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岁上海富婆整天啥也不干就知道给陌生男人花钱，
还给跟踪她的人送了个单反|
【北洋夜行记】是魔宙的半虚构写作故事
由老金和他的助手讲述民国「夜行者」的都市传说
大多基于真实历史而进行虚构的日记式写作
从而达到娱乐和长见识的目的
每次到没去过的城市，我都会抽空找当地的“历史遗迹”看看，尤其是民国时期的。
哪怕只是在当年遗存下的街道走走——当然，那遗迹得是真的，而不是造出来的旅游胜地。
做《北洋夜行记》头两年，翻了不少当时北京的影像和照片，发现如今留下的不多。
如果不串进胡同听大爷大妈聊两句，可能很难想象老北京的模样。
相比之下，老上海的气质更容易找寻，走在某些街道上，就可以想象历史画面。
之所以有这种想象空间的差别，我认为首先是民国上海租界多，留下的建筑遗迹多。二是这城市当时的气质和现在差别不大。
民国上海，受到欧美式商业文化影响，发展出“摩登（Modern）”气质。如今这种气质算是一脉相承。
比如，购物消费。
高露洁牙膏、箭牌口香糖、柯达胶卷、可口可乐、力士香皂、夏士莲、吉列……等等，如今很日常的国际品牌，在当时的上海也很日常。在百货商场里，可以坐扶梯、打游戏、看电影，也能买到LV。
民国上海的彩色影像。可以先花一分钟感受下，更好地想象那时候的故事。
当时的上海，是中国城市的“洋气”的标杆，也是“世俗”文化的极盛。
以上说的，都是民国上海的耀眼侧面。它当然是个多面体。
越是大都市，越会形成多面体，不同侧面气质差异很大，生活在其中的人也非常不同。不仅仅是华洋杂处那么简单。
有时，不同气质和不同人交错混杂，就会形成某种风格——或者发生某种意外事件，比如跟踪，比如命案，等等。
1931年4月，太爷爷金木的调查事务所接了一单活儿，有人让他跟踪个女人。
在跟着金木逛商场查命案的过程中，你可以对民国上海做一次细节更饱满的想象。
故事由「草头鬼」整理。
《北洋夜行记》是我太爷爷金木留下的笔记，记录了民国期间他做夜行者时调查的故事。我和我的助手，将这些故事整理成白话，讲给大家听。
案件名称：汇山码头箱尸案
案发地点 ：上海汇山码头
案发时间 ：1931年4月10日
记录时间 ：1931年11月18日
故事整理：草头鬼
天上下着毛毛雨，英租界同孚路（今石门一路）的三层洋房外，一个梳着爱司头的太太出来了。
她踩着一双黑色高跟皮鞋，提着小拎包，打着伞，慢慢悠悠上了一辆黄包车。
民国时上海女性流行把烫过的头发横着梳在脑后作“如意髻”，因形状酷似一个横过来的“S”，被称为“爱司头”。
我扔掉烟头，骑着自行车跟在太太的黄包车后，黄包车停在了大马路（南京路）的一家百货公司——新新公司的门口。
太太下车进了新新公司，坐电梯直上七楼的西餐厅，点了一份白烩芦笋鸡饭、一份奶油菜花汤、一份玫瑰布丁，还有一杯牛奶咖啡。
桌上摆得满满当当，但每样菜只吃几口。
新新公司，创办于1926年，是当时上海南京路最著名的四大百货公司之一。原址为现在的上海第一食品公司。
我看了眼菜单，不敢多点，只点了一杯咖啡，一小口一小口抿着喝。
事情是这样的：几天前我接到一个委托，为了钱，我不得不接。
四月以来，事务所一天到晚有人拍门，但没一个是来找我的。
打开门，全是歪着嘴吸风，喊唉哟唉哟的。楼上开了一家牙医诊所，生意好得很，经常有看牙的找错地方。
一到梅雨天，整个楼道里都是消毒水和坏掉的牙齿发臭的味道，可能全上海的人都忙着牙疼，大大降低了犯罪率。
半个月来接到的第一个客人，是个镶了金牙、满脸横肉的中年人。
金牙怀疑自己的太太在外头养了小白脸，要我跟踪她，最好能把小白脸的样子拍下来。
我对外遇兴趣不大，但是金牙拿着事务所的名片找上门，一出手就是五十块——事务所三个月的租金，想到在报馆兼职的工资还没发，多少有些心动，就答应了。
太爷爷在上海当私家侦探时用的名片。
金牙怀疑太太外遇的理由是，太太每个月的花销，动不动就上千，最少的一个月也得五六百。金牙再三强调，他不是心疼钱，是心疼太太，钱不能全让小白脸骗了去。
小白脸并没有出现，太太吃完以后坐电梯下楼，从四楼一层一层往下逛。
先买了意大利单人真皮沙发、水晶玻璃花瓶、一整套白瓷茶具，又买了五身洋装、两顶礼帽、一瓶法国香水，到楼下烫发，再到化妆品部，买了一盒蜜丝佛陀香粉、一支丹祺口红，临走又买了三双丝袜和一支李施德霖牙膏。
民国时期的蜜丝佛陀（Max Factor）、丹祺（Tangee）和李施德霖（Listerine）广告。
没想到，这才是第一家。
下午又逛了两家，等太太逛完，天已经黑透了。大马路两侧灯火通明，霓虹灯一闪一闪，照着来来往往的人。
我腰酸背疼，脚脖子也乏了，太太倒好，脸上没有一丝倦容，心满意足地回了家。
1920-30年代的上海南京路夜景。
之后几天，小白脸依然没有出现，大马路上的先施、永安、惠罗等几大百货公司被太太逛了个遍。没想到有钱人的生活是这么无聊，且枯燥。
每天少说也要买上几十样，大件让商场派人送回家，小件装满一辆黄包车，跟着太太回家。
我发现自己花钱的速度也变快了。
不知不觉，已经买了一支英国制的钢笔架，两支施德楼铅笔和一顶细格纹的鸭舌帽——全是些平日根本不会想买的东西。
要不是现钱不够，差一点就受了店员蛊惑，头脑发热，买下新式的柯达照相机。
想来想去，不能再跟下去了，钱不够花了。
外遇调查进行不下去的时候，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是杨树浦巡捕房打来的，问我是不是金律师。
我愣了愣，决定先答应，问对方出了什么事。
巡捕房说，昨晚汇山码头出了命案，他们抓了个嫌疑犯，男的，叫祝文翼，极不配合，问他什么都不回答，说见不到他的律师，就不会开口。
我的电话号码就是他给的。巡捕房的人让我尽快过去一趟。
祝文翼是我在上海认识的一个朋友，家里是开当铺的，到欧洲留过学，会说英文和法文。回国后没有正经工作，自称是个诗人，文学、电影、建筑什么都懂一点儿。一句话里总要夹杂几个外国词，总的来说性格十分古怪。
挂掉电话，我从抽屉里翻出一张伪造的律师名片，当初印着玩的，没想到还真能派上用场。
到了巡捕房，我登记完姓名，负责案子的1708号华捕才说出来龙去脉。
1930年代上海公共租界的华捕。
十号晚上，原本要开往日本神户的上海丸号轮船因天气原因停航，船夫卸货时闻到一股恶臭，恶臭是从一个大型旅行箱里传出来的。
船夫找来水警，将旅行箱打开，里头是一具身体蜷缩、被捆绑起来的女尸。女尸面部已经腐烂，无法辨别身份，已经送去斐伦路（今九龙路）验尸所了。
船夫指认，旅行箱的主人是个单身男子，姓祝。水警找到男子，问旅行箱是不是他的，他先头说是，后来又改口说不是，水警觉得男子可疑，带去了巡捕房。
正说着，牢房的方向闹哄哄的，有人在大吼大叫，我和1708号华捕一块走过去，吼叫的是个戴眼镜的小个子，身上的藏蓝色条纹西装皱皱巴巴，头发乱糟糟的，就是祝文翼。
“把「让·皮埃尔」还给我！CONNARD! CONNARD! （混蛋！）”
和祝文翼争吵的是另一个华捕，2112号，瞪着三角眼，右手抓着一只绿头鸭的脖子。绿头鸭张开黄色的喙，灰褐色的翅膀不停扑腾，两只橘色的鸭蹼在空中乱踩。
祝文翼一转头看见我，让我不要管他，救「让·皮埃尔」要紧。
「让·皮埃尔」是祝文翼的宠物，品种是鲁昂鸭，所以取了个法国名字。
鲁昂鸭，产地为法国北部的鲁昂，雄鸭的脖子上有一圈白色。法国高级料理血鸭选用的就是年轻的鲁昂鸭。
祝文翼说他的旅行箱是上个月在惠罗公司新买的，法国货，一个叫Louis Vuitton的昂贵品牌。
箱子是棕色的，里头有两层，四角配有金属皮带扣，外皮用的是上等帆布，花纹很特殊，一种方形眼睛图案和英文字母构成的花纹。
发现女尸的旅行箱和祝文翼的是同款，箱子在上海不多见，所以一开始才会认错。
法国品牌Louis Vuitton于1854年在巴黎创立，1896年正式推出带有其品牌标识“LV”字母的帆布图案设计。图为1920年代的LV旅行箱，为当时各国名流贵族旅行时的首选。
每个箱子都单独配有锁和钥匙，本来用钥匙一试就能证明清白，可惜水警急于打开箱子，破坏了锁。
1708号华捕听完摇摇头，船上的行李都搜过了，根本没找到第二个一模一样的旅行箱，目前祝文翼的嫌疑最大。
祝文翼坚称和女尸没有任何关系，要我一定要还他清白。
我问1708号保释得多少钱，1708号说这是命案，至少五百。
我小声问祝文翼，出得起吗？
祝文翼说钱都在行李箱里。又说他不要紧，要我想办法带「让·皮埃尔」出去，说完又补充了些如何照顾鸭子的话。
这时，「让·皮埃尔」突然从2112号华捕手里挣脱，跳到地上，到处乱窜。
2112号一手逮住「让·皮埃尔」，把我和「让·皮埃尔」都赶出了巡捕房。
我把「让·皮埃尔」带回望平街（今山东中路）的事务所，在鸭腿上绑了根绳子，防止它乱跑。
然后到汇山码头，找昨晚上海丸号轮船的船员打听情况，顺便找找祝文翼的旅行箱。
上海丸号轮船因命案停航，原先的二百多名乘客分别改乘神户丸和长崎丸，于下午启航。
赶到码头时，有几个华捕已经登记完乘客信息，正在盘问昨晚轮船上的船员。说是盘问，只是草草问了问祝文翼上船的时间，有否可疑的举动等等。
等几个华捕走后，我找到被问话的船员，谎称自己也是华捕，刚才漏了问题，想见见行李仓的经理。
经理告诉我，行李箱是由码头苦力运到船上的，苦力来来往往，人数众多，隔几天就换一拨，出了事一个也找不着。
我提起行李票和行李登记，经理叹了口气，说行李票只有头等舱会登记座位号，二等三等不会写，祝文翼是二等票，所以没有记录。
图为民国时广州荣利船务行发出的行李票。
“交拐（许多）乘客压压交内（私下偷运）香烟老酒，鸡组（检查）起来么底额（没完没了），则要伐子老古分（只要不是太过分），才伐会牢宁增鸡组额（不会仔细检查）。”
说完偷偷给我塞了根烟，我愣了愣，没接，经理挤挤小眼睛，“飞艇牌，国货，伐要紧（不碍事）。”
图为1930年报纸上的“飞艇牌香烟广告”。当时正值国货与洋货之争，提倡购买国货。
这时，几个记者打扮的青年一拥而上，围住了经理，拿着照相机一顿乱拍，追问昨晚船上发现尸体的事。经理脸色一变，册那，消息走漏了。
我趁机挤开人群，到码头转悠了一圈。
果然就像经理说的，根本找不着昨晚运行李上船的苦力。苦力多是临时喊来的，做一天休三天，谁跟谁都不熟。
此外，码头附近的人说，苦力经常受船员欺负，有时候为了报复会偷东西。昨晚有乘客不满停航，闹得很凶，正是偷东西的好时候。
看来，祝文翼的行李箱是被人趁乱偷走了。
离开码头，我蹬着自行车上四川路口。祝文翼说过，行李箱是在惠罗公司买的。
惠罗正在举办“一元货”大抢购，一层到处都是乌压压的人头，柜台上无数双手在乱摸乱抢，有的人为了一件衣服打起来。
惠罗公司，曾经上海最大的英资环球百货公司，与泰兴、福利、汇司合称为上海南京路“前四大百货公司”。1923年推出“一元货”部门，大受欢迎。
一个年轻女店员被挤倒在地，有个男顾客走到她跟前，女店员一把推开男顾客，骂他“泥心”（恶心），经理走过来拉开女店员，瞪了她一眼，给男顾客赔礼道歉。
女店员一脸委屈，突然小腿抽筋，险些摔倒，我扶住她。经理瞥了她一眼，敲了敲手表，说只准休息十分钟。
女店员在打卡机上打完卡，才进了员工休息室。
打卡机发明于19世纪中后期，是工业化的产物。图为1936年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中的打卡机。
女店员一边揉腿一边告诉我，刚才的男顾客摸她屁股。
说着说着眼眶湿了，刚当上店员高兴得不得了，后来才知道，一天最少要站11个小时，一周休息不到半天，天天那么站，站成了扁平足，请假去看医生还要被扣钱。
女店员情绪平复以后，我问起旅行箱的事。女店员说皮箱部在三层，让我去找营业主任问问。
三层的东西全是洋货，价格不菲，人比一层少得多。
皮箱部柜台前，一个熟悉的身影晃过，竟然是前几天跟踪的太太。
太太抬头看了我一眼，我赶紧转过身，到男士西服柜台，假装挑选西服，太太似乎并没有认出我。
太太走后，我向营业主任说明情况，主任查了记录，祝文翼的那款Louis Vuitton旅行箱，惠罗只进了两件，上个月五号卖出了一件，还有一件让刚才的太太买了。
我瞥了一眼价格，二百八十六元（金醉注：购买力大约相当于今天的一万到两万之间）。
主任还说，除了惠罗，永安公司也有那款旅行箱，不过商场一般不会特意登记顾客姓名，除非是熟客，否则很难确定顾客是谁。
从惠罗出来，天黑了，肚子也饿，我决定第二天再去永安公司碰碰运气。
回到望平街，我打了一碗馄饨，又在事务所楼下买了一份报纸。
望平街是上海的一条300多米长的小马路，现为山东中路的一段。由于《申报》、《时报》等报馆都在这条路上，被称为“报馆一条街”。
打开门，鸭屎味扑鼻，事务所里一片狼藉。
遍地都是鸭屎，垃圾篓被打翻了，台灯碎了，桌上摊开的几本书破了，书页散得满地都是，钢笔的墨水也倒了，流了一地。
「让·皮埃尔」昂着墨绿色的头，站在桌子上，带有敌意地瞪着我，脚上的绳子早已挣脱。
我放下报纸，伸手去抓「让·皮埃尔」，「让·皮埃尔」灵巧地闪躲，扑腾到报纸上，沾有鸭屎的蹼掌立马踩出几个小脚印，「让·皮埃尔」发出得意的叫声。
我想起祝文翼的叮嘱，从晚饭的馄饨里挑出几粒，捏碎，放在小碗里，「让·皮埃尔」凑过去，犹豫了会儿，吃下馄饨，毕竟也饿了。
过会儿再看，小碗里全是被吐出的馄饨皮。
吃完东西以后，「让·皮埃尔」总算安静下来。
我打扫完屋子，把「让·皮埃尔」的鸭掌洗净，「让·皮埃尔」用头蹭了蹭我的手掌，表示友好。
我安心坐下，摊开报纸。
报纸头版一行黑体大字印入眼前：
汇山码头箱尸案，死者身份已查明。
第二天一大早，一阵冰凉，我从睡梦中惊醒，「让·皮埃尔」冷冷的鸭掌在脸上胡乱地拍。
我给「让·皮埃尔」的脖子拴上绳子，带它到楼下散步，回去又从馄饨里剥出几粒虾仁，给它当早饭。
大报小报，凡是关于箱尸案的报道，我都看了一遍。
《申报》和《时事新报》说，死者叫陈巧芸，丈夫是个汽车夫（汽车司机），一周前在法租界报过案，说他妻子失踪了。
汽车夫昨天已经去验尸所认了尸，女尸面目全非，汽车夫还是认出，身材和发型一致，手上涂过指甲油，确定是妻子陈巧芸。
小报抓住陈巧芸的情史大肆渲染，其中一个叫《红报》的，声称采访了陈巧芸的熟人，说其生性放荡，有四十个爱人，推断是死于情杀，用词浮夸艳俗，读起来简直像黑幕小说。
我给杨树浦巡捕房打电话，核实了汽车夫认尸的事。
巡捕房说有人替祝文翼付了五百元保释金，人已经被放出来了，但凶手还没抓到，所以祝文翼仍有嫌疑，要随时配合调查，不得离开上海。
祝文翼没回家，他原来租的房子退掉了，所有钱都在旅行箱里，身上一个铜钿也没有。但他说这不叫穷，叫暂时的财政困难。
祝文翼不愿意向父母开口要钱，和「让·皮埃尔」一块赖在我的事务所，天天背着手在屋里晃，一会想吃冰洁涟（冰激凌），一会想坐皮沙发。
我问他付保释金的是谁？祝文翼说不认识，是个女的，自称是我的朋友。
我一时想不到谁会出手这么阔绰，只好作罢。
报馆的朋友打听到，汽车夫和陈巧芸住在英租界白克路（今凤阳路）永年里二百九十一号。
我去的时候是傍晚，楼里刚好有两个舞女有说有笑走出来，我趁机进了门。
大厅里，一个打扮花俏的小老太太弓着身子，脸贴在墙上，往洞里偷窥。
老太太发现我走近，立马板起脸，若无其事地拿出一张月份牌，挂在墙上，正好堵着墙上的洞。
月份牌诞生于清末上海的广告宣传画，因广告上印有月历被称为“月份牌”，经由上海流行至全国各地，于二三十年代达到顶峰。
老太太是房东，我撒了个谎，说我是汽车夫的东家派来的，有事要找他。
听见汽车夫，老太太两只眼发光，招手示意我凑近点，问我听没听说汽车夫的老婆死了？
我点点头，老太太压低嗓门，说据她观察，两个人感情不合很久了，缺乏交流。
“一窟伊九晓得伐四正经女宁（一看她就不是正经女人），骚四骚得来（很风骚），姘头哈堵（姘头还多）。
“由躺（有一回），劳该四摸路踩仓（在四马路菜场），伊搂个虐宁（她搂着个男人），被吾邦着了（被我碰着了），增伐要面孔（真不要脸）……”
四马路菜场，位于上海福州路，于1930年左右竣工，为大型室内菜场，内有电梯冷库等设备。
老太太一张嘴就停不下来，天都黑了，我找不到机会打断她。
一个穿制服的胖子阴着脸，慢吞吞地从楼上走下来，老太太忽然放低声音，戳了戳我的胳膊，“勒了，勒了（来了）”，然后转过头，跟胖子打招呼。
说着说着，一阵大风，把窗子和门吹得啪啪响。
老太太忽然不吭声了，打了个寒颤，我问她怎么了，老太太指了指门口的方向。
我顺着她的手看去，门口的电灯忽闪忽亮，高跟鞋的声音慢慢靠近，门锁发出转动的响声。
门打开，一个穿无袖旗袍的高挑女子站在阴影里，旗袍两侧的开衩几乎开到腰上，露出一双大白腿。
鬼啊——楼上传来一声大喊，胖子从楼梯上滚了下来，帽子也掉了。
老太太看见女子，两眼发直，大张着嘴，吓晕了过去。
女子气冲冲地走进来，瞪了我一眼，把手里的一沓报纸狠狠甩在胖子脸上。
“旁驴（胖子），撒宁告诉侬吾翘辫子拉（谁告诉你我死了）？”
我反应过来，问女子，你是陈巧芸？
陈巧芸没死，她和汽车夫过不下去，去了二马路（九江路）找情郎，本来不打算回来，谁知道汽车夫报了警，事情闹大，还卷入箱尸案，全上海的报纸都说她死了，是汽车夫认的尸。
房东老太太晕倒后，我掐了几下她的人中，她慢慢醒过来。
缓过神以后，白了胖子一眼，小声骂他，“要西夸嘞（要死了），亲老婆啊伐宁得个（自己老婆都认不得）。”
陈巧芸到巡捕房表明身份，之后接受记者采访，大方坦露自己只有三个爱人，并已决定与汽车夫离婚。
还放话「女人要是没有过四十个男人，就算白活一场。」
这些话登报以后，有人骂她是「女界之罪魁」，也有人称她为「奇女子」、「新女性」。
风波平息，箱尸案又回到原点，巡捕房脸上无光，恨不得立马将祝文翼定罪，草草结案。
我决定继续调查祝文翼的法国旅行箱，上回的永安公司我还没去问。
永安公司，由祖籍香山（广东中山）的澳洲华侨创办，上海的分店开设于1918年，是南京路四大百货之一。
永安的经理认得我，前段时间为了跟踪阔太太，我几乎天天都来。
经理很热情，找财务要了旅行箱的购买记录，查到去年圣诞卖出过一件，说可惜皮箱部的柜台女店员已经离职了，否则她脑子灵光，可能会记得顾客的长相。
经理说完又跟我推荐商场新进种种商品，还说要给我打折，说得我实在不好意思，买了两双最便宜的男士洋袜。
经理说话的时候，我注意到旁边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年轻女孩，她一直盯着我看，我一看她，她就手摸刘海，把头低下去。
我找了个理由，支开了经理。
经理一走，我走到女孩跟前，问她是不是有话要说。
女孩脸红了，皱着眉，支吾半天，小声告诉我，经理说的那个女店员不止离职了，而且还失踪了。
女孩跟我说话引得几个年长的高级店员不满，她们使唤女孩去打扫柜台，喊她「练习生」。
女孩让我去食堂等她，晚饭时候再跟我说。
我到食堂里找了个位子坐下，对食堂员工谎称是女孩家里的亲戚，员工没有起疑，和我聊了几句，我才知道，「练习生」是商场职位最低的，一个月工资最多只有五块钱。
晚饭时，女孩比预计时间晚了半小时到食堂，说是被高级店员罚加班了。
女孩告诉我，失踪的女店员叫殷阿彩，比她大四五岁，和老板是同乡，广东中山人，半年就升为高级店员，大家都叫她「好彩妹」，说她是lucky girl。
女孩和好彩妹走得近，俩人是在店员图书室里认识的，好彩妹字写的好看，英文也好，经常教她讲英文。
好彩妹交了个男朋友，半个月前离职，从宿舍搬出去，走得急，就把行李寄存到女孩那儿，说好过段日子回来拿行李，却再也没回来。
我问女孩好彩妹搬去哪儿了？
女孩摇头，她也不知道，只知道好彩妹的男朋友是个外国人，好像是建筑师，好彩妹经常去法租界找他喝咖啡、看电影，有一次还给她带了一块白脱油蛋糕。
白脱油蛋糕，一种老上海的西式点心。白脱，即butter，黄油。不同于今日奶油蛋糕的松软，白脱油蛋糕口感醇厚、偏硬。图源：凯司令。
我向女孩打听好彩妹的身高体型，发现好彩妹皮肤黝黑，身材娇小，和箱尸案的死者完全吻合。
我问女孩，能不能让我看看好彩妹留下的行李，女孩点点头，说行李在员工宿舍。
宿舍里阴暗潮湿，脚气味很重，十几个人挤在一间房里，每人只有鸽子笼大的一个铺位，到处都是臭虫和蚊子，待一会胳膊上就被咬出几个包。
女孩说前几年职工闹过几次罢工，正式职工都搬去条件好点的新宿舍了，只有练习生还住在这里。
图为1930年上海棚户区的“鸽子笼”住宅，为了能尽可能多的塞进房客，楼房被隔成鸽子笼一样窄小的单间，更甚者，会沿着阳台或屋顶扩建出一间。
女孩从床底拖出一个灰不灰蓝不蓝的包袱。包袱打开，是一块香皂、两件衣物、一本小开本的英汉词典，和一本厚厚的牛皮纸剪贴本。
剪贴本里大多是穿着打扮时髦的漂亮女性，很像《良友》杂志的封面女郎，还有一些穿晚礼服的外国女影星照片，琼·克劳馥和葛烈泰·嘉宝等等。
1920-30年代风靡上海的美国好莱坞女明星，琼·克劳馥（1904-1977）与葛烈泰·嘉宝（1905-1990）。
女孩告诉我，剪贴本是好彩妹的宝贝，她不可能不回来拿。
剪贴本里还夹着几张建筑设计草图和一张名片。名片上用英文写着：Nagy Theodor（纳吉·西奥多），Architect（建筑师）。
读到建筑师的英文，女孩频频点头，“「阿克太克特」，好彩妹经常提到这个词，说是她的「肥洋伞」。”
女孩问我「肥洋伞」是什么意思，我想了想，说是「未婚夫」（Fiancé）。
名片上的西奥多大概就是好彩妹的男朋友了。
我看了看名片的抬头，有一行小字写着：L.E.HUDEC & Co.，翻译成中文就是「L.E.邬达克事务所」。
邬达克是上海建筑界的红人，连我这样的外行也听说过他的名字。
去年九月，由他设计的浙江大戏院开幕，当天上映的《卡门之爱》连续四场满座，一票难求，上海许多名流都抢着去。
我也去看过一场，上千人的影厅里，空气仍然十分流通，靠背座椅宽敞舒适，光线适宜，即使坐在角落，视线也能自然地落在银幕中央。
图为1930年代的上海浙江大戏院，由邬达克设计，后经改建更名为浙江电影院，位于黄浦区浙江中路。
邬达克的事务所开在外滩二十四号，横滨正金银行四楼，我托人介绍，说想打听一个叫纳吉·西奥多的人，对方答应在两天后的午餐时间抽空见一面。
图为1928年上海的横滨正金银行，这栋大楼建于1924年，位于外滩24号，现为工商银行上海分行。
两天后，我在事务所的办公室里见到了邬达克。
邬达克坐在办公桌前，一身深棕色条纹西装，打着领带，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戴着黑色的圆框眼镜，脸上有点疲惫，但一双眼睛炯炯有神。
直到我进门，他还在埋头看各种文件和图纸，手里握着笔，不停在纸上写写画画。
邬达克，László Ede Hudec（1893-1958），匈牙利籍斯洛伐克建筑师。1918-1941年之间，邬达克至少在上海留下了37件建筑作品，其中包括著名的国际饭店与大光明戏院。
我的英文水平很一般，平时看书读报还马马虎虎，一到会话就完全不行。
来之前，我连夜背了许多单词和常用句式，结果一张嘴就结巴了，我俩的对话全靠邬达克的中国秘书翻译。
我给邬达克看了西奥多的名片，邬达克皱着眉，断然否认西奥多替他工作，只承认确实认识他。
大约十年前，俩人同在克利洋行当绘图员，西奥多聪明，有野心，可惜才智平庸，缺乏耐心，不到一年就走了，后来再没联系。
中间发生过一件怪事。
当时洋行里有个老建筑师，是邬达克和西奥多的上司，他很欣赏邬达克，很多工程的会议都会让邬达克参与。托他的福，邬达克仅仅两个月就升为了经理。
老建筑师喜欢画素描，随身会携带一支4B的软性铅笔，笔杆刻有他姓名的首字母。有一次，邬达克在西奥多脚边的垃圾桶里看见了那支铅笔，被掰成了两截。
后来突然有一天，老建筑师在施工的大楼发生意外，坠楼身亡了。
说到这里，邬达克提醒我，要小心西奥多。
邬达克没有继续说下去，他站起身，指着墙上的一张摩天大楼照片，对我说，那是美国纽约的每日新闻大楼，上海就是中国的纽约。
“上海处处是机会，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把握机会。”
美国纽约的每日新闻大楼，由雷蒙德·胡德设计，高约145米，共36层，很可能是邬达克设计上海国际饭店时的直接参考。
这时，秘书走到邬达克耳边嘀咕了几句，邬达克向我道歉，他要去参加会议了。
邬达克让秘书送我下楼，秘书是个瘦削的小眼睛，对西奥多的评价十分刻薄。
“西奥多当初离开洋行，就是嫉妒邬达克先生。后来打着邬达克先生的名号，到处招摇撞骗。全上海的建筑洋行他都混过，都混不下去。”
说完掏出日程本，翻了翻，撕下其中的一页递给我，说是他们查到的西奥多的住址。
地址在法租界巨籁达路（巨鹿路）附近的一排老式石库门房子里。
第二天我沿着地址找到，一打听，西奥多恶名在外，是个暴脾气，还很邋遢，邻居说他为了不用早起等收粪工，经常夜里偷偷把自己马桶里的屎尿倒在别人洗干净的马桶里。
第二天找他理论，他非但不认账，还会动手打人。
民国时期许多老式的石库门没有现代化卫生设施，依然采用旧式马桶。图为1919老西门附近的石库门，马桶盖是打开的说明刚刚刷过。（图源：《霓虹灯外》）
邻居说，上个月，有个年轻的中国女孩搬进了西奥多家，女孩很勤快，每天早上都准时倒马桶。而且嘴也甜，进出都会跟邻居打招呼，说话带点广东口音。
一周前，俩人好像大吵了一架，之后的第二天夜里，西奥多就匆匆搬走了。
邻居描述的年轻女孩，就是好彩妹。
正说着，一辆黑色的雪佛兰汽车靠近，从车上下来了一伙人，打头是两个高大的外国人，其中一个一身白色运动服，手里拿着一个长勺形的藤条捧兜，会说中文。
这伙人听到西奥多搬走了，几脚就踹开了西奥多的家门，冲进去，把里头能砸的东西全部砸了。
邻居偷偷告诉我，这伙人是来讨债的，西奥多沉迷回力球赌博，欠了不少钱，匆匆搬走可能是为了躲债。
回力球原为西班牙北部巴斯克地区的一种球类运动，20世纪20年代末引入上海后大受欢迎，成了和跑马、跑狗等齐名的赌博项目。
砸完东西以后，打头的外国人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好像要去下一个地方，其他人转身跟着他走。
做私家侦探的都知道，论找人，没有比讨债的更在行的了。
我决定偷偷跟着他们，顺藤摸瓜。
我坐上一辆出租汽车，跟着讨债的雪佛兰。
车停在了苏州河畔的圆明园路，刚才的那伙人从车上下来，进了一座五层高的公寓楼，我没上去，在楼下等。
1930年代的雪佛兰汽车。
没一会儿，楼上传来拆房子的声音，三楼的窗子飞下来一个电水壶，接着是椅子和各种家具。
三楼另一侧——西面的阳台上，一个男人扒着栏杆跳了下来，摇摇晃晃落在了草坪上。
男人是个外国人，一头棕色卷发，脸上胡子拉渣，鼻梁挺直，一双绿色的大眼睛到处张望，皮鞋提在手里，衬衫敞开着。
我立马反应过来，喊了一声，西奥多，纳吉·西奥多。
西奥多愣了一下，上下打量我。
我用磕磕巴巴的英文表明身份，我不是来讨债的，只是来找好彩妹。怕西奥多听不懂，特意一字一句，变换说法，重复了好几遍好彩妹的大名。
西奥多对好彩妹的名字有反应，眉头紧皱，往后一退，突然转身撒腿就往大路跑。
我追上去，电车当当地驶过，西奥多不顾红灯，直接冲到马路中间，一辆公共汽车为了避让他，突然转向，差点和路旁的黄包车撞到一起。
我也冲过去，岗警从头顶的交通灯岗亭中探出脑袋，愤怒地冲我俩鸣哨。
1930年代上海的闹市街景。
再往前就是外滩了。
西奥多似乎很熟悉这一带的地形，故意带着我在高楼大厦之间来回跑， 跑着跑着就不见了。
我绕着大厦转了几圈，没找见他，气喘吁吁，这时候路灯和大楼上的电灯全亮起来，已经是晚上了，风越刮越大。
我叹了口气，准备回刚才的公寓再做打算。
1930年代的上海外滩。
经过沙逊大厦时，门口突然闪过一个人影，眼睛直直盯着我，竟然是西奥多。
西奥多冷冷地看着我，确定我看见他，推动旋转门进了大厦，我快步跟进去。
沙逊大厦，于1929年建成，位于上海外滩20号，其墨绿色的金字塔顶为外滩地标之一。高77米，共10层，局部13层，5-9层为华懋饭店。现为和平饭店。
西奥多坐电梯上了楼，电梯顶上的指针停在了九楼。
另一部电梯正在排队，我跑到一侧的楼梯，一级一级往上爬。
一口气爬到八楼，两条大腿发沉，我喘了几口气，扶着栏杆慢慢往上走。
通往九楼的楼梯贴了封条，九楼的华懋饭店因为窗户漏水正在维修，断了电，暂停营业。
我扯下封条，顺着楼梯走上去。
整一层楼一片黑暗，什么也看不见，只能闻见一股油漆和钢材的味道。
我摸了摸口袋，柯尔特警探特装手枪还在，但没带手电，只能靠双手在身前摸索探路，过了好一会儿，眼睛才慢慢适应了黑暗。
柯尔特警探特装型转轮手枪，1927年推出，可发射点三八等大威力子弹。图为较早型号的柯尔特警探特装手枪。
九楼是华懋饭店的餐厅，我摸到餐桌上盖着厚厚的帆布，餐厅大得出奇，走了很久还没到头。
走着走着，迎风的一侧窗户空着，窗子被卸掉了，黄浦江吹来的大风呼呼作响，十分凉快，窗帘啪啪拍打在墙上，天花板上的水晶吊灯也碰出声响。
这时候，黑暗里有个低沉的声音，用不太标准的中文说，“过来，我就告诉你她在哪儿。”接着，大理石的地板上传来几声脚步。
我扶着冰凉的墙壁，循着声音慢慢往前，右手下意识去摸口袋里的枪。
突然，右侧身前的一扇窗子猛地开了，对面一股强风涌过来，把我整个身子推出了窗外，强风从两侧的耳边呼啸而过，帽子立马就被刮飞了。
反应过来，身子已经在大厦外侧了，两只手死死扒着窗檐，膝盖蹭着花岗岩的外墙，不敢乱动，也不敢往下看。
西奥多看见我扒住了窗檐，着急了，上来掰我的手指。
我一抬头，他就站在窗前，用绿色的眼睛瞪着我，强风从他的身后鼓荡起他的衣服，西奥多一手抓住窗帘，一手用力掰我的手指。
我顺势松开那只手，拉了一把他的领子。
西奥多失去重心，整个人被强风吸出了窗外，从我头上飞了出去。
我低着头，贴着窗檐，匍匐地爬了进去，靠着墙瘫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不知道过了多久，回过神，腿还在发抖。
事后我查阅资料，这种能瞬间把人吸出窗外的强风现象叫做峡谷效应。风的入口处开阔，出口处狭窄就会导致风速加剧，形成峡谷效应，楼层越高，风的威力越大。
当晚的报纸没有提西奥多的名字，只说某匈牙利籍的中年男子意外坠楼，砸在水门汀的（水泥）地面上，当场就死了。
西奥多死后，我调查发现，他曾经在负责沙逊大厦设计的公和洋行待过，而且不久前，还给一家叫东方钢窗的公司打过零工。
华懋饭店的九楼的窗户，正好就是这家公司负责维修。
此外，我又去了一趟法租界西奥多的住处。
门还没修好，屋里乱糟糟的，除了床、柜子和一张桌子，几乎没有其他家具。
我找到了一本建筑素描本，开头几页画得像模像样，越往后越潦草，十页过后就全是空白了。
抽屉里有几件衣裙和丝袜、一双舞鞋，还有口红、香粉等化妆品，全是女性用品。
我找到负责箱尸案的1708号华捕，让他把这些东西带回去，好彩妹在上海没有亲人，经永安公司的练习生确认，都是好彩妹的随身物品。
此外，练习生到验尸所，认出了箱尸案尸体的手链和一只耳环，证实死者是好彩妹。
报纸上提过西奥多有个哥哥，我告诉1708号华捕，让他找西奥多的哥哥问话。
一开始，西奥多的哥哥并不承认西奥多与好彩妹的关系，但华捕拿出好彩妹的衣物，对方很快就松口了。
西奥多确实杀害了好彩妹。
西奥多和好彩妹是去年圣诞夜认识的，那只装着好彩妹尸体的旅行箱，就是她和西奥多认识的开始。
那阵子西奥多赌回力球赢了很多钱，到处挥霍，在永安百货的橱窗里看见Louis Vuitton的法国旅行箱，进去就买下了。
当时替他包装旅行箱的，就是好彩妹。
民国时期永安百货公司的橱窗。
俩人认识以后，好彩妹每逢休息日就去法租界找西奥多，西奥多那会儿还有钱，就带好彩妹出入高档餐厅，吃西餐喝香槟、跳舞、看电影，俩人的关系越来越密。
后来，好彩妹嫌永安公司的宿舍条件太差，想搬去和西奥多一起住。西奥多不愿意，但经不住好彩妹一再念叨，最后就答应了。
好彩妹搬进去之后，很快就发现西奥多只是绘图员，根本称不上建筑师，而且还欠了一屁股债。
为了还债，西奥多打算利用自己的绘图才能伪造支票，把假支票兑现。好彩妹坚决反对，偷偷用打火机把西奥多伪造的支票全烧了。
1930年《申报》上一则伪造支票骗款的新闻。
俩人大吵了一架，西奥多一时冲动，用自己的领带把好彩妹勒死了。
杀死好彩妹以后，西奥多非常慌张，给哥哥打了电话，连夜搬去哥哥家里避风头。
西奥多的哥哥找了律师，把案子的一切全推到西奥多身上，至于尸体是如何藏进旅行箱内，又是如何运到上海丸轮船上的，西奥多的哥哥称自己一概不知。
我事后调查，西奥多的哥哥所在的洋行与上海丸号轮船有生意往来，很可能参与了运尸，但西奥多一死，没有证据，只得作罢。
箱尸案到此真相大白。
报界再度发酵，大大小小成百上千条报道，全上海都在讨论箱尸案的案情，有的杂志报纸还刊登了好彩妹和西奥多的照片。
听说还有人添油加醋，把箱尸案改编成剧本，要拍成话剧和电影。
祝文翼的罪名洗清，取回了五百元的保释金，他用那笔钱在贝勒路（今黄陂南路）租了一套新式公寓，又买了一只新的Hermès小型登机箱，说以后再也不坐船了，要改乘飞机旅行。
1920年代的Hermès登机箱广告。
祝文翼要和「让·皮埃尔」搬去新的住处，离开事务所时，「让·皮埃尔」垂着脑袋，走几步就回头看我一眼，祝文翼说，「让·皮埃尔」舍不得我。
案子结束后不久，我收到了一个神秘的包裹，包裹里是一套上好的格纹西服和一款新式柯达照相机。
包裹里没有寄件人的信息，只有一张小卡片，写着几句威胁的话。
大意是收下礼物，否则就要去举报我非法经营私家侦探事务所。
我想不出包裹是什么人寄的。
直到后来有一天，金牙打来电话，质问我为何还没查到太太外遇的小白脸，还说太太上个月花掉了一千五百块，其中有五百拿去杨树浦巡捕房交保释金，小白脸到底什么来头？
我恍然大悟，祝文翼的保释金是金牙的太太出的。
西服和照相机，这两样东西都是在百货公司跟踪金牙的太太时，我拿起来看过的。
原来我早就暴露了。
五百块已经花掉了，柯达照相机和西服又在我的手里，真是跳进黄浦江也洗不清了。
只好告诉金牙，外遇的事情我已经调查过了，没发现太太有小白脸，所以无能为力。作为补偿，只收三分之一的费用，作为跑腿费。
西服过于贵重，原则上不能收，我转送给了祝文翼，改改尺寸还能穿。
只有那台柯达照相机，摸了又摸，实在舍不得，就留了下来，毕竟平时查案也用得着。
一个多月以后，祝文翼邀请我到华懋饭店九楼的餐厅用餐。
餐厅已经修好了，两侧的窗子不仅错开位置，而且经过加固，安全性大大提高。
吃饭时，祝文翼说巡捕房不久前联系他，说有个船民在外白渡桥底下找到了他的Louis Vuitton旅行箱，让他去认领。
据说偷走箱子的苦力发达以后，不到一个月就把钱败光了，沉迷赌博，买了一堆马票，输得倾家荡产，最后跳桥自杀了。
祝文翼说完，晃了晃高脚杯里的葡萄酒，叹了口气，“It is the best of times，it is the worst of times.”
其实我心里还有一件事不明白。
利用强风杀人于无形，这么巧妙的手法，真的只是西奥多灵光一现想出来的吗？
假如是他筹谋已久，那他想杀的人究竟是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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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上海「魔都」的称号，最早是一位日本作家提出的。他在上海游记中这样描写1920-1930年代的上海——
眩晕于它的华美，腐烂于它的淫荡，在放纵中失魂落魄，我彻底沉溺于这些恶魔般的生活中……这里没有传统，取而代之的是去除了一切束缚。人们可以为所欲为。
故事里建筑师说，上海处处是机会，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把握机会。——这感慨有点简单，听起来居高临下。
有位研究中国消费史的学者，分析民国上海的消费文化：“如果上层精英是上海商业文化的塑造者和推广者，那么中下阶层的人士则算得上消费文化的学徒和受害者。
那个大上海，容纳着无数人的欲望和理想。同时，也吞噬了无数人的自我。
金木遇到的几个人，有人梦想有钱，有人努力挣钱，还有人不花钱就难受。总之，必须围绕消费为核心。谁消费能力强，谁的话语权大。于是，只好使劲挣，挣了花，花完再挣——即使并不真的需要那么多。
这个循环逻辑是社会的推动力和稳定剂，也是人人都难摆脱的一种心理倾向：靠拥有，囤积某些东西来填补空虚。
我有个朋友，特别爱买书，家里堆成山，好多都没拆封。好在他也天天看书，只是看得速度比不上买的速度。
要是他的快乐就在下单和占有书，可能就出毛病了。
我估计你也见过类似的人——就连太爷爷金木，看见白送的相机，也忍不住留下了。
但愿他后来没养成什么毛病。
打赏草头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