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悔：因为没满足女友要求，她跟我玩失踪，
还留下一件渗血的大衣 |
【北洋夜行记】是魔宙的半虚构写作故事
由老金讲述民国「夜行者」的都市传说
大多基于真实历史而进行虚构的日记式写作
从而达到娱乐和长见识的目的
你可能听过类似的说法——别看这些古惑仔电影了，看多了会变坏。
或者是——少看点武侠小说，净学些江湖作风。
小说、电影、游戏、音乐等流行文化，会对青少年造成不良影响，甚至引导你走上犯罪道路。这是一种自古以来就有的观点。
我的看法是，流行文化的“危险性”，不过是道德层面的“危机感”，从不好的结果，刻意追溯不好的原因。
这种因果逻辑刨除了太多影响人成长和变化的因素，过于简化。想举例证明很容易，想举例推翻也不难。
因此，也没必要给予“是”或“否”的答案。
我小时候读了《水浒》，却一直胆子很小，不爱跟人打架。有不少朋友从小到大看犯罪小说，掌握了各种毁尸灭迹的方法，至今也没去犯罪。
去年日本新干线杀人事件的凶手，平日里看的是《圣经》、《罪与罚》、莎士比亚和日本古代史——没几个人会做出“经典名著”培养杀人犯的结论吧。
若真要探究一个人的“兴趣爱好”和他行为的关联，需要真的去了解这个“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家庭环境，而不是简单论断。
太爷爷金木在《北洋夜行记》里写了无数的犯罪事件，不少案子我看完整理完，其实都忘了细节，但总能记住一些“人”。
有时候，一些人的动机很清晰，有时候，一些人的动机却复杂的让人难以评说，就连金木也不敢随意下结论。
有些人可能知道，我的疑似太奶奶戴戴是名小说家，写侦探小说。
今晚的命案，不但和“侦探小说”有关，还和戴戴有关——她失踪了。
另外，这件案子里的“人”非常复杂，为了理解犯罪动机，金木还在笔记中记录了口供内容。
今晚的故事，应该够你琢磨一阵儿。
故事由「掘坟仔」根据金木笔记整理。
《北洋夜行记》是我太爷爷金木留下的笔记，记录了 1911年到 1928年期间他做夜行者时调查的故事。我和我的助手，将这些故事整理成白话，讲给大家听。
事件名称：天坛女尸
事件地点：北京南城 天坛
事发时间：1927年6月29日
记录时间：1927年9月
故事整理：掘坟仔
这件案子之前，我从没意识到过，自从认识戴戴这姑娘，我俩几乎每天都会见面或联络。
就算我或她有事儿外出，不通音讯的日子最多也就半个月。
民国十六年，六月份的一个下午。我在院子躺椅上正迷瞪着，汪亮匆匆忙忙跑进院子，手里拿了一件藏蓝色的大衣。
民国丝绒女式大襟上衣。
汪亮说，这可能是戴戴的衣服。
他掏一只钢笔递给我，说是从大衣口袋里找到的。
我接过钢笔，确认是戴戴的。
这只派克笔，我一年前送给戴戴的，她平时随身带，还总是拿出来显摆。
汪亮一边说，一边翻开大衣给我看，白色的里衬上有一片血渍。
我没让他说完，夺过大衣，抻开衣领嗅了嗅，确定是戴戴穿过的衣服。
“能闻出来？——你。”汪亮盯着我问。我咳嗽一声说，是明星牌花露水，戴戴总抹领子上，能醒脑。
我让汪亮把事情说完。
昨天早上，天坛圜丘门里的树林子里发现两具女尸，这件藏蓝色的外衣，是在女尸身边发现的。
警察判断这件大衣是其中一位死者的，带回警局交给法医检验。
汪亮检查时，在大衣口袋发现了这支钢笔，认出是戴戴的。当即藏了起来，跑去戴戴家找，家里也没人。
1930年代的派克钢笔。
我问汪亮具体案发时间和地点。
他说，死亡时间可能是头一天傍晚到夜间十点之间，尸体是在离天坛林业试验场不远的地方发现的。
尸体被略微移动过，但没离案发地太远。
“两名死者都是南城游艺园戏班的，一个叫孟秋，一个叫林小青，都是唱戏的。——没查出俩人跟戴戴认识。”
民国北京城南游艺园由广东商人彭秀康开创。园内有剧场、杂耍园子，人工湖，跑驴场、溜冰场，小吃并中西正餐。游艺园门票两毛钱，小孩免费，逢年过节，并可照票摸奖。当时的名角如著名老生马连良等都曾在城南游艺园演出过。
汪亮说，俩女孩可能关系不一般，在戏班里关系要好的很，警察去戏班问了一圈，回来把案子定性了情杀。
“爱情使人失去理智，冲动杀人后，又畏罪自杀。”汪亮顿了顿，说也可能是殉情，这种事儿我不懂。
汪亮不算瞎说，报纸上有很多报道同性恋情的文章，主要思想多是报以同情和理解。
但现实社会又是另一回事，有不少同性恋人因为社会压力选择殉情。
1930年北新书局出版《同性爱讨论集》中，胡秋原所著《同性爱的研究》中关于“同性爱”中高尚的“友情爱”和“灵性爱”的探讨。
我把钢笔拧开，看笔管里头的墨水还剩一点儿。戴戴平时每天都写稿，墨水用的快，早起都会给笔吸饱墨水。
汪亮等我答话。我没搭理他，琢磨戴戴出现的时间。
见我不说话，汪亮急了，说你给个话，咱们接着怎么办？
“要是给查出这衣服不属于死者，八成会查到戴戴头上。”他拿过那件大衣，说钢笔没人发现，你可以留着，但大衣我得送回去。
他从口袋里摸出一个黑布袋，把大衣小心叠好装进去。“你倒是赶紧想想，戴戴可能在哪——总不会是死了？”
话了半句，他装模作样抽了自己个嘴*****。
我收起钢笔，说最近没看见戴戴，她可能躲哪儿写稿去了，
我点上烟抽两口，说你带我去现场。
汪亮摇头，说霍乱越闹越厉害，天坛给政府隔离了，案发地离传染病院不远，划入了隔离区。
他试过去案发现场再搜查，但被巡警拦了回来。
今年春天永定河发大水，夏天又出奇的热，城里爆发了疫病。
老百姓对这种传染病不怎么了解，得了病也不去医院，胡乱到药店抓几副药就打发了。
染病的越来越多，传染病医院病房爆满，一周前报上就说政府打算开辟隔离区。
我俩站了一会儿，谁也没吭声。
我默默把半支烟抽完，嘱咐他衣服的事儿想办法先压着，别让警察去查。不管戴戴是事发时在，还是事后去过现场，找着人就清楚了。
汪亮说你可真够冷静，这根烟抽得不紧不慢。
汪亮离开时已经是傍晚，我叫他找找医生朋友，有没办法进入隔离区。
他出了门我又叫他回来，找了张戴戴的照片给他，说要是能托到人，就让人在隔离区找找。
我跟着也出了门，骑自行车去了戴戴家。
一路车子蹬得飞快，到了胡同口，反倒紧张起来，胃里一阵发虚。
我跳下车，在路边小摊要了碗面茶。面茶端上来又嫌烫，喝了两口还烫到嘴。
油面茶是北京的传统小吃。作法是在黍子或小米面糊表面淋上芝麻酱。过去的面茶一般是作为果腹的点心来吃。吃的时候讲究用嘴沿碗沿吸溜，将面糊和芝麻酱一起吃到嘴里，不用勺不用筷。
我推车往胡同里走，心里并不冷静。
汪亮不知道，我有很长时间没见过戴戴了，估摸着有两个月还多。
前段时间，天还没开始热的时候，戴戴总是来找我，跟我聊过去的案子。
我大概讲了一些，她又要笔记来看，说编辑天天催稿，自己脑子都枯了。
那阵子，她的侦探小说确实很火，北京、上海、天津的报上都在刊登，还有书店要给她出单行册。
但我还是拒绝给她看笔记。这是我的原则。
当事人的经历和感受，只有冷暖自知，没有感同身受。我不希望发出来任人评说。有些发在报上的，我也只选择公共性的事件。
我跟她说，要编故事，你可以随意幻想。
戴戴生气，说我矫情，不知好歹。我们吵了一架，应该是认识以来最严重的一回。
她消失前，最后一句话是：“不用你那些破事儿，我也能写得好，写得真！”
现在两个月过去，一件血衣摆在眼前，我指望这是虚惊一场。
我用备用钥匙打开戴戴的院门，家里平常如故。
院里的月季开着，花枝才修剪没多久，书房里乱糟糟，桌上堆着稿纸、摊开的书、没整理的笔记。
我没开灯，坐着等到夜里三点半。戴戴没回来。
1914年督办京都市政公所成立，规划开发北京香厂新市区。新市区设施中含新世界，城南游艺园，东方饭店等，使该区成一时之盛。
城南游艺园在珠市口西南的新市区，就在新世界附近。这里一水儿西洋景儿，西洋商场，西洋饭店，十字路口还立着交通岗楼。
京剧场算是城南游艺园里规模大的，早先很多有名的坤伶在这儿唱过戏。
不过现在萧条下来，人气不比当初。剧场里连个人影都没有，戏班已经完全处于停业状态。门口的水牌子上，还贴着孟秋的名字。
剧场经理看见我，以为是哪个戏班班主要租场子，赶忙把我让进办公室，又沏茶又递烟卷。
我说明来意，打听孟秋和林小青。
经理脸色沉了下来，不由分说把我往外推，嘴里还不干不净地问候着孟秋和林小青。
“那个孟秋就不是个东西，男的女的一起嫖，不去做头牌真是可惜了了——”
办公室的门被重重地摔上。我敲敲门，里头又骂了一声。
我沿着走廊往外走，碰见个十五六岁的半大小子，光着脑袋。我经过时，他小声说，孟秋姐不是经理说的那样。
他叫小伍子，是上一任班主的干儿子。
在戏班里，谁有能耐谁才能混上饭吃。小伍子虽是班主的干儿子，但前两年倒仓变嗓，喉咙废了，上不了台，只能打杂跑龙套，不怎么遭人待见。
只有孟秋对小伍子关照有加，常找他聊聊天，说说唱戏的事儿，让小伍子帮忙买买东西，借机会给他几个零花钱。
小伍子很喜欢孟秋，觉得有个大姐姐照顾自己，挺好。因为经理总说孟秋不好的事儿，他还顶撞过经理。
不过，班子里确实传言说是孟秋还有个“相好的”，经常通信。
“但我知道，孟秋喜欢的是林小姐——我也不太懂。”
小伍子说，因为信的事儿，没少让小林姐吃醋，每次一见到自己和孟秋在一块聊天，小林姐就总是阴阳怪气地数落。
“小伍子是不是跟你那个相好长得像啊，你这么待见他。”小伍子装模作样学着林小姐说话。
我问小伍子，孟秋和林小姐吵过架吗。
小伍子摇摇头，茫然地看着地上，过了一会儿又点头，“出事前大概半个月，她们确实吵过一次，很厉害，我听见了，好像就因为那相好的。”
有一回孟秋看信，正巧让林小青撞见了，俩人大吵了一架，“小林姐为了气孟秋姐，把信拿来点烟了，我还留着这封信的信封呢。”
小伍子拿出一个折得皱巴巴的牛皮纸信封，上面只写着一个“秋”字，“禾”字边的一竖划出个明显的勾来。
从太爷爷留下的资料中找到的带秋字的信封。
我问他信是怎么送来的。
他说就在游艺园附近，有个瘦高个男人坐洋车到了门口，让把信交给孟秋姐，还给了几个铜板。
我说我把信封留下，小伍子点点头。他小声问我，孟秋姐是坏女人吗？
我想了想说，不是。
从城南游艺园出来，已经过了晌午，天正热。
抱着侥幸心理，我又去了一趟戴戴家，还是没人。
骑车去警察厅找到汪亮，他托学医的同学打听到了消息，戴戴应该被隔离在传染病医院。
“还有一个坏消息，有人匿名向警方提供线索，提到案发时自己在附近看到戴戴在现场，外五区的警察已经开始在找戴戴了。”
北洋政府将清末在京师内外城划分的二十三个分区裁并为二十区，各区设置警察署，以署长为主官。当时匿名举报是查不到举报人的。
我点了一支烟，使劲抽了两口，这才发现一早到现在没喝水，嗓子直冒烟。拉着汪亮到路边茶摊，一口气喝了几碗茶。
我问汪亮，找到办法进到传染病院了吗。
汪亮说，这种地方，进去容易，出来难。你只要说自己得病了就能进去，啥时候出来就得听人家的了。
“你要真是想进去，我就跟我同学知会一声，好有个照应。对了，戴戴在里面登记的名字叫樊锦慕——樊梨花的樊，锦绣的锦，羡慕的慕。”
我边听着汪亮说话，边准备起身找老板结账。
他说完，我停顿了一下，问他，“樊锦慕？这什么破名字——是烦我的意思吗？”
天坛的几个大门已经有专门的巡警守卫，为隔离疫区警察厅都出动了。
我捂着肚子走向岗亭，假装肚子疼得直不起腰。岗亭的人见到我都躲，一个穿着汗摊儿的人，撒丫子往里跑。
汗摊儿是一种内衣。制作时只将一块布中间挖一个套头的圆孔，布块的两侧缀上布带儿。穿的时候先把布块通过套头圆孔套在身上，再将两侧的布带系好。
不一会儿，几个一身白衣的医护人员跑了出来，从头到脚包裹的严严实实，这么热的天，看着都透不过气。
我被带进传染病院，医生问我什么症状，我把我知道的霍乱症状一气儿说了个遍。
医生表情复杂，上下左右瞅着我，说你身体不错啊，病那么厉害还能走路，懂得还挺多，知道来医院。
护士准备抽血，给我做化验，我怕露馅，直接从床上滚到地下，连滚带爬，就诊室里乱作一团。
医生护士连忙把我扶到床上，其中一个大夫叫护士去拿生理盐水给我补液，又叫另一个护士去拿喂服的药物。
趁着一团乱，我拿了一卷纱布和一些吸水药棉，用这些可以做成简易口罩，这是我在哈尔滨跟伍连德学的。
1910年东北爆发肺鼠疫。获得剑桥医学博士的马来西亚华侨伍连德被清廷任命为防疫总医官。为了防止飞沫传染，他专门设计了一种双层纱布口罩，用于隔离病患，后来被称作“伍氏口罩”。
很快我就被送到单间特护病房，吃了药，输上了生理盐水。护士也忘了给我抽血化验的事儿。
门吱的一声被推开，刚才那个发号施令的大夫闪身进了屋。我赶紧捂着肚子哎呦。
“行了行了，我是汪亮的同学，他说了你没病，只是不放心你的妻子，想进来看看，就想了这么一招。”
我停下动作，一时没琢磨过来，头一回听人说我有“妻子”。
我只好茫然地点点头，接着就问他“樊锦慕”的情况。
大夫说，她情况比较稳定，应该很快就能出院，“我让护士去叫她了，她一会儿就过来。”
大夫看了看我手里的纱布和药棉，从兜里掏出一副新的口罩，扔在床上。
大夫临走，好像想起什么，转过身对我说，“原则上你这种情况，我们是决不允许出现的，但是这兵荒马乱的，能有你们这样的痴情夫妻，也是好造化。”
说完他咧嘴一笑。我很好奇，汪亮到底怎么给他编的故事。
没过多久，一个小护士带着戴戴，进到我病房，小护士知趣地带上门出去了。
戴戴穿着灰色的病号服，除了脸色看起来有些泛黄，精神头还挺足的。不过，左胳膊上缠着条绷带。
戴戴见到我，已经没有了当初吵架时的怨气，不过还是有些吃惊，不知道我是怎么找过来的。
我把这两天的事儿告诉了她，天坛女尸，孟秋和林小青，她落在现场的那件衣服。
她慢慢点着头，说我确实在现场。然后定了定神，给我讲到底发生了什么。
民国时期天坛外围植有两圈树林，市民常于早晚在那里游艺散步。
戴戴那天去天坛，是为了去见一个笔友。
自从她的小说火了以后，就经常有读者给她写信。
除了吹捧，还有很多写作爱好者，在信里讨论小说里的人物，细节，交流读书体会心得。
这些读者里，有一个挺特别，似乎非常痴迷戴戴的小说。他的信是从上海寄来的，署名叫“阿良”。
他的信经常写得很长，几乎把戴戴小说里的人物情节，分析个遍。
开始戴戴也吓一跳，没想到自己写的东西，会这么被人重视。
通信几次后，戴戴才知道，这个阿良也想写小说，奈何学艺不精，写不出来。
后来，戴戴就在信里给他传授点写作技巧，鼓励他多去体验生活，多阅读啥的。
我问戴戴，你都教他什么了。
戴戴说还能教什么，我只能讲讲自己的经验，告诉他没事儿多琢磨，要有想象力，可以写写日记，把自己见到听到的事儿记录下来。
“我说，记下了也不算完，要把真实经验化用到小说里，要不就成记者了，只知道记录，缺乏想象力。”
戴戴说着瞪我一眼。
我笑了一声，让她接着讲。
后来又一次，阿良在信里说，自己找到了青梅竹马的女孩，就在北京，他要来北京了。
阿良来北京的这段时间，并没有和戴戴通信，一晃得有个把月，戴戴才又收到他的信。
信里面能看出来，他心情非常差，说青梅竹马的女孩有了新情人，把他给甩了。
戴戴也只好在信里安慰他。他倒是很有魄力，跟戴戴说，今后他要专心学习写作，等他当上了名作家，再去找这个女孩。
那段时间，上海的编辑一遍遍催稿，戴戴忙的焦头烂额。阿良也没再来信。
民国时期出版业发达，文化新潮的上海是侦探小说的前沿阵地。图为当时上海刊登侦探小说的杂志。
我问戴戴，这人写的信里，还有什么特别的印象吗？
戴戴想了想，说有。
他后来有给戴戴发过来几篇自己写的样稿，都是一段一段的，不是完整故事。
“我这边一堆事儿，也就没怎么细看。不过，他写得很奇怪，似乎脑子里很乱。”
出事儿前几天，戴戴又收到他一封信——这封不一样，是从北京本地发出的，但戴戴记不得具体发信地点。
信的内容很简单，就是求戴戴帮忙。
阿良说，他还是忍不住联系了女孩，想挽回他们的感情。女孩最爱看小说，也是戴戴的书迷，把戴戴当做偶像看。
他已经约了女孩晚上在天坛见面，希望戴戴能和他一起见女孩，帮忙讲个和。
这封信文辞恳切，对戴戴极尽夸赞溢美之词，把戴戴看得云里雾里。
“我也没多想，就答应他了，毕竟也算笔友了，见个面而已。”
我笑了，说这种事儿你也答应？大晚上约女孩到天坛，要你去不多事儿吗？
说完我摘了口罩点烟，戴戴一把夺走，又把口罩给我挂上了。
她说我是糊涂，但人不都爱听好听的吗，你看信里人家夸我夸得多狠，我不去不显得咱不懂的交情吗。
我说，这事儿我差不多弄明白了，可能是个套儿——先别问，接着讲完。
戴戴继续讲。
事发当天，政府还没开始组织隔离。傍晚，戴戴到天坛的时候，刚过七点半，天还大亮着。
阿良在信里跟她约的是九点。
戴戴到早了，就一边琢磨着稿子，一边往圆丘溜达。
圜丘（yuán qiū），是古代帝王用于举行祭天仪式的场所。图为民国时期北京天坛的圜丘。
等到了圆丘边上，天就不像刚才那么亮了，看表也快八点了，就往约定的方向走。
“走着走着，我越琢磨越不对，四周也没见个人影。”戴戴说，想稿子想得脑子活泛起来，就开始察觉这“约会”有点怪。
于是，她就往回走。还没走出几步，听见有人哼唧，不是喊，就是哼唧。
听声音，像是从道边树林里传出来的。
戴戴顺着声找过去，天还没完全黑，还有点亮光。
就看见不远的地方，有俩女人躺在地上。
她装着胆子走近了看，其中一个已经断了气，还有一个，手腕上插着一把攮子，已经扎透了。身下流了一地的血。
攮子（nǎng zǐ）即短的尖刀。
戴戴吓懵了，怔了一会儿，不知道该咋办，就先脱下外衣，想要给那女人扎个绷带止血。
这女人流血太多，呼吸越来越弱，眼睛里一点点地没神了。戴戴想把她拖走，又拖不动。
她嘴唇微动，戴戴凑过去听，她说，“跑吧，快，有人——杀。”女人没说完，死了。
天也黑下来了，四周暗黑无光。
在树林里，有沙沙的响动，仔细听，是风吹过树林的声音。有一串极其细微的踱步声，由远及近。
“我慌了，在林子里，啥都看不清，就冲着西边使劲跑。大衣就落在那儿了。”
刚跑没两步，戴戴撞上一个人。那人长得高瘦，穿着黑西装，戴了顶礼帽。
戴戴打了个趔趄，差点倒在地上。
脑子里一闪念，觉得这人就是那个杀人的。
戴戴还在发愣，就觉得手臂上一疼，被什么东西划了个口子。
那人扑上来，戴戴想跑，被他抱住了腿，连蹬带踹才好不容易摆脱。
她也不知道朝哪个方向，看到有亮光，就奔着过去了。那人没有追上来，许是天黑，他追错方向了。
戴戴跑到了光亮处，发现是这间传染病院。她琢磨，现在跑出去可能还有危险，干脆先躲一夜天亮再说。
没成想当天晚上天坛就给隔离了。
戴戴讲完，催我说怎么想的。
我琢磨了一会儿，只听你说，我会认为这个叫阿良的是跟人合谋要对你下手，毕竟你算是个名人，抢劫绑架都说得过去。
“但现场死了俩女的，可能就真是场情杀，刚才我也说了两个死者的情况，——不过，他为什么要约你过去呢？”
我问戴戴，那个阿良寄的信都还在吗。
戴戴告诉我，都留在家里，一进门有个连三案子，靠右手边的抽屉里。
离开医院时，天已经黑了。我嘱咐戴戴，好好在里面治病，治治耳根子软的毛病。
出了医院，我骑车直奔戴戴家，摸黑进了胡同。
掏钥匙开锁，我迟疑了一下，发现门锁虚挂在锁环上。
我轻推开门，回身把门闩上，径直走进正房屋，拧开了八仙桌上的台灯。
屋子里表面上看起来挺整齐，但显然有翻动过的痕迹。桌面上积下的一层灰有几道轻微的痕迹，书和稿子都被挪动过。
戴戴说的连三案子，正对着房门，案子上的抽屉都挂着锁。拉开抽屉，里面已经空了。
连三案子，一种明清民国常用的储物柜橱。图为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明代黄花梨连三案子。
我关灯锁门，骑车去了城南游艺园。
京剧场门口孟秋的广告已经撤换了，我闯进京剧场，戏班子正在搭台，似乎是恢复了演出。
我绕到后台，找到小伍子，让他再想想，关于那天给他信的男人，还有没有什么遗漏的没说。
小伍子有点懵，挠半天头想不起什么，问我是孟秋姐的死有什么发现吗？
我拉他到剧场外头，说那个人很关键，随便想起什么都可以——你孟秋姐可能是被他害死的。
小伍子眼看要哭，突然拉起我就往外走，“拉那人来的车夫我认识，他见天晚上在门口趴活儿。”
拐了三个路口，找到了车夫。车夫只给了一个信息，但很关键：那人是他从康华旅社接来的，就在东方饭店边上。
车夫要拉我过去，我说不用。
到了康华旅社，我撂下车冲进去，差点撞倒一个穿高跟鞋的女人，我连声赔着不是。
那女人没说什么，重新戴了一下帽子，拎着皮箱走了。旁边的男人倒是骂骂咧咧的，说差点弄脏了他的西装。
我没工夫跟他们纠缠，连鞠躬带作揖，算是应付过去了。
我跑到前台，对服务生谎称自己是警察厅的，要查个男性嫌疑犯，名字里有个“阿良”字。
服务生一脸疑惑，怕是觉得我不像警察厅的，但也没多问，拿出登记簿查了一遍，说没有。
我抢过登记簿，翻看入住登记的名字，确实没有。再仔细扫一遍，发现有个名字叫“艾良秋”——但登记的性别是女。
我看着那个“秋”字，很眼熟——“禾”字边的竖划了一个明显的勾。
我问这人住哪个房间。服务员说，这是个女客人。
我说别多管，就这个人，住哪？
服务生看了我一眼，说刚刚退房走，您刚才差点撞倒的那位就是。
民国时期城市里旅馆很多，政府要求旅馆登记住客身份信息，登记的本子一般叫“旅店循环薄”。
艾良秋没走远。我追上她后，她很快松了口，像是一下子轻松了。
到了警署，她从皮箱里拿出从戴戴家偷出的信，交给了警察。这些信，她竟然叠得整整齐齐。
她的样子有点神经质，说我是艾良秋，我就是阿良，也是秋。
警察简单审讯完，关押了一晚。第二天，我和汪亮到了警署，想当面再跟她聊聊。
她换了男装，黑西服套装，还系上了领结。一头短发往后梳过去，显得干净利落，只是两眼布满血丝，带着长期亢奋的疲倦。
坐下来后，她先跟我要支烟，慢慢抽完才开口。
下面是她的部分口供，为了分析她的作案动机，我抄录如下（删节了一些私密信息）：
我和孟秋从小就认识，一起念书一起玩。我俩同岁，今年都二十三。
我们都是庐州府人，对，现在叫合肥。
七八岁时，孟秋喜欢上唱戏，跟着戏班子玩票。我也跟着去，后来我们一起拜了师，我学武，练武旦，孟秋学文，演花旦。
也是从一起学戏起，我们就知道自己和别的女孩不一样。
我喜欢孟秋，你可能不明白，是男女的那种喜欢。
我觉得自己是个男孩，练武的时候和男孩在一起，我和他们没什么差别。只有孟秋理解我。她也知道，自己喜欢女孩。
十岁的时候，她家里还说要给她定亲，她不愿意，跟她爹吵了好多天。
她想离开合肥出去闯。她是真喜欢唱戏，想着自己有一天能成个角儿。
她知道我喜欢她，我也知道她喜欢我。但我们这样肯定没法在一起。她让我一起走，但我跟她不一样。
她想定了什么，就要去做。十四岁跟着戏班子走，跟家里讲都没讲，打个包袱就走了。
她爹气出场病来，找人立了字据，说再不认这个闺女。
我不敢走，父母身体不好，惹不得他们生气。现在想想，我其实是没她那股豁出去的劲儿。
她给我留了封信，说叫我等她。
她说人活着就得见世面，大城市有名角儿，不但唱戏的，还有唱歌的，都是有才华的人。
“角儿”是民国时期对拥有绝技，盛名的戏曲演员的尊称。图为民国第一角儿，被称为“伶界大王”的梅兰芳。
我很难过。觉得自己没出息，没骨气，什么都不敢。
小时候我俩一起过家家，她让我演她的丈夫。当时我想，俩人就这样待在老家，以后都不结婚，一起过日子，多好。
但人会变的。
可能我不是她说的那种“有才华的人”。我没什么追求，其实连唱戏也是跟着她，她喜欢干什么我就陪她着。
她走后一直没来信，说好会来信的。我也理解，戏班子到处跑，不稳定。
可时间久了，我就难过。她可能遇上了“有才华的人”，也不知道是男人还是女人，谁知道呢？人会变。
戏班子里有编戏词的小伙子，我知道他喜欢孟秋。说不定就是他拐走了孟秋，他有才华，能唱能写，还专为孟秋编过几段词儿。
难过归难过，我其实还在等她的消息。一直等了两年，家里开始找媒人给我说亲，我都推了，继续等。
我妈说我是疯子，我爹说我不要脸。我去过孟秋家打听，被他爹打了一顿，腿上现在还留着疤。
二十岁那年夏天，我爹妈染了恶病，全死了。
我当时难受得也想死，对不起父母啊——对不起孟秋，我也对不起自己。
发送了父母之后，我把自己关家里半个月，想不通，但也狠下了心。
我不能死，死了算什么！我得活着，我得找到孟秋。
瞒着本家的长辈，我变卖家产去了上海。
到了上海，凭着懂点戏，在电影公司做了场记。没事儿的时候，我就到处找戏班子打听，说不定她也在上海呢。
场记是电影拍摄当中负责记录镜头详细情况的人员。他们需要将：镜头号码、拍摄方法、镜头长度等都记录在案。图为1940年电影《火的洗礼》拍摄现场，左一手拿场记牌的就是场记。
后来，我看了几本小说，觉得小说好看，跟戏一样，但不用排不用演，一个人就能写，是有才华的人干的事儿。
我学着写了一点，把从前听过的故事写下来。
小说写得慢，我就学人写文章，想到什么就写下来，投给报馆。
唱戏？没再试过，我见到戏班子就想起孟秋，难受。当不了唱戏名角儿，我要是能发表文章，也能出大名。
戴女士不就是吗？我承认，我想成为她那样的女人。——那是后来的想法了。
刚开始写的时候，我还没看过戴女士的小说。
没有报馆看得上我。也发表过，只要很小的几块，跟广告登在一起，谁会看呢。
1921年5月20日 北京《晨报》的广告页。
就这样，写一阵子，放弃一阵子，稀里糊涂过了几年。倒是看的小说越来越多，我觉得自己真的喜欢上了小说。
是一年前，有个报馆编辑推荐我看戴女士的小说。他是《天才小说报》的，姓陈。
陈编辑写信说，我写的小说故事太老了，都是从前的事情。他让我看戴女士的小说，说那样的读者才喜欢。
他说，小说写得跟真的一样，读者看了才印象深刻。现在这些小说家，没有几个人能让他觉得满意，戴女士算是一个。
“你模仿模仿戴女士，少学那些一惊一乍的侦探小说。”他这样跟我说。
我知道是帮我，但心里不是滋味，不想被人作比较。但我还是买了份《侦探大世界》，看戴女士的小说。
只看了一篇，我就喜欢上了。从没想到过，一个女人，可以写出那么好的小说。
我到处找了很多报纸杂志，看她的小说，能找到都看了。她就是有才华的人，还是个女人。
后来我在杂志上看到戴女士的照片，就决定写信给她。
戴女士回信很热心，有问必答。通了几回信之后，我鼓起勇气向她请教怎么写小说。
但我还是没敢告诉她，我自己试着写过。我怕她说想看，觉得害臊。。
戴女士告诉我，她写作一半靠生活经验，一半靠想象。她认识警署和报社的朋友，见过一些事情。
她说的大概就是你吧。
那段时间，我又试着写了好多，但投稿还是都被退了回来。
今年年初，从一个戏班子那打听到了孟秋的消息，她在北京。我很激动，写小说的事也不管了，辞了工作来北京找她。
我想和她在一起，在哪里都可以。
可她确实变了。
第一天我就看出来，她喜欢那个林小青。她们在一块，眼神是不同的。
我理解那种眼神。
我去戏班子找她，她非带我出来，就是想避开林小青。她明知道我就住在附近，却不来找我。
有天晚上，她叫我出来，带我去六国饭店吃西餐。饭桌上一开口却先说北京不好找事做，怪我不该把上海的工作辞了。
六国饭店由英国人修建于1900年，主要为当时各国公使、官员及上层人士服务，成为当时军政要员的避难所。同时它还以正宗的西餐闻名。
我一夜没睡，在街上走了很久。北京夏天的晚上挺凉的。
回到旅馆，我突然就想写东西。我把我们俩的故事写了出来，一口气写到第二天中午，竟然写了几十页。
写完之后，我发现自己没那么难过了。
到了晚上，我假装这些东西是别人写的，读了一遍，觉得很满意。这辈子没有过这种感觉，我有点觉得自己也是有才华的人。
当时我想到戴女士，想把写下东西给她看。但最终没有，毕竟——写的是自己。
我没跟孟秋打招呼，买票回了上海。
到家后，我反复看那几十页东西，想找回那种感觉。试着写了几段想象的故事片段。
我给戴女士写了一封信，把这些片段给她看，还说了去北京的事——当然，在戴女士看来，我是阿良，一个崇拜她的小伙子。
其实，我很少认为自己是女人，我喜欢别人把我当男的。
戴女士回了信，似乎对我写的片段没什么感觉。她鼓励了我，但我看得出那是客套。
没关系，我不在乎，因为我开始觉得有了自信。我要做一名小说家，和戴女士一样。
或者说，我要比她更好。
（艾良秋停下来，脱下西装外套，松了松领结，又找我要支烟抽）
我白天写晚上写，基本不出门，写完了我和孟秋从小到大的故事。我写日记，写过去的任何回忆。
我总算明白了，我其实不是生孟秋的气，是气自己没才华，没能耐。
慢慢地，我又开始沮丧。因为这种写法都是碎片，我不知道该写什么人什么事。
我只会写亲眼见过的事——可能根本没有做小说家的天赋吧。
我学会了喝酒，每天晚上喝醉，有一次，我醉过去好几天，半夜突然醒来，想起了孟秋，还有那个林小青，好像看见了她们。
我睡不着，就拿起笔开始写，写我见到她们在后台亲密的样子。
第二天，我去了北京。
我要写孟秋和林小青，我偷偷看着她们，记下她们。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很开心。
（艾良秋忽然笑了起来，随后趴在桌上打起呵欠，像犯了酒瘾，说话声音越来越低）
我赶紧自己就像个侦探——对，戴女士小说里那种侦探——我监视她俩，看她们吃饭、唱戏、吵架、躲起来亲密。
我越写越顺利，但也越来越糊涂。
有时候感觉，不是我在记录她们的生活，而是她们按我写的那样去过每一天。
有天半夜，我翻开本子，读那些记录的东西，越读越愤怒，我觉得自己是个没能力的导演。
我在片场见过这种导演，让演员这样那样，总不满意，可其实是他们自己不会拍，不知道想要什么。
我脑子里冒出各种可怕的想法。
什么想法？——现在我都不记得了，只知道那种感觉，我一会儿觉得自己变成了孟秋，一会儿觉得自己是林小青。
我自己呢？不见了。
我每天看的想的都是她们！是她们把我绑架了，把我杀了！
（艾良秋突然发狂，扬起胳膊，拿手铐勒自己的脖子。汪亮叫来警卫按住了她。）
民国手铐。
午饭后，艾良秋主动要求继续讲。
我问她，是不是偷窥孟秋和林小青那段时间起了杀心。
她说不是，是因为一件意外的小事情。
有天她半夜醉得厉害，天不亮出门醒酒，不知怎么走到了牛街附近。
“我看见有人在路边宰羊。那只羊脖子上拉了个小口子，那人把手伸进去摸索，突然一拽，血一下子从小口子里泵出来，羊躺在地上抽搐，过了一会，不动了。”
她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脸上似笑非笑。她说，我就是那只羊，知道血慢慢流空是什么感觉。
那天酒醒后，她决定杀人，并在本子上写下详细的计划。
我问她，你想杀孟秋和林小青，为什么约戴女士去天坛。
她一愣，突然大笑，说计划里就有戴女士啊，她也得死——绑架了我的，抽空了我的人都要杀，是她们毁了我！
很快，她又冷静下来，发了一会呆，说：“越想要什么，就给什么绑架。我知道自己是愤怒，——有什么办法，是我自己无能，所以才会愤怒。”
艾良秋说，她窥探孟秋两人这么久，发现了她们的一个习惯，每个礼拜三的傍晚，都要去天坛“吊嗓子”。
那个时间天坛人少，她俩做什么都不会被人发现——艾良秋说着，喉咙里发出一阵凄凉的冷笑。
吊嗓子是戏曲演员的一种发声练习。演员通常在早晨吊嗓，练习时需要保持松弛的状态。图为戏曲家裘盛戎先生吊嗓子,右为琴师汪本贞先生。
艾良秋对北京不熟，但对天坛门清，每次孟秋他们来，她都会跟在后面，悄悄地躲在一棵古槐，或者侧柏后面，静静地看着。
这里是绝佳的地点和时间，人少、天渐黑，有树林遮挡。
案发头两天，艾良秋给戴戴写了一封信，约她九点在天坛见，请她帮自己挽回心爱的女孩。
孟秋和林小青和往常一样，到了天坛的树林。
两人缠绵悱恻忘情之时，艾良秋像一只捕鼠的猫，悄悄地靠近了猎物。
孟秋和林小青牵手站在树下小声说话。
艾良秋拔出匕首，从两人身后走过去，猛地扑在孟秋背上，双臂从孟秋的腋下穿过，手上一使劲，匕首扎进了孟秋的心脏。
她顺势把孟秋拽倒在地，血浆喷涌而出。
“我温柔地抱着她，和小时候一样。可是她连看都没看我，到死都抓着那*****的手。”
孟秋倒在在地上，哼了几声，蹬着腿。艾良秋说，她就像那只小羊。
林小青吓傻了，蹲下身呆呆地看着，张着嘴巴叫不出声音。
艾良秋走到林小青面前，不紧不慢地把她和孟秋握在一起的手掰开。
她拉住林小青的手腕，将匕首一点点扎了进去。
艾良秋练过武旦，手上有劲，林小青使劲挣扎也没用。匕首穿过手腕之后，又往上剌了二寸，割到了动脉。
血喷出来，林小青大叫一声，瘫坐在了地上，接着慢慢倒下，嘴里含混不清地说着什么。
艾良秋也坐在了地上，静静地看着林小青，脑袋里冒出各种情节。
“我看着她俩衣衫不整的样子，突然很生气很生气。她们看起来跟殉情一样……”
殉情就得有个殉情的样子，她打算把两人尸体拖到祈年殿的广场上，再把匕首留在现场。
第二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这对不要脸的女人殉情而死。
祈年殿始建于1420年，是天坛的主体建筑，以其三层圆形重檐闻名，是明清两代皇帝孟春祈谷之所。
艾良秋越说越激动，站起来走到我面前。我示意警卫别拦她，让她继续说。
“我突然开了窍，我根本不是在杀人——我是在创作！我的计划就是小说提纲，我把它实现了……”
她拖动两人尸体往东挪，觉得自己文思泉涌，脑袋要爆炸。
“我很紧张，但和动手之前的紧张不一样，我怕脑子里那些句子跑掉了，就小声念出来——”她坐下来，看着我，“我没疯，只是兴奋，她们在按我的小说生活。”
艾良秋，自己当时很清醒。她说，还特意看了下表，计划在戴戴到之前处理完，接下来再解决戴戴。
她反复强调，这是创作。按照自己的提纲，接下来就是戴戴。
戴戴提到去赴约，打乱了艾良秋的计划。她听到声音找过去，惊动了艾良秋。
艾良秋跑进树丛躲起来。她在暗中认出，来人是“戴女士”，突然觉得事情会败露，冲出去拦住了逃走的戴戴。
“我有点慌，计划乱了。”艾良秋说，“但也是好事，戴女士跑掉了，我有了新的主意。”
她看到戴戴落下的大衣，想到了新的情节：情杀。
她说，这正是戴女士曾在信里教过她的方法，设计犯罪故事时，凶手留下的线索就是侦查的开始。
她也确实不想再追戴戴，各种故事情节已经占据了她的脑子。她得赶紧回去写下来。
“我把匕首又扎回那*****的手腕上，就回了旅馆，写了三天三夜，不觉得渴，也不觉得饿。那感觉真的是快乐啊。”
之前记录孟秋两人生活的内容，和她写的自己和孟秋的往事，都变成了写作素材。
故事里有两个热恋的戏子，一个嫉妒的小说家。小说家因爱生恨杀了两名戏子。一场三个女人的情感悲剧。
写完故事，艾良秋陷入了彻底的平静，没有焦躁，没有愤怒，也没有嫉妒。
她把草稿用方格纸认真誊写了一遍，寄给了《天才小说报》的陈编辑。
之后，她按照之前戴戴信里留的地址，趁夜潜入偷走了所有的通信。然后又写了封匿名信递给警署，说在案发现场附近看见过“著名小说家戴女士”。
她说，我找回了我自己，
“我就要重生，我是小说家艾良秋。”
民国老方格稿纸。
艾良秋真的重生了，作为一名小说家。
《天才小说报》发表了她的小说，长达三万多字，突破了报纸一贯刊登小说的长度。
小说的名字叫《彷徨之刃》，作者署名“爱秋”。
那名陈编辑在小说后写了编后记，极力赞赏作者的文笔，称自己做小说编辑多年，一直在寻找这样的新作家。
陈编辑，认为新小说不该陈旧老套写传统故事，也不该有无病呻吟的抒情，“质朴的写实美”才是小说的至高境界。
小说发表后，很多杂志都转载，引起评论家的争议，一派极力赞赏创新写法，另一派抨击小说行文庸俗。
金木保存了当时刊登评论的报纸。
另有报纸将“爱秋”和戴戴做比较，并公开邀请戴戴评论《彷徨之刃》。
这些沸沸扬扬的事情，艾良秋都不知道。小说发表之后一个星期她在在北京被枪决。
临行前一天，我托人送了一份刊发她小说的《天才小说报》，不知她见到没有。
至于戴戴，从传染病院出院后，就一直发低烧。我担心她并未痊愈，找汪亮带医生来检查。
医生说，没啥大碍，怕是心病，得好好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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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木后来的笔记中写道，他和汪亮跟艾良秋聊天的时候，意识到她的精神状况已经有些失常。
我查资料发现，当时北洋政府的刑法是《暂行新刑律》，大框架沿用了清末的《新刑律》。
其中有规定说“凡精神病人之行为不为罪”，另有补充“于酗酒及精神病间断时之行为，不适用之”。
根据金木的记录，艾良秋应该没有进行司法精神鉴定，或许是条件不允许，也或许是程序不规范。
她是否在犯罪时精神失常，已经无从得知了。
她被枪决后的一个月，金木记下了一件事：《彷徨之刃》出了单行册，销路极好。因为有报纸曝光，作者因杀人入狱，且作案环节与小说内容雷同。
后来，有小报记者故意犯法入狱，希望调查出更多艾良秋的资料。他曾工作过的电影公司，还发布消息说要根据小说拍电影。
最令金木“惊诧”的是，有新闻爆料，说“杀人作家爱秋”曾师从戴戴，学习写作技巧——那些信件早已由警署归档封存，不知道消息从何传出。
本是一场悲剧，这些事的发生又多了荒诞的讽刺。
我想不明白，艾良秋是太渴望写作而杀人，还是因杀人而成就了写作？可能在她眼中，现实与小说的次元壁已破裂，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人是复杂的，社会是浮动的，善恶是灰度的。
这次的后记，不做更多评述，我想邀请你留言说说，你如何理解这个“人”？
世界从未如此神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