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往事（372）

炮火中的乌克兰，一个中国男人决定为爱留下

Original 在人间 在人间living 2022-02-27 07:38

 

撰文 | 燕青   编辑 | 何满

出品｜凤凰网在人间工作室

 

 

 

2022年2月24日清晨5点，乌克兰东北部哈尔科夫市，人们听到了巨大的爆炸声，战争打响了。

 

一小时后，市中心一间仅30平方米的混凝土地下室里，蜷缩着12名男女老少。

 

他们来自5个乌克兰家庭，住在同一片中产聚集的别墅社区。他们都曾经营着自己的生意，有食物贸易商、汽修商、工厂老板。就在前一天，他们还沐浴着阳光，享受着有泳池、庭院的富裕生活，此刻，却不得不躲藏进附近唯一有地下室的房子里。

 

这个拥挤的空间内看起来乱糟糟的——人们穿着厚衣服，坐在床垫上，盖着皱巴巴的毯子，一边放着刚打开的行李箱，四壁的黑色架子上零散摆着一些食物包装袋、清洁剂和背包——距离哈尔科夫第一声爆炸声响起，已经过去了1小时，地下室里弥漫着焦虑、困惑的情绪，炮火声摇晃着每个人的神经，他们坐在地上、椅子上，目不转睛看着手机里传来的新消息。

 

39岁的中国河北承德人梅爱偲拿着手机记录下这一刻，他已经在乌克兰哈尔科夫市生活和工作了21年。他和27岁的乌克兰妻子达莎、7岁的女儿艾丽莎是这个地下室家庭中的五分之一。

 

达莎正和女儿一同坐在地下室一角的床垫上，面露难色，战争正在逼迫这个跨国婚姻家庭做出抉择。

 

持有中国护照的梅爱偲，不久后能够通过撤侨包机返回中国，艾丽莎或许能够通过紧急办理中国旅行证和父亲一起回国，但达莎无论怎样都满足不了目前公布的撤侨条件。

 

如果选择撤离，这个三口之家必然面临离散之痛。但如果选择举家留下，他们毫无疑问都将面临巨大的人身安全风险。

 

 

 

 

俄乌战争形势并不明朗。至少对于梅爱偲和达莎这样的普通人而言，根本无法预测战争究竟何时终止。如果梅爱偲选择撤离，那么接下来达莎与他不知将会分离多久。

 

梅爱偲舍不得，“怎么能丢下自己的老婆呢？”

 

达莎和他在一起度过了十年的快乐生活，还生下了混血女儿艾丽莎。她比梅爱偲小12岁，两人结婚时，达莎刚满18岁。那天她手捧最喜欢的蝴蝶兰，和梅爱偲一起去婚姻登记处正式登记成为夫妻。

 

■ 2017年，达莎练完歌后，梅爱偲陪妻子走在哈尔科夫街头。摄影/冯中豪

 

梅爱偲2001年高考失利后，决定和朋友一起来到乌克兰留学。他在乌克兰哈尔科夫工艺美院学习三维动画设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形容自己的生活是“昏天暗地”的，打工挣钱，对未来没有具体的设想。直到遇到达莎，才让他重燃奋斗的动力。比起梅爱偲近乎“学渣”的成绩，达莎堪称“学霸”。她在一所音乐学院学习声乐，一直是班长，考试经常满分。在梅爱偲眼中，达莎是一个让自己变得更好的另一半。

 

刚认识达莎那天，她有一个哈尔科夫市健美冠军男朋友，他们来找梅爱偲拍摄人像照片。那时，梅爱偲只是觉得金发碧眼的达莎漂亮、高挑，与男友般配，没有非分之想。但为了让身高173厘米的自己看起来更健康，梅爱偲默默开始健身。此后，他和达莎之间也一直保持着普通朋友间的距离，偶尔聊天、拍摄。直到有一天，达莎主动约他看电影，梅爱偲才大着胆子向她表明爱意。达莎很高兴，搂着梅爱偲说，一直在等着他表白。事实上，她在初遇梅爱偲的那天，就已经和健美冠军分手了。他们顺理成章在一起了。

 

恋爱、结婚后一年，达莎生下女儿艾丽莎。生产那天，乌克兰医生让梅爱偲脱光上衣在病床上躺好，紧接着医生抱着刚出生的女儿，放到他的胸脯上。这是乌克兰的习俗，新生婴儿要贴肤感受父亲的体温。刚出生的艾丽莎身长53厘米，体重6斤整。梅爱偲激动得说不出半句俄语，对着大家傻乐。他带着相机在医院住了四天，除了学习换尿布、哄睡觉等带娃技巧，就是一个劲给女儿拍照。

 

 

这是他一直盼望出生的孩子，他在论坛帖子里写道：“我们太高兴了，我终于要穿上小棉袄了。”在这之前，他已经为达莎拍下数不清的孕期照片，为这个孩子的出生做好了一切准备，孩子的小床、玩具、衣服、尿布。

 

乌克兰人有一句谚语，说的是一个男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三件事是“生个孩子，盖栋房子，和种棵树”。

 

女儿出生那一年，梅爱偲为这个家准备的“爱巢”筑成了。两年前，他花了约60万元人民币买下一块占地面积约3000平方米的地，又用约50万元盖起了别墅、装修房子。房子地处哈尔科夫市中心，所在的社区内住着乌克兰中产家庭，他们大多都经营着自己的生意，有不错的收入。

 

■ 2012年，梅爱偲花60万人民币在哈尔科夫市区买了块3000平米的地，盖了一栋带院子的二层别墅，面积达2000平米。摄影/冯中豪

 

这是幢令人羡慕的大房子。两层别墅，带花园，泳池、车库、儿童游乐设施、烧烤场地、健身房一应俱全。这所房子的一砖一瓦，从土建到软装，皆由梅爱偲亲自操刀。“商品房会更成熟完美，但自己动手的乐趣和经验是金钱买不到的。家里的每个角落都有我的心血，每个细节我都心知肚明。”他在博客中记录了自己动手设计的全过程：

 

“进了大门就是这个衣柜，衣柜上的雕刻把手算是我心爱之作吧。家具和五金件在市场上对比了好久，最后大部分都选了意大利、德国的产品。”

 

“进门左边是客厅，50平米，做了两种设计，左边是直接打通到房顶，层高6米，右面放置钢琴，做妻子和女儿的表演台。左上角是防盗警报，每个房间都有，房子附近有保安守护，收到警报，3分钟持枪赶到现场。”

 

“老婆很喜欢这个壁炉，晚上把它打开，可以感受冬天烤火的感觉。深夜打开壁灯，搂着老婆，抱着女儿，坐在壁炉边上，教女儿看图识字，想想就是幸福的感觉。”

 

过去的8年，梅爱偲关于家的所有美好回忆几乎都藏在了这所房子里的各个角落。夏天，妻女在厨房一起做俄式凉汤的样子，冬天下雪时，在院子里玩雪的样子，达莎在院子里边烤肉边唱歌的样子，一打开门收到梅爱偲玫瑰花的样子，艾丽莎在家过圣诞节遇到圣诞老人时的样子，在沙发上枕着抱枕写作业的样子……

 

不过，这所房子唯独没有地下室。在2022年2月24日之前，梅爱偲和妻子从没想过，地下室会是性命攸关的避难所，也没想过有一天他们会因为没有地下室，逃离自己的家。“谁也不能保证交战的时候，炮弹能够避开我们平民的房子。如果有炮弹击中我家，房子塌了事小，人的性命要紧。”梅爱偲说道。

 

2月24日凌晨5点，夫妻两人在睡梦中被巨大的爆炸声惊醒。他们坐起身来面面相觑了几秒后，慌忙翻下床。幸好社区里的一位乌克兰邻居，通过社交软件招呼周边五家住户，一起来自家地下室避难，梅爱偲一家是其中之一。他根本无法顾及这所曾经被达莎称为“梦幻之家”的居所，他着急慌忙地拉着妻女、毯子、食物、水、护照来到邻居家的地下室。

 

当天，梅爱偲在微博和抖音账号上发布了一条转自乌克兰官方的消息，俄军即将对哈尔科夫基辅区和莫斯科区进行空袭，主要针对市中心普希金地铁站沿线和大学生地铁站沿线。“华人尽快找地下室和防空洞躲避。”他在视频上写道。

 

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发布撤侨通知，中国将安排分批包机接返在乌人员，自愿乘坐包机回国的人员需要持有中国护照或旅行证（含香港特区护照、澳门特区护照、台胞证，无护照人员须持有国内身份证），登记时间截止至当地时间2月27日晚12点。

 

在那之后，梅爱偲和达莎开始为这个家的未来担心。“真是希望撤侨的时候能够带上我们一家人。”梅爱偲说道。

 

事实上，像梅爱偲这样的中乌跨国婚姻家庭并不在少数。据《乌克兰-中国》杂志引用乌克兰官方统计院数据显示，2002年有10000名乌克兰人选择与外国人登记结婚，其中28人选择与中国人登记结婚，到2018年，有14000名乌克兰人与外国人登记结婚，其中超过90人选择与中国人登记结婚。按照公布的数据推断增长速度，2002～2021年至少有超过1000个中乌跨国婚姻家庭诞生。

 

“中国大使馆公布在乌中国公民约有6000人，算上跨国婚姻家属，需要撤离的人员很可能有1万人。”梅爱偲表示，在他所在的中乌跨国婚姻家庭群里，大家都在讨论究竟怎样能把自己的妻儿一同带回国内。

 

乌克兰华侨华人协会副会长杜少甫也遇到了撤侨问题，他的妻子是乌克兰人，育有一儿一女。

 

“规定有护照才能走，有签证也不行。现在面临的选择就是，我只能带孩子走。”杜少甫的儿子跟随父亲的护照，女儿拥有中国旅行证。他思来想去，既然妻子无法和他一起撤离，那么他就留在乌克兰，和家里人在一起，但妻子还是希望他能把孩子带走，“能走几个是几个”。

 

杜少甫打电话给中国领事，询问孩子是否能够一起撤离乌克兰，对方回答说“可以”。

 

2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发布通告，将为中国公民远程办理旅行证提供应急支持。这则通告中写道：“如果是为未成年人办理，未成年人即为申请人，须一并提供申请人和监护人（父母一方或双方）一同出镜的视频。同时，因身份证件的严肃性，请务必确保未成年人出生日期、中文姓名及其汉语拼音标注正确且与出生证相符。”

 

“只能给孩子办，妻子也走不了”，梅爱偲解释上述通告，“在这个特殊时期，跨国婚姻家庭里，很多中国人都会选择陪伴乌克兰家人，希望能在一起渡过难关。”

 

 

 

 

战争打响的第2天上午，地面传来的枪炮声、爆炸声不绝于耳，地下室内梅爱偲的妻子达莎沉默不语，就算她能够随丈夫一同撤离乌克兰，可她的家人们和她依然面临着分离。

 

她难过得吃不下饭。和大多数当地人一样，直到爆炸声响的那一刻前，她都不太相信有一天俄罗斯军队真地会跨过乌克兰国境。

 

达莎的身体里流着俄罗斯人的血液。她的父亲（梅爱偲的岳父）是一名俄裔乌克兰人。他在前苏联解体之前，因工作来到乌克兰，和许多在此扎根的俄罗斯人一样，他在这里建立自己的家庭，并在苏联解体后拿到了乌克兰护照。

 

岳父一家和梅爱偲夫妇联系紧密。他经常来找梅爱偲打乒乓球。婚前，他曾和梅爱偲打赌，如果自己打乒乓输了，就把女儿嫁给梅爱偲。如今岳父还是经常输球，梅爱偲笑称，他已经没有女儿能做“抵押”了。

 

乌克兰人认为，三八妇女节是个重要的节日，恰巧那天还是岳父的生日。有一年他们举家开车去郊外的俄式桑拿庆祝。家人们趁着桑拿后的体温极速升高，快速冲进桑拿房对面的冰窟窿里。岳父浑身上下都散发着热气，躺在雪地里高兴地笑。

 

 

 

梅爱偲婚后不久，达莎亲姐姐的孩子索菲亚一周岁生日，家庭成员盛装出席生日宴。梅爱偲和达莎送给索菲亚一个雪橇作为生日礼物，岳父岳母高兴地抱着她和所有的亲人照下了生日合照。

 

在乌克兰，每个家庭过圣诞节时都会置办一棵圣诞树。新年12点，全家都会聚集到圣诞树下，一起交换礼物。这是达莎一年之中最期待的一天，她每年都会亲手把自己攒钱准备好的礼物亲手送给父母亲。过节的气氛热闹极了，快乐很容易就能感染所有人，大家围在一起开香槟、逛街市、唱歌、跳舞。有一年，梅爱偲的父母来乌克兰一起过圣诞节，平时不苟言笑的梅爸爸，快乐得在大家面前和梅妈妈接吻。“这是我从小到大都没见过的。”梅爱偲说。

 

■ 2016年夏天，梅爱偲的父母到乌克兰，梅爱偲的岳父特地为一家人烹制了一顿特色烤肉。

 

 

圣诞树下的人们都是梅爱偲夫妇的家人，他们的相聚、欢笑却在战争打响后戛然而止。他们之中，没人能理解，为什么交融甚深的两国人民会闹到今天这种地步。

 

“俄罗斯人去乌克兰，或者乌克兰人去俄罗斯，都不要什么证件。乌克兰和俄罗斯普通人民其实关系很紧密，不分彼此，所以这次战争大家都没有想到。”梅爱偲说，那些在他周围生活和工作中的当地人们，早就模糊了俄罗斯、乌克兰国籍的概念，流动和往来频繁。他们的样貌别无二致，不仅在同一片街区买菜，在同一个办公室讨论工作，还早早建立了像梅爱偲一样的家庭，繁衍后代。

 

在种族上，乌克兰人、俄罗斯人同属古罗斯部族支系。在国家层面，乌克兰曾属于前苏联。从语言的角度来看，俄语同样是乌克兰境内的通用语言。从人口比例来看，乌克兰官方数据统计显示，2011年全乌境内有约两万名俄裔，占乌克兰总人口的50%。在哈尔科夫，有29.7%的俄裔人口。

 

“其实，我的岳父骨子里还觉得自己是个俄罗斯人。”梅爱偲说，2014年乌克兰发生内乱，俄罗斯士兵真枪荷弹在乌克兰街头站岗，不少乌克兰姑娘跑去和士兵合影，民众甚至跑到俄军驻扎基地遛狗、找士兵聊天，“当时岳父就说要是俄罗斯军队来了，就请到家里来做客，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达莎的父亲目前在乌克兰境内的一所核电站工作，是一名工程师，平时和妻子居住在核电站边的社区中。资料显示，乌克兰境内拥有四座核电站，扎巴罗热核电站、罗夫诺核电站、赫梅利尼茨基核电站、切尔诺贝利核电站。2月25日上午，达莎收到父亲的消息，他工作的核电站已被俄罗斯军队占领。

 

“达莎很担心，她已经两天没有吃饭了。岳父说他们两口不敢出门，只能待在家里等待进一步的通知。”梅爱偲现在希望所有核电站都不要发生袭击事件，不然“大家都要完蛋”。

 

 

 

 

从2001年梅爱偲踏足乌克兰算起，他已经在这片土地上打拼了21年。

 

梅爱偲是中国工薪家庭出身，他从小不爱学习，高考失利后，跟着朋友来到学费低廉的乌克兰前首都哈尔科夫留学，学习三维动画设计。这座城市的面积约为北京的三分之一，是乌克兰的第二大城市，也是整个国家的教育和重工业中心。

 

虽然在国内上过俄语补习班，但在起初的一年学习生活里，梅爱偲还是听不懂这里的生活用语，就连理发都不能给理发师正确的需求说明。考上哈尔科夫工艺美院后，通过乒乓球这项运动，和不少同学熟络，口语才变得越来越好。

 

在上学期间，他在女友的带动之下，开始自学动画和室内设计，很快他前往一家游戏公司勤工俭学，每月拿500美金工资。乌克兰上班节奏很慢，所有人都不加班，每人每年有两周年假。到了假期，大部分乌克兰人都会选择去海边度假，找不到人。因此乌克兰老板偏爱中国员工，这些黄皮肤的人工作效率高、态度认真。虽然他得到了老板的青睐，但一年后，这家游戏公司还是倒闭了。

 

他用打工攒下的钱，和三个中国朋友合伙开了一家中餐馆。好景不长，随着三个中国人陆续回国，中餐馆经营不善，倒闭了。紧接着他连续创业，他向认识的一些乌克兰朋友那里找到了伙计，乌克兰朋友让他帮忙从中国进口一些设备和物资，他逐渐开始做起了进出口贸易。

 

刚开始做贸易时，因为对行业不太了解，生意惨淡。但转机来临，和妻子塔莎认识后，受到她的帮助，生意开始有了起色。2014年在某汽车论坛上分享跨国婚姻和留乌经历后，梅爱偲迅速在全网走红，BBC、每日邮报、环球时报等大媒体相继报道。他顺水推舟，开始经营过跨国婚姻相亲俱乐部，成为网红博主，接下许多商业广告。近年来，他还参与在乌克兰投资大型地产项目，不断积累财富，跻身乌克兰中产阶层。

 

可如今因为战争，梅爱偲所有的生意全都停摆了——客户没法来乌克兰，银行无法转账，货物不能流通，边境无法开放。

 

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梅爱偲有自己的公司，位置离机场不远。战争枪响的那一天，公司员工目睹了各种爆炸事件后，没有选择去地铁站避难，而是带着客户一起躲进某建筑物的地下室避难。“地铁站环境恶劣，人满为患，现在乌克兰疫情还没有结束，在地铁站得不到卫生安全保障，也没有生活必需的水、食物、医疗，甚至没法上厕所。”梅爱偲和同事联络过后说道。

 

“战争对我们所有华人企业家的生意而言，是毁灭性的打击，我在这里生活了21年，这里有我所有的青春，所有的财产。”梅爱偲掐指算了算，因为这次战争造成的损失已达到百万美金级别，远高于先前疫情的影响，“最近几年，我一直在做投资、开工厂，2019年我有一个很大的项目要上，但是在2020年因为疫情搁置了，当时我们还寄希望于疫情结束，现在有了战争的影响以后，这几年所有的心血全都白费了。”

 

比起生意停摆，更让人担心的是自己所有的积蓄目前已经全部无法取出。“在打仗前我还存了钱在银行，结果炮声响起后，银行已经没法取钱了。”他表示，如果此时撤离乌克兰，很可能将一无所有。

 

据媒体（财联社）报道，2月24日，乌克兰央行称乌克兰暂停外汇市场，并且将竭尽全力确保银行体系运行平稳。但就在当天，乌克兰中国留学生反映，当地银行卡已经不能刷卡，ATM取款机因大量取现已经吐不出钞票。

 

“到2月25号为止，（打仗）给我的相关恐慌最直接的就是钱完蛋了。”在乌克兰的北京人王吉贤是一家美国人工智能科技公司的华人高管，2021年6月，他从马其顿搬迁到乌克兰敖德萨工作，11月搬家完毕。考虑到需要长期驻足在此，避免马其顿外币限制政策，他把自己所有的积蓄都转入了乌克兰当地银行。但2月24日开战后，他发现，乌克兰当地银行开始限制资金流动。

 

“第一，禁止汇出，禁止从乌克兰以任何形式汇款出去；第二，美金没法取现，格里能够取小额，但银行关门了，取款机也吐不出钱了；第三，钱可以由美元换成格里，但是不能由格里换回美元。”他说，以上三点表明，“人可以撤离乌克兰，但钱只能留下”，可他近八年都在欧洲工作，要是撤离了乌克兰，回到北京，将一贫如洗。

 

“这是我为什么不走的主要原因。”他说道。

 

梅爱偲望着远处黑烟四起的天空，和不断传来的爆炸声，回想起他刚踏上这片土地时，看到的乌克兰全然是一副“积极向上的样子”，街上到处都是年轻人，生机勃勃。“现在突然笼罩上战争的阴影。如果后期战争结束，所有的东西能立刻恢复，也许我们还会降低一些损失，但如果战争长期拖下去的话，几乎所有东西都要留在这里了。”他叹息道，目前他觉得能跟家人、朋友在一起，还活着，还能自由呼吸，就已经是非常幸福的事了，“至于金钱、事业，或许可以从头再来？”

 

当地时间2月27日晚12点，中国公民撤侨信息登记截止。“也许等中国可以允许带家属一起回国的时候，再带他们一起回去。”梅爱偲说道。

 

梅爱偲决定留下，留在这片他奋斗了21年的国土，留在战火纷飞中他家人的身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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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女孩辞职跑去战地，在爆炸和枪声下接生婴儿

Original 搜索下载一条 一条 2022-02-24 17:55

 

6年前，我们曾采访过

一位在冲突国度、战火阴影下救援的无国界医生，

她叫蒋励，今年39岁。

之前，她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
一位妇产科医生。

9年前，她辞去工作，与丈夫分离两地，

成为了一名无国界医生，前往阿富汗救援。

在孕产妇死亡率极高的当地，

在爆炸和枪声下接生孩子。

她所在的三个月里，没有一例孕产妇死亡。

她加入的这个组织，叫“无国界医生”，

是全球最大的独立医疗人道救援组织之一，

在199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蒋励说：“即使不在前线，亦可参与救援！”

每年“无国界医生”会派出
3000名救援人员在约70个国家服务，

协助生命受到冲突、疫病或天灾所危害的人群。

正如蒋励所说：
“即使不在前线，亦可参与救援！

无穷的远方 ，无数的人们，其实都与我们相关。”

自述   蒋励   编辑   倪楚娇

 

 

一条曾在2016年采访了33岁的蒋励

 

我叫蒋励，今年39岁。在大学里，我第一次听说了无国界医生这个组织。

当时觉得这个工作挺酷的，可以去医疗资源特别匮乏的地区，做当地人民唯一的医生，那种感觉很吸引我。

 

 

 

阿富汗

2013年，我接到了第一个任务，所以辞掉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妇产科的工作，去了阿富汗三个月，后来又去了巴基斯坦。

周围的人会觉得说：“这种铁饭碗你为什么要丢掉？”但我完全没有这种顾虑。

 

 

 

在大多数人看来，阿富汗并不是安全的地方

当时因为各国的部队，包括塔利班，在阿富汗有一些武装冲突。爸爸妈妈还是有点担心的，虽然他们在嘴上说：“你不一定能被选上。”但我后来才知道，爸爸默默地找了很多阿富汗的相关资料。

当我出这个任务的时候，组织就告诉我，这个项目是无国界医生所有项目里头，安全级别最高的，也就是最危险的。

 

 

驻地的医院

这意味着，救援人员不能够随意活动，所有的行动都需要符合安全准则的要求，只能在医院和驻地之间两点一线地活动。

从当地机场到医院的路上，可以看到那个地区非常贫穷，连柏油路都没有，镇子里所有的基础设施都非常破败。

 

 

那里的女性穿着严实

集市里也都是男性，很少能见到女性。偶尔见到一两个女性，也都全身穿着她们传统的服装，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从我们到达这个地方的第一分钟起，我们也被要求，外出的时候要戴头巾遮住头发，还要穿长衫和长裤。

 

我所在的阿富汗霍斯特省的妇产科医院，有60张病床。

在这里，一个月分娩量大概是1300例。北京的三甲医院，一个月大概分娩也只有200到300例。

更大的不同是，在北京我们是一整个专业的团队。而这里，连我在内只有两位妇产科大夫。每个人要负责一个24小时，就是说24小时都是主要你来负责。

而在你休息的时候，如果同事处理不过来，也会来叫你，所以基本没有安稳觉可睡。

 

 

经常一个孕妇还没有生完，就有下一个孕妇要生

这个医院就像一个“婴儿工厂”一样，经常一个孕妇还没有生完，就有下一个孕妇要生。就像一个流水线，不断地有婴儿被生出来。待产室里住不下，病人就在地上打地铺。我在车上、地上都接生过……

医院的设备很简陋，一些咱们习以为常的医疗的设备，都是没有的。比如在当地的手术室里，我们没办法做全麻。

 

医院里经常有痛哭的病人家属

那时候我们有一个非常严重的病人，“弥漫性血管内凝血”的这么一个情况，就是说她所有的血都不凝了。

在当地，我们也没有更好的止血纱布，也没办法给她输更高级的血制品，我只能把我该做的做完之后，看了她半个小时。

 

 

病人的生命体征，也不是非常平稳，心率很慢，我觉得在那一刻，我感到了作为医生的非常绝望的心情。

但是好在，那个病人后来恢复过来。第二天当我去查房的时候，她已经能够坐起来喝东西了，我就觉得非常开心。

 

在阿富汗，每十万例里头，就有四五百例的孕产妇死亡，相当于咱们国家的大概20多倍。但我在那的3个月里，没有一例孕产妇死亡。

我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压力应该挺大的。

有一次我刚转完病房，在回寝室的路上，看东西就开始模糊，等我再恢复意识的时候，才发现刚才是晕过去了，就倒在地上倒了一会儿。那时候，我特别想回家。

 

医院内部非常简陋

我在的医院原先是一个废弃的军队医院。我们的宿舍，是利用集装箱式的材料，建起来的一座一座的小房子。外面砌了一层砖墙，防止子弹打进来。

 

 

医院建筑外有“禁止武器入内”的标识

我们的医院大门外头都会有个标识，就是“禁止武器入内”，我们不管你是属于哪一派的，也不管你的种族、你的宗教。只要你放下武器，你都可以到我们这儿来接受医疗的救助。

医院旁边就是个警察局，经常会有反对派的武装攻击这个警察局。

 

 

蒋励所在的宿舍

有一个晚上，我在跟我先生打电话，然后医院外突然发生了爆炸，还有很多枪声。我已经习惯了，他听到就很紧张，他就说：“你赶紧趴下，你赶紧躺平了，不要起来。”

除了工作，我们其实有挺丰富的活动的。虽然不能出去，但是在驻地的院子里，弄了一个网球场、乒乓球台子，我们能时常运动运动。每周大家也会挑一部电影，一块看。

 

 

妇产科大夫随时可能被召唤

只不过对于我和另外一名妇产科大夫来说，因为我们时时刻刻都有可能被召唤，所以我们俩永远是参加一下，最早退的那个。我们一定要把有限的时间用在休息上，保护好自己的体力。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遇到了一个严重窒息的孩子。

我们复苏了30分钟还是没有任何的起色，但我一直没有放弃，总觉得我再捏一会儿气囊，也许这个孩子就能突然一下哭出来，然后就没事了。

后来，是这个孩子的祖母走过来，把我手上的气囊拿掉，然后捧着我的脸，跟我说了一堆话，最后指天，然后说了一个“阿拉”。大概能猜到她是在感谢我，在那一刻我会觉得很受震动。

 

另外一个是一个双胎的病人，第一个孩子出来之后，第二个孩子变成了横位。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但孩子在里头待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有窒息。

我们马上给他做了新生儿的复苏。整个的过程，他的奶奶都是看在眼里的。

 

第二天我在查房的时候，护士告诉我说外面有人找我，我出去一看是这个老奶奶，她特意到集市上买了一匹布，然后来送给我，让我来做衣服。

对于我们来说，可能算不了什么，但是对于他们来说，真的要花非常多的钱才能买这么一匹布。

他们这种对于医生的感情，都是非常朴素和纯朴的，我觉得作为医生，你希望得到的也就是这样吧。

 

 

 

蒋励和无国界医生同事们

我记得，我是在快要离开阿富汗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坐在我们驻地的大铁门旁边，然后听着我先生发给我的一首大提琴曲。

我突然感受到，咱们觉得特别平常的一些东西，对于那儿的人民来说，可能是求之不得的。如果说没有战乱或者是争斗，会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照片提供：
MSF（无国界医生）、Andrea Bruce、Sa'adia Khan、Kadir Van Lohuiz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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