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立比我大四五岁，2008年初我刚毕业进公司时，他是我们组的副组长。他为人仗义，跟我很聊得来，我们做了十几年的同事，就连换工作也是一起递辞呈，去同一个下家报道。
2021年初冬的一天，因为老婆要加班，我俩约好一起带孩子去逛博物馆。午餐时，我问他最近跟家人处得怎么样，他摇了摇头，说不久前全家去做核酸时，他们排着队又吵起来，他爸直接甩了他一巴掌。
“我爸跟我爷爷一见面就吵架。”他儿子元元说。
“现在他甚至不愿意跟我同桌吃饭了。不过这样也好，至少不会在吃饭的时候吵起来。”袁立一边给儿子测血糖，一边叹了口气说，“翔安的房子我已经装修得差不多了，等搬走以后估计一年也不会见他几次了。”
我一时有点不知道怎么接话了——袁立马上就满40岁了，房子一直是他最大的心病。跟房子纠缠了十几年，他这场无声的战争，也许就要画上句号了。
1
刚来厦门那会儿，我跟女友在公司附近租了间两室一厅，月租3000。每个月我们工资一到手，近一半就飞进房东的口袋，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袁立跟我一样，也是租房，但他节俭，又是单身，便选择租住在被房东隔成“鸽子笼”的小单间里。房租虽便宜，但纠纷也多，他跟房东闹了几次不愉快，住得并不开心。
当时我们都没什么积蓄，不敢想象能在房价不菲的厦门，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2009年6月的一天，袁立上班时兴冲冲地告诉我说，在老家的父亲给他在厦门买了套房，付完首付了。他爸在电话里格外叮嘱，让他抓紧考虑结婚的事。
袁立他爸在老家一家小银行里当职员，早已提前退休，妈妈是家庭主妇，这些年家里有多少存款，他心里大概有数。厦门的房价那时已有大涨势头，并不是一个五线小城的普通家庭所能承受的。袁立在激动之余，又显得有点担心：“说起来，我老爸到底是从哪儿弄到的钱？”他约我周末一起去新房看看，我欣然点头，心想也能为自己以后买房做个参考。
没想到，一看到房子的真面目，袁立之前的疑惑与担忧便有了答案——他父亲买的这套房，位于厦门岛外最偏的地段，这块地以前是个养猪场，附近还有一片很大的墓地。小区刚建好，周边超市、餐馆、医院等配套设施一应皆无，就连公交车站都离得非常远，一到晚上就漆黑一片。如果住在这里，袁立每天上下班通勤要转4趟公交，出了车站还得打小电摩才能回家，极为不便。
眼看着袁立原本兴奋的心情一下子就被浇灭了，他掏出手机直接问：“爸，你到底是怎么看上这套房的？”
答案让我们哭笑不得——他爸收到了开发商群发的推销短信，看到小区均价4000多一平（当时厦门房子均价1到2万），首付只需10多万，而且开发商还提供免费大巴，“像是旅游一样”，从永安拉了几批人来这个小区看房。不过，在看到小区的实际情况后，整车人里只有两人掏了腰包，其中一个就是袁立他爸。老爷子年轻时曾在岛外当过兵，据说对这一带颇为熟悉，也很有感情，兴许这也是他当机立断买下这套房子的原因之一吧。
袁立在失望过后，也并没有想太多，每天还是继续着上班、下班、回租屋的生活，只是“每月多了一笔几千块的房贷花销”。他说，虽然对这套房子并不满意，但买都买了，在厦门好歹算有了个家，不再是个“局外人”了。
2010年7月，袁立告诉我，他谈恋爱了，女朋友是公司剪辑组的小唐。那姑娘比他小6岁，瘦瘦小小的，性格有些内向，不怎么爱说话。每次大家聚餐时，她总是藏在人群中，像个隐身人。袁立喜欢交际，两人性格一静一动，相处起来却意外地合拍。袁立说，“跟她在一起后，我急躁的毛病好了不少”。
他也偷偷跟我承认，刚开始决定跟小唐交往时，是“带着一些功利心”的——小唐家是土生土长的厦门人，袁立觉得自己作为一个没有背景的外地人，若想在留在这里，跟本地人结婚是最省力的方式。父亲一直在催他尽早成家，而已年近而立的他，换过几个女朋友，却一直没找到合适的人选。岛外的房子似乎是他的“定心丸”，房子买下来没多久，他便跟小唐以结婚为前提展开了稳定的恋情。
袁立他爸也没闲着，早就开始着手装修新房了。老人家每天都四处奔波，设计方案、购买材料、监工，事无巨细，亲力亲为。他在小区旁租了一间平房，晚上在那睡觉，白天就去盯装修进度，“比工人上班还准时”。
袁立工作很忙，装修的事根本无暇顾及。但在我看来，他对父亲为自己的婚房如此操心，心里其实是挺感动的。他们爷俩都是倔脾气，买房之前，两人见面总会吵两句。袁立总是找我倒苦水，比如他爸曾因为他学习成绩下滑、二话不说杀掉了他心爱的小狗炖了吃这个事，他就悲痛地讲述过无数遍。买房后的那段时间，父子间的陈年芥蒂，似乎随之烟消云散。
袁立和小唐的感情也很快升温，到了非彼此不可的地步。小唐她妈一度反对他们交往，说袁立只能算半个厦门人，而且“房子在岛外，离家太远”。但小唐不为所动，她妈折腾一阵后，也只好作罢。两人交往一年多后便进入谈婚论嫁阶段，袁立按照本地的习俗给了彩礼，小唐家里给他们买了一辆车作为嫁妆，以便两人进岛上下班之用。
临近婚期，有次大家在工作间隙闲聊时，小唐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袁立说：“我妈当时不同意，你别怨她。其实我跟她差不多，要不是你在岛外有套房、也算是厦门人，当初我们根本就不会开始。”袁立笑了笑，我看得出他们彼此心照不宣。
回到家，我跟老婆说了这件事，老婆摇了摇头，说他们活得太现实了。
“在小唐的成长环境里，有厦门户口算对于婚姻对象的最低要求。多数本地土著都不会接受子女嫁到外地，甚至嫁给外地人的。”我解释道。
“就因为他俩都很现实，所以才会一拍即合吧。”老婆总结说。
2
2012年5月，袁立和小唐举行了婚礼。婚礼仪式是照闽南风俗办的，在岳母的安排下，袁立背上拖着两根2米多“巨重巨扎”的毛甘蔗，把小唐接进了装修好的新房。
婚后的第一年，岳母便催着两人赶紧要孩子。袁立有些不开心地跟我说，“我岳母总说‘你年纪不小了，拖不下去的’。”可他也不敢怠慢，只能满口答应。
2014年1月，他们的儿子元元出生了，袁立的父母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坐火车赶来到厦门，来给小唐伺候月子。让袁立意想不到的事，就在这之后发生了。
一天公司午休时，袁立忍不住跟我吐槽起他爸妈来：“他们两个嘴里说是来照顾月子，可是这都待了几个月了，一点也没有要走的意思。说是帮我们俩带孩子，可我岳母也退休赋闲在家，完全有能力搭把手，他们也不是脱不开身呀。”
“那是打算长期跟你们一起住？”我说。
“但他们的亲戚、朋友、人脉都在老家啊，而且我外婆还瘫痪在床呢，全靠我小姨一家照料，特别辛苦，可我妈压根没有回去的打算。”他说着，有些激动起来。“她现在跟小区的广场舞大妈打成一片，每天跳跳舞、唱唱歌，有时还去旅游，高兴得不行。家里的忙一点没帮就算了，还特别敏感，总在家族群跟我小姨吵架。”
他打开家族群的聊天记录给我看，我看到他小姨在群里抱怨了一句自己照顾老人“很累”，他母亲立刻在下面以受害者的姿态发言，说对方“含沙射影，针对自己”。
“明明没有尽到赡养义务，还怕别人说。”袁立摇摇头，“等年底休假了，我要请小姨一家去旅游，绝不带我妈。”
我一边喝茶一边听着他说话，心里对这样的母亲也是无法理解——怨不得袁立总是跟家人相处得不好，其实也不能怪他太忤逆。我心里有点同情他。
袁立他妈对广场舞的热爱继续升温，甚至到了引起家庭纠纷的程度。袁立说，有好几次她跳舞跳得太晚，连做饭都耽误了，搞得他爸勃然大怒，两人在家里吵得鸡飞狗跳，把小唐和孩子吓得心惊胆战。
如袁立之前所描述，他爸性格严苛，脾气火爆，大概因为当过兵，在家时也是颐指气使。小时候袁立很怕他，长到了叛逆期便开始跟他对着干了。大学毕业以后，袁立跟父母一直都各住各的，关系处得还算可以。刚买房那会，一家人的感情和谐度曾到达了顶点，可自从一起生活之后，被短暂的喜悦掩盖住的不和，便又慢慢显露出来。“我下班回家后刚打开电脑游戏，我爸就在一边骂得很难听，‘玩那些破东西干什么？都是浪费时间！为什么不利用工作之余多学点东西？’听得我太烦躁了”。
同为建模加班狗，我很理解袁立的压抑情绪。我们这家合资公司秉承日企的严苛制度，工作环境十分压抑。平时为了防止资料外泄，老板在办公室里安装了很多摄像头，要求员工在工位上连手机都不能掏，上厕所、去阳台透气也要限制时间，违反规定就要扣工资。我们的工作量很大，公司时间又卡得紧，加班到晚上八九点以后是家常便饭，有时十一二点回家也不稀奇。每天下班回家后，我累得就只想躺平跟老婆一起打打游戏、追个剧、吃个夜宵。如果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却没有一点自由，连放松下都不行，那生活的确是毫无乐趣。
对于父亲的责骂，袁立通常都会出言反击，或我行我素。如此一来，爷俩的龃龉成了家里的日常，而最终让袁立下定决心逃离这一切的，归咎于他和父母最为激烈的一次冲突。
2015年3月，他爸妈嫌阳台晾衣服不方便，竟鬼使神差地自己在阳台外面焊了一个晾衣架，还把大大小小的花盆摆在窗台上。袁立下班回来后，老两口满心得意地展示给儿子看自己的劳动成果，没想到却被袁立痛批了一番：“咱家不是1楼，是23楼！这个东西非常危险，如果掉下去砸到人，这责任谁来负？高空抛物听说过吗？整个小区没一家做这个的，为什么你们非做不可？我们楼层这么高，别说台风了，刮阵风都不一定能扛得住！”
袁立态度坚决地让父母立即把架子拆掉，甚至威胁要去物业、城管投诉。可他爸坚决不答应，说衣架焊得牢实，还用绳子加固了，大骂他是“怂包”。袁立他妈也站在那里数落他，袁立被气得不知该如何是好，只能跟他们吵得更激烈。
第二天一来上班，袁立便告诉我：“我彻底明白了，我爸买这套房子，早有其他打算——你知道吗？房产证上虽写着我的名字，贷款也是我在还，但户口本上的户主却是我爸，这个家还是他说了算。”
“你是说，这套房子只是名义上是你的婚房？”
“估计他们早就计划好在那所房子里养老了，只是一开始没说而已。怪不得我爸对装修那么上心，毕竟那房子是他们在亲戚面前炫耀的资本，是让他们逃避赡养义务、享受大城市优越环境的避难所。”
袁立叹了口气，补充了一句：“唯独不是我的容身之地。”
3
晾衣架事件之后，袁立父子的矛盾到了白热化状态，“每天都一触即发”。
袁立跟小唐商量说，家里实在待不下去了，不如搬到岳母家去住，以后上班、孩子上学也方便。小唐也在公公那儿受了不少委屈，马上答应了，小两口带着孩子飞速地逃离了岛外，住进了岳母家里。
袁立岳母的房子是学区房，片区有着厦门最好的教育资源。为了能让外孙子顺利入读公立幼儿园，他岳母早已把房子过户到了女儿名下，这样元元从幼儿园到中学都不用发愁上学问题了。
我以为袁立从此逃脱了父母带来的家庭纷扰可以过上一段安生日子了。可是在岳母家才住了不到2个月，我就发现他越来越不开心。
6月初的清晨，我看到他顶着大大的黑眼圈进了公司，问：“昨天晚上没睡好？”
“岳母不让开空调，热得一晚上没睡着。”他很丧地答。
袁立说，他岳母的房子不足50平，名副其实的“老破小”。房子没有阳台，厕所促狭到连转身都困难。他岳母和元元睡主卧的大床，而他和小唐只能挤在次卧的小床上。那小床还是小唐小时候睡的，跟这屋子一样已经很有些年头了，稍一翻身就晃，发出木头摩擦的吱吱声。岳母年轻时便离异，以前一个人带着女儿住在这里是绰绰有余，可是现在多了两口人，“挤得整个屋子都摇摇欲坠”。
袁立岳母是国企退休员工，按理说每个月的退休工资并不少，但老太太却极其抠门，全家洗脸、洗手甚至刷牙用过的脏水，老太太要全部收集在一个桶里，以供冲厕所之用。天热的时候，那浮着泡沫的水便会“散发出一股异味”。据说小唐儿时的玩具就一个洋娃娃，袁立一家搬过去之后，岳母还曾把那个破旧不堪的娃娃翻出来给元元玩。小唐大学毕业后就经济独立了，她妈除了给她陪嫁了一辆车以外，没再给过她任何经济支援。
如果袁立加班晚回家，岳母就会默认女婿已经在外面吃过了，晚餐绝不会多煮一份饭菜的量。袁立若工作忙顾不上吃晚饭，深夜饿着肚子回到家后，就会发现无论是餐桌、冰箱还是厨房，都“比我的脸还干净”。
不过，这位严格遵循原则的岳母，很有一套管教孩子的方法。在爷爷奶奶那里无法无天的元元，在姥姥家却懂事了很多。袁立对于岳母是既暗暗敬佩，又深感实在无法相处：“我岳母跟我爸妈就是两个极端，我爸妈是怎么高兴怎么来，她是极尽克人克己之能事。”
从家里搬出来后，袁立一直有想自己买房的念头，但问都不需要问，就知道岳母是“绝对不可能帮衬一分钱”的。除了岳母家，他也无处可回，只好把心思放在工作上，每天早出晚归。恰逢那一段时间，我们公司接了一个大案子，他便主动要求担当负责人。遵循行业保密制度，他们被关在“小黑屋”里连没日没夜地赶工。客户的要求又反复无常，他“改反馈改到眼睛生疼、心脏发闷”。
6月底，有一家工作氛围相对自由的大公司来挖人，我准备辞职过去，并把消息告诉了袁立，拉他一起跳槽。
袁立听后默默点了根烟，思忖良久，说：“如果你要走，我肯定也不在这干了。不过，我辞职后暂时不想去上班了。”
“不上班了？”我有些惊讶。
“我老家有个朋友拉我一起创业，我想去试试。毕竟每个月辛苦上班赚个万把块钱，动不动还被扣，累死累活，一辈子也买不起房。”
他跟我一五一十地讲，前不久，他一个发小路过厦门，约他出来吃饭。发小家里经商，跟政府也有点关系，俩人从小玩到大，知根知底。在路边的烧烤排挡里，几杯酒下肚后，两人聊起这两年的状况，袁立不由得将胸中积攒的苦闷倾泻出来，说自己已经三十好几了，工作不顺不说，“连安身之处都没有”，接下来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发小给了他个建议：“如果要留在厦门，你就必须得有自己的房子。我手头上有20多万闲钱，可以借给你付一部分首付。剩下的你把老家的房子卖了，跟你爸再要点，岛外买个小户型，差不多够了。他现在住着你们的婚房，心里可能也有点过意不去，或许会搭点钱再给你买一套。”
发小的话让袁立有些心动，可当时厦门房价正往顶点冲去，即便跟发小愿意借钱，要凑出首付也不容易。他说：“我爸倒是有一笔积蓄，放在外面做投资已经很多年了，不知道收不收得回来。”
看袁立犹豫不决，发小说，房子可以先看着有没有合适的，现在当务之急是赚钱：“你那份工作如果实在没心情做了，不如索性辞职，跟我一起回老家创业吧。”
那两年，O2O（online to offline）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互联网线下交易平台在各大城市迅速兴起，网络订餐平台抢占市场竞争激烈。但在信息相对滞后的四五线小城，O2O这个新鲜事物却鲜有人知，袁立发小年初从父亲那里得到一笔资金，瞄准了永安市的市场空白，准备先从本地入手，推广自己的网络订餐平台。
袁立对这个项目颇为心动，考虑了几天后，入伙的念头愈发强烈，而我的离职，正如顺水推舟一般，帮助他下定了决心。
当天下班后，吃晚饭时我跟老婆聊起袁立准备辞职创业的事。她听了以后，连说“不靠谱”：“现在连开家小店都要做周边市场调研，他们没有事先调查市场，就做这么大的风险投资？对了，你可别跟他一块乱来啊。”说完，她不放心地看了看我。
“放心，他没拉我。”我赶紧否认——实际上，袁立的原话是“我先去试试水，等赚了钱再拉你进来”。
其实我俩都知道，他发小的创业的确有些铤而走险。但那时袁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几乎已经走到绝路”，在“赚钱买房”的驱使下，向来谨慎的他把心一横，跟我一块辞了职，回老家创业去了。
4
一开始，袁立对这个创业项目是有信心的，还把自己存下的那点积蓄也投了进去，成为了项目合伙人，这样日后可以拿到分红。钱投进去后，他就穷得叮当响了，小唐送他走的时候，发现他身上现金所剩无几，便把儿子过年收的5000块压岁钱悄悄塞进了他的行李里。
袁立离开厦门后，我们时不时会在微信上聊几句，周末联网打游戏时，也会聊聊近况。他告诉我，项目前期没有利润，就是往里砸钱，平台研发、打广告、人员雇佣等等都需要资金，“钱像水一样哗哗地往外流”。
发小每个月给袁立发3000多块基本工资，他在永安住自己家的房子，倒也不用花钱，可每月银行把厦门岛外房子的房贷划走后，他的卡里就只剩零头了。
“那半年的时间，我几乎是用儿子的压岁钱撑过去的。”后来，袁立很心酸地跟我说。
几个合伙人手里的资金有限，为了节省人力开销，他们都身兼数职，从早忙到晚。创业艰苦，但是在梦想的驱使下，刚开始他们都抱着极大的热情。袁立在微信里跟我说：“我上了这么多年的班，从未如此干劲十足过。”
他每天的主要工作，从建模、渲染、网络会议，变成了“经营公号和走街串巷做‘地推’”。所谓“地推”，就是带着他们自己的设备，一家店一家店地去推广，说服店家跟他们平台合作，或者去街头巷尾、学校、网吧等人多的地方，逢人就凑上去推销他们的网络订餐软件，加上各种赠品、折扣促销——总之，如今各大网络平台所使用的策略，他们那时就用了个遍。
日子一天天过去，项目的推广效果却“远远不及预期”。2015年的永安比他们想象的还要闭塞，厦门的手机订餐平台已经兴起了，但那里很多人都还没用上智能手机，甚至“连微信都没有”，更别提用手机点外卖了。在袁立接触过的众多的推广对象中，只有学生对网络订餐的接受度相对高些，其他人群就困难得多。“O2O”对于这里的人来说就像天方夜谭，有几次，“我们刚开口说明来意，就被店家当作骗子赶了出去”。
“看这惨淡的经营状况和差强人意的数据，不光我，连我发小都心冷了。”
不到半年的时间，袁立他们就坚持不下去了。我从微信和偶尔的电话里，感到他越来越消沉。
“最主要就是资金不足。”他说，“现在我都不知道还能撑多久。”
听了他的遭遇后，我和老婆都替他感到惋惜。虽然现在网络发达了，但很多东西是没那么容易改变的。行业大鳄之所以能够彻底改变人们的认知和生活方式，是因为他们有足够的金钱和时间，让慢慢把资本从大城市往小城镇渗透。
12月底，袁立给我打来电话。他用自嘲的口吻说：“小唐昨天来这边了，估计看到我现在又黑又瘦，还刚刚在理发店剪了一个难看的发型，她看着我的神情特别震惊，好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心里幻灭了似的。”
虽然听上去很惨，但我还是被他逗笑了。
“她跟我说：‘你还是回家吧。’”
“你最好听你老婆的话。”
“嗯，我就是给你说这个——我要回厦门了。”
袁立人生中最大的一次冒险就这样结束了。
这次创业失败不久以后，袁立还告诉我一件事：他们解散没几个月，“饿了么”就给他发小打来电话，询问他们在永安市搞订餐平台的事。这块市场他们还未涉足，但日后有计划往下发展，想问问看他们是否愿意被收购。
“如果平台能再多撑几个月就好了。”这也成了后来被他反复念叨的一句话。
5
袁立之所以迅速赶回厦门，除了创业失败之外，还有一个原因。
当时，两岁的元元突然身体不适，送医检查后，竟被查出患有Ⅰ型糖尿病。我也算是看着元元长大的，这个孩子从出生就比同龄孩子瘦小，体质也比较弱，但大家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竟患有如此严重的病。
“医生说Ⅰ型糖尿病是免疫系统疾病，是胰岛素分泌不足引起的。而元元的情况很特殊，他的身体完全不能自己产生胰岛素了，必须终身服用胰岛素。我一个大男人活了30多年，听医生跟我说这些话的时候，身体都控制不住地发抖，我老婆是直接在诊室里痛哭了一场。”袁立说。
出院后，小唐开始让元元严格控制饮食，每天定时扎针测血糖。他们心里很清楚，如果血糖控制不好，将会造成全身重要脏器的并发症，后果不堪设想。看到灾难落在元元这个极聪明可爱的孩子身上，就连我们外人都觉得很心痛，他们夫妻俩内心所受的打击可想而知。
大概因为此事，袁立跟他爸的紧张关系稍有缓解，爷俩再见面后竟没有吵架。创业失败的事他爸没有唠叨，用袁立的话说，“反正我们父子之间，也没有什么交流的欲望”。
此时的袁立身无分文，为了给孩子赚治病的设备费和每月几千块钱的治疗费，他马不停蹄地做作品、投简历。他大学毕业后一直勤勤恳恳地卖力上班，在行业里的实力和资历都没得说，在我的大力推荐下，他很快便收到我们公司的高级管理层的offer。
久违的两点一线、早出晚归的生活，让自由惯了的他无所适从了一段时间。我们又开始一边吃工作餐，一边彼此插科打诨。
“就算不情愿，也得接受现实啊。恭喜你在奋力而无用地挣扎一番后，又成为软件园围城里的一个浑浑噩噩的‘社畜’。”
我敬了他一碗食堂里免费的蛋花汤，他咕咚咕咚一饮而尽，似乎想要喝掉所有的不甘。
这次回厦门后，袁立没有再回岳母家住。他本想干脆先自己租个房子，却突然从堂弟处得到了好消息：堂弟要从公司职工宿舍搬出来与女友同住，所以那暂时空出来的宿舍，可以免费借给袁立栖身。于是，他二话不说便搬了过去，开始了独居生活。
那间宿舍隔音差，条件简陋，但住在那儿几年时间里，袁立的生活似乎轻松了些。平时小唐带元元住在岳母家，周六送孩子去爷爷奶奶家玩，周日一家三口才能相聚，所以，“每天下了班游戏想打就打”。我老婆对他们的评论则是：“这种‘丧偶式育儿’，真亏小唐能忍。”
有时在公司，袁立跟我讨论起最近上映的电影时，我不由得叹了口气说：“我跟老婆好久都没有去过电影院了。”
“也是，你们是自己带孩子。”袁立拍拍我的肩，“其实，你别看我这样，我压力比你们大多了。你们父母能帮衬着在岛内买房子，而且还不跟你们一起住，你不知道我有多羡慕？你女儿是你的小棉袄，平时多加会班就发语音说‘我想你’之类的，可你知道我儿子说啥？”
“说啥？”我喜滋滋地喝了口水，觉得自家女儿甚好。
“他说，‘他心目里最喜欢的亲人排名’里，我只排在第四。”
“第一是谁？”
“是阿嬷。”他垂头丧气地回答。
“你跟儿子不住在一起，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我安慰道。
“如今这个世道，若是没有房子，你甚至无法尽到父亲的责任。”袁立摇了摇头，“我堂弟那个宿舍，也是朝不保夕，只要他们公司领导一发话，我随时都有可能被赶出去。”
在这种种原因的驱使下，虽然厦门的房价仍在继续上涨，但袁立并没有停止四处留意合适的房源。
2016年1月底，他高兴地告诉我，他通过熟人渠道发现一套在售的单身公寓，虽然是“老破小”，但是地段很好，价钱也很公道，就算不用来自住，作为投资买入，也有极大的升值空间，是难得的好房源。
此前，他已经卖掉了岛外房子的车位，又把老家的房子挂在中介出售，只是永安的房子迟迟没有买家。火急火燎着急筹钱的他，想起了他爸还有一笔投资在外的钱，便硬着头皮去找老爷子帮忙。
不问不知道，一问他才得知，原来他爸是把积蓄借给朋友去“投资农场”，而那个叔叔是个不折不扣的“老赖”，多年来都以生意失败为由拖着不肯还钱。他爸是一个在外讲义气、要面子的人，这几十万块钱，从未放下面子去催讨过一次。就算买房急需用钱，他也只是客客气气地打电话问了问朋友，对方自然找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不还，他也就作罢了。
袁立通过这事，彻底看清了他爸：“他的这笔钱是要不回来了，在买房这件事上，我不会再对他抱任何幻想。”
从那之后，他便长住在堂弟宿舍，过起单身汉式的自由生活。好在小唐对此并没有太大怨言——我想或许她从小就已经习惯了父亲的缺位，所以对于丈夫的要求也不高，每周只要能出现两天便足矣。
期间，袁立也看过好几次房，可惜并没找到合适的。价格便宜的面积太小不够住，而看得上眼的又负担不起。他也考虑过一家人租个房子住，但小唐的态度让他打消了念头：“我们土生土长的厦门人，是不可能租房子住的。”
于是，袁立在那间单身宿舍里一住就是快3年。
6
2019年，厦门房价继续水涨船高，袁立也越来越沉不住气，上班时都显得心烦意乱。这些年因为孩子的病，他们小两口也没多少存款，他非常担心地跟我说：“照现在的房价走势，再这样观望下去，也许我永远也买不起房子了。”
10月，袁立偶然看到了一张楼盘传单，注意到一套岛外在建中的soho商住楼。户型正是他理想中的小两室，因为楼盘属性特殊，所以价格非常便宜，首付只要70万就能拿下。
老家的房子已经卖了出去，但因为是他爸单位早年分的老公房，面积小，也卖不上价。袁立又从发小那里借了25万，再加上父母给的小10万块、卖车位的钱以及一些存款，东拼西凑凑够了首付，终于拿下了这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跟小唐一起去拿证时，袁立让她在房产证上写下自己的名字。“我清楚记得，当时她签字的手有些颤抖，但眼睛里却特别开心”。
为了庆祝买房，袁立办了个小小的家庭聚会。快40岁的人了，喝了很多酒，还是会絮絮叨叨地跟我提起他小时候的事。
“小时候，每当我吵着要买什么东西，我妈都会告诉我‘家里很穷，买了我们就吃不上饭了’。她只要这么一说，我再想要什么也不敢开口了。因为这件事，上学时我一直都很自卑，有时晚上还会担心得睡不着觉。直到大学毕业后，我偶然看到家里的存折后才知道，我妈一直在骗我，我们家虽不富，但也并不缺钱花——小唐也是，她从小父母离婚，小时候几乎没有一样属于自己的东西。她和我一样，都是内心没有安全感的人。要说我们父母真的做错了什么吗？其实他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对我们好，只是同时造成的伤害更多。”
我也跟他坦言，当时自己和老婆都觉得他们“太过现实，无法长久”，或许是我们看错了。
“买下一间房子，在里面随心所欲地生活”，这大概是许多人倾尽一生也想完成的梦。对于袁立和小唐来说，如今它似乎已经尘埃落定，总算彼此都有了一份心安。虽然距离交房尚有一段时间，后续还有装修等一大堆杂事，但入住指日可待，用袁立的话来说，“就连在宿舍里睡觉都比以前踏实了不少”。
令所有人都猝不及防的是，2020年新冠疫情突然爆发，袁立的堂弟公司领导发话，疫情期间出于安全考虑，所有员工家属必须立刻搬出宿舍，不得延误到第二天，否则后果自负。
得到消息的那天晚上，袁立和我一加完班就赶回他宿舍，联手连夜搬家。我们从岛内开车到岛外，来来回回总共运了3趟，一直搬到半夜12点多，才把行李全部搬回他之前的婚房。
“折腾了这么久，又回到了起点。”把车停在小区的临时停车位时，袁立无不讽刺地轻声说，“你做好心理准备，我爸肯定没好话。”
果然，我们前脚刚踏进家门，后脚他就跟父母大吵了一架，
“看看你这几年，买了多少花哨不实用的东西！家里没地方放，你明天就去处理掉！”
“我的东西谁也不能动！”
许久没见面，袁立和父母之间的隔阂与积怨似乎更深了，吵架成为了他们与彼此沟通关系的最主要方式。看到爷俩情绪激动的样子，我也不好插手，放下东西后就悄悄离开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袁立很少跟我提起家里的事。我看得出他在极尽克制，尽量不再跟他爸闹矛盾，毕竟马上就能搬进自己的房子了，也算心里有个盼头。
袁立的心安还没有持续多久，房子就出了事。2020年11月，就在房子即将完工的时候，“开发商虚假宣传”“资金链断裂”等字眼，突然出现在他所在的业主微信群里，让他和小唐都傻眼了。
原来这套楼盘是名副其实的写字楼，根本不具备居住功能，开发商本想钻个空子，打着“商住房”的擦边球，低调地销售、完工、入住了事，可没想到此时政府一纸红头文件，严厉禁止此类楼盘以居住功能出售，于是整个工程便停滞了下来。与此同时，开发商还遇到了资金问题，迟迟无法结清工程队的尾款，没有支付尾款，工程队就不可能开具消防证明，而没有这份证明，房子便无法给政府验收。
眼看房子到了约定好的入住期，银行卡里的贷款也每月都在扣，可却被告知房子无法入住，业主们在微信群里闹翻了天。
“有人说要维权，有人说要跟开发商打官司，可是翻开合同一看，各种霸王条款写得清清楚楚，就算告了也打不赢。”袁立头痛地说。
接下来的事情就像电视剧里演的一样，无路可走的业主们跑去开发商大门口聚集、闹事，袁立因为工作太忙走不开，所以一次也没去过，倒是小唐被人怂恿着去过几次。2021年4月，听说激愤的业主们在聚集时引发了冲突斗殴，开发商报了警，好多人被警方带走。自此，袁立便嘱咐小唐以后再也别去凑热闹了。
在此事悬而未决的那一年里，袁立几次对我说，他“几乎感觉无望了”，也许血汗钱就此打了水漂。尽管心里不是滋味，但在这僵持不下的局面里，他也无计可施，每天除了上班，就是苦苦等消息。
好在，10月时小区业主群里突然传出喜讯，说事情有了转机——由于部分业主们不懈聚集发声，事情越闹越大，开发商不想让事件继续发酵，同时也想继续卖掉剩余的房子，于是主动交纳了一大笔罚金，一举解决了消防问题，房子的入住看到了希望。
1个月后，我看到袁立跟刚结婚的同事讨论新家的橱具。他跟我说，新房的全套家具，都是他按照自己的喜好一一挑选购买的。
“明年年底之前，应该就能住进去了。”说这话的时候，袁立的语气很确凿，显得如释重负。
“你爸妈怎么说？他们应该也挺开心吧？”我问。
“我爸妈？不提还好，我妈每次提到这个房子就大骂开发商害人。她埋怨我当时不应该图便宜，给自己找麻烦，还说就算入住了，也可能还会遇上别的问题。”
“别跟你妈吵了，装没听见就是。”
“我本来想说，‘不便宜买得起吗？这房子也是图便宜买的，你们不是住得很好吗？’”袁立冷笑了一下，“但是，话到嘴边却懒得说出口。你说得对，我装没听见，埋头吃饭就好了。”
“那你爸呢？”
“我爸一句话也没说。自从做核酸排队时闹过一次后，他就开始经常回避我，不怎么跟我讲话了。说实在的，不说话让我们的关系融洽了不少。”
袁立那天最后说，在家里，他偶尔会悄悄看向他爸，看他爸一个人端着碗，坐在茶几上默默地吃饭，挺拔的身板已经有些佝偻了。这个老头看起来熟悉又陌生，但好歹也是撑起“家”的肩膀。虽然永远高高在上，冷酷不近人情，但也完成了一个中国式家长的“责任”——自己折腾快20年，最终买了套看起来属于自己房子，还是得靠他。
袁立觉得，他爸可能是他“永远都走不出的一座山”了。他知道，在此后的数十年里，自己也会成为儿子元元的“山”。如果儿子能健康长大，他也将肩负起给儿子一个“家”的责任。只不过，他希望在元元的眼里，自己能成为一座温柔的“山”吧。
（文中人物、地名均为化名）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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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6年秋风猛烈，一夜之间，霍林河大草原到处都是枯萎、衰败与萧杀。煤矿附近的湖泊上聚集了成千上万只候鸟，每天黎明，都有雁群拨开晨雾向南方远行。与此同时，无数生意人一路向北来到这里，来到蕴藏巨大热量的露天煤矿，来到我家的配货站。
这天清晨，一位20多岁的少妇推开配货站的大门。她上身穿一件水红色毛衣，下身穿灰色牛仔裤，没有化妆。但在清晨的阳光下，我看见她长长的睫毛，还有脸颊上无数纤细的绒毛在发光。
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她吸引了过去，大家自觉让路，她径直来到我的办公桌旁小声说：“卢哥，我要找车。”
“好，好。”我有点语无伦次，“在哪装煤？你往哪发？先登记把电话号码给我。这些人都是找车的，我给你排着——对了，你怎么知道我姓卢？”
女人说自己叫高雨，她对象前几天来过我家配货站，我给他安排了一台车。见我还没反应过来，她比划了一下，“就是这么高的，叫李强”。
我想起来了，李强个头不高，脸上有点儿白癜风，但与其他粗野的货车司机相比，说话慢声细语，待人礼貌客气，衣着打扮不俗。那天我领他到煤矿转了一圈，他看中了三泡子矿的筛选块煤。那时外地客户还都没来，配车很顺利，不过这几天从各地供热公司来了许多客人，大家都在抢运煤炭，车不太好找。
高雨的到来打破了我家配货站的平静。楼下的人自不必说，都上赶着搭话。在二楼旅店休息的司机也不睡了，都问她煤往哪儿送，“苏家屯？有点绕道，卸完车还得返回沈阳装货——不过，看在配货站面子上，我给你拉！”
配货站有自己的规矩，货源紧张的时候，用货控制司机；车少货多的时候，用车源控制货主。配货站老板最忌讳的是货主与司机直接交流，他们讲好价格，就可以把配货站抛开了。高雨非常明理，她对几个跃跃欲试的司机说：“我对象说了，用谁的车，多少运费，一切都听卢哥安排。”
高雨要的煤只有我知道具体位置，我开车拉她去现场看质量，几个司机也要跟着，让我给撵了下去。煤还是那个煤，但是，高雨围着煤堆转了一圈，那些漆黑的家伙就让人感觉分明跟以前不一样了。
当晚，高雨在我家配货站二楼旅店最里边的208房间住下了。后来，她在这个房间总共住了5年。配货站有个美女长期驻扎，天天发货，对于大货车司机也是一种吸引。那些天，不但货站生意好，楼上楼下客房也都能住满。
世上没有绝对的公平，高雨没来时，我家的配货站秩序井然，新老客户一视同仁。高雨来了以后，原来的规矩碎成一地。我把所有运费便宜的车都给了高雨，还告诉她运费便宜，煤也是出矿价，让她老公在家四处推销，一定能打开市场。
李强果然不负众望，来自苏家屯、十里河、辽阳、首山的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高雨每天都要去煤矿装车。
我家配货站二楼楼梯下边是一个卫生间，上边有一个1米多高，6平方米见方的阁楼。每天办完业务，我和媳妇雅琴就在这里休息，虽然翻身时会踢到电视，坐起来脑袋会撞顶棚，但有一个好处——可以居高临下观察旅店走廊里的所有动静。
这天晚上，有个跑辽阳方向的老司机又喝多了，他满脸通红爬上楼梯，吆五喝六地让服务员开门。他刚要进自己房间，扭头看见208还亮着灯，于是马上走了过去，使劲推208的门：“高雨小老妹，哥回来了！开门让哥亲一口。”
很多司机都被吵醒了，我从阁楼上下来，想把这人劝回房间。可他手指头夹着卷烟，冲208大声叫喊：“你告诉高雨，必须给我面子，否则我让她在这条道上没法儿混！”
这人叫二胖，小个不高，长得狗头哨脑，没个人样，但是在辽阳车豁子（养车人）里很有威信。我为了和跑辽阳方向的司机处好关系，曾请他和他的朋友们吃过饭。这样的人不能得罪，我只能安抚他说，人家高雨是良家妇女，可别胡来，我可以请他去洗浴中心。
二胖不答应，继续瞎嚷嚷。等我把他放倒在床上后，随后敲开了208的房门，高雨瞪着一双惊恐的大眼睛，扑进我怀里，“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她喊了一声“卢哥”，立即唤醒了我配货站老板的责任感，我拍拍她筛糠似的肩膀，故意大声说：“别怕，有我在，没人敢动你。谁在我这一亩三分地打你的主意，我弄死他！”
这时，我媳妇雅琴也下楼了，她推开二胖的房门想损他几句，可是二胖的呼噜已经打得山呼海啸，啥也听不见了。
这事之后，二胖表面上毕恭毕敬，但暗地里给其他司机施压，不让他们装高雨的货。如果货装在他车上，他就要求高雨押车，说如果不押车，煤丢了他概不负责。我让高雨不要管，煤丢了有货站呢，“你要押车就等于押他被窝里去了”。高雨听了，破涕为笑。
对付二胖这样的司机，要用组合拳。第一，用货控制他，先撂他两天，有好货也不给他装，还当他的面给别的司机打电话；第二，孤立他，他不在的时候，我请跑辽阳方向的司机吃饭，故意在酒桌上说高雨是我的人，不许别人有非分之想。
不久之后，二胖幡然醒悟，主动找我道歉，说都是他的错，以后再也不吓唬大哥的人了。我也就坡下驴，把高雨和其他跑辽阳的司机叫出来吃火锅，大家欢聚一堂。在桌上，我给大家敬酒：“高雨买卖刚起步，大家看在我的面子上别为难她，多帮助她。她市场做大了，我们也有活干，对吧？”
司机们誓言旦旦：“必须的！以后二嫂的事，就是我们的事。”
我媳妇雅琴也不知道那句话是真，哪句话是玩笑，也稀里糊涂地跟着喝酒。
此后，高雨也不把自己当外人，雅琴不在家的时候，她能帮我配货、做饭。司机们也履行诺言，无论车源多么紧张，只要高雨有货，不管运费是贵是贱，保证先把她的货拉走。
渐渐地，高雨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2
这天，我和高雨在煤矿装了一天车，弄得浑身灰土，高雨说：“太脏了，先别回家，我们去‘宏海’洗个澡，我请你。”
“宏海”是霍林河有名的洗浴中心，里面洗澡、按摩、特殊服务应有尽有。每次沈阳来客户，我都请他们在这里洗尘。高雨主动请我洗澡，在我看来，是一个既甜蜜又暧昧的信号，我心里美极了。
我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在池子里泡了一会儿，就赶紧钻出来穿上肥大的睡衣睡裤，爬上二楼的休息大厅。大厅里灯光晦暗，脂粉香气四处流窜，几个美女技师正在给客人按摩，手掌拍得啪啪作响。
我躺了一会儿，喊服务员给我开了一个单间，之后就把房间号发给了高雨。结果过去了好久，我几乎都要睡着了，一个服务生悄然进屋，说有位姓高的女士请我到休息大厅里喝茶。
总之，我的张良计被她一招过墙梯化解于无形。
在人来人往的大厅里，高雨喝了一口刚泡好的碧螺春，突然向我说起她和丈夫李强的过去。
高雨与李强都是沈阳苏家屯底下的十里河村人，俩人从小认识，高中毕业后都没考上大学，回到村里天天见面，就谈起了恋爱。
李强父亲原来是生产队长，包产到户后，开了一家水泥制品厂。别看只能生产猪食槽、马槽等简单生产用具，但收入比周围老百姓高出一大截。高雨的家庭条件不好，能嫁入李家也算高攀。好在公公心胸开阔，不在乎贫富之差，高雨对此十分感激。
后来猪食槽就卖不出去了，李强就打起了煤炭的主意。十里河附近有许多小工厂，每年生产需要大量的煤炭，他利用父亲当生产队长时认识的人脉，一点点“公关”，终于有个烧仿古建筑砖瓦的厂子答应让他送几车煤看看。
“他来到霍林河就认识了你，这就是我们的缘分来由。”高雨顿了一会儿，用眼角瞄我，略显羞涩地说，“李强爱我，我也爱他，我们有个儿子今年已经8岁，上小学二年级。我想我儿子。”
高雨把手机里儿子的照片找出来让我看，那孩子大眼生生，十分可爱。还有他们一家三口的旅游照，和谐美好，令人羡慕。
“卢哥，我珍惜我和李强之间的感情，也珍惜我们的家庭，我可不能节外生枝。再说我们的买卖刚起步，可不能有半点闪失。我也不能对不起嫂子，她对我那么好。”
听了这话，我感觉脸蛋儿有点发烧，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
时间一晃就到了2009年，我家的配货站迎来了一位重要的客人——华姐——她专门为鞍山供热公司采购煤炭。
当时，霍林河的几个小煤矿产量有限，大矿没有关系买不到煤。没办法，我只能陪着华姐先后去海拉尔、牙克石、满洲里等煤矿考察，高雨作为“自己家人”也一路跟着。我和华姐从满洲里的一个大矿往鞍山发了几千吨原煤，后来由于运费飞涨，成本太高，不得不返回霍林河发货。打点完这些事，华姐就和高雨一起回辽宁了。经过一个夏天的相处，华姐的生意对于高雨来说，也就不是秘密了。
2010年春节，我在老家陪父母过年，高雨突然来电话：“你们啥时候回来？我已经到你家了。”她从邻居家要来我家配货站的大门钥匙，进去把房间收拾一遍，放一挂鞭炮，就开门营业了。
“你这么早上来干啥？”
“你快回来吧！华姐要发煤。”
高雨的回答把我吓了一跳，我和雅琴用眼神交流了一下——华姐发煤不给我们打电话，怎么她先知道了？
可我当然不能这样问，高雨主动解释说：“华姐说了，供热公司急需2千吨‘筛漏子’，3400卡的。煤我已经联系好了，你快回来吧，看看多少钱给她。”
这话让我更吃惊了。华姐是我的客户，即便高雨和我关系再好，也不能直接和她发生业务联系，这是做生意的大忌。我脑补了一下春节期间高雨和李强登门拜访华姐的场景，顿感大事不妙，于是赶紧给华姐打电话。华姐说，高雨声称自己能搞到原煤，价格挺便宜。还让我赶紧回霍林河，组织车往鞍山发货。
“咱供热公司能烧原煤吗？不都是链条炉吗？”我不解地问。
华姐说拉回去之后卸到煤厂，然后雇个破碎机全都破碎了再送到供热公司，“这是实在没办法的办法”。
我身在1000公里之外，家有患病在床的母亲，不能马上返回。华姐却连夜赶到霍林河，我没办法，只能让高雨替我给华姐找车。年还没过完，“关系车”都没有来，这事儿不好办。不过高雨也真是厉害，她打开配货站电脑，在“一点通”上找了10台车。第二天天黑之前，她就装了40台车。
我赶到配货站时，华姐已经回鞍山接货去了，高雨把配货收入一笔一笔交给雅琴，另外每吨煤还给我5元钱的好处费。
我们安心了，觉得高雨这买卖做得讲究，吃水不忘挖井人。
2010年夏天，运费最便宜的时候又来了，华姐来到霍林河，要为新的供热季存煤。
华姐原则性强，做事雷厉风行，跟她做生意挺简单，基本没有风险。高雨已经尝过甜头，想跟华姐做生意，就四处打听煤源。她找煤卖给华姐虽然能从中赚取很低的利润，但有垫资的义务。
高雨刚起步，本金全都压上也就几十万，华姐承诺她这边装车，她那边马上就打款。高雨豁出去了，她让李强筹了50万，全都打进某煤矿的账户上。
第一天装煤还算顺利，等华姐跟着拉煤车回鞍山准备卸车和破碎事宜，煤矿这边就生变了。当高雨带着汽车下到坑底装原煤时发现，原来散发着沥青光芒的原煤不见了，推土机推出来的全是矸石、二性子煤，还有煤层顶板——把这些劣质煤发去，华姐是不会给钱的。
高雨到煤矿销售处，以煤质不达标为由要求退款。工作人员说想退款的人多了，得排号，“啥时候账户里有钱，啥时候再给你退款”。
其实高雨早就知道退款的事行不通。因为她听说过，这个煤矿收了款根本不可能往外退钱，只能拉煤。没办法，高雨只好去找矿长包蓝天求情。
包矿长40岁左右，蒙古族人，他看高雨，眼珠子都是红的。高雨求他高抬贵手给弄点好煤，他嘴上说行，但装煤的时候依旧我行我素。
高雨回来跟我商量，我想了想，就说请包矿长吃饭。那天晚上，我们在一家豪华酒店请包矿长吃蒙餐，手把肉、马奶酒上了之后，蒙古族歌手引吭高歌，还给每人献一条哈达。包矿长会唱，更会喝，他把我们都喝趴下了。临走时，只有高雨清醒着，她又往包矿长兜里塞了2000元钱。
第二天，高雨找包矿长装煤，他却推脱说煤要一点点抠，得再等几天，“昨晚酒喝好了，就是唱歌没发挥好”。
高雨回来把包矿长骂了一个狗血淋头，但是她犹豫再三，还是让我晚上陪她去歌厅一趟。晚上在舞厅幽暗的灯光下，我们仨喝得烂醉如泥，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配货站的。第二天早晨，我从阁楼里探出头，第一眼就看见包矿长从208房间出来。他在走廊里一边打电话一边穿衬衫，遮住了浓密的护胸毛。
江湖这个大染缸，谁在里边待久了都会面目全非，甚至腐烂变质。可人在江湖，又往往身不由己。高雨做出选择后，效果立竿见影，成千上万吨优质原煤源源不断地运往鞍山。她和我，都发了一把小财。
3
高雨很聪明，此后，她和包矿长再也没在我家二楼的旅店相会。后来，她不在我家配货站住宿的日子越来越多，我只能从逢年过节她给重要人物带的礼品中，观察她的动向。
“这是给矿长的”“这是给管现场的”“这是给某某某的”“这是给你的”……高雨的交际范围越来越广，到后来，我也经常通过她的关系从矿上购买便宜煤。
一天，二胖不怀好意地跟我说：“高雨在958矿真好使，我听说从矿长到调度，包括钩机司机都让她拿下了！”
司机们的嘴巴没安拉锁，世上又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事传来传去，最后还是让李强听到了。一天，李强开着他新买的丰田汉兰达突然光临霍林河，在208房间仔细搜索了一番，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之后，他又跑去矿上，给正在装煤的高雨来了个突然袭击。
晚上，我请李强高雨两口子吃饭，李强脸色很难看。两杯酒下肚后，他开始冷嘲热讽敲打高雨，让她在外边注意形象，别给老李家丢人。刚开始高雨还辩解，让李强别听司机们胡说，“他们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她声音挺高，但明显中气不足，眼神也略显飘忽。
吃完饭，李强不由分说，连夜把高雨拉回家了，之后也不让高雨来霍林河了，装煤全用电话遥控，有时候实在不放心，就让我去煤矿给他监装。
半年后，俩人闹离婚的消息传出来，我赶紧给高雨打电话问咋回事，她只哭诉说：“这日子过不了了。”
我和雅琴不远千里开车到沈阳劝架。两口子挺给面子，带着孩子在苏家屯一家非常有名的餐馆请我们吃饭。晚上吃饭的人多，全都坐在一铺朝鲜族大炕上，环境十分嘈杂，根本没法谈私事。
李强知道我们此行的目的，他一口一个“卢哥你放心，我俩没事，保证不离婚”，高雨则欲言又止，她眼里汪了一圈泪水，不知道是伤心还是委屈。
晚上，高雨给我和雅琴安排了一个酒店住下，李强领着孩子一走，高雨就开始一把鼻涕一把泪。
原来，他俩闹离婚的原因另有隐情，可以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卢哥、嫂子，那次从你家回来，我就跟李强实话实说了。我不想欺骗李强，我毕竟爱他，我出轨完全是为了这个家，那是迫不得已，李强也原谅我了。我寻思我们以后好好过日子呗，可是这李强太不是人了。最近一个月，他和一个女的搞上了，都领家里了！”
听说那女的是苏家屯的一个陪酒小姐，我和雅琴都觉得李强大概也就是玩玩，不能当真：“你俩得好好过日子，别的不看，咱看孩子。”
高雨哭了，说起包蓝天满身膻味，睡觉还打呼噜，自己是被逼得没办法才和他在一起的，“李强不但不理解我，还故意找小姐报复我，敢情我辛辛苦苦、忍辱负重挣钱，都便宜这个臭*****啦？我咽不下这口气，我要和他离婚！”
“离啥婚？别胡闹了！”雅琴说高雨，“不是嫂子说你，本来就是你犯错误在先，再说你长期不在他身边，他请客户吃饭，时间长了和陪酒女上床了，这也情有可原。”
我也跟着溜缝：“就是，毕竟出轨不是目的，双方都是玩玩罢了，你俩怎么能当真呢？”
高雨辩解道：“卢哥你说的不对，我出轨不是为了玩，我是为了这个家，为了我们的事业。他出轨才是为了玩，他连搞破鞋都不算，他纯粹就是嫖娼，恶心！”
“现实是，你俩的目的不同，但是性质都一样，都是背叛了自己的家庭。”
我刚说完，雅琴接着说：“行了行了，五十步笑百步，你俩谁也别笑话谁！以后都收了心好好过日子，离了婚，钱就散了，买卖都让人抢走了。一股气儿，一股穷，好日子过腻烦了，开始作妖了？把你能的！”
雅琴脾气不好，嗓门也大，她发火气，高雨就害怕了。高雨可怜兮兮地回家了，临走向我俩保证先不离婚，观察一段时间看看，磨合磨合。
2011年夏天，我和雅琴特意约高雨两口子去江南旅游，可李强以各种理由推脱，高雨只好带着孩子跟我们一起出发。一路上，她一直心不在焉，游完杭州，实在坚持不下去了，直言担心自己不在家便宜了那个陪酒女。于是，我们在杭州分手，她带着儿子回了沈阳。
不到半年后，高雨竟坐着二胖的大货车来霍林河了。她的打扮不再朴素，不仅烫了当时流行的爆炸头、粘了眼睫毛，还涂了红嘴唇。看着她拉着二胖的手进进出出，我气不打一处来。
高雨露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我就是要让李强看看，他能找，我也能找。找不到好的，下三滥有的是！”
二胖笑嘻嘻地说：“谁是下三滥？谁是下三滥？”
我让他离远点儿，二胖回避了。我和雅琴都不能理解高雨的行为，人生路上不可能一帆风顺，但也不能因噎废食，一蹶不振啊，这不是破罐子破摔、越走越离谱吗？
高雨说她离婚了，我惊住了，雅琴拉住她的手问：“不是说好了不离婚吗？你怎么回事啊？”
高雨说自己原来只是想吓唬吓唬李强，各自分开一段时间，冷静冷静。可分居之后，事情就不受她控制了。李强额角上原来有一块白癜风，高雨觉得不会有女人真心看上他，都是为了钱。谁知道，经过治疗那块白癜风完全消散了，李强的脸蛋儿也变得白嫩细腻。有个28岁、长得挺漂亮的大姑娘看上了他，李强就主动要求离婚。高雨去找那个姑娘谈判的时候，俩人正张罗结婚呢。
说到这儿，高雨哈哈大笑：“完了，一切都完了。”
高雨的笑声让我感到害怕，担心她受到如此强烈刺激和打击，会精神失常。当晚，高雨让雅琴领她出去打麻将，我们才发现不知道她啥时候学会了抽烟。
4
离婚后，孩子、新买的房子都归高雨，李强只要了那台丰田汉兰达。他们并没有多少存款，钱一人一半，生意也一人一半，李强给了高雨几个需要用煤的客户。
高雨重整精神，想让母亲照顾儿子，准备加大干一场。
谁知家散了，财运也散了。2014年，国家对环境保护的要求越发严格。沈阳和苏家屯一带的小型燃煤企业全都改用天然气。高雨和李强谁也不来霍林河拉煤，我不知道他们过得怎么样。
用煤的地方少了，我的配货生意也跟着一落千丈，二楼的旅店拆掉，注册了一个旅行社。2017年夏天，我邀请以前的老客户们来草原旅游，高雨也在邀请之列。
几年不见，高雨变化很大，可以说是里里外外都鸟枪换炮了：背着LV包，开着最新款的丰田汉兰达，把弟弟、母亲、儿子和对象都带来了。
那个男人坐在副驾驶上，看起来有50多岁，高雨向我介绍：“这是我对象，苏家屯XX局杨局长。”杨局长成熟稳重，不拘言笑，从他脸上持久释放的自信中，我感知到，高雨此行的所有荣光可能都是拜他所赐。
晚上，在乌拉盖大草原的一个豪华蒙古包里，肥美的烤全羊被推了上来。主持人隆重地邀请“王爷”“王妃”举行开羊仪式，杨局长再三推辞，还是被高雨拉上了台。
可是，蒙古刀刚要在羊头上划一道十字时，杨局长郑重地交代众人：“拍照可以，千万别发朋友圈。”
有人嘀咕说：“中央规定不能大吃大喝，杨局长真是小心啊。”可我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局长、高雨，放在一起，怎么看怎么不般配。
高雨一家在大草原上玩了两天，便心满意足地返程了。到家后，高雨发来微信报平安，顺便感谢我的热情款待。
我忍不住问她：“你跟我说实话，你和杨局长是怎么回事？”
高雨发来一个笑脸：“真局长，XX局局长，如假包换，你要有环保项目投资审批找他好使。”
“你俩结婚了？”
“结啥婚？人家好几个媳妇呢。”高雨云淡风轻地说。
“你给他当小三？”
“小四？小五？我也不知道是老几。”
见高雨自暴自弃，我很生气，她又发来一个鬼脸：“可别告诉我嫂子啊，她该瞧不起我了。”
我说这也不是长久之计，高雨说，过一天算一天吧，杨局长一个月给她1万块钱零花，逢年过节、过生日另外表示，反正总有惊喜，“总之，他对我好就行，我也不在乎名分，管他小三还是小四”。
“哥，我们之前都活得太累了。咱做生意再挣钱、再发达，也只能是致富，不能显贵。当官的来钱太容易了。刚认识他的时候，他领我到基层企业转了一圈，啥也没说，半个月后就有人给我送来一台汽车——就是我开的那辆，啥时候用我身份证落户的我都不知道。你说我还有啥装的？乖乖缴械投降。哎呀，卢哥，那些有钱的大老板在他面前都是孙子，所以有能耐还得当官，我教育我儿子必须好好学习，考上公务员，当大官！”
高雨这番话让我非常吃惊，她的变化太大了，我感觉自己好像不认识她了。
她接着说：
“我第一次去你家那年25岁，今年已经36了。11年过去，我得到那么多，但是我失去的更多。特别是那些宝贵的、唯一的、不能替代的。比如我的爱人和家庭。你别看我现在光鲜亮丽，衣食无忧，可我真想回到25岁那年，一切都重新开始。”
“卢哥，我特别佩服发明‘出轨’这个词的人，太形象了。爱情就像一辆火车，一旦偏离轨道，就不受控制了。那些不同的风景会引诱你一步步走向新的岔路上，一步错步步错，想回头太难了，根本就身不由己。”
我突然想起高雨当年刚入住208被二胖骚扰后惊魂未定的样子，可她第二天依旧起早贪黑，跟车去煤矿坑里装煤，独自在2米多高的大货车上爬来爬去……
我们永远也回不到过去了，只能面对残酷的现实，面对生活给予我们的不幸与打击，面对曾经的爱人被社会改造得面目全非。而这一切，又都是自己的选择，怨不得别人。
后记
2020年春节，高雨给我发来拜年微信。我询问她的情况，她说自己承包了一所学校的食堂，但是疫情反复，时常关闭。
我问杨局长对她好不好，她说还行，“汉兰达早退回去了，反腐形势严峻，靠谁也不如靠自己，我得找一条出路”。
我看不见她的表情，但能感受到她字里行间透露的忧虑与担心。我说如果遇到合适的，就找一个嫁了吧。
高雨说她暂时不敢想这事儿，等孩子结了婚再说。
一年多以后，高雨给我打电话，说杨局长被“双规”了，涉案金额接近1000万，名下的楼房、汽车全被没收，银行卡也被冻结了。高雨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找了一份液化气站的工作，暂时安顿自己。
我不知道该怎样安慰她，高雨却显得很淡定，说她早有心理准备了。
（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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