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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2月初的一天，我在超市拿着一把300克标价9.9元的蒜苔，正想发条朋友圈吐槽一下菜价涨得太狠，却看见老家的大表姐春梅发来信息，说她弟三蛋从江苏回来了，准备说媳妇，腊月办婚礼，希望能借些钱给她。
以我对春梅的了解，自尊心极强的她，轻易不会开口提钱，可细看文字，她言辞间又不像假的。我出了超市就给她打了电话，电话里，她的声音有些嘶哑，似乎刚哭过。
“这两年我妈一直着急三蛋的婚事，暑天媒人给介绍了一个女的，年纪不小了，两人在微信上也聊了好几个月，现在准备定下来。”
“那挺好的，你弟也快三十了吧，早该成家了。”
“好肯定是好。只是他要结婚，我老娘就开始给我和小兰派任务，要我们每人先摊出三万块钱，放在她那儿，要得还挺急，都催我两回了。我手里一点钱都没有，想着你那宽松，借姐两万块钱，能行吗？”春梅说着说着，语气里又有了哭腔。
她又特意叮嘱：“千万别告诉咱姨（我妈），她和我婆婆一起跳舞，叫我婆婆知道了就不好办了。”
春梅长我4岁，属于那种一表三千里、血缘关系极淡薄的姐姐。我曾找家里大人理过这个亲戚关系，才弄明白春梅奶奶和我姥爷属于姑舅表兄妹。不过我们两大家子一直有走动，我大姨的婚事就是春梅奶奶撮合来的。现在春梅家还和我大姨家同在董家村，就在一个巷子前后脚住着。
我从小和大姨亲，每逢寒暑假几乎长在她家，那时的春梅常带着我们几个小孩子玩。她身量高，眉眼和善，脾气极好，在家里又是老大，很会带小孩子。她带着我们这群童子军去田里拔草编花篮、林子里摘桃子，又领着我们遍地找知了，逮住了就在菜园里抠一撮黄泥巴，把知了囫囵儿裹起来，扔到灶膛里烤，烤熟了扒开泥，单拣蝉背上一块瘦肉，撒点盐，吃着特别香。她还让我们几个在树干上找一种金色的蝉蜕，要完整的，说是一种中药，收集好了可以卖给村里的老中医，得了钱她想买一种24色水彩笔。
我喜欢跟着春梅玩，有一阵子甚至特别羡慕她妹妹春兰能有这么个有意思的姐姐，天天在一起多开心。但春兰似乎并不这么想，孩子们一起玩时，她要么自己一个人玩，要么就呛声姐姐，或干脆甩脸子跑掉，春梅又花功夫哄她回来。
春梅小时念书成绩中等偏上，我大姨就是她的小学老师，说她要是盯紧点，考个师范没问题。可春梅家条件一般，爹妈也不重视女儿们的教育，只让她读到初三，毕业后在县职中参加了1年职业培训后就去了深圳打工，听说是在做女装的流水线上踩缝纫机，每天要干12个小时，两班倒，住集体宿舍，每个月4000块钱。这样干了三四年，她便被家人招回来相看人、结婚了。
春梅最让我惊奇的是她的一双巧手。七八岁时，她奶奶买回来几张粉连纸糊窗子，被她画成了百花图、百蝶图，到五六年级，她就可以和奶奶一起剪春条、窗花，还给奶奶画出不少新的花样。我问她跟谁学的，她说跟“翁仙子”学的——原来，她在自家东屋放粮食的大瓮底下，发现了半本画谱子，没有书皮也没有封底，不晓得是个啥书名，问家里大人书哪里来的，竟也没人说清楚。这书里面各式各样的花草都有，被她拿到后爱若珍宝，没事就拿铅笔照着画，竟有七八分的像。
我考上大学时，春梅还托我大姨给捎来了两副大红色的“喜鹊登梅”窗花，尺寸很大，约8开见方的样子，剪得极其精细讨巧，两只喜鹊的尾巴上“万”字形的花纹、大小都各不相同，春梅还有自己的一番说辞：“北京城里的大教授什么洋气的没见过，咱小地方这窗花很有特色，说不定还能入眼。”
这两幅窗花，后来我送给了一个来中国做田野观察的社会学教授，她痴迷中国传统文化，看了这剪纸，赞不绝口，带回了澳洲。
我最感激春梅的，是几年前她给我施过的一次援手。
那时我女儿1岁半，我老娘从老家来北京带孩子。有天老太太出门遛弯儿，没留心绊了一跤把腰扭了，加上她原先就有腰椎间盘突出，医生就开了一通药并建议：躺硬板床，至少两个月。
我们两口子双双在职，都在各自赶项目，请长假不太现实。最后老娘提议：从老家找个靠谱的亲戚来帮忙看娃，她在一旁指导，坚持上两三个月，问题不大。她在微信上和我大姨合计了一回，就把春梅姐找来了。
来京之后，我们说定2个月的时间，春梅和我老娘住一屋，白天带孩子，做三餐，周末休息两天，可以出门逛逛京城。我们说好每个月给她7000元，中间可以回老家一次，给她报销来回高铁票，她却连连推辞，坚持只要5000块一个月。
“从来没有来过北京，我就当来旅游了。”春梅还是幼时自尊自强、周全热心的大姐样儿，多出的钱死活不要，放下箱子就要下厨做饭，被我拦下后又开始收拾床铺——她不仅带了自己的换洗衣物，还带了床单、被罩和一双新拖鞋。
“不是姐和你生分，实在是不知道北京城怎么讲究。这也不占地方，拿着防备一下。”
她坐在沙发上和我聊天，我才知道她膝下已有了两个儿子，一个上初中，一个上小学，一直由她婆婆负责接送、看护。她和丈夫原本与人合伙跑客车，承包了一条老家县城到市里的短途客运线路，丈夫是司机，她售票，做了好几年，虽没有大富，但日子尚算平稳。可前一阵上面忽然开始搞区县经济一体化，从县里到市里开了两条公交线路，沿途村镇都设了站点，最便宜的票价是2块，最贵的不过5块，春梅他们运营的客车想要赚钱，票价都得10到13块，只得卖了客车。两口子待业在家，不免吵闹烦闷，春梅去我大姨家串门，一听我家里缺个人带小孩，也不问工钱，便兴冲冲要来北京。
春梅到底年轻，接受新事物很快，来了不到一周，便摸清了我家附近超市和菜市场的分布，每天乐乐呵呵买菜、带孩子，还拉着老太太说老家的消息见闻，大大缓解了我老娘的思乡之苦，让家里气氛松快了许多。她手脚勤快，照顾孩子、做饭之余，连我家的卫生也包了，比起我自己周末瞎搞，她清洁得更彻底、仔细。连我老公都感叹：“春梅姐一来，咱家里的清洁度提高了一倍的哇，春梅姐的战斗力真强悍！”还让我给春梅额外买些礼物和新衣服表达感激。
所以，这次春梅开口借钱，我没有拒绝和回避的理由。我告诉她，这钱能借她，不着急还，等你手头松快了再说。只是疑问：她弟弟三蛋结婚，她妈不是不清楚她手头不宽裕，为啥还派出这么多的“现金任务”？
春梅解释，说她和妹妹出的这个钱主要是承担婚礼的“三个小头”——新娘子的“三金（金镯子、金耳环、金项链）”钱；请亲朋好友、同村人吃席的费用；请管乐锣鼓队和婚庆公司主持摄像的钱。
“我们家好些年没办过喜事了，爸妈说要大办，请人要请得宽，要按照‘坐80桌’的标准去办，席面的档次还不能低，要300元一桌的。”
80桌、300块，就是2万4，“三金”估价是1万5，管乐锣鼓5千，婚庆公司5千——春梅她妈明确说了，这5万块钱，得由两个女儿分摊，还得再打出点富余量，所以每个闺女得给她交3万，“剩下的大头”，16万8的彩礼钱，则由他们老两口来承担。
春梅说，在老家农村，凡是弟弟结婚，成了家的姐姐总要出点“血”，出多出少并没有定数，端看娘家人的要求和自己的经济情况。
“我爸妈的心思我知道——三蛋总算不在外面打光棍了，他们想借点女儿的力，热热闹闹办一场。我是老大，亲弟弟结婚，我认头，就是没钱、去借钱，也要把这事儿圆满了。”
但熟悉的人都知道春梅身上还背着不少外债，没几个人愿意借，借了一圈，才凑了1万块，她这才为难地找我这个远房妹妹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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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听春梅讲，她妈让她和春兰出钱的“任务”，并不顺利。
春梅妈没想到，自己满心欢喜地给小女儿打电话提出“拿3万块”的要求时，直接被春兰强硬拒绝。于是又转头找大女儿说：“老二这个家伙一贯难缠，嘴里牙多，啥事儿到她那儿都要说个明白争个是非。她手里握着大钱，却不愿意出这3万，真是越有钱越精抠！你上她家看看去。”
春梅、春兰姐俩只差两岁，长得不像，性子也南辕北辙——春梅是晋南地区常见的银盆大脸，圆鼓鼓的眼睛，塌鼻子，生来爱笑，什么事到她那儿都是“好好好”；春兰则是容长脸儿尖下巴，大眼睛挺鼻子，常常冷着一副脸，她妈常说她“独”“刁钻”，心眼儿多，有事先挑理，从小因为穿姐姐剩的衣服鞋子，不知道闹了多少回架。
春兰也是初中毕业后就去南方打了几年工，到了结婚的年纪，回乡寻婆家、嫁人。春梅两口子跑车的时候，春兰家守着十来亩桃树度日，一年中总有两季吃肉困难。
可过了30岁，姐俩的时运就反过来了。
春梅走了背字，客运线没了，她在县里新开的超市打零工，做牛奶、零食、日用品的促销员，行情好时一个月能挣2千多块，不好时连1千也没有；男人贷款买了一辆江淮轻卡，挂靠在一家运输公司下面接一些短途货运，结果跑车不到一年，贷款还没还清，就在国道上撞了一辆拉苹果的三轮车，骑车的老头胯骨骨折，除去保险公司报销的医药费，她家还借钱赔了人家3万。
春兰早先嫁到了县城附近的李家村，婆家条件一般，好在男人是独子，她进门就当了家。赶上了近几年县城东扩，政府征了李家村的耕地，春兰一家四口大人并两个小孩，得了近50万的补偿款，原本紧巴巴的日子一下子松快起来。拿到钱后，小两口一起考了驾照，买了一辆日产阳光，在县城跑起了滴滴，两个孩子都送到县城上小学。
春梅领了老太太的命令，到了妹妹家也不周旋，开门见山就给春兰算账——在农村结婚，男方家除了彩礼这个大头，“三金”“大席”、管乐婚庆这些个小头，其他零碎的花销也不少——从男女双方确定关系开始，先是得有“见面钱”，男方给女方1万1，寓意“万里挑一”；然后订婚时，男方要给女方“订婚花红”，2万8（不包含在彩礼里头），还要张罗十来桌订婚宴；婚礼前10天，女方来“送东西”，男方要回礼6千；办结婚仪式，要前提5天“起事”，平院子搭彩棚6千元，迎亲车队4千，“上马钱”“下马钱”各2千，婚礼当天要给女方“改口费”6666……
春梅说：“这是事先能列出来整块花销，到时还有许多不得不花的零碎钱。弟结一次婚，爸妈怕是要脱一层皮。”
春兰不屑：“他们从10年前就准备给儿子结婚攒钱，这两年果子、桃子行情都好，这些钱不差啥了吧？”
“咱俩一人3万把酒席、三金、管乐包了，他们好坏轻松一些。”
“我还想轻松一些呢！”
“你这两年还不轻松啊？我这么紧张，家里拉着饥荒，不也要出这钱么。”
“你在爸妈那儿一贯是好人、圣人。我管不了那么多，我只出结婚那份礼钱，两千块钱顶天了，多了一分没有。他们不高兴，我以后不回娘家便是。”
春梅心里一阵烦闷，问妹妹到底咋了：“是他们谁得罪你了？”
春兰却不理会这话，又拉拉杂杂说起小时候的事——从小到大，她就没穿过几件新衣服，都是捡春梅剩下的穿；破了口的红裤子被奶奶补了一块灰补丁，穿到学校被同学笑话，回家哭诉，却被怀抱着弟弟的妈妈扇了一巴掌；放麦假天天顶着太阳去人家地里捡麦穗，打了半口袋粮食，想要换一双新凉鞋，奶奶却转身找出一双后鞋带和鞋底已经断开的塑料凉鞋，拿着烧红的火钳子在断裂的地方一烫，把两截鞋强连上扔到脚下让她穿；县里的表姨来看奶奶，看见放学回来的她背着漏洞的馍布袋，就托人捎回来一个双肩带书包，却被妈妈收起来，说等弟弟上学时背……
这些事春梅从小到大不知听妹妹抱怨了几百遍，就打断说：“那时候穷，大家都这样的，就你从小爱臭美、挑拣。为这，咱爸小时候还专门带你去镇上理过头发，我还是大了自己挣钱后，才第一次上理发馆呢。”
“上理发店为了什么你忘了？咱妈在家剪了我的辫子卖‘活头发’啊，任我怎么不愿意，硬把我剪成个刘胡兰。我哭背过气儿了，爸才说去镇上理发店给修剪个好看的短发。”春兰回道，“我怎么臭美了？谁不想穿新的戴新的？你是老大，身上穿戴脚上鞋，不管是做的还是买的，都是新的。我呢？上深圳之前，我连一双新的白球鞋都没穿过。”
春梅能理解妹妹情绪上的不忿，但又觉得这些小事儿没那么重要——在80年代，晋南农村家家都是这么养孩子，她自己还捡过妈穿不下的衣服，穿着上全村疯跑，当年用碎布拼一个花布袋子，套在头上也就上学了。现在新衣裳、新鞋子、新包，春兰和她家孩子是绝对不缺的，怎么心里就过不了这个坎儿呢？
“老两口今年都60多了，不说别的，光彩礼这16万8，他们攒多久才能攒够？光看着果子桃子卖得好，怎么不看每年先往里扔多少钱？地里投资大，买肥料、浇水、请人套袋，10亩地加起来不少钱呢，到头来他们能落几个钱？这次估计还得借外债呢。他们好赖把咱俩养大，这时候开口了，能不给吗？”春梅苦口婆心。
春兰却听不进去，只说，愿意当好人你自个儿当去，别拉着我下水。接着又磕嘴家里给弟弟三蛋“订”下的新媳妇：“一个跛子，还狮子大开口，敢要16万8，她是金子做的呐？我们村有人前些天刚迎了新媳妇进门，人那姑娘头婚，好胳膊好腿，才要了13万8的彩礼钱，人娘家还陪嫁了一辆五菱宝骏呢——咱这弟妹是多金贵呐？”
春梅心想，都说大姑子不好惹，也不全无道理。
准弟媳妇的情况，春梅从她妈那儿知道一些，也找人去查访过，确实是个苦命的：邻村的姑娘，叫亚妮，26了，小时候亲娘没得早，养在奶奶跟前。八九岁上沟边摘酸枣，脚没踩实摔到沟底，摔断了右腿。她奶奶不肯带着去县医院看，只找了村里的老中医捏骨、上夹板，3个月后拆板，骨头是长好了，两条腿却不一般长短，自后走路有些跛，还有些腿跟外翻。村里有明白人说，带娃去地区中心医院做手术，把长好的骨头再打断、重新接上，没准儿就能好全了，她奶却说：“哪有那个钱？她老子在外打工好几年不回来，一分钱不往回捎，我拿啥给娃做手术？跛就跛吧，这是她的命。”
亚妮长大后，因为跛脚，奶奶年老多病又需要照顾，就没有像村里的同龄女孩子一样去南方打工。媒人说，亚妮虽然腿脚吃不上劲儿、干不了重活，但勤快、爱干净，能操持家务，是个爽利人。前几年奶奶去世后，她买了个电三轮，逢集就到街上摆摊，卖些手套袜子小零碎物件，“是个会过日子的”。
“你就算可怜三蛋吧，咱就这一个兄弟，娃一辈子就结这一回婚，咱妈怕得和什么似的，怕别人来‘破亲’，怕这婚结不成。”
春梅给春兰留下这话，便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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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蛋”是春梅他弟弟成乐的小名。当年，春梅的爷奶和爸妈一心想要个男娃，生到第三个才如愿以偿，于是给孩子起了个大名叫“董成乐”，意思是“成了”。
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孩，三蛋的出生让他妈、他奶终于在村里挺直了腰杆，自然是全家的金疙瘩。他妈自来没有母乳，春梅和春兰都是喝家里熬的小米汁长大，到了三蛋，却辗转托人从西安买奶粉回来喂养。
可这个全家人最珍重、最关爱的男孩，命却不咋好。
那是1990年，春梅记得很清楚，北京办亚运会，数学老师兼着美术课，教同学们画熊猫“盼盼”，她画得最像，还出了校门口的黑板报。那年从天气变冷、家里生起煤炉子开始，弟弟就开始生病。一开始是咳嗽，有痰，后来隔三差五地发烧、哭闹，见天往村里保健站跑，爸妈的脸上都蒙着霜挂着雨，奶奶嘴角急得起了泡，家里的钱也紧张起来。
往年刚入冬，奶奶就拿出一刀一刀各色的彩纸，摊在炕上，带着花镜，画样子、剪春条（当地人叫做“爷门帘”），春梅到家放下书包也会加入其中；腊月头上，奶奶就开始拾掇剪好的春条，“四季平安”一摞，“梅兰竹菊”一摞，“万紫千红”一摞，“春回大地”一摞，“招财进宝”一摞……分门别类地放在一个大木箱里；过了腊月十五，就推上板车去各个镇子上赶集，卖春条，得了钱先给全家人扯布做新衣服、买年货。
可那年腊月，奶奶全没了剪春条做买卖的心思，连装彩纸的箱子都没打开，天天拿着一个水银的温度计塞在弟弟腋下，再拿出来对着灯光看，唉声叹气后，又张罗着找人粜麦子换钱。
三蛋差不多烧了1个多月，扎针太多，村保健站的大夫下手又重，打开尿布，小屁股上全是青一团紫一团的硬块。后来又折腾到乡卫生院，打针、输液，到了腊月廿三小年跟前，三蛋的温度总算下来了，大人们便把他丢给放寒假的春梅和春兰照看，赶紧忙活着过年的事儿。
春梅发现弟弟没有之前好动了，安静了好多，跑去和她奶说，老人家见怪不怪，说孩子病了1个月，精气神都被抽走了，小年多给灶王爷供上点糖瓜，年三十儿再好好祭一祭先祖，过完年就“回神”了。
“实际上，那个时候三蛋的耳朵已经坏了，但没人发现。不到1岁的小孩，吃喝拉撒都好，嘴里咿咿呀呀，大家都当是一切正常。”春梅跟我说。
等三蛋过了3周岁生日，村里差不多大的小孩已经能清楚地说整句的来回话了，他嘴里却还只会发几个简单的音。春梅奶奶一直当是“贵人语迟”，“我们三蛋子虽然不会说，心里灵醒着呢，啥都知道，就是还没到开口的时候，春梅她娘小时候就说话晚，多大了才说一句囫囵话”。
可眼看三蛋到了上幼儿班的年纪，不少村人都劝，说带着孩子去大医院检查一下。春梅爸妈带着儿子跑了一趟县医院，这才知道大事不好——三蛋左耳的听力已全部损坏，右耳剩下极小部分的听力，且发病时间太久，诊治不易。
家人当然不死心，带着三蛋，跑到地区医院，又跑到西安的大医院，看了西医看中医，花光了家里的积蓄，欠下许多外债，可最后三蛋还是成了一个“半哑子”——他听不到别人正常音量的说话，除非对着他的耳朵大声吼叫；问别人话，要重复好多遍，说话超大声带比划，别人还是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渐渐地，他也不开口说话了。
“那个时候不知道是用庆大霉素有问题，后来知道了，我妈后悔得要命，我也跟着自责，为什么那时不多关注下弟弟的情况。”春梅说，后来她有了孩子，对小孩生病吃药尤其谨慎，抗生素类的药物坚决不用。
到了该上小学的时候，家人还是把三蛋送到了村小。可他在课堂上坐不住，乱跑吵闹，扰得各科老师头大。校长找来春梅爸，说“过两年再送来”。就这样，三蛋边上学边留级，读完小学，已经16岁了。正赶上县里大力推进种植经济作物，黄土高原日照好、温差大，种“红富士”“大久保”非常合适，春梅爸动了心思，就让儿子跟自己去地里栽苹果树。三蛋也没表现出想上初中的意思，换上破衣烂裤，扛上铁锹，在田里干了3天，就再叫不出屋了。
一个半大小子，天天蹲在屋里守着电视，连广告时间都不放过，一顿饭能吃三个大馍馍、半海碗菜——春梅爸看着心里闹腾，想来想去，想到村里的焊工老薛。
老薛是村里的几个光棍之一，据说年轻时说过一个邻村的媳妇，过了不到两年跟人跑了。此人精通各样电工，早年在县里的镁业厂做工，做到电焊班班长，有一手电焊的绝活。这人只一样毛病，脾气暴躁、爱和人争长短，稍一不合就抄家伙，所以在车间打架影响到安全生产，被工厂开除了，如今就在附近几个乡镇跟着装修队揽一些门窗焊接的活儿。
春梅爸和老薛都爱下象棋，还算有些交情。老薛棋艺不高，但讲究极多，脾气上来常破口大骂、掀翻棋盘，有一回还抡起凳子砸破了旁边一位看棋说闲话的脑袋，后来村里便没什么人爱和他下了。春梅爸下棋水平一般，但话少、脾气好，是少有的能和老薛对上两盘的人。更重要的一点，两人都是“外来户”，在董家村有些物伤其类的意思。
春梅妈对男人的提议很有些顾虑：“让三蛋学本事我是愿意，但那个老薛头，满村人都晓得他脾气不好，蛋蛋耳朵听不见，说话还不利落，别东西没学会，再把咱娃给打坏了——他原先的媳妇不就是被他打跑的。”
但春梅爸打定主意，打发老婆去集上割了半个猪头，置办两瓶黄盖汾酒，说找时间带儿子让老薛看看：“老薛那个人嘎（刚正、脾气硬）得很，投了脾气啥都好说。”
就这样，三蛋成了老薛的徒弟，老薛去哪里干活都带着他，从最简单的点焊一点点教。三蛋实在是个灵醒娃，很有做电工的天赋，许多技巧一点就会，活儿做得干净漂亮，学了1年就成了熟手。到了年底，老薛专程带着三蛋去了趟西安，花了3千多给徒弟配了一副助听器，说是娃跟着他干一年的嘉奖。
三蛋有了助听器，虽然还是话少，但能通过右耳听得清别人说啥了，偶尔和人也有个来回话。
跟着老薛干了两三年后，三蛋和家里人说要出去打工。春梅妈本来不放心，想阻拦，还是老薛出来说和：“这孩子只是话少，人情世故的他可懂，他现在听得见别的人说话，出去吃不了亏，出去看看也好。”
于是，三蛋跟着乡人带头的务工团，到了江苏盐城那边的一个磨具厂做了焊工。
与一同出门的乡亲每年正月十五出门、腊月初回家的固定节奏不同，三蛋出去后很少回来，上次回家还是3年前。他几乎不给家里打电话，也从不往家里寄钱，从来不提结婚的事，家里催着回来相亲，他也很少回复。春梅妈因此在村里听见不少闲话——家里能传宗接代的就一个男娃，偏还是个“半哑子”，读书上不顶用，退学了又不愿意在地里刨食，外出务工越发不听家里话，从不寄钱、从不往家邮东西，该结婚的年纪不回乡结婚，在外头狗游胡逛——在村人眼里，她董家的门头快跨倒在地上了。
这回，媒人介绍完，春梅妈看中了亚妮会持家，天天在微信催儿子“主动点”。也许是年龄到了，也许是难得看对了眼，三蛋和亚妮在微信上来来往往聊了半年后，终于定下在腊月里回家结婚。
所以，春梅妈不容许出任何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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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梅从银行里取了我借给她的两万块钱现金，加上之前借来的钱，装进一个黑塑料袋，塞到斜挎包里，骑着电动车回了娘家，车后座还绑着一个大羊腿。
她妈先看到羊腿，就手去解绳子，边解边说：“这大腿好，先冻起来，过几天女方家来人送东西，做个葱爆羊肉招待人家。”又紧着问：“那钱，你拿来没？”
春梅从包里掏出黑塑料袋，她妈接过去，指头沾上唾沫，一张一张地数，正好300张，数完，脸色好看了一些，上到炕上，打开带锁木箱子，放进去，锁上，便开始埋怨春兰：“我和你爸，电话打了好几个，要么就不接，即便接了，也没好气，说自己没钱。我说让她回来一趟，也不回来。你兄弟结婚，这天大的事儿，她怎么不上心呢？”
春梅见不得她妈叨叨着急，便应承明天自己提上二斤羊肉再去妹妹家看看。
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第二回上春兰婆家说事儿，竟惹得妹妹又哭又骂，最后自己是尬着出门的。
春梅进门刚起了个话头，春兰的脸上就凉下来：“这回想起两个姑娘了啊？想从我手里要3万元，你让咱妈自己来，看她有没有那个脸！”
春梅问，咱妈又咋惹着你了，你从小脾气大，谁敢和你歪缠。
“你脾气好，全家就你一个好人，行了吧？”春兰呛人。
春梅确是好脾气，她说起婆家前几天杀了只羊，肉好得很，给妹妹留了一块包饺子：“你从小就爱吃羊肉胡萝卜饺子，这会儿新胡萝卜也下来了，美美包上一顿和妹夫吃。”
春兰还是不说话。
春梅又自顾自说，自己东挪西借凑够了3万块，已送到妈那里了，还没敢告诉自己婆家人，婆婆知道了，还不晓得要怎么闹腾。
春兰还是不说话。
春梅推了推她：“你到底咋了嘛，有啥事不能说的呢？”
春兰沉默了很久后，问春梅：“你还记得我去深圳找你那时候吗？”
春梅当然记得。那是一年夏天，天气热得要命，从宿舍到厂区没多远的路，走过去衣服都能湿得透透的。有天早晨她刚下夜班，看见等在服装厂门口的春兰，正坐在一个行李包上打瞌睡——妹妹没跟着县城务工团一起来，也没提前打电话让自己联系好工厂，就这么突然地站在了深圳，站在自己的厂门口，着实把春梅吓了一跳。她把大包小包和妹妹带回宿舍，还得了同屋工友好一顿埋怨。
“我才过完19岁生日，不到20周岁，从技校念完书，毕业证还没拿到手呢，咱妈就张罗别人相看我！那人家是丁庄上的，家里有个小妹妹，据说那人只有一只眼睛是好的，另一只眼里全是‘萝卜花（先天性白内障）’，看东西模模糊糊的，找媳妇儿还挑挑拣拣，个子太小的不要，脸黑的不要，没上完初中的不要，本村的不要……二十七八了也寻不下合适的。后来不知道咋找人串到咱妈那儿，说可以‘换亲’，先把我说给这个‘萝卜花’，等他妹妹大了许给三蛋，咱妈可愿意了，正好叫我在里屋听到了，拿着铁锨就把媒人拍出去了，等毕业证到手，我就连夜去的深圳找你。”春兰用一种痛苦和愤怒交杂的声音说道。
春梅看着妹妹一张一合的嘴，心里全是惊诧，喃喃道：“还有这种事儿？我咋不知道。”
“你当然不知道，这种不要脸的事儿，还没办成，她怎么好让人知道。”春兰说。
春梅从春兰家出来，思绪纷乱。
对于妹妹说的“换亲”，她本心上不愿意相信，她觉得妈不是那样的人。在自己的记忆里，妈虽然严厉、要强，但爱孩子的心一点不少，小时候她半夜生病，妈连夜背着她走好几里地上保健站；在百货大楼看见一件百褶裙哭着要，妈死活不给买，回头却又扯了花布做了一件相似的裙子给她；“六一”去镇上文艺汇演，要准备两朵大红花，家里没有，妈剪了自己结婚时的一条红纱巾做出两朵好漂亮的花……
可看春兰刚才的神色，又不似做假。妹妹自初中开始发育，身高接近1米7，继承了爸的双眼皮大眼睛，是附近村镇数得着的标致姑娘，也许因此招惹了那些多事的媒婆，惹出这事儿来。
春兰成婚后，与娘家关系确实有些淡，逢年过节都很少回来，娘家有实在绕不过的事儿，也会托自己或别的亲戚去办，两个孩子对姥姥家十分陌生。
想着想着，春梅又有几分庆幸——幸亏妹妹性子刚，那时跑出来了，如果换成自己，真说不好会怎样。
春兰确实比春梅闯实、有主见。在深圳时，春梅想介绍春兰去自己工作的服装厂，春兰却拒绝去厂里踩缝纫机，说自己“要去找个大点的厂子，有规模的，稍微正规点的，男人多点的”，又加了一句，“最好有本地男人的”。好几个同乡女孩都以过来人的经验劝，说深圳、惠州的厂子都差不多，去的都是像她们这样外地来的年轻打工妹打工仔，本地人吃租子就躺着肥了，何苦上厂子里受累？
春兰不管，白天拿着技校的结业证东跑西看，晚上拿着招工小报记记写写，终是找到了一家电子厂，说是做苹果手机的电子配件，每周休息一天，每月挣的钱比春梅还多500块。
有次姐俩一起吃锅子，春兰说要在电子厂找个外省人嫁了，离老家那些人远远的。后来，她认识了同一个技校出来打工的老乡李小伟，要死要活地谈起了恋爱，不再提远嫁的话。俩人谈了1年就订了婚，到了第三年，俩人攒了一些钱，准备老家结婚。
“我和小伟结婚，小伟家给了3万8的彩礼，家里就给我陪了点床上用品、一台洗衣机和一辆电动自行车，剩下的钱妈说给我存着，我想带走2万自己灵活使唤，爸当时把烟头砸到我脚背上，妈掐着我胳膊骂‘女儿外向’，‘白生养了一场’，‘良心叫狗咬了’。”春兰不服气地告诉春梅，“还有每月寄回来的钱，嘴上说给咱存着等结婚时给陪上，结果呢，那钱还是压了咱妈的箱子底儿吧？要打这里说，我贡献给她儿子结婚的钱何止3万！”
好在，春兰从来没有像姐姐一样实打实告诉家里自己每个月挣多少钱，每月发工资，她都偷偷上银行存1000元，后零零碎碎花了一些，还剩下1万多块——她带着这些偷偷存下的钱，嫁到了李家村。
“他们这会子为儿子结婚，掏心掏肺，把家底全搭上，那时怎么不关心吃下闺女的大头彩礼钱、我一个新媳妇在婆家好不好过？”
春兰问出的这些问题，春梅偶尔也想过——比如她在深圳打了4年工，陆续往家里汇了六七万，临到出嫁，爸妈也只陪了几床被子、一台电视和一辆永久自行车；结婚时婆家四辈人在堂，她想要娘家陪嫁一个新饭桌，到家具城瞧上个1千来块的，可妈东说西说到底是没买。
5
儿子婚事说定后，春梅爸去大队部下棋下得更勤了，和人闲聊，话把儿总要带到儿子三蛋结婚的事上来。有人当着面恭喜，背后的话说得难听，“跛子配哑巴，相称得很，可不要再生个小哑巴”；还有人打趣他，“你老家河南那头还有亲戚不？这回儿子结婚要不要请人来喝喜酒？”
春梅爸满是喜色的脸结出一层冰霜——这是他身份上不可言说的一种痛。
春梅家在董家村与别的人家不同。被春梅叫做“奶奶”的这个老太太，从血缘关系上讲，是她的姥姥。老太太一辈子生养了4个闺女，没得儿子，村里摸骨算命的瞎眼先生在世时和春梅爷爷说过，你这辈儿“命里无子”，“你家老三、老四都是木命，都可以留在家里扎根繁衍子嗣”。春梅妈就是家里的四姑娘，这样被父母留在家里，要招个女婿上门。
本地人以当上门女婿为耻，家里再穷、再过不下去的人，哪怕打光棍也要守着自己祖辈的姓氏，改弦更张跟媳妇家姓，那是自矮身段羞死先人。更何况，春梅家祖上的光景也实在一般，没有家大业大的吸引力，招婿过程并不顺利。
春梅爸原是河南逃荒来的外乡人，无财产无亲人，靠着一点磨刀补锅的手艺，艰难度日。流落到本村时已破衣烂衫蓬头垢面，但掩不去浓眉大眼，人也高大，手长腿长，做事规矩、勤快，在队部帮人补锅时，被春梅爷爷看中，招赘入了董家门，改了姓，上了户口，分了田地，后来才有了董春梅、董春兰和董成乐。
春梅爷去世后没几年，有年春节拜完祖上牌位，春梅爸提出清明想带着三蛋回乡祭祖，春梅妈不同意，春梅奶也拿着拐棍指着骂“没良心的王八蛋”；春梅爸喝了一整瓶“杏花村”，坐在巷子里的石堆上大声嚷嚷：“老子姓朱，朱，朱新军；成乐，朱成乐，不是董成乐，那是我朱家的种！”
不管是哪家的种，儿子都是唯一的。这意味着，三蛋的婚礼必须大办特办，办得圆满、办得气派、办得装人。
春梅爸计划着，要先找人先“平院子”——农村办喜事、坐大席都要在院子里，得收拾出一大块净地儿；再“粉屋子”，尤其是做新房的南二间，粉刷后还要贴上壁纸，换上新家具；最好能把大门门楼子再翻新一下，换上一副大红铁门，左右有9个门钉那种，看着阔气；还得订最好的车队、管乐、婚礼司仪；最重要的，要提前问问厨子的空档，最好能请到十里八乡手艺最好的红白喜事“厨王”，带着他的桌椅板凳锅碗瓢盆一套来，省事儿省心。
想到这，他问春梅妈：俩闺女的钱都送来了吗？要先订厨子，腊月里红事多，晚了就排不上好席。
春梅妈回说，老大的送来了，听说是找人借的；老二不想出这钱你也知道，老大去劝了两回，现在还没吐口：“老二是个刺头，都是你惯的，还是收拾得少，小小给她收拾顺当了，你看她是不是和老大一样听话！”
春梅爸便又催老伴儿给春兰打电话。春梅妈说：“打电话没用，根本不接。叫回家一趟，也不回来。要不你去李家村一趟，避过亲家，说说她。”
春梅开始并不知道她爸去找过春兰，直到“新媳妇送东西”头两天，她回娘家听见爸满院子骂“老二不孝”“逆子”时，才知道老头亲自上妹妹家要过钱——这第三次要钱，也没要到。
“老二现在日子过得可是自在哩。嫁的李家村，进门就当家，前几年征地，她手里过的就有好几十万，谁不知道呢？别说三万五万，让她拿十万二十万她也不是拿不出来，现在三蛋结婚，她可好，说最多给两千，你可说，这是什么女儿？是什么姐姐？唉，没良心、大不孝！”春梅爸坐在院子里，大声和春梅的二姑二姑夫诉苦。
春梅看着脸带愤怒的亲爸和不断点头附和、一起骂妹妹的二姑两口子，很不是滋味。她去把爸拉到屋里，劝他别说了，过两天亚妮家就要来人送大件被褥电器的，还要开席待客，这话要是传到他们耳里，丢人。
“丢人？丢谁的人？丢她春兰的人！你看看，她以后在亲戚里道、本村朋友里还有好名声吗？”春梅爸愤愤地说道，“她心里还记恨你妈，记恨娘家；可三蛋是你们亲弟弟，给董家撑门户的，你们女人家在婆家腰杆硬，不都是因为有个娘家兄弟？这点轻重都弄不清楚，就厉害到脸上了。”
春梅从她爸口中听说，不管他怎么劝说，春兰一口咬定，就不拿这3万。她想了想，开口向爸求证——春兰说的换亲的事，是真的吗？
她爸却说，那事儿都过去了，不提了：“她跑了，这事儿没成，你妈后来也给她赔不是了，还要咋样？为这事儿她这些年远着我们，不管娘家，少了孝敬，我和你妈没也说啥，打断骨头连着筋，我们当老人的不和小辈计较。”
春梅想，妹妹这些年的确很少和爸妈打照面，但逢年过节该走的礼也不差，她就帮妹妹往家捎过不少东西，四季新衣服，瓜果李桃，点心盒子，还有一个没用几次的小米手机，并没有真的不管父母。
她又想起，小时候隔壁有个爱说嘴的和奶奶，见了春兰总爱拉着她的手叨叨：“幸亏没给你送走，那家条件再好哪能比上自己亲爹娘呢？就你奶心硬。”等她懂点事儿了，跑回去问妈：当初是要把妹妹送人么，怎么最后没送走？她妈看都不看她一眼说：“人家要抱走的当口，你爸心软了，说不过多一张嘴吃饭，大人多干一点活儿就有了，没让抱走。”
那时候春梅还在心里画了一张图——整个家里，奶奶最喜欢她，因为她听话、手巧、能干；妈最宝贝弟弟，爸爸则喜欢妹妹——很公平啊。可随着年龄的增长，她似乎察觉到了这稀薄飘渺的爱意背后如此现实：爸可能不是心软，而是比妈和奶看得更远——随便养大一个二姑娘，吃喝花不了几个钱，到了18岁出门打工月月寄钱、出嫁收彩礼钱、年年还有孝敬钱，儿子结婚还能要钱——实在是一桩包赚不赔的“好买卖”。
不过，春梅还是觉得妹妹做得过了，应该给爸一个台阶下，哪怕先给1万块，也能让这事儿好看一点，毕竟是弟弟的大喜事，爸妈没有做得特别过分。她前几天听说，一个初中同学的弟弟要结婚买房，家里要求姐姐帮忙出10万首付，姐姐没答应，她爸就要搬铺盖卷睡到姐姐的婆家门口，直到女儿给钱为止。
“相比来说，我爸妈还算好的。”春梅说。
6
春梅是个实在人，借了我的钱后，隔三差五就会找我说：“你别着急，明年我肯定能还上借你的钱。”
我每次都回复：“不着急。”
后来有天春梅打电话给我，说年后要来北京打工挣钱，早早还清欠的债：“开过年，你帮我留心看看你们小区哪家要阿姨，一个月六七千，带孩子做饭，姐都不挑。”
于是，我在小区的群里留心找阿姨的信息，跟一两家认识的邻居还聊了聊，推荐她们互相加了微信好友。可没想到过了几天，春梅又变了卦：“我不来北京了——我家老大这学期成绩下滑得厉害，奶奶管不下了，你姐夫又在外面跑车，我准备在县里租个房子，好好把两个娃管起来。”
我看时间已经快到小年，就问她今年有没有卖春条。她笑了：“我这好多年都没碰彩纸剪子了。杂事太多，心里不净，画不出来新样子了，也没时间剪。再说，现在都是电脑设计图样，机器刀裁，又快又整齐，颜色好样子还多。人手剪的不行了。”
她告诉我，春兰最后还是出了那3万块钱，不过算她借给娘家的，要弟弟在两年之内还她，“三蛋到她家坐了坐，姐弟俩聊了聊，就这样吧，也算行啦”。
我问春梅俩人聊的啥，她却含含糊糊，把聊天的重点转向三蛋婚礼的盛大与隆重：
管乐队是县里最有名的红事乐队，在婚礼前一天晚上就开始表演，在院子里搭了个大舞台，演奏了10首曲目，有4个舞蹈，还演了2个小品，不仅本村的人来看，还有外村人专门骑摩托车过来看；流水席花样多、味道好，席间还穿插了扭秧歌表演，参加婚礼的人吃得欢实，桌桌空盘，尽说菜肉实在；接新媳妇的车队，租了6台黑壳子奥迪，“四个圈”一台接一台，特别排场，前后加了两台白色宝马，寓意“白头到老”；亚妮家也没掉链子，还陪嫁了一辆新电动四轮小车，绑着大红绸子，阔气的很；亚妮当天穿着长长的裙子，几乎看不出腿脚有毛病，婚礼致辞落落大方，村里人都说这媳妇娶着了……
“你没回来吃席参加婚礼，真是太遗憾了！”春梅说。
（文中人物、地名均为化名）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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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院，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医护人员私下谈论死亡，尽量会用一些不那么直白的词，比如：“飞啦”，“溜啦”，或者“嘿嘿”。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医护人员是直面抢救现场最多的人，无能为力的时候太多了，人心都是肉长的，不用这样的词，开解不了自己。
精神专科的死亡病例不多，面对有明确的高风险器质性疾病的患者，通常我们会劝他们先去综合性医院稳定病情。换句话说，先保住命，再治疗精神疾病。不过，与绝大多数疾病相比，精神类疾病复发率很高，且一旦复发，往往意味着服药周期变长，再次发作几率增高。某些不幸的患者的病情因为家庭、自身的问题而反复复发，最终只能长期住院，甚至一住就是十几二十年。他们从青年中年变成了老年人，身体机能退化，各种病就都找来了。所以，我们精神专科的医生对于这类患者，平时治疗用药也有着诸多禁忌，精神状态、生理状态都要兼顾到，极力避免互相影响。
我跟在重症监护病房的朋友曾很认真地讨论过死亡这个话题，她反复提到一个词，“临终关怀”。我一直以为，所谓临终关怀，要点在于尽力减少患者的病痛，直到我面对自己的第一个临终关怀对象——老褚。
在知道他即将面对死亡的最后一段住院时间里，对于他身体上的痛苦，我无能为力。
于是，我只能尽力满足他的最后一个愿望。
1
老褚，男，1950年生人，是一位长期住院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早年，他父母因战争流亡缅甸，他在当地出生、长大。接近成年时，他母亲死于混乱，其父百念俱灰，关停买卖，把他送回国，自己至死也未归根。因为有文化，老褚顺利落籍，进到我们市华侨办做事，恋爱、结婚、生子，安安稳稳。32岁时，他被确诊精神分裂症，之后未有过好转，反复迁延。2001年，在我们这里正式“扎窝”。
要是拿一个词形容老褚，“体面”再适合不过。在同龄住院人里，老褚的文化程度最高，他自己讲，若不是当初匆忙回国，必是到大学读医科，放到如今，跟我们这些穿白大褂的“谁治谁”还说不定。
“褚老师”有两个体面的爱好，一是读书，二是打扮。
大院活动室里，那些书架上的书他全看了个遍，哪一本，在哪儿，只要讲个大概信息，他都能翻出来。他的阅读速度极快，一本大几十页的文刊堪堪够他打发一上午，科室里定的数种半月刊、全月刊完全跟不上他的文化新陈代谢。因为精神食量断顿的情况频发，老褚愤而从自己的伙食里扣出钱来订了几份报纸，每天啃得干干净净后，再挑出一些可以反复品鉴的张页存起来。而其余的，就放在书架上任人翻阅。他跟我讲，千万不要让清洁阿姨拿走卖废纸，“唐僧传经度化世人，功德无量，传播知识也是功德无量”。
说起打扮，在我看来，老褚确实有两把刷子。医院的病号服是传统的蓝白条，老褚嫌过于素净，可医院毕竟不是家里，不可能由着他大张旗鼓地捯饬。在有限的条件下几经试验后，他终于形成自己的风格——在上衣外面套马甲。夏天是两件棉麻，一灰一黄，冬天是两件夹棉，一黑一绿。穿什么颜色取决于搭什么“单品”，老褚的“单品”是几双拖鞋、一黑一灰两个笔记本电脑包。他说，若是塑料水鞋，就要搭鲜艳的马甲，配灰色的包，轻快明亮；若是包头棉拖，那就得搭深色的马甲，配黑色的包，沉稳大气。
每每大院活动时间，病房里的护士催着患者出来“放风儿”，老褚永远是出场最晚的一个，缘由是他要思考拿什么包装报纸，搭配哪双拖鞋跟马甲。催的次数多了，我揶揄他是“假体面”，身上板正但脸上邋遢，鼻毛总杵在外面。他反讥我年轻仔不修边幅没有内涵，“鞋脏得都能闻见脚气味儿”，还说“鼻毛是财”，剪不得。
除了体面的爱好，他还有最得意的两件“体面”事。
第一件事，老褚与大院（患者自由活动场地）管理员老乌私交甚好。按照老乌的说法，自他2001年任康复科大院管理员至今，跟来住院的老褚相识已近20年。而现在老乌还有1年半就要退休，老褚却还在住院（这让老乌感慨万千）。
与老乌20年的“同院情谊”造就了老褚在大院极高的地位，这里的大事小情他几乎都可以代替老乌管——体育文娱器材的管理发放，大院里花花草草的剪枝浇灌，给新患者讲解规矩，甚至处理一些小冲突时，“褚老师”的面子有时候比“乌司令”还管用。虽然老褚经常惶恐地让大伙不要喊他“褚老师”，但每到下大院，他又总是像个卫星一样绕在老乌身边，淡定自若，谈笑风生。那些跟他一样住了10来年的老患者，十分看不惯他这样“卖乖”的行径，虽然不敢当面忤老乌面子，但背地里少不了讥讽，说他是个“缅甸老买办”，“马屁梆梆响”。
第二件事，是老住院大楼陈列走廊里的一张照片：老褚拄着一把铁锹，跟当时的院长肩并肩靠在一起，意气风发。
老褚说，2002年我们医院的第一栋住院大楼竣工，他作为当时的“001号”患者，跟着院长拿铁锹盖下了最后一抔土。这张合影，是老褚“最久住院患者”身份的有力佐证，也是他屡屡与那些不服他“褚老师”身份的患者们起冲突舌战时的最后王牌——“看看一楼的照片，你才来多久，跟谁争呢？”
2018年，这片仅有4层的并联住院大楼已经满足不了越来越多的住院患者。院领导们跟市里哭诉几回，效果甚微，最后只能决定先拆掉西侧的男病房，隔开东侧的女病房，等新楼起好回点本儿后，再把其余的拆掉。拆建期间，年轻些的患者暂时挤在大路边临时整修过的门诊大楼里，而像老褚这样长期住院的老年患者，就被留在还没拆掉的女病房里，除了治疗，哪儿也不能去。
“放大院”活动因为拆建而暂停，老乌被调去管物理治疗的器材。陈列走廊也拆了，照片不知道被封存到了那个纸箱里。
老褚赖以得意的人、物都没了，体面似乎无处施展。每回我带着器材去病房里给他们做治疗，他常坐在最后一排，把包搁在腿上，眼巴巴地看，等着散场扒上来跟我恳谈两句。
“大院以后还放不放了？”
“我不清楚诶，得听上面通知。”
“乌司令呢，还好吧，有没有提过……”
“好着呢，再过年把就退了。”
老褚央求过我几回，希望我去找老乌，让老乌跟院长说说，能不能让自己延续传统，在新大楼建成之际盖上最后一抔土。我开玩笑似地讲给老乌听，老乌也哈哈大笑：“行啊，就怕他老褚活不到那个时候了。”
没想到一语成谶。
2
2020年10月中旬，医院所在的社区照例要给这些登记在册的老精神疾病患者进行一次福利体检。老褚的体检结果不太乐观——他的胃里长了一个瘤，活检后结果是恶性。
医院找市里的专家来会诊，会诊完，专家委婉表示没有手术的必要。老褚的主管医生廖姐，这么多年一直照看老褚，两人处得跟亲父女似的，最后恳求专家尽力尝试一下。专家很为难：“你也是医生，他都这个岁数了，说实话，保守点……说不定能多活段时间。”
说来也奇怪，体检之前，老褚能吃能喝能睡，体检之后，他可能是发现了我们看他的眼神有些异样，几天里多次跑到办公室，说自己哪儿哪儿都不得劲。
“小廖，我最近怎么总是拉肚子，是不是食堂锅没洗干净？”
“晚上啊，一阵一阵地疼，特别是喝水之后，医院的水箱得洗洗了啊。”
廖姐眼不离电脑屏幕，从抽屉里拿出一板健胃消食片甩过去：“嚼几片，出去先啦，忙着呢。”
“褚老师先出去啦，不打扰廖姐做事了。”我也过来帮廖姐解围。
我环住老褚的肩膀把他送出门，廖姐噼里啪啦敲键盘的手也停了下来。
我小声地说：“跟他儿子讲一下吧。”
廖姐嘟嘟喃喃，头无力地抬起来：“讲吧。”
按道理，也该通知老褚的儿子了。之所以还没说，一是因为事发突然，十几二十个老头儿老太太，就老褚查出大问题，得仔细地再查过几次。二呢，也是最主要的原因——老褚跟他儿子小褚，关系实在是太差了。
老褚发病前，一家几口靠他在华侨办的工作过日子，不算辛苦，也谈不上富足。老褚壮年发病，一家人没了收入，他老婆挑上养家的担子，推起小车在单位门口卖起粉饺发糕。没人会料到老褚一病就是快40年，重新养家早已无望，老婆也累得早早走了。这些辛酸，小褚从小看到大，要他对老褚这个“不尽责”的老爹觉得有恩情，也不太现实。从我到院里工作这几年，我从没见过他来看过老褚，也甚少打电话。
真正让他们父子翻脸的引线，是2017年老褚当时跟沐阿姨——一位同是长期住院的老年女患者——谈起了地下恋爱（见文章《精神病院里，再唱不出甜蜜蜜 | 人间》）。无论是出于双方家属感受还是医院的规定，这都是不允许的。老褚以为自己瞒得住，没有理会我三番五次的提醒，日益得意忘形，惹得一些好事者不满。最终在一次被其他人恶意促狭时，沐阿姨受到刺激，情绪激惹，症状发作。沐阿姨的女儿因为此事把老褚和医院从上到下骂了个遍。小褚也在电话里吼老褚：“丢不丢人呐！你对得起我妈吗？”
自这里开始后，爷俩儿彻底互不相闻。
廖姐眉头紧皱地翻开家属联系薄，话筒举起又放下。我自告奋勇，一指按下免提键，照着号码拨了过去。
“哪位？”
“医院，褚先生哦？我是您父亲的治疗师，姓赵，就是有个情况，医院这里要通知您一下，那个，那个……”我抢先开口，但话又堵在嘴边。
廖姐深吸口气，示意我让开，俯低头对着话筒轻声说起来：“是这样，前两天医院给长期住院的患者做了一次体检，其中包括你爸爸……”
廖姐几句话说清楚了情况，包括专家的意见。小褚在电话那边“哦”“哦”地应答，节奏愈发缓慢。廖姐话停了之后，他也没声音了。
电话显示屏上，一分一秒跳得人心焦，我忍不住对话筒大声说：“这个事最终还是得考虑您这边家属的意见，所以……”
“不能再检查检查？”小褚忽声道。
“啊？”
“你们再检查检查啊！”他也大声起来，“这么些年都没事，忽然打电话说他胃癌就快不行了，你们医院不再查查！？”
小褚炮语连珠。廖姐按住我，中指竖在嘴上。等他终于停了，廖姐才轻声说：“你最好尽快来一趟吧。”然后挂了电话。
上午打的电话，下午人就来了。小褚没有直接到办公室找医生，而是径直去了病房。得到消息后，廖姐一把拽起我就要往病房赶。她捣豆似的戳着电梯按键，念念有词：“可别给说漏嘴了，别说漏嘴了……”
我知道她的意思。老褚在这里住了20年，虽然是个病人，但大大小小帮了我们不少忙，很多医护人员都是他看着从青葱头熬成老油子，谁都没把他当个病人看。所以关于老褚的病情，上下谁都没跟他本人说实话，而是骗他说人老了消化系统有点小毛病。
但到了病房，我们发现担心是多余了。
老褚盘在家属探视室里的铁条凳上，笑逐颜开。他端着一个盆大的食盒，大口大口地往嘴里塞粉饺。一个中年男人——应该是小褚——端坐在小马扎上，紧靠着老褚抽烟。他拿自己的烟屁股续上一根，准备递到老褚手里。
“哎，老……褚老师你不是不抽烟吗？”我跨几步过去，若无其事地夺下小褚递去的烟。
“谁说我不抽？”老褚把烟从我手里抢走，深深地嘬上一口，熟练地从鼻孔喷了出去。他又从屁股后面扯出一条拆开的芙蓉王，扣出三包递给我：“呐，这给你，剩下帮我给乌司令送去，别自己吞了啊，老子要问的！”
我看了看廖姐，她瞄了瞄小褚，小褚尬笑两下，低下了头。老褚吧唧吧唧嚼着粉饺，左顾右盼。
“爸，跟我回……”
“回哪儿去，我哪儿都不去。”几颗葱花从老褚嘴里滑出来，“这里好得很，一盒粉饺就想把老子骗回去，不上你这个当。”
小褚眼巴巴看向廖姐，廖姐笑笑说：“老褚啊，回去让儿子带你去市里的大医院看看，我们这儿小，有些问题查不出来。”
“什么查不出来？”老褚摊下食盒，一把将烟戳了进去。
我一屁股坐到他身边：“小问题小问题，查查就放心点。”
老褚把食盒撇在一旁，抱着手：“老子不去，哪儿都不去！”
我还想再劝，廖姐摆摆手，按响门铃，让护士把老褚带回病房。
接待室里，小褚一直在小马扎上没挪过位置，烟是一根接一根地续，偶尔嗦几口。
廖姐开口问：“你想怎么处理？市里医生的意见我电话里也说了，治不治得你说了算。”
“你们能不能劝他跟我回去，再查查也好啊，可能……总不能……死也要死在儿子家里吧。”小褚盯着地板，指缝里的烟就快烧完。
“行吧！”我抢在廖姐之前开口，“我去劝。”
3
我无法不答应小褚的请求。
自2016年参加工作至今，老乌慢慢将大院的工作移交到我手里。老褚对我一视同仁，他怎么帮老乌的就怎么帮我，我承了他很多情。还有就是，老褚当初跟沐阿姨的夕阳恋，我是第一个发现的，但没有第一时间阻止，这让我心里总是不得劲——如果当时能及时掐断，他们父子俩也不至于这几年闹这么僵。
自打小褚来过，老褚再也没有说过自己哪里不舒服，恢复到以往“褚老师”的模样，哪怕是在病房里，也打扮得体体面面，还托我将报纸日日送进去，不要耽误他传播知识。当然，他三五不时还是要问问我，让他“盖最后一抔土”之事进展如何，我只能战略性地顾左右而言他。
“褚老师，大院都没了，还不死心呐？”
“总会开的，你到底去说没说？老子平时对你可不错啊。”
“就不告诉你，天天闷在这里无不无聊？赶紧滚回家！”
“你你你……”
大院里这个辈分的医护人员里，只有我敢跟老褚没大没小地斗嘴。老褚经常说我跟他孙子一边儿大，自称“老子”还是降了辈，非等我把他激到“你你你”语无伦次的时候才见好就收。
但现如今斗到这里，我也不知道接下去要怎么说才能让老褚心甘情愿回家。总不能说直接点明：嘿，你活不长了，快回儿子家吧！
思索再三，我编了个蹩脚的理由。我跟老褚讲，医院大楼将起不起，可眼见住院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希望他能给那些老哥们带个头，先出院，等大楼起好再回来。我信誓旦旦地向他保证：“院长说了，老褚可是个体面人，这最后一把土非你不可！”
“滚！你狗X的哄老子，”老褚点着我，“拆了一半，也还是4层楼，差老子一张铺？”
我让他不信亲自去问，而老褚挥手转过身就走：“出得去还用得着求你？老子耗也要耗到大院重开，想让老子回家，门儿都没有。”
我也是气急，几步赶上去扒住他，压低声音：“回家有什么不好的，里面住着的人好多想回都回不去，你儿子都来请了，拗个什么！”
老褚扭头，慢悠悠地望过来：“我……在这儿还有事儿。”
我太清楚老褚这个表情是什么意思——他这是要讲条件。到底是活了70年的人，我这点道行在他那儿根本不够看。犹豫一会儿，我又想通了，只要他愿意讲条件，起码还有机会劝劝。
我让他有话就直接讲。他嘿嘿嘿凑近我耳边：“听说，你沐阿姨，是不是回来了？”
“啊？”我惊讶的不是沐阿姨回来这个事实，而是他是怎么知道的。
沐阿姨确实回来了，就在小半个月之前。自上次沐阿姨复发稳定后她女儿便把她接了回去，说是带孙子。前段时间，孙子上了小学，沐阿姨病情又开始不稳定，家里没个人看着她，走丢了几次，她女儿怕出事，只能又送了回来。沐阿姨回来后一直住在4楼，老褚住在2楼，按理说不放大院了，他俩怎么也见不着。
我挠着后脑勺，支支吾吾，一个劲儿说“不清楚”，“没听过”，实在不知道怎么圆。
“你装，哎，装。”老褚用力拍我的肩，“这楼里一共才几个老娘儿们？晚上看电视剧，那4楼笑得嘿哈嘿哈，我听不出来？”
我也懒得跟他绕圈子，直说，沐阿姨回来跟你回家能有什么关系。老褚不应，神秘一笑，瞅瞅天花板，背着手，一步三晃地就走了。
说到底是人老成精，小赵我又被他老褚拿捏了。
我仔细回想，老褚跟沐阿姨“东窗事发”后，他确实消沉了很久。这次特意提出来，我猜他不至于是想要“涛声依旧”，但不跟沐阿姨见上一面，怕是解不了过去这个心结。
鉴于几年前是我的犹豫“好心办了坏事”，这次我很快下定了决心。我心想，只要这次帮老褚好好把握，了了心愿，他应该会给我面子，了无牵挂地回家。我只头痛一个问题：要怎么找个理由可以让老褚跟沐阿姨合理地“相处”一下呢？总不能直接把他领上4楼吧？
因为许久不“放大院”，病房里患者们意见很大，说天天关在这里喂膘，除了吃药看电视就是睡觉，有几个家属直接打电话投诉。我们康复科被要求赶紧想办法，“丰富丰富住院患者的精神生活”。主任迫于无奈，只能把我们几个治疗师打散，每个人负责一层楼，一周5天，除了治疗还要每天下到病房做活动。我被派负责2楼，每天带着这些老患者做文体训练。
我的主意，噌地一下就冒出来了。我跟负责4楼的音乐治疗师小雷商量，能不能每周抽出两天互换楼层，这样能保证每周每层患者活动不重样，我们治疗师也能“换换心情”。
小雷挺高兴：“对喔，这个主意好，跟主任提一下！”
我赶紧拉住他：“别别别！先试行，好了再说。”
我可不敢跟主任说，因为我接下来的步骤，是把老褚培养成我的治疗副手，这样就能顺理成章地把他带到4楼了。
4
过了两天，二楼下午的治疗结束后，我把老褚单独留下，问他要不要跟我学打太极拳。
“老子现在学那玩意儿干嘛？”老褚很不屑，“老子是不会答应你回去的，要想老子……”
“哦！”我重重应了一声，指着走廊病房方向，“那你帮我去把老邓喊来吧。”
“干嘛？”老褚眼珠定住。
我若无其事晃着头：“没事，就是问问他，要不要跟我学太极拳，学好了我跟主任商量一下，让他做个患者代表，去其他楼层教教其他的患者。”
“哦！”老褚眼珠发光，“那那……他个老梆子怕是……嗨，我还是有点基础的。”
在教老褚学太极拳期间，我试着跟主任说了这个计划。
主任有些担忧，问我会不会有问题。我以为她是担心2017年沐阿姨症状复发之事重演，信誓旦旦地保证：“我一定会做好准备的，有问题会亲自跟沐阿姨家属沟通，您放心。”
“我不是光说这个。”主任摇摇头，“我是说老褚的身体，有没有问题。”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她。主任叹着气，劝我还是把重点放在劝老褚回家这个问题上。
我说：“我知道，按照医院的规矩，这种情况确实可以直接让老褚出院，也不由得他说，但是咱也没这么做。他都在这20年了，您先让我试试吧。”
话说到这个份上，主任也没有再阻拦了。
老褚学得很认真。因为病房里没有多媒体设备，他每天学完，还要我把手机里的视频暂停给他看，拿笔画下简化图，说是回去照着练习。学了两天，我刚把所有动作给他过了一遍，他就说自己学了一套口诀，说是可以简化步骤，非要表演给我看。
“你看啊——”他蹲好马步，做了一个起手式，双手抱球下滑，“一个大西瓜，一刀分两瓣……”
我稀里糊涂，仔细看了看才回过味，立刻纠正他：“这叫‘野马分鬃’！”
他不理我，左右手上下滑开分展：“一瓣给你，一瓣给他……”
我忍无可忍，大吼一声：“这叫‘揽雀尾’！这他妈的都直接跳到第七式了，还有五式呢，给你滑丢了啊！”
我俩整整争了一个星期，老褚总算是没有继续坚持他的“西瓜诀”，磕磕巴巴能把整套拳划拉下来，足够应付老头老太太了。他毕竟年纪大了，每每坚持个10来分钟，就碎着步子跟个要熄火的陀螺似地打转。再三确认他能完整地打出前八式后，在一个周二，我正式通知老褚：准备好，周三上午，朝4楼进发。
老褚一大早就守在病房的铁闸门前，衣着得体地等我。马甲，包头棉拖，黑色的包包一应俱全，还有一条棕毛线织成的围巾，把他下巴到脖子一溜裹得严严实实。我让他把围巾放下，说怕等会儿出汗了难受，他不愿意，直催着我“走吧走吧”——后来是护士小林告诉我，前天夜里，老褚非要跟他借刮胡刀，结果把下巴颏刮破了，只能借老邓的围巾挡着。老褚还神秘兮兮跟小林借剪刀，小林以安全为由拒绝了。后半夜，他寻房时听到老褚的床铺方向一直间歇性地传出“嘶！”、“嘶！”的声音，他以为出了什么事，一把掀开被窝，结果发现老褚趴在里面拔鼻毛。
无论怎么说，老褚对这次与沐阿姨的重逢充满重视。他越重视，我越是担心，趁爬楼梯时，我故意走得很慢，跟老褚东拉西扯，但话里话外都强调一个意思——必须把握好尺度。
“老子70岁还是你70岁？”老褚几步跨到我前头，“这种事不用你个生瓜蛋子教，赶紧速战速决，别耽误老子中午回2楼吃饭。”
4楼的女病房早早就把人聚到了活动厅，电视里播着周星驰的《算死草》，沐阿姨坐在第一排的正中间，笑得最大声。
老褚进了活动室，绕着脖子扫一圈，大声地清了一下嗓子。一众老阿姨扭过头来。沐阿姨朝我们看了一眼，若无其事地把头扭回去。
老褚很尴尬，一副想上前又不敢上前的模样，拿手指一直杵我。我暗暗对他翻了个白眼，走到前面，按照常例关了电视，组织她们开始活动。
期间，沐阿姨站在最后一排，老褚又站在我身后，两个人隔得十万八千里。我一把把老褚拽到身前，他吭哧吭哧打得很卖力，而沐阿姨一直是一副兴致缺缺的神态。好不容易教完了，老褚抢先一步钻出了病房。
楼梯间里，他一把拽下脖子上的围巾。
“真热啊。”
我没有理他，走到吸烟区，掏出烟点着。
“你说……”老褚凑上来，“你沐阿姨，是不是不想看见我？”
我把烟递给他：“她是紧张，咱事先也没打招呼突然就来了，是吧。”
“瞎说！”老褚回绝了我的烟，“以前我俩聊得那个欢，她肯定是不想看见我，要不我就……”
“是你30岁还是我30岁，现在的女同志那些心思你是一点都不懂。”我把烟戳灭，“一瞧见你，她是不是立刻收住声音不敢大声笑了？懂了吧？”
老褚恍然大悟。
而后的两周，我与老褚的教拳之路越走越顺。我带着女病人们过了两次动作，往后便让老褚担当“总教头”，自己只在一边“打游击”纠正动作。再后来，老褚将自己算进去，和各个老阿姨“拆对儿”，互相指导纠正动作，顺理成章地成了沐阿姨的专职教练。
老褚“把握”得很好，非礼勿视，非礼勿言，沐阿姨有什么不懂的，他不像以前一样“放肆”地上手教，而是一遍又一遍地亲身演示。沐阿姨终于慢慢放下了紧张，跟老褚有说有聊，还时常被老褚逗得仰俯大笑。我问老褚，他究竟是说了什么能把沐阿姨逗成那样，老褚高深莫测，回答三个字：“西瓜诀。”
但不管怎么说，两个人的关系是肉眼可见地飞跃，又恰好在某个合适的位置停了下来。
老褚丝毫不像一个大限将至的人，每天干劲十足，这让我一直不好跟他提回家的事。过了几周，见阿姨们自己也能打得有模有样了，我找了一天特意跟老褚说，咱们在楼梯间聊聊。
我点着烟跟他商量，说反正也教得差不多了，沐阿姨打得这么好，后面我们也把沐阿姨带上，到其他楼层教拳。
“后面，你就慢慢把教拳的事交给她，你知道我的意思吧？”
“行啊，就去2楼吧，我带着那些老哥们会给几分面子。”说着，他把我手里的烟捏走，嘬了一口，呛得涕泗横流。
5
我跟老褚约好，只要沐阿姨教得好，往后的教拳事宜就全盘给她，而作为交换条件，老褚必须跟儿子回家。
老褚央求我，说必须等沐阿姨完全“站住脚跟”后他才能放心回家，在此之前，我不能催他，也要帮他挡着那些“催他的人”。我说，沐阿姨以前也是这里的“老客户”，大家都熟，不会出现他料想的“找事儿”的情况。老褚却不这么想，他告诉我，无论怎么讲，沐阿姨也是个女同志，2楼里面的那些老哥们当年没少讲他们俩的闲话，往后他不在这里了，沐阿姨一个人来教，那几个老梆子不一定要怎么讲她。
2楼余下的那10来个老阿叔跟老褚不是同一类人，他们不像老褚这样热衷于各种交际活动，而是乐于打牌、下棋、打乒乓球，就是对学太极拳没兴趣。我跟老褚、沐阿姨3个人持续努力了很多天，收效甚微。除非是我将棋牌球等收走、强硬地要求他们必须参加，不然不会有人主动来学拳。
就目前情况来看，这样很难达到我跟老褚约定的出院条件，沐阿姨在这里根本就站不住脚。但拖得越久，老褚的身体状况就越不乐观。虽然他目前的态度表现得丝毫不像一个大限将至的人，但我也能看出疾病对他的影响——他吃得越来越少。病房里说，半夜里，老褚常常翻来覆去睡不着，问他就说是肚子疼，而在我或者是沐阿姨面前，他又永远充满活力和干劲，面对沐阿姨的笑容，他一定会用更大更夸张的笑回应过去。
小褚的电话越来越频繁，但老褚总是以忙碌为由不接，小褚只能问我他爹到底什么时候能回家。我把老褚现在的情况跟他讲了，劝他多耐心等一下，说起码现在他很开心。小褚是个实在人，跟我要了沐阿姨的女儿电话，亲自打了过去，就2017年的事郑重道歉，恳求她不要为现在沐阿姨跟老褚学拳的事介意。我不知道沐阿姨的女儿是怎么跟小褚商量的，知道这件事后我也给她打了电话，她很不耐烦：“知道了知道了，你们真是无聊！”
应该算是默认了吧？我不知道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2020年就要过完了，老褚查出问题后也过了也快1个多月。我跟老褚说，你放心回家吧，我一定会把沐阿姨教会，也会让2楼的老阿叔们配合。他笑着点我的脑袋，说：“小子你呀，嘴巴硬耳根子软，老子会处理好的。”
距离2021年元旦还有几天，医院里已经开始排班，让一部分护士医生先休假，病房里的人也越来越少。少了人管，老阿公们越发肆无忌惮，干脆直接不服管，在我召集他们来学拳的时候，直接把棋牌坐在屁股底下。
“你们就是不想学拳也要参加治疗吧，天天闷在这里不无聊吗？”
“治啊治啊。”老邓慢悠悠地掏出扑克，瞪了一眼沐阿姨，“有个什么好治的，都疯这么些年了，进来又出去，谁也别瞧不起谁。”
沐阿姨脸色沉了下去，老褚站出来，朝着老邓大骂：“你怎么说话的，她费劲教你还错了？”
老邓一把将牌甩到地上，站到老褚面前：“你别以为老子看不出来，妈的，一个鳏夫一个寡妇，跑这里恶心人！”
“你你你！”老褚竟然举起了拳头，但被老邓一把拽住甩开。老邓很是霸道，又抢了一步，揪住老褚马甲的领子想打人。
我不能再看了，想挤到他们中间把人分开。可没料到，沐阿姨先挤了上去，一招“揽雀尾”，左右开手，把两人隔了开。她死死盯着老邓，大喝道：“来啊，看老娘揽了你的雀！来啊！”
我赶紧把沐阿姨环住，她朝着老邓上蹿下跳地骂：“来啊，看老娘……老娘……揽死你个老梆子！”
“干嘛干嘛干嘛！”远处的小林跑了过来，“一把年纪了还打架啊？”
我此刻很茫然——这场景好似又回到2017年，难道沐阿姨又要复发？
4楼的护士接到电话，马上派了人下来，还带着约束带。老邓和老褚跟两根木头一样在原地发呆，我们几个人环着激动的沐阿姨往门外挪。到了门口，沐阿姨还在伸着头骂，护士对她大喊：“再发癫就绑了啊！”
“呸！”沐阿姨朝着老邓吐了一口，闭上了嘴，神情即刻恢复平静，“哎呀，我自己走，箍着我干嘛！”
说完，她偷偷朝我瞄过来，调皮地眨了一下眼睛。
我这才意识到，她是在给老褚解围出气呢！
过了两天，我去2楼给老褚送报纸，他笑嘻嘻地接过去，好像丝毫没有受这件事影响。看着他这卖乖的嘴脸，我实在是很想跟他刚两句，可话到嘴边，又不忍心说什么，最后只憋出一句：“你以后别他妈教沐阿姨那些有的没的！”
又过了两天，老褚主动来找我。我问他是不是要跟我聊出院的事，他笑了两声，递给我一张纸。上面是一首诗：
我的脑子很早就坏掉了
医生是这么说的
身体也坏掉了
它自己告诉我的
脑子不灵活
记不起妈妈的样子
眼睛不明亮
是太阳还是月亮
脚不健壮，走不到四方
耳不聪慧，听不到八面
他们都在说再见
我也该跟他们说再见
我不怕死亡，不怕遗忘
记得我的人本来就不多
我也记不清那么多人
我来的时候没有衣袖
走的时候也无云彩
多得是尸体成了泥土
我迟早是盒子里的尘埃
父母告诉我的道理
我告诉了我的下一代
我还嘱咐他们
告诉下一代的下一代
一代又一代
这些曾交于我保管的
我现在都交还于她
老褚的手写诗稿（作者供图）
我看完心里一惊，强笑着问他到底要干嘛。他嘿嘿笑着：“你不是爱写东西吗，帮我个地方发出去，稿费归你了，当我请你吃席。”
“乱说个屁啊！”我把纸甩回去，“写得狗屁不通，就这几行能有几个钱，等你写出好的再说吧。”
老褚仔细地把纸叠好，塞到我的怀里：“小赵，老子怕是挨不了那么久了。”
我的心又狠狠地惊悸，原来他早就知道了。见我不说话，老褚很轻蔑地扫了我两眼，说：“我是精神有问题，又不是智力有问题。
6
老褚终于是出院了，但不是主动出去的。这是小林后来告诉我的。
老褚给我诗的那天，夜里是小林巡房。他听见老褚的病房传来“咚”的一声闷响，赶紧顺着声音进去，见老褚窝在地上蜷成一团，闷着劲小口小口地喘气。他以为是有人打了他，拍开灯大声问怎么回事，而其余几个老头扭过身子，面对墙壁不出一声。
小林蹲着，不敢碰脸色煞白的老褚，又连问几声到底怎么回事，隔壁床的老邓扭过头：“快弄出去吧，哼哼唧唧，哼哼唧唧，还让不让人睡了！”
小林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赶紧跑出去拍值班医生的门。
当晚，老褚被紧急转入市中心医院的肿瘤科。过了两天，小褚神色匆匆地到医院办理老褚的转院手续。
我把老褚的诗给几个做诗歌类公众号的朋友看过，希望他们能帮我发出去，不要稿费，但没人愿意。一个老家的编辑老师提醒我，要不把老褚的老年精神病患者身份拿出来提一提，算是个“亮点”。思索再三，我终是觉得不妥——虽然总跟老褚“老子”来“老子”去的，那也不意味着我真能没大没小到代替他做这种决定。
我也认真地幻想过，若是出现在老褚的葬礼上，我定要跟电影里一般，穿身严肃的挽装，用几件幽默的趣事，让缅怀他的人哈哈大笑，再深刻数数老褚生时与人的遗憾，让他们流着泪鼓掌。而想来想去，那只是电影美化过的西方式葬礼。按照中国的传统，沉哀才是体面。且我终究算是个外人，怕是不能恰如其分地出现在老褚的葬礼上。
后记
我记得，以前在一场团体治疗课上，原本讨论的主题是抑郁症，但最后不知道为什么聊到了死亡。我原本不想让老褚发言，但他抢过了我的话筒，非要说话。
他说，人每一个阶段应该清楚自己要做什么。生下来的时候，学好吃喝拉撒，上学的时候，学好科学文化，工作了，踏实勤干，结婚生子了，教育好下一代。而后，下一代成人立业，自己也把该教的教给了他们，若留有余力，再教教下一代的下一代。
老褚说，他明显是没有余力的那种人。所以只剩下宇宙交给他的最后一个阶段的任务，等待死亡。我不知道，在老褚最后的这段时间里，我做的算不算是合格的临终关怀，可能在他看来，我的很多行为都很幼稚，但他从没有拒绝过我，像是陪着孙子玩。
2021年初，小褚再一次来到医院。他说老褚已经去世了，希望医院能提供老褚在这里的所有住院病历，因为一直负担老褚住院费用的原单位要“走程序”。
知道消息的时候，我正往病案室送病历。我一下意识到，那个一直跟我笑嘻嘻斗嘴的老褚，再也见不到了。我把消息告诉了老乌，他背对着我“嗯”了一声，继续整理书架上的书。下班的时候，我路过康复大厅，里面灯还亮着。老乌坐在老褚平时看报纸的地方，望着老褚留下的一堆报纸，默默地抽烟。
2021年这一年，新的大院修得七七八八，只等疫情稍好一些就能继续开放。沐阿姨的教学种类已经从太极拳扩展到八段锦、五禽戏等等。有好些我都没听过。她告诉我，自己现在也很喜欢学点新东西，等大院开放，她希望我能专门留一块空地，让她教拳。
说实话，我在沐阿姨口中从没听到过什么遗憾或是想念老褚之类的话，甚至是聊到老褚都很少。她告诉我，自己年纪大了，现在心里没有能大过生死的事情。
可我还是年轻。老褚走了那么久，我真的很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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