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时我修了一门“影视制作”课程，作业是拍一个十几分钟的人物纪实短片。在寻找选题过程中，我结识了王路，一位当时的北京大学硕士三年级学生。学文科的他深感搞学术出路不大，借着教育领域创业氛围浓厚的东风，他便想做一个跟当时火热的线上教学不同的教育创业尝试，名为“陪伴学习实验”。
我本以为王路就是我们的拍摄对象了，直到我和团队的伙伴们遇上了王路“教育实验”的对象——赵鹏涛，一个第一印象无比腼腆文静的男生。
起初，我深深怀疑他是否能成为合适的拍摄对象，毕竟相较起来，王路话更多，人也活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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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当同级同学还在呼和浩特的学校里跟随老师做紧张的高考冲刺时，赵鹏涛和父亲收拾好了两箱行李，踏上飞往北京的班机。从这一年的2月至5月，赵鹏涛的生活将跟王路紧紧绑在一起。
除了晚上住在王路的出租屋，其余时间，王路的创业基地——也就是北京中关村科技大厦里的某“创业谷”，成为了赵鹏涛的“家”。
“破败”与“生机”，这是赵鹏涛对这个暂时性的“家”的概括。大厦的8层，到处是生意人，有拉板车抢电梯的工人，有守着小卖铺闲聊的女郎，有卖煎饼果子的大妈，有西装革履的年轻人，也有清华北大的在校生和毕业生。这里是商贩与创业者的聚集地，赵鹏涛就在王路租赁的办公区内，埋头刷着一张张卷子。
说这是一场双方的赌博，一点也不为过。不同于传统补习班的高考“全托”项目，赵鹏涛是这里唯一的学生，老师则是由王路两周内筛选出来的6位清华和北大的在校生。
在呼和浩特时，赵鹏涛通过英语网课结识了王路。除了英语，赵鹏涛也通过网课补习数学和化学。“这些学长学姐们比老师们教得好”，这是赵鹏涛最初的感受。他所在的高中，位于呼和浩特市教育水平的中上等，但比起北京，还是落后得多，每一届六七百个考生，考上985和211的，不到百人。
赵鹏涛的班级有40多人，高三时，若干名同学便离开了学校，被父母送进了专门的高考冲刺补习班，花费几万到10多万不等。赵鹏涛的家长也有些动摇，看着儿子380多分的考试成绩，赵鹏涛的父亲似乎已经看到了5个月后儿子的高考成绩。
“在学校确实不怎么会退步，很稳健，但我也不指望什么质的飞跃了。”父亲这样对赵鹏涛说。
赵鹏涛的父亲最后把主意打到了王路身上，因为一些私人关系，他跟王路关系较为熟络。他提出，与其让儿子经常上网课，不如让儿子直接去北京做最后的冲刺。当他把这个初步的想法跟家人说时，立刻遭到了妻子和儿子的抵触，母子率先站在了一条战线上。
首先是一个未成年学生离开父母在北京生活的安全问题，虽说有“学长”陪伴，赵鹏涛的母亲还是不放心。其次是对于风险的不确定——在学校跟着老师学习一直是传统主流的学习方式，清华北大的学生虽说在网课补习班一直是抢手的“师资”，但是否能替代有着丰富教学经验的老师们进行系统的高考冲刺学习呢？
母子俩不想拿高考做实验。
2019年1月，赵鹏涛的父亲跟王路交涉，询问让儿子到北京学习的可能性。王路觉得赵鹏涛父亲的提议有可尝试的价值。
从“补习”到“替代学校”的角色转变过程，王路始终顶着巨大的压力。
“犹豫当然是有的，毕竟是拿一个高三学生的未来做赌博，但我有把握。”王路自信地说。虽然还是北大的在校生，但他已经在教育行业接触了不少学生，积累了经验，很多学生们都不把他当补习老师看待，而是把他当成可以倾诉自己真实想法的大哥哥。除了学习，王路也经常跟他们聊感情、聊未来。
赵鹏涛率先被父亲说服了，虽然即将远离舒适区让他产生了本能的抵抗，但渐渐地，他感受到了网课的效果，对清华北大的“学生老师”的信任，以及“拼一把”的念头，让他和父亲站到了一条战线上。
最终，母亲也被说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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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周内，王路就组建好了赵鹏涛的“教师班子”。他拜托清华北大的同学在两校的不少兼职实习群里发通知，“报酬丰厚”。来应聘的学生很多，通过一系列的笔试面试，最终敲定了6位同学，每人都拥有高考单科的顶尖成绩。
语文老师来自清华美术学院，数学老师来自北大数学科学学院，物理老师来自北大物理学院，化学老师来自清华化学系，生物老师来自北大城市与环境学院，英语由王路亲自教。
当王路在北京筹备这一切时，赵鹏涛的父亲则在呼和浩特儿子的学校里做着班主任的说服工作。赵鹏涛的班主任不赞同孩子离开学校去北京补课的做法，因为她带的往届学生中，确实有一部分另找补习班自行学习，但大多效果不好。补习班终归还是比不上学校里教学经验的老师，班主任一直在强调这一点，她劝赵鹏涛父子不要冒险。
班主任对赵鹏涛说：“你知道你出去以后会承受多大压力吗？”
“我知道，我还是想搏一把。”赵鹏涛回答。
最后，赵鹏涛还是成为了班里第八位离开学校去外面进行高考冲刺的学生。正月初七，高三学生开学，不到一个星期后，赵鹏涛离校了。
王路在北京已经打点好了一切。父亲送赵鹏涛过来，他视察了情况，跟王路交接工作后就回呼和浩特了。他对王路只提了两个要求：一是每晚要让儿子跟家人视频，二是儿子要回呼和浩特参加2次模拟考试，以检验学习成果如何。
一天早上，我们决定去王路的出租屋拍摄，跟拍赵鹏涛的一天。出租屋离中关村有一段距离，王路和赵鹏涛两人坐公交车往返于“创业谷”所在的大厦和出租屋。王路跟别人一起合租，住在一个二十几平的卧室里，厨房、客厅与卫生间共用，晚上，就和赵鹏涛挤在一张床上睡觉。
我们刚到王路家时，赵鹏涛正准备洗漱，王路还在床上半梦半醒。很难想象这样狭小的卧室住着两个大男人——卧室里还放着一个庞大的运动器械，脚踩的地方已经落了灰，扶手上搭满了衣服。
一面墙突兀地贴着棕色的壁纸，估计是墙面已惨不忍睹，房东又不舍重新粉刷。暗色调的壁纸让屋内显得更加逼仄。由于卫生间空间更狭小，赵鹏涛只能把洗漱用品挂在卧室的墙上。
赵鹏涛洗漱完催促王路起床收拾，从被子里扯出王路被夹裹住的短袖，仿佛他才是那个陪读的大人。在“埋汰”王路的时候，赵鹏涛会表现出自己鲜少活泼的那面。他比王路高半个头，王路走路比较快，他就喜欢顺手从背后抓住王路的衣领，让他慢些。
桌上摆着王路专门给赵鹏涛做的单词小卡片，是用A4纸裁出的一小块一小块，正面是英文，背面是翻译。一开始赵鹏涛只是飞快地翻着纸片，速度快到让我怀疑他究竟有没有在记。
王路怕他“摸鱼”，让他读出来。赵鹏涛突然窘迫起来，念单词声音小到只有站在他身边的我能勉强听清。每个单词都读得很仓皇，且没几个读对。书桌的角落里放着一本又厚又大的《托福词汇》，想来是王路的工具书。
王路给赵鹏涛制定了时间表：赵鹏涛6点半起床，洗漱背单词，这个时间段王路接着睡觉；两人7点半出门坐公交，8点半到办公区域。
“创业谷”地方挺大，当时租赁工位的人不多，到处都是空闲位置，也算是学习的清净地方。上午一般是上英语和数学课，12点半吃饭，1点午休，下午1点半到3点如果没有课就自习，4点后又开始上课，吃完晚饭后，晚上还有课。
每一周老师们都会出卷子考试。与在学校时不同，赵鹏涛的课程不是提前硬性规定死的，并且每一节课时间比较长，对于他的薄弱学科，王路会看情况增加这门课的频次。
3
虽然已敲定赵鹏涛为拍摄对象，也征得了他本人的同意，但真正到了“创业谷”时，我们团队还是很犹豫——虽然我们不会说话打扰他学习，但很难保证他在面对瞄准他的两台摄像机（我们用的是相机）时可以像综艺里的明星一样不被干扰。都是参加过高考的过来人，对于高三的学生，我们还是持有“敬畏之心”的。我决定先试拍一天学习，如果影响到他，就终止拍摄。
一开始架相机并不顺利，赵鹏涛最初用来学习的屋子是狭长型的，三脚架很难撑开，两台相机还容易互相入镜。正当我们小心翼翼、尽量不出声地调试脚架位置时，一直埋头写卷子的赵鹏涛抬头提议换个屋子。他攥着卷子和文具袋，轻车熟路地找到了一间没人的宽阔屋子，还很贴心地坐在比较中间的位置，方便我们拍摄。
同伴到外面采些空镜头，我就在“创业谷”里随意转悠，看看赵鹏涛已经待了个把月的地方是什么样的——不得不说，很荒凉。近两年创业形势不好，听王路说，以前这里坐满了年轻人，可我如今要穿过三四个办公区才能见到活人。大厦一进门的大厅是彩色的相纸墙，孤独纪念着这里往日的生机与希望。
总体而言，这个地方像极了我小学时不幸上的那种因假考奥数被火速取缔的补习学校。我不晓得一个高三学生在这里学习的心情究竟如何，应该有些“海上钢琴师”的心境吧？
中午王路有事没有回来，只能给赵鹏涛点了份外卖。我趁赵鹏涛不学习时抓紧时间跟他聊了两句，他的话比早上在出租屋时多一些了，显然一早上没跟什么人说话，也憋坏了。
他一边啃着酱骨头，一边很认真回答我略显客套、生硬的提问。我首先关心他有没有被拍摄影响到学习，他果断摇了摇头，表示自己这一年多来一直都在接受“非主流”的学习方式。
最初，别人上网课是为给校内学习“锦上添花”，他则直接把网课变成了学习的主要手段。到北京后，也没遇到过正儿八经的老师，个别单科老师长相看起来比他还小，“老师”都喊不出口。
“一切都很诡异，像梦一样，以及在这样一个奇怪的地方学习，所以你们拍我也没什么值得奇怪的了。”
晚上是赵鹏涛跟父母打视频电话的时间。3个人都用方言交流，我们躲在盲区拍摄。父母除了问学习，还很自然问了下最近有没有想分享的事。我和伙伴们顿时紧张起来，生怕他透露出我们的存在——毕竟，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任何父母大概率都会介意一切可能干扰到孩子学习的因素。
出乎意料地，赵鹏涛对我们拍摄短片的事只字未提，全程都未看过我们一眼，在镜头下表现得十分自然，还巧妙地让镜头拍不到手机上的父母。中途有一个小插曲——因为怕父母看见我们这些陌生人，赵鹏涛没有开灯，但我的同伴走动时入了镜，他妈妈突然紧张起来，说：“你身后有个人影！”
赵鹏涛很快把话题岔开，较真地纠正父母说，自己每天做题不能叫“考试”，而是叫“限时训练”，并拒绝回答“你现在感觉理综能考多少”之类的问题。他妈妈似乎也感觉跟儿子实在聊不出什么了，就喊丈夫过来接着聊。不过赵爸爸还在忙工作，终究也没来接电话。
赵鹏涛的脸映照在写字楼的玻璃窗上，分成了两层。窗子外能看到大厦的侧面和后面，远不及正门前天桥上灯火辉煌的风景好看。但这里是他在这个几百平米“家”内为数不多能看到风景的地方，他很喜欢站在这里打电话。
我问他想家吗，他摇头，说从小父母工作就忙，尤其爸爸，一出差就几个月，春天走秋天回。他上高中后，父母在家的时间才多了些，但他已经养成独处的性格了。他最想念的还是家里的模型。
聊起航模、车模、机器人模型，他的话多了起来。
4
赵鹏涛很快就适应了在中关村的生活和学习节奏，远离了学校，他觉得很平静，偌大的地方，只有他一个高三学生。王路承认，这种“陪伴学习”也有不可避免的风险，一个人远离同学，会缺乏一种竞争环境，也没办法跟别的同学横向比较学习成果，只能通过老师们出卷子考试进行敦促。
3月初，呼和浩特的学校举行了第一次模拟考试，赵鹏涛回去了。父母、王路与赵鹏涛对这次的成绩无比紧张，因为这会测出这半个多月的学习效果如何。还没出分时，赵鹏涛总会回想起班主任之前说的话——“出去学的学生几乎没有成功的，‘全托’结果就是越学越差，返回学校才缓过来”。
一考完，赵鹏涛又回到中关村开始自己的学习。过了几天，呼和浩特那边才传来消息，“一模”出分了，他考了438分，比上一次考试进步了50多分，班级排名也前进了。
这个分数，安了多方人的心，包括赵鹏涛的6位“小老师”。
生物老师当时还是北大的大二本科生，扎着羊角辫，戴着眼镜，没有化妆，若没人介绍，说是高中生也不为过。她笑着说，自己也会有“讲翻车”和被赵鹏涛问倒的时候，这是很尴尬却无法避免的情况，毕竟她也只经历过一次高三和一次高考。她所能做到的，就是尽力用自己的方法让赵鹏涛“查漏补缺”，用学生的语言让他理解与掌握。
王路对所有老师的要求是尽全力为赵鹏涛“查漏补缺”，所以课程基本都是“问题导向型”的。赵鹏涛觉得这种教学方式比学校里的大课好很多——学校里每一届老师都会进行“一轮”“二轮”复习，但学生们终归是会的会，不会的还是不会。大课有时也会占用学生自行“查漏补缺”的时间，老师也不可能兼顾每一个同学。
而在北京，“因为只有我一个学生，我也不敢跑神”，赵鹏涛戏谑着说。
面对着跟自己年龄相差不大的哥哥姐姐，赵鹏涛没有多少心理压力，上课时他可以随时打断他们的讲解，进行提问。他最喜欢上生物课和化学课，也在这两堂课上表现得最积极，有时候还会主动提醒没反应上知识点的老师。
他表达对一门课的喜爱之情的方式是“抬杠”，比如生物课，老师讲课时像是个学生，在赵鹏涛眼里没有半点威严。生物老师问：“你知道A为什么正确吗？”赵鹏涛沉默。“你知道B为什么错误吗？”回答老师的依旧是空气。“你别告诉我你选的B。”这次赵鹏涛“嗯”了一下。
老师有些气鼓鼓地站起来给他板书基因方面的知识点，赵鹏涛接着抬杠概念性问题，努力冲击老师的知识体系。发现概念杠不过老师后，他就说老师举的例子不好。我一个外行都听懂了老师举的例子，但赵鹏涛非要老师在“斑马”外再找个例子。生物老师也是小孩子脾性，一边被气笑，一边非要给他再找一个出来。
赵鹏涛在用微信给生物老师传卷子时，老师突然被逗笑了，“你给我的备注也是亲切”。原来，他给她的备注就两个字——“生物”。
语文课时的赵鹏涛最安静，因为老师是个气场很强的学姐。有一次老师临时有事来不了，在线上指挥他要做哪些题，那成熟的口气让我也仿佛回到了高中语文课堂上。
相比生物老师，语文老师教课经验丰富很多。她让赵鹏涛用她总结的阅读题模板给她讲答案，赵鹏涛说话的语速明显比跟生物老师抬杠时慢了很多，底气也虚。他手边放着还算崭新的紫皮《5年高考3年模拟》，大概是来北京后语文老师要求买的。
跟赵鹏涛混熟后，我已经把他当成大厦里这空荡荡的“家”的主人。王路学校那边还有事情，不能天天守在赵鹏涛身边，赵鹏涛会主动告诉我这栋楼里哪里的饭好吃，8层以下的每一层在做什么买卖，他都门儿清。每天早晨上班时间的直梯分外拥挤，他会一层层坐扶梯上来，观察每层的商铺。
在北京的这几个月，除了这栋大厦，赵鹏涛只外出去过北大和颐和园。我曾开玩笑说这栋大厦已经破败了，想当年，这一片都号称“宇宙中心”，如今比起朝阳那边，这里俨然有些乡下的意味了。赵鹏涛没有接话，也没有流露出什么遗憾之色，只自顾自说，出去转也没什么好的，北京很热，交通不方便，一个地方与另一个地方距离很远。他还抱怨说王路那两次带他出去“游玩休息”就是噱头，是因为王路自己在大厦里也要憋疯了。
“我在北大走得快要中暑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游客想方设法进去参观？又考不上。他再带我出去，我就求他让我学习，或者在家待着。”
赵鹏涛的“宅”是出了名的，王路不在“创业谷”时也不用担心他乱跑。除了去上洗手间和去吃饭，他基本不会出办公区。相反，我守着相机一会儿就厌倦了，总是调好模式后自己出去逛。有一次逛回去，发现常年打开的办公大门被人关上了，我不知道开门密码，被锁在了外面。等了半小时，赵鹏涛才从门里出来。
如果不是他的外卖到了，我可能等的时间要更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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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很好奇赵鹏涛的家庭条件如何，按理说，能负担起这样“多对一”补习费用的家庭，肯定不普通。
但我在赵鹏涛身上找不到一点“富裕”的痕迹：衣服是运动休闲款；他有手机，但没有支付功能，他坐地铁和公交时刷的都是王路的“一卡通”；他用抽纸时喜欢先撕一半用，看到我疑惑的眼神，就告诉我说，不是所有纸他都这么用，要视纸张的薄厚而定，“我家里买纸不会买这么多层的”。
我向他打听他“住”在这里的费用，他摇头，表示父母没告诉过他。在采访王路时，他也没说具体数额，只给了市场价做参考——高考冲刺的补习项目，利润极高，他曾探访过一家效果不错的补习机构，第一年的时候每位学生收9万元，高考成绩出来后在小范围内有了口碑，第二年就涨价到12万，第三年则是16万——而赵鹏涛父母支付的费用，都在这些数目之上。
后来接触多了，我越来越确信赵鹏涛的家境不一般。他跟我们交流起来一点也不怯场，说话情商很高，能看出来家教不错。他直言从小父母就带他见过很多应酬，比较会猜成年人心思。后期在剪他的采访素材时，我甚至都不需要做很多拼剪，更多的是苦恼因时长限制，要舍弃哪些“金句”。
当拍摄完他每天的生活素材后，我陷入了两难。我很想进行深层次的采访，询问他怎么看待这场“冒险”。毕竟在我眼里，这些老师也算不上成熟，即使考上清华北大代表着拥有很高的智商，但他们的做题方法太有个人特色，无法保证基础本来就很薄弱的赵鹏涛能听懂。
至少在我跟拍时，很多次都感觉到老师口中的“简单题”并不简单，有时甚至用大学知识论证某练习题，很有问题。有次我听到生物老师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讲解：“D表述不是那么准确，但跟C相比还OK，懂了吗？”
我怕这样敏感的问题对赵鹏涛只会平添焦虑和不安。不过委婉地表达了我的看法后，赵鹏涛倒劝我宽心，说自己对现状很满意了，这里虽然看着不伦不类、不像个能学习的地方，老师也都还在上大学，但学习条件比老家的学校好太多了。经过上一次模拟考试后，父母甚至还后悔没早点把他送到海淀来。
中关村附近就是“教培圣地”海淀黄庄，晚上我在天桥上拍马路车来车往，有时能看到人大附中的学生，他们的红白校服在人群中无比抢眼。
同伴告诉我，人大附中的校服是北京家长的一种信仰，是最想粘在孩子身上的“战袍”。我向同伴感慨道：“如果赵鹏涛就是从小住海淀的人，照他那学习的劲头，很难不成为王路的学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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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下旬，赵鹏涛学校进行第二次模拟考试。为了省机票钱，赵鹏涛不想从北京直接飞呼和浩特，他先坐高铁到石家庄，再从石家庄飞回呼和浩特，父母在机场接他。
跟“一模”一样，还没等分数出来，赵鹏涛就回到了北京。几天后，二模成绩出来了，511.5分，进步到班里第六名。
赵鹏涛在北京待到了5月末，每位老师的最后一堂课，都是给赵鹏涛各种叮嘱。5月30日，赵鹏涛回呼和浩特，此时学校已停课。两天后，王路也去了赵鹏涛家中，陪着他调整作息适应高考，给他安排模拟试题。
赵鹏涛后来对我回忆说，6月7日和8日，没有太多紧张感，一拿到卷子，就仿佛自己坐到了“创业谷”的桌子前，熟悉的静谧，直到出考场，也没太多感觉。
高考完，王路又在赵鹏涛家中待了几天，一次两人在外转悠时，王路搞来一套全国二卷高考题答案：“你把英语答案对下吧。”
“我都忘得差不多了。”赵鹏涛本能地抗拒“估分”。
但他最终还是没能磨过王路。对完答案，王路兴奋地说：“你英语110多分，稳了！”——2月刚来北京时，赵鹏涛英语只有80分左右。
十几天后，赵鹏涛的高考成绩出来了，537分，其中英语接近120分。
“成绩出来后，王路比我爸妈都激动。”赵鹏涛笑着说。赵鹏涛父母觉得，这步险棋赌对了，原本儿子的成绩只够上二本，最后，儿子被一所211大学录取了。
于是，赵鹏涛一家成为了王路“陪伴学习”项目的宣传人，高考后又为王路招揽了三四个学生，其中有个学生是准备考研，目标北京大学。他们将和赵鹏涛一样，在中关村这座大厦里进行“全日制”学习。
2019年下半年以后，我没再和赵王二人有过联系。可想而知，2020年的疫情会对王路的“教育实验”产生极大冲击。那一年的整个春季学期，北京高校的学生无法返校，即使滞留在学校的学生也无法出校。也许王路又改回以往的网课形式，也许他的创业没有撑过2021的教培寒冬。
之后每次我坐公交去“新中关”逛街时，都会经过那座大厦，时常想起赵鹏涛跟我吐槽他在这里的心理活动：“啊我好累！”“啊我好饿！”“啊我想睡觉！”他总觉得饭不好吃，吃来吃去就是大厦里的花样。偶尔王路点个外卖给他改善伙食，也常连续几次点一样的。他妈妈打电话总喜欢问他晚饭吃了什么，他就说“饭”，妈妈耐心追问，他回答“能吃的饭”，让妈妈一度恼火他“不好好说话”。末了，妈妈才说一句：“等回家爸爸妈妈给你改善。”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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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秋天，65岁的二叔心梗发作，突然离世，没有留下一句遗言。我们一帮亲戚闻讯赶到医院时，120急救车有两个工作人员还没走，说是400元车费没付，二婶在口袋里摸索好一阵子，只掏出一把零钱。
老叔叹了一口气，帮付了费用，跟母亲抱怨道：“二哥赚了那么多钱，全家一辈子吃利息都够了，也不知道二嫂都给折腾到哪儿去了！”
母亲没多说什么，看着二叔的儿子张莫深深叹了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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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童年的时候，是粮票比钱管用的年代，生活充满操作感。
我家住的是“拉合辫”房。建房前先挖一个大坑，坑里和上稀泥，将铡齐的、1米多长的草，打上结放在坑中，浸透泥浆，像是姑娘的麻花辫，沥干后拖给“编墙”的师傅。编一层，撒上一层土，夯实，砌出房山墙来。房顶盖苫草、屋里报纸糊墙，比一般的土房牢固保暖。但房子的产权并不是个人的——解放前，县里的地主选择南逃，房产收归公有，我父母结婚后每月花3元租下一间，租金只占家庭收入的3%，可以说毫无压力。
老家县城漫长而凛冽的冬天里，父亲在前院“啪啪”地劈柴火柈子，小小的我也跟着凑热闹，胳膊力气不够就用脚把铁戳子踢进煤堆里，再摇摇晃晃提进外屋地。炉膛里的火烧得很旺，通红的炉箅上是一个铁盆，母亲把面粉打的浆子抹在裁成长条的报纸上溜窗缝儿。
80年代中期，我家花了1500元把这房子全款买下。平房前后各有一个院子，前院养鸡、鸭、鹅、猫，后院有3棵枝丫纠缠的樱桃树，树丛再往后便是二叔家了，房子几乎和我家的一模一样。
二叔和父亲是一爷公孙，长得很像，平时都穿深蓝色中山装，前胸口袋别一支钢笔。二叔脾气又臭又硬，倒是二婶能说会道，很会来事，蒸了大馒头必给邻居们送一圈。
那时，我母亲在国有副食品商店上班，月工资41元，父亲在亚麻厂当车间主任，工资要高一个档次，48元。我二婶在化工厂上班，二叔在油脂厂，也当主任，工资差距不到5元，那时我家和二叔家的经济实力几乎没有差别。
我家只有我一颗独苗，二叔家则是儿女双全——为了生儿子，二叔还交了超生罚款。堂姐张倩大我5岁，在小孩子眼里看起来高大成熟，玩不到一起去。于是小我2个月的堂弟张莫，成了我人生的第一个玩伴。吃过早饭，张莫就翻过低矮的土墙来我家玩，他掀起“克赛帽”的面罩，腰里别着一把“炮子”枪，威风凛凛地装上药圈，叭叭打出火星，弥散开来的火药味道好闻极了。
我擅长上树掏鸟蛋，张莫擅长抓蛤蟆，他随手掰一枝柳条，一把撸掉叶子，就成了条“钢鞭”，在水边蹑手蹑脚走上去，嗖地一下就把蛤蟆抽翻在地。有时我们又会去鱼塘偷鱼、去地里偷苞米，被发现了就没命地跑，兄弟俩的“波棱盖儿（膝盖）”就没有无伤的时候。唯一扫兴的是，只要到了二婶的规定时间，正玩在兴头上的张莫就会立即回家。
亲戚邻里都说二婶是个精明人，管得住急躁粗鲁的二叔，还把两个孩子经管得很好。80年代末，二婶就有“赢在起跑线上”的思维，张莫被送进了稀罕且昂贵的私立幼儿园，还没上小学就识得上千个字。而我上的是半年学费才10块钱的县幼儿园，整天就是玩，小学一年级才开始学拼音，落下一大截，为此我母亲自责了好久。
2
1986年，县里国营副食品商店实行承包制后，我母亲才赚到些钱。1990年我上小学，父母卖掉平房，加上积蓄，凑了1万9，买了新房楼——当时在县城住楼房是值得炫耀的事，大人欢天喜地，我却为丢失玩乐的院子而郁郁寡欢。二叔家也搬走了，新房子距离学校很近。
张莫和我上的是同一所小学，还成了同班同学。他还是那么乖巧听话，尽管家离学校只有几百米，也要等读高年级的张倩来接。我就淘得多，上学没几天就不让父母接送了。离开父母的眼睛，我完全放飞起来，夏天赤脚穿凉鞋故意往水坑里趟，冬天往轴承里砸进颗“溜溜”（玻璃球）做成冰尜，一边抽着，一边打刺溜滑回家。
二叔搬新家后，张莫第一次邀请我去他家玩时，我就被吓到了——我家新楼房使用面积只有40平，二叔家虽然还是平房，却一间连一间，要走上一会儿才能绕到后院，而张倩就在那个超大的院子里骑自行车。我去二叔家做客少说也有几十次，到最后也没弄清他家到底有多少个房间。
二叔年轻时以打架勇狠出名，有时就算我在他家，也时常对闺女儿子一个大耳光招呼过去，吓得我手足无措。要是正巧二叔和堂姐都不在家，我们两个小兄弟就放得很开了，张莫把价格不菲的发光发声的机器人、会咯咯叫的电动下蛋母鸡还有全套的积木和数不清的塑料兵人摆了一地，我的感受堪比刘姥姥进大观园。
但最吸引我的还是地毯上各种各样的画报，我家的书都是《十万个为什么》《上下五千年》以及四大名著之类严肃的大部头，能看到带图的小人书是一种奢侈。可张莫家竟有一大摞奢华全彩的《超时空猴王》和各种杂志。翻开《奥秘》那诡异奇幻的封面——水手们握着鱼叉与巨大的章鱼搏斗，百慕大三角的海底金字塔，飞碟坠毁发现的外星人尸体……看得我如梦如幻、如醉如痴。
张莫领我爬到床下，给我看他发现的宝藏——整盒整盒从来没见过的硬币，上面写着“壹圆”。张莫顺手抓一把给我，20年后，我开始玩钱币收藏，才回忆起来那是价值不菲的“长城币”和“建国35周年纪念币”——可那些硬币都被我买“扑扑星”和圣斗士星矢的不干胶了。
童年的感受都是放大的，我手舞足蹈地向母亲描述二叔家的“豪宅”，母亲就埋怨父亲说：“让你当副厂长你不当，看看人家这日子过得！”
父亲在厂里是技术骨干，领导曾有意提拔他当副厂长，然而父亲性格内向，对“当官”很畏惧，选择了推辞。而二叔则抓住机会当上了油脂厂的副厂长，大房子是厂里帮盖的。年幼的我不能完全理解母亲话的意思，但也模糊意识到，我家和二叔家的生活，开始变得不同。
二叔很快履正一把手，在县城中心位置和临近公园的黄金地段买了两处楼房。二婶自打生了张莫就不爱去上班了，既然自己那点工资和丈夫的进账天差地别，干脆办了病退，专心打理家务。
再去张莫家串门时，我俩就坐在巨大的背投电视前玩游戏机，茶几上的大盘子里堆满了高级糖果和糕点，二叔大声吆喝我吃，我嘴里答应，却不敢伸手。二婶仿佛看穿我的羞怯，抓了一把塞在我手里。我印象深刻的是一种包裹葡萄干的小蛋糕，只有半个拇指大小，去掉薄如蝉翼的纸杯托，放进嘴里，浓厚的奶香、葡萄干的香甜伴随着烤制的松软让人沉醉。我吃光了手里的，只能努力忍住馋意。回家跟母亲描述这个点心，没想到在县城最大副食品商店上班的她，竟然也没见识过。直到我上了大学，才知道它只在省城的副食品商店有专柜售卖。
班主任开了家小卖铺，经常会把零食带到班里来。之前我判断同学家里是不是富裕的唯一标准是有没有炫酷的变形铅笔盒。后来又有了新的依据——能买一个1块5的棒冰的，是普通家庭；能买2块5“气管子”的，是富裕家庭；张莫更高一个等级，他偏爱要花一张“炼钢工（5块）”的大板巧克力，潇洒地扔掉红色外皮，把里面银色的锡纸翻卷开，捧在手里吃。
而那时我只有每天中午消费一根小豆冰棍的实力，还要吮吸出木头的味道才舍得丢掉冰棍杆。
张莫在班里得的小红花最多，成绩也比我好，常考第一名，作文总被当做范文读，还最先当上班长。等到我也别上“两道杠”，张莫已经成了大队长。听家长话、学习好，张莫的完美形象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成了母亲对标、训骂我的标准。
3
张莫和我读的小学是县城最好的，对口的初中也是最好的，如无意外，我们哥俩是可以延续同学关系的。但小升初那年，全县唯一的省重点高中第一中学出了个幺蛾子，开办了2个初中实验班，只招100人，需交8000元巨款才能上。二婶觉得贵有贵的道理，再加上省重点中学的名声加持，绝对错不了。于是，张莫去了一中初中部，而我去了对口初中。
上初中后，我开始沉迷街机游戏厅，也总掺和校园打架事件，班主任甚至找我母亲谈话：“现在不是你家孩子能不能考进一中的问题，而是还没等到中考就会不会被人拿刀攮了的问题！”
母亲对我的在校表现很担忧，她的更年期和我的青春期杠上了。她辩论不过我，只好又搬出张莫来压我，说人家孩子怎么怎么听家长话。当时我沉迷于倪匡的《卫斯理》，蹦出一句：“人类之所以有进步的主要原因是下一代不听上一代的话。”
眼看我和堂弟的差距越来越大，母亲便向二婶取经，二婶传授教子心得：“不许谈恋爱，少跟坏同学来往，禁止接触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去哪儿见谁要早请示晚汇报，还要定期检查房间、书包甚至包括偷看日记。”
然而这些招数对我都不管用，初中时代的我是不折不扣的问题少年，相比之下，张莫被二婶经管得很好，不抽烟，没早恋，掺和打架就更不可能了。他也爱玩街机，放学后打几局就回家，在对战中我能轻松战胜他。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中考结束后，野上天的我顺利升入县一中，而被寄予厚望的一中初中部仅有2人分数达到高中部录取线——原来他们初中部的老师都是从附近乡镇抽调上来的，教学和管理经验都不行，就这样，一中的初中部只办了一届就解散了。母亲知道后，劫后余生似地说，当年她也想过借钱让我去一中初中部。
家长们大闹起来，堵住一中教学楼门要讨个说法。校方最终处理方案是扩出20多个“议价”名额，交一笔2万元的“议价费”，孩子就能进高中部就读。那时县里招商引资，做了多年厂长的二叔被一家大型三资公司挖走做总监，收入已经是天文数字，钱的事都是小事。
议价生被平均分入高一年级的10个班，一中的老师们一切皆为冲刺名牌大学，讲起课来快车不等人，张莫初中底子薄，很快就跟不上趟了，始终在全学年大榜末尾打转。但这并不能阻止他成为校园明星——他的身高已经窜到1米82，长相变得英俊帅气，梳着最流行的偏分发型，像极了磁带封皮上的林志颖或孙耀威。他的篮球技术还非常不错，下课铃声一响，我总能从教室窗户看见他一路运球跑到操场，抓紧利用短短的10分钟投篮，他喜欢高个子少有的滞空跳投，总是激起女生们的一片惊呼。
高二时我也参加篮球联赛，为了买双质量好些的篮球鞋，专程去省城的体育用品一条街，才发现张莫穿的篮球鞋是大名鼎鼎全掌气垫的“乔丹12代”，售价超过我父亲俩月工资。我跟张莫在球场也有过几次对抗，他极富力量的冲撞，用力拨开我断球的手，让我印象深刻。那时距离我俩爬樱桃树、他不敢下来哭鼻子才相隔不到10年，生命的蜕变竟如此飞快。
临近高考时，县城里开始兴起补课班，母亲一连给我报了英语、数学、化学3个费用不菲的班。而以前对教育颇有先见之明的二婶却不为所动了。当时社会上有“搞原子弹的不如买茶蛋的”说法，二叔发达后，快速膨胀的财富似乎改变了二婶的信仰，觉得子女学业不那么重要了。如今家庭兴衰的干系在二叔那边，她时常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去二叔单位转一圈，显示“主权”。为防有“小妖精”上位，还按月收缴二叔的绝大部分收入。大家都夸二婶有能耐——除“张总”喝酒管不了，一切尽在掌控中。
90年代末，我父母先后选择提前退休，每月发200元养老金。没过两年，轰轰烈烈的“下岗再就业”开始了。父亲的提前退休是二叔找关系办的，母亲送去500元钱表示感谢，二叔说什么也不收，只好买了辆400元的自行车送去，却从来没见二叔家有人骑过。张莫平时上学骑的是一辆昂贵的直把山地变速车，他的衬衫下摆系起来，裤子挂着一条金色的链子，拴着汉显BP机。耳朵里垂下两条耳机线，线那一头是进口的松下随身听，潇洒极了。同学间都传，他收到的女生情书堆满书桌的半个抽屉。
可那时没人会料到，属于这个鲜衣怒马的潇洒少年的好时光快要结束了。
4
彼时二叔的事业如日中天，我父亲“再就业”月工资涨到400元时，二叔一次发奖金就有20万元，在当时能买本地的4套房。
堂姐张倩念完初中就不上学了，一直没有固定工作。她认识了一个在保险公司上班的小伙子，两人很快就确定了恋爱关系。小伙子叫大亮，长得挺精神，人也机灵，和二婶第二次见面，就叫上“妈”了。当着外人面，更是把二婶夸得跟菩萨现世一般。别人听了肉麻，但这似乎让常年做家庭主妇的二婶非常受用。
那时家族上一辈的老人们大多健在，亲戚联系很紧密。我大姑、老叔都不同意这门婚事，他们打听到这个大亮不仅家庭条件不好，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生活作风也不太好，天天跟一群酒肉朋友吃吃喝喝，长辈们觉得大亮是看中了二叔的地位和经济实力，根本不是喜欢张倩。“咱可是正经家庭……”在县政府当小头头的老叔话说了半句，咽了回去，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怎奈二婶被大亮哄得心花怒放，力挺这门婚事，就这样，刚满20岁的张倩结婚了。
婚礼敬酒时，大亮对我母亲说：“婶啊，你家穷，张倩都跟我说了，我准备开4家手机话费站，没钱没事，以后我养你老。”母亲连连称谢，回家后却对父亲说：“大亮这人太会说，看起来又虚又浮，恐怕不是什么好选择啊……”
大亮没有房子，婚后住在二叔家的一套房里，逢人便说：“我老丈人家一共3套房，我一套也不要……”
没多久，二叔家之前平房和院子也因旧城改造拆迁了，换来一套楼房和金额不算夸张的拆迁款。
2002年高考结束，我估分不高，但执意报了211里的A大。母亲开始担忧我落空，还好分数公布后，我的成绩高出录取线十几分，很快就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母亲欣喜异常，自此以后没再在重大问题上替我做主。
张莫没过本科分数线，出人意料的是，他没有复读，而直接去省城一所专科院校报到了。二婶对母亲说：“专科先上着呗，念两年专升本，毕业和本科一样。”
县城距离省城不到1个小时的车程。上大学后，二婶叮嘱母亲说：“放假就让张林回家！不然孩子离开你眼睛都不知道在外面干啥，我家张莫可是每个大礼拜都回家。”
听了母亲的转述，我嘴撇到耳朵根。一直在小城镇打转的我早已被大学宽阔的阶梯教室、巨大的图书馆所征服。课余时间我还可以做家教，收入可观。平时参加辩论赛、篮球赛、组织魔兽比赛并担任解说，还要和寝室兄弟们一起谋划以各种借口约系里的漂亮女同学看电影、逛街、吃饭……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家里老人陆续离世，几家亲戚各过各的日子，聚会和联系大幅减少，昔日的玩伴早已各奔东西，回家除了看电视，还能做些什么呢？所以我只有在寒暑假、过年时才回去。
虽然我上了大学让母亲十分欣慰，但人生的关口是永远过不完的，她和二婶聊天时又开始倾吐新的烦恼：“张林毕业要是留在省城，没房子可咋整？只能把现在的房子卖了，给他交首付，我跟你哥就得租房住了。”
“我家张莫倒是没有这个担心，到时候买他二姨的房子，二姨的儿子在温州开鞋厂赚了大钱，准备全家搬到那边去。那房子很大，估计人家都不一定要钱呢。”二婶说。
3年后，张莫专升本没成功，比我早毕业一年。
不知为何，二婶口中亲戚的大房子没买成。张莫的大学老师很喜欢他，学校新建了教职工楼，卖给本校教师每平980元，那位老师或许差点钱，就准备把原来的住所卖给张莫，60平米，5万。2005年，省城房价已经抬头，我们大学门口拆迁刚挖大坑时，期房就卖900一平，建到一半就卖1350元一平了。奇怪的是，向来算盘珠子拨得叭叭响的二婶，竟然决定不捡这个大便宜，反而卖掉了县城的一套房子。几个亲戚知道后都私下嘀咕：看不上小户型，转手卖也能赚不少啊？说来说去，只道是二叔在三资企业当二把手，挣了大钱，懒得赚这三瓜两枣的吧。
往后的十几年，大家才恍然大悟，其实二叔家的情况，和我们推测的正好相反。
5
张莫的学历在求职市场上不吃香，找不到好工作，就在省城小商品城里打工。
大亮那时一心想着做大买卖，结婚不久就拿了保险公司的6万元“买断”了。他的手机缴费站开了半年就倒闭了，就这样，两口子都无业，天天睡到大中午才起床，懒得做饭就去二叔家吃。后来干脆住到二叔家，过起了饭来张口的日子。亲戚们都觉得年轻人长期闲着不是个事，得找个营生干，这话二婶勉强能听得进去，但谁要说她姑爷一点不是，就一蹦三尺高。
不知道是因为无所事事，还是狐朋狗友教的，大亮接触到了“黑彩”，先是小有盈利，然后大败亏输，很快就债台高筑。时间一长，纸包不住火，债主找上门来，二婶问他欠了多少，大亮说40多万。二婶虽然很气，但实在稀罕这个女婿，琢磨着破财消灾，还掉就完事了，免得闹得尽人皆知，甚至还幻想，经过这挫折，大亮也能加倍对女儿好。
但还完账没多久，又有新债冒出来，大亮每次都是又下跪又磕头，说二婶比他的亲妈还好，还完这最后一笔就彻底清了，死也不会再买黑彩了。沉没成本垒得高，二婶只好继续偷偷摸摸帮女婿还钱，还不敢让二叔知道。她哪知道大亮这小子满嘴跑火车，鬼知道到他到底欠了多少钱。
2006年，我毕业后进入银行工作，二婶问我一个月能开多少钱。
“发到手七八百块。”母亲据实回答。
“那真不多，还得是做买卖，我们家张莫现在一个月能赚1500，老板特别欣赏他，还要给他买车呢。”二婶说。
这话说完不到一年，张莫就辞职回到县城，利用打工时的进货渠道开了一家饰品小店。那时二叔的三资公司也在走下坡路，他又不能只手遮天给没有本科学历的儿子安排很好的岗位。他觉得既然家里有积蓄，儿子做生意打基础，未尝不是件好事。二婶很享受把孩子们聚拢在身边的感觉。张倩曾有个机会去外市人民医院当护士，她坚决不同意。张莫回县城开店，她就很支持。
张莫帮姐夫大亮在我们当年的小学门口开了家分店，我母亲却说大亮的店很快就得黄——她去过店里一次，看见大亮一个人吃饭，桌上摆着从饭店要的两样饺子、四样菜。有顾客问价，他爱答不理，自顾着吃。
果然不久，大亮的分店就倒闭了。
堂姐嫁了这么个人，难免心中郁闷，不知道从哪学会了“嗑药”。此时大亮露出了阴险狡诈的一面，他发现张倩吸毒后非但不制止，反而还怂恿、鼓励，说是能缓解压力，挺好的，控制好量就不会上瘾。转头那边就对二叔和二婶说：“张倩不学好染上毒品，这要是让人给举报了不得强制戒毒，关进去几年啊？”
这些，我们也是后来才听说的，好面子的二叔二婶，当时一个字也都没透露。
2009年，我在省城贷款买了房，首付的8万元中有6万是从五姨那里借来的。神奇的是，我当年销售掉了很多保险产品，靠年终绩效很快就把债还清了。那时省城建设新区，老家县城手里有点钱的人都去新区买房了，连县一中学也迁到省城的新区。年轻人考上大学极少再回家乡工作，县城街道上都是中老年人的面孔，县城的商业环境没落了。
张莫的店也倒闭了，2014年他只好重回省城找工作。本来他要去面试的企业要求本科学历，幸运的是他同学的父亲是该企业二把手，亲自出面说情，他才被破格录用，每月工资四五千元，还给他提供了一间宿舍。那家企业在我们银行有贷款，我特意去查看了他们的信用材料，是一家颇有潜力的科技制造公司。我知道二婶家近些年来过得不算好，就对母亲说：“再看见二婶，你就跟她说，张莫的公司不错，工资比我收入还高一截呢！”
这话似乎只能给二婶些许慰藉，像是寒冬里靠一支蜡烛取暖。持家哪有败家快？那时张莫赚多少钱并不重要，关键是他姐姐、姐夫败了多少钱。二叔一家都是很要面子的人，二婶更是对家庭剧变讳莫如深，多年间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像当年没人知道二叔赚了多少钱一样，十几年来亲戚们也没人知道到他家到底借了多少钱。直到二婶卖掉了位于县城中心地点的房子、生活的窘迫再也掩盖不住去开口借钱时，女婿玩黑彩、女儿吸毒的事才被证实。小院拆迁的那套房子，据说也早已经卖了。
大亮确实不玩黑彩了，而是改成了赌博。两三年前，二叔一家就已知晓，张莫当时还差点和姐夫动起手来。张倩那时还埋怨弟弟，也不先跟她沟通一下：“你打架，大亮吵着要和我离婚，他是男的好找，我可就难找了。”
亲戚们不知道张倩和大亮什么时候离的婚，2012年母亲和二婶在街上遇见，二婶还说两人过得很好。实际上，大亮已经在县城消失很久了，债务和儿子都扔给了二婶二叔家。
6
2015年，拿高退休金的二叔去世后，张倩去了南方，留下的债务暗河，只能由张莫继续趟——毕竟，二婶退休金也就2000多元。债主找到张莫的公司来，每一笔都得到张倩的确认，张莫只好代为偿还。到后来，二婶的退休金连供外孙子读中学也不够了，只好又向张莫伸手。小外甥学习成绩不好，张莫就省吃俭用，请老师帮他补习。
就这样浑浑噩噩过了两三年，估计债务着实太多，2018年初，二婶像是疯了一样又在亲戚朋友间借钱，能想到的人都借遍了。没过多久，二叔家最后一所房子被法院查封拍卖，二婶领着读高中的外孙无家可归，张莫只好租了一间房子给一老一小做容身之所。
即便如此，时不时仍有债主找到张莫单位来，就仿佛有一只鬼眼盯着他的钱包，只要他攒下一点钱，就有新的债务钻出来。张莫几乎崩溃，他打电话质问姐姐到底还欠多少钱，张倩痛哭着说：“我也不知道，因为根本就不敢算。”
2019年，二婶的养老金账户被法院查封用于偿债，三代人的日子雪上加霜。
家里的债务像是一个贪婪的海绵怪物，吸干了张莫辛劳的汗水。工作十几年，他只干了两件事，代姐姐还债，供姐姐儿子念书。母亲总是叹息这孩子“白瞎了”，聪明、帅气、开朗、仁义，没有借过一分钱，却被沉重的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
“富”这个字，对张莫来说已经是很遥远的事了，尽管已经是大叔年纪，但他的高和帅还是没变。在同事、同学牵线搭桥下，也处过两三个女朋友，谈婚论嫁时一交底，姑娘无一例外都被吓退了。男人到了这个年龄没房、没车、没存款，还要供养没保障的母亲和接济外甥，哪个女孩肯嫁啊？
张莫不甘心这辈子就这样过去了，他再一次辞去工作，和同学合伙开了一家培训学校。在完整经历了计划经济时代到改革开放初期的二婶眼里，做老板是一定赚大钱的。可事与愿违的是，2020年疫情突然袭来，学校倒闭了。
大姑和老叔对二婶的不满溢于言表。二叔生前是个工作狂人，唯一的爱好就是喝酒，赚的钱都是二婶打理。
“喝酒能喝多少钱？二哥赚的钱，姐俩这辈子都花不完，吃利息都比别人工资高几倍。二嫂却把家搞成这个样子！”
“张倩和大亮结婚大家都反对，就她被忽悠得五迷三道，发现苗头不对早就应该离婚，面子值几个大子儿？”
“一开始以为二嫂借钱给娘家亲戚，说是人家在南方开鞋厂入股，后来鞋厂倒闭是玩财产消失术。现在连她的养老金都冻结了，看来是真的打水漂了。”
我和母亲也像20年那样又争论起来：“我要是二婶，家产一掰两半，盈亏自负，败家子自作自受，别来找我。”
母亲连连摇头：“你不养儿不知父母心，当爹妈哪能不救自己的孩子？”
“救归救，发现坑太深就不该让张莫去填那个无底洞，害他半辈子！”
“父母总是更宠爱弱的那个孩子。没处弄钱，自然就会向强的那个伸手。再说，张莫是你姥接生的，小时候又瘦又小，一会儿不抱就哭。你二婶上班时都是张倩照顾弟弟……”母亲的思维方式不走理性那条线。
我脑海里浮现出姐弟俩牵小手一起放学回家的背影——是啊，就凭一个母亲的理性，能战胜复杂而黏稠的亲情吗？
培训学校倒闭后，张莫去了北京投奔同学，找了一家日资企业的工作，据说月收入接近2万。他和同学合租了一处房子，成为一个39岁才起步的“北漂”。张莫的外甥高考只考了200分，只好念专科，2021年大专毕业后，在本市找不到工作，经同学介绍也去了北京一家公司，收入只有4千左右，房租高昂生活窘迫。张莫就让他搬到离自己住所近的地方租房，帮扶他生活，经济负担的辔头仍未完全解开。
张倩如今长居四川，嫁了个装修工人，收入也不高。又一次打电话跟张莫借钱时，张莫愤怒地咆哮道：“今后我只管妈，你别再找我了。”姐弟关系最终还是闹得半僵。
二婶人至暮年，儿女环身、子孙满堂的幻境如烟消散。去年秋天，母亲请县城的几家亲戚吃饭，二婶对她说：“我自己在这边还得租房，多花一份钱，过一段时间我也去北京，和张莫他们住一起，还能帮他们做做饭。”
（本文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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