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被裁，请不要再催婚
工作和婚恋，是压在当今年轻人身上的两座“大山”。如果不幸遭遇“未婚先裁”，就是其中一座大山发生震荡，又对另一座大山造成连锁反应。
文 | 饶桐语
编辑 | 楚明
运营 | 绘萤
这个春节，24岁的“深漂”女孩陈思没有回家过年。
2021年的最后一天，陈思被裁员了。这个消息不仅代表她踩点加入了今年浩浩荡荡的互联网失业大军，还意味着她将又一次面对家乡父母的灵魂拷问。
陈思的老家在湖北的一个小村庄。除了在一线城市工作的她，周围的女孩们大多早早结婚，一桌子朋友吃饭，只有陈思单着，聊天话题不是老公，就是孩子。陈思的父母思想更是传统，不管女儿在外如何打拼，他们依旧认为，“女生工作再好、学历再高，不结婚都是不完整的”。
几乎没有犹豫，陈思决定隐瞒被裁员的事情。她担心，一旦父母知道自己没有了工作，又会催她赶紧回家，然后结婚。
类似的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去年疫情，陈思也赶上了裁员，父母知道后，催婚催得更紧。一次聚餐，母亲当着所有亲戚朋友的面，要求她去见隔壁村一个在外打工的男生。陈思以“不是一路人”为由拒绝了，场面便开始失控，先是饭桌上所有人的“语言围攻”，再是陈思的暴怒，最后，父亲也火了。
工作和婚恋，是压在当今年轻人身上的两座“大山”。如果不幸遭遇“未婚先裁”，就是其中一座大山发生震荡，又对另一座大山造成连锁反应。
陈思对这两座大山的重量感到无力。从20岁起，她就不停地被催婚、被逼着相亲，外出工作几乎成为一种逃避手段。但父母一年里主动打来的寥寥几个电话，也永远离不开这个主题。今年被裁员之后，陈思会失眠，一闭上眼睛，就想起父亲发火瞪着她的那一幕，“永远忘不了了”。
今年，震荡的还有教培行业语文老师傅雨薇的大山。傅雨薇是个喜欢孩子和教育事业的人，此前的几年，她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上课、教研，生活忙碌但充实。但她没有想到，自己会在33岁这一年，赶上双减，生活重心一下子垮了大半。
傅雨薇决定打开自己，走出去看看。“双减之后的下半年，我一直在努力地找男朋友，开始自觉、自愿地为我的人生选择伴侣。”她注册了珍爱网，让同事帮忙介绍，和十几个男生见面，这才发现，如今的婚恋市场已经残酷无比：其中一个男生，见面不到20分钟，说了7次“差不多就行了”——差不多就要同居，差不多就要结婚……
此前，工作繁忙一直是傅雨薇躲避结婚的借口，但现在，她不得不开始正视自己在婚恋市场中的“价值”，知道作为所谓“大龄女青年”的自己，处在怎样严苛的评价体系中——在委婉地向对方表达不合适之后，对方一通怒气，“你看不上我，我还看不上你呢，高富帅看得上你吗？”傅雨薇无言以对。
就这样，一座大山以各种方式，影响着另一座大山。同样在教培行业，某头部在线教育公司的程序员许舒舒，熬了半年，最终还是在今年1月被裁员了。她有一个同为程序员的男朋友，也几乎是在被裁员的同一时间，两人分手。
分手是许舒舒提出来的。之前的几个月，公司一直在尝试新的探索性项目，试图从双减政策中突围，这也导致许舒舒忙得脚不沾地，加班加点地开发，一旦项目做不下去，她就会被裁掉。然而，当许舒舒告诉男友自己周末要加班，这周没有办法见面时，对方的反应却冷漠无比——在家打游戏，或者找朋友玩。但事实上，两人的住处不过距离两公里。
在裁员边缘挣扎的许舒舒，没有得到来自另一半的任何情绪支撑，甚至感到，“心理上的负担比裁员带来的更大”。
“我感觉我推不动这段关系了。”许舒舒说，随时可能被裁的压力下，渴望从感情中汲取到正向能量的她，无力再去磨合一段不成熟的亲密关系。而同时遭遇裁员和分手，让许舒舒压力倍增，和陈思一样，她也不敢把这一切告诉家里人。
被两座大山牢牢压着的当代年轻人，已无法理解那首曾经脍炙人口的《常回家看看》——连是否要回家过年，也成为需要再三考虑的事。对他们而言，更准确的歌词应该是，“生活的烦恼，不敢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不敢跟爸爸谈谈”。
年轻人不敢常回家看看。
某种程度上，“回家”已然等价于“相亲”。不管过去的一年，出门在外的年轻人们在职场如何造作，总会在到家之后，被迫成为接受婚恋市场检验的芸芸众生。
每每临近过年，网络上便充斥着关于催婚的各类吐槽。一个提前放假的程序员小伙，想办法避开了连续上7天班，结果被家人安排了连续7场相亲，每天一场，“感觉做相亲规划表比上班更累”。
在现实而严苛的婚恋市场里，个体的人被拆分成具象的标签——年龄、工作、房子和车子，对一部分遭遇未婚先裁的年轻人来说，因为这些标准的存在，相亲变得有些奢侈。
张延今年35岁，在上海，这个年龄单身，也很普遍，父母已经无法给他介绍更多的相亲对象。“他们的‘资源’也是有限的，社交也不广”，30岁之后，张延的相亲频次就直线下降。而身为程序员的他，又在传说中的35岁这一年赶上了裁员。
11月，张延的一个女性好友在微信上给他发来了一个女孩儿的个人信息，想撮合两人见个面。对方学历好，个子高，人也漂亮，张延犹豫了两秒，直接回绝了，“我马上要失业了，我觉得不合适”。此前，这个朋友也给张延介绍了不少女孩，但这次，朋友详细问了他的情况，便不再勉强，没多久，给张延发来了几条车企的招聘资讯，让张延去试一试。
“爱情的美好，落实到柴米油盐上，是很客观和真实的”，张延说，自己的条件是否能够与对方“match”，是他考虑的主要问题。他清楚地知道，没有工作的当下，并不是相亲的好时机。此前，他会去参加八分钟相亲局，几个人排排坐，八分钟再换一个人，然后主动地对有好感的女生发出邀请。但裁员之后，张延的自信心动摇了——在上海没有房、身高不够高、学历不够好的等等减分项，在失业之后被通通放大。
为了缓解这种对“自我价值”降低而产生的焦虑感·，张延选择拼命工作。他最后入职了一家互联网公司，比之前所在的外企节奏快了好几倍。周一到周五得晚上11点到家，他还要在周末学新公司要求的技术。
同样，一直笃定的陈思，也恍惚了。这几年，陈思一回老家，就会被村里人不停地质疑，为什么还没结婚，是不是哪里有问题，陈思总感觉自己格格不入，“像一个怪物一样”。深圳给了她喘气的机会——2018年，陈思还在湖北某家公司上班，晚班时，同事给她看了自己在深圳湾公园玩的照片，她因此鼓起勇气，成了“深漂”。
然而，如今失去工作的她，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总在问自己，“为什么我还是一事无成，连工作都没有”。被裁的那一夜，陈思坐了三站地铁，独自去了深圳湾公园，坐在石凳上，孤独感扑面而来，陈思哭了，“感觉我在哪里，都是格格不入的那一个”。
被动摇的不仅仅是自我信念，还有家人对子女的信心。
方嘉璐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高中时开始写稿赚钱，后来当了编剧，算得上典型的高知女性。一直单身，衣食无忧，父母开明，没有经济压力，一个人乐得自在。嘉璐盘算了一下，34岁的人生里，父母催婚的次数少得可怜，一个对她催婚，另一个就会马上反驳，“管那么多干啥”。偶尔亲戚朋友催婚，护短的父母还会帮自己顶回去。
然而，得知嘉璐被裁员之后，这种和谐的平衡被打破了，家里的氛围甚至变得有些微妙。今年8月，刚失业的嘉璐忙着装修自己的新房。父女二人去商场挑选家电，嘉璐正在认真地看各项数据时，站在身旁的父亲突然来了一句，“你要是十一结婚，我就给你买这个大彩电”。对着那款价格上万的电视，嘉璐愣住了，在以前，父亲从来不会说这样的话，而更让她没想到是，父亲留给她的“结婚期限”竟然只有一个月。
后来，嘉璐找新工作，因为年龄的问题遇到不少限制，把这些事当作茶余饭后的闲谈告诉父亲时，父亲的第一反应也是，“你该结婚生孩子了”。种种细节，让嘉璐感觉到，父亲似乎在重回传统观念，“作为独生女，父亲担心他们老了之后，我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去赡养他们”。女儿的失业加剧了这种焦虑和不信任，结婚是他们设想的最佳解决方案。
工作是女性的底气，也是对抗催婚的武器。一旦遭遇裁员，女性婚恋现状就被赤裸裸地呈现出来——似乎是在宣告，她们的工作价值降低了，诸如“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论调卷土重来，最终成为引发催婚的导火索。
父亲的转变让方嘉璐无所适从，而另一个让她难捱的点是，年龄对女性的限制。找新工作的某次面试，在什么都不会的98年出生的女孩和技术完善的80后之间，HR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早几年，嘉璐不把这种事情放在心上，会想“不过是你能力还不够强”，亲身经历之后，嘉璐认识到，对方就是想要年轻人。
催婚压力和年龄焦虑每天都跟随着失业的嘉璐，唯一让她得到慰藉的，是母亲的共情。“裁员之后，我妈再也没有问过我找不找男朋友这个问题。”看着每天奔波的嘉璐，母亲早起做好早饭，希望嘉璐吃好些，当嘉璐倒完裁员和找工作的苦水，不知道该如何帮忙的母亲，只怕嘉璐有经济压力，三天两头地问“你要不要钱”。
张延的父母也明白儿子此时的顾虑和难处。几次聊天下来，虽然父亲还是希望张延能够早点结婚，但不再多催，“他们也知道，我刚刚换新工作很累”。忙着学新技术的周末，张延的母亲就过来帮忙打理家务，帮他减轻一些负担。
这是最理想的情况，当一座大山动摇时，另一座大山成为依靠。
在上海一家快消公司工作的莫帆，同样在年前被裁员。得知这一消息的当下，莫帆是无助的，她刚被这家公司招进来两个月，公司也因此不打算提供任何补贴和赔偿。但和许舒舒受到裁员影响导致分手不一样的是，莫帆得到了来自另一半的理解。
裁员的事，莫帆第一个通知的人是自己的男友。她和男朋友在一起快三年了，感情稳定，男友淡定地告诉她，被裁就被裁了，找下一份工作就好，莫帆一下子放松了，感觉“也没什么大不了”。过了几天，弟弟打来电话催她回家，莫帆的应对方法是，先不回去，让男朋友陪她一起出去旅游过年，散散心。
亲密关系的支持可以消解裁员带来的消极情绪，年轻人们渴望得到父母的包容，而非引发婚恋话题的争吵——不得已，他们才会选择隐瞒。而在所有叙述者中，三十岁以上的几位，更加强调和父母的沟通，尽可能让父母了解自己此时的处境和心态。
比如，方嘉璐尝试让家人明白，自己为什么不想结婚。她想了一个“用魔法打败魔法”的有趣方法——妈妈喜欢刷抖音，嘉璐就悄悄拿来妈妈的手机，搜索一些反催婚、反相亲的短视频。在大数据的推荐下，类似的视频被源源不断地推送到妈妈的首页。嘉璐发现，不自觉看了这些新闻的妈妈，对年轻人的想法更加了解，甚至有了些“女性意识”的觉醒。此前，妈妈一直在婚姻中扮演一个纯粹的奉献者角色，现在却越来越理解女儿的婚恋理念。
亲密关系之外，他人的理解也能让遭遇裁员的年轻人们感到轻松。
刚加入相亲大军的傅雨薇，个性要强，一度担心工作问题会不会影响到相亲。但令她有些惊讶的是，相亲对象们普遍的态度是宽慰，还告诉她，这是政策的影响，和她自身能力高低与否没有关系。有一回，傅雨薇和一个程序员相亲，得知她的工作情况，对方直说，“没事儿，我看中的是你这个人”。说完这话，他就开始思考如何帮她转型、换行，说着说着就提出，让她学编程，他来教，一个月包她上手。一直有些严肃的傅雨薇笑了，为免于遭受自我价值贬低而松了一口气。
最终，许舒舒还是把分手的事情告诉了妈妈。从小，许舒舒就是家里的老大，懂事但内敛，没有男朋友的时候，妈妈老催她主动点儿，赶紧找，有男朋友了，又让她好好处。但当许舒舒把这段时间的委屈告诉妈妈时，妈妈在电话那头果断地说，分了就分了，下一个更好。
被裁员后不用早起上班的那个周五，许舒舒背上了自己的滑雪装备包，独自一人去八达岭滑雪场滑雪——她和前男友是滑雪认识的，这是两人常选择的约会地点。许舒舒一个人在空无一人的滑雪场刷道，“那种感觉是自由，而不是孤单”。一天的时间，她坐了30多趟缆车上下，滑了超过20公里。站在滑雪场的顶点，许舒舒长长地吐出一口气，决定开年好好找份工作，开始新生活。
（陈思、傅雨薇、许舒舒、张延、方嘉璐、莫帆均为化名。）
=========================================================
在人间｜我的癫痫女儿怎么办，要在家看一辈子电视吗？
阿真的孩子出生40天时被发现有癫痫病症状，如今孩子已十岁多，在与癫痫漫长的对抗中，阿真一度看不到希望，身陷抑郁的泥沼，直到用上氯巴占。但“毒贩妈妈”的出现打破了一家刚刚平静两年的生活。
来自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的数据表明，2016年，全世界癫痫发病率为7‰~8‰，在中国就有近千万癫痫患者，儿童患者占60%，这意味着，中国目前至少有600万儿童癫痫患者，阿真的女儿就是这600万分之一。
去年11月底，一封1042名家长签名的联名信——《如何让我们的孩子活下去？》登上热搜。此事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国家卫健委有关部门称正在对患病群体进行摸底，了解药品用量需求，并协调相关机构和部门按照《药品管理法》有关规定，组织进行集中申请和进口，以满足患者用药需求。
但直到目前，此事仍在进程之中，尚无最终结果。
现今，摆在阿真面前的不止购药的困难，女儿无处可去是个更大的问题，她所在山东某县城的康复中心只接收学龄前幼儿，聋哑学校亦是不可能的选项，而九年义务制教育对他们而言只是个梦想，没有地方愿意接纳一个在智力上有欠缺的癫痫患儿。
女儿要向何处去？“不能融入社会，家庭压力也太大了。”阿真说。以下为阿真自述：
放学后她就在家看电视，宝宝巴士、熊出没。
我的女儿很难融入班里。她听不懂规则，她讲话别人也听不懂，没办法一起玩游戏。她也有很多偏执的行为，她认为不要的东西就要丢到垃圾桶，也不管别人需不需要；她觉得没用的书，就要放到其他同学的课桌里。如果有人动了她的书，她就会号啕大哭。
女儿和我的沟通也是非常有限的，几乎就是那几句话：“妈妈，你看那个车大吗”、“妈妈，明天星期六吗，不上学吗”、“妈妈，有个小狗狗，我想买个小狗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