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晓农：俄乌战争的德国因素（上篇）
自从乌克兰战争开打以来，国际社会的眼光始终盯在俄罗斯和乌克兰身上，至多再关注一下美国和中国在其中的作用。但这种眼光有一个很大的缺失，那就是漏看了这次战争的第三个最重要的关联方德国。3月5日以色列总理为了调和俄乌双方的谈判，先到莫斯科见普京，然后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打个电话，便赶往柏林会见德国总理。为什么德国在俄乌冲突中如此重要？以致于以色列总理协调俄乌谈判，不去见乌克兰总统，却要找德国总理？
德国不仅仅是欧盟的领导国，当俄乌冲突危及欧盟成员国安全的时候，德国采取何种立场至关重要；还因为，真正了解这场战争始末的政府都清楚德国在这场战争源起中所扮演的亲俄角色，而战争的终结又离不开德国因素。笔者今年2月上旬在台湾的《政经最前线，无码看中国》节目中谈过这个问题；现在，随着战事和谈判的进行，德国的影响力越发明显。这组文章专门分析少见于国际媒体的俄乌战争中的德国因素。上篇分析德国的和平主义策略如何瓦解了德国和欧盟的国防；中篇探讨德国的“绿色能源”方针如何断送德国经济和乌克兰的独立安全；下篇谈德国的全球主义主张如何造就了欧盟的内在困境。
一、普京等德国“上钩”，欧盟拒保乌克兰
为什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在2022年？普京入侵乌克兰的借口是，乌克兰要加入欧盟和北约，所以要用战争来制止这种行动。事实上，早在2018年，乌克兰现任总统泽连斯基当选的前一年，乌克兰就已经修宪，把加入北约和欧盟作为乌克兰的首要国家战略，写入了宪法；也就是说，乌克兰想加入欧盟和北约，并非今年的事，但2018年普京并没采取任何行动，他耐心地等到了2022年才动手。普京在等什么？他在等着“鱼儿”上钩，这条“鱼”并非乌克兰，而是德国。因为德国的“自杀”举动为普京的侵略行动创造了机会。
德国是欧盟的领导国家，又是欧盟各成员国当中人口最多、经济实力最雄厚的国家，欧盟给予经济较差的各成员国的补贴，多半是德国掏钱。任何欧洲国家想加入欧盟，是否能够成功，实际上取决于德国的态度。如果德国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欧盟的其它中小成员国不会与德国唱对台戏。这在俄乌战争初起之时，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所证实。
2月25日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行动开始后，泽伦斯基凌晨在基辅发表讲话时说，他告诉各欧盟成员国，乌克兰岌岌可危，“我问他们——你和我们在一起吗？他们回答说，他们和我们在一起，但他们不想让我们加入欧盟。我问过27位欧洲领导人，乌克兰是否会加入北约，我直接问过他们——所有人都害怕，没有回应……谁准备好向乌克兰保证加入北约？老实说，每个人都很害怕”。
这就是普京在等待的结果，只要欧盟不保护乌克兰，普京对乌克兰的侵略行动就很容易得逞了。
二、乌克兰的德国宿命
苏联解体之后，乌克兰同意放弃境内的核武器，交换条件是，美、英、法、俄罗斯和中国这些核大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担保乌克兰的国家安全。但2014年俄罗斯策动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并发动顿巴斯战争以后，联合国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等国际机构都对乌克兰国土被割裂无能为力，西方的主要大国也未有效制止俄罗斯的侵略行动。
这显然助长了俄罗斯的野心。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月31日分析，普京很久以来就想把乌克兰纳入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实现“大俄罗斯梦想”。而在另一方面，克里米亚被割走以及乌克兰境内俄国策动的顿巴斯战争又增强了乌克兰的国家安全危机感。这就是2018年乌克兰修宪，把加入欧盟和北约作为谋求国家安全保障的根本原因。
乌克兰把加入欧盟和北约作为首要国家战略写入宪法的2018年，那时德国的国家战略正逐步走向进一步亲俄的方向，当时普京不想“惊走”德国那条正自己“游进网里”的“鱼儿”；他只要“稳坐钓鱼台”，就可以坐收果实，即操纵德国来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从而令孤立无援的乌克兰走投无路，臣服在普京的军事威胁之下。从某种程度上讲，直到这次俄国入侵乌克兰的第三天，普京的策略都是成功的，德国为普京尽责尽力地挡住了乌克兰谋求国家安全的国际努力。这就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战争开始时向欧盟求助却全然无果的真正原因。
三、俄国发动侵略战争，欧盟选择下策应对
欧盟国家如果要应对俄罗斯咄咄逼人的侵略威胁，逻辑上可以采取上中下三策；上策是欧盟在俄罗斯侵略之前接受乌克兰加入欧盟、甚至加入北约，这样就以欧盟集体承担风险的姿态，迫使俄罗斯停止侵略计划；中策是对俄罗斯启动战端之后实行最严厉的经济制裁，切断俄罗斯出口能源这经济命脉，让俄罗斯的经济从此一蹶不振；下策是采取不痛不痒的象征性轻度经济制裁，只是为了做做样子，骗骗舆论。
很不幸的是，因为德国坚持不能得罪俄国，所以欧盟的立场就完全软化了。面对上策，欧盟所有成员国都拒绝接受乌克兰，甚至连未来给乌克兰一个机会都不肯。2月19日，俄罗斯入侵前几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i）在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上讲，乌克兰民众8年前就作出了有意加入欧盟及北约的选择，甚至为此赔上性命，北约（NATO）及欧盟应向乌克兰民众交代加入的时间表；他也重申，西方国家现在应该制裁俄罗斯，以阻止对方入侵，因为乌克兰就是抵御俄罗斯入侵威胁的“欧洲的盾牌”。他甚至直言，如果北约内有成员国（这主要是暗指德国）不希望乌克兰加入，应该直接说出来，他重申，对方（亦指德国）需要向乌克兰作出一个明确交代。但德国就是装聋作哑。
至于中策，最严厉的经济制裁是立即切断俄罗斯出口能源的收入支付管道，就是对俄罗斯关闭国际结算系统SWIFT。美国没有权力单独这样做，只有欧盟通过决议，才可能做得到。但德国总理朔茨（Olaf Scholz）站出来反对这样的制裁。原因是，如果这样制裁，德国的能源来源就会中断。欧盟成员国只好跟着德国一起“放弃”自己的国家安全，因此中策也无法实施。
如此状况下，欧盟要阻挡俄罗斯的坦克，就只剩下了下策，即象征性的口头谴责和轻量级制裁。这样的低调回应自然在普京侵略计划的预料之中，毫无作用。那德国又是如何“游进”普京的网里呢？这要从德国的“左祸”说起。
四、德国：热爱马克思主义的“左祸”发源地
德国是马克思和新老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德国的多数民众对马克思的影响与对纳粹主义的态度完全相反；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他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们面对马克思主义的真实制度—苏联模式，不愿意承认苏联模式和纳粹统治这两种制度都是极权主义这个本质；相反却认为，马克思不能被否定，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正确”一定要坚持。欧洲的左派意识形态通过知识分子的传播，出口到美国后深深感染了美国的思想界和文化界，终于产生了美国这些年来的“左祸”。
毛的“文革”时期德国出现了毛派恐怖主义小集团“红军派”，他们绑架企业家和政治家，勒索钱款，失败后骨干纷纷逃往东德，靠共产党政权保护。两德统一后，这些人又回到西德，后来发展出极左派政党——绿党，绿党早期的不少重要成员当年曾经是“红军派”的支持者或小喽啰。如今，德国绿党在选民的支持下已进入内阁，现在正与另一个左派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共同执政。
德国的“左祸”由来已久。自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总理维利·勃兰特1969年对苏联集团提出了他的“新东方政策（德语是Neue Ostpolitik）”之后，德国各届政府多半对红色帝国及其附庸国保持温和政策。这种政策走向当然有它的意识形态根源，不仅仅是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上一直对卡尔·马克思有好感，也因为该党继承了马克思的一些政治经济主张。所以，它对共产党政权有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亲和感。这种意识形态在德国社会中有着长达几十年的影响，德国知识界和文化界以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左倾为荣。
默克尔曾经在德国长期执政，她虽然代表表面上非左翼的基督教民主政治联盟（该党的德文缩写是CDU-CSU），但她生长在共产党东德，上台后曾经承认，对自己当年在东德的生活感到幸福。她从来没有深刻批判过马克思主义或东德的共产党制度（只批判过秘密警察体系）。显然，这也是一个身带红色基因的人物，她继承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许多亲俄政策；默克尔也是和平主义的推行者，在位时一直反对增加军费。
五、“和平主义”盛行，德国长期压缩军费
在国际关系方面，德国社会和德国政界长期以来弥漫着一种乌托邦式的和平主义理念。所谓的和平主义（Pacifism）又被称为非战主义，它的意识形态背景是反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反资本主义的新马克思主义。和平主义表面上反对一切战争，鼓吹用和平和非暴力方式解决国家之间的冲突；他们不区别战争的性质，即使是保卫自己国家的战争，他们也反对，他们天真地认为，通过和平谈判和协商就总能解决国家之间的冲突。实际上，上世纪60年代再度兴起的和平主义思潮和欧美社会里出现的反越战运动有关，而反越战运动是欧美的毛主义派别推动的，他们反对美国介入越南战争，却假装不知道挑起和援助越南战争的正是他们崇拜的毛泽东。所以，和平主义借用了古代哲学里的和平主义思想，来包装他们骨子里的亲红色政权价值观。
正是在这样一种左派社会氛围当中，德国长期以来不愿意维持必要的军备。虽然北约从一开始就要求所有成员国按照GDP的2%列支国防费，但北约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美国支出的国防费用是GDP的3.61%，而德国仅支出GDP的1%，即400亿美元；在川普总统的压力下，德国的国防开支2021年才达到GDP的1.5%。
在欧洲防务方面，德国实际上的国防战略就是无赖式地搭美国的便车，不但不顾其他欧盟小国的国家安全，连德国自己的国家安全也全然不管；“和平主义”盛行的德国省下钱来多发福利，军费上则常年“揩美国的油”。川普总统对德国提出批评以后，德国总理默克尔不但不愿按北约的规定把国防开支恢复到2%的要求，反而对川普总统非常不满。德国这个欧盟领导国带了这个坏样子，其他富裕的欧盟国家纷纷照搬，长期下来，欧盟如果没有美军，就几乎成了不设防地区。
据德国之声报道，2011年德国取消了义务兵役制，目前的现役军人只有18万人，而其中6万人是行政、后勤、培训机构等文职人员，坐办公室看报、喝茶、领干薪，名义上的作战兵员只有12万。由于国防预算长期削减，从2014年德国就出现了军事装备和配件、弹药严重短缺的状态，这12万兵员事实上也徒有其名，根本不能上阵打仗去保卫欧盟国家。
六、没有自卫能力的欧盟领导国：德国放弃国防
据德国联邦议院国防专员巴特尔斯（Hans-Peter Bartels）今年1月底的年度报告，德国军队几乎每个领域都缺器材，豹2型主战坦克只有一小部分可以投入使用，直升机只有不到一半能升空。这次乌克兰战争爆发后，德国最后同意支援乌克兰部分军械，然后却发现，德军拿得出手的武器都老旧破损，不堪使用。
德国之声2月25日发表了一篇报道，题为《德国联邦国防军有能力保卫国家吗？》，介绍了德军现状。该报道引用德国联邦国防军陆军总司令麦斯（Alfons Mais）的话，在欧洲面临战争威胁之际，“联邦国防军和我指挥下的陆军几乎可以说只能空手以对。我们能够对联盟（北约）提供支持的选项极为有限”。麦斯在社交媒体上还表示，这要归咎于政府多年来缩减军备支出的政策。
而德国前最高层军官、退役北约将军拉姆斯（Egon Ramms）接受德国电视2台（ZDF）的“Heute（今日）”晚间新闻采访时也指出，2010年后联邦国防军缩小了编制，削减开支，减少弹药、装备修配部件等储备，严重影响到部队的应战能力；虽然最近几年开始增补，但仍不足以满足军队执行任务所需要的水准。当主持人问，联邦国防军“有没有能力保卫这个国家？”拉姆斯的回答非常果断：“可以简单地说，没有”。
乌克兰战争爆发后，由于欧盟基本上没有必要的军备，弱国惧战，就不敢对俄罗斯的侵略表明强硬立场。很多局外人指责美国不肯出兵，其实，当欧盟领导国德国带头反战，而其他欧盟成员国默不作声的时候，美国如果出兵，必然在政治上会遭到欧盟的强烈反对。普京正是看准了欧盟的“痛脚”，便肆无忌惮地发动了乌克兰战争，也料到德国会默许俄国的侵略。德国盛行的和平主义策略实际上是向普京发出的侵略邀请书。
德国在毫无国防的状态下，长期以来一直选择亲近俄国的基本对外关系战略，希望以此来避免任何冲突，甚至为此把德国的能源供应链改成主要依靠俄国。这就愚蠢地送给了普京一根“绞杀”德国经济的绳索，也可以说是德国的“上吊绳”。关于这一点，我将在这组系列文章的中篇来介绍。
程晓农：俄乌战争的德国因素（中篇）
乌克兰战争和德国的能源政策有什么关系？战争不就是普京要对乌克兰发动侵略吗？表面上这两件事似乎毫不相关；但深究起来，德国的绿色能源方针还真与乌克兰战争有关。多年来德国为了贯彻绿色能源的既定方针，形成了依赖俄国天然气供应的能源战略，这就把套在自己的脖子上的能源绞索奉送给了普京；而普京等到德国今年决定废除所有核电站、必须大量进口俄国天然气的关键年份，看准了德国冬季取暖依赖俄国天然气的时机，发动了侵略乌克兰的战争。
一、德国把勒住自己脖子的“绞索”送给普京
为什么普京选在今年侵略乌克兰？我3月8日在《*****》上的文章《俄乌战争的德国因素（上篇）》中介绍过，早在乌克兰现任总统泽连斯基当选前的2018年，乌克兰就已经把加入北约和欧盟写入了宪法，但当时普京并没采取任何行动，他耐心地等着德国这条“鱼”上钩；而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年，就在德国这条“鱼”上钩之后发生了。
德国为了自身错误的气候政策而做了大量违反北约国家集体安全的事情，等到德国把可能勒死自己的“绞索”交到了普京手上之后，普京获得了德国奉送的开战机会。这根“绞索”就是德国的绿色能源方针。德国准备今年彻底废除核电，因此就必须从俄国大量进口管道天然气；而德国形成了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它就不可能在欧盟和北约成员中发起对抗普京侵略乌克兰的行动，这等于是充当了普京在欧盟和北约国家当中的“内应”。
为什么普京选在寒冷的冬季侵略乌克兰？有两个显而易见的原因：第一，普京侵略乌克兰，用的还是二战时传统的装甲部队和机械化步兵发动攻击，而冬季的乌克兰地面冻得很硬，方便坦克行动；第二，欧盟的领导国家德国高度依赖俄国的天然气供应，而需要天然气取暖的德国在冬季变得尤其软弱，它为了自己的能源安全，不会支持乌克兰，因此普京抓住了这个时机讹诈欧盟和北约。
要解决乌克兰危机，欧盟的团结一致和强有力的坚定立场是前提，但恰恰在这一点上，欧盟的领导国家德国的态度非常暧昧。这次乌克兰危机发生后，德国不仅反对北约对俄罗斯采取强硬的对抗姿态，也反对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甚至还反对彻底切断俄罗斯使用国际支付系统（SWIFT）。这就导致欧盟面对俄罗斯的侵略十分软弱。
二、荒谬的全球监测网布点
德国的绿色能源方针源起于“全球暖化”论，如果不了解左派的全球气候政策之由来，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德国政府的绿色能源方针本身十分荒谬。遏制二氧化碳排放的全球气候政策建立在全球暖化（global warming）这个假设之上。世界气象组织（The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WMO）通过全球大气监测网（Global Atmosphere Watch Program，GAW）来监测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变化，但这个监测网的布点存在重大缺陷。
首先，全球大气监测网在地球上一共设立了30个观测基准站，其中12个观测站设在没有人类活动的地方，那里的监测结果无法直接反映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与人类活动的关系。这12个观测站当中，南极3个，北极圈附近4个，太平洋上3个，印度洋2个，它们周围基本上没有多少人类活动，其空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变化主要是季风或火山造成的。
其次，全球大气监测网在有人类活动的各大陆上的观测点一共只有18个，但这18个观测点对二氧化碳排放大国中国和美国的情况基本上不怎么关注。这18个观测点的分布非常奇怪，整个美洲大陆上，仅在南美洲最南端面向南极的位置设了1个观测点，而北美洲不设点；亚洲大陆只有2个（1个在印度，另1个在中国西宁市西南90公里的瓦里关）；东南亚2个，大洋洲2个，非洲大陆5个，西欧国家6个。这18个网点的分布有一个特点，它并不想有代表性地监测分析全球各地人类活动造成的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变化，而主要是为了证明西欧国家减排政策有效。
按照这样的监测点来分析各国实际的二氧化碳浓度情况，其严重缺陷是显而易见的。采用这样的观测网点数据来评判世界各国的二氧化碳减排程度，本身大可质疑。其实，世界气象组织并不了解，从东亚、中亚、南亚、东欧、中欧、中东，到北美和南美大部分国家，广大而人口密集的地区里究竟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便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地宣称，二氧化碳浓度上升造成了地球暖化。
三、两个观测点决定全球大气二氧化碳浓度？
正因为世界气象组织不了解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所以它只能依赖这30个观测网点中个别网点的数据，便轻率地做出了地球上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上升这样的结论，由此导出了地球暖化论和气候政策。
2020年9月9日世界气象组织发表的《“团结在科学之中”报告：气候变化并未因COVID-19而止步》指出，“根据WMO全球大气监视网（GAW）中基准站的报告，2020年上半年二氧化碳浓度超过百万分之（ppm）410。2020年7月莫纳罗亚（Mauna Lua，夏威夷）和格里姆角（Cape Grim，塔斯马尼亚）分别为414.38ppm和410.04ppm，高于2019年7月的411.74ppm和407.83ppm……要稳定气候变化，必须持续将排放量减少到净零。”
从这段话来看，去年11月全球气候峰会大力推行的气候政策，其所谓的“科学”依据就来自这两个观测点的数据。仅凭这两个点的观测，能得出全球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因人类使用化石燃料而明显提高，因此地球变暖这样的结论吗？何况，这两个点的数据根本就与人类活动无关。
塔斯马尼亚观测点位于澳洲自然生态保护最完善的地方，当地自然保护区的土壤干燥后会转变成易燃的“褐煤”，容易发生野火，排放出二氧化碳，这与人类活动无关。而夏威夷观测点位于美国夏威夷州最大的夏威夷岛，这个岛有活火山，经常喷发，造成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增加。这两个观测点的数据被用来证明地球暖化，大可质疑。假如地球暖化确实日益严重，世界气象组织就不必选用塔斯马尼亚和夏威夷那不靠谱的数据；而这两个观测点的数据被选用，恰好反映出该组织的无奈，因为它实在找不出恰当的二氧化碳浓度上升造成“地球暖化”的证据。
虽然“全球暖化”这个词现在已经消失了，但“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成了代名词。小布什任总统期间首次愚蠢地使用了“气候变化”来代替“地球暖化”，原因是“全球暖化”论声誉不佳。如今已没有一个政府继续使用“地球暖化应对政策”这样的概念了。塔斯马尼亚的野火或夏威夷的火山不至于毁了地球，人类也并未愚蠢到去阻止火山喷发。然而，“气候变化”已被纳入西方左派“政治正确”的框架，而“政治正确”派不容许别人质疑自己的“正确性”，理由是，它“政治上是进步的，因而就是正确的”。这逻辑和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来证明其制度优越是一样的。
四、德国的绿色能源政策走向“自杀”
德国是推进绿色能源最积极的国家，它也带领着西欧各国沿着这条“自杀之路”前行。由于西方的左派政党认定，煤炭和石油等传统燃料会排放二氧化碳，加速地球暖化，而核电又可能产生核泄漏，所以最安全又“绿色”的能源就只有可再生的太阳能、水力发电和风力发电。但水力发电要建水电站，而大自然中能建水电站的地方有限，要充分满足能源需要，只有太阳能和风能可以替代。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发电的成本极高，而且电力来源既不稳定，又难以储存；退而求其次，就需要大量使用天然气。
德国地势平坦，水力发电的条件差，2000年以水力为主的再生能源只占能源消耗的5%；过去20年来德国的能源政策非常激进，2010年能源消耗中再生能源占比提升到了19.2%；计划到2030年把再生能源占比提高到总发电量的65%，到2050年占80%。德国2000年时核电占三成，为了配合绿色能源战略，德国政府决定逐步淘汰核电，2019年核电降低到能源消耗的13.8%，并准备2022年底关闭所有核电站。这样德国就需要大量增加天然气进口来替代核能。
进口天然气有海运液化气和管道天然气两种途径。前者运途远，要从美国和加拿大海运，而且成本高；后者成本低，从俄国进口。这样，德国为了维持绿色能源的价格不致于超出经济承受力，就走上了能源方面严重依赖俄国的道路，进口天然气的55%靠俄国用管道输送；而且，为了实现废除核电这个目标，还要大量增加俄国天然气进口，为此修了从俄国输送天然气的“北溪2号”管道工程，准备为德国2,600万户家庭供应50年天然气。如果这个管道工程开始输气，将把德国将近八成的能源供应变成完全依赖俄国。
德国这样经济上高度依赖潜在的敌国，就把自己花钱买的“上吊绳”送给敌方，成为敌方用来威胁自己的“杠杆”。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本来就喜欢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所以对俄国的红色权贵掌控民主化并不反感；相反还发展出双方紧密的经济关系，德国社会民主党1998年上台的前总理施罗德甚至离任后直接帮助俄国天然气公司修建输往德国的天然气管道工程，后来又充当俄国石油公司的董事。当年，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汤姆·兰托斯因此把施罗德看作是“政治妓女”。后来默克尔上台了，她在东德共产党政权下长大，对共产党统治从来有好感，她理所当然地继承了施罗德那套能源依赖俄国的政策。
要解决乌克兰危机，欧盟的团结一致和强有力的坚定立场是前提，但恰恰在这一点上欧盟的领导国家德国的态度非常暧昧。默克尔在任多年，引导德国一直走交好俄国、削减军备的道路。乌克兰战争爆发后，德国不但反对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也不愿意承诺减轻对俄国天然气的依赖。因此欧盟就无法表达针对俄罗斯侵略意图的坚定立场。为什么德国如此偏向俄罗斯？这是一个西方国家都心知肚明而又不愿意完全点穿的问题，那就是，德国为了自身错误的气候政策而做了大量违反北约国家集体安全的事，以至于最后把可能勒死自己的绞索交到了普京手上，让普京有机会和本钱对北约叫板。
因此，德国的国际政策经常要考虑普京的眼色，凡是普京反对的，德国就在欧盟内部反对；也在国防政策上采取弱国防、对俄亲善外交的基本策略。正因为如此，德国一直坚持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嘴上虽然不说，但利用欧盟内部规则要求所有成员国一致同意才能接受新成员国的机会，采用“拖字诀”。德国的乌克兰政策让普京认为，他可以肆无忌惮地抓住德国依赖俄罗斯能源的软肋，有德国在欧盟内部做“内应”，如果侵略乌克兰，不会遇到欧盟的强烈反应。
五、欧盟集体落入绿色能源政策陷阱
德国现任总理朔尔茨的社会民主党传统上一直坚信要与俄罗斯对话，但普京的入侵把德国对莫斯科的交往逼入了死胡同。波兰总理指责德国总理说：“我们在德国这里看到了自私自利的现象，现在我们没有自私的时间了，这就是为什么我来找奥拉夫·朔尔茨（德国总理），来晃动德国的良知。”在国际舆论压力下，德国总理朔尔茨2月27日在德国议会宣布政府的国际战略做重大转变，要扩充军力，削减从俄罗斯进口的能源。这等于是承认，德国多年来的和平主义国策和能源依赖俄国战略全错了。
但是，德国总理朔尔茨的立场转变马上遭到副总理、绿党的罗伯特·哈贝克（Robert Habeck）的反对，哈贝克说，如果不从俄罗斯进口能源，会危及德国的社会凝聚力。这番话的意思是，德国社会的多数人依然相信绿色能源必须坚持到底，如果不进口俄罗斯能源，绿色能源方针就会破产，这就是左派意识形态绑架国策的典型例子。
欧盟于3月8日提出了一个计划，要“摆脱对俄罗斯石化燃料的依赖”，同时加快部署《欧洲绿色协定》。去年欧盟从俄罗斯进口了1,55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占天然气总进口量的45%，而乌克兰战争之前从俄国进口天然气的涨价已经逼近西欧承受能力的极限。欧盟在不得不摆脱对俄国能源依赖的同时，又想挽救绿色能源政策的失败，在经济困境和坚持“政治正确”之间陷进了两难处境。这也印证了德国绿党党魁担忧的事，那就是，欧洲左派政党集体落入绿色能源政策的陷阱之后，如何再向他们的支持者证明自己的“政治正确”。
实际上，欧盟的领导国家德国为了维持能源价格，已经开始讨论恢复使用煤炭；倘若如此，德国的左派政府将自己抛弃绿色能源政策。那去年底刚召开的全球气候峰会是不是也要重新开会，宣布全球气候政策作废，拜登也应该解雇他的气候特大使克里？这是骑虎难下的西方左派政府面临的共同难题。
德国的绿色能源政策走向“自杀”，为乌克兰战争铺平了道路，这还只是开头；不管乌克兰战争的结局如何，欧洲左派政党的“噩梦”已经开始，从此欧洲不再太平，经济、对外关系、欧盟内部冲突会接连发生。乌克兰战争强制地切断了德国和欧盟国家对俄国的能源依赖，而在能源价格暴涨造成的经济困境和绿色能源政策之间，欧洲的左派政党只能放弃后者，而那无疑将是一场不亚于乌克兰战争威胁的国内政治灾难。
程晓农：俄乌战争的德国因素（下篇）
3月10日，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接受法国TF1频道采访时承认，欧盟犯了错，但他的认错却走歪了，他说：“我愿意承认我们犯了一些错误，错过了与俄罗斯走得更近的机会。”欧盟的最大错误就是与俄国走得太近，如果走得“更近”，其错更大。德国和欧盟的大多数西欧成员国的错误是西方左派政府积年累月所犯错误的集中爆发，最后引爆了乌克兰战争，也导致欧盟步入难以解脱的困境。这组系列文章的上篇和中篇谈了德国和欧盟的两个错误，反战的和平主义泛滥而放弃军备，盲目追求绿色能源而导致依赖俄国的天然气供应；下篇则进一步分析，德国这个欧盟领导国的欧洲大一统理念如何导致欧洲陷入混乱。
一、欧洲大一统的乌托邦梦想
欧盟的领导国德国和法国都醉心于实现欧洲大一统，这种理念的意识形态根源其实来自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念。由于西欧以德国为首，过去几十年来一直在慢慢地向“新马克思主义”这个方向左转弯，北约和欧盟都被欧洲“左祸”所支配，他们相信世界大同的美妙，钟情于欧洲大一统政府的力量，从欧盟成立开始，一步一步把欧盟引导到欧洲大一统的轨道上。从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取消国界、取消关税，到人口自由流动，再到用欧盟的资金补贴经济实力不足的成员国，甚至一度想实现欧盟财政的大一统。一句话，就是用欧盟的大政府来领导各成员国，而德国和法国这两个实力最大的欧盟成员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欧盟的“当家人”。
这种构想其实早就有一个模板，那就是苏联。实行极权主义的苏联最终解体了，苏联人不满极权主义只是原因之一；而苏联解体的更重要原因其实是，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当中的“当家人”俄罗斯再也难以承受苏联这个大一统联盟所带来的沉重负担，要寻求解脱，于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白俄罗斯率先扔掉了苏联这个大一统包袱，其他小加盟共和国便别无选择，既然无人照应了，就只能自立。
热爱大一统欧洲的德国和法国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浸染中，看不到苏联大一统必然终结这个历史规律，却对大一统欧洲“当家人”的国际地位和权力垂延欲滴。德国和法国自以为，建立并掌控了欧盟，自己就把握了欧洲未来的命运；而为了实现统一欧洲的乌托邦美梦，就要不断扩大欧盟的范围，然后希望以欧洲之主的身份，与美国平起平坐。
由于西欧各国基本上都已成为欧盟成员国了，德国和法国要实现统一欧洲的乌托邦梦想，就只能在欧洲的东部寻找新成员国，而这些新成员国多半都是前苏联集团的成员。这样，欧盟东扩就导致欧盟的边界不断向东延伸，越来越接近俄国的边界。被这个乌托邦冲昏头脑的德国和法国领导人完全忘记了，欧盟东扩会警醒俄国，从而加重欧盟对东部成员国的防务义务，而德国自己裁军和缩减军备的战略又取消了欧盟国家的实际国防能力。这种狂妄而昏庸的欧盟国际战略种下了大祸，事实上为普京的霸权主义敞开了大门，创造了乌克兰战争的条件。
二、失败的民主化使俄国恢复霸权主义
如果俄国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尊重邻国的领土主权，没有霸权主义野心，那欧盟东扩并不至于引起欧盟和俄国的冲突。但西方国家、包括美国的一些学者一直对俄罗斯的民主化走向作出错误判断，误以为俄国不会走向霸权主义道路。他们缺乏对俄罗斯的深入了解，以为俄罗斯可以变成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像西欧国家一样值得信任。这种自以为是的幼稚错误之根源是，他们根本不懂，俄罗斯在制度转型中走的是民主化必然失败的道路，而民主化失败就必然复活俄国的霸权主义。
共产党国家的制度转型有两个明显的制度建构层面，即民主化和市场化；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通常被忽略的社会层面，那就是，要顺利完成一个共产党国家的制度转型，社会转型必不可少。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指的是全社会大多数社会成员的道德观、价值观以及个人日常行为的转变。洗脑是“极权国家”维持统治的基本手段，目的是改变人们在共产党建政之前自然形成的道德观、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把老百姓改造成按照共产党意识形态教条来思考、行动的人。如果共产党国家走上了转型道路，人们在共产党时代形成的道德观、价值观和行为模式都必须相应地调整、改变，如果社会转型不顺利，政治转型和经济转型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
在所有走过转型道路的共产党国家当中，只有中欧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实现了社会转型，清理了共产党的价值观，也从中上层排除了大批共产党时代的官僚。而俄罗斯只是在民主化过程中设立了议会，实行了选举，但民众的价值观仍然是共产党时代的，因此叶利钦时代的民主化成果到了普京时代就倒退了。虽然普京时代的选举常被操纵，但俄国民众反复多次地选择普京这样的领导人，根源就在于，多数民众的心目中，苏联时代的自豪感、对强权国家的信任和经济依赖，仍然是左右他们投票行为的内心尺度。所以俄国的民主化是明显失败的，而一个失败了的民主化国家出现民主倒退，就很容易恢复共产党统治时代的对外霸权政策；这种恢复对外霸权的政策，常常还得到社会上许多人的喝彩。看不到这一点，就无法懂得，为什么普京敢于发动乌克兰战争。
此外，失败的民主化产生了俄国的制度劣势，又进一步深化了俄国精英和民众的自卑感。普京的倒行逆施毕竟在社会上遇到少部分人的反对，因此普京始终清楚地知道，俄国在他的统治下，与那些成功民主化的前苏联集团成员国的制度相比，俄国的制度劣势是非常明显的，经济上落后而毫无希望，政治上只能靠压制，对外则只能展示强权。因此，普京始终有非常强烈的制度自卑感。他对内用不断增强的政治高压来打击反对他的声音，对外对那些试图靠近西欧国家的前苏联集团成员国充满了妒忌、敌意，总想找机会威胁它们，至少把他们的制度优势削弱。俄国之所以恢复霸权主义，是俄国转型失败后出现的制度自卑之下的反应；它非常害怕周边国家的成功让俄罗斯昔日的辉煌沦为彻底的败落，因此就发动了乌克兰战争，而且想进一步威胁其他前苏联集团的成员国。
三、北约内部对俄罗斯的两种立场
德国之所以坚持亲俄、裁军，不是理性思维的产物，而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物。虽然德国算是民主国家，但它同时也是世界上热爱马克思主义的“左祸”发源地。因此，德国对共产党制度从来缺乏深刻批判，更不愿面对俄国民主化倒退所造成的霸权主义复活。而北约的西欧成员国则长期以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以为放弃军备就能换来普京的信任与合作，本篇开头引用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的话，就是一个注脚。
而另一方面，欧盟和北约的新成员国当中，有一部分是前苏联集团国家，它们在冷战时期曾经纷纷要求民族自主，发生了反对苏联压迫的抗争，却遭到苏军坦克的残酷镇压，比如1953年在东德，1956年在波兰和匈牙利，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苏联都与这些国家结下了血仇。这些经历过苏联军队血腥镇压的欧盟和北约新成员国并不相信德国和其他西欧国家的亲俄政策会带来和平，所以不断寻求美军给以象征性保护。
乌克兰战争爆发以后，普京一直谎称，北约东扩对俄国是巨大的国家安全威胁，所以他要发动乌克兰战争。但是，所谓的“北约东扩”其实是个虚假命题，因为今天的北约与昔日的北约大相径庭。当西欧国家日益左倾化、逐步走上亲俄道路时，东欧和中欧新加入欧盟的那些国家却很难接受西欧国家的立场，这造成北约内部对俄罗斯的两种立场。
昔日的北约没有价值观上的严重分歧，这里讲的价值观不是民主和专制的区别，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塑造的左派价值观和自由民主国家传统价值观的差异。昔日的北约成员国也尊重美国的领导作用，大家要团结一致维持冷战中的优势，不会多头争夺领导权。而今日的北约内部，西欧国家的左派要反战亲俄，其战力急剧萎缩，实际上放弃了与俄国霸权主义对抗的能力；而苏联解体之后加入北约的原东欧国家对俄罗斯的战略野心保持高度警惕，于是两种价值观一直在打架。
今日北约内部，德国、法国率领西欧左派政府，要按照自己的左派价值观把北约改造成“无牙老虎”，为此试图争夺北约的领导权。而欧盟那些前苏联集团成员国很清楚地知道，自己从前苏联集团附庸国的状态加入欧盟，必然会有国家安全方面的担忧，在德国无国防的情况下，向美军求援就是很自然的事了。所谓的“北约东扩”论，其实只不过是美军在前苏联阵营成员国、现在的欧盟新成员国的小规模进驻，其规模根本不构成对俄罗斯的军事威胁，只是一种美军应这些国家的要求做出的象征性姿态。
四、“北约脑死”为哪般？
北约每年会例行地举行峰会，2017年之前北约峰会的主调是讨论乌克兰东部的分裂问题和欧盟东扩问题。在德国和法国的主导下，欧盟不断向东扩容，而防务却越来越松弛。于是出现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矛盾：随着欧盟不断东扩，欧盟的边界越来越接近俄国，俄国的反弹理应唤起欧盟的防务意识；但偏偏在这个时候，德国和法国却致力于靠拢俄罗斯，德国等一批西欧国家只剩下了象征性的“吃干饭”军队。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和欧盟在防务战略上的判断开始背道而驰。一方面，德国和法国希望在国防开支上不要让俄国有威胁感，因此不断压低军费，但同时又不断采取欧盟东扩的措施，事实上不断制造新的对俄国的压力；另一方面，美国认为，俄国仍然是潜在的威胁。这样，德国和法国就想主导欧盟乃至欧洲的走向，反对美国对俄国保持警戒姿态，又要美军继续为欧盟免费提供军事防卫。
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德国和法国的极度自私和狂妄。一方面，德国认为，欧盟东扩提升了德国的国际领导地位，所以欧盟的亲俄政策不能受美国的干扰；另一方面，德国不愿花必要的军费来维持军力，却要求美国长期为欧盟的国防买单。德国前总理默克尔曾明确表达，德国不能增加军事开支，钱必须用在经济上。而站在美国纳税人的立场来看，既然德国认为，亲俄政策可以保证欧洲的安全，德国的军力不过是摆个“花架子”，没有军队不像话，真有军力不应该，那美国人为什么还得用自己的税款为欧盟的安全买单？
正因为如此，川普总统上任后，在2017年和2018年的北约峰会上对德国的上述自私而矛盾的立场提出了批评。川普总统指出，德国已经被俄罗斯控制了，成了俄罗斯的俘虏；德国总理默克尔有钱买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却不肯为北约支付足够的军费。川普总统认为，北约的欧盟成员国应该老老实实地按照北约的规定，各国的防务开支必须立即达到其GDP的2%。2017年5月在北约峰会上川普总统说：“目前28个成员国中，有23个国家未能支付其应该支付的份额。这对美国人民及其纳税人是不公平的。”
当北约内部德国和美国杠上后，2019年10月底，支持默克尔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接受英国《经济学人》专访时说了一番话：北约已经脑死亡，美国独自做战略决策、不与盟友协调……他的意思是，北约内部在战略和政治维度存在着根本分歧，已经不能在认识上就假想敌而统一思想了。
马克龙的“北约脑死”论表达了法国、德国不能完全主导北约防务战略的牢骚；但“北约脑死”可以在字面上用到德国和法国领导人身上，他们的亲俄战略确实导致了“北约欧盟成员国脑死”问题。这种“脑死”状态的后果显而易见，乌克兰战争充分证明，川普总统说对了，德国的亲俄、裁军两大战略都造成了这场战争爆发。所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过，德国对乌克兰遭受的战争苦难是有罪的。
五、欧洲从此陷入困境
以乌克兰战争为转折点，本世纪东西方两个阵营的对抗比上个世纪欧洲大陆两个阵营的冷战有过之而无不及。
首先，乌克兰战争是二战后欧洲大陆上爆发的第一次战争，上个世纪欧洲的东西方阵营相互对抗40年，始终处于冷战状态，而乌克兰战争却打破了欧洲二战之后70多年的和平，以致于欧洲国家不得不接受欧洲的战争难民。几百万乌克兰难民不得不流亡到欧盟国家，大部分在波兰；就在这困难时刻，欧盟议会却在3月10日通过决议，制裁接收乌克兰难民的波兰和匈牙利，卡住欧盟本应给这两个国家的经费。这表明，左派占大多数的欧洲议会反对欧盟成员国帮助乌克兰难民，西欧国家害怕乌克兰难民进入自己的领土，增加本国的财政负担。这等于是帮普京逼乌克兰投降，欧洲左派议员们撕碎了自己假装的“高大上”面目。
其次，上个世纪欧洲的东西方阵营相对稳定，界限分明，斗志坚定，而这次欧洲的东西方对抗，西方阵营中有的国家要求旗帜鲜明地顶住，而另一些国家则全无斗志，甚至与敌方眉来眼去，使得双方的对抗变得格外复杂。
不管俄乌战争的结局如何，只要德国不放弃绿色能源方针，它改用美国进口的液化天然气为主要能源，将进一步推高德国的能源成本，造成全面通货膨胀；然后德国的制造业成本大幅度上升，让德国在欧洲的“经济皇冠”摇摇欲坠。德国不可能在坚持高成本能源的同时，还有效遏制高通胀、维持高增长和高福利，又保证高军费，它必定要放弃其中的某些选项；很可能，德国将不得不忍受长期的因能源价格持续上涨带来的经济萧条和社会福利缩水。
德国经济一旦进入自己制造的困境，欧盟对经济落后的成员国实行补贴的方针就难以为继，因为出钱的主要是德国，那时德国对这些成员国的号召力也就荡然无存。德国如此，欧盟的西欧各国无不如此。就这样，乌克兰战争将从此撼动欧洲的稳定；这也同时预示着“政治正确”派衰败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