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邓安庆，
自称“在所有赛道上都落后于别人”的湖北作家，
在38岁时，因为承受不了北京的高房价，
决定结束10年北漂，搬去苏州生活。
苏州一景
落户、看房、购房，前后花了五个月时间，
他便拿到房本，搬进了属于自己在苏州的新家，
父亲知道他买房后，激动得在村庄奔走相告 。
在北京时，他在8m2的杂物间住过7年，
安家苏州，可以“太阳浴”的朝南大阳台就有9.2m2，
在他看来，“这是靠自己的双手，
搬到苏州后，为还房贷，
他需要在上海工作，
从此过上“两城跑”的生活，
但作家邓安庆从来不觉得辛苦，
因为在他看来，这也是一种“活法”，
2021年底，一条跟随邓安庆，
体验了上海和苏州的两城通勤，
看到了更多年轻人的另一种选择。
周一清早，上海、苏州两城通勤的年轻人们
作家邓安庆38岁，中等身形，走在人潮中，并不太显眼。不久前，他刚结束10年北漂，在苏州买了房子。
每逢周一，他七点便起床，花一刻钟洗漱，骑上小电驴，几分钟能到地铁站，赶八点左右的火车，目的地是上海。
苏州驶往上海的火车准时抵达，列车进站，邓安庆和其他睡眼惺忪的年轻人，便鱼贯而入。霎那间，站台由热闹转至冷清。
上海、苏州两地的“新通勤”其实已经算不上新，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在上海工作、苏州安家。火车快则25分钟，慢则39分钟，折算下来，不过几站地铁公交，听起来不像跨城。
我们第一次见作家邓安庆，是在一个周四清晨，为了亲身体验他如何通勤，我们随他一起买票进站，从上海返回苏州。
苏州城市俯瞰
车窗外，霞光中，成片田野和山脉飞逝而过，他聊起“两城跑”的生活：买完房后，他的积蓄基本用尽，一个月7500元的房贷令他不得不继续工作，但苏州的薪资待遇，很难满足他的要求。
现在，邓安庆的时间和空间，被切割成两块：周一到周三，他在上海工作，周三晚上，他乘夜班火车回苏州，度过一周剩下的四天——上海的一家文化公司，允许他一周居家办公两天——在他眼里，这是比较理想的活法。
在上海的三天，他的全部家当是一个10斤重的黑色背包。在里面放上一台笔记本电脑，一本书，一袋两晚换洗的衣服，一把雨伞，一个充电器，一个充电宝，随机订一家民宿过夜，价格百元左右，通常不超过两百块。
他过得极省，北漂10年，其实攒下不少钱。通勤基本只靠公共交通，吃饭靠公司食堂，周末也极少点外卖，除房租外，每个月的开销在一千左右，“撑死一千五百块”。写作十年，还有些版税收入。
大概30分钟后，苏州站到了，空间忽然开阔起来。极目远处，天色匀净，几分钟脚程，便见城市内，河流纵横。
邓安庆买的房子离地铁站不算远，靠脚走，大概十几分钟。他去小区对面的超市，买回两枚杏鲍菇，两颗土豆，八九朵霜打上海青菜和半斤猪肉。他九岁能下厨，因为自幼是“间歇性留守儿童”，父母经常不在身边，要自己打理生活。
作家邓安庆对吃的不讲究，但很享受做饭时光，慢条斯理洗刷备菜，葱姜蒜切小块，堆成三小堆，“青菜要大火爆炒才好吃啦”，一盘炒南瓜，他一个人能吃两顿。
平日在苏州新家的一人食
生活里的事，他如实记录在自己的豆瓣和公众号里，他称自己的写作是“如其（生活）所是”。读者黏性很高，许多人追随他的文字，一直读了很多年。
他并非苏州人，他和这座城市的故事，说起来也和写作有关。
2009年，25岁的邓安庆来苏州谋生活。一天，在苏州郭巷深处的小网吧里，他注册了自己的豆瓣账号。从此，邓安庆的人生改写——持续两年半，他笔耕不辍，书写着自己的家乡，那些日常琐事的情与味，人间烟火在乡土与城市间流转，这些文章吸引了大量读者。两年后，有出版公司邀他将这些文字集结成册。
2011年，出版了第一本书的邓安庆，拿到北京一家出版公司的编辑工作。从此，他的10年北漂开始了。当时他不晓得，10年后，他又回到苏州来。
尚年轻时，邓安庆最大的梦想是成为一个作家，最大的职业梦想，是当一个文字编辑。这两件事，在北京时都实现了。
去北京之前，他辗转过许多城市。2007年，他从襄樊学院理工学院毕业，念得是中文系，三本。父母务农、打小工维持生活，并没有什么家底，上学时他父亲患了中风，家里要花钱治病，所以大学四年，他两年学费没有交齐，连毕业证和学位证也没有拿到（前几年，邓安庆才回母校交齐学费，取回了被扣押的毕业证和学位证）。
22岁时的邓安庆
毕业前夕，邓安庆去找工作，与他竞聘的是一群来自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的学生，邓安庆笔试得了第一，面试时，因为学历被刷。丧气固然丧气，但他也只能认清现实。
后来，因为在校期间写作突出，一家广告公司要了他，请他做文案策划，工资600块。兜兜转转好几年，邓安庆去过很多城市，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同时也持续写作。有时纯靠手写，写满一本又一本，小说、散文、杂文、诗歌，几乎所有体裁都尝试过，甚至自己配图，做装帧设计。
2011年，邓安庆来到北京，终于做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图书编辑工作，也很快认识了后来和自己合租长达10年的室友小易。
北漂期间，在出租屋的客厅里，书柜摆满书，再买来花装点生活
在北京，邓安庆前后换过三次住所，两次都在鸟巢和奥林匹克公园附近。住得最长的一处，是一间8m2的杂物间，房租1700元，他住了大概7年。
8m2的杂物间夹在厨房和次卧中间，厨房尽头的冰箱，相当于一个隔断。邓安庆的生活，就在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副桌椅，一个书架之间展开，空间狭促，设施简陋，但却是一个令他觉得安定的容身之所。
杂物间推开门，就是长条形的客厅，在这个公共空间里，堆叠着他的藏书，约莫600册。
搬离北京前清理衣柜
10年间，他换过四份工作，都是编辑。他曾在一个北京互联网大厂做文艺频道的编辑，白日里上班，通勤相当漫长。每天早上，先乘15号线地铁，坐到终点站清华东路西口，出地铁站，步行15分钟，到五道口地铁站，再转13号线到西二旗站，出地铁站后，再坐摆渡车到公司，非常折腾。后来他索性骑自行车，单趟要花一小时，差不多20公里。
夜里下班回家，他很少写作，因为工作已经让他精疲力竭。所以，10年北漂期间，他写下6本书，包括约稿，超过100万字，几乎都在周末和节假日完成。
到了夏天，杂物间没有空调，空气闷热，无法定心创作，他就跑去周边的麦当劳，因为咖啡可以无限续，水可以无限喝，空调可以免费吹，还能用卫生间。生活艰难，但总有应对之策。
我想三十年的生命中，我最常感觉到的是一个场景：我在一个小箱子里，手和脚都缩着，无法伸展开来。上学时，我担心交不起学费，担心被别人同情和嘲笑；上班后，我担心被炒鱿鱼，老是被失业的噩梦惊醒。当我跳出来看自己，我看到的是一个自哀自怜的形象：母爱缺失，总把自己放在一个需要关爱的位置上。因而去屈从，去讨好，生怕人们不爱我。我开着各种玩笑，又留心人们的反应。我想做父母的乖孩子，也想做工作中的好同事。在我的内心中，我压抑着自己。我想过的人生，坦荡而肆意的生命，总是因为我内心的恐惧而止步。
——邓安庆多年前曾在网络火了的《站在三十岁的门槛上》一文段落
工资和稿费、版税带来的收入，加上有储蓄的习惯，邓安庆也不是没有想过在北京安家。总得来说，他很喜欢北京。但租住地周围房价，在十万一平，他完全买不起。
年近40，日益焦虑。他在购房软件上搜索，勉强能承受的房子，都在极远的市郊。有一次，他坐地铁到南五环外看房，出地铁后，扫一辆共享单车，骑行20分钟，到了一处荒凉的小区。中介带着他看了几套50m2左右的小户型，站在略微显得有些袖珍的卧室往外看，北京环线上，车流汹涌。
邓安庆内心忽然翻腾，如果要承受几百万的房价，住在如此狭小的房间，每日如此漫长的通勤时间，这意味着，没有任何生活质量可言。
邓安庆不想再租房住。“要有个自己的家”，这个念头，在他决定要回到二线城市生活后，变得分外强烈，且可触及。
有两个选择跳进邓安庆的脑海，一个是天津，一个是苏州（目前均已成为一线城市），两个城市一个离北京近，一个离上海近，方便在大城市上班，但房价低了不少，都在他能承受的范围内。
苏州家中阳台的多肉
他在天津生活过一个多月，并在那里写完了自己的新书《永隔一江水》，对天津印象颇好；而苏州，他曾在此生活过近3年。
那时，他在苏南高新区某个工业城的一家木材厂做文案工作。工业城周遭十分荒芜，马路上来来往往都是运货的大卡车，夜里8点，就没有公交通行，只能看到群山隐隐。
白天，他在“空中办”办公，底下就是密密麻麻的流水线，机油和白乳胶的气味在空气中浮荡。后来，他还写过一个“工业城”系列，记录当时的见闻。
在南京先锋书店做新书巡回演讲
因为新书《永隔一江水》出版，邓安庆在巡回宣传活动中，去到了南京先锋书店，一位读者朋友联系了他，和他说，“你既然已经到南京了，做完活动来苏州看看吧。毕竟你离开这里这么多年，故地重游一番嘛。”
邓安庆应约回到了苏州，与这位读者会面，又见了一些在苏州的朋友，他聊起自己买房的打算，大家都盛情邀他来苏州定居，第二天，朋友开车带他在苏州城里转了转，新建的几个楼盘，房价不算贵得离谱，邓安庆能承受得起，他“忍不住动心了”。
另一方面，重回苏州的这一趟，看到南方城市冬日里仍旧绿意盎然，不似北地一片荒凉，他觉得自己还是更钟意南方山水。
决定来苏州安家后，邓安庆立马开始行动。第一步要解决落户的问题，按苏州人才引进政策，本科学历，45周岁以下，即可落户，一旦落户，便能在除园区之外的地方购置房产。邓安庆联系自己原户籍所在地的机构，申请迁出，最终成功落户苏州，只花了一个月时间。
很快，他就从北京动身，去往苏州看房。他的要求有三点：要离火车站近，方便未来去上海上班；要是现代的小区，物业完备，生活便捷，产权清晰；房价不能太高，因为自己手上的钱不是很多；最后，是不想装修，最好能直接入住，原有户主的装修风格不要太老土。
按这些要求，邓安庆只花了一天时间，就相中了一套房子。房子总面积近100m2，其中9.2m2朝南半弧形的大阳台，已然比自己曾经在北京住过的杂物间大。
为了办手续，邓安庆前前后后跑了几次苏州，耗时五个月，最终拿到房本。
辞别室友的夜晚，几个北漂一道喝了很多酒，在人生的岔路口，他们互相道声别。离开北京的那天，一起住了10年的室友小易，坚持送邓安庆去火车站，他们坐上15号线地铁，又换5号线，再换14号线，一路没有说什么话。
邓安庆看到北京地铁上，总是那么多人，他们在这里上学、工作、恋爱、结婚、离婚，在某一时间点，彼此遇上，错身而过抑或产生情缘，但邓安庆要离开了，“我也曾是他们中的一员，现在，我要脱离他们的行列了。”
住进新家的邓安庆，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喜悦与笃定感，像在大海中漂流了很多年后，终于找到自己的一座宝岛。他兴致勃勃地布置新家，客厅要铺上一块地毯，书房的落地灯要买带小桌子的，组装一组小书柜，放自己的藏书……
每天早上睁开眼，阳光从窗帘照进来，他心中总会涌起一个激动的想法：“我是在自己的家哎！”
在苏州，邓安庆喜欢去皮市街买花。入住新家不久后，曾经的室友小易，寄来一大一小翡翠绿色的玻璃花瓶。邓安庆将买来的百合和向日葵，细心修剪了花枝，小心翼翼插进去。
一夜，他去客厅接水，隐隐有花香飘来，原来是百合开了，他在自己的公众号里写道，“薄薄的夜色中，洁白的一大朵，让人发怔了许久。”
因为安家的缘故，邓安庆陆陆续续收到各地朋友寄来的贺礼，尤其是植物，龟背竹、文心兰、蝴蝶兰，还有一箱佛手。
在北京时，虽然长时间住8m2的杂物间，要踩一个多小时自行车通勤，经历过各种不顺，但邓安庆觉得在北京“也没有那么漂”。因为最好的朋友，就在他身边。他们会像亲人一样，分担彼此的喜怒哀愁，一起看书、散步、聊天。
青年写作者的小圈子，有些同龄人早已结了婚、买了房，一些更年轻的95后，自由写作，虽然租房子住，但因为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并不觉得生活有多糟糕。
邓安庆决定离开北京，一定要买下自己的房子，其实也和他所体验到的“被剥夺感”有关。
他出身乡村，一路上谋生活，并没有得到来自家里的帮衬，全靠自己的双手。而这些年，每当他出书，或者生活稍微改善一点，家中突如其来的变故，总将他的积蓄耗尽，“等到下一次，又攒起一点钱，家里又一次出事。”在如此的循环中，他不再奢望能在外安家。
待生活终于平稳了一些，他才决定买房，真说起来，比同龄人要迟太久。“我觉得自己起点太低了，一路上都踩不准点儿，都是要费很多劲，才能完成别人轻易就能得到的。”
邓安庆认为，他们这一波人，从乡村考大学来到城市，然后留在城市工作、定居、结婚，这样的生活里，有深深的“割裂感”，因为他们在乡土与城市之间，都有距离。
“现在已经无法回去乡村了，因为我们想要的那种乡村生活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们与乡村是有距离的；在城市里，我们得靠自己打拼，要留下来也很艰难，是没有根的，所以我们和城市也有距离。”
但对他而言，这种距离也是“柔软”的。因为在家乡，有我们的父母和亲人，有血脉和情感的连接；在城市，则有我们的朋友、恋人、同事，有情感的的寄托和安放。
说起这种“割裂感”，在邓安庆回乡时，会更明显。邓安庆写作十几年，统共出了7本书，很多文字，爸爸妈妈是主人公，但爸爸妈妈是半文盲，无法阅读他的文字，整个家族中，只有一位亲戚读过他的书，会在读完之后，和他讨论讨论。
所以即使安家，他还是希望可以在大城市附近。大城市能提供更高的薪资，更便利的交通，更好的生活设施，也许最重要的，是满足他精神上的需求。
北京留不下来，总有应对之策。他离开北京，选择在苏州安家，甚至还刺激了几个北漂的朋友，也打算南下到苏州生活，他将自己的经验，一一分享给朋友。
说起人生的焦虑，邓安庆心态平静，也许是在38岁时，才拥有自己的房子，他格外珍惜眼前的一切。而他的同龄人，有的结婚了，有的离婚了，有的二婚了，有的二次离婚了，包括孩子的教育问题，人生下一步该怎么走？整个社会的焦虑，在他看来，“主要是我们这一波80后在焦虑”。
但邓安庆仍旧兴致勃勃地生活，比如对婚姻这件事，他并不强求。如果有缘人出现，那很好，如果没有，就独自经营好自己的日子。
未来，房子慢慢还贷，照顾好父母，继续书写他所体验到的时代，日子平顺地过下去，就可以了。
题图来源于微博，摄影师@schumi米克尔
