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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3月，我出生在甘肃省平凉市威戎镇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2000年至2004年间，我的大妹妹、小妹妹和弟弟相继出生。因为接连生下我们姊妹几个女孩子，妈妈遭受了镇上不少人的白眼，等到弟弟出生后，闲言碎语才少了些。
虽然家里不富裕，却并不妨碍我拥有一个美好的童年——沿山盘绕着的公路带着清新的泥土芳香，大山深处的公路旁矗立着舅舅家独门独户的院子，我在那里度过了上山下坡、爬树抓鸟的童年。小时候的我喜欢在刮着北风的夜晚，听屋外大风刮过白桦树和枫树林的声音。
家中4个孩子等着养活，多病的爸爸不得不外出打工，每年只有过年才回来，平时我们只能从邻居家的电话里听到他的声音。随着我们姐弟不断长大，小学都没毕业的父母身上的担子更重了，爸爸不得不去更远的地方打工，妈妈也不得不在干完农活后继续做零工挣钱。妈妈总是早出晚归，常在我们睡熟后才回到家，早晨天没亮就又出去劳作，只有早晨厨房里温热的羊奶、烙饼以及院角高高摞起的羊草证明她昨晚回来过。
我很少跟同学和朋友提及我的家庭，也甚少带人到我家里玩，关系亲近些的朋友问及我们家里几个孩子时，我总是含糊地用一句“我有个弟弟”带过。
老家的宗祠（作者供图）
爸爸妈妈对我们的学业毫不含糊。2007年9月，爸爸因病回家小住，妈妈给了他80块钱去买药，但他用这笔钱买了一本厚厚的成语辞海，宝贝似地抱回家，被妈妈一顿数落，两人越吵越凶，甚至升级到了冷战的局面。当天爸爸连夜跑去兰州打工，除了路费以外身无分文。
爸爸后来在兰州的生活我不得而知，但自此他寄回家的书却源源不断，好些都是精装本。妈妈虽然表面上反对他买书，但每次都会将那些书仔细地收起来。那些年里，我翻遍了爸爸寄回来的每本书：《曾国藩谋略》、《鬼谷子》、《孙子兵法》、《警世通言》、《百科全书》……这些书给我贫瘠的世界打开了一扇窗，让我知道在自己不知道的地方，还存在着不同的美好事物。
在爸爸的影响下，我开始写日记。第一篇日记写于2006年，内容是“家里的一张老照片”——当时爸爸给我找来了他二舅的一张军装照。那是我正读小学三年级，在学校还没有上过作文课，短短200字，耗费了我一晚上才写出来，写的过程中还因为字迹潦草被爸爸撕掉了数十页纸。
从那以后，每天写一篇日记成了我的必修课，我渐渐习惯了在厚厚的笔记本上记下琐事，将自己上学放学途中遇见的小猫小狗都一一记录下来。邻居们总是说，让孩子读书写那些有什么用，还不如多帮家里干点活。但爸爸却很坚定，让我继续坚持。
我们提出要帮妈妈干活时，她总是一概拒绝，只叮嘱我们认真看书听课就可以了，脏活农活不用我们干。这导致我直至上初三时还不会正确抓握铁锹，缝缝补补的针线活也是一样都不会。
小学时写的日记（作者供图）
两年后，我的作文开始隔三差五被当作范文全班朗诵，语文成绩逐渐成为全级的前两名。家里现在还保存着2009年时的一期校刊，第二页印着我参加作文比赛的一张照片——当时的我穿着绿色皮夹克，别着一枚小小的发夹，露出了一个羞涩的笑。那是我第一次登上校刊，心里高兴极了，然而比赛结果却是没有获奖。
进初中后，夹杂在众多尖子生中的我成绩平平，但还是坚持记日记，即便学业紧张，每天的活动课我都会去阅览室看一会儿书，也依然被推荐去参加各类作文竞赛，但仍拿不到名次。高中的学业更加紧张，我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参加征文比赛了，只记日记和读书。那时我脸上起了好多青春痘，整个人非常自卑，就算是写了东西，也会刻意锁起来不想被别人看到。
2
2015年，我被河西学院录取，怀揣着满心的不甘踏上了西行的列车。同宿舍6个室友，都是带着对现实的妥协来这所二本大学报到的女孩。
学校里到处是报考第二学位的招生宣传，室友中包括我在内有3个人报了，我报的金融学，另两位舍友分别报了会计学和心理学。已经快开课了，我的课本却迟迟没有发，眼看着其他人都开始学习了，我急不可耐，生怕落在别人后面，于是便在学校的一个交友群里发了收双学位课本的信息。
不久后，微信上有人加我，自称是我们学校的学长，有我需要的书。我当即联系他说要去取，他发给我一个定位。当时是晚上8点钟，但我想到那个位置离学校挺近，便没多想，跟舍友说了一声便去了。到了约定位置的楼下后，对方说他在忙，让我上二楼的家里去取，还说他妈妈也在家。我没多想，跟他说了声“谢谢”后就上楼了。
我没想到，这会是我噩梦的开始。所谓的“学长”是一个大胡子的油腻中年男，我更没想到，喝完他递给我的一杯白开水后会人事不知。我只知道，当我一觉醒来，下半身传来撕裂般的剧痛强烈地提醒我：一切并不是一个梦，它真实发生了。当我浑浑噩噩走在大街上时，过去18年来世界展示给我的美好开始远去，命运以如此猝不及防的方式，将阴暗的一面撕扯给我看。
我觉得我不干净了，疯狂冲洗自己的身体，在滚烫的喷头下蜷缩成一团。当时的我被家里保护得太好了，没有一丝一毫保留证据的意识，更因为害怕事情公布出来后学校里的同学会拿有色眼镜看我，便没有想过报警。
可是第二天，那个男的发来我的裸照，威胁我晚上再去他那里，不然就把照片发到网上。我吓坏了，只得跟辅导员讲了这件事。她让我马上报警，“不然你一辈子就毁了”。我请求辅导员为我保密，结果她在课堂上讲给了全班同学，虽然没提我的名字，却是看着我讲的。我想，其他同学肯定也知道了。
最初去派出所报警时，一位女警察安慰了我，她让我去刑事科，并告诉我既然知道地址，一查都能查到，“会判个好几年的”。
可实际的情况并不像她所说的那样，我出示了微信聊天记录，也说了地址，刑事科负责的警察问我“证据还在不，内裤那些的”，我回答说洗掉了。他又问我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情况和要求，我问说这件事情能不能尽量别让别人知道。那位警察笑了一下后让我回去，告诉我“别再这么傻了”。
我追问他能否留个联系方式询问调查结果，他没给，“不用加（微信），这件事情就忘了吧，以后少相信别人”。做笔录全程中，一个年轻的男警察就站在门口，我说一句他笑一句。面对着刑事科巨大的摄像头诉说事件来龙去脉时，痛苦、羞耻、难过、恐惧一一涌过，不啻于又一场凌辱。
报警的结果，当然是石沉大海。
18岁的我独自在暗夜里哭嚎、难过、挣扎，写日记是唯一的发泄口。2015年11月，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新生现场作文大赛，分为初赛和复赛环节。初赛的作文题目是《玻璃》，我将之前遭遇强奸的经历写成了小说。复试题目是《墙》，我将听过的一个小女孩被父母亲抛弃后心墙高筑的故事写成了小说，最后得了优秀奖。
2016年元旦，学校组织了作文大赛的颁奖典礼，邀请获奖作者参加。在那个晚上，我认识了我的前男友。他在听到我的经历后哭了，所以我答应了和他在一起。
大学里的时光过得很快，我流连于学校的图书馆，业余时间勤工俭学，打扫过公寓楼卫生，也在学校食堂卖过包子。男友课余时间做初中物理家教，用赚来的钱给我买一些小礼物，这样一起前行的日子简单而美好，我们甚至都很少吵架。
但临近大学毕业，我们的矛盾尖锐地显现了出来——我一向是理想主义者，大学毕业后更想去远方看看，也想考研提升自己。但男友比较偏向于平淡的生活，大四一整年他都在劝我考“特岗”跟他回老家定西工作，也不支持我考研。
在对未来的抉择中，所有人都会选择更有利于自己的一方。
2019年5月16日，我和舍友参加了一个招聘会，应聘兰州一家培训学校的语文老师。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机会，但我还是想试一下。在顺利进行到签三方协议的环节时，我的协议书却戏剧性地找不到了。情急之下，我想起曾将协议交给男友保管，便打电话问他。当时他正在兰州为第二天的电力考试做准备，听说我的事后不管不顾地坐高铁回学校帮我。最后，我的协议书没找到，他的准考证也弄丢了。等他返回兰州找到准考证时，已经是夜里3点，第二天的考试结果可想而知。
这个意外不仅让我要签的工作没签成，他的考试也泡汤了。再次见面时，我们两人虽然面上和好如初，但心里多多少少有了一根刺，对未来的不同规划，也让这根刺越埋越深。
3
经过无数次地挣扎犹疑，我遵从自己内心的想法，决定去远方看看。一位相熟的老师和我朋友都在南昌，那里便顺理成章成了“远方”的最佳选择，我请求朋友帮忙留意下适合我的工作，在5月底买了一张火车票。
这是我第一次去南方。火车从张掖出发到南昌的途中，我见到了很多以往从未看过的景色。当火车经过长江大桥时，我心里的震撼与兴奋是从未有过的。那一刻，我再次感谢自己远行的决定。
抵达南昌站后，我愣是在里面转了半个小时才出来。出站的阳光洒在我身上，我仍觉得一切那么不真实。直到看到朋友居住的小区里结满柚子的果树时，我才咧嘴笑了起来——家乡是没有柚子树的。
6月1日到10日，朋友一直带我在南昌游玩，所有的花销都不让我出钱，最后我选了个价位差不多的礼物回赠他。他提出想推荐我进入他工作的连锁经营公司——事后他向我坦白，说如果当时我只是心安理得地白吃白喝，他一定不会想着留我，那样不懂礼貌的人一定不适合做他的“团队合伙人”。
我第一次在他的公司听到讲什么投资、创业时，心里嗤之以鼻，压根不信，只觉再待下去浪费时间。当时赶上学校通知我做教师资格证认证，我急着回去。朋友说不着急，他帮我买机票。结果他并没买，我错过了认证。但本着对朋友的信任，我决定留下再观察几天。
就这样，我加入成了底层业务员，跟另外两个男同事和一个女同事合租在电梯房里，房租均摊下来大概每人每月300元，水电费用由管理我的经理统一缴纳，吃饭由我们轮流做饭和收拾整理，费用自理。
入职培训时公司一直对我们强调：连锁经营行业本身涉猎广泛，十分复杂，行业保密性极高，又是国家重点扶持项目，很多方面的信息我们这个层级的业务员暂时还接触不到，只要先尽早找到合作伙伴构建创业团队，努力提高“份额”就好。
我用了一段时间才明确公司的运作方式：我们没有底薪，全靠说服更多人“投资”我们各自创业团队的“业务份额”赚取提成。1到84个“份额”的都是“业务员”，达到84个以上“份额”的晋升为“经理”，达到600个“份额”的晋升为“高级业务员”。一个“份额”对应3800元，每人最多给自己投资21份额，即79800元，这些钱会在创业项目落成后返还——此外，每个业务员需要找3个“合作伙伴”，通过资金和人脉的积累初步构建自己的团队，这也是为什么我的朋友要拉我“合伙”的原因。
公司培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我们主动交流，刚开始是训练我们打电话，打给同事“练习话术”。我一心一意将多拉份额和早日找到合作伙伴当成努力方向，时常在一众口若悬河的同事中感到自卑。这时，男友联系我，提出分手，说不能接受我的突然离开，也不能接受我在离家乡这么远的地方工作，强烈要求我回去。但我怎么可能回去？此时我妈妈已经生病住院两个月，一旦丢下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我不知道自己要再花多长时间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我俩吵得很凶，我第一次感受到现实的压力。那天我哭了，他也哭了，但谁都没有办法为对方做些什么。这场历时不到4年的爱情惨淡收尾，我们分手了。
8月，公司从南昌搬到了成都龙泉驿区，纪律更加严明：每天早上6点到7点，我们需要练习打电话话术，模拟练习邀请“经理”级别或其他“成功人士”为我们讲授成功经验，7点到9点是吃饭时间，9点到12点间安排两次对“经理”和“成功人士”的拜访，之后是午饭时间，从下午2点到4点也是固定的两次拜访，5点是晚饭时间。
周二和周四的晚上7点，一般是安排6个人做5分钟的脱稿演说，排好值班表大家轮流上台。每当这时，“听众”都要在台下坐得端正，女生需要手交叉放在腿上，男生则要把手放在身体两侧，专注听讲，不能笑场，动作不规范的将被罚款50元。需要去洗手间或者挪动身体都要请示，否则也会被罚款。周三的这个时间则是开全员大会，总结批评每个人的表现。
每天晚上7点半之后，我们需要回到房间写字数不少于500字的感谢信，按照固定的格式感谢上午拜访过的“经理”们。写完感谢信，我们再和各自的“投资人”、“客户”视频聊天，一般大家会工作到晚上12点，我总是想着更努力一点，会再晚半个小时。跟每个“投资人”最好聊天不超过半小时，聊天内容没有限制，主要是和对方建立亲近感和信任，可能的话再引导对方“打开格局”，具有一点创业的思维。
聊天期间的9点到9点半，会有负责人来检查我们的手机——看看有没有安装微博、知乎、小说或游戏APP，这些都不允许安装，主要为防止业务员们私下看小说、打游戏、浏览网页。公司强调我们是一个“短平快”的平台，一定要抓紧时间，争取早日创业成功。违者罚款50元，我就因为没删干净网页而被罚过。
为了自己的业绩，我求助以往的朋友们和银行贷款凑齐了21个“份额”，除了这些以外，我的业绩再也没有过起色。合作伙伴的环节也不顺利，前后邀请了13个人来南昌、成都游玩，试图留他们和我一起，都以失败告终。所以我一直没有提成，吃饭费用全靠介绍我来的那位朋友和“经理”帮助，也向别的朋友借过钱，林林总总加起来有个4万块。
与我同期的同事份额业绩量已经达到了151个，提成也拿得多，看着她每天换着不同风格的衣服和包包来上班，还穿着开裂的帆布鞋的我说不羡慕是假的。到底该怎么做？我日渐焦虑。
年底疫情来临时，我内心有一丝窃喜——因为大家都不用上班，我和同事之间的差距不会被拉大，可以为我争取了补救时间。疫情封闭宿舍的那段时间，我开启了疯狂工作的模式。同事打游戏时，我在跟客户聊天；同事做饭时，我也在跟客户聊天；同事睡觉时，我还在跟客户聊天。我深信：笨鸟先飞总能补上差距，甚至反超。
转眼2020年4月疫情缓解，公司复工，我也迎来了2020年的第一个客户。尽管事先做了充足的准备，但我在坐公交车去成都东站接客户的路上还是紧张得腿直抖。到公司后，客户还跟领导调侃我，“见到我时紧张得手都不知道往哪里放了”。尽管我对促成这次合作充满了期待，结果却并不如意。
我很沮丧，这次的失败相当于否定了我之前所有的努力。我焦虑又无助，也让我的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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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堂姐从兰州到成都看我，这让我十分欣喜。当时公司里很多都是一起来应聘工作的朋友，我想着也劝堂姐来公司上班，我们两个人在异乡彼此依靠做个伴，在公司也能互相照应。
我带堂姐回我和同事合租的三室一厅后，堂姐当天一直举止异常——看到合租屋里有男生时，她止不住地发抖；晚上我起夜上厕所回来，她的身体也抖得不成样子。我询问安慰，她却显得更警惕。第二天，我带她去公司应聘，与领导谈话时，堂姐始终冷着脸一言不发，出来后望着我几次欲言又止，最后我只听见她一声长长的叹息。
来成都的第四天，堂姐便嚷着要回兰州，甚至丢下了自己的行李。我不想堂姐回去，希望她留下和我一起上班，为这个我俩在火车站大吵一架，激动之下，我撕碎了她的返程票。我固执地以为，这样我就能留下我从小的挚友、从来都呵护我的堂姐，但这只激化了我们之间的矛盾。
半个小时后，重新买票的堂姐进站离开，我的心空了一块。我心里隐约有种预感：堂姐的这次离开，会是永远的离开，我们再也回不到从前。
坐上动车的堂姐发来长长的一段话，她之前种种怪异举动也有了答案。她说自己之前被信任的朋友骗去过传销组织，所以从进到我的出租房后就觉得不对劲，去公司见过领导后更令她笃定了——我是进了传销组织。她不敢再待下去，提醒我自己小心点。
传销？我来不及对堂姐的话做出反应。
上火车后，她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我爸爸。我见到爸爸是堂姐回去的第二天，晚上10点的成都，灯火通明，衣着单薄的他站在马路中央，来来往往的汽车贴着他的胳臂擦过。
“爸。”我怯懦又难过地喊了一声。
一瞬间，我发现爸爸老了，老的不仅是他两鬓的白发，更是他眼里的光芒。那天晚上他没有骂我，见到我后倒是松了一口气。我找了一家宾馆和他住一间房间，他在那个夜晚絮絮叨叨说了许多，也第一次在我面前哭泣，哭他的无能，哭他作为一个父亲却护不住自己的女儿。我也哭了，我知道自己为什么哭，但无法言说。
天亮后，爸爸就要带我回家。我的心里有无奈，有愤怒，更多的是难过。当时我想：假如我工作干得好的话，便不会让家人对我产生这样的误会了。我终究辜负了从小以来爸爸对我的期待。
到家后正赶上端午节，爸爸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依旧和从前一样给我买粽子，还有我爱吃的烤鸭。粽子是甜的，吃到我嘴里却是苦的，一直苦到我心里去。我上班这么长时间以来，没赚到钱给爸爸买一件新衣服，甚至爸爸到了成都只能带他住有蟑螂的旅社。这是我心里的痛。
这痛一直蔓延着，在奶奶和姥姥在同一天摔伤后扩展到了极致。我不想再在家待下去了，再待下去只会让这种痛更深。我又一次回到了成都，我要证明自己，也要给自己之前的努力一个交代，更要换我给家人以保障，哪怕此时他们都误会我。
我更加努力工作。同事都说我变了一个人，开朗了，也爱笑了。我不喜欢说话，但我克服心理阻碍与客户找话题；我不喜欢打电话，但还在一个接一个客户打电话。即便如此，我的业绩还是没有丝毫起色，一次次拜访，一次次失败。这时我同期的同事“业绩份额”达到了238个，我的业绩还是21个。
强烈的焦虑和家里的质疑声终于压垮了我，我也开始深深怀疑自己是不是进了传销组织，但看着身边那些友善互助的同事，始终很难说服自己。12月的一天，我独自哭了很久，为自己一直以来的努力得不到回报、也为自己一路颠沛流离却始终不得寸进而委屈，更对自己产生了深深的质疑：我真的适合这份工作吗？我真的能做好这份工作吗？
带着这样的质疑，我向领导请假回家散心，可这次之后我再没能回到公司——家人说什么也不许我再回去，多次交涉无果甚至被没收身份证后，我只能妥协去离家较近的银川打工。
去一个陌生的城市，可以暂时让我躲开家人们的质疑声。
在银川400块钱租了一个房子后，我开始了干两天兼职休息一天的日子，这让我有更多的时间思考自己未来的路应该怎么走。有时候一天之内能找到两份兼职，我白天做完一份工短暂休息后紧接着赶去下一个。一次我白天做完电信客服后，赶去距离城区60公里的贺兰快递分拣中心干活，在流水线上干完下班已经是凌晨3点多钟了，偏僻的厂区根本打不到车，手机也在零下23度的郊外冻关了机。只穿着毛衣外套的我突然意识到：我很可能失温死在这里。我徒步走回60里开外的银川市区，直至早上5点，终于看见了一家牛肉面馆，这时我的口罩已经冻在了脸上。
撕下口罩，我心里涌出了泪。我不能再逃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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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年关，我带着一身疲惫回了家。转年3月，我应家人的期待，应聘到了兰州的一个展览公司做陈设策划助理，每个月3000块钱工资。
入职后，一连4个月都没有什么重要的工作，每天上班就是浏览主任发给我的各类“学习文章”。我无法满足于这样暗无天日的平庸生活。
7月，兰州突发疫情，爸爸赖以为生的东部市场关停了7天，他四处张罗借钱，却筹不出小妹妹作为音乐生需要3万的文化课集训费，动辄埋怨我就成了常事。我不得已，用新办的信用卡借了5000元才凑够数目。经济与精神上的压力再次双重压向我，我又一次决定逃离。
我同学的同学在武汉开了一家公司，恰好在招展陈策划，经过引荐，我顺利得到这份工作。我仅用了一天办好离职手续，只身踏上了南去的火车。
从兰州到武汉，我坐了28个小时的火车。下车后，只觉得一股热气蒸腾而来，暴露在日头下的我瞬间汗水涔涔。
新老板是个95年的小哥哥，待人亲和，直属领导也很客气，我不懂的问题都会耐心给我讲解，有次带我出差时还帮我买了早餐。公司同事大都是模样俊俏的90后小哥哥，待人接物也极礼貌。
我本以为自己会在这家公司工作很久，每天上班都激情飞扬，也尽力将工作做到尽善尽美。1个月后，我租住的江夏区因为疫情而被封锁，只好跟领导申请居家办公，他很体贴地同意了。然而当天晚上6点，刚刚准备将做好的文件发给领导的我，却接到了HR的解聘通知。
那个瞬间，很久都没哭的我泪水决堤。我以为我这么努力了，生活会待我宽容一点，现实却用最残酷的方式将我又一次打入谷底。在武汉工作1个月的工资在还了银行借款后，所剩无几，房租没有着落，我被封锁在小区里面又无法重新面试找工作。
我很想回家，但我知道自己回不了家，不仅仅因为疫情，更因为我与家人已经有了隔阂，家早已不是我的避风港。直到现在，我都没跟家人没说起过独自在武汉的艰难，哪怕在我口袋里只剩1块钱硬币的时候都没有。
我蒙着被子在床上躺了两天，在掉了好多头发之后，认真做起了规划。我决定每天早上看书，下午到晚上写作。14天里，我写了11篇稿子，其中包括郑州一家公司的网文试稿。每天看到有公众号征稿符合我的稿件内容便投，不在乎稿费多少。11篇稿件中有6篇被采用，最低的稿费只有20块，最高的有600。最后，网文试稿也通过了。
收到20块稿费的时候，我一度激动得又哭又笑。这点钱，或许连一顿饭钱都不够，但我拿到手里，却觉得沉甸甸的。它让我看到了自己的价值，也看到了一点点生活的希望。
8月中旬，小区解封，我用稿费交了房租，打印了一沓简历再次踏上找工作的路途。对比考虑之后，我选择去离我租的房最近、薪资最高的一家智能家居公司做文案策划，负责公司每天在各大平台的品牌宣传和软文包装，每月薪水7000块外加午餐。老板留过学，又在英国旅居多年，整个人透着一股富裕生活下的优雅和从容。那种气质是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因此我写出来的软文难以达到老板的审美就很能理解了。
7天后，我又要找新的工作。屡次受挫，我没有了之前的自信，待一家公司的面试通过后，我就火速入职。
这份新媒体运营的工作我之前从来都没有接触过。第一天上班途中，我下载视频自学了一款编辑器的使用方法后，凭着之前自己一两次玩微信公众号的经验硬着头皮上阵了。最初的上班两天我特别紧张，上班路上都在一直给自己打鸡血，才有勇气走进公司坐到我的工位上。
这时，我也正式得到了那家网文公司的通知，开始写玄幻小说，每天必须更新6000字。我一边在视频上自学编辑器操作，一边趁着上厕所的功夫浏览老师发给我的“优秀玄幻小说”。中午午休1个半小时，我用1小时20分钟敲字，打字快一点的话，可以写2000字，这样我下班回家就只需要写4000字，能多点时间看看外国经典小说。
但每天的日更并不是总能轻松写完，每次写到文中的大场景时，我都会思路枯竭，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去学习其他作者的写法，有时会从四大名著中取取经，通常我写完6000字已是深夜。最迟的一晚，我写到凌晨3点，眼睛困得上下打架，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早上6点钟再爬起来继续上班。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着。我没有时间化妆，没有时间购物，也没有时间将武汉好好看看。从租来的房子到公司两点一线，一下班天往往已经黑透。我很喜欢夕阳落下的余晖，但三个多月以来，我看到的只有下班后遥遥亮起的灯光。而这个偌大的城市里，并没有一盏灯光为我亮起。
2021年是我的本命年，转眼我也是24岁的大姑娘了。我渐渐少了之前的悲观和感性，更加理性和坚强。但我仍不敢回头望我一路走来的坎坷与荆棘，想起之前自己独自承受的种种，还会瞬间破防。有段时间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我曾想：假如我此时此刻死在这里，估计也没人会发觉。那个晚上，我花了很大力气才将抑郁情绪压在心底。是的，我曾一度抑郁到自残，很多次。我深深地明白，要斗败内心深处那个要杀死自己的自己有多难。但幸好，我一路向前的路上还有文字陪伴我。
后记
年末，我没能回家，爸爸也没有。我们一家六口人分居三地，在视频中完成了给彼此的新年祝福。那一瞬间我很想流泪，因为想回家，但我更想将回家的路费省下来给上音乐学院的妹妹做学费。然而，生活又跟我开了个玩笑。大年二十九，我去医院检查胃病，却查出了腹部肿瘤。虽然是良性的，但让我寄钱回家的梦想成了泡影。
正月初七，我去武汉人民医院做完了手术。麻药散去的疼痛瞬间让我清醒，饥饿与难过浮上来的刹那，我几乎又要流泪了。我看到了窗外纷飞的落雪，听到汽车轧过马路的声音，这些让我想起童年时的故乡，想起躺在故乡冬日的床边看落雪、听汽车鸣笛声音的日子。恍然间，我仿佛回了一趟故乡，瞬间心安。
正月初八，手术后的第二天我便上班了。伤口的阵痛时时撕扯着我的神经，但我依然想为未来的自己争取点时间。我想考研，也想继续我的文学梦想，但前提是我有一定的收入和积蓄。
昨天爸爸打电话跟我讲：他在嘉峪关上班的工厂工作强度很大，而大妹妹今年6月份毕业，小妹妹开学又要30000块学费，弟弟六月份也要高考，他得再找个事做。听了爸爸的话，我即将要说出口的想辞职全力备战考研的事再次被压回心底。我不能想象，如果我辞职考研，万一作为家里主要经济来源的爸爸生病，弟弟妹妹们的学业又该如何继续？
这两天谷爱凌火爆全网，说真的，我非常羡慕她可以自由追逐自己所热爱的。但我并不妄自菲薄，也不气馁。尽管生活常常给我不好的遭遇，但我还是相信，只要坚持自己所热爱的，时间会给我想要的答案。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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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4年前，临近中秋节，北京依旧燥热。生在塞北边疆的我，习惯了9月上霜、10月飘雪，第一次来首都没经验，只能就地买了廉价的大花裤衩子和白半袖背心换上，可还是被晒得满头油汗，只得在游览途中躲在离地铁站不远的大树下舔着奶油冰棍儿。
突然有人在拽我斜在身侧的挎包，我下意识以为遇到了扒手，猛地转身，回头却看到位窈窕的长发女郎。
她笑容尴尬，露着整齐的小牙，我捂死挎包，眼神锐利地问：“你干什么？！”
她很兴奋，在我胸口捶了一拳，旋即叫出我的外号：“大头，还真的是你！我是钟佳佳呀！”
可我还是没想起来她是谁。
她语气带着嗔怒：“你真把我忘了？我住厂院儿东区3号楼，在子弟小学的时候，咱俩一个班，坐前后桌，常和梁子在一起玩呀！”
原来是她？在我的记忆里，钟佳佳学习优秀、多才多艺，是班里的文艺委员。可小时她就像个假小子，留着干净利落的齐耳短发——眨眼10年没见，她竟变成了标准的大城市职场白领。
她保持了少女时代开朗大方的性格：“我刚从公司楼上瞅见树下站着个中年胖子，脑袋特大，背影儿越瞅越熟悉，感觉像你，但不敢认，没成想真的遇到了！”
他乡遇故知，钟佳佳直接向公司告假，拉着我坐了近1个小时的地铁，到天通苑附近合租的房子中叙旧。她在楼下超市买了好多菜，亲自下厨准备晚饭：“大头，你来北京做什么？”
我实话实说：“单位年假，我正好失恋了，没啥地方可去，来北京散心。也没什么旅行计划，前几天住在战友家里喝了几天大酒，喝到战友妻子连翻白眼儿。人厌狗嫌了，我就在通州找了家旅馆，在城里闲逛。”
钟佳佳切黄瓜的手停下了：“你失恋了？……梁子现在还好么？”
我很诧异：“你真和梁子失联了？”
“嗯。高二那年，你说他回来了，可始终没有联系上。”钟佳佳眼中露出一种以我贫瘠的文字表达能力难以释明的复杂情愫。
的确，她和梁子的爱情故事在我们整个厂院里家喻户晓。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都曾认为，这对早恋典范，最终肯定能走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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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想不起来是怎么认识钟佳佳和梁子的了——自打记事起，这俩人就存在，就好比是家庭中的哥哥姐姐，出现在我身边理所当然。
我是西北边疆小城的第三代移民，军工后代，童年时光在城市南郊占地广袤的工厂大院中度过。这座超大型工厂在70年代是生产建设兵团编制，后来建设兵团撤销，工厂转隶军分区直辖，属于当时的“军队企业”。在工厂大院这个小社会里，职工互相都认识，甚至连爷爷奶奶都是战友。
2000年初的夏天，我想去村里的小溪里玩水，梁子很郑重地告诉我，不要到厂外去，那些游荡在附近成群结队的少年会过来抢我手里的小浣熊水浒卡——厂外的村子荒凉凋敝，年轻人基本都出去打工了，只剩下为数不多的老年人和无所事事的少年们。
这让我不由得开始担心钟佳佳，说她要是被抢了怎么办？比我们高一头的梁子奶声奶气凶相毕露地说：“谁敢欺负钟佳佳，我就跟他拼命！”
每到假期，钟佳佳会被爸妈带到城市里上刚开始时兴的“儿童补习班”，学习舞蹈和奥数，还能去人民公园的游乐场坐摩天轮，有时回来，总会带着当时稀缺的芭比娃娃和新奇玩具。而我和梁子只能蹲在厂门口的小花园里玩嘎拉哈（一种流行于北方地区由羊膝骨制成的小玩具）——我们选择在这里玩，是为了可以看孩子王“程司令”带着群十五六岁的少年在厂大门外与附近村子的孩子打群架。
可能是受当时影视作品的影响，附近村子里叼着烟卷儿、染发纹身的少年们经常潜伏在我们厂门口的玉米田里对我们这帮小孩进行抢劫，而厂里的少年们就常常以聚众斗殴来还击。当年春天，梁子就被抢了，脸上还挨了一耳光，肿得老高，回来后吓得站在篮球场门口哇哇哭。“程司令”带着一帮十五六岁小兄弟正在打球，见到此景，二话不说就出去打了群架，替梁子报了仇。
对于我来说，厂内安逸平和，厂外是另一个世界，而“程司令”就是故事书中勇闯恐怖异域的勇士。作为小跟班的梁子一直想有朝一日替代“程司令”的位置——如今想来，还在撒尿和泥的小娃娃能有这种想法，实在是早熟的令人生畏。
这或许和他的家庭有些关系。梁子的妈妈当过几天兵，膀大腰圆，性格泼辣，曾是六连车间副主任，诨号“顾大嫂”，据说曾有过打得3名大小伙子伏地求饶的光辉事迹。其时正值下岗潮，中央军委也下令让军队和企业脱钩，有传言说到2005年前，全市所有军工厂要彻底划归地方。顾大嫂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也知道自己的铁饭碗端不了太久了，她信奉“知识改变命运”，为了让子女不走自己的老路，便常用棍棒教导梁子的姐姐刻苦学习。我家和梁子家住对门，时常听到对面传出梁子姐姐撕心裂肺的哭声，令人肝胆俱裂。梁子的爸爸是厂里的高级技师，维修精密机械的一把好手，但他文质彬彬、说话含蓄，每当媳妇打娃，二话不说夺门就逃，生怕城门失火殃池鱼。
钟佳佳家跟我们完全不同，她爸爸上过大学，由副营级军官直接转业到厂里，没几年便当了处级干部，钟妈妈，身材高挑、年轻漂亮，说话也温声细语，兜里还总有糖。梁子挨揍的次数少一点，每当挨完揍，我爸把他从家里解救出来，他就拉着我去找钟佳佳玩。
钟妈妈总会笑眯眯地说：“既然你们关系这么好，本地又没什么亲属，你们仨认亲戚吧！”
“我才不要认亲戚！”梁子眼神坚定，语出惊人，“将来我要娶钟佳佳！”
此话说过好多遍，但每次屋里的家长们都哈哈大笑。
不过梁子应该是把要娶钟佳佳的誓言牢牢记在心里了。子弟小学报名时，他没有和钟佳佳分到一个班，便直接赖在校长办公室地上不走，撒泼打滚又哭又闹，她妈见状，拎小鸡子似的把他扔到屋外，抄起扫帚就打，打得他哀嚎到余音绕梁三日不绝。
可就是这样，梁子依旧倔强，脸都哭花了还英勇不屈。最后亲妈也心疼了，只好拎着他回到校长办公室——毕竟子弟小学不比公立小学，每个年级才2个班，每个班不到20人，学生去哪个班，不是问题。
后来我问过梁子：“当初你怎么就那么勇敢，宁愿挨揍也要和钟佳佳分到一起？就算不在一个班，咱都在子弟小学，又都在厂院里住，也不愁遇不到啊。”
梁子的回答颇为骄傲：“当时没想那么多，我满脑子都是钟佳佳，挨打的时候就想着黄继光，想着邱少云，也就挺过来了。”
钟佳佳当了文艺委员兼副班长，梁子的学习成绩也拔尖，是班长兼体育委员——或许是他妈妈的棍棒起了作用。我的成绩始终拉后腿，但父母却丝毫不愁，因为子弟小学的教学质量对附近几个公立小学堪称降维打击，一年级就学习英语，三年级便有选修课。毕业的孩子们不屑于“划片分配”，都是自己参加重点初中的招考，往往还能拿到“优秀学生推荐奖学金”。
所以，我的成绩即便将来到普通初中也是拔尖，而梁子和钟佳佳将来肯定是要琢磨读清华还是念北大——幼年时的我每想于此，就不禁替他俩发愁，这是个多难抉择的问题啊！
不过梁子决定了：钟佳佳去哪儿，他就跟在哪儿。
2
无忧无虑的日子到三年级。
这一年，厂院里发生了很多大事：本市军企彻底和部队脱钩，大量职工买断工龄下岗，几个大型企业的保卫处取消合并为地方公安分局，附属医院和子弟小学彻底取消，一个发小的妈妈下岗前把另一名发小的姐姐残忍杀害烹尸，搞得人心惶惶，前任孩子王“程司令”也因为故意伤害被判了刑……我的生活里出现了很多面容惆怅的成年人。
梁子妈妈下岗在家待业，梁子爸爸作为高级技工，虽厂里明确表示留用，但微薄的工资还是让他主动辞职，去市区租了个小门面开了家刻章修表店；我爸也辞去了工作，与战友去做长途客运生意。
变成国企的工厂也失去了办学资格，子弟小学没了，我们被“强行”塞到村办小学读书。相比于苏式建筑风格的子弟小学，村办小学校园内铺着市区才有的花纹地砖，三层的教学楼是村里最高的建筑，有暖气，还有一间安装了几十台大屁股电脑的“微机教室”，有硕大的土质操场和“村民大戏台”——这让我产生了农村的物质生活远比厂里丰盈的错觉。
入学当天就“摸底考试”，意料之中，年级前20名都被我们工厂子弟霸占，梁子和钟佳佳的分数甩本校学生几条街。这份成绩单让村小的校长笑得把嘴角咧到了耳朵根儿，亲自下令，将2/3的工厂子弟分到一个班。
大部分子弟学校的老师也下岗了，被调到村小学的老师，都找关系调动到了市里或是主动辞职、自主择业。村小的老师大多是本地人，有意护短，使得村里的孩子们开始主动找茬儿。
四年级的那个夏天，村里突然热闹起来，连平时冷清的“村民大戏台”前都支起了一顶足以遮盖住整座沙土操场的硕大帐篷。农忙的人们不知为何都聚在那里，脸上挂着着莫名的喜庆。直到锣鼓喧天由远而近，停在学校附近后，我们才知道这是村里一年一度的“赶大集”，全国各地的小商贩们聚集在村小的操场上，向村民售卖廉价的生活用品。
梁子、钟佳佳和我作为“衣食无忧”的大厂子弟，自然没见过这种阵仗，兴奋地在“大集”上到处闲逛，钟佳佳还把身上的零花钱换成了一堆劣质发卡。
这时，我们班的刘国栋带着他哥哥刘国梁出现了。刘国栋是村里的孩子，和我们平时关系不好，经常打架。梁子本能地将钟佳佳护在身后，眼神警惕。
“你们敢不敢去大棚子里耍？”刘国梁指着那顶把戏台都包住了的大帐篷，“那个大棚棚里有好耍的东西，但我答答（爸爸）不让我进个，你们敢吗？”
梁子见就他们哥俩，放松下来：“有啥不敢的？里面难不成有狮子？”
刘国栋眼神中透着狡黠：“那你得多叫几个人，里面就是有狮子。”
听说有狮子看，梁子带着我们偷偷溜到帐篷和“村民大戏台”连接的地方，将篷布扯开一个小角，仗着身形尚小，从小洞里鱼贯而入。随后我看到了一个终生难忘的场面：3名成年女人一丝不挂，身体随着震耳欲聋的音浪不停地扭动，台下的闲汉们看的乐不可支，连声叫好。
最后我们是被校长带着联防队员拽出来的，校长骂我们不知廉耻，小小年纪就跑去看那些不健康的色情表演。
我们也明白过来了——是刘国栋告的状，他把我们诳进帐篷，就为了让我们挨骂。这损到家的主意肯定是已经上初中的刘国梁憋出来的。
梁子怒气冲冲地要找刘国栋报仇，可还没等他发难，钟佳佳满头的新发卡就被刘国栋抢了去，甚至连头发都被薅下来了不少。梁子怒不可遏，随后与数倍于己的当地学生打作一团。
此事过后，钟佳佳爸爸果断让女儿转学去市区念书。我和梁子的父母也不是没想过——可下岗后，生存才是第一要务，他们根本没时间腾出手来照顾我们，还不如在临近工厂家属院的村小学读书，可以免去很多麻烦。
村里的孩子们效仿电影里的情节，成立了一个“兄弟会”，我和梁子挨了不少毒打，只能联合剩下的几个发小，模仿已经去蹲苦窑的“程司令”，抱团反击。自幼喜欢舞刀弄棒的梁子很自然成为“梁司令”。在他的带领下，我们倒也能安稳上学，不至于太吃亏。钟佳佳虽然转学了，但每天仍然会回到家属院住，还能和我们在一起玩。
小升初前，钟佳佳打算自考市重点，而我和梁子已经彻底放飞自我，连作业都不写，每天就琢磨着怎么打架才能不吃亏。
那时我们虽然才小学，但对自己的未来有着清晰又狭隘的规划：工厂毕竟还在，我们不需要努力学习，只要等到18岁被送去部队当两年兵，退伍分配回厂里，然后在工厂特殊的人才培训制度下被送进市里专业对口的技校委培3年，成为产业工人，最后娶一个一起长大的、同样在厂里工作的姑娘结婚。
很多只比我大七八岁的军工子弟已基本完成了这套流程，有不少还是工勤编制。我和他们都相熟，觉得在国企中当个工人没什么不好，甚至面对本地孩子时有种天然的优越感——那些曾经欺辱我的人，最终的归宿只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种地。
3
2006年秋天，钟佳佳顺利考入市重点中学。也正是那年，厂外的村子开始动迁，许多村民一夜之间成了百万富翁。而改制后的厂子却亏损严重，面临二次改组。从此，我的世界里再没有了免费餐厅、电影院、澡堂子和自制汽水。
我和梁子被扔进了一所专供农村子弟和外来务工人员子弟读书的公办中学。学校虽然位于市区繁华地段，但绝大部分学生都是染着怪发的“非主流葬爱贵族”，每天逃课泡网吧打架斗殴，其教育水平可想而知。
我和梁子外貌正常，像是掉入火烈鸟群的两只土鸡。更要命的是，原来一些“兄弟会”的成员又被分到了同班，可其几个工厂子弟却被分在不同的班级，很难抱团了。我每次去学校，都感觉度日如年，梁子更惨，失去小弟的孩子王就是落单的孤狼，常被以前的对头们群殴报复。他的书包里常背着半块砖头，也因为打伤人接连受到了几次校纪处罚。
更让我们万万没想到的是，“世仇”刘国栋的父母暴富后，竟然拿出一笔不菲的“择校费”，将两兄弟安排和钟佳佳同在重点中学读书。
彼时我和钟佳佳的家已搬到城里的商业小区，只有梁子家还住在工厂家属院。于是梁子不辞辛苦，每天放学后骑自行车绕20多公里去亲自护送钟佳佳回家，然后借着一起学习的名义留在她家写作业。钟佳佳气质上与城市里的姑娘无异了，且学习成绩异常优异。在她的辅导下，梁子的成绩还能维持在一个尚可的水平。那时他的身高已经窜到1米88，脸型神似金城武，身材健壮匀称，像是个有斯拉夫血统的“二毛子”（本地人对中俄混血的俗称），虽然他的祖籍是浙江。
梁子和钟佳佳毫无意外开始早恋。我也不是没有觊觎过钟佳佳的美貌，只是当时我已经变成了个子不高、说话结咳（结巴）的油腻小胖子，对女神只敢远观，更何况，女神的男朋友还是从小到大一直保护我的大哥。
当时班里早恋风气严重，几乎所有漂亮女生都名花有主，我也不好意思向工厂子弟下手，便盯上了另一个班上的农村女孩孙乐枝。孙乐枝的头发又浓又密，梳成两根大辫子背在身后。男生们说她被“剩下”是因为又丑又胖还有狐臭——实际上，她发育得很好，凹凸有致，身材就像纯正的斯拉夫女人，每到夏天，渗出的汗水都会打湿胸部和腋窝处的一整片衣服。
那些“葬爱贵族”不敢和孙乐枝接触的真正原因，是因为她爸前几年因为冒充警察抢劫被判了刑，后来越传越神，说她爸是远近闻名的某个黑老大，谁敢动他女儿，就必死无疑。可实际上，孙乐枝只不过是前几年刚从邻市过来讨生活的外来户，在工厂门口不远的街上开了家杂货店。
我抄了几首戴望舒和顾城的情诗，委托在那个班的发小转交过去，孙枝乐便主动要求和我见面。不过她明确表示，不想早恋，要好好学习，并威胁我，如果再骚扰她，就去告老师。
这是预料之中的，“骚扰”是不对的，但在这个学校，去告老师就大可不必了——老师管吗？于是，我更加肆无忌惮地对孙乐枝展开追求，情书的内容越来越多。
虽是同届，但孙乐枝比我大两岁，性格也成熟。我总有这个农村女孩没听过的新奇故事，也暗自夹带“厂矿子弟比农村子弟高贵”这类洗脑的私货进去，外加之其他几个发小的吹捧，孙乐枝很快便接受了我，且成为了我们这个工厂弟子小团体中的成员。
孙乐枝的妈妈沉迷麻将，杂货店平时都要等孙乐枝放学或是放假后才营业，于是这家城乡结合部的临街小店，成了我们的聚集地。杂货店里用石膏板隔出间小屋，放了张单人床和钻海绵的小沙发，正对是台大屁股电视机，下面摆着能“五碟连播”的DVD机。条件虽然简陋，但这已经是城乡结合部里最奢华的私人影院了。
后来梁子无意间从柜台深处翻到了一大包黄色碟片。此前我只在工厂礼堂里看过引进的好莱坞大片和寒暑假电视里反复播放的《西游记》和《还珠格格》，还不知道世界上竟然还有这种电影。刚看了几分钟，钟佳佳就跑到门外开始呕吐，梁子很难得没跟出去照顾，而是和我们几个发小在小沙发里面红耳赤，继续欣赏。淡定的反倒是孙乐枝，似乎已经见怪不怪了。
除了钟佳佳外，我们几人发小家中管教很少，之后放了学去“私人影院”看片、喝酒成了常态。梁子和我又染上了烟瘾，孙乐枝也常从店里偷红塔山来给我们抽。
不过没多长时间，我便和孙乐枝分手了——喝酒、看片比谈恋爱有意思多了。我胆儿小，短暂的恋爱期间也没做出什么出格事，反倒是梁子和钟佳佳，已经敢当着我们的面开始牵手亲吻搂搂抱抱了。
眨眼即将中考，钟佳佳所在的重点中学要闭关复习，梁子坚决不允许我们再拉着她瞎浪，“不能耽误人家学习”。可他自己却还是一如既往带着我们抽烟喝酒看片，外加用砖头拍人，成为学校里没人敢惹的“小旗杆儿”。期间有几个仰慕他的女生给他写过情书，但他连看都不看，直接扔进垃圾桶。
4
变故发生在中考前不久的下午。老师正在讲波士顿倾茶事件，我感到课桌在有节奏地震动——是书包里诺基亚发出的。
偷偷摸出手机，是梁子的短信：“东门集合，佳佳被劫了。”
我立刻丧失了听课的兴致，躲在桌壳下盲打：“出什么事了？”
桌子又开始震动：“见面细说。”
熬到下课，我飞奔到学校东门，另外两个发小早就到了，手里拎着从板凳上拆来的粗壮凳腿，连孙乐枝也在。
梁子解释说，刘国栋去年从市重点辍学后，每天都在校门口堵钟佳佳，想让她做女朋友。
一个发小问：“梁司令，就咱4个人，够吗？要不把‘金刚’叫上？”
孙乐枝不愿意了：“我不是人啊？”
说到“金刚”，梁子怒不可遏：“这摇倒卵已经被那帮‘地疙棱子’招安了，头发染得跟鸡毛掸子似的，叛徒！”
“地疙棱子”是工厂子弟对农村少年的蔑称，虽然没有什么实际含义，但我当时莫名觉得相当写实。
另一个帮我之前给孙乐枝送情书的发小，气质文雅，还带着眼镜，皮肤很白，打起架来手很黑：“梁司令，咱4个就够了，连几个‘地疙棱子’再对付不来，以后也别在新华街这一带混了。”
事已至此，我也只好装出勇猛的样子，跟着梁子他们翻过栅栏跳到大路上，找到半块板儿砖放进书包当武器。我们5人坐公交车来到市重点中学对面“数码大厦”下的小巷子里，沿着树荫子蹲成一溜。
我主动跑到便利店去买冰镇饮料，回来发现梁子手里握着把军刺。那是他爷爷在平津战役缴获战利品，通体黝黑，精巧别致，已经被盘出了包浆。
我把冰镇可乐递过去，出了满脑袋冷汗：“梁司令，咱下手可有点分寸，甭闹出人命来。”
“放心吧，我心里有谱儿。”梁子蹲在道牙上叼着烟卷，用从路边捡来的小石头磨刀，“但敢欺负钟佳佳，我得让他长长记性！”
小巷中偶尔经过的路人看到这群拿着刀具的不良少年，便远远绕开，投来极不友好的目光。
抓心挠肝的等待后，重点中学终于放学了，我们立刻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找到了推着自行车的钟佳佳。
“回家吧，别惹事。”钟佳佳牵着梁子，“没什么大事，你们来我就安心了。”
“地疙棱子”们没出现，其余俩发小也表示，各回各家各找各妈，明儿还得早起上学呢。我也顺坡下驴，提议先把书包和兵刃放回家属院，再去“私人影院”看片、喝酒。
八成是我的嘴开了光，我们一行人刚到厂门口，五六个“地疙棱子”穿着破洞紧身衣，顶着夸张的爆炸头出现了，男女都有，花色各异。刘国梁也在其中，还将一口浓痰吐到了我的校服裤子上。
我怒不可遏，刘国栋却拦住弟弟，冲着钟佳佳说：“我开了发廊，请你做头发？”
钟佳佳不回话，翻着白眼儿。刘国栋继续说：“开始给你写情书也不回，以为你是甚好人了，结果现在和他们一起去黄碟店，烂裤裆呢是哇！”
一个发小立刻摘下背包掏出木棒：“想打架就来啊！”另一个发小也抽出木棒指着对方，现场剑拔弩张。钟佳佳怕惹事，死死握着梁子的手：“咱们走吧，别理他们！”
刘国栋趁势又将一口浓痰吐到梁子身上。接下来细节，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刘国栋捂着肚子倒在地上，鲜血染红了半条白色牛仔裤。一个发小反应快，大喊道：“还等嘛呢！赶紧撩（跑）啊！”
我挤开人群，疯跑回家后躺在床上，房顶天旋地转，仿佛刚才那场殴斗就是个梦。可整理书包时发现的半块砖头，明确表示这一切都是真的。
战战兢兢过了整晚，第二天清早鼓起勇气去上学，发现梁子和另外两个住在家属院的发小没来上课。我慌忙找到孙乐枝，她说，昨晚看到两辆警车开进了厂院。
我的心脏立刻自动顶到嗓子眼，胸口如压着块大石头。煎熬到下午，那块石头终于落下来了，教导主任满脸严肃，身后跟着两名警察，走进班里，打断老师讲课：“谁是‘大头’？”
一个老民警很平静地说：“跟我们走吧。”
我恍惚着起身，在全班同学和老师的注视下从东南角跨过整个班级走到西北角大门，全程仰着脖，抬着头，不卑不亢，一言不发。
但刚进楼道，我便哭出来。
“哭什么？”教导主任问。
我不回答，哭得更大声了。
老民警笑道：“男子汉，敢作敢当，哭什么！”
我一路抽泣着跟在民警后头走进教导主任办公室，发现孙乐枝正端坐在椅子上和一名面容和蔼的中年女教师交谈。
老民警在桌上摊平笔纸问：“你认识梁子吗？”
我立刻没头没脑地回答：“绝不当叛徒！”
在场的成年人都乐了。老民警大笑道：“又不是啥大事，昨晚我们找到你在工厂大院里的发小，他俩当时就招了，说梁子持刀在厂门口的租碟店前扎了人。”
另一位年轻民警想了想，补充道：“他们还说你们平时在这个店里趁大人不在的时候看黄色录像。”
听到这话，我哭的更厉害了，因为想起我爸曾说过，90年代厂保卫处抓获过聚众观看黄色电影的流氓给扔进了劳教所。
“别哭了！”教导主任被烦得不行，指着孙乐枝说：“你还不如这个小姑娘，她被带到这问话，什么都不说，顾左右而言他，就想着包庇你们这些不良少年！”
我相当配合警察叔叔，做了份简单的笔录，大致内容就是为什么聚在厂门外打架。我一字不落都照实说了，以至于孙乐枝向我投来了刀子般锐利的眼神。
当晚放学，我心里忐忑不已，骑着自行车回到了厂院的小花园，见到众人，生怕“当叛徒”的事被发现。可大伙儿也都没什么反应，昨天参与打架的俩发小还商量着中考结束去哪家黑网吧刷夜——他们自己也当了叛徒，没脸来教育我。
5
中考结束后，钟佳佳顺利去了市重点高中，我的成绩在班里排20名，只够上本校高中。一个发小考到了航空职校，另一个发小是美术生，去了“小三门”专业高中。只有孙乐枝的成绩没到高中录取线，拿到初中毕业证就去打工了，主动和我们断了联系。
梁子的那一刀其实扎到了刘国栋的皮带上，古董刺刀很钝，刀尖透过皮带刺入肌肤，只留下个深不到半寸、长不及1厘米的口子，看着血流不止，其实连轻伤都够不上，外加斗殴双方皆是未成年人，辖区派出所就调解处理了。
可梁子是挂了号的“不良学生”，档案里污点一大堆。学校直接以故意伤人为名开除了梁子的学籍，他没有资格参加中考了——以他的成绩，最起码可以和我一样留在本校高中读书。
同年，比梁子大6岁的姐姐考上了研究生，梁子却成了初中肄业的“街溜子”。梁子他妈思来想去，把他送回了老家，听说在当地找了家职高。
分别当天，钟佳佳翘课来送梁子，在火车站哭得稀里哗啦。虽然亲妈在场，但梁子底气十足，轻牵着钟佳佳的手，扬言等自己在南方混出个人样后就回来娶她，并叮嘱我们要好好学习，将来考个好大学。
梁子他妈不屑一顾：“就你那怂样子，能好好活着就不错了。”
我们几个慑于“顾大嫂”的威严，不敢吱声。
仅仅过了一年，梁子就回来了，蓄了他原本看不上的“非主流”发型，满身“葬爱家族”气息，彻底成了他当初口中鄙视的“地疙棱子”。但他死活不愿意把回来的消息告诉大家，尤其是钟佳佳。我虽不解，但也尊重了他的意愿。
但很快我就发现梁子不愿接触钟佳佳的真实原因——原来这厮当了陈世美，将孙乐枝发展成了女朋友。我怒不可遏，他讲歪理：“佳佳学习好，将来能去大城市，我就是耽误人家，老老实实找个女孩混一辈子就算了。”
但钟佳佳却时不常询问我关于梁子的消息。不知为什么，我忍无可忍，越想越气，一怒之下，把保密内容都说了出来。
后来，我听说，钟佳佳哭得好悬去跳楼。梁子打来电话，骂了我半个小时，并表示以后老死不相往来。
时光又这么过了一年，又是盛夏，我正专心复习准备高考，突然梁子通过QQ找到我，表示想借3000块钱。细下里一问，这才知道孙乐枝怀孕了，但双方家里都死活不同意这门亲事，梁子想着去医院把孩子打掉，可兜比脸干净。他向另外俩发小也都打过电话求助，但他俩都明确拒绝，有个发小甚至还骂他是“烂仔”。
无奈之下，梁子想到了我。面对这个从小像亲大哥一样的发小，我的感情很复杂，思来想去，将我存下的800多元零花钱交给了他。
可梁子又跑到我家哭了一场，说自己如果凑不齐做人流的钱，孙乐枝怀孕这事就会被她蹲过大牢的父亲发现，可能会来砍死他。可我也穷，于是梁子提议：我给他写一张3000块的欠条，就说我曾向他借钱，然后他上门找我爸“催债”，反正白纸黑字，不得不还。
我差点没被气出心梗——如果我爸看到这张欠条，估计能把我打到生活不能自理。
梁子立刻说，那就反过来，他给我写欠条，让我去找他爸“催债”——伙同好友去诈骗好友的父亲，这种缺德事我干不出来。
梁子又落泪了，哭着说厂院发小的感情太不值钱了，从小到大都是他在保护我免受欺负，他如今落难，却无人肯帮。我一咬牙，写了一张他向我借款的欠条，并明确表示：“梁司令，最后帮你一次，以后山水不相逢，老死不相往来。”
梁子把欠条叠好贴身藏了，咬着后槽牙说道：“咱以后老死不相往来！”
至于梁子是否靠着这张欠条从他爸手上忽悠到钱，孙乐枝和孩子最后怎么样了，我完全不得而知。
3个月后，我高考失利，便报名参军。钟佳佳也发挥失常，没过清华的录取分数线，转而去了北京的另一所985高校。
我服役期满回到小城时，工厂大院和村子已经拆完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公园和阔气的八车道快速路，涅槃重生的新企业搬到了城市远郊的开发区。
同年，去航空职校的发小去了西安机场当安检员，并定居那里；学美术的发小在南方某省艺术学院读大一时也去当了兵，退伍后奋发图强，考上了研究生，后来留在广州工作。
6
天通苑的小房子里，钟佳佳做了整桌菜来招待我。只可惜这些菜味道实在是难以下咽，我又不好意思明说，便只能就着花生米不停喝酒，没过多久就有些醉了：“梁子如今在什么地方，我就不知道了，听说他好像也去了部队……唉，当初那些事，如今想来，不堪回首。”
钟佳佳喝得更醺，一会儿哭，一会儿笑。
我问她：“十几年的感情，你爱梁子吗？”
钟佳佳瞪着我，反问：“你觉得梁子爱我吗？他就是想当‘大哥’，而‘大哥’必须配一个漂亮‘大嫂’！你当初追孙乐枝，就是你没有女朋友会觉得丢人而已……难道女生在你们眼里，就是可以随意玩弄的物品？”
我面对这些质问，自觉理亏，但还是说道：“可梁子为了你，带着我们去捅了刘国栋，难道这不是因为爱情么？”
钟佳佳突然抬头将酒一饮而尽，然后将空杯重重摔在桌上，两只杏眼瞪的滚圆，嘶声骂道：“一帮傻X！”
那天我和钟佳佳喝了好多酒，直到断片儿。第二天看到满地狼藉，毛孔中都透着尴尬，匆匆帮她收拾完就坐上了回家的火车。
2021年初夏，我开始筹备婚礼事宜，想做枚复古翡翠戒指，可逛遍全城也没找到心仪的款式。我想到了梁子的爸爸，他那家修表刻章的小店开到现在，也能做首饰。
我提着水果走进那个在旧城区的破败门脸房。和13年前相比，除了添置一台全自动刻章机外，这家店没有任何变化，连墙上的橱柜都是初中时我帮着梁子他爸钉上去的。白色铁艺橱柜上沁满了黑色油泥，就像柜台后修表的老人，全然没有年轻时手艺精湛桀骜不驯的神色。
“你是……‘大头’？”梁子他爸戴上老花镜便认出我来，依旧是熟悉的吴侬软语，“这么多年，侬怎么想起来了？”
“阿姨呢？”我把水果放在柜台上，随手从橱柜上拿起只翻铸戒指的石膏模，上面满是灰尘。
“她6年前腹积水，现在瘦得就像条芦苇杆，不怎么出门了，每天就在家躺着。”梁子他爸起身沏了杯茶递给我，“侬过来有什么事？”
我没说正事，而是问出了在心里憋了10多年的问题：“梁子现在还好吗？”
老人长叹一声，眼中都是失落：“那个不争气的小子，当初让他去当兵，临近政审前找了个新女朋友，不想去了，后来找人给他安排到卷烟厂工作，干了两天说不合群，要出来做生意……现在我也不知道他在干啥，连手机号都不告诉我。年前跑回来要了两万块钱，又消失到现在。”
“新女朋友？梁子最后没和孙乐枝在一起？”
梁爸爸直言不讳：“谁能看上他呀！孙乐枝是个好女孩儿，梁子是把她的心伤了，这混小子让孙乐枝怀孕，可心里还想着钟佳佳……幸亏当初钟佳佳没跟他，不然就把人家毁了。”
我没好意思问当年那张“欠条”怎么样了，又转移话题道：“姐姐现在干什么呢？”
梁子他爸眼神里又闪着光：“她如今在银行做高管，每年百万收入，常给我打些钱来，我也花不完，就替她存着，现在有几十万哩！”
随后，梁子他爸摸出手机，笨拙地点开相册给我看梁子他姐的照片，我翻了几张，突然看到了一组梁子的照片——是举着身份证的自拍，原本帅气的小伙如今已经变成穿着美团外卖工服的油腻大胖子。
我接连划了几张，都是梁子举着身份证的自拍照片，大致明白过来，这手机应该是梁子替下来的——他估计是借了网贷，这些自拍照是借款前的审批手续。
回到家里，我点开微信，想告诉钟佳佳关于梁子的消息，却又不知该怎么说。
琢磨了半天，我小心翼翼发了句：“听说你去读研了？找到男朋友了吗？”
过了好长时间，钟佳佳才回了一句：“要男朋友干啥？好像女生只有依附男人才能活似的！”
（文中的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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