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2014年初，我辞去青岛的工作来北京投奔男友明哥。彼时他已在北京工作2年，在昌平区与人合租。
那房子位于顶层6楼，本来是一套三居室，但客厅被中介做了隔断，住着一个姐姐。主卧住了一个大哥，次卧住了一对年轻情侣，算上我和明哥，这个房子里一共住6个人。
到了周末，年轻情侣经常笑着出去逛街，我和明哥却不能——因为我有“攒首付”的心理压力，不要说逛街，就连日常的开销都在精打细算。我们很少买衣服，也不下馆子，更不会触碰需要花钱的娱乐活动。
我们的家庭条件都困难，想要买房，几乎无法从父母那里获得资金支持，只能靠自己。小地方工资不高，在北京打工赚钱也许是我们攒首付最快、最有效的方式了。
那时，我与明哥盘算着美好的未来：先在北京干几年，攒钱在山东买房结婚，等还完贷款，我们再回去谋一份能维持日常开销的工作就可以了。
主卧的大哥是个豪爽的山西汉子，他结交甚广，平时喜欢叫朋友来出租房内聚一聚，喝点小酒。一次已经快半夜12点了，他仍旧跟他的朋友们说笑。我没有经历过这种事，忍不住出去请他们声音小一点，一群人就迅速散开了。打扰了主卧大哥的兴致，我心里又有点不是滋味，只好向明哥倾诉心中的矛盾。
“唉，一起合租，互相理解一下吧！”明哥说。
在这之后，主卧大哥减少了聚会的频率，偶尔聚会也是早早散场，大家就这样平静地住到了年底。
春节后，我跟明哥回北京，到小区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可无论我们怎么拧钥匙，门根本打不开，好像是被反锁了。我们在租房的小群里询问，其他室友都在老家，说主卧大哥留京过年。
明哥给他打电话，铃声从屋里隐隐传来，但无人接听。我跑到楼下按门铃，又回到楼上敲门，没有叫醒屋里的人，却引来了隔壁阿姨的不满。我和明哥只好安静下来，沮丧地坐在楼梯台阶上，一言不发。
“老婆，我们出去找宾馆吧？”明哥打破沉默。
“不找，住几个小时就要花好几百！”我看看表，已经12点多了，我想着想着就委屈地想掉眼泪。
就这样，我们一直熬到早晨5点多，我忽然听到屋里有动静，赶紧上前敲门。门终于开了，是一身酒气的主卧大哥。当他得知前因后果，特别不好意思，追着我们道歉，在我们的房间门口直转悠。一会儿拿来一瓶红酒，一会儿拿来一些糕点，甚至端来了一盘他最爱的下酒菜——炒知了猴。
我和明哥哭笑不得，连连表示理解，这场小风波就过去了。
2
过了一段时间，北京忽然严打“隔断房”，客厅的房间被强拆了，那个姐姐只好仓皇地出去找房。
很快，她在离小区不算太远的地方找到了一个自建房。那天，我和明哥帮她搬家，才发现原来北京的自建房和农村人自己盖的小楼没多大区别。一个区域内，楼房高低错落，之间离得很近，除了那些靠近路边的房子，其余的都挤在一起，几乎没有采光。内部的格局与学校宿舍类似，上了楼梯之后是一条长长的走廊，两侧是若干个房间。房门相对，大小不一，价格也不同。
自从这位姐姐搬走后，每间房的房租一下涨了几百块。当时我的工资不高，房租支出几乎占了明哥工资的一半，我们攒钱简直是龟速。于是在我的鼓动下，明哥也去找自建房了。
我们在小区附近的村子转悠，看见哪家的墙上或门上贴着出租广告，就打电话过去问。房租不仅便宜，还省去了一笔中介费。
最后我们找进了天通苑、传说中的“亚洲第一大居住社区”的边缘。从地铁五号线的终点站天通苑北出来，向东走一段，再向南步行十几分钟，就是我们新找的房子了。
这附近的房子大都是四五层，挤挤挨挨，楼与楼之间形成狭窄的胡同。搬家的时候，货拉拉开不进去，司机师傅只好把车停在胡同口，我和明哥分多次把东西搬到四楼。
新房间很小，摆了一张床后就再没有多少空间了。明哥下班回来只能上床坐着或躺着，节省出来的空间供我一个人打转。那张床十分低矮，矮到让我经常觉得自己躺在了地上。
房间内有一个小阳台，房东接上了水管，支了一个可以下水的简易洗手池，算是厨房。卫生间是用塑料门板隔出来的，小得只能站一个人。不知道是不是水压太低的缘故，喷头出来的水总是有气无力的，我索性把喷头拧下来，直接用塑料管。
这样小的房间，这样简陋的配置，好处只有一个——便宜，每月房租只需要几百块。这样，我们每月可以多存1000多块钱。
天通苑里的租户不是一般的多。在上下班高峰期，走在路上很容易跟别人有肢体碰撞，根本躲不开。我们就像铁皮罐头里的咸鱼，在五号线里挤得密不透风，被地铁输送到各个公司搬砖，劳累一天后，再像咸鱼一样被输送回来。
那时我往返地铁站需要穿过一条长长的马路，马路两侧有几个大垃圾堆，垃圾满满的，都散落到路面上。平时，我踩着垃圾堆掩鼻而过，可赶上下雨天，垃圾混合着雨水汇成一汪“浓汤”，我只能从这浓汤里蹚过去。这条路总让我有一种自己身上沾了很多垃圾臭味的错觉，担心在办公室里被同事闻到。
进入七八月，北京热了起来。我们的房间不通透，也没有空调，很多个闷热的晚上，我迷迷糊糊醒来很多次，忍着困意和愤怒去卫生间冲几次澡，试图让自己凉快一些。第二天再靠意志力爬起来，一脸困倦地去上班。
没多久，我身上就起了好大一片红疙瘩，有时痒得一整晚都没怎么睡觉，我会委屈地坐起来哭。
明哥惊慌失措：“搬家搬家，咱不住自建房了！”
我则咆哮：“租好房子多贵啊！还怎么攒钱？！”
那时的我一心想攒出一个首付，即使哭了几次，也从没想过搬家。
3
2017年年初，我跟明哥回山东举办婚礼，公婆拿出毕生的积蓄4万多元递到我们手里，算作彩礼，以及对我们买房的支持。我远在东北的爸妈也给了我们4万元，作为我的嫁妆。
握着这8万多元，我实在不忍心把它们花在没用的地方，索性连首饰也不买了。后来在明哥极力的劝说下，我才同意买了一枚1千多块钱的金戒指。明哥激动地将戒指套在我的手上，大呼：“这回真是我老婆啦！”
回东北老家办“回门宴”的时候，几个亲戚问我“买房子了吗？”“买车了吗？”“婆家给了多少彩礼？”我老实回复，他们表情复杂，与我家关系好的大姨有点心痛地说：“怎么着也该给个十万八万的，那点钱买房子，当啥用啊！”
在我家的亲戚当中，大舅算是最有钱的一个。过去他总是跟我们吹嘘自己又在哪里买了房，这一年又挣了几十万，但当他听说我婆家的情况后，可能是怕我向他借钱买房，之后有意躲避起来，不再与我家有任何联系。
回到北京，我心里五味杂陈，又开始思考买房的事。对于穷困的“北漂”来说，房子应该买在哪里呢？北京是不可能的，我心心念念的青岛，房价也不便宜，不是我们能承受的。那买青岛郊区？可去了找不到什么好工作，月供该怎么还？山东又是高考大省，以后孩子升学压力会很大吧……
现实的问题越想越多，同事知道后，建议我先别挑地方，“找亲戚朋友借钱，凑一凑先把房子买了，以后挣钱了还了就是，要不然房价会越来越贵”。
我只能苦笑。我的同学、朋友大都和我一样出身农村，没有几个有钱的，又都处于买房、结婚的人生阶段。亲戚们都是一个村里的，谁都不比谁多挣多少，即使有钱，也承受着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压力，我无法向他们开口。
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同事阿强说：“你可以去武清买呀！”之后，他滔滔不绝地跟我分析起在天津买房的好处来：“天津是直辖市，教育资源优越。离北京近，你们可以保住北京的工作，即使只能周末回家，也比回老家赚低薪强。”
几年前，阿强就在武清买了房，那时房价便宜，他没什么贷款的压力。因为公司不需要加班，他每天往返于武清和北京，通勤时间是长了点，但也过得快活。
我忽然有些心动。——那一年，房地产市场火爆，全国各地的房价似乎每天都在攀升。很多“北漂”的同事都开始恐慌，想尽快买房。有的选择买在老家，有的选择买在河北的燕郊、固安或大厂，而大部分同事都选择买在天津，以武清和宝坻居多。
有时，大家会围在一起讨论去哪里买房，河南人阿亮说：“必须是天津啊，除了北京，就是天津了。”
“你老爸不是已经在固安给你买好房子了吗？”有人问。
“我想给孩子落天津的户口，你们没听说一句话吗，‘在北京待久了，早晚要变成天津人’。”
“我也想去天津买房，可是我已经在郑州买了呀！”一个女同事一脸愁容。
“买吧买吧，咱们以后组团去建设天津吧！”阿亮说。
我和明哥思考再三，最终也将目光投向了天津。我们带着30万元积蓄，开始了看房之路。
我们先去看了天津西青区的Loft，新房，最小的就是一个大开间，总价也要将近100万，首付要求付五成。我心虚地暗自摇头，销售可能是看出了我们的窘迫，热切的眼神立刻冷淡了下来。
“姐姐，您呐，要是连我们这个项目都买不起，您上别的地方也都买不起！”她撂下一句话，就懒得再理我们了。
中介又带我们去了团泊湖看住宅，那里环境优美，仿佛世外桃源，但人烟稀少，没有一点儿热闹气氛，去市里一趟也非常不方便。虽然手里的钱可以在这里支付一套小户型的首付，但我和明哥考虑之后，还是放弃了。最后，我们又看了静海火车站附近的新房，因为房型比较大，总价比较高，即使首付只要三成，我们也付不起。
4
看新房连连受挫，我们开始看塘沽区的二手小户型，恰巧有一处一居室电梯房在售。总价76万，首付三成，我们可以承受。可是见面签合同的时候，房主有点后悔了，当场给我们涨到了78万。
我跟明哥傻了眼，费了很多口舌，房主才同意按原价卖，但屋里的东西他要全部带走，包括热水器。中介好说歹说，才把热水器给我们争取了过来。
在这波狂热的买房潮中，我们终于买下了人生中的第一套房子。交完房的那天，我跟明哥激动得睡不着觉，两人手拉手，在屋里这里看看，那里看看，看了一遍又一遍。确认这就是我们的家，是我们的幸福小窝。
家徒四壁，我特地买来一个带书架的桌子摆在客厅里，憧憬着未来的美好生活：“老公，以后我要在这个书架上摆满书，我天天就坐在这里看书！”
买房之后，现实是我们依然要回到北京赚钱。将房子委托给天津的中介出租后，我们又回到了那个自建房。这时的我稍稍放松了一些，想到又一件人生大事已完成，就想退掉这个让人遭罪的房子，搬去正规小区享受一下。
正规小区的房价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稍微能看上眼的，租金远远超出我们的预算。中介带我们看了好几个，要么房间太小，要么太破旧。
最后我们在三环附近的一个老小区里，看了一个两居室。这个小小的房子可以住4家人。厨房被改成了一个房间，北向的客厅被打了隔断，这就是中介给我们推荐的房源：“姐，你看这房间怎么样？别看是隔断，它面积大呀，两个大衣柜，你们的东西都能放下。价钱还不贵，一个月2600。在这住，你去哪儿都挺方便。”
“我不想住隔断间，我怕哪天忽然被拆了。”我突然想起之前一起合租的那个姐姐。
“你放心，不会拆的，拆了我们免费给你找别的房子。”
“这连厨房都住人了，没地方做饭呀，住的人有点多。”我说。
“那种人少的房子也有，正规两居室的，没有隔断，但是租金也高呀。你要是不嫌租金高，我带你去看看？”
中介说的是实情，在北京这种寸土寸金的地方，以我们的经济实力怎么有资格挑剔这些呢？就这样，我跟明哥定下了这个房间。我在心里安慰自己：这里离公司近，离地铁近，附近还有一个大学，下班了我可以去操场上跑步。
可惜，我忘记群租房有排队用卫生间的麻烦了。
搬进去的第一天早晨，我想去卫生间洗漱，发现里面有人在洗澡。一直等到8点多，也不见人出来。我在门口张望，正巧遇到住主卧的女生出门，她指了指厨房悄声说：“这个屋里的女生准备考研，天天早晨洗澡，以后你得早点起来洗漱。”
我焦急地等到8点半，眼看着再不出门就要迟到，便端着脸盆，硬着头皮去敲卫生间的门：“你好，能不能帮我接点水？”那姑娘给我接好水之后，我蹲在自己的房间内快速刷牙洗脸，疯狂地跑出门。
每天早晨7点半，卫生间被洗澡的女生占据成了惯例。我只好将闹钟调早一点，或者前一天晚上接水，早晨在房间里洗漱。有时，我跟次卧的小伙子同时端着盆想去卫生间接水。狭路相逢，两个人尴尬地杵在那里，要么是他先闪回自己的房间，要么是我先闪回自己的房间。
我忍不住跟明哥抱怨：“住的离公司近就是为了多睡一会儿，可我还是得早起，有什么用？还花那么多钱租房子。”
住了一段时间，中介忽然通知我们最近查“群租房”查得严，让我们听到有人敲门不要轻易开门，如果回家看到门口有人，也不要开门，先出去溜达溜达，还有，出门前也得先从猫眼看看楼道内的情况。
听到这个消息，我和住厨房的女生变得特别害怕，每次回家或出门都像做贼一样。我的脑海里闪现出几年前那个姐姐的房间被强拆的景象，墙体被砸得乱七八糟，所有私人物品暴露无遗。
我向中介提出换房，中介无奈地表示：“姐，你要是不想住隔断，那你就住那种最小的房间吧，要想住大房间，你得加钱啊！”
我没办法继续心惊胆颤地住下去了，宁可损失押金，也决定不再续租。我跟明哥提议去租个好点的自建房，再也不跟别人合租了。
新找到的自建房是新盖的，采光较好，离地铁口也近。房间大概有20平米，房东配备的设施简单但很新，一个月的房租是1700块，在自建房里算是比较贵的了。
有了空调，我们过了一个舒适又自在的夏天。秋季结束，冬天来临，屋里渐渐冷下来。房间里没有暖气，只有一个插电的暖气板，可就算插上之后，穿着厚厚的睡衣，仍旧冷得缩成一团。我买了两床厚厚的被子，晚上睡觉摞起来盖。实在冷的受不了，就开一会儿空调。
到了月底，房东让交电费，我和明哥傻了眼——我们一个月用了800多度电，按自建房1度电1块钱的收费标准，我们要付800多块。自此，我们关掉了用处不大的电热板，只在睡前开空调，因为睡着后就感觉不到冷了。
那个冬天，我时常陷入“省钱”和“人生只有一次”的纠结之中。当享受生活的想法占上风时，我就想去租个离公司近、带独卫的主卧。可是上网搜索一圈，看到符合标准的房子月租都要3000元起步，我的那点决心又慢慢打消了。
5
2020年，我的女儿出生了，公婆赶来天津帮我们带娃。本以为住在自己家里会很幸福，不成想这个当初让我充满希望的一居室，渐渐暴露出它的缺陷——实在太拥挤了。
客厅本就不大，等塞下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茶几，整个房子就没剩多少活动空间了。大家在客厅走动，都是你给我让路，我给你让路。原本放电视柜的位置，贴墙放着一张茶几，只有这样才能留出一条窄路。大家吃饭就在这张茶几上解决，由于只有一侧可以坐人，只好轮流吃。
大部分时间，我只能待在自己小小的卧室里，晚上也尽量不去卫生间——在一个屏风的遮挡下，客厅变作了公婆的卧室，走进客厅就像走进了他们的房间，总有一种没有隐私的不自在。
更令人头疼的是，家里没有足够的储物空间。卧室里只有一个衣柜，塞满了我和孩子的东西，公婆的衣服就没地方放。我只好买了两个简易的布衣柜，在客厅阳台处摆一个，在卫生间门口摆一个。而当初打算放书的书架上，已经放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
随着孩子渐渐长大，成箱的尿不湿、奶粉，孩子的洗澡盆、别人送的大个头玩具，在卫生间门口越摞越高，成了一座“小山”，每次要用什么，我就要在这座“小山”中费力地翻找。
等明哥周末回天津，一居室就显得更拥挤了。我们一家三口挤在床上，宝宝会翻身以后，晚上总会因为翻不开身而“呜呜”直哭。
一次，表弟出差路过天津，想来看我和宝宝。因为客厅没有沙发，中午吃完饭要休息了，表弟就不知道自己该坐在哪里。当时，婆婆在卧室哄宝宝睡觉；公公年岁大，躺在客厅的床上闭目养神。客厅里只剩下一张椅子可以坐，我和明哥极力让表弟坐那张椅子，自己搬来小板凳坐进了阳台。过了一会儿，我看到困倦的表弟在椅子上打起瞌睡，不住地点头。
拥挤的空间，生活的不便，让我越来越烦躁，我终于意识到房子——大一些的房子——真是一个家庭的必须品。一开始我想把一居室隔成两居室，研究了半天户型，发现改造完之后客厅没有了，过道也会黑漆漆。这法子行不通，我又开始研究换房。
可此一时非彼一时，我们买房的时候几乎买在了价格最高点，现在即使降价出售，仍旧少有人问津。买房不易，很多有远见的年轻人不会考虑买一居室，偶尔有人出价，也低得可怜。
我惊讶地发现，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跟明哥又回到了原点，我们又得为了买大房子开始省吃俭用了。不，可能比原点还倒退了，因为我们要背更高的房贷，还要负担养孩子、养老人的费用。
巨大的压力将我们包围了。为了早日换房，我狠狠心回到北京跟明哥一起努力挣钱。但与过去不同的是，天津多了一个让我们牵挂的小娃娃。
“周末父母”的角色让我时常感到迷茫，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与孩子分离的日子。随着她一天天长大，一家人要在一起的想法越来越强烈，也许带着孩子租房住，是我们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要不然咱们整租一套房子？”明哥提议把父母和孩子都接到北京来。
我把出租信息举到他眼前晃一晃——按照我们的工作范围找，整租一套两居室一个月起码要6000块钱。
听了这个价格，明哥不再言语了。孩子正嗷嗷待哺，每个月20号要还房贷，双方父母没有退休金又时常生病，疫情之后工作艰难……在北京花6000块钱整租一套房，对于我们来说，实在难以承受。
一天早晨，自建房里异常的冷，我艰难地爬起来，发现窗户上结了一层霜花。
“一切问题都是经济问题。”我牙齿打颤对明哥说。
“老婆说的对，哥要努力挣钱。”他说。
为了能挣更多的钱，我换了一份工作，加班成了家常便饭。每天晚上10点多，我在地铁里疲惫不堪，突然理解了很多年轻人不婚不育的选择。
公司里，好几个已婚女同事陆续离开了北京。她们当中有的在西安买了房，有的在济南买了房，有的在哈尔滨买了房，但更多的和我一样，在天津安了家。
她们离开大多是为了孩子。之前孩子还小，可以跟着老人在老家生活，或是跟着父母“漂”在北京，但到了上学的年龄，都不得不回去读书。孩子的教育是大事，她们不得不放弃北京的高薪工作，回老家找一份薪资低但时间灵活的事情干，要是找不到，干脆全职在家照看孩子。而孩子的爸爸，为了一份比老家高一点的薪水，为了每月的房贷，为了年迈的父母有所依靠，往往会独自留在北京继续打拼。
对比旁人，明哥觉得自己还挺幸运：“老婆，幸好咱买在天津，以后儿子上学了，我每周都能回去看你娘俩。我有个同事买在了济南，他一个月回家一次都费劲。”
2021年，回了东北老家的前同事阳阳告诉我，她所在的培训机构已经关停。她失了业，整日愁眉不展，不知道能做点什么。
“只能随便找个工作，赚个买菜的钱呀。”她抱怨说，“真后悔，早知道当初还不如不回来了，像你一样继续留在北京，工作机会还多一点，工资能高一点。”
我说，自己虽然还能保住工作，可也是暂时的，再过几年孩子大了，可能也得主动失业。况且北漂很辛苦，攒换房的首付已经快让我喘不过气了：“你多好啊，哈尔滨离家那么近，想回家看看父母就能回家看看，还能每天陪着孩子。”
她在老家，我在北漂，我们彼此羡慕着。像我们这些背井离乡、没有家底的年轻人，出路到底在哪里？到底是应该破釜沉舟回老家，还是在北上广继续坚守？这个问题我想不出答案，但愿我们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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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廿七那天，我结束了一年的工作回到了金牛村，准备和家人一起，在这个许久不回还是倍感亲切的小村庄里迎接新年。这是个地处江南地区河堤上的村庄，村南面是护城河延续下来的的宽阔水道，村北面是一望无际的农田和零星分布的大小湖泊。其中一个小湖，据传曾有一只金牛在洼地中打了个滚，然后就有清澈甘甜的水从地底冒了出来，几百年不干涸。
回家的路上开始下雪，雪片落地就化，把地上的泥与灰都搅和起来，化作一滩污水。路两旁常青的香樟叶子盛了不少雪，微微垂下，墨绿色的叶片上坠着一半白，中间夹杂着些许红色的炮纸——还没到年，路边还有隐约可见的黄色糙纸，我估计是村里不久前哪家走了位老人家。
“住在村西头的黄阿公啊，一个星期前走的，今天‘头七’。”妈妈在堂屋生了个炭火盆，我们一边烤火一边隔着玻璃门看雪。见我一时想不起来的样子，妈妈又补充说：“以前住在村子中间的，你小时候老爱去他们家玩——就是春花家。”
“哦，春花啊。”我低头拿火钳拨弄起炭火，想起来了。
1
没有人说得清春花是多大年纪到村子里的，有人说她那时候18岁，也有人说只有16岁。她被一个面相不善的男人径直带去了黄阿公家在村中央新修的两栋联排二层小楼里，后来就留在了黄家。
黄阿公一度以有3个儿子为荣，他辛劳一辈子，一碗水端得很平，给3个儿子都盖起了小楼。大儿子和小儿子都在正当年纪娶妻生子，只有二儿子黄清，因为嗜赌，在本地不被有女儿的人家看好，迟迟没有婚配。
那个男人自称是春花的表哥，替她的父母给妹妹说媒来的。我妈当时在场，说春花就躲在那男人背后，缩成了小小的一团，大气也不敢喘，“雪白粉嫩的一个小姑娘，眼睛水汪汪的，跟你小时候一样漂亮”。
大家都知道，所谓的“表哥”，其实就是个人贩子，黄家给的几千块钱永远都不会交给春花的父母。从那天起，30多岁的光棍黄清有了个年轻漂亮的老婆。
春花是云南人，村里的村民没几个去过云南，并不知道什么样的口音是正宗的云南腔调，但是“买来的媳妇大多数是云南人”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大家也不清楚“春花”是不是她的本名，不过既然黄阿婆天天都在家扯着嗓子这么叫，这也就成了她的名字。
春花来了以后，黄清就从和兄弟们一起打工的工地回了家。因为在本地，有了老婆并不算“成家”，生了儿子才算。村里人都说，买来的老婆，总是存着跑回去的心思，“得生下孩子拴住她才行”。
春花来的头一年没有怀孕，黄清就在家待了一整年。这也许是黄清第一次“恋爱”，他每天窝在房间和春花看电视，出门的时候总要给春花带点小礼物逗她开心。刷着金粉的项链、手镯，亮晶晶的假水晶发卡，把本就漂亮的春花衬得格外与众不同。
黄阿婆对二儿子的行为颇有微词，不过念在他娶了媳妇后就戒了赌，花这点小钱倒也算不上什么。她最大的心愿就是早点抱上孙子，要是春花不能生孩子，那就是“白养她了”。她对这个漂亮的二儿媳严防死守，生怕她脱离自己或儿子的视线一秒钟。黄家倒是没有把春花关在屋子里不许出门，但绝不让她接触到一分钱，即使是去隔着两栋农村自建房的小卖部买东西，春花也不拿钱——反正整个村都知道她这个外地人是黄家的儿媳妇，她只需要把东西拿回家，黄阿婆自会抽空去结账。
春花不会做农活，也不能出去工作，狭长的、条带样的村子并不值得她终日游荡，况且，哪个女人喜欢被村民在背后指指点点呢？所以，大多数的时间，她都在二楼的房间里看电视。黄阿婆是很精干的人，包揽了全部家务，每到饭点，都会在门口朝着楼上叫：“春花，下来吃饭了——”她拖着长长的尾音，仿佛春花不应一声，她就不会停止。
黄阿婆偶尔也会在门口叫上这个儿媳妇两声，其实没有特别需要春花做的事情，她只是要确认这个女人是不是乖乖待在房中，有没有乱跑。
2
村里人都说，没生孩子的外来媳妇迟早要跑回去，这成了黄阿婆心里的一根刺。
她不许春花离开自己的视线，甚至过年时走几里路去镇里亲戚家拜年，她都不许春花跟着——人多的时候难免有疏漏，镇里的人不可能都知道这是他家买来的媳妇。再说，镇里还通着去县城的客车，万一儿媳妇趁机跑了怎么办？
在金牛村，她倒是不用太过担心。因为村子是一座无形的“水牢”，东西两头各一座桥作为出口，一端连着镇子，另一端连着公路。黄清和弟弟家的房子靠在一起，在村中央，哥哥则住在村西头，如果春花去那边，会被大哥大嫂拦在家里，不许她再往前走；至于村东头，春花不会常去，因为那边没有黄家的亲戚，虽然那里有一家小卖部，不过村中也有，舍近求远是不合理的行为，她出现在那边，只会让村里人心生警觉——是不是想逃跑？
村子南面是从县城蜿蜒下来的护城河，一路流淌进遥远的丹阳湖，再汇入长江。隔着宽阔的水面，能影影绰绰看到对岸的村子，可没有船会载春花，她也不会游泳。村子北面是稻场和田地，如果春花能找准方向朝着广阔的田野走下去，倒真是有机会走到下一个村里。所以，黄阿婆从不让春花下地，哪怕是去自家菜园浇浇水都不行——万一让她摸到一条路，不就可以逃出去了吗？
整个村子里的人，都在帮着黄家“看着”春花。
有一个夏天的早晨，黄阿婆正趁着太阳升起之前给菜地浇水，村东的胖婶站在自家后门拼命冲她喊：“你快上来哦——出大事咯——”
从农村中年妇女嘹亮嗓门里发出的独特乡音在风中扭曲变形，黄阿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邻里间的和睦和善互助之心，促使她丢下浇水的盆、瓢和菜篮子，三步并作两步跑了过来。
“你家春花刚刚从我家门口走过去了，你赶紧去追，现在搞不好都过桥了！”
黄阿婆来不及向胖婶道谢，急忙继续朝东跑去。不过没跑几步，她就被村子最东面的小卖部的老板娘笑盈盈地拦了下来：“不要慌，春花在里面跟我儿媳妇聊天呢。”黄阿婆火急火燎地准备进去拉人，又被老板娘叫住：“要不是我们把她拦着，现在你可不好找人了。”
没有人知道春花那次是不是决心要逃走。黄阿婆后来说，春花只是看家里没有醋了，而村子中间的那家小卖部又恰好醋卖完了，她才走去东头的小店买东西。
黄阿婆这么说的时候，春花已经生下了儿子龙龙，作为一个被“买”回来的媳妇，她终于诞下了自己的枷锁，也向所有村民证明了她不再有逃离金牛村的念头。
儿子出生后，黄清就离家打工去了，和春花厮守的日子虽然快活，但终究还是得赚钱养活老婆孩子。还算硬朗的黄阿公替二儿子照顾村里的几亩地，与黄阿婆还有春花母子一起生活。
生完孩子的春花依旧像是个小姑娘。在村里，谁家的灶台上落着一点儿灰尘，那就说明家里的女主人邋遢。黄阿婆总觉得云南来的春花不如水乡人爱干净，不让她洗衣服、做饭，也不让她打扫卫生。很显然，在她的心里，即使生下了孙子，这个买来的儿媳也成不了一个合格的女主人。
大概在龙龙三四岁的时候，春花和黄清去办了结婚证，领完证以后，又像模像样地拍了一套婚纱照。春花依旧稚嫩，就像一个上中学的小女孩刚从舞台下来后被家长欢天喜地拉去拍了一组写真，漂亮但拘谨。矮矮胖胖的黄清穿上清爽的白衬衫、黑西装，堆起来的笑意和肥肉，把眼睛挤成了两条缝。
“春花不是被拐来村里的吗？怎么有身份证的？”听我妈说到这里，我好奇地问。
“要不怎么说有人好办事呢！你想咱们村人杰地灵的，出了多少大学生、当官的？大家都沾亲带故，帮黄清的外地媳妇补办下身份证、光明正大地领一张结婚证，不是应理该当的事情吗？”即使离开多年，妈妈对老家的荣誉感丝毫不减，似乎不觉得自己在讲述一个既不合法律也不符道德的事情。
3
儿子又长大两岁后，黄清陪着春花回过一趟她在云南的老家。
回到金牛村后，黄清时不时提起那个几千公里外的山村，说他们穷到没有一间像样的房屋，两个老人住在洞里，一个终日沉醉在劣质酒精编织的大梦里，另一个看起来有些痴傻。他说春花还有个姐姐，大概也“嫁”到了南方的某个乡村了。他们原想着多住几天，但在那个破烂得难以称之为“家”的地方，很难找出另一块可以让二人躺下的地方。
那里的村民也是凶悍的，他们在和春花用方言交流的时候尚且和善，但看黄清这个外乡人的目光则是狠戾的。黄清说有一个年轻小伙从自己身边走过时，眼里的愤恨和敌意十分强烈，仿佛随时会抄起农具将他打倒，让他不禁想快点儿离开这片穷山恶水。
或许是神志不清的父母和杳无音讯的姐姐，让“家”对春花失去了意义，她将全部的爱与精力都放在了儿子身上。龙龙在某一段时间里成了春花生活的指望，村里人常看见她满脸幸福地看着这个自己怀胎十月生下的儿子。不过很快龙龙就脱离了春花的管教，他跟着村里的男孩子一起疯闹，在大河边捞螺蛳，在停泊的旧船上窜来窜去，在野林子点火，去爬村口的歪脖子树……
龙龙上学以后，春花就成了一个望子成龙的母亲。她埋怨龙龙上课不认真听，会急躁地骂儿子“笨”。黄清还在外面的工地打工，每当听见儿媳数落孙子，黄阿婆都很不高兴，一张脸拉得老长，常常出言维护孙子。
等龙龙再大一点，就更加不服从春花的管教了，有一回直接冲春花大吼：“你算什么妈妈？你就是我爷爷花5000块钱买回来的妈妈！”
春花的心被刺痛了。自那之后，她不再过问儿子的学习，不再拿他的成绩和亲戚家的小孩比较。她不在乎龙龙在村里、学校里闯下了什么祸，反正婆婆会去学校面对老师的问责，也会安抚村里那些被儿子打了的孩子的家长。她也不在意不能染指的家庭收入，反正生下孩子之后，黄清的赌瘾复发，在工地上常常和工友们小赌，一年到头也带不回来多少钱，而带回来的那点儿钱，过年时也会在村里的牌桌上输掉大部分。
春花似乎什么都不在乎了，只在自家的平顶厨房上种花。她把旧的锅碗瓢盆底下钻出孔，去河滩上挖一些肥沃的淤泥，埋下不知道哪里淘来的花种，它们就慢慢地长成了春花的屋顶花园。五颜六色的太阳花和月季种在大一些的盆里，仙人掌放置在烟囱旁边，含羞草种在上屋顶的楼梯上，迎春在屋顶的边缘倒垂下来……
十几年前的金牛村，只有两处能看到纯观赏性的植物，一处是胡老太爷家的堂屋——他的儿子在镇上的卫生院做院长，堂屋里有两个大花盆，载着两棵常青的树，旁边还放着一棵绢布的大牡丹；一处就是黄阿婆家厨房房顶。我喜欢这个一年四季花开不败的厨房，常常跑去找春花玩，她不当我是小孩子，教我认各种花，讲它们的花期和习性，也会大方地送我一些花籽，不过我从未在家中种过。黄昏的时候，我也会爬上她家的屋顶，浇好了水，春花就提着空水壶在屋顶的边缘看着下面哗哗流淌的河水发呆。
“你说这水要淌到哪里去啊？”春花问我。
我想向她证明自己知识渊博，但当时没想起来下游湖泊的名字，卡了壳，小聪明地说：“要淌到海里去哩！”
“我还没看过海。”春花盯着空荡荡水面。
我想告诉她，我也没看过。
“春花——吃饭了——”
黄阿婆又在楼下叫唤了，我赶紧跑下去，冲她乖巧地说：“黄阿婆，春花婶婶种的花真好看啊。”
黄阿婆叉着腰依旧看向屋顶，语气里毫无骄傲意味：“好看有什么用？好看能当菜吃？”
4
黄阿婆的年纪渐渐大了，她对春花的意见也越来越大。她觉得这个二儿媳好吃懒做，除了侍弄些无用的花草就是看电视，而自己一把年纪还要每天从清早忙到天黑，“人都是命啊，我就是劳碌命”。
龙龙办完10岁生日宴后，春花基本上是“自由身”了，不过身上依旧没有钱。她只要一提钱，黄阿婆就很警惕：“你要钱做什么？”
在镇里，春花认识了几个云南老乡，她们也是被人“介绍着嫁到了镇周边的村里”的。大家都知道，这些女人和春花一样，是被卖到了这个算不上繁华、也算不上穷苦的江南一隅。她们各自的老家在云南可能距离并不算近，倘若不是现在都生活在这个完全陌生的乡镇，或许这一生都不会有交集。她们的背上用云贵地区传统的刺绣背带背着自己的孩子，即使不开口，旁人也知道这是个外地人。可春花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打扮，她的衣服都是黄阿婆或者嫂子、小姑子给她买回来的，龙龙也从没有这样被她背在身上。
春花和其他来自云南的女人交好，这是黄阿婆知道的。所以春花刚开始在房间里拿座机电话漫长地用方言聊天时，黄阿婆总以为她是在和朋友们煲电话粥。直到黄阿婆去镇上交了几次电话费，发现钱比往常多了好几倍，一查才知道春花的电话打的都是长途，是打到云南的。黄阿婆说了两次，见春花还是会背着她偷偷打电话，便把电话停机了。春花面带窘色地到我家借了一回电话，再后来，黄清就给她买了一部小手机。
儿子大了，黄清的心思也活络起来，他不想跟春花长期分居，要带春花一起进城打工——工地上需要女人做饭，春花不会做饭，可以先从配菜做起。
能不能让春花走出村子？黄阿婆的心里也没有底。
这些年春花一直很乖巧，从来看不出有一丝跑走的心思。龙龙也这么大了，她应该不会舍得丢下儿子远走高飞。黄清虽然常年做工，十几年下来却没什么积蓄，家里也需要春花出去打工赚钱了，不然等再过几年，龙龙长到该娶媳妇的年纪，钱从哪里来呢？
但黄阿婆又担心：这些年春花没跑走，兴许是自己看得严呢？不代表她就不想走。要是有了机会，她真的不会逃跑吗？要是去外面打工见到了更好的男人，看不上黄清了怎么办？
黄阿婆为这事辗转了好几夜，黄清是个极听话的孝顺儿子，亲妈不松口，他是不会带春花出门的。黄清那次临离家前，春花主动和婆婆交涉，头一回说了重话：“你要是不许我出去打工，以后就别再说我不给家里挣钱！”
于是黄阿婆下定决心，让春花和二儿子一起走出了村、乡、县，去了她自己也没去过的省城。那一年春节，春花带回来近3000元的工资，比黄清一年交给黄阿婆的钱不差多少。黄阿婆高兴得冲每一个上门拜年的亲戚夸赞自己的二儿媳，为了表明自己不再把春花当外人，黄阿婆给春花留了1000元的“巨款”在身上，剩下的钱她怕小夫妻俩乱花，要替他们存下来。
那年，黄清第一次没有在春节期间赌博，他站在亲友们的牌桌前揣着手围观，别人叫他“搞一把”的时候，他笑呵呵地说：“不赌了，再赌下去带回来的钱就不如春花多了！”
5
日子眼看就要好起来，春花却在第二年出去打工后忽然失去了音讯。
那年工地开工早，黄清和两个弟兄过了年初七就去上工，让春花过完元宵节自己去工地。春花离家后一直没有消息，黄清以为她还想在家过几天年，便没有催，而黄阿婆在春花过完元宵节离开村子后，一直以为她已经和儿子在一起了。
等黄清打电话回家催春花去工地的时候，春花已经消失了将近1个月了。
兄弟3人都歇了工，回来寻找春花的下落。要如何寻找春花呢——她的名字可能是当年的“表哥”信口捏造的，身份、户口信息都是假的，能用的照片，也只有10多年前的婚纱照——更何况，春花的来路有问题，不可能报警找人。
黄家的男丁们没头没脑地找了半年，便又回到工地砌墙搬砖去了。黄阿公整天在家对着老伴骂骂咧咧：“我说不让她出去，你不信。你就差那几千块钱？现在跑了吧？找人？我看你们往哪里找！你们找到个鬼！”
一向大包大揽的黄阿婆没了气焰，只能小声嘀咕：“你当时也没说不准她出去打工啊。”
“我是没说，我晓得说了你也不会听的！但是我心里想的就是不能让她出门！”
黄阿婆半天没有回话。允许春花打工确实是她的决定，但又不全是她一个人的决定。每一个人都默许这个决定，到头来只成了她的过错。她自觉理亏，又有些许委屈，便冲着龙龙嚷道：“都是你不听话！因为你太调皮了，所以你妈才跑掉的！”
龙龙没有吭声，从他弄明白“妈妈跑掉了”是什么意思之后，就变得沉默寡言起来。从前他会在过年的时候和我们一起打牌，打完后还会把一毛、两毛的零钱都留下来给春花——这件事情只有我们小孩子知道，如果让大人知道，尤其是让他奶奶知道的话，春花就会不高兴。我不知道龙龙什么时候明白了那几毛钱的意义，他只是不再加入我们年节里最快乐的牌局了，也不再和村里的男孩子们一起玩闹，即使一起上学放学，也只是远远地坠在人群后面，调皮捣蛋的事他不参与，玩笑的话也不搭腔。
几年后龙龙念完初中，意料之中没有考上县里的两所中学。黄清没有给他去读职业技术学校的选择，他便跟着村里人去附近的大城市打工了。不爱说话的龙龙在厂里活跃的年轻小伙中是最沉默的一个。有人说他刚去打工的那会儿，频繁地和春花联系，但也只是传言。他像是厌恶父亲的赌博恶习，从不参与工友们打扑克一类的娱乐。食宿工厂都包了，他每个月的花销也就百余元，打工第一年就带回家6万多的存款。
自从春花走后，黄家人难得这么高兴。
“我儿子有出息！比老子有出息多了！”黄清高兴得在牌九桌上做了3天庄家，把自己一年的工资输得精光。黄阿婆站在厨房门口小声絮叨，却不敢上前教训儿子。因为黄清会说她：“你就知道钱！你要是不把钱看得那么紧，春花会跑走吗？！”
黄阿婆家的厨房房顶上早就没有花了，干死在简陋花盆里的植物腐烂进土里，土透过破烂的盆的边缘流失到水泥面上，再被风雨冲刷下去，冲刷回它们来时的河滩里。
黄清赌得变本加厉，从前过年时候起码会给黄阿婆一些过节的费用，后来连这笔钱都不再给了。一生要强的黄阿婆不得不跟每一个远近亲戚打招呼——让他们在年节里不带二儿子赌博不太现实，只求他们不要借钱给二儿子赌：“我话摆在这里，你们借钱给他，赢了还好，输了我可没钱帮他还！”
龙龙倒是争气，当大伯和小叔在县城看房的时候，也跟他们一起走进了售楼部，不声不响地和他们订下了同一个小区的房子。
这令所有人刮目相看，他们说，黄清窝囊了一辈子，没想到儿子这么有出息。
6
那一年，黄清从工地的脚手架上摔下来了，医院的诊断是脑梗。工地老板一听是黄清自己身体的问题，算不得工伤，便只支付了医疗费用，拒绝赔偿。
黄阿婆不服气，二儿子还不到50岁，怎么会得了老人家才会得的“中风”？可她求告无门，大儿子和小儿子还要在人家的工地上干活，闹得太狠，怕是连累他们也丢了工作。于是便终日在家骂着工地老板没有良心，和黄阿公也有了共同语言。
有一次我妈妈在黄家的时候，黄阿婆忽然念叨：“要是春花还在就好了。”
黄阿公沉默了半晌问：“你提那个没良心的干嘛？”
“我们现在是能照顾清子，哪天我们死了呢？要是春花还在，清子后半辈子就不怕没人照顾的。”黄阿婆见丈夫没搭理自己，又自顾自地说，“要是春花还在，没准儿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再后来，黄阿公也中风了，这个倔老头本来就有高血压，又没有按时吃药，搞得半身不遂，吃喝拉撒不能自理，终日瘫在床上。他自杀过几次，咬舌头、吞毛巾，都没有成功。他向每一个前来看望并且安慰自己的亲戚哭诉：“死都死不了。”不过他的吐字非常含混，连哭都只有一边眼睛能流泪。
黄阿婆不能再跟老伴说“要是春花还在”这样的话了，偶尔跟黄清说，二儿子就会大发雷霆，用他的拐杖用力敲打数十年如一日光整的水泥地面，大吼道：“那你去把她找回来啊！”
事实上，他们早找到了春花，更准确地说，是春花找了回来。
春花离开金牛村后去了更南的南方，自由地谈了一场恋爱，然后和那个男人有了事实婚姻，还生下了一个女儿。她曾打回电话里问黄清愿不愿意离婚，因为她想要和那个男人登记结婚。那个男人在电话里不知道说了句什么话，让黄清猛然想起当年他陪春花去过的那个云南村子，那个眼神凶狠的年轻人说话就是那个腔调。
没有任何来由的，黄清就认定了，“拐走”春花的人就是当年的那个年轻人。一定是他和春花打了无数个长途电话，终于找到机会把自己的妻子、龙龙的妈妈，带离了她生活了十几年的金牛村。
黄清没有回答春花的问题，只问她在另一个城市过得怎么样，如果日子苦或者受了委屈就回来，回到金牛村，他们黄家人不会对她有任何偏见，还像从前一样过日子。
春花明确拒绝后，黄清冷静地说：“那就拿3万块钱吧。”
当年“娶”春花花的钱，前些年找春花花的钱，都是不小的损失，得由她来补偿。为了让自己更有底气，黄清绞尽脑汁地想出两句法律术语：“你们要是结婚了，你就犯了重婚罪，犯法的！你现在没结婚就生了小孩，也犯法！”
族里有几个弟兄商量着要去找在外面当大官的族人，用手机的定位去找人，把春花“逮”回来。黄清回忆起云南村民看自己的眼神，有点儿不敢去。况且，包车、请人，大老远的去找春花，费用肯定得他来承担，那得花多少钱？他现在已经没法挣钱了。
“逮回来有什么用？她心不在这里，逮回来还是要跑的。”黄清含糊地拒绝了亲戚们的好意，但他死咬着不肯离婚，只要不离婚，春花就还是他老婆。
于是，亲戚们只能说：
“要我说，春花再嫁的人也不一定多好。她能找到条件多好的人？搞不好还不如在我们村里快活哩。”
“谁说不是呢，在这边家里什么事黄婶都包圆了，她还不快活？”
“春花也真心狠，龙龙这么懂事的儿子，也不回来看一眼。”
“你怎么知道他们母子没见过面？龙龙在上海上班，从全国各地过去都方便得很。他们肯定私底下有联系哩。”
“哎，龙龙这么好的小伙子，可惜妈跑了，爸是个赌鬼，还瘫了。哪家的姑娘愿意跟他好？”
7
黄阿公下葬之后，村里一度又兴起了关于春花的讨论。
那些和男人们一样下田种地、下河抓鱼的妇女们并不关心一个瘫痪多年的老人的死亡。据说黄阿公咽气的时候，黄阿婆并没有第一时间发现。她每天起床后要去菜地浇水，要去河边浣洗衣物，要打扫卫生、做饭。等她忙完了所有事情，才回去给瘫痪在床的黄阿公喂饭，那时候，黄阿公已经凉透了。老两口住在村西面大儿子空置的房子里，还得走去村中间找小儿子……不过没有人在乎这些，人们更愿意讨论龙龙找不到女朋友，是不是就因为春花跑了。
也有人随口说：“龙龙真找不到媳妇，跟他老子一样，也从云南买一个不就行了吗？”
我妈觉得这些人实在是能瞎操心：“现在可不比从前了，谁再敢买媳妇，明天就把你抓起来。”
我妈看着门外越下越大的雪，无数轻盈的雪花叠在一起，已经将地上的污水和垃圾全部覆盖，像是一条洁白的地毯。她转头看我，问：“是吧？”
（文中人物名、地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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