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23日早晨，老同学史云丽忽然给我打来电话：“我妈好像不行了，很怕死，拉着我的手要求住院，还说‘救救我’。你们救护车能来接她吗？”
她妈妈卧床已经两年多，一开始我曾建议她住院查看病因，没来。那天，待我联系好救护车，快出城了，史云丽又打来电话，说不必去接了，不住院了。
七天后，老太太走了。
我回村参加葬礼。90岁的“喜丧”，史云丽的姐姐妹妹弟弟虽然没有面露喜色，但皆是如释重负的神情，跟人都说他们的妈妈“享福去了”，活着太遭罪。唯有史云丽，一直哭天抢地。
我搀扶着她，心想：老太太那句“救救我”的恳求，终像是一把刀插在她心上，够她疼一阵子了。
1
史云丽的妈，我一直叫大妈。史云丽排行老五，我也跟别人一样叫她史小五，她比我大一岁。
我对大妈的印象是小学三年级时建立起来的，那一年史云丽留级到我班，与我成了同学。那时候因为教室不够用，我们只上半天课，后半天按6人“学习小组”轮流去各家写作业。
大多数人家的大人都在生产队出工，但每每轮到史云丽家，大妈基本都在，还总爱跟我们搭话。问问你妈干啥呢，你家养了几头猪、几只鸡鸭啥的。我挺烦大妈的碎嘴。而且史小五的弟弟史小七也真是不嫌磕碜，都五岁了，还动不动就扎进他妈怀里掀起衣服吃奶，也不管我们那么多人都在屋里。
我还问过我妈，大妈不用出工的吗？我妈就笑：“你大妈就为她这个宝贝疙瘩才不出工的呗。生了六个闺女才盼来个小子，心尖尖儿似的，偏偏他还比别人多了个心眼儿（先天性室间隔缺损），三天两头闹毛病，舍不得送队里幼儿园，就只能自己看着了。”
偶尔大妈不在，史小七也没了踪影，那定是小七又进城住院去了，一年总要住上个三四次。史云丽犯愁地说，她弟有病还使劲淘气，动不动就呴喽气喘的。除此以外，她还悄悄跟我说过家里的“隐私”：小七每次犯病她爸都打她妈，嫌她妈啥也不干，光看个孩子还看不好。史云丽说，她妈哪是光看着弟弟呀，屋里屋外不着闲地忙活呢，她爸真不讲理。但六姐妹都敢怒不敢言。
九口之家，只有史大爷一个人挣工分，也多亏我们生产队劳动日值挺高，才算勉强能供上嘴。除此以外，她家的钱都让小弟弟花了，细粮和偶尔上桌的鸡鱼肉蛋都紧着小七一个人吃，动不动就进城住院不说，还得额外攒一笔，预备去省城做心脏手术。
我们念四年级时，史云丽17岁的大姐没考上镇里的高中，开始在生产队出工。再去她家学习，大妈谈起这事喜气洋洋的：“俺家俩人挣钱了，等小七上学后，我也能出工，就有三个劳力赚钱，小七的病就能治好了。”
我回家给我妈一说，我妈就叹气：“高兴一阵是一阵吧。你大妈是个苦命的女人，19岁嫁进老史家，7年生不出孩子，被骂成‘不下蛋的母鸡’‘占着茅楼不拉屎’，挨打是常事儿，要不是老史家太穷娶媳妇困难，早离了。”
后面，总算老天开眼，大妈怀孕了，从此两年生一胎，只是一连6个姑娘，还是被史大爷和她公婆欺负，哭咧咧地过了快20年，总算生出儿子，能抬起头过日子了。后来俩老的没了，头抬得更高了点，但也并没有扬眉吐气。史大爷熊她都熊惯了，虽说收敛多了，但只要不如意，还是拿她撒气。
当真是个苦命人。
2
大妈真正不受气的日子开始于1978年，那一年她46岁，史大爷从马车上摔下来，命赴黄泉。当时，史云丽20岁的大姐刚出嫁到邻村，史小七才8岁。
一家人哭天抢地，可是怎样哭喊也唤不醒顶梁柱。随后，史云丽的二姐、三姐、四姐纷纷辍学。本来史大爷是工亡，队里给了一笔抚恤金，也会供孩子们上学，但三个姐姐都不是学习的料，大妈也就没拦。尽管几个丫头算不上整劳力，但下来出工总归还能挣钱了，往后的日子不至于太凄惶。
大妈用抚恤金带着史小七去省城做了心脏修补手术，从此，史小七告别了一淘气就“呴喽气喘”的日子，蹦蹦跳跳地上学了。
但他是真淘啊——
10岁那年春天，小河边都有沿流水了，他还到冰上打滑板儿，结果一下子掉进冰窟窿，所幸河水不深，扑腾半天自己爬上来了。但冰水一激，第二天就开始尿血，胖头肿脸的，在卫生所打了几天针也没见好，去县城一查，急性肾炎。大夫说去晚了，很难治的，弄不好会变成慢性肾炎，再转成肾衰，就短命了。
大妈大惊失色，把二闺女叫去县医院，叮嘱她一定要“不错眼珠”地看着史小七“绝对卧床”配合治疗，自己跑回来到卫生所又哭又闹，骂赤脚医生“装犊子”瞎给人治病，把人家祖宗十八代都问候了一遍，还说她儿子若治不好，她就把他家孩子全都扔井里偿命。
赤脚医生吓得闭门不出，村里人也大吃一惊：从前那个整天低眉顺眼的“受气包”，啥时候变成张牙舞爪的泼妇了？
史小七住了一个多月院，接回家继续休养。没过不久，就又发生了一件让人对大妈刮目相看的事。
那时候我们已经上中学，每个班都有两亩“学农”田。那年开春我们去挖地，大部分人拿的是铁锹，有几个拿的是铁叉子，说说笑笑地就把地挖松软了。回家路上，史云丽觉得鞋里进了土坷垃，坐在路边脱鞋往外倒土。恰在这时两个男生打起来，一个在前面跑，一个在后面追。后面的男生叫洪林，追急眼了就把手里的铁叉子扔出去，就那么寸——铁叉子没沾着前面的男生，下落时却落到史云丽的光脚上了，斜立了一瞬才掉地上。史云丽脚背上立马出现几个血窟窿，她惨叫一声，嚎啕大哭。洪林吓傻了，我们也傻呆呆地看着她的血流到地上，不知所措地尖叫着。
有女生戴着纱巾，老师拽下来给史云丽裹扎了伤口，又和一帮男生轮流背着她跑到了卫生所。闻讯赶来的史大妈破口大骂，给了洪林两个大耳刮子，要不是老师拦着，不定打成什么样。后来洪林爸妈来了，忍着心疼跟大妈说打成啥样都没二话，大妈的气这才消了些，依旧不依不饶地骂了半天。
后来，两家“谈判”，大妈不要治疗费也不要误工费（当时合作医疗卫生所治伤也不要钱），她只讲下了挺好笑的一个条件：万一史云丽将来变成瘸子嫁不出去，洪林就得娶了她。
据说当时，确实是有一根齿扎坏史云丽脚背上的“大筋”了，赤脚医生也不敢保证她将来不瘸。
史云丽被她妈背着三天两头去卫生所换药、打消炎针。只歇了两天，又被她妈背着上下学。她是她们家唯一爱学习的孩子，不想耽误课。她一来，立即有人朝洪林挤眉弄眼：“还不赶紧帮着背你媳妇去？”洪林因为同学说史云丽是他媳妇经常恼羞成怒，史云丽也被气哭了好几回，埋怨她妈“瞎胡整”。史大妈却说：“你小孩子懂个啥？万一真瘸了，谁要你？老洪家门风好，那小子也不孬，嫁他家你还吃亏咋地呀？”
不过，史云丽的脚很快就好了，没留下后遗症。
那两次之后，破马张飞发飙护犊子的史大妈得了个外号“惹不起”。尽管是阴盛阳衰的“破落户”，但也没人敢欺负她们家。
3
有段时间，史大妈总来我家唠嗑。可能因为我妈是妇女队长，几个姑娘评工分和分配活计方面没少照顾她们，感谢的话没少说，也总说些她家里的事。
那么多年，史小七依然是宝贝疙瘩，被妈妈和姐姐们呵护得手不能提篮、肩不能挑担。她妈一直担心他“肾虚”，好吃好喝还是紧他一个人，啥活也不敢让他干。原本史家的六个姐姐还挺嫉妒史小七。等后来没了爸，家里的好东西都自觉留给弟弟吃了。
我妈曾经推心置腹地跟她说：“小子再宝贝也不能那么惯，丫头们懂事不醋弟弟倒是好，可你太偏心了总归不是个事儿。将来小七要是考出去了还成，真要落在农村，啥啥都不会，咋顶门立户呢？”
史大妈长叹：“唉！我也知道这理儿。可我忍不住啊！就这么一个接户口本儿的，还从小就是病秧子，不惯咋整？”
大妈走后，我妈就感叹：“老话说爱儿不得爱儿济，别看你大妈这么疼儿子，将来不见得有指望。”
不过虽说偏心儿子，但大妈也并没有苛待姑娘们。别人我不知道，史云丽当年可是挺“娇”的。
那时候我们放学后都得帮大人伺弄菜园子，锄地、培垄、播种等没有不会的。史云丽却挨不得庄稼，皮肤一碰庄稼叶子就是一道檩子，很痒，我后来知道那叫荨麻疹。她妈一见荨麻疹就心疼得大呼小叫，立马不让她干活了。她还闻不得荤油味，闻到就“哦”“啊”地干呕，年根上她家一“走油”（熬猪板油），她就来我家避难。她妈还得单给她用豆油炸点东西吃，还四处说俺家小五就是“娘娘命”。
我妈虽说配合着“收留”她，背着也没少给史大妈出歪招：“碰不得庄稼叶子？逼她多下地几次就好了！吃不了荤油？不开小灶你看她馋不馋！你就是太能惯孩子了！”
我老羡慕史云丽了，我妈可没有她妈那么心疼孩子，我妈也没有她妈那么能干。
老话总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形容不着闲的人，史大妈却是等不及日头出来就下炕干活，日落了也不肯歇，跟个铁人似的。
大孩子在队里出工累着了她心疼，小孩子早早没了爸她心疼，都不舍得使唤，家里的活就她一肩扛。有生产队的时候，她家过得还不错，包产到户以后，她家日子立马就落了下风——毕竟都是弱女子，非正装“庄稼把式”。
那时候机械化程度又低，分到手的十多晌责任田，就算播种和收割能雇来机器，一夏天的田间管理也老多活了，姑娘们不顶个儿。她就只能自己往死了干，立马变成了男劳力都望尘莫及的女强人。
而且她不光在大田里出苦力，还在小园子里种了烟叶，冬天顶着寒风骑自行车去镇上赶大集卖旱烟，也能挣不少钱。后来就不光卖旱烟了，什么赚钱倒腾什么，服装、农具、对联、鞭炮啥的都有，就站在冰天雪地的集市上吆喝。
史云丽说她妈每天睁开眼睛就忙得脚打后脑勺，头一挨枕头就能响起鼾声。
史大妈舍得下苦，头脑也精明，不仅在农闲时节能抓住商机，还会充分利用女儿们的恋爱“价值”。
农村人结婚都早，一般谈恋爱也都不超过一年，史家的姑娘们20岁左右也都有对象了。史老大嫁得最早，从史老二开始，大妈都让她们“多谈一年”再出嫁，她早看透了男孩们只有求偶阶段才肯在丈母娘家的大田里出苦力，一旦结婚，也就光顾着忙活自家的生计。多谈一年的好处不仅是牵来一个积极表现的壮劳力，还能让女儿名下的土地多给娘家做一年贡献。
大妈早就说了，老大出嫁时“带走”了自己名下的责任田（责任田的份额带不走，这里是指责任田归属于女儿，女儿嫁得近就自己回来种，嫁远了也可以租出去领租金），男方给的彩礼也都充作嫁妆带走了，虽说她们爸爸没了，家里更困难，但下面的5个姑娘一律按此办理，绝不克扣彩礼和田地。但毕竟她一个寡妇，将来要给小儿子娶媳妇也不容易，想在姑爷身上榨取一点劳动力，让姑娘们别觉得委屈。
史云丽她们姐妹几个都说不委屈。她们以为，男家给的彩礼都得留给老弟娶媳妇呢，能当嫁妆带走简直是意外惊喜。别家父母双全的姑娘，也得条件好的才能带走彩礼、带走责任田，从而在婆家挺直腰杆，以她们家的状况，也能不让婆家小瞧，还有啥可委屈的？姑爷子给丈母娘出点力还不是应该的么？
包产到户起初凄惶过一阵子，但史大妈很快凭着自己的勤扒苦做和精打细算追上了大多数人家，甚至大有后来者居上的趋势。
更让大妈扬眉吐气的是史小七，这个娇生惯养长大的孩子一直被乡邻们认为无法顶门立户，结果 “啥人啥命”， 史小七初中毕业就考上了师范学校，19岁毕业分到镇中心小学当语文老师，后来还因笔杆子厉害，总发表文章，很快调进了市教委，人也出落得高大英俊。史大妈常跟人炫耀说，她儿子屁股后面上赶着追的城里姑娘海了去了。
史云丽是他们家女孩里最后一个出嫁的，她没考上高中，初中辍学便回家帮忙。妹妹都嫁人了，24岁的她都成村里的“老姑娘”了，才嫁给当年被她妈“赖”过的洪林。洪林1985年入伍，1990年才退役。那年秋天我回村参加他俩的婚礼，好多同学逼问他们啥时候“好”上的，史云丽笑而不答，洪林说：“你们这些整天拿我俩开玩笑的，都是媒人！”
4
结婚生子后，我回老家渐少，同学都忙家庭忙孩子也很少再联系。
有年秋天跟着医疗队下乡到了老家的乡政府所在地，在镇子里集市旁摆开义诊台，我正跑前忙后地拍照片，忽然被人拍肩膀。回头看，居然是史大妈:“我看着就像你嘛，你也来了呀？”
“大妈，”我连忙招呼，“您还出摊儿呀？”算起来有十多年没见了，大妈明显见老，脸上皱纹横生，腰身也不像以前那样挺拔，微驼着背，头发都花白了。
“也闲不住，不出摊儿干啥呀？俩孙子都上学了，不用我看着了。我的地也租出去了，就接着出摊儿呗。”大妈挺骄傲地说，“以前是冬闲时出摊儿，现在四季都干这个。”
史小七娶的媳妇据说是高干之女，当年结婚就陪嫁了楼房，还生了双胞胎儿子。那些年，史大妈乐得见天合不拢嘴，总说她家祖坟冒青烟了。欢天喜地帮着带了六七年孩子，俩孙子 “离手”了，才又回到老家捡起站摊儿的营生。
对于她的进城又回归，村里也传过她被儿媳妇嫌弃的闲言，但大妈自己说是闲着没事就待不下去，一待就浑身不得劲。那次我还劝她：“您老都这么大岁数了，该歇就歇吧。孩子们日子都挺好的，特别是小七多出息啊，您老就擎等着享福吧，还出啥摊儿啊。”
那时候史小七已经是招生办主任，我儿子上小学分班时还帮过忙呢。
“挣点儿是点儿，小七再出息也架不住俩大窟窿等着呢。”大妈说。
我诧异：“啥窟窿啊？”
她笑：“俩小子以后上学、置房子置地娶媳妇不是大窟窿啊，且得往里塞钱呢。”
“儿孙自有儿孙福，您这样操心还有头儿啊？”我又劝，“小七养俩孩子还不轻松？哪用得着您老帮忙！”
“闲着也是难受哇，我可不像你妈能坐住麻将桌，我一上桌就心烦。劳碌命咱就得劳碌着不是？”
寒暄了一会儿， 我领她测了血压、血糖，又做了个心电，一切正常，她挺骄傲：“我就说肯定没事吧？一年到头儿，我连感冒都不带得的，从来就没吃过药。”
不久，我们初中同学搞了一次聚会，我跟史云丽说了那次相遇。
“大妈身体可真好，七十多岁了还能骑着电三轮儿来回跑三十多里出摊儿呢。”
史云丽发牢骚:“别提了，因为这事儿我们姐几个都没少跟她生气。挣一分钱也得攒起来给儿子，我们给买点儿啥好吃的，都得留着给孙子吃。你说人家俩孩子啥吃不着哇？看得上你这口么？咋说都不听，这大岁数的人，也不知道得苦到啥时候呢。”
“也不见得就苦，她自己高兴，忙碌也是好事儿，你看她身体多好，咱村同龄老太太谁比得上？”我安慰她。
“老儿子，大孙子，老太太的命根子。为了她的命根子呀！吃苦受累她都心甘情愿，我们都拿她没办法。”史云丽说。
又过了两年，史云丽说她妈妈进城当保姆了，总算给她找了个合适的活计，用不着再风里雪里地站摊儿了。我诧异:“她都七十大多的人了，谁敢用她当保姆啊？”
原来，对方是老太太的远房表姐，八十多了自己独居，轻微老年痴呆，吃喝拉撒尚能自理，只是需要陪伴，需要料理家务和一日三餐，史大妈做这些活轻车熟路，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老姐妹俩还天天去公园里遛弯儿，外甥还给开了一个月一千多元的工资，吃的也比家里好，史云丽说她妈挺乐呵的。
我总觉得史大妈家的状况有点诡异，这么多孩子，尤其史小七的官还越当越大，哪还有让妈妈去别人家伺候人还“乐呵”的？
在惯爱东家长西家短的村民嘴里，对于史大妈七十多了还进城当保姆，大抵都是佩服：“这老太太真是闲不住，只要有钱，啥活儿都能干！”
“人这辈子咋活的？别人七十多都棺材瓤子了，人家还能抓挠钱呢！”
5
等到2008年的冬天，我在街里忽然又碰见史大妈了。她正在翻垃圾箱，脚边是一摞捆扎好的纸壳子。我实在是惊诧莫名了好一会儿，又怕大妈遇见熟人难为情，正拔脚想躲，没想到她见了我却高兴地喊：“真巧呀，咱娘俩又碰上了。”
站住唠了会儿嗑，我才知道老太太那个远房表姐去世了，“工作”没了，正逢史小七被派到下面的一个县当官，儿媳工作又忙，她就帮着照顾上中学的俩孙子，天天给做两顿饭，这中间的空闲，就下楼“抓点钱”。
“不少卖呢，上门收废品的我都不给，自己往收购站背，能多卖点儿。这一片门市的老板都可好了，天天给我攒纸壳儿。”老太太很得意地跟我说。
我心说，人家一定是看她这么大岁数了还干这个，都可怜她呢。哪能想到她儿女成群，日子不赖，自己名下的一晌半责任田年租金也万元左右，还有两千多的各类种地补贴进账。
再问史云丽，她就说：“老妈真是把我们的脸都丢光了，好像我们不孝似的。谁也劝不住她，没法儿。”
至于史大妈攒下的那些钱，说是都给俩孙子“压岁”了，外孙儿、外孙女儿们谁也得不着。
不过没多久，我就又听说老太太回屯子了，儿媳妇雇了个钟点工给孩子做饭。村里人都猜，老太太是被撵回去的，可她自己却说是在城里也待不惯，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老窝。
我想，我若是史小七，或买或租，也得在城里找个房子把老妈安顿在身边。不过转念我又想通了——在城里她会继续捡破烂，太给孩子们丢人了。连史云丽都嫌弃，跨越了阶层的史小七肯定更受不了。
2010年7月，史云丽在市里买了商品房，此前她出嫁在外村的四个姐姐一个妹妹也都陆续进城，村里的房子几乎成了“地营子”，只有农忙时才回去住。种地机械化，忙时不多，一年得有二百多天住在城里，开着轿车两头跑。
我和史云丽的接触比以前多了，也特别羡慕她悠闲的小日子，就跟老妈感慨：“史小五家姊妹都随大妈了，个个能干。”
我妈笑：“还说呢，当年你大妈跟我骂过史小五，说小五当姑娘当得娇滴滴，下不了大田，吃不了荤油，福都在娘家享了，一出嫁能下田了，也不吃小灶儿了，力都出到婆家去了！”
我也笑：“确实哎，你当年嫌我大妈惯孩子，还真是惯的她。”
“白惯！”我妈不屑，“一个个白眼狼，都进城了，老娘扔在乡下没人管。眼瞅着八十了，还一个人抱柴拎煤烧锅燎灶，她们在楼房里猫冬也猫得住呀？”
我吓了一跳：“可别这么骂人家啊！是我大妈自己住不惯城里，非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老窝。”
“我还住不惯城里呢，被你们生拉硬拽弄来不也就习惯了？她也不是没在城里待过，两次来照看孙子，还陪过老姐，总共十二三年呢，咋就不惯了？”我妈说。
“还不是因为她不听劝非得捡破烂给孩子丢脸，安生地在城里享福，能让她回去？”我说。
“有用的时候能忍着她丢脸，没用了就嫌丢脸了？再说她不偷不抢只是闲不住想抓挠点钱，有啥可丢脸的？”我妈又道，“爱儿不得爱儿济，老话儿不带说瞎的！”
我嗔怪：“您老别瞎分析人家的事儿，史小七不是不孝的人，史小五也从来没埋怨过弟弟。”
老妈嘀咕：“一路货色。她也比她弟强不哪去。有一个强的，你大妈也落不到那步田地。”
哪步田地呀？史云丽口中，她妈八十多了，能吃能睡能劳动，春夏秋见天长在菜园子里，总求人给她儿子往城里捎菜，冬天能到留守的乡邻家串门，还能到小卖部看人打牌，一个人的日子自得其乐。
但我妈坚定地认为，老太太是心里凄惶面上逞强，“你大妈就是个要强的人，她跟我说过，前半辈子受够了掌柜和公婆的气，下半辈子说啥也不能受儿女的气。肯定是受气了，她才回去自己过日子。”
村里人都这么说，但史大妈自己也从来没有说过儿女半个不字。传言不可信，我劝老妈不要人云亦云。老妈道：“也就咱娘俩说说。你大妈长寿是长寿，不是个好命的！”
我不以为然，命好命坏又不是别人说的。
6
2014年秋天，我妈病逝，埋回祖坟那天，史大妈跟一些乡亲等在村路上送了我妈一程，还拉着我的手流泪说，我妈虽然病了二十多年，但也是个有福的人，比她强。那一次，我终于听出些自艾自怜的意思，也可能是为了安慰我。
村里老人“走”得多了，史大妈渐渐成了最年长的“老寿星”。2019年初冬我带队下乡“健康扶贫”，村长带我们入户建档，走到了大妈家。
“这老太太倒不算贫困人口，但她是村里最年长的，也给体检一下弄个健康档案吧。”
87岁的史大妈耳不聋眼不花，一眼认出我，叫着我的小名拉我的手：“哎呀呀，咱娘俩又见着了……”
那次体检，大妈血脂、血糖、血压比我还正常，心电医生也哄她说：“您老快90岁的人了，心脏还是40岁的！”
史大妈脸上的皱纹都笑成了菊花。
但是没几天，史云丽就打电话说她妈卧床不起了。雪地上滑了一跤，就站不起来了，被人抬回家的。说是腰疼，动弹不得，吃喝拉撒都在炕上。“你说能不能是腰椎摔断了？”
我问了问详情，大小便没失禁，腿脚也还能动，不像脊椎神经受损。“来医院检查一下吧，不做检查谁能知道咋回事儿呢？多半有骨折，哪里骨折得拍片才知道。”我说。
但是大妈并没有来。原因是史小七回去看了看，认为老妈经不起折腾，骨折无非也就是养着，就养吧。
往后自然是史云丽伺候着。弟弟见天忙得神龙见首不见尾，弟媳更不能指望，姊妹六个就她嫁在本村，就近照顾，责无旁贷。但史云丽很快就累得受不了了，要求史小七主持公道，老妈又不是她一个人的，那么重的担子凭什么她一个人担。
史小七虽然是家里的老小，毕竟是唯一的男丁，又身居高位，在家里有绝对的话语权。他在城里组织了一次家庭聚会，视频连线史云丽——线上线下同步的那种。那次“会议”，确定了“每家轮流回村陪护，每次一个月”的方案。
大概隔了有五个月，史云丽打电话问我，褥疮怎么治疗护理。说这五个月四个姐姐一个妹妹轮流伺候老妈，老妈瘦得皮包骨头了，屁股下面、脚后跟、肩胛骨都坏了，她上网查了查，知道那叫褥疮。她愤愤地说：“先头我伺候的那些日子，我妈都胖了，浑身上下干干净净，也没生褥疮，现在可倒好，满身屎尿味儿，血丝呼啦的好几块烂肉！”
我给她快递了一个红外线理疗仪，又把当护士时的一些经验告诉她，还经常视频指导。镜头里的大妈果真骨瘦如柴目光呆滞，像是换了个人，一翻身就哎呀哎呀地叫唤。
史云丽从那时起经常跟我吐槽，她对姐姐妹妹和弟弟都充满怨气了——嫌别人护理老妈太敷衍，嫌弟弟八百辈子不露一次面：“轮到他护理老妈了，他就说要出一个月一万块钱雇我。他上班的确是出不来，我能不替？他咋不‘雇’别的姐妹偏雇我呢？并不是因为我护理老娘尽心，是他拿准了我不能要他的钱，他给我儿子安排了工作，天大的人情呢，我替他干活能要钱？一万两万还不都是空头支票！”
史云丽一连陪护两个月后，会有五个月的空闲，这中间她一次都不愿意回老家，“眼不见心不烦，见了心情不好，总想跟她们吵架。她们也没有好心情，也都是互相埋怨，总觉得自己得到得少、付出得多，狗咬狗一嘴毛。”她跟我发牢骚。
“谁都认为老妈一辈子偏心儿子，这时候就该指望儿子，但谁都不敢当面说小七！人家也不回来，想说也说不着。”
史大妈瘫在床上一年之后，史云丽打电话说：“我老妈得癌症了，总尿血，肾癌，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尿血也不一定是肾癌呀，这么躺着，很容易泌尿系感染的。”我说，差点脱口建议住院检查，又咽下了。去医院怕是她们姊妹最不想听到的话。
我小的时候，村里七八十岁的老人得病了在家“挺”着是很正常的事，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他们依旧觉得很正常。我指导着史云丽用了些氟哌酸，不再尿血了。她们也胡乱给老太太吃消炎药、去痛片啥的，后来说去痛片也止不住老太太哼哼，问我有没有更好的止疼药，说是癌症扩散了，浑身疼。毕竟情况不明，我没敢再瞎指导。
7
2021年夏天，我们的健康扶贫医疗队又一次巡回义诊到老家，我带着医生上门去看史大妈。除了血糖仪、心电机，别的也搬不下救护车，无法给她做更多的检查。
那一次是史小六在陪护，屋里的气味让我不好意思要求医生长时间驻足，神智清醒的大妈拽着我的手不放，我就留下让别人先走。趁着小六送医生出门的当口，她清晰地对我说：“我听见车声了，你把我拉你们医院去，行不？”
我给史云丽打电话问怎么办，她赌气说：“我可不做这个主，做主也得她儿子做主。”
可是若打电话给史小七，我可就太不知趣了。我只能挣脱了大妈，落荒而逃。
回程我很难过，同事们议论纷纷：“这老太太身体底子可真好，这么大岁数卧床快两年了，居然都没得坠积性肺炎。”
“最初可能腰椎棘突骨折或骶尾骨骨裂啥的，一动就疼被动卧床，时间一长肌肉萎缩了，又那么大岁数，爬不起来了。”
“不做检查就说是肾癌，真能扯！谁说的啊？赤脚医生？”
我懒得问谁给诊断的，反正老太太的孩子们都这样说。村人眼里，癌症就是绝症，这么大岁数的人还有啥治疗意义？挺着，更加顺理成章。
那一次我登门“义诊”之后，老太太就“睡颠倒”了，经常是白天呼呼大睡，夜晚大呼小叫地折腾人，要吃要喝，二便失禁，孩子们谁陪护都是叫苦连天。史云丽说她妈已经老糊涂了。
等到年底，老太太拉着史云丽的手要求住院时，是她第五轮当陪护。那天她妈还使劲表扬了她，说儿女成群，属小五伺候得多，也属她最尽心。
那天给我打完电话，史云丽又打电话给姐妹和弟弟，描述了老娘强烈的求生欲。姐妹们都同意住院，但都说医药费应该弟弟出，别说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就说这些年老太太手里的钱都给了儿子孙子，也该他出。
史小七却又分头打电话劝姐姐们：“都理智一点好不好？多少钱都不用你们出，真到那天，丧葬费也我一个人承担。可是住院有意义吗？延长老娘的痛苦来成全自己的孝心，蠢不蠢？”
史云丽拒绝叫救护车后，跟我学了这些话。我心里一剜一剜地疼，那可是老娘自己提出来的啊，岁数再大也是贪生怕死啊，哪怕是姑息治疗、安慰治疗呢，又不是花不起钱，成全一下老娘的心愿怎么就愚蠢了？
但我也只敢关切病情，问：“吃饭还正常不？”
“已经啥都吃不下了，”她说，“我是不是应该把他们都叫回来守着？”
我疑心是绝食，可是就算没有器官衰竭，不吃不喝还能挺多久呢？“要是不打算输营养液，叫他们回家守着也行。”我终还是多嘴建议。
“不输液了，小七说得也对，我妈这种活法有啥质量啊？真不能延长她的痛苦来成全我们的孝心。”她果决地说。
这么快就被洗脑了。我心想，人活着时你是这么理智，真到人没了，你别感情用事也行。
后来我听说，等儿孙们都赶回来围前绕后的时候，史大妈已经意识不清了。据说还能听见孩子们喊她，一喊她就眼皮颤动，有时眼角还滚落泪珠，但一直都没能再睁开眼睛。
送葬的时候来了很多人。尽管疫情刚刚过去不久，儿女们响应政府号召也没有准备宴席，但大部分在城里猫冬的村民也都驱车回来了。史大妈在村里算得上德高望重。
络绎不绝一拨拨来吊唁的城里人比村民还多，都是冲着史小七来的。为免人流聚集，每一拨戴着口罩的人跟史小七握握手、灵前鞠个躬便转身回返了。即便这样，门前的轿车也一溜溜停出好远，院子里的花圈一个挨一个都摆不下，只好压摞，挽联上都写着市里各机关事业单位的名称。
村民们越发羡慕史大妈了。
“老太太是个有福的人。”所有人都这么说。
史云丽本就泪水涟涟，一听这话，泪珠越发汹涌。
后记
安葬完老妈不久，史云丽就来找我看病。高烧39度，寒战得哆嗦成一团，发热门诊医生检查了一番，说是上呼吸道感染。我陪着她输液时，她哭了：“我夜夜梦到老妈拉着我的手要求住院，我咋能那么狠心不让住呢？”
我安慰她：“你也努力了的，你自己也做不了主。”
她依旧抹泪：“人到老了不能给自己做主，太可怜了。”
给史大妈烧完三七，史云丽也不做噩梦了。“我在坟前求老妈原谅了。”她说。
2022年大年初二，史云丽打我电话，说是又发烧了。恰巧我在医院带班，说：“那你赶紧来吧。”
“不去了。没用。我这是外病，你给我秋霞的号码，我求她跟我妈说说吧。”
秋霞是远近闻名的“大仙儿”，村里好多人信外灵侵扰、邪祟附体，“外病”就指这个，据说只有”大仙儿”能治。我劝不动史云丽，好在她儿子不信什么外病，按我建议在偷偷在米粥里加了感冒药，加上秋霞一番“作法”，很快就好了。
现在，史云丽终于不再哭咧咧的了。
时间终是一剂良药，何况，她相信老妈原谅她了。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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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县城公务员的漫漫返蓉路
1
2007年，就业形势不算严峻，赵翔认为自己非名校毕业，去大公司没有优势，于是选择考公务员。
也就是这一年，我俩同批考进了某县地方税务局。我被分到了偏远乡镇税务所学业务，赵翔留在县局办公室——他是中文系毕业，文采满腹，办公室需要他写各种材料。
局里的同事多是本地人，说话有口音，语速极快，我在工作交流中，总像在做大学英语六级的听力测验题——答案全靠蒙。好在我和赵翔的老家邻近，下班后和他聊聊天，才有回到正常世界的感觉。
一开始，赵翔是很满足当一个县城公务员的。那时候我们常常相约散步，县城很小，沿街而行，一不小心就到了郊外，农田旁野狗狂吠，鸡鸭啄食。此情此景，赵翔忍不住赋诗一首：“母鸡啄青菜，生下土鸡蛋。满身土鸡肉，红烧或清蒸？”
我赶紧鼓掌：“有文化，真可怕！”
第一个月工资到账，赵翔迫不及待地去ATM机上查，900多元。他乐得合不拢嘴，也犯了愁——大学时，他每月400元的生活费都花不完，这900多可怎么花？一旁的我脱口而出：“花不完就存起来买房子嘛！”
1年后，赵翔真在县城里按揭了一套房，而我是在2年后买的，那时县城的房价已经翻倍。赵翔捡了便宜，时常感激我：“谢谢李哥当年提醒我买房，不然我就只能像李哥一样多花10万了！”
那话是我随口说的，气得我总想掌自己的嘴。
在小县城，一旦进入体制，就会感觉生活平静得像一汪水。除了工作，无事可做的我就开始期待在一个雨巷里遇见一个丁香一样的姑娘。可惜没过多久，我就接受了现实——在小城的雨巷里，大多数时候只能遇见提着帆布口袋、急匆匆去超市抢免费鸡蛋和特价大米的大妈。年轻小姑娘都去大城市发展了。
我深感失望，但依然不放弃，尽量在公众场合表现得彬彬有礼，试图塑造出一个儒雅的书生形象。毕竟在县城里，随时随地都会遇到熟人。面馆的老板、卖水果的阿姨、超市的收银员，可能是我某位同事的七姑八婆小姨妹。我希望他们在暗地里评价我时会说：“这个娃看起来挺老实，我家有个未婚的××，哪天介绍给他。”
赵翔却一点不在意形象，他迅速地入乡随俗。我很快就发现他在县城中心最大的超市里和大妈们一起抢免费鸡蛋。
那时，全局开大会，数赵翔最忙。
他要给领导准备材料，布置会场，处理紧急状况。还得随县局领导下乡检查，车刚一刹住，他就往下一跳，给领导拉开车门、提包、照相，记录领导讲话。这一系列动作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看得我张口结舌，佩服不已。
可一年以后，赵翔散步时笑容渐少，他对我感叹：“还是你做业务工作单纯。”
赵翔说自己在办公室写材料，跟在大学时写情书完全是两码事。他自信不俗的文笔能够打动女友，如今却被领导贬得一文不值。早上，他小心翼翼地将熬到半夜才写好的材料递给领导，然后战战兢兢地站在一旁，像个小学生。领导审阅时眉头紧锁，一言不发，过了一会儿缓缓拿起笔，划掉一个又一个“表述不当”的词语、句子，甚至整个段落。
赵翔拿回稿子，开始了漫长的修改，一直改到办公室主任满意、副局长满意、局长满意为止。一篇稿子少则修改几次，多则要改十几次。如此反复，最后赵翔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学中文的，到底懂不懂汉语的基本语法？
除了工作不顺，另一件事更让赵翔烦心：他的女友在成都工作，不断催他辞职去成都发展、定居。
2
自打工作以后，赵翔每周末都要乘车去成都见女友。他们的爱情萌芽于初中，细细算下来，已经谈9年了。
赵翔没有阳光帅气的外表，相反，他是个戴眼镜的胖子。他家境也一般，父母都是下岗工人，靠着省吃俭用才供他读完大学。赵翔考上公务员后，第一时间给女友报喜，希望她来县城。
赵翔的女友是个志向远大的女孩，她毕业后就去了成都，在一家央企上班。异地恋很难，双方都很辛苦，女友劝赵翔去成都团聚，赵翔被逼急了，说自己还在试用期内不能辞职，“况且好不容易考上公务员，怎能随便放弃？”
女友生气了：“公务员怎么了？不就是一个普通工作吗？成都随便一个白领的收入都比你高！你不来成都，难道我们两地分居？将来有了小孩，也与你两地分居？”
赵翔哑口无言。
眼下想继续维持这段感情，必须得牺牲一方的工作。而女友已经明确表示，她是不可能辞职的。赵翔听说女友去相亲了，对方是成都本地人，条件很好，两人还留了联系方式。
那段时间，我们傍晚一起外出散步，他不再有兴致吟诗，而是给女友打电话，有时长达几小时。他像个情绪不稳定的小孩，或激动大叫、或低声呜咽，有时稍作停顿，手指路边的移动营业厅，像吩咐仆人一样对我说：“去给我充话费！”
此情此景，给还没谈过恋爱的我留下了心理阴影，一度认为谈恋爱，特别是谈异地恋，是又费钱又费时。后来，我慢慢地才领悟到了赵翔这么做的高明之处——给情人使劲打电话，让情敌无电话可打。
有时打完电话，赵翔还不放心，当晚就跳上去成都的火车。小县城有老式绿皮火车去成都，速度慢，车上气味复杂。在车厢里，赵翔就像个编剧，挖空心思创作台词——几个小时后，这些台词就变成了对女友吐出的甜言蜜语。
第二天早上，当赵翔一脸轻松地出现在单位时，我就知道，他又一次拯救了他岌岌可危的爱情。谁能想到，过去的12个小时，这个面带笑容的男人一直在奔跑。他跑着赶火车，跑着赶公交，跑着爬楼梯，跑着见女友，是名副其实的“跑男”。
赵翔说，他去了成都才知道，女友出去相亲是她爸安排的。她爸不想让女儿受两地分居的苦，于是没经她同意，就骗她去见了一个朋友的儿子。这让赵翔的内心又燃起了希望，他觉得解决问题的关键点在于搞定未来岳父。
那天，他买了本地产白酒、老年奶粉，和女友一起上门了。
吃饭时，赵翔主动谈起朝鲜战争。此前，他从女友那里打听到老人的兴趣点，还认真查阅了相关的史料书籍。当赵翔像军事专家般分析志愿军出神入化的战术时，女友的爸爸惊得目瞪口呆。随后，老头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赵翔全神贯注地聆听，配上一副如痴如醉、恍然大悟的表情。很快，两人就视对方为知己了。
这顿饭吃得满意、喝得高兴，女友的爸爸差点就喊赵翔“兄弟”了。
2008年年底，一年的试用期满了，赵翔开始认真思考女友的建议，最后选择了“考回成都”这条路。
一打听才知道，这比登天还难。
当初赵翔选择考县城公务员，就是不想当炮灰。他开玩笑说，判断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城市建设、是否宜居的一个简单方法，就是看它的公考难度：“比如在四川，公考难度为四级：一是普通模式，乡镇公务员，只要不嫌弃，一不小心就会考上；二是困难模式，成都以外的县城公务员，只要不放弃，多考几年总会考上；三是噩梦模式，成都以外地级市市级公务员，你得明白世间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四是地狱模式，成都中心城区一二圈，你要懂得，人生有些事情不能勉强。”
赵翔的女友就在成都中心城区工作，那里的公考难度可想而知。按说，赵翔只要勤奋复习、日积月累，也是有机会的。但公考最诡异的地方就在于很多考生无法确定自己的实力——这次考了高分，下次却得了低分；985毕业生考不过三本毕业生的例子比比皆是，专科生打败本科生的事频频发生；甚至有人不复习还考得好，连着复习考几年，分数却越考越低。
考不考得上是一回事，摆在赵翔面前的，还有一个更大的拦路虎——公考面试前，在职公务员需要拿到单位同意报考的证明，而我们县局公务员的人事管理权限在市局，得由市局人事科拍板。
赵翔先去我们县局的人事科打听，科长说，他拿到证明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全市税务系统近千人，每一个都是单位辛苦培养的人才，怎能轻易流失？况且，税务局是人人羡慕的好单位，这么多年来还没有一个人想走。”
后来，我跟赵翔开玩笑：“看来，没有一个人能活着离开税务局。”
赵翔自己的事还没解决，又来劝我也考去成都，想让我和他一起去市局争取机会。我连忙摆手，摇头道：“成都像天上的星星，可望而不可及，考成都我想都不敢想。”
赵翔望天感叹：“即使在小县城，也得仰望星空啊。”
3
据老同志们说，税务局的公务员想进步，主要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学业务，比如在税务所当专管员，在稽查局查账，争做业务骨干；二是走管理路线，比如在办公室、人教股、财务股勤爬苦做，等着升职。
当然，这话也不绝对。就算当局长、所长也得懂业务，学业务的也得懂沟通管理。无论走哪条路，都是阶段性的侧重罢了。
赵翔暂时没法去成都，便把心思都放在了工作上。他本来就在办公室写材料，于是坚信自己适合走管理路线，但仅仅一年后，他就动摇了。
2009年，我参加全市稽查业务考试考得县局第一名，在大会上被表扬，赵翔有些羡慕。他来到我的出租房，看到满屋的税收和会计书籍，说我一心做业务好单纯：“李哥，我真佩服你，有这么多时间学业务。”
到了年底，赵翔主动找局长要求调岗，想到业务科室去。局长一阵表扬，说年轻人迟早都要去学业务的，但他跨专业学业务，没这么简单：“等段时间，下次有适当的机会再给你调动岗位。”
赵翔心里一咯噔，回家后苦苦思索“适当的机会”到底指什么。是下次新招的公务员来接替自己写材料？还是在某次业务考试中证明自己的能力？
无论如何，都得先动起来。所以从那时起，赵翔下班回家便从零开始，偷偷地学会计。
2010年初，单位下发通知：市局近期将进行一次企业所得税考试，希望大家踊跃报名，前10名还将代表市局参加省局组织的所得税考试。
“所得税”大概是众多税种里最难的。要掌握企业所得税，绕不开会计利润，而学会计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工作间隙，赵翔来我的办公室，说自己已经报了名。他坦言这次考试是他调动岗位、转型学业务的一个机会，错过了，就要再等几年。说完，他又问我，上次考试成绩好，到底有什么诀窍？
我说没有啥诀窍，就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在了看书上。赵翔相信了，第二天，他早上提前2小时到办公室看书。刚开门，他发现地上有张纸，捡起一看，上写满了学习会计和税收需看的一些书籍和网址，最后一句话是：“若有疑问，欢迎打扰。”
这个胖子看完以后差点哭了。等到上班时间，他奔进我的办公室，握住我的手说：“李哥，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
“请我吃片片鱼。”
记得我俩刚到县城那会儿，人生地不熟。赵翔走遍了大街小巷，几天后面露喜色地对我说，他找到了一家性价比最高的冷锅鱼店。本地吃冷锅鱼是按人头收钱的，吃白鲢8元/人，花鲢12元/人，不限量，可以吃到饱。这对于刚入职的我们，充满了诱惑力。
当时，赵翔邀请我一起去品尝，我问是不是他请客，他一脸茫然地说：“当然是AA了。”可我们到时，服务员说没位置了。这家店的顾客大多是普通百姓，多点白鲢，赵翔明知故问：“花鲢多少钱一位？”服务员面露喜色，说可以在过道给我们加张小桌。等我们坐定，赵翔看着菜单，故作惊讶地说：“原来还有白鲢啊，我们吃白鲢！”弄得服务员一脸懵。
而这一次，赵翔答应请客还挺爽快的：“没问题，就在下西街那一家。”
“就是全城最便宜的那家，号称8块钱吃到饱的片片鱼？就这？”
“不去算了，要去就今晚。”赵翔说完扭头便走。
我冲着他的背影吼道：“成交！”
自此，早上经过赵翔的办公室，总听到他的读书声。我劝他：“兄弟，学会计不能只读，重在理解。”
他回道：“诵读百遍，其义自现。”
工作间隙，他拿书来问我疑难处。我发现书的每一页都密密麻麻划了线，甚至每行，每个词语，都被他用各种符号标注。我问：“既然全都成了你的重点，何必还要标注呢？”
“习惯了。”他呵呵笑。
赵翔晚上熬夜看书，白天满眼血丝，同事打趣他：“哟，昨晚去成都会老婆了？”
一周以后我问他：“怎么样？学会计是不是很累？”
他摇摇头，目光坚毅：“比起写材料，这点累算什么。”
2个月后，考试如期进行，等成绩出来了，我和赵翔取得了县局的前2名。后来我们又一起去参加了全省的考试，成绩也都排在全市前列。
这下，赵翔在局里彻底出了名。他趁热打铁向局长提出调岗申请，然后成功地调到了业务科室。
4
2009年，赵翔和女友结婚了，每逢周末回成都团聚。一年后，他们有了女儿，平日里吃面都舍不得添个煎蛋的赵翔，为了见女儿，周三也要回一次。他在单位食堂吃饭，手机搁碗旁边，一边刨饭一边翻看女儿的照片，咧嘴傻笑。
赵翔老婆休完产假就要上班，赵翔的妈便去帮忙带娃。婆媳之间难免有矛盾，这时赵翔犯了难——他远水救不了近火。
有次，婆媳俩又为小事吵架，赵翔像个消防队员，在两个女人之间来回灭火。他先打电话劝老婆，让她主动跟婆婆沟通；又打电话给母亲，劝她心宽一点。不知不觉1小时过去了，他说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
母亲在电话那头叹息：“儿啊，别急，妈不和她吵了。”又哽咽道：“我儿命苦啊，在外地上班还要操心家里的事。”
挂断电话，赵翔的眼圈也红了。
有了小孩以后，家里的开支增多，本就节约的赵翔更加精打细算了。
他告诉我，其实成都的物价比县城便宜。他在成都的母婴店买了6罐某品牌的奶粉，买6送1，但同样的钱在县城只能买5罐。“成都除了房价贵，其他生活成本竟然低一些。要是能去成都工作就好了”。
这时，老婆又劝赵翔去成都找工作，赵翔左思右想，还是踌躇不定：知名企业只要名校生，以他的学历，只能找个小公司。
有个哥们知道了，劝他千万别辞掉公务员的工作：“一些小公司工作不稳定，任人唯亲，拖欠工资。”他建议赵翔创业，最好先学一门餐饮手艺，来成都开个馒头铺、卤肉摊，或卖烤串什么的。
赵翔豁然开朗，决定学做卤猪头肉。几周后，他请我去品尝。我看着那半块颜色怪异的猪头，有点害怕，就问他有没有放什么乱七八糟的调料。赵翔拍胸脯保证：“放心李哥，我在淘宝上买的绝密配方。”
我刚咽下去，赵翔便急不可耐地让我评价。我告诉他：“不要灰心，再坚持个三五年，你的卤猪头肉就能赶上邻居大妈的水平。”
既然这条路走不通，赵翔就想到了另一个办法：考成都的事业单位。
我吃了一惊，他竟然要放弃公务员待遇，去考事业编。赵翔露出轻蔑的眼光，嘲笑我：“想不到你这样迂腐。”
其实，像我这样“迂腐”的人不在少数。一个单位有公务员、参公人员、事业人员和临聘人员，大家普遍认为公务员的发展前景最好。在公考论坛上，常见这样的帖子：“我放弃县城的公务员身份，去考成都的事业编制，这样值得吗？”
不管别人怎么说，赵翔已经开始准备考成都的事业编了。不久，他发现了一个问题：要考上成都事业单位，难度更大——公考竞争越来越大，要求越来越多，不少人就瞄准了事业单位。赵翔梳理了几个区县的事业单位招考，发现自己能报的职位只有一个，报名人数还非常多。
因为大部分事业单位招考都要求30岁以下，于是每年生日那天，赵翔都会发出一声叹息。无数个夜里，他辗转反侧，心中是见不了妻女的愁，梦里是去不了成都的忧。
5
2011年，成都面向市外公务员选调警察，赵翔心中的希望之火被重新点燃了。
选调不是社会公招，人数没那么多，竞争也相对较小，“要是能报名，考上的可能性很大！”明知市局很难开出同意报考证明，但赵翔还是决定一试，还劝我也考，“错过了这次，不知道又要等几年”。
说实话，我也想去成都了。我大学是在成都念的，很多同学留在那里，看着他们都过得精彩，虽然我已渐渐习惯县城的悠闲，但仍旧心有不甘。而且那时我刚结婚——我本想在县里找个老婆，但人生就像打桌球，我本来瞄准的是红球，却把蓝球碰进了洞——我老婆也在成都上班。
另外，大城市的医疗条件也好。2010年我母亲得了一场重病，在县城医院耽误了1个月，再去市医院做手术，病情已经加重了。母亲渐失信心，甚至有轻生的征兆，我东拼西凑了5万块钱带她到成都挂了专家号，专家对之前医生的诊疗方法淡然一笑，立即给她做了手术。一周后，母亲就可以下床走路，逐渐康复了。
回想起那段时间，我奔波于成都和县城之间，脑中不时冒出的念头几乎使我崩溃：要是母亲在省医院长期治疗，我请不了长假，该如何是好？让父亲一人长期照顾母亲也不现实，他年龄大，身体虚弱，他再累坏了身体，我只能辞了工作去成都照顾他们了。
想到这里，我心生愧疚。早年母亲为了供我读书，在外面打几份工，身体落下顽疾。如今她年岁渐长，身体越来越差，要是我在成都上班，早点带她去大医院看病，她就不会受这么多苦了。
下次若再有意外，我还来得及把她从县城送到成都吗？
那天，我和赵翔鼓起勇气去找张局长，提出想参加选调考试。因为之前考试成绩突出，张局对我俩的印象很好，他虽然惋惜，但考虑到我们的家庭情况，也表示绝不会阻拦，只是他提醒我们：“要过市局这一关非常难。”
后来我们赶往市局，人事科的黄科长恰巧在办公室。听明我们的来意后，他紧皱眉头，像我们找他借10万块钱一样难受：“这怎么行？不行！”
他说去年有个公务员已经考上了另外一个市的单位，局长都没同意。他劝了我们一阵，意思很明确：如果你们一意孤行惹局长生气，对你们县局、对你们本人都不好。
赵翔把我拉到门外，他额头冒汗，说还是算了吧。我听了冒火，说：“当初不是你一直劝我考成都吗？现在怎么反而要退出了？”
赵翔躲开我的眼神，盯着地上。我知道他心里难受，我更难受，于是我借口去上厕所，离开了人事科，我打算独自去找市局局长。
在路上，我想到了这么做的后果：我违反了程序。跨过县局、市局人事科、市局副局长，我直接找市局局长，将来领导们会不会追究我的责任？若像科长所说，惹局长生了气，他迁怒于县局局长，我能承受吗？这些后果像乌云一般笼罩在道路的前方，但我想到母亲，想到老婆，甚至想到我们还未出生的孩子。最后，还鼓足了勇气，走进了局长的办公室。
当时，陈局正在埋头批阅文件，他抬头发现一个不请自来的陌生人，眼神疑惑且吃惊。我赶紧表明来意。此前，我以为自己见到市局局长声音会颤抖，手脚会发软，但真到了这一刻，我竟然口齿清晰、中气十足、充满力量。
听我说完，陈局沉默了半晌，问：“你是社招的公务员吗？”
我点头，他又问：“你满5年了吗？”
我说自己还差1年，又补充道：“我当初报考的职位，并没有要求服务满5年。”
这时，分管人事的副局长进来了，他先向陈局长道歉，说没注意到有人直接进来了，接着就把我带走。挨了一顿批评后，他让我立刻回县局去，我和赵翔刚下楼，就接到单位张局长的电话：“你们怎么直接去找陈局？赶紧回来！”他的语气中带着惊慌、担心和无奈。
回到县局，张局感叹说这次的事情，陈局居然没有生气，而且还给了我们希望。
“什么希望？”
“他问你满5年没有，你还不懂吗？”
6
2012年，我和赵翔进到县税务局的第5年，都成了业务骨干了。往日只有领导能参加的疑难业务问题讨论会，如今也常叫我们去。
会前，我和赵翔要查阅大量资料，开会时各抒己见，有时还会针锋相对吵起来。局长乐于看到我们争吵，他说：“真理越辩越明，你们吵得越凶，我们的税务执法风险就越小。”如果哪次会议我和赵翔和和气气的，局长就会批评：“你们没有认真准备，这次会开得不成功！”
当时的我们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总觉得将来要是有一天真考走了，也问心无愧。
2012年下半年，全省公务员考试如期进行，成都放出了大量职位。我和赵翔报了名，顺利通过了笔试。进入面试，又到了需要市局开同意报考证明的时候了。我幻想着自己跟陈局见面，游说他，博得他的同情。结果却出人意料，市局人事科一路开绿灯，我甚至都没见到陈局，就办妥了手续。
2013年1月，考试成绩出来了，我顺利考上了成都某单位，而赵翔却落榜了。并不是我考试能力比他强，而是我大学毕业后做过一段时间的西部志愿者，在选岗时比他更有优势。
阴差阳错，我竟然先他一步离开那个小县城。
我到成都一年后，有次下班前，突然接到赵翔的电话，他说自己已经到我们单位楼下了。这是他第一次来我的新单位，还是“突然袭击”，我跟他开玩笑：“你是不是怀疑我考上成都的真实性，来查岗了？”
他笑笑说：“你还是你，一点没变。”
我带他上楼，一路上他好奇地东瞅西看，像第一次进入政府单位似的。到了办公室，我递给他一杯热茶，他似乎满腹心事，只是端详四周，并不说话。我突然感觉到有些难过，一年之前，我俩还有聊不完的话题，一年之后，我竟然要强找话题了。
“这里的办公条件和县城差不多吧？”我说。
他不置可否。当他看到门上贴的下午上班时间是“13点”，就回头问我：“你以前不是每天中午一定要睡午觉的吗？现在还能睡吗？”
我心里一热。在新单位，还没人这样关心过我。我将身子向椅背一靠，笑着说：“就这样，吃完饭眯10多分钟，算是午睡了。”
下了班，我特意带赵翔穿过几条街，进了一家内部装修高档的冷锅鱼火锅店。以前我们在县城吃冷锅鱼是为了节约，现在更多的是为了怀念，可我们都没了胃口。
我连珠炮般地向赵翔大倒苦水，说成都物价并不便宜，一碗牛肉面10元，县城只要5元；房价也高，我没买房，和修水电的农民工兄弟合租房子，那些刺鼻的装修材料堆满了客厅；交通也堵，到哪里都得挤公交，每天站得腰酸脚麻……
赵翔突然笑了：“别说了，李哥。笑一下，你不能笑一下吗？县局的同事都认为你在成都过得很不错，我也挺羡慕你的。但你别误会，我只是羡慕，我现在过得也不错。你走了，我可是县局业务能力第一的人了，再也没人有实力和我争论业务问题了，哈哈。”
赵翔说他已经死了心，没再参加公招考试了。为了更好地学习业务，他已经申请到县里工业、企业最多的一个乡镇税务所去。他要下企业，进车间，到库房，用眼观察，用手触摸那些会计税务书上的一个个专业术语。那个乡镇，我也待过。此地与成都接壤，在成都人看来，十分偏远，但在其他市州人看来，这里是承接成都产业转移，发展经济的天堂。
谁都没有想到，赵翔越是将心思花在工作上，离成都反而越近了。2年后，该地的行政区划有了调整，设立了一个新区，赵翔顺理成章地留下了。他给我打来电话，说自己已经接受了现实，“我是去不了成都喽”。
我说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未来成都的地铁修到那个乡镇了呢？赵翔叹息：“这怎么可能？我退休前怕是看不到了。”
成都地铁的建设速度远超赵翔的想象。到了2020年，成都地铁最远的一个站点离赵翔工作的镇只有20多公里了。年底，赵翔终于实现了每天下班就能回家的梦。
傍晚下了班，赵翔和家在成都的同事拼车到地铁站坐地铁，中间换乘、步行，单程要花2个多小时。当他出地铁口的时候，天已经暗了。他看到女儿牵着外公的手，站在远处，正巴巴地望向这边。
女儿也在第一时间看到了爸爸，她挣脱外公的手，笑着向他奔来。
这一刻，赵翔觉得这几年为了回成都吃的所有苦，都值了。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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