉了。
到现在，由于医护和照顾的缺失，我们一屋四个人现在的状态比进来之前更差了一无一例外。
从房间的玻璃往外看，只看得到空空荡荡的走廊一除了偶尔有人在门后喊大白（通常没有回应），再没有其他的声音。
7.在这个没有“医”的医院里，生活的不便与日俱增，更不用说物资短缺和可能的交叉感染。每个人都不明白，为什么把我们押到这里？为什么又不管我们？什么时候才是一个头？
我们问什么时候给我们做核酸检测，答说五天以后。今天看到上海又新增977例，想已经进了医院的无症状不被治疗不加速检查送走，后面的人又要往哪里放。
另附一段其他人和某疾控工作人员的对话一
8.前天（3月21日)我妈妈终于也收到转运通知。一想到自己在华山北院的可怕经历，想到妈妈将独自面对这一切，甚至更糟，我内心感到难以形容的恐惧这大概是子女为父母能感到的最大的恐惧。我马上请求社区医院帮妈妈申请去同仁医院，并请求体恤不要半夜转运，而且无论如何不要来华山医院！社区医院很照顾，申请了同仁。但是，转运车依旧在午夜时分到达我家，把妈妈直接送到了两小时车程以外的远在嘉定的瑞金北院。转运车卸下妈妈就走了。
9.比我的遭遇更糟，瑞金北院告诉妈妈说没有床位了，要住只能住走廊，而且转运车也不会来了，因为其他地方也没有床位了。当时已经凌晨两点多，我听得出之前还一直鼓励我“听政府安排”的妈妈明显哭过了。天知道我当时有多么自责和心疼。妈妈已六十三岁，还有糖尿病，当晚她已体力不支，只得在走廊上过了一夜，而今早一醒来便出现了感冒症状。不幸中的万幸是，瑞金北院有医生和护士(！）,也给家母测了核酸。—我太感动了，就像日常的空气和水被人拿走，又突然送了回来。
不知是不是我凌晨时向12345的投诉有了效果，昨天下午，妈妈和其他在公共走廊里的人，终于被移到了房间内的走廊上。算上加床，一间房六个人，家母的床窄得可怜，但乐观善良的妈妈说够好了。
(此处必须声明：瑞金北的医护人员挺好的。我们也充分理解工作人员都非常非常辛苦。)
流水账写到这里，我感到头都快要爆炸了，我的感冒症状又“失而复得”了，但还忍不住再分享几个想法：
1.将成百上千、本无需去医院治疗的轻症患者或无症状感染者送进医院，会不会造成变相的医疗挤兑？我们这些本可在家慢慢康复的轻症患者或无症状感染者至少已经挤满了华山北院、瑞金北院、第四人民医院等等，把医院的常规的病人都挤走了，据说接下来还会有更多轻症、无症状者被送去医院。华山和瑞金这样级别的医院，更该做的是化疗、血透这样救命的治疗一好奇那些原本的病人去了哪里？他们是否可以及时地获得与华山、瑞金医院同等的治疗？
2.以我自己为例，无症状的感染者的症状与普通感冒区别不大，但却要经历连续不断的电话轰炸、与亲人的分别、工作的停顿、未知的隔离、忽冷忽热的环境，陌生人的混住，得不到满足的用药需求、不定的归期时.…经历了这一切后，还有多少人可以只是“无症状”？
3.这一路上每个环节不敢慢一分一毫疲于奔命的工作人员们，不光在用身体工作，还要极大压抑自己待释放的情绪压力。他们被误解的也很多。“精准防控”在基数小病毒传染弱的时候是无冕之王，但当今疫情涉及面这么广，病毒传播变得如此轻易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将大量用于“追索踪迹再排查”的资源缓一缓投放？同时是否可以把用在无需治疗的“无症状”上面的资源释放出来？是否可以给当前的“社会疫情”减减压？
4.一个城市的安全感，是我放心父母独自在城市里穿梭，也期待将来孩子在这里成长。一个将糖尿病的老人半夜安排在寒冷的走廊上过夜，高血压的老人需要在医院担心断药的城市，成年人被关在医院却没有任何处理的地方显然不在此列。我怀念那个高效、节能、大气、实在，让人感到安全的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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